主题：【原创】聊聊deepseek的“政治正确”-DS眼中的人口与计划生育 -- 起于青萍之末

数据说明

补充说明

数据来源差异：

1949-1950年：缺乏官方统计，数据基于学术模型重建（如《印度人口历史研究》）。

1951年后：基于印度人口普查报告及联合国补足。

1960年至今：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与印度卫生部报告相结合。

政策与事件影响：

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非强制性）降低生育率，但效果有限。

1990年代：经济改革加速城市化，间接影响生育率下降。

2000年后：女性教育普及和避孕措施推广进一步减缓增长率。

数据争议：

印度部分邦的生育率差异巨大（如喀拉拉邦与北方邦），全国平均值可能掩盖地区不平衡。

早期数据误从中国人口数据的增长，我们发现，从1949年开始到1980年，除了1959-1861年的三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绝大部分时间保持20‰左右，而到1980年以后陡降至10‰左右，产生这个降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差范围可能达±1‰。

如需详细数据来源或区域对比，可进一步提供参考文献或拆分指标（如出生率/死亡率）。

“结论：

1980年后人口增速骤降的主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但政策效果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离不开经济转型和观念变革的“软着陆”配合。两者叠加使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增长模式转型"。还给出了四点具体解释：

**一、政策强制干预：计划生育成为分水岭**

**二、社会经济变革加速生育意愿下降**

**三、对比验证：政策与社会因素的贡献比例**

**四、争议与反思**

请反思结论是否正确？因为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全面施行，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请进一步列出1962年到1982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年度数据，明确一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陡降的拐点年份是哪一年？

以下是1962年至1982年中国大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年度数据及分析拐点的说明：

──────────────────────────────────────────────────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1982）**

。。。。。。。。。。{具体数据省略）

**数据观察与分析**

1. **明确拐点年份**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主要陡降阶段发生在1971-1976年，而非1980年计划生育全面执行后：

•1962-1970年：维持在20‰以上（25‰-33‰的高位）；

•1971-1976年：从23.3‰ 连续五年下降至12.7‰（累计降幅达54%）；

•1977-1980年：维持在11‰-12‰低位；

•1981-1982年：短暂回升至14‰-15‰（与新婚姻法允许早婚导致的生育堆积有关）。

真正的“断崖式下降”拐点是1973年（从1972年22.2‰降至1973年20.9‰，此后加速下滑）。

──────────────────────────────────────────────────

**2. 修正结论：下降主因的阶段性差异**

原回答需修正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70年代前期已开始骤降，198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关键因素如下：

（1）**1970年代计划生育的早期政策（晚稀少）**

•政策启动时间：197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将控制人口写入国家计划。

•具体措施（1970-1979）：

•提倡“晚、稀、少”：晚婚（初婚年龄农村男25、女23，城市更晚）、生育间隔4年以上、最多两孩；

•避孕工具免费发放、结扎手术普及；

•1978年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政策法律化。

•效果：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5.8降至1979年2.7，对应自然增长率从25.8‰降至11.6‰。

（2）**社会经济发展（1970年代-1980年代）**

•工业化和教育普及：1970年代农村基础教育普及（1977年恢复高考），女性文盲率大幅下降；

•女性就业率提高：1978年改革前，国有/集体企业已雇佣40%以上城镇女性；

•低生育观念的萌芽：1970年代末上海等大城市总和生育率率先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

（3）**1980年后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化锁定”**

•虽然1980年政策仅被定为“提倡”（实际执行中存在暴力强制），但通过“一票否决制”和“社会抚养费”极大强化约束，使自然增长率长期维持低位（1980年后稳定在11‰-15‰，低于1970年代的20‰）。

──────────────────────────────────────────────── 争议点解释**

•为何数据未在1980年继续暴跌？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初期存在执行滞后（农村阻力大），且1981年修改《婚姻法》（降低婚龄至男22、女20）导致短期生育反弹（如1982年自然回升至15.7‰）。但从长期趋势看，1980年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未再超过17‰，显著低于1970年前的水平。

──────────────────────────────────────────────────

**结论修正**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陡降拐点是1973年（增长率首次跌破20‰），其主因是1970年代计划生育（晚稀少政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共同作用。而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意义是防止生育率反弹，而非直接引发断崖式下降。这一澄清表明，人口控制的核心过程早于通常认知的“1980年分水岭”，体现了政策与社会的渐进协同作用。

“一胎化”政策的意义和必要性，本质是在非完美选项中的历史性抉择

印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了吗？

印度尚未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义务教育的普及，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家陈达教授于1934年根据17个地区的材料估计，死亡率为33‰，就是1950年代刚解放的时候，全国死亡率都要高于三年时期最高的1960年。

　　18世纪欧洲处于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力虽有较快发展，但人们的平均寿命提高得并不多。这是由于传染病的蔓延以及劳动人民受到的残酷剥削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到了20世纪40年代，免疫学的发展和磺胺药、青霉素等抗菌药物的问世使细菌性流行性疾病基本上得到控制，人类的平均寿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也可以说明科学进步与发明对提高人类寿命的巨大作用。过去，有些急慢性传染病威胁着广大儿童和青年的生命。近年来科学长足进步，不断发明并推广特效药物，祛病有术，人类的平均寿命理所当然显著地延长了。

　　由于各国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卫生条件的不同，各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各不相同。

　　据文献记载，1977年全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为59岁。

　　其中不发达国家如非洲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而工业发达国家平均寿命则在70岁以上。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平均寿命男性超过70岁、女性超过75岁的国家已有七个，都是工业发达国家。

　　当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较长的国家是瑞典、日本、荷兰、挪威、冰岛等国。1975年日本人口平均寿命，男性为71岁，女性为76. 95岁。

　　1977年一些国家人口平均寿命见表2。

　　解放前，据我国部分地区统计，农民平均寿命是34.8岁，1929至1931年有人调查过某村居民的平均寿命，男性为35岁，女性为34.63岁。

　　内蒙古1939年至1940年间平均年龄仅19.6岁。

　　1935年南京市居民平均寿命，男性为39．8岁女性为38.22岁。

　　1944年四川某农村平均寿命为21.56岁。

　　1950年，福州市全市人口平均寿命为52.1 岁，1960年为67岁，1973年则增加到70岁。

　　从福建省1975年的调查资科来看，福州市平均寿命男性为69. 01岁，女性为73. 49岁。

　　中央卫生部1978年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比解放前延长近一倍，男性达66. 95岁，女性达69. 55岁。

　　而根据198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统计学术会议的资料，我国多数地区人口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据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190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24岁，195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41岁，与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1950-1955年中国人均寿命44岁相接近。

　　据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1950-1965年中国人均寿命44.6岁-44.0岁，15年人均寿命负增长0.6岁。

　　1640-2011年北京人均期望寿命

　　1640-1739 27.2 *1

　　1740-1839 33.6 *1

　　1840-1899 34.7 *1

　　1929-1933 40.9 *1

　　1949 52.1 *2

　　1990 72.86 *3

　　2000 76.1 *3

　　2011 80.8

　　*1李中清等 马尔萨斯模式与中国的现实

　　*2 新中国成立60 年北京市发展成就

　　*3 中国统计年鉴-2011

　　北京人均期望寿命1740-1899年，159年提高1岁，1899-1949年，51年提高了～17岁，这主要是国民时期公众卫生体系的建立，

　　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世界人均57岁。

　　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从比1949年世界平均人均寿命少活12年，提高到1976年比世界平均多活8年。

　　　7月26日，北京市政府联合市卫计委发布《北京市2016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又称“健康白皮书”），2016年北京市户籍居民预期寿命达到82.03岁，高于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80.8岁。

　　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透露，2015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10年的74.83岁提高1.51岁。分性别看，男性为73.64岁，比2010年提高1.26岁；女性为79.43岁，比2010年提高2.06岁，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规律相一致。两相比较，北京户籍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国水平5.69岁。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可以选择几个节点来看。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民国时期是35岁，1949年是37岁，1957年是57岁，1981年是67.77岁，1997年是71岁，2000年是71.4岁，2005年是73岁，2010年是74.83，2015年是76.34岁。

日本的人均寿命数据　　

1880年，37岁， 　　1890年，38.5， 　　

1920年，42.5岁，

　　1947年，52岁， 　　

1977年，75岁， 　　1990年，79岁， 　　

2006年，82岁。 　　2015年，84岁。　　

在这里说一下日本的1947年，这是抗战结束后日本还处在困难时期。

我国的人均寿命数据　　

1949年，35岁，　　

1957年，57岁，　　

1960年，60岁，　　

1963年，61岁，　　

1973年-1975年，64.9岁，男63.62岁，女66.32岁　　

1975年，男67，女69。　　

1976年，65岁，　　

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进行压缩。会上，毛泽东总结前期工作的教训，再次认为要把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他说：

开那么多小组会，今天开了一天会，不是权力集中在我们这里？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经常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这里除了（讲）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中央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就是邓小平同志。所以就要这样干，不这样不行的。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泽东又对邓小平本人说：

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李富春在莫斯科郊外“指挥”谈判

https://book.qq.com/book-read/26244135/21

在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听说李富春来了，纷纷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李富春接见他们。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思想混乱，中国留学生极想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

李富春与学生们的会见是在一座大礼堂里进行的。他向学生们介绍了祖国顺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介绍了苏联在“一五”期间对中国的巨大经济援助，这次我们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斯大林功过是非的看法，以及我们党历来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

最后，李富春希望大家珍惜在苏联学习的大好机会，埋头认真学习，掌握本领，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李富春的讲话，针对性强，观点明确，亲切诚恳，感人肺腑，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我陪着阿尔希波夫和列宁格勒市的领导坐在礼堂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里，李富春一边讲，我一边给他们翻译。他们后来对李富春说，讲话太精彩了，感谢李富春替他们对学生做了政治思想工作。

七届四中全会前夕，周总理密嘱陈赓大将：你带上手枪坐高岗后面

风溪吹铃

2024-10-14 09:54

广东

摘要

•

帮你速读文章内容

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陈赓把自己的秘书叫过来，一脸严肃地说：“去把我的那把手枪拿过来。”

任秘书不清楚出了啥事儿，不过他觉得事情可能挺严重的。为啥呢？因为自从陈赓首长把手枪交给他保管之后，很长时间都没再碰过枪了。

陈赓拿到手枪之后，熟练地拉动了一下枪栓，满意地微微点头，说道：“你把手枪保养得挺好的。再给我拿20发子弹来。”

陈赓先把子弹推上膛，接着就跟宋任穷一块儿走到院子里。到了院子，抬手就朝着屋顶的烟囱瞄准。那时候，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就在旁边呢。陈赓对儿子说了句：“小建你瞧。”说完就扣动扳机，烟囱上的一块砖“啪”的一下就裂了。然后，陈赓把手枪往兜里一放，就和宋任穷走出院子，去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去了。

这次会议一结束，陈赓的样子明显放松多了，又有了以前那种潇洒幽默的派头。陈赓把任秘书叫过来，将枪和子弹都给了他。任秘书没敢多问，数了数子弹，不多不少正好19颗，枪膛里也是干干净净的。

好长一段时间，任秘书都不清楚陈赓首长拿着那把枪干啥去了，也不明白一向风趣的首长为啥当时那么严肃。后来他才晓得，陈赓首长那天是去中南海参加批判高岗的会呢。会上陈赓发了言，并且啊，周总理还专门安排，让陈赓坐在高岗后面，免得高岗在会场有啥不理智的行为。

1954年2月6日到10日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来参加会议的一共是52人。这次会议有个重要的事儿，就是批判高岗搞分裂的行为。那时候毛主席正在休假，就没参加这个会。在周总理精心安排、妥善考虑下，这个会顺利开完了，还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没出啥岔子。

《陈赓传》里有记载，1953年的时候，高岗到处活动。那会儿陈赓正在大连出差呢，高岗特意跑来看他，还找他谈话。高岗晓得陈赓在工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想借着这个拉拢陈赓，让陈赓站到自己这边来。

陈赓在1922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了。他很敏锐，察觉到高岗违背了组织纪律。等高岗一走，他马上就给周总理打电话，把高岗那些不正常的举动报告给了总理。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揭露了高岗拉拢陈赓这件事，周总理立刻站出来说道：“第一个向我告发高岗有野心的人就是陈赓……”周总理还把陈赓汇报的大致情形讲给大家听。《陈赓传》里有记载：“薄一波和陈赓马上就消除了误会，这两位老战友的关系变得更融洽了。”

七届四中全会开完了，少奇同志对陈赓的表现相当满意，还夸他道：“你们可别瞧陈赓平常爱开玩笑，他的组织纪律性可强得很呢！”

陈赓党性强，纪律性好。周总理长期领导陈赓的工作，很了解这一点，所以才把这么机密且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去做。

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老衲 · 2011-03-13 · 来源：飞扬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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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极度敬佩的，尤其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号召党内利用“和平时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号召。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却掉以轻心，并产生了轻率的行为。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即召开国务院会议，并号召有关部门修改1956年的年度计划。五六天内，就重新制定出了各种计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为“高速”的一次。

对国务院有关计划部门，刘少奇曾经批评过“一年计划、计划一年”的行为，而这次的修改计划的速度和过程，则创造了人类“奇迹”。而且，各部门和地方，还在不断的加码。这一下，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慌了手脚。薄一波在他的回忆中描述，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限制和修正这种“冒进”的计划。但是，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国务院在修改计划时，除了盲目之外，更主要的是缺乏必要的综合测算。即对国内资金和物资供应基础，没有进行总的规划。还有一点，即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号召修改计划时的“一哄而起”的官僚主义作风。

正是在没有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的规划，而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计划的修改工作出现了无法更正的混乱。最后，只好来个“剃平头”的做法。即不分是否该消减，统一的按照比例进行消减。直到半年后，国务院终于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规划，修改计划的“闹剧”才被遏止。

试想一下，如果国务院准备修改计划时，首先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规划，并且，象毛泽东一样，主要领导分别召集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研讨，会是什么结果？一哄而起后，再召集各部门、地方商讨“消减”，其处于被动、尤其是造成“剃平头”的结果，是必然的。

这个责任，完全是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责任。但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显然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在出现问题后，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当代有关人士的回忆中，仍然坚持把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做法，而正是从这些回忆中，使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提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建设方针，国务院有关领导则补充了一句“有多少物资”进行完善。问题是，国务院的责任，不仅是在文字上做工作，更主要的是必须有个实际的方案。国家的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是多少？即国民经济建设的力量到底“有多少钱”？又有“多少物资”？这是在制定和修改计划前必须给出的估算。不然，只能导致各部门和各地制定计划工作的混乱。而这个估算，直到计划工作混乱不堪时，才再近半年后出台。

“多、快、好、省”的方针中，国务院主要领导也在文字上给予了“补充”，但是，如何“好”？又如何“省”？依然没有丝毫的措施。

因此，实际工作中，出现“冒进”甚至混乱，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反冒进”的做法，显然是在把这些本质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基础上、针对毛泽东进行的。陈云在当代的有关回忆中，确切的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是“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

周恩来在1956年1月，开始大张旗鼓的“反冒进”，而且，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号召。

从1956年1月，到1956年底，是“反冒进”最激烈的时期。1月开始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计划修改工作的。到5月，国务院终于给出了国家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测算，才使得对计划工作的“反冒进”告一段落。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各地方实际工作中的“冒进”现象上，即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现象。

因为国务院主要领导仍然不从自身的责任考虑问题，所以，也不会吸取修改计划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教训，而进行实际方案的制定。因此，“反冒进”的力度，主要体现在政治批评和文字工夫上，而并不能做到以制度或条例的形式进行切实的工作。

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了许多年，在“大跃进”时期尤烈。即一旦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什么决议并开始执行时，负责贯彻的国务院以及具体业务部门，都呈现出同一的状态：对战略决议下的具体制度建设不做，而只进行盲目的号召。而国务院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战略方针确定后，在具体推动和实施中进行制度化和条例化建设。

而且，还有一个同一的状态：即最终都是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制度和条例的制定工作，而且，对问题的责任，也总是最终引向毛泽东。

刘少奇在“反冒进”热烈之时，再次出面了。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并指示以社论的形式进行“反冒进”，把“反冒进”推向了更高的政治高度。对《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陈云在当代明确指出，社论主题就是“反冒进”，而加上“反对保守主义”的字样，不过是照顾毛泽东的“面子”。

做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刘少奇此时的确应该出面，但是，他应该指示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进行切实的制度思考，在措施上加大力度，而不是把“反冒进”在政治上再提高一步。而刘少奇每次在关键时刻的“出面”，都无一不使高层出现矛盾，并使得被他支持的干部无一例外的受到批评。甚至，使整体工作出现混乱。

在合作化期间，对邓子恢“大砍合作社”（小脚老太太）的支持，也是在关键时刻。而且，如同支持“反冒进”一样，只注重了某种倾向，而不考虑具体措施的完善：邓子恢在合作化中的缺陷，就是工作方法和作风的问题；政策宣传严重缺乏，针对问题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具体工作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陈毅元帅在当时就提出过一针见血的批评：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等问题成堆了，又手忙脚乱起来。

刘少奇显然没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邓子恢受到了“小脚女人”的批评，并被搁置起来。显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更没有在邓子恢的问题上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接到社论的样稿后，批示道：不看了。毛泽东的不满是明显的，刘少奇等人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也十分明了毛泽东的不满，但是，还是强行发表了。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当代指出，刘少奇当时应该就“反冒进”等问题与毛泽东等人沟通一下，起个“缓和”的作用，而刘少奇当时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刘少奇却在中央高层起了好的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屡次召集各地方、各部门调研探讨后，刘少奇在1956年初率先召集中央各部门听取汇报，对各项工作进行研讨。毛泽东回京后听说了刘少奇做法，大加赞赏，并随之也召集了更多的部门进行研讨。就在国务院为修改计划手忙脚乱、从而“反冒进”甚烈之时，毛泽东却利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调研探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干预国务院的具体工作，而是从这些汇报和调研中，思考整个经济的发展走向和战略安排。

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率先在工作方法上做出了表率。尽管刘少奇经过调研和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种工作方法却足以让国务院的有关领导进行仿效。而此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从行为上恰好跟毛泽东相反：即毛泽东更象一个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而国务院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领导，却更象领袖。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研讨工作，而国务院却多次召集大会、用舆论和政治批评来改变修订计划的混乱现象。

刘少奇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以及适当的发展速度，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听取了大量的汇报，却并不能就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什么总结，对阶段性的工作，显然也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因此，当中共“八大”召开时，负责起草总体工作报告的刘少奇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撰写这个报告。毛泽东经过调研，总结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维和决策，刘少奇如获至宝，才让秘书组写出了“八大”的政治报告。

当代有个人撰文指出：毛泽东是看到刘少奇召集各部门调研，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才召集34个部委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各部委领导的观点。而且，还描写了毛泽东如何的“疲劳”表现。问题是，除了毛泽东，任何一个人，就是每天不停的调研，也不可能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维来。

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共高层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权力格局下，统一表现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英明的，也是及时的抓住了国内的总体形势，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这个关键的权力层的表现，却总是缺乏两端。既缺乏整体的战略思维，而对具体的贯彻，更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就是说，有效的权力格局应该是：毛泽东的总体战略思维，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对各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归责，就是针对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个关键的权力层面的。这个权力层面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而且，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表现为：毛泽东发出战略号召后，便随后也高昂的号召和推动，而战略思维细化为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工作却放弃了。因此，建国后到“文革”前，总是表现为，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出面亲自领导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工作，而后才走向正规。

邓子恢具体负责合作化领导工作后，就是这样的表现。毛泽东和中央开会决策，邓子恢再开会传达。具体该怎么做，对基层工作的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节，几乎不存在。而毛泽东三令五申的指出：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取信于民，要尽快制定出合作社的有关章程。但是，邓子恢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出现问题后不是改变工作方法，而是直接把责任和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合作化。所以，当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具体工作时，在排除了邓子恢的干扰后，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整肃干部的工作作风，在短期内，就成功的完成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的邓子恢阶段和毛泽东阶段的两个阶段的对比，反差是强烈的。从建国后一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的1962年，这个期间，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爱护和宽宥，几乎近于纵容。这跟毛泽东对干部工作经验的认定有着极大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把干部的缺乏经验当作工作失误的首要原因。“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便放弃了这种宽纵：十五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干部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再是首要原因了。

正当刘少奇把“反冒进”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时，周恩来的态度开始转变。这个转变主要基于1957年“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周恩来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转变：第一，从原来的批评1956年的经济工作“冒进”，转变为颂扬1956年经济工作是“跃进”；第二，“反冒进”的力度基本不存在了（1956年，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比比皆是，而1957年、尤其是“反右运动”后，则很少再看到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

按照周恩来自己的说法，即从“反右运动”开始，周已经意识到热火朝天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并且，开始把“冒进”这个词语改成“跃进”。

1957年10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工业的发展目标时，也提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目标：在钢铁、煤炭等四项工业物资生产上，十五年超过英国。同时，电话通知国内不要再“反冒进”了。

周恩来在工作上的失误，导致自己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所谓“冒进”，即国家经济建设年终盘店时没有物资和资金的“结余”、而出现“赤字”，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国务院的制度建设不到位致使地方经济建设出现“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周恩来的失误就是在消除这种错误的倾向时，主要运用了高昂的政治批评手段，而且有直接针对毛泽东的倾向（“提前实现工业化”），却缺乏利用制度和措施的方法进行切实的限制和纠正。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没有一个人去思考制定限制和纠正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的批评也体现了这个意思。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批评“反冒进”“泻了全国人民的气”、给右派攻击中共提供了依据。第二，对具体工作中的一些纠正做法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对具体工作的纠正，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不该搞什么“反冒进”、形成一股风气。第三，毛泽东指出，希望今后的工作方法改变一下。

“订几条措施就可以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改计划发生的“冒进”，完全是国务院自己造成的。修改之初，不给出国家物资和资金的供应限额，也不给出各部门、各地区的供应比例关系，高昂的引导人们盲目修改计划，不出现混乱就奇怪了。直到五个月后才给出国家供应能力等数字的测算，不能说是一种故意，但至少制订和修改计划必须先给出供应能力和比例关系的测算，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连毛泽东都明确指出“制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国务院（包括刘少奇）就是不做，而且，就是要在政治上做文章。

有学者指出，从1955年到1962年这个期间，实质上是毛泽东的经济战略（或经济路线）与另一条经济路线相争执的阶段，而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后，以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全面胜利而告终。

另一条经济路线，即“稳妥”的经济路线，其实质就是每年的国家投资要有“结余”，象1955年那样，资金结余、物资结余，这样就稳妥。而一旦国家建设的速度快了一些、出现财政赤字，就被“稳妥经济”者们批评为“冒进”。1956年的经济建设被国务院认为是“冒进”，就在于1956年出现的是2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非“结余”。1956年能出现那样的经济建设成就，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与“稳妥派”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是要打破这种“稳妥”。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正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稳妥”的经济路线，只能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突破这个“稳定”、出现适当的财政赤字（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冒一点”），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迅速的。1956年的经济增长就是1955年的增长的两倍还要多。经过“反冒进”，1957年的经济增长，也不足1956年的二分之一了。这也是“右派”指责的“1956年冒了，1957年又退了”“中共不能领导经济”的依据。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可以概括为“阶段论”和“辨证平衡论”。“阶段论”，即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阶段性的，极端落后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快速，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相应的稳缓下来。“辨证平衡论”，即“打破机械的平衡测算”，也就是突破平衡，再到平衡，再突破平衡……周而复始。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恰好与“稳妥派”的观点相反，“稳妥派”指责“突破平衡”就是“冒进”，没有“结余”，就是“左倾”，而对“阶段论”，则不是不承认、就是根本不懂。因此，当1955年出现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结余”后，他们不会从国内的建设需要出发采取解决办法，而是以长期出口和减少生产来解决“结余”的问题。这种“稳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危害是致命的。也因此，邓小平执政后，多次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也是针对这些“稳妥派”的。

至于之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否是毛泽东的经济路线造成的，在当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各有道理、难分轩轾。其实，如果用“建国后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研究那时发生的问题，一切疑问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对哪个《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毛泽东深恶痛绝。在大会上，毛泽东拿着刊登着那篇社论的报纸，捡其要旨，逐句批判。但却没有批评刘少奇，而是绕开了刘少奇直接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等国务院的主要领导。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是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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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易虹

2016年07月25日10:2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在中共历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纠纷和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袭之术，概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

康生的发迹，与他的三次政治投机密不可分。

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机是追随李立三。1898年，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在当地算是一个书香门第。1917年夏，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1924年7月，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康生当上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总书记，但中央大权实际上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于是，康生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对李的“左”倾表示极度“忠诚”，很快于1930年2月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攻打大城市，“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走俄国由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错误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害。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但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竭力追随、拥护和支持。同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康生便迅速转向。

康生的第二次政治投机是投靠王明。王明1925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副校长米夫赏识，地位日渐提高。王明于1929年回国。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包办整个会议的米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目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前后后，立刻转向有背景有实权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在党内十分孤立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支持。于是，王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4年中，中共中央实权一直掌握在王明手中，康生在此期间爬上中央领导岗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示了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康生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1949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一养就是6年多。直至1955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为“政治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第一书记遭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让康生无法容忍。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委员。让康生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不服气，于是就称“病”闹情绪撂挑子。

1954年高饶事件被揭露之后，康生的“病”根已除，于1956年初复出。但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无疑给他一个沉重打击。但为了东山再起，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康生的第三次政治投机，就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八大后两个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工作，目的在于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位置。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提法。1959年12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1960年1月，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

1962年，康生制造“《刘志丹》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进一步巩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

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各个领导机关，指摘“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他提出原有的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与此相连，康生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康生一手制造的。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中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

(责编：常雪梅、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