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给黄旭华同志送行的方式 -- 达萨

1958年刘少奇等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趁着民众还穷困的时候就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次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格外加重了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后一次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右派抹黑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要凭借，猪队友坑自己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59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了猪队友的可怕之处，说有些猪队友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要回头的：“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王任重日记摘抄：《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辑：《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在1958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被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组成的共产风团队，以野蛮组织手段推广到了全国。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一部分，也不是对这个路线的执行，而是刘少奇等人灵机一动想要进行趁着民众还很贫穷的时候，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等人选定的穷过渡试点单位，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南嵖岈山、河北徐水县与山东范县三地，在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组织了全国数十万干部进行实地参观，同时邓小平还命令报章宣传跟上去，而安子文又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发明了“霸王工作法”保证其执行力度，很短时期内就把这些蛮干措施快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决策和执行链条，去梳理1958年两件大事：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动同时有很多高官追捧的“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内推向全国。为阅读简明，全文分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约13000字简述穷过渡的决策、推广以及对其进行分析认识的过程，有关“穷过渡”的相关文献来源摘录，作为附录约37000字，放在文后，以备参考。

　　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

　　1、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去广州的列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和邓力群等人吹牛皮，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口头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通过地委秘书长赵光(当时在嵖岈山蹲点)，选定嵖岈山作为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注一】

　　2、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工作期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舒同布置，山东要准备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经过省地县各级官员的集体智慧结晶之后，最后选定范县试点两年建成共产主义。谭震林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农业会议，把范县树为模范，还说要组织十万人去现场参观。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人去范县了解情况，陈当面向县委第一书记提出这个试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注二】

　　3、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随后，中央部门、省地均派人响应此一试点，组成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预备在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注三】

　　4、刘少奇通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徐水县选定寺各庄公社，试点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分开居住方式。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率领学生几十人，去寺各庄设计分居房屋。吴冷西在河南新乡农村调查也发现，有此种分开居住、礼拜六才一家人团聚的试点，当地干部还说是依据刘少奇在全国妇联的讲话而实施的。【注四】

　　5、据访问马宾得知，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和土高炉的方法，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因为反对这个，结果“1959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历史性的7000人大会上，中央检查总结了‘大跃进’。中央同志找我谈话，‘撤消一切处分，官复原职’，先来北戴河疗养，后去鞍钢工作。”【马宾：《纪念毛泽东——马宾主要思想汇编》电子书;老田按：目前具体说到土高炉和后院炼钢发明权在邓小平，只有此一孤证，不过，此种想当然的技术战略选择，在非毛化时期竟然被遮蔽得极为彻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够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只是简单地把这个癫狂性的举措记在大跃进的账户下，这从反面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了。】

“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

　　宣传方面的“海吹工作法”，组织部门采取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原因。“霸王工作法”通过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惩办方式，在官场中间最大化了执行力，对快速推广穷过渡的各种野蛮瞎指挥做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吴冷西负责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邓小平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宣传思路，违背毛泽东（多次要求吴冷西，管不了邓小平）“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预先嘱咐，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从属于共产主义试点的推广过程，宣称高速度就是大跃进的灵魂，甚至在报上排各地的进度表，造成你追我赶的浮夸浪潮，为共产风和浮夸风推波助澜。【注五】

　　7、胡绳在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宣传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做法：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等。这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的主要内涵，由此带来全国农村根本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但其在全国推广，都没有经过正式的中央决策程序，而是直接借助宣传热炒推开的，然后配合极其强硬的组织手段去保证的——谁要是敢说个不字立马就撤职。【(1958年)7月16日统计，全县已建集体食堂1777个，有285000人在食堂就餐，占全县总人口的80%。《徐水县志》P832】

　　8、在为徐水穷过渡试点做宣传的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间，概括性地提出了穷过渡试点的主要内容——“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三化”是很多干部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但延安时期也仅仅在机关、部队和学校中间实行，并没有在农村农民中间推广这些，而且这“三化”绝非“劳动人民”提出的，而是出自共产主义试点的官员们的设计，然后假冒群众之名来宣传。

　　【老田按：逄先知、金冲及署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说，(1958年)“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P828)对于这个说法，该书没有提供文献来源说明。查阅《徐水县志》“组织军事化”是8月13日才实施的(8月13日，全县实现军事化，共建成93个团，417个营，1409个连。县志P832)，毛泽东视察徐水时还没有“组织军事化”等做法，当然也就无从肯定了。经查证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与徐水相关领导谈话时肯定的是“民兵”组织。也就是说：在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大同书》6日抵达徐水组织共产主义试点之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提法和做法，“三化”本身是（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中心内容。】

　　9、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个试点，通过这种方式对尚无成功经验的“穷过渡试点”的各种做法进行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在1958年3-10月份参观人数高达32万人，嵖岈山试点6-11月参观人数18万人，范县试点谭震林预先预备组织10多万人去参观最后没有完全兑现，10月份之后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也高达三万人。【注六】

　　10、安子文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授权进行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的最重要拐杖。1958年9月，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很多蛮干做法。例如1958年带来农村生活根本性变化的“吃食堂”，就查不到任何正式的中央下发文件，也查不到相关的中央正式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从没有成熟经验的所谓共产主义试点中间，强行推广的。【注七】

　　11、安子文等人推行的“霸王工作法”有着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最大化了那些支持穷过渡的“共产风团队”无视下级的反对，得以最大化其执行力，另一方面，在受到野蛮惩处的大多数下级那里积累起巨大的官场怨气。刘少奇作为穷过渡的发明者，还有高层的积极追随者以及省一级的积极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的成员集合，识别这个共产风团队在共产党历史中间的地位和表现，是理解党史中间很多大事的关键。据老田2005年访问党向民(离休前是云南省委常委)得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1958年积极推广穷过渡和浮夸风，时任江门地委书记党向民当面提出一点质疑，就被赵紫阳现场免职（这个免职是违犯组织程序的，通常程序任免地委书记需要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霸王工作法”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1958年推行穷过渡时期，谁要是不听话就处分或者撤职;后来穷过渡问题多多，谁要是提意见或者说实话，那就给予严酷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1960年整风整社过程中间的“民主革命补课”期间，都是高层的“共产风团队”借此打击批评意见和说实话的干部。庐山会议之后湖南的周惠等人，因为在穷过渡问题上欠账不少，这激起全省许多县委书记的不和谐声音，结果在庐山会议后借着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整风整社的东风，定为三类“国民党县”30多个，接近一半县委书记要被免职，后来因为王任重去讲话才终止了。穷过渡作为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私活”，反而得到优先的大面积推广，就是经由“共产风团队”此种野蛮的霸王作风来实现的。这种违背组织程序的蛮干和霸王作风，在官场中间激起了对“共产风团队”普遍的怨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地县委书记们要开“出气会”的强烈要求，各地最积极最蛮干的浮夸风省委书记遭遇到“斗地主”一般的控诉，安徽曾希圣是在刘少奇亲自保护下才过关的，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保护下才过关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强调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并批评“霸王”，官场之所以能够流行“霸王工作法”——不管是前期的野蛮推广还是后期打压批评意见——还难于纠正，都是对共产党高层“共产风团队”素质的一次极度深刻的检验，毛泽东甚至还提到中国有可能蜕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一次的讲话就是总结1958-1962年四年的官场表现而言的，这次讲话内容完全不是空洞的工作方法呼吁，而是实际指代很多高官的严重问题。【注八】

　　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

　　12、毛泽东不同意“三面红旗”的说法，说这是“三元论”。1958年他在南宁会议上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0年第1版，302)毛泽东不同意把含义不明晰的“大跃进”与总路线并列，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愿意提到与总路线并列的高度。今天回顾，在正式决策程序中间通过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大跃进更接近于媒体以“海吹工作法”炮制出来的。

　　13、1958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回顾，是在穷过渡业已一哄而起的大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要求各地试办大社的设想，结果这个试办还没有取得进一步经验的情况下，就出台了公社决议，显然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针对的现实就是在穷过渡的引导下，各地成立人民公社，走在前面了，迫切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加以疏导。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注九】

　　14、1958年10月毛泽东除了派遣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徐水调查之外，还特意派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组织人马去徐水调查，并要求快速回报。相关情况汇总到毛那里之后，毛泽东在天津亲自召见徐水县委书记张忠武当面提出批评。随后，又由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徐水整风，张忠武先是代表县委检讨，后于1960年被撤职(邓小平上台后给予平反)。1958年11月份召开的第一次（纠左）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命令不再宣传徐水。也就是说，三个穷过渡试点中间影响最大的试点——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被毛泽东本人亲自介入，强硬地否决掉了。期间，作为徐水试点幕后推手的刘少奇，没有做任何检讨和实际纠偏工作，安子文等人也没有通过组织体系做任何纠偏或者挽回错误的工作。【注十】

　　15、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穷过渡”是彻头彻尾的“私活”，与作为正式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此种私活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问题在于安子文和许多省委书记在尚无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手段，配合宣传和组织参观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推广，结果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等“五风”蔓延，加重了随后的灾难损失。1958年12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刘少奇和彭真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中间，刘少奇和彭真插话，试图把穷过渡写入决议：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彭真：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转引自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第161页；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记录这次对话时，把彭真和刘少奇等人要求向共产主义过渡，凭空改写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同样也没有同意，“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第520页】

16、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1958年的穷过渡试点中间，主要是刘少奇一人的拍脑壳决策，其他人主要责任在于无原则的投机跟风。其中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个人责任最大，他对违背组织程序推动“惩办主义”的方法有着重大个人责任；而在宣传鼓噪过程中，邓小平负有领导责任而吴冷西负有直接责任。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跟风最卖力，范县试点他的个人责任大过刘少奇；嵖岈山试点中间他的积极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书记中间，跟风最紧的有北京的彭真、山东舒同和谭启龙、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广东陶铸和赵紫阳等人，不跟风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没有发现。穷过渡（徐水）试点为负面后果出来之后，大多数“穷过渡”责任人都拒绝参与主动纠偏，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甩开行政链条，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讲话。而且，此种抗拒对共产风蛮干的纠正和批评的思想，在党内高层由此形成了一个宗派性的圈子——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反对对穷过渡的批评和追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群情激奋的批判就是此种宗派性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毛泽东对徐水进行了具体纠左，但避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泽东表达过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就被高岗利用，看起来毛泽东是那种真正“不贰过”的人，特别善于从挫折中间吸取教训，看来是把刘少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权力格局来维护的。由于共产风团队占据着高层要害和省委书记多数，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权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反而为刘少奇等人洗地，说“(各地参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P237)这样的说法中间是把刘少奇和最积极的共产风团队摘出来了，似乎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底下干部无组织搞起来的，没有刘这个发明者和省一级的积极跟随者什么事了，毛还说要拿着团结的旗帜争取“党的团结”。

　　17、今天回顾，“共产风团队”追捧刘少奇的穷过渡试点各种野蛮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不足和认识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对上是顶着毛泽东的系列纠偏努力，对下通过残酷地打击地县委书记们的批评意见，而强行开辟出自身前进道路的。1958年毛泽东系列纠左努力——就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反对穷过渡团队的胡乱作为。1958年除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及其推广的各种蛮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左或者极左表现，毛主席的纠左就是纠那一伙人。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他们凭空捏造一个左倾狂热出来，似乎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头脑坏事，甚至还是来自于毛泽东那里。毛主席所有的纠左，好像不是反对穷过渡试点及其各种蛮干措施，而是对空气纠左。纠左之所以难于奏效，左之所以继续顽强地存在，就在共产风团队拒不响应纠正措施。甚至，毛泽东直接对基层干部喊话的党内通讯，还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传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就拒绝向基层传达毛泽东的信。1959年春天毛泽东罕见地连续向基层干部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各信的内容均为指导具体的纠偏工作，否定共产风团队的胡来。这些纠左的努力，在庐山会议之后被官场多数终止了，转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回顾说：1959年的纠左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又占据了上风。【曾任湖南省委秘书长的秦雨屏回忆：“毛主席给全国的农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提到的有些与省委做法可能有差别或出入，当时我任省委秘书长，周小舟同志跟我说，这封信暂停一下发给农民。”《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18、在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于共产风平调老百姓和基层生产队的财产，毛泽东极端憎恶，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19、除了平调老百姓的财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夸风压力之下，各地下达过大的任务，也是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圣动不动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务翻一番，甚至翻几番，谁要是务实提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当面批评过曾希圣，“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由于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低，加上任务过大导致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结果，安徽淠史杭灌区工程中间果然出现非正常死亡，淠河干渠有一段工程特别艰苦，很多壮劳力死在工地上，当地人把那一段干渠称“望夫河”。湖北红安县的烟宝地水库工地，也在困难时期因病、累、饿死亡69人。(《红安县志》P328)【注十一】

　　20、1959年6月毛泽东带王任重回韶山，私下里与王任重的谈话中间，如实地界定穷过渡是左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引导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去对下级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纠偏——“决策错了，领导者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引自《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80页)1960年王任重等人通过沔阳海通口的整社试点，提出纠正“五风”，毛主席迅速加上长按语批转全国。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讲话中间，也是自己先做检讨并承担责任，身体力行地践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达成新的团结。”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狠批“霸王”，强调民主集中制。

　　1960年11月毛泽东批转湖北省委在沔阳蹲点纠正“五风”经验的手迹，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21、1960年毛泽东的讲话《十年总结》，把穷过渡带来的问题，定性为经验不足，这是为了维护权力分配的现实格局，避免做出此种伤害极大的改变，而做出的洗地说法。毛1959年曾经号召读书(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以此去廓清高官们在过渡问题上的各种想当然，也没有奏效；毛泽东曾经沮丧地说“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22、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间，一是强调毛主席的认识总是最符合实际，针对的事实就是刘少奇等“共产风团队”大搞穷过渡的胡乱作为又不听毛主席纠偏，以此对“共产风团队”有所敲打；二是强调错误是经验不足而付出的学费，这个部分是为了维护刘邓等“共产风团队”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他们解脱责任，这是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大局所在，这就与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那种单纯指责“共产风团队”、被解读为威胁到既定权力格局的鲁莽言论形成了对照。【注十二】

彻底纠正“五风”

此件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原标题为《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中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

何为“五风”？指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

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

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

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

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

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

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10月起，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都在不断努力纠正。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

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个发动运动，自始至终掌握运动的人不负主要责任，反而是执行的人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