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选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组文献

2014年08月20日10:23    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    手机看新闻

制度好不好决定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不好？这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为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是好的，它适合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就永远是个好东西了呢？也不要把它说得那么绝对。现在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了，有了经验，证明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拿到别的国家去是否合适呢？不要认为把这个东西拿到任何国家去都合适。我们党从来没有这个意图，也从来没有把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贩卖”给别的国家，说我们这个制度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牛皮是吹不得的。把一个东西夸张到不恰当的地步，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现在有人说工人委员会就是好，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但是，工人委员会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方法，一种制度的运用。不要把一长制、工人委员会和我们现在所提的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说成绝对好，也不要说成绝对坏，因为这些东西在某一个条件下是好的，在另一个条件下就是不好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强调搞一长制，应该说是好的，因为当时生产管理是极端混乱的，要强调集中，强调统一，强调纪律，在企业管理里强调一长制。如果苏联在那时采用工人委员会，如何建立起秩序呢？在当时，是一长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委员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呢？当然是一长制。所以强调工人委员会任何时候都是好的，绝对好的，是不对的。苏联现在还在运用一长制，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就可以继续采用。总之，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我们坚持八大[5] 上所确定的企业管理制度，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企业管理没有厂长是不行的，但又是集体领导；另一方面是搞工人代表大会。这就是党的作用、群众的作用。

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苏联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是斯大林对应当调整的没有调整，他的错误也就在这里。比如在苏联，国内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是斯大林还强调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了，结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又如在我们国家，革命胜利后不搞肃反斗争就不行，不把反革命的气焰打下去，人民就站不起来。人民站不起来，还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又得到一个教训，当反革命被大量肃清后，如十个指头肃清了九个指头，还剩一个指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适当的调整。所以现在把死刑的决定权交给了最高人民法院，不调整就要犯错误。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发展生产力的。如果和美国比，他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比不上，苏联也比不上；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苏联和所有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快慢，我们大家是看得见的，这一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取得教训，要看哪些是过去合理，现在不合理了，不合理就要纠正，就要补足；哪些是过去合理，现在还是合理的，就要坚持。只要我们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们就可能少犯错误；而有了错误就纠正，不致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局部的错误变成全体的错误，暂时的错误变成长期的错误。

注 释

[4] 这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报告的节录。

[5] 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民主和专政[6]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究竟是资产阶级专政最民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民主？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最民主的。

任何专政的民主都有其局限性，资产阶级有专政也有民主，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不让新闻记者到中国来，迫害进步人士，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他们的民主是根据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的程度而变化的。当这个运动对他们的损害不大时，他们可以宽一点；当这个运动对维持资产阶级统治不利时，他们就少搞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对少数反革命分子的专政，而资产阶级专政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从我们国家来说，前几年我们搞专政多一些，正因为我们依靠了专政，所以才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要充分地考虑发扬民主的问题。在企业里我们搞工人代表大会制，并认真地考虑扩大它的职权问题，如奖励基金，过去是在厂长的权限范围之内，现在考虑是仍旧保留在厂长的手里好，还是交给工人代表大会好？又如现在把死刑的决定权交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再如在思想战线上，唯物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马列主义思想已居于领导地位，我们就提出可以讲唯心主义的东西了。其实唯物主义正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思想不要僵化，即使主张唯心主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也会改变的。争论是有益处的，比如我们现在提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的问题，群众就懂得了两个万岁存在的益处。

由此可见，专政和民主各国是不同的，不看条件，不看变化，而空谈专政和民主，就不对了。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要僵化，要看条件。你那个地方专政的对象不多，再强调专政，那就错了，斯大林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也是同样的，有时民主要多一些，有时集中要多一些，但总的趋势是民主要愈来愈多，否则就要伤害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我们国家里，反革命总是愈搞愈少，专政就减弱，民主就扩大，当然不要忘了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究竟在什么时候扩大民主，扩大多少，就要注意。有时就要强调一下集中。八大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现在企业里确实要向扩大民主的方向走，条件成熟了，我们就采取工人代表大会制。现在考虑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国家机关的职能扩大一点。如何监督？采取什么方法监督？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认真地研究。

总之，我们不要把专政同民主、民主同集中都看得绝对化了。把权威看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把民主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都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最广大人民的一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最有条件，也是最敢于扩大民主的。如果不是不断地扩大民主，那么总的趋势就要发生错误。

现在有些人对我们的民主不满意。的确，要承认我们是有缺点，有些可以扩大的民主，还没有扩大，对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对我们国家一些不好的现象的批评，应该说大多数是健康的，即使意见只有一部分是对的，我们也应该接受。

大民主与小民主的问题。大民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好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不是好东西。说它是好东西，如土改、镇反、禁烟禁毒运动等都是大民主，不搞大民主就不行。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对阶级的。当然，在人民内部对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有时也采用大民主。但是大民主如果发展到像匈牙利事件[7] 那样，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是谁胜谁败的问题了。问题的本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个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匈牙利事件发生，结果谁吃了亏呢？人民吃了亏。大民主是不能提倡的，不能赞扬的。一搞大民主，生产下降了，纪律性破坏了。我们不赞成在人民内部搞大民主，因为它对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利。

党内也有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党内斗争用小民主好，不要用大民主。大民主可以在一个时候马上就收效，但是后患无穷，影响很深远。所谓大民主就是一批人被打倒，另一批人又起来。这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就涣散，就团结不起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这种错误。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当时如果毛主席采用大民主的方法，完全可以保持住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他采用了小民主的方法，这是从整个党的利益着眼，团结了党。那些喜欢搞大民主的人始终没有把革命搞成功。所以不要以为大民主就那么好，小民主就那么不过瘾。如果要过瘾，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个大乱子，到那时再试试看。我们党内的斗争要采取比较适当的方法，不要迷信大民主就那么能够解决问题。大民主，对人民内部来说不是可取的。

注 释

[6] 这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报告的节录。

[7] 匈牙利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月）

一

农具改良有两大优点，第一，普及推广快。譬如一个地方改良了农具，就可以组织农民去参观，他们参观后，就可以马上推广使用。农具只要稍加改良，效率就能提高一二倍，甚至几十倍。改良工具还称不上技术革命，但它是技术革命的萌芽。第二，能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广泛利用群众的智慧。人人可以动脑筋改良工具，而且改良以后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汪戴尔时谈话的节录）

二

农村只靠种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三

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视察辽宁省盖平县[8] 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话的节录）

四

农业要做到粮食、蔬菜、猪肉三自给，要搞好水利、深翻地、施肥、密植和加强田间管理等工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视察辽宁省抚顺市时谈话的节录）

五

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六

云南条件很好，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节录）

七

农民原有的自留地交给公社使用后，自己在生活上也还要有一些机动的余地，使自己增加一些食用的蔬菜。农民的房子要修建得宽大一点，周围多留空地，种些竹子、树木，既美化环境，又能增加收入。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庭院，住起来心情就更加舒畅。可以利用竹子制造一些经济、适用、美观的家具。民居和地方特色小吃，都是文化，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组织群众生活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各级党委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吃穿住和娃娃的教育问题，都应该更好地加强领导。总之，要把农民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视察四川省郫县德元公社和成都郊区金牛公社时谈话的节录）

八

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注 释

[8] 盖平县，旧县名，今辽宁省盖州市。

关于工业问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月）

一

发展工业当然需要一批现代化的工厂企业做骨干，但是中小企业也要发展。概括地说，就是大、中、小结合起来，大机械化和小机械化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乡和合作社搞，这样做比较见效。如化肥厂，可以搞现代化的年产几十万吨的大型企业，县甚至乡可以搞小的化肥厂。到处搞，化学肥料发展速度就可以很快。又譬如小型炼油厂，合作社就能搞，只要投资一万多元就可以搞起来。

搞小型企业，它的好处在于建厂时间短，能迅速满足人民需要。这是我们的穷方法。如果只搞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全国只能搞几个。如果全面开花，各地都搞小型的，那么发展速度可能快些。这个办法是否好，要由历史来证明。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汪戴尔时谈话的节录）

二

潜力有两种，一种是改革规章制度，改进作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一种是改进技术，产生新的推动力量，这就是技术革命。后一种潜力更大。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三

从长远看，云南的发展重点应该转向有色金属，搞成有色金属省。云南在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要在这方面创造出一些经验。这就需要全面规划、重点安排，搞一些钢铁县、铅县、铝县、煤县等等。这样可很快把技术提高，逐步升级。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节录）

四

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拿制造冶金设备、电站设备的工厂来说，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要加紧建设，打破陈规，边建设边生产。城市规模要根据这些工业项目和将来的发展来规划，郊区要划大一些，许多东西才可以自给。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听取中共四川省德阳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节录）

五

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铝县、铜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

如何解决电力问题，先搞小水电站，尽量搞五百千瓦的，一百个五百千瓦就是五万千瓦。每个水电站要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容易。农田用小水利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同中共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节录）

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必须斗争[9]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们对日本的方针是一贯的。在东方，中国总是要同日本相处的，但是，什么样的日本才能同我们相处得好呢？就是不是美国统治的日本，不是跟着美国走的日本，不是帝国主义的日本，不是复辟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日本，怎么可能同我们和平共处？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邻居呢？不可能。我们解放以后对日本是采取了一种宽大的政策，这个政策收效极大。最近岸信介[10] 政府、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企图挑起一个反对中国的运动，但挑不起来。我们和日本文化界、经济界人士的来往一点也不苛求。我们是大国的风度，不盛气凌人，仁至义尽，他们没有任何话好说嘛。

但是，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个阶段日本的尾巴翘得太高了。翘得太高是有原因的，就是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的经济、垄断资本不但有很大的恢复，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它积极找市场，积极向外扩张，这个扩张甚至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又企图提出那个老口号：“工业的日本，农业的中国，原料的中国。”日本以为我们搞建设非靠它不可，它有机可乘。

日本既然把尾巴翘起来了，我们就要把它的尾巴打下来。对这种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就要狠狠地斗。这可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清醒一下，对日本人民也是个教育。否则，那些中间势力（资产阶级里面也有部分中间动摇的分子），会觉得岸信介那套办法还有出路。

和日本斗争是有益处的。不斗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不利，对远东和平不利，对整个世界和平也不利。不斗争，同日本正常的友好来往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这个态度不是制造紧张局势，而是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有利于和平。打击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日本，才真正是为了和平。斗争的结果，我看好得很，最近岸信介政府开始清醒了一点。关于美国。日内瓦会议[11] 是美国要求开的。这说明美帝国主义心虚得很，怕我们打台湾，日内瓦会议也表现了这个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孤立美国，揭露美国的面目。对美帝国主义，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哀求，一个是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历来就是斗争。

这样的举动是制造紧张局势吗？对于和平有利吗？这要看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对帝国主义必须斗争。现在从战略上来说，总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在战术上、战役上，每一个问题都要审慎地考虑。对日本问题，对日内瓦谈判问题，我们都是经过审慎考虑的、权衡了的。我们这样做就是因为整个国际局势对我们有利，对世界人民有利，对和平有利；就是灭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中国人民的志气，长世界人民的志气。

注 释

[9] 这是邓小平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0] 岸信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日本商工相、国务相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监狱。一九四八年获释，先后任日本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干事长。当时任日本首相。

[11] 日内瓦会议，这里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哈哈哈哈，为什么是空白，河里的诸位右派能回应一下吗？）

@自以为是

先生，你来定个调子啊？？？！！！

搞建设不能凭热脑筋[22]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

老实说，主要当家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一切问题的决定，关键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搞得好一点，事情就搞得好一些。我们这些人有时注意得不够，影响是不小的。

总的来说，我们是做得好的，否则怎么解释发展这么快？这是个总的形势。但是，作为领导者，我们不应该忘记除了九个指头以外一个指头甚至少于一个指头的问题。领导者头脑要热，但是更要冷。我们热这方面是够的，但是冷这一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同志不够？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现象，少奇同志也讲了，不要小看。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这样的讲法，如果我们不注意，哪怕不到一个指头，它可以发展到一个指头，甚至多于一个指头。到那个时候再来提醒，再来检讨，我们就要受损失。江苏有个县明明缺粮，省委答应调粮，可县委硬说不缺粮。硬着头皮，无非要保持它的荣誉。不只是县委，有一部分地委，是不是省里也有若干干部有这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要坏事的，有这种心理状态就不可能实事求是。我们一定要估计到，有这样一部分同志，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应当说，这个时期暴露得相当充分。

粮食少一点，只要意识到了，安排得好，日子可以过。以后如果遇到丰收，也要当穷日子过，宁肯一个人多留几十斤粮食放在那里。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不会过时。从中央起，需要我们把这个经验总结起来，对我们极有益处。

搞建设不能凭热脑筋，要充分照顾到客观规律。这一两年，毛主席总讲要冷热结合。要承认客观规律，违背规律就会受处罚。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够，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足够吸取。

注 释：

[22] 这是邓小平在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

搞建设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23]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穷也是一种压迫，迫使我们要建设得快一点。如果经济不独立，国家再大也没有用。工业发展依赖农业的发展，这种情势迫使农业要快一点发展，工业发展也要快一些，就是想办法如何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我国的特点是人多，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方法可用于别的国家。

农业方面，三年来有两年大自然灾害，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的灾害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们经过的黄河，曾经干枯到人可以徒步而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两年的灾荒，给我们造成的压力很大。所以，从今年起，宁肯降低工业发展水平，也必须把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工作做好。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必须解决农民问题。革命战争时期要解决农民问题，革命战争根本上是农民战争，只有动员农民参加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建设时期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如何使他们吃饱并且生活逐渐好起来，我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道路。十多年来，我们搞了很多水利工程，仍感劳动力不足，人再多也不够。我国人多地少，每人只有一点点土地，必须深耕细作，一块土地要花很多劳力，经常感到人力不足。搞农业机械化，得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很难的事。三年来，工业人口增加到四千万，粮食怎样办？这是一个问题。农村劳动力减少，要按比例，这主要是一个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同苏联相同的是，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都要搞机械化；不同的是，苏联土地多，我们土地少。解决农业问题比搞工业困难。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后，仍要深耕细作，拖拉机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解决水利、化肥等问题。

工业建设要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搞水利工程，搞机械化，搞化肥。从今年起，工业的发展方向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关于建设问题。毛主席经常说，革命已经成功了，革命的路子走对了。但全党真正学会搞革命是在搞了二十四年以后，这集中表现在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24]，全党直到这个时候才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这才能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建设问题，毛主席也说要二十年才能真正学会。要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十一年来，我们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一些错误，走一点弯路。当然，十多年来，我们并不是全在走弯路，一般说还是正确的，有一些东西还在摸索。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犯了错误就要纠正，这样就可以使小的错误不变成大的错误和严重的错误。

注 释

[23] 这是邓小平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4]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搞社会主义一要群众满意二要发展生产力[25]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还很落后，全国解放才十一年，还有许多工作做得不够好。现在工业水平还很低，农业问题还未过关，解决这些问题大概需要二十年，现在可以说有了较好的基础。去年我们有了一千八百万吨钢，没有这一基础解决起来就要慢得多。但是我们的一千八百万吨钢和法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不同，品种不多。

我们想放低速度，解决质量问题，我们有个口号叫大跃进，以前大跃进是数量，现在转向质量，这也很费劲。现在我们只有百分之几的土地是使用机器，农业比你们还要落后。我们国家大，要用很多机器，钢铁总要发展。要搞农业机械化，可是搞农业机械化就要放低工业速度。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主要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包括苏联在内。

一个国家粮食和饲料总要能自给。我们集中力量搞，主要依靠两只手，当然两只手也能做很多事情，但总不如机器，所以要机械化。我们要搞拖拉机、播种机、各种加工机器，这就要许多钢材。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先搞农业，农业问题解决了，才能养活工业。宁可工业慢一点，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

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少。所以光有机器不行，还要修水利，要化肥，精耕细作。我国的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中国过去的历史是饥饿的历史，解放后一年比一年好些，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我们有两条可以渡过灾荒。第一条是修了很多水利工程。现在灌溉面积已达八亿亩，而这几年中就增加了六亿亩，主要是公社化以后增加的，公社化促进了水利建设。第二条是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可以千方百计使收成好一些。我们要花十年的时间实现机耕化、水利化、化肥化，靠自然肥料是不够的。当然你们看到的是好事情多，我们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

最近几年，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志来过中国，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经验，但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合。每个党只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没有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就不会成功。这种结合，第一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把这点放在第一位就不能胜利，就没有方向。但方针和路线不和实际相结合就没有生命，是死的。任何国家在革命和改造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具体问题，如我们的土改和苏联的就有些不一样，我们是比较广泛地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办法，因为我们是从农村搞起来的，我们的一切政策如果不使农民满意，农民就不来，农民能拿起枪来冲锋陷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地的方法也和苏联不一样，对富农的政策和合作化的道路也不一样。但总的是马列主义的，总的方向是动员农民消灭封建势力。我们经常告诉访问中国的同志，中国有许多经验可能对其他国家不适合，如人民公社，我们从来也没说公社适合其他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是否满意、支持是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

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那就要犯错误了。公社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从公社开始建立就反“共产风”，现在还在反。我们三年来一直在反对这种错误。有些同志想搞共产主义，超阶段，这样做的地方都犯了错误，没有这样做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注 释

[25] 这是邓小平会见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总书记马努埃尔·贝雷斯和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政治局委员亚顿·格瓦拉时谈话的一部分。

根本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26]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全国胜利后，要保证几亿人口吃、穿、用，我们的工作是比较细致、比较谨慎的。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社时，出现了高潮，提出了多快好省，形势很好，头脑就不够冷静了。一九五八年以来，事业兴旺起来了，我们也有一点经验了，就比较马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非改造不行，手工业也要改造，但是搞快了，变成全民所有制的了。人民公社肯定要搞，但如何搞，规模多大，摸得差。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中央应负担主要责任。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毛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钢铁的第二本账、粮食产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参加了意见，赞成了的。材料不是没有，也有反面材料，就是没有直接的调查研究，没有及时抓住问题进行检查。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如河南、甘肃、青海、安徽等省的问题早就发觉了，也并不是不相信，总以为总的形势好，省委的领导好，怕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怕引起另外一股风，顾虑过多，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当然，出发点还不是消极的，而是方法不对头。中央书记处没有尽到责任，工作没有做好。

其次，这几年教训是沉痛的。但不管怎样，成绩肯定是主要的。没有那么一种空气，一千八百万吨钢是搞不上去的。搞了一千八百万吨钢，搞了这么多水利，有了一定的工业水平，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总要有这个信心。工农业方面，如果方法比较对，可以有更大的成绩。譬如钢，只搞一千八百万吨，不搞二本账（二千万吨），左邻右舍可能好一点。我们决心大，就是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毛主席批评我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对我们的批评是完全对的。我们应该从这些方面来接受经验教训，中央、省委把责任担起来。

“十二条”[27] 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加上这次的“六十条”[28]，再加上调查研究，就比较完全了，事情就可以办好了。“六十条”贯彻下去，肯定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过去出的一些偏向，可以向群众讲清楚。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大同要调查，小异也要调查。过去大同不做调查吃了大亏，小异不做调查同样吃了亏。还有个组织形式问题，中央机关有相当多的干部，搞文字工作的时间要少一点，拿出一些时间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去做调查研究。现在农业比较清楚了，工业还很不清楚。农业上的问题大体相同，工业则不同，几十万个厂子千差万别。我们要放下官架子，自己搞些经验。“六十条”还会发展的，还会出现新问题，还要前进的，出现新问题要抓住。某一个公社、某一个县前进了，不能全面铺开，总要看一个时候。要又稳又快，稳妥才能快。当前，完全止步，无所作为，这不叫稳妥，至少不叫妥。

这几年工作不深入，工作有些浮，应当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

注 释

[26]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27]“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28]“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全文共六十条。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条例草案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做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