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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前吹的天花乱坠的中西结合、包容并蓄的香港和台湾。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是从党的20年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结论。

中国共产党党章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11月11日 第 08 版）

作者：邵磊

一部百年党史，是一部理论创新、民族复兴与文明重生相互交织的历史，是一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交响，也是一曲“两个结合”的合奏。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百年来，面对时代之变、中国之变、世界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要适应中国社会特点；另一方面，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经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同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把“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将马列理论与传统哲学相融通，用民族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这次结合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领我们开辟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对于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边“以苏为鉴”、汲取苏联模式经验，一边艰难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思想文化上，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奠定了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新的具体实际再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时期，我们坚定“走自己的路”，“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7年，伴随中、西、马三派思潮积极互动，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理论思考，发“两个结合”之先声。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百年理论探索，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让“第二个结合”从自在走向自觉，极大丰富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论述标识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认识都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绝不是舶来品。它着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新时代，它必将指引中国人民稳步地走向伟大复兴。

请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保持最起码的敬畏之心，耐心看看别人怎么落地吧。毕竟肉眼可见，西方文明已经失败了，“巴黎奥运的开幕式，西方文明的闭幕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由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部分组成。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变革。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哲学理论，它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唯物主义的高级形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3页）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它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干扰。

第三、毛泽东在全党实际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一个过程。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而就全党来讲，则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应用它。成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在这一时期，党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不够自觉，特别是由于1931年全面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抗日战争初期，又努力排除党内在同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的干扰。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根基。为什么全世界只有

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存活，壮大，发展？

请多思考一下，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什么会提到“食洋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