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中猜想 -- 达闻奇
发布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裕表示,《决定》一共15个部分60条,分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第二板块是分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决定》一共提出了300多项重要的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字眼太敏感,所以换个表述。政治改革风险极大,所以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保障自身安全(再次对比阮富仲)。政治改革阻力极大,扶贫,反腐积累的声望和政治资源还不够,所以抓手会是台湾。2029年的目标一定包括台湾。解决台湾问题,获取政治资源,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王沪宁说的,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来考虑台湾问题。
就算像你说的真退(个人认为不可能,公报里都明说了,至少到2029,2035都不是没可能),也免不了抢椅子大战导致的政治大动荡。
老天爷真的是在考验国运啊。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鹤仙人主义”的困境:他现在给国家搞出这么多问题,但危机终究尚未爆发,还不是一个“倒逼”的最佳时刻,事倍功半不说,还很可能无法彻底清算。
另一方面,大家虽然能够在“那个人是问题”上取得共识,但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却没法取得共识。
比如我与包括你和独立寒秋在内的河友们,对经济问题究竟出在哪、如何解,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当然,如果外部的看法都一样,那么那个人倒也可以再次翻烧饼,真的给他蒙对一次。
上面这些因素加起来,决定了拨乱反正的力量难以汇集、也还不愿出头。
有些人以为三中拖了这么久,是因为有不少方向上的分歧,结果会开完是这么个温吞水的结果,恐怕也有些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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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鹤仙人主义”的模型里,这种情况其实挺糟糕的——它意味着只有迎来一场足够惨烈的危机,才能让事情有所转机。
党内搞一言堂、党外搞捂嘴,社会无法展开对经济问题的评价和讨论,就难以形成建设性的意见,更难以形成尊尊想要的“中国式”解决方案。这也是走上危机不归路的根本原因。
估计是有些人拍马屁拍到马腿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改革家的魄力,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掌舵领航、力担千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不评价内容,只说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和肢体神态,感觉就三个字:都累了。
十八以来怎么干,后面接着干。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八个字,总结经验,继续坚持。
所谓深化改革,是指干还没干完的活,但原则不变。
改革家习近平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15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踏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一段时期以来,他提出新一轮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受到广泛关注。
这也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前景的臆断猜测。
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也是改革的新时期。中国综合实力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现在到了新一轮改革提速的关键期。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们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
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几乎从零开始。而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同时许多发展红利正在消退,包括曾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说。他拒绝躺在前人功劳簿上休息,而是继续冲刺。10多年来,中国出台2,000多个改革方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并保持了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位置。
但面对老百姓对于更美好生活的期盼,为保持新冠疫情后经济恢复势头,以及防范各种风险等,还需付出重大努力。
在习近平看来,未来要实现现代化,续写中国奇迹,仍然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
在今年初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近平重申改革。两会上,他要求加快推动各方面改革。在多次离京考察途中,他反复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5月下旬,他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听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与会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告诉新华社记者:“座谈会气氛很活跃。可以看出改革在总书记心中分量很重,而且他对改革方方面面情况非常了解。”
习近平今年春季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说:“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
习近平的改革情结一以贯之。上世纪60年代末,他不满16岁下乡插队,在陕北黄土高原贫瘠的梁家河村劳动7年,经常挨饿,那时他的愿望就是让乡亲们吃饱饭。他对后来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初衷——中国“不能再穷下去了”深为认同。
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的期待。他在梁家河时就带领乡亲实施了一些大胆改革举措,包括办铁匠铺、建商铺和改善农田生态条件。
习近平有改革家传。在改革伊始的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中央委派南下主政广东,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那年,正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近平受父亲委托到安徽滁州实地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记了一大本笔记,收藏了40多年。
习近平在每一个地方任职都是改革先锋。在正定,他力主包产到户,使贫困的正定成为河北省第一批包产到户试点县。刊载于1985年第1期《中国青年》的一篇报道描写了习近平领导下的正定新面貌:“山西省一位县委书记到正定参观,临行前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习近平回忆正定改革时这样说。
习近平离开正定后去了经济特区厦门。在那里他推动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率先在全省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后来在全国推开,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革命。
调任浙江后,他开创性提出“腾笼换鸟”的改革构想,并成为最早参加浙商活动的省委书记,他让民营企业家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去办公室找他。他将浙江的改革从经济、政治领域推进到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
他的改革者风貌令国际人士印象深刻。2006年9月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首次访华,把杭州定为第一站,认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是他到中国会见第一人的“完美人选”。“他是那种知道怎样攻破球门的人。”保尔森如此评价习近平。他后来回忆,2014年的一次会见中,习近平曾对他说“改革相关事宜是我关注的重中之重”。
上海任上,习近平要求该市通过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2012年,习近平任总书记后离京考察的第一站,即循着父亲足迹来到深圳,向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宣示自己的坚定决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978年,邓小平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列举了一长串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腐败现象、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恶化等。他说:“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西班牙《世界报》说:“习近平开启了中国30年来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序幕。”
1个多月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后来这个小组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
“重大改革事项,都由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一位熟悉情况的负责改革的部门领导告诉记者,重大改革方案每一稿他都认真审阅,逐字逐句亲笔修改。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基于他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深思熟虑,并形成一整套顶层设计。他认为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用中国古训“革故鼎新”来激励人们。
在改革方向上,习近平头脑清醒。他用“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条”来警告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带来严重后果。“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对于应该改的,习近平要求坚决改,暂不具备条件的也创造条件改——包括改掉一切束缚经营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范围、规模和力度空前,全方位复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等各个领域。
他实现了新时代改革理论的创新,并提出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包括: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要求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统率改革。
他格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在改革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握好推动改革的时度效。掌舵关乎14亿人口福祉的改革,他提出“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确保改革符合中国实际。
“他纠正了‘唯GDP论英雄’。”一位陕西官员说。他回忆习近平先后6次批示,制止官商勾结在秦岭自然保护区建别墅。这件事也反映出生态领域改革当时遇到的地方利益集团阻力。
习近平的改革一直在艰难中突围。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篱。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任总书记不到20天,他就主持制定“八项规定”,根治官场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沉痼疾。这一措施坚持至今且不断完善,人民由衷赞叹“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以此为起点和切入口,习近平掀起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他说:“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
“零容忍”的反腐斗争10多年从未间断,过去1年多来继续席卷金融、粮食、医疗健康、半导体等行业和体育界,数百名高级官员、银行高管、医院负责人甚至足协主席、国足主教练等落马。
治标更治本。习近平提出对中共这一百年大党进行改革,发起“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他领导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和国家监察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发起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改革中最受瞩目的。他用改革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
这是“动奶酪”最大的一次改革。习近平说:“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由此,他使改革进入纵深领域,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主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不断革除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病,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央党校教授刘炳香说。
在全面从严治党同时,习近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司法改革等打破几千年权大于法的人治痼疾和事事讲人情托关系的社会风气。在一次会上,习近平痛斥“花钱可以免罪、花钱可以买命”的现象。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
他领导制定和修订一批法律,包括反垄断法,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得到健全。在2020年宣判的一起典型案件中,中国法院判决一家福建企业侵害美国球星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权,要求其停止在商标上使用。
海外舆论称中国新时代的改革为“习式改革”,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经济转型”。习近平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改革的目标是塑造新时代的中国人,让人们“树立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豪感”。2012年,他要求在党代会报告中写入“文化自信”。随后他将这个概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称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式改革”也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做了适应新时代和现实国情的再造,也使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改革便因此具有了崭新的哲学意义,并显现出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特征——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做了大量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工作。
在作为国家主席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时,习近平说,“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人知道,“四梁八柱”搭起,屋子就已成形,可以进一步完善了。
习近平将全面深化改革指向一个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进程。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当年,中国经济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降到8%以下。欧洲债务危机重创外贸,房地产调控拖累内需,有外资银行分析师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近30年最危急的时刻”。
习近平确定了改革的主攻方向——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习近平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让官员们更好理解改革发展的现实意义,习近平用中国游客到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的故事来给他们“上课”。当时,不少中国人热衷从海外购买从奢侈品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各类商品,一些国内企业的产品却卖不出去。
通过习近平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能过剩困境得到缓解,其中钢铁行业截至2022年底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约3亿吨,超过当年印度全国粗钢产量两倍。从节能环保家居产品到新材料运动装备,从智能电子设备到国产大飞机,越来越多产品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欢迎。
为推动改革,习近平身体力行,展露出敏锐的超前眼光。10年前,中国公路上跑的绝大多数是燃油车。2014年,习近平考察上海汽车集团,提出“开发适应各种需求的产品”,发展新能源汽车,使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
此后10年,习近平几乎成了电动汽车的“超级粉丝”,多次考察汽车公司,参观实验室,试坐电动汽车,鼓励生产者注重产品质量,形成市场竞争力。
新能源产业,实际上是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虽然新质生产力是他去年国内考察调研时使用的新语汇,但他早已在推动发展。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的梁家河,他就率先把沼气引进陕西,使村民用上“新能源”灯,用气而不是靠砍柴来烧饭,既便利了生活,又保护了环境。
习近平多次通读《资本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视生产力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以“创新”、“质优”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中国决策者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汇聚生命科学、量子计算、纳米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和深海技术等——推动改革的紧迫感,而这与习近平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脉相承。
习近平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他将创新能力不强比喻为“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习近平说。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科技评价制度。“揭榜挂帅”、“赛马制”得到推行。中共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专章部署、一体统筹。
改革的效果已然呈现,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2位。去年5月发布的自然指数数据显示,中国作者2022年在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份额首次排名第一,超过了美国。
2023年,已遭美国全方位封锁打压多年的华为推出搭载自研芯片的新手机,舆论认为,这说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围堵难以奏效。但这还远远不够。习近平提醒:“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着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
他要求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支持原始创新,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性、颠复性技术。
“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
习近平上任总书记时,距离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20年,但一些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仍然很难。2014年,一位人大代表在地方两会上“晒”出一张“行政审批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需经过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全程最少需历经272个审批日。
习近平痛恨繁琐而低效的审批。他在福州工作时,便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任总书记后,他拍板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写入党中央文件。几年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1,000多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投资项目压减90%以上。
“证照分离”等商事制度改革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平均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去政府办事,“一颗印章管审批”、“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的情况越来越多。2024年1月国务院又出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
“让创造财富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习近平说。
改革的结果是,中国被世界银行评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美国企业特斯拉是受益于改革的一个例子。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这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上海速度,也创造了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新纪录。今年5月,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动工,再次见证中国速度。
习近平十分关心并熟悉民营企业的情况。在一次会议上,他痛心地说,民营企业遇到了“三山”、“三门”,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和“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要做的是“搬山破门”。
他指示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为民企纾难解困。他要求推动金融改革,为民企融资提供便利。同时,“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在习近平指示下,“有恒产者有恒心”写入中央文件。在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被专项整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清单之外“非禁即入”。截至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4亿户,是2012年的3倍多。
首批民营银行获批筹建,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开通运营,民营资本被允许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民营公司创下火箭海上发射、液氧甲烷火箭重复使用的成功纪录。2012年至2023年,民营企业数量翻了两番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约79%提高到逾92%。
习近平还对国企大刀阔斧改革。2017年,中国联通作为首家面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通信行业央企,在“溷改”中引入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等互联网企业在内的14家战略投资者,业内评价这是“全球电信行业发展140年以来,首次出现‘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的资本与业务创新模式”。
随后习近平实施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国有企业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3.8万户国企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复盖逾8万户企业。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各项改革与时俱进。外媒观察到,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叠加3年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变化,使得中国经济韧性受到考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进行着新的调整。
习近平带领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形势变化。这项战略的重要支撑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此要进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拆除区域壁垒的一系列改革。
李君如说,习近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在神州大地上“画”出新的“带”、“圈”、“点”,升级了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他决策、部署、推动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的发展,鼓励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东北和中部地区凝聚经济和社会发展合力。
他引领的“以开放促改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倡导“制度型开放”。中国已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江苏、北京等地推出了鼓励外资参与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吸引优质外资参与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以及便利外资跨境数据流动等措施。
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意味着中国将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努力全面达到该协定的规则标准,并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超过中方现有缔约实践的高水平开放承诺。
2013年,习近平指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现在数量已经达到22个,海南岛整体成为自贸港。习近平主导的另一项改革是,设立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上海进博会,他还谋划了服贸会、消博会,来展现他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构想。
目前,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稳居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同时习近平致力于防范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在中国发生,并警惕一些领域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现象,称其损害了人民利益,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
舆论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的改革不再以增长为唯一目的,而是考虑更多优先平衡项。习近平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显着特点是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国成功应对了重大风险挑战,是40多年来全球大国中唯一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
“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
习近平认定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奉行的“资本至上”。
他在2017年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他推动协调发展,倡导共享理念,致力于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时,东西部的差距很大,贫富不均严重。他通过实地考察访真贫摸实情,果断改革扶贫策略,实施“精准脱贫”,打出从建档立卡到易地搬迁、从产业对接到教育扶贫等的“组合拳”,派出300多万名干部常驻贫困村定点扶贫,最终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农村绝对贫困。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习近平倡导的“三农”改革更为全面——从建立“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粮食稳产机制,到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在世纪之初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提出:“大胆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坚决剔除黏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彻底消除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在当时,对于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各方面争议很大。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中央政府出台“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方案,并在不到5年时间里提前实现。2023年,习近平到上海考察时,特意去探访外地打工者所住的公寓。听到山东打工者说要把配偶小孩接过来租房、安徽打工者说要找对象在上海安家,他高兴地说:“好啊!扎根,落户,发展。”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终结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实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以缓解百姓住房困难,根据人口发展形势相继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政策,使基本养老保险复盖超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复盖逾13亿人。
习近平认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他要求总结推广福建三明市的医改经验,破解医疗改革这一世界性难题。他推动全面取消实行60多年的药品和耗材加成,破除“以药补医”,减少患者看病费用。习近平主持的一次深改委会议通过了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有关部门还据此组建“国家队”出面与医药企业谈判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
2021年火遍网络的一次“灵魂砍价”中,在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的坚持下,一种罕见病的“天价救命药”经过8轮激烈谈判,从每针70万元降至3.3万元,进入新版医保目录,让全国3万多名患者看到希望。类似的降价药品达几百种,几年间累计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约5,000亿元。
习近平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国不断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仅以电影产业来看,全国银幕数量从2012年的1.3万块增长到去年底的8.6万多块,居世界第一。《纽约时报》今年初的报道说,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制作更多引起国内观众共鸣的优质影片。
教育体制改革是“习式改革”的重点,这直接关系到“出人才”和“强科技”。他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连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
另一项突破性改革是在生态领域。10多年前,环境污染是百姓抱怨最多的问题之一。2012年初广西河池市境内的龙江河发生镉污染,影响到上百万人的饮水安全。这年,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镇海等地发生民众因担心环境被破坏而反对工业项目上马的群体事件。
在厦门以治理筼筜湖、在杭州以保护西湖闻名的习近平,组建生态环境部,将生态环境保护设置为不能逾越的“红线”,对地方政府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建立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指示各地任命“河长”、“湖长”和“林长”。
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作为其发起的“能源革命”成果之一,他领导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并向世界承诺中国将用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者昌。”他说。
习近平认为,纠正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是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是要保护人类的家园,因为地球是唯一的。
“持续探索,勇往直前”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环顾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
世界知名谘询公司爱德曼的2023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整体信任度达83,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一;同时,中国是所有受访国家中唯一对经济前景更加乐观的国家。
美国智库印度、中国及美国研究所学者丹·施泰因博克评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以世界级的创新和繁荣的消费实现了再平衡。”
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作为新时代改革设计者、实践者和引领者,让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延续并不断书写新篇章,点燃了中国这艘巨轮加速驶向全面现代化的新引擎,使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世界经济增长有了无可替代的推进器和压舱石。
习近平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并以此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他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能。
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
习近平今年5月访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塞尔维亚时,来到斯梅戴雷沃钢厂,他带去天坛和圣萨瓦教堂造型的钢制工艺品作为礼物,而钢材就来自这家钢厂。2016年,习近平访塞时就曾来到这里,并亲自关心、促成了合作项目。钢厂在中资企业投资后扭亏为盈,5,000多名职工的工作岗位得到保障。
习近平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改革发展惠及世界的一个范例,它通过互联互通来促进各国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这个倡议。
中国的未来更为人关注。“如果继续改革和开拓新道路,中国就更有可能成功。”《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谈到未来的改革,习近平说,要“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舆论对习近平领导的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不仅因为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和市场体量、充足的增长空间和潜力,更在于它有具备坚强核心的执政党的统一领导,而且执政党有自我革命的决心和纠错能力,有把长远规划落实的行动力。
不少“全球南方”的人士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为他们的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选择。巴西精英企业家协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多斯桑多斯说,中国提供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理念,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可为地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思路。
针对海外一些对中国改革目标与意图的误读或担忧,习近平时常对外国朋友说,中国无意改变和挑战已有的世界秩序。同时中国也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主持公道正义。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让中国不仅续写了经济奇迹,还展现出文化魅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习近平说,“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是我们会持续探索,勇往直前。”
确实还早。
二十大到现在,主要是清理中央及省部级,其中外交、军队的一些幺蛾子,以及俄乌战场的垃圾时间,迟滞了进度。
接下来就是省部级以下的清理,只有到了这一层,真正的改革才能推进执行下去。
想象力要放开一点。
新冠疫情,俄乌,都打乱了原来的节奏,这个时间损失是要补上的。如果不明白,想想2021年10月份,那时候全国新一波疫情刚刚平定,随即就放出了要征收房产税的消息。
这才是他本来预定的节奏。
结果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有时候也想,到底这是天意呢,还是有人猜出了他的节奏,故意对着干。
如果要出奇兵,那当然不会告诉大家。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到何处去,提前设伏就行了,所以炒房客需要打听市政规划,如果你果真从报告中预判出来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联系美国大使馆或者告诉兰德智库,人家会给你一百万USD酬劳的。如果是行正道大道,那告诉大家也没有关系,所以拿出来看的,都是阳谋大道。这么简单的道理,又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贸易战之前,中国的社会共识分歧之大,老习有想法也实现不了的,就像方平河友所提供的,习认为自己的第一任期是不算的。
直到贸易战开打,美国打碎了国内许多人的原有滤镜,社会共识分歧缩小,他才开始有了一定的空间。
再到中国抗疫模式一度优于欧美的2021年,他的威望到达顶峰,他才能真正开始去动地产。
政治是人心和共识的顺势而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政治家都是在谋势,想法再多,势到了,才能事到了。
毕竟没有几个从政者是真正不求留名、无所畏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个会议,大家期待的是一份未来的纲领,但看起来更像是过往的总结。
不知道铅笔兄(不知这样称呼您是否合适,请勿见怪)有没有感觉到2022年底突然放开的疫情过后,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有些过劳疲软、无力散漫甚至萎靡不振,到现在都快变成“毫无期待的平静空气”了,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眼神空洞、目光呆滞、两眼无神”。
他想留下的,是一个对中国的改开进程“二次改革”、“二次设计”的仅次于邓的定论。
他的雄心壮志想要的未必是仅次于邓天尊的定论,而是开创如毛主席、邓天尊那样的伟业(在不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立场、邓天尊的官僚资产阶级立场和他的权贵资产阶级立场的前提下),提起来的时候可以齐名为“毛邓习”,实际上在破旧立新上他也配这么说(“新时代”的三共是在他当政时期开创的)。
虽然我坚决反颂圣,但我认为他的确是“一个想做事的人”,至于想做什么样的事、怎样去做好事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按照历史周期律的进度条来看,现在已经快进到“保江山”的阶段,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可能才是应该考虑的,中华大地真的再也经不起任何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