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马甲有关题目，刚读到一篇有趣文章，厚着脸皮转载一下 -- dfindy

1955年，赵建民就任山东省长，1963年，他又出任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动荡开始之后，云南乱成了一团，赵建民为此很是不满，在前往北京述职的时候，当时赵建民向康生提议，“以民生为本，阶级斗争是次要的”；中央应该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者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还要求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

赵建民这种做法是符合党章规定，在党内程序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哈哈哈哈，正不正确邓小平说了算啊）。但是赵建民没有想到，当时的一批老帅刚刚因为反对文革，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建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

他当着康生的面发了牢骚，说云南的宣传工作做得有问题，直言当下宣传部门在“胡闹”，当时负责党内宣传工作的正是康生，这直接激怒了康生，康生随即发起反击，直接质问赵建民当初为什么会被敌人逮捕，被敌人逮捕之后为什么不自杀明志？

赵建民见状马上为自己辩解，称自己是因为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可康生却不依不饶，坚持认为他是“别有用心”，到最后甚至污蔑他背叛了党组织和人民。

康生当时没有最后明确表态，但事后却密告毛泽东，说赵建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1968年1月康生在北京当面指责云南省委负责人赵建民是叛徒。

“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我作为云南省委书记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1月21日凌晨2时，我们接到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谢富治讲话，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问题，云南是国防前线，那里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国家安全，影响人民生活”。接着话锋一转，指称赵建民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行动计划，康生竟说赵建民提议召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彭、罗、陆、杨，用合法的手段向中央夺权。这才导致了赵建民8年牢狱之灾。康生是做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在山东工作多年，主持过审干工作，与赵健民早就相识，对赵健民历史上被捕的历史也是知道的。康生当场胡说“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我有这个敏感的，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赵建民则当即回怼“康老，革命战争时期我被捕期间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中组部和中监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审查结论。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凭革命敏感觉得我像特务我就是特务，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

在康生的主导下，赵建民受到了隔离审查，被康生一伙污蔑是“叛徒”、“炮派黑后台”的赵健民，1968年底被关入秦城监狱，期间受了不少委屈，被非法关押了8年。处于困境中的赵建民也曾向党组织写信自辩，但这些信都被康生拦了下来。此案后来牵连了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余干部、群众被审查，十七万五千余人被立案审查，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

甚至引起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注意。

1975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赵建民恢复了全部名誉，并且重新回到云南任政协主席工作，

动荡结束之后，党中央为他了恢复了一切名誉，并消除了他身上背负的所有处分。晚年的他定居北京，在菊儿胡同一座小院中颐养天年。

接受采访时，我询问他恨不恨康生，他笑着摇了摇头：动荡是时代的殇，康生也只是被“左倾”浪潮裹挟的普通人而已，倒是被牵连的那一万七千多名同志确实受了冤屈，应该坚决予以平反，并给予他们优抚，以消除众多受害者内心的负面情绪。

淡泊名利 急流勇退 响应党中央号召低调退休

“文革”云南“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西挺进纵队”等假案

202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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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滥施淫威、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

康生滥施淫威、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家省一级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这种形同儿戏的相面定案之举可以说是一大政治奇观。1968年1月，康生当面指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指称赵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致赵含冤入狱长达8年之久，云南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同志的这篇回忆详细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不辞劳苦赶往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8年的监护审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我作为省里工作的干部，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

1月21日凌晨2时，我们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

康生与林彪

康生与林彪

会议由康生主持，谢富治讲话，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问题，云南是国防前线，如果那里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国家安全，影响人民生活。接着又提到某派（当时云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特别是某某组织搞武斗，说得神乎其神，然后话锋一转：“赵健民同志，你辜负了中央，出了坏点子，某某组织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刚开会就扯起这些？转念一想，这事我确实不知，于是冷静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谢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句：“你们想搞个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有人在那里指挥。”

这扯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这时，坐在正席上的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我当时对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话又让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我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这时，我处在紧张思考的状态，康生他们搞这一套，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一场风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说道：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当我吐出这句话，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我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我坦然地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他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我依然冷静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赵建民

赵建民

听到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动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联系起来了？再说，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还没听说过呀！我想，或是我听错了？抑或是康生讲糊涂了？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这说到哪里去了，古时候有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这么信口开河，我忙着分辩说：“根本没有这个事实，我当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康生不听这些，继续说他的：“你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不会跟你走的！”

对此，我严肃地说：“你说话要慎重，不能凭脑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像是拿出了“杀手锏”，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这几句话在当时真够得上份量，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我自己也大吃一凉。记得我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我坚决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两声，“那时你是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是带着阶级感情的。”他接着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他又进逼一步，“你敢说你历史没问题？”

我回答：“没问题！中央可以审查嘛。”

康生一见我仍不让步，气急败坏，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还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着我的鼻子，连说：“你写，你写！”

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他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赵健民被人出卖，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一个“重要人物”

昔素颜读史

2024-02-21 10:46

河南

1936年，赵健民被叛徒出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供出了周宝祥的住址，特务们火速前去抓捕，不料却查无此人。

1936年9月27日，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来到济南，突然，迎面匆匆过来位中年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喊道：“往哪跑？你个卖假票子的。”赵健民吃了一惊，忙说：“你认错人了吧？我是学生。”

哪知对方却说：“你是八路的负责人，我们在莱芜见过面。”赵健民一下想起来了，这人叫房春荣，莱芜人，去年他们曾在一起开过会。

不好，此人叛变了！

赵健民用力挣脱房春荣的手，边跑边从长衫里掏出情报，一把塞进嘴里。可还有一封用暗语写的信，这可怎么办？

他飞快地掏出信撕了起来。房春荣急了，死死抱住赵健民，大喊：“来人呐，抓住这个卖假票子的！”几个特务听到暗号纷纷跑了过来。

赵健民被捕了，特务撬开他的嘴，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们把地上的纸屑收了起来。

赵健民被押进特务队，敌人逼他说出，来济南和谁接头？赵健民咬定自己是个学生，什么也不知道。

特务头子一挥手，两个喽罗举起鞭子狠狠抽打起来，赵健民皮开肉绽，还是不开口。敌人又将他拖到老虎凳上，赵建民被折磨得昏过去好几次，什么也没说。

次日，敌人又提审他。特务头子拿出了那封赵健民撕毁的信，已经粘好了，信上写着：书已收到。落款是“祥”。

特务问：“祥是谁？为什么撕信？”赵健民说：是同学，我无故被你们抓了，又怕你们乱抓别人，就把信撕了。”

“还装！实话告诉你，认出你的那个人已经在济南等了你快一年了。”特务得意地说。赵健民明白了，原来房春荣早已叛变。他立马说：“那都是一年前的事，我早就回学校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你同学叫什么名字？”特务追问道。“周宝祥。”“住在哪儿？”赵健民说出了地址。特务头子哈哈大笑，这回可钓着大鱼了！立马带人去抓周宝祥。

一会儿功夫，这帮人就回来了，二话不说，拖出赵健民好一顿毒打，“敢耍老子！给我往死里打！”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吼道。

原来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周宝祥这个人，赵健民骗了他们。

敌人又连续审了7次，赵健民已是遍体鳞伤，依然没有透露任何消息，敌人只得把他送进监狱，等候韩复榘亲审。

韩复榘愚昧粗鲁，而且杀人不眨眼。他每次升堂问案，不许当事人讲话，由军法处长报告案情，他则右手扶着额头，闭目沉思。若手从额上撤下，犯人便被释放，若大手用力在胸前一挥，则死罪难逃。

他两个小时能判10多个案子，根本没理可讲，人们都称他为“寒青天”。

一天下午，赵健民一瘸一拐被押进了审判礼堂，军法处长历数他的“罪行”后，提议枪毙。

赵健民始终镇定地看着韩复榘，韩复榘来了兴趣，以往的犯人看见他，早吓得跪倒在地，这小子有种！他瞪着眼珠子问道：“你一个学生，不好好念书，参加八路干啥？”

赵健民说：“我是为了发动大伙儿抗日。日本人占我东三省，控制了河北长城要塞、冀东20多个县，现在又侵略到了咱们华北地区，您作为山东百姓的父母官，应该支持我们的抗日救国活动！”

韩复榘听了这番话，不由得挺直了腰杆儿，说：“年轻人，这些道理我比你懂！你去莱芜干啥？闹事吗？”

赵健民说：“我去宣传抗日，万一日军侵占山东，咱们国人要团结起来，不打内战，保卫家园。”

旁边的军法处长提醒韩复榘：“这小子是顽固份子，他把重要情报都吃了。”刚刚缓和的气氛一下又紧张起来。

韩复渠转了转眼珠，下令：“送回大狱。”赵健民死里逃生，又被押回狱中。这事儿在狱里传开了，狱友们都对他说：“你这重犯能活着回来，不简单哪！”

赵健民在狱中悄悄建立了党支部，继续开展工作，一年后，经党组织营救，成功出狱，又投入到了抗日工作中。

解放后，赵健民担任铁道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2012年，他因病去逝，享年100岁。

赵建民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他在狱中受尽折磨，誓死不向敌人低头，保护了党组织。他有勇有谋、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值得人们敬仰！

他当过云南省委书记，晚年回忆：因为康生一句话，1万多人被害死

2023-02-18 23:11:59　来源: 悟空谈历史 宁夏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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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康生就曾发起过“抢救失足者”等一系列迫害进步青年的运动，使得大量进步青年受到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康生十分擅长整人，解放战争时期，他被调到山东，主持了山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继续发挥整人的本领，很多地主被他迫害致死。

当时康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担任了山东省委书记，但基本不受重用，直到“八大”召开之后，康生重新复出。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康生又一次活跃起来，大量迫害干部，疯狂制造冤假错案，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赵健民冤案”，就是康生一手策划的。

新中国成立后，赵健民曾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省长以及云南省委书记等职务，十年特殊时期开始时，他恰好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康生借助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迫害赵健民，并使得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在造反派的冲击之下，云南的社会秩序很快就混乱起来，生产也停滞不前。云南地理位置特殊，承担着重要的国防任务，中央对云南的情况非常重视，在这种背景下，1968年1月中旬，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带着几位主要干部前往北京，向中央汇报云南的情况。

1月21日凌晨两点，赵健民与云南的同事前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专题会议。这次会议是康生主持的，会议开始后，康生与谢富治等人先讲了一些大局观，比如云南的稳定非常重要，承担着国防前线的任务，问题必须要解决好。

不久后，主持会议的康生开始针对赵健民，他问：“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赵健民当时对康生还非常尊重，连忙答道：“汇报情况。”康生却带着怀疑的口气问他：“你一个省委书记，来北京为何不请示？”

赵健民还没来得及回答，康生又说：“你支持造反派，出了很多坏点子，是不是？”此时赵健民开始意识到康生在针对自己，于是就说：“我没有出坏点子，如果有，甘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康生看吓唬不到赵健民，就把话锋一转，问：“你在白区工作时，哪一年被捕的？”赵健民回答1936年之后，康生又问：“你在狱中是怎么自首的？”赵健民听后非常生气，说：“我没有自首过。”康生却不管不顾，直接冤枉赵健民是叛徒，并且把赵健民与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联系到一起，说赵健民投降了国民党。

在这之后，康生围绕赵健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赵健民冤案”，把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诬陷为“叛徒”、“国民党特务”，赵健民也被关押起来，并被非法关押了八年时间。同时，受这起冤案牵连，云南省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1975年，赵健民恢复了自由，出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粉碎“四人帮”之后，赵健民获得平反，恢复了一切名誉。晚年的赵健民主要生活在北京，担任了中顾委委员等职务，他曾专门回忆过康生针对自己制造的那起冤假错案，当时他感触颇深，说：“因为康生一句话，1万多人被害死”。

文革中“赵健民冤案”的个案意义

2008年10月21日 09:58新华网【大 中 小】 【打印】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因之，对“文革史”的研究在内在逻辑上就成为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

一部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治史力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而对文革史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了。“文革史”是近年党史学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但如果较真儿点说，具有学术功力的佳作却不是很多。《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再版）一书，可以说是国内文革史研究尤其是文革冤案研究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对文革冤假错案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文革的冤假错案，其思想意义和学术含量并不只是像为某位同志平反昭雪那么简单，也不是为了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无论是颠倒黑白的冤案，无中生有的假案，还是捕风捉影的错案，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最极端的形态。这些冤假错案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冤案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也包括了案发时的政治环境、执行者的政治素质、程序性制度和非程序性制度的交互作用、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等等方面。所以，一个典型的案件，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研究一个典型的文革冤案，不仅可以获取当时所以形成众多冤案的历史信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视角认识文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赵健民冤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是专家治史之作。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其特点是以史为重，特别强调史料的全面、史实的准确。这本书的作者恪守史家本分，对“赵健民冤案”，本书不是就案说案，做翻案文章，而是放在云南文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说是一部云南文革简史，一个从多重角度解读文革的典型个案。

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个案

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历史问题。即清查“叛徒”、“特务”、“内奸”、“历史反革命”等各类埋藏的“阶级敌人”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内蒙古的“新内人党案”等。二是政见分歧。即“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党夺权”的问题。如所谓“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等；三是文革冲突。即对文革运动的政治态度问题，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意见不合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打倒陶铸案”、“杨、余、傅事件”等。

从道理上讲，这三类案件的问题起因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第一类问题虽是翻历史旧账，但性质最严重，属于敌我矛盾的范围；第二类问题虽然上纲上线很高，但终究还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性质；第三类问题是由文革运动本身造成的矛盾冲突，虽然声势浩大，行为激烈，但问题性质还是属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认识范围。所以，真正能在政治上致人于一败涂地的还是搞历史问题。所以，把现实问题搞到历史上去，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来做历史文章是历史上党内解决分歧的常用之法。可以说，所有文革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无一不是历史上有“污点”，政治上“反动”，文革中有“罪行”。“赵健民冤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一个案例。给赵建民罗织的“六条罪名”，全然是编造出来的。

由于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是作为“修正主义的路线”提出的，在各地各单位都有“代理人”，所以，赵健民个人的文革遭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遭遇。书中所述的“赵健民冤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刘少奇和各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的云南版。历史上，赵健民在革命战争时期被捕期间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情况，中组部和中监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审查结论。文革初期，红卫兵调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也能提供证明。再者说，康生曾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对赵健民的历史情况是清楚的。但他之所以不顾事实，一口咬定赵健民是“叛徒”，完全是出于文革运动的政治需要。所以，赵健民被关押起来后，对其长期置之不理，不予提审，不让申述。或许这也说明，本人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要他当文革的牺牲品。

透过《康生与“赵健民冤案”》看多数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

本书提供了一个反映、观察各省市领导干部文革境遇的视角。如果说，刘少奇的文革境遇，代表了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共性特点的话。那么，地方领导干部的“走资派”境遇，则反映了文革运动在各地发展的个性特征。文革之初，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不是文革既定的打倒对象，文革之初的目的，或许只是要他们解决政治上跟谁走的问题。然而，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地方大员多处在风口浪尖上。对上，他们既要紧跟中央的文革部署，又要出面处理地方的混乱局势，应付这场他们“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对下，他们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成为群众造反运动直接冲击的对象，又要表态对运动的支持。这样，他们犹如是风箱之中的老鼠，在两头挤压的夹板中，左右为难。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干部阶层在群众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的情况。所以，就政治运动史的研究角度而言，这些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或许是最有信息量的。

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无论路线亲疏，无论观点左右，都被认定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走资派”，有55名。其中，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在造反夺权运动中，这些省市一级的“走资派”，处境最为难堪。云南的赵健民冤案，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代表了这批干部的文革境遇。书中讲述了云南“炮派”和“八派”派性武斗的情况。被康生一伙污蔑是“叛徒”、“炮派黑后台”的赵健民，自然也是“罪不可赦”，饱受牢狱摧残。由此可见，人为虚构的阶级斗争一旦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破坏力量。

“赵健民冤案”启示我们，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党内民主的方式

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方式。这是文革的劫难给全党的重大历史教训。实际上，在文革进行中，许多干部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书中可见:1967年3月1日，赵健民曾向他的老首长康生面陈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还要求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赵健民这种做法本是按照党章规定，在党内程序中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赵健民没有想到，当时党内高层的一批老同志，刚刚因反对文革，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健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给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康生竟说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彭、罗、陆、杨用合法手段，夺得中央领导机关的权。这导致了赵健民的八年牢狱之灾。文革使广大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但正是这场广大干部普遍遭到迫害的大劫难，让全党懂得了党内民主的真正价值的宝贵。

这本书推进从人性的角度研究文革

发动文革，原有进行一场全国反修防修演习的“练兵”之意。（《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但被文革动员起来的群众，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群众自己打的不可开交。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一种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怎么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破坏力量？这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赵健民冤案”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些端倪。

在谈到文革的危害时，人们自然地要与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远、王洪文、康生等人的罪行联系起来。仅以康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康生夫妇在文革中点名诬陷的共819人（包括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中点名诬陷的239人）。但如果笼统地把文革灾难统统归结给他们，实在也太抬举他们了。这实际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的倾向。因为文革所以能够形成这场举国皆狂的运动，无论是林彪之流，江青之流，还是康生之流，都是不够份量的。即便是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也不是事事都能随心所欲的。运动中的各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过过激行为。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也未必没有整过别人。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的事情，成为当时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现象。所以，在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只会模糊和钝化我们的历史意识，让我们在一堆脸谱化的人物中获得心理解脱，失去了对自己历史反思的能力。

实际上，脸谱化是一种思想的幼稚化。以“赵健民冤案”为例。许多书上都说是康生单凭相面，就断定赵健民是叛徒。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康生是做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在山东工作多年，主持过审干工作，与赵健民早就相识，对赵健民历史上被捕的历史也是知道的。所以，打倒赵健民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根据证明，打倒和拘捕赵健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并非康生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至于康生当场胡说“我四十年的革命是有敏感的，我凭敏感看你就是个叛徒”，完全是故作高明的讹诈，用以恐吓和震慑对方的伎俩。所以，赵健民本人也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冤案归咎于康生一人，他认为:“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相互勾结的典型的帮派阴谋”。（《赵健民访谈录》，《赵健民文集》）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曾说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两个不赞成，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虐待俘虏。尽管对于文革的真正错误和危害来说，这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他提出了一个从人性看文革的视角。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 云南这场以“赵健民冤案”为中心的大规模迫害运动，是全国文革迫害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以比较典型的形态，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的。

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民主法制的国家。文革以我们民族“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时下还常常听到一些对文革的溢美之词。有的出自不谙历史的青年人，有的却出自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历史的失忆，不仅发生在下一代上，也发生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的身上。这说明，对文革研究，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反省。当然这种反省，不是要纠缠于历史的错误，而是要从错误中汲取历史教训，从历史中走出来，更好地向前看。或许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昆明军区原司令员张钅至秀将军、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分别为该书作序)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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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是2006年10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丁龙嘉、听雨。

该书不仅在于了解冤案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结局，而且在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

中文名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作    者丁龙嘉、听雨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10月1日

页    数279 页

开    本16 开

装    帧平装

ISBN9787010028347

版    次第2版

目录

1内容简介

2目录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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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民特务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这起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负责人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长达八年，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被审查，十七万五千余人被立案审查，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

作者耗时十年，深刻研究这一冤案，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 [1]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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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

“赵健民冤案”的文件(摘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当“宣判”到来的时候

第二章 “文革”初期的有限抵制（哈哈哈）

第三章 第一位被揪斗游街的云南省委负责人

第四章 人民大会堂，面见康生进忠言

第五章 搏斗于险风恶浪之中

第六章 京西宾馆，义正辞严驳康生

第七章 夫人杨瑞波风雪出京城

第八章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哈哈哈）

第九章 京西半壁店，初期监禁的日子里

第十章 交通干校，漫长的六百三十四天（这是两年左右）

第十一章 被捕，秦城监狱二十日

第十二章 大迫害到来前的紧锣密鼓

第十三章 大迫害（这块不知道是啥时候）

第十四章 建立“政治边防”中的大迫害

第十五章 云南特监中的抗争（这个显然不是秦城）

第十六章 青史不容污

第十七章 家庭，在风雨中飘摇

第十八章 穿透乌云的一线阳光（这个应该是1971年913吧）

第十九章 栽赃、陷害的《审查结论》

第二十章 历尽磨难的上访（这里肯定是粉碎后）

第二十一章 乍暖又寒

第二十二章 正义的裁判

第二十三章 劫难过后

后记

在史书中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春秋笔法的例子？ - 斛律明月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130284/answer/3130859971

知乎的这篇文章非常有内容，很有意思。

1968年1月10日，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接回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人，等待退役回山东。到达后卷入两派武斗，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从派性出发，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 （据以后查证，工八团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未加核实， 即上报中央。1月21日，工八团驻下关的全部人员700多人， 携带武器离开下关返回昆明。

当天， 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讲：‘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 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 走到反面了， 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这些话，为军事围歼定下了基调。

1月27日， 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 被部队围歼于干海资煤矿， 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及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2月13日， 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 宣布工八团为‘反革命匪帮’。

此后，在1968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军内外不断举办了‘反革命政治武装土匪滇西挺进队罪行展览’， 在‘划线站队’和‘清队’中， 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 并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军内外一些领导干部被诬陷为‘滇挺’的‘总司令’‘总指挥’‘密谋策划者’， 一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 有的致残致死。仅据大理州统计， 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 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 (粉碎‘四人帮’后已平反) 。”“滇西挺进纵队”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361页）

然而。。。。。。

见后。。。。。。

傲骨凛然的赵健民（六）

六、牢底坐穿

赵健民身陷囹圄之后，在康生、谢富治一伙阴谋家的精心策划以及出任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推动下，云南“炮派”被打成“反革命匪帮”，强加“滇西挺进纵队”的恶名，遭到残酷镇压，无辜的工八团在回昆明的途中则被解放军围剿消灭，酿成惊天血案。“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荒诞地演绎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无限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捕“滇挺”分子。在这个人为制造的特大冤案中，云南全省遭受审查的达1387367人，其中立案审查175974人，被迫害致死17269人。

赵健民不清楚后来云南发生的一切，只知道被关进了北京半壁店卫戍区专设的监护室。之前关进这里单间的，先后是刘澜涛、习仲勋和王任重，赵健民是第四个被羁押的“人犯”。一向坚信真理不容践踏、事实不容歪曲的赵健民，于失去自由后的第四天，即1968年1月26日向管理员要来笔墨纸张，开始向中央写申诉信。他满腔悲愤地写了自己的历史，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逐条批驳了康生一伙对自己的诬陷，通篇表明自己无重大过错，关押审查是不妥的。1月28日，他将第一封申诉信交了上去，然后是望眼欲穿地等待，相信组织上很快就能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恢复人身自由。谁知送出的申诉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其实，赵健民心里也明白，在那个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年代，即便这封信能够“呈谢副总理并报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中央并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并康老并中央文革”，或许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被阴谋家们以“不老实”为罪名，再踏上一只脚，进一步受到迫害。但硬汉赵健民不信这个邪，明知山有虎，偏往山上行，下定了坐穿牢底、抗争到死的决心。

赵健民的飞来横祸博得了安徽砀山籍战士齐运岭的同情，冒着极大风险，利用工作之便，给“山东单县终兴公社杨庄大队”赵健民的岳父家中寄了一封短信，收到回信才知道妻子杨瑞波带着小女已避难娘家，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他在回信中自信地说：“我是很有信心的，一定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一定要斗争到最后胜利。”他在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天无绝人之路。真理，定能得到革命者的拥护；定能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定能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任何恶势力也会冲破的，一定会得到胜利的。”从2月27日开始到3月1日，共用了4天时间（1968年2月为29天），赵健民写出了第二封申诉信，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详细地写了一遍，告诉中央自己绝没有挑动武斗、搞乱中央。3月1日下午5时，他将申诉信交了上去，当晚在日记中写道：“坚持真理，不怕任何惊涛骇浪。”在这前后，他还给时任国家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1934年由赵健民介绍入党）、清华大学女生周力群（她南下云南串连时曾受到赵健民接见）各自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介绍自己的历史和在“文革”中的表现。赵健民此举的目的是将事实真相告诉外面的老战友和群众组织，用另一种方式抵制康生、谢富治一伙的诬陷。3月3日，赵健民开始写第三封申诉信。他回忆起30年前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的情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监护室里久久地回荡着低沉、激愤、不屈的声音。3月13日晚9时许，赵健民抄完最后一封信后，又特别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其中说：“我已被康老监护审查。康老指定我是叛徒，我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被国民党逮捕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因为康老是文革小组顾问，我同他的认识不一致，我要求主席派人来彻底调查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企冀从最高当政者那里讨个说法。然而，赵健民的正当诉求被无理拒绝了。直到这时，赵健民才知道被监护期间是不允许对外通信的。他在3月20日的日记中悲愤地写道：“信不准上，怒火高万丈！”随即写下一首打油诗：“献身革命三六年（意为36年），忠心革命任劳怨。今日身陷囹圄中，豆萁要把豆粒煎。”诗中末句借曹植的《七步诗》之意，表达了对同室操戈的痛惜之情。

赵健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将三封上诉信的底稿重抄了一遍，同时给妻子杨瑞波和儿女小松、小桐、小楠、赵杨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小心行事，“但不要被恶势力所吓倒。要斗争要生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如瑞波被迫害，小松就带领小桐、小楠、赵杨克服困难，进行斗争，如小松被迫害，小桐就带领小楠、赵杨克服困难，斗争、革命。”赵健民同时交给齐运岭的，还有给毛泽东、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和徐运北的5封信。齐运岭借用3月31日星期天休假机会，将赵健民托付的信件通过邮局寄出。这一回招来了麻烦。两天后，管理人员突然闯进赵健民的监护室，收走了所有的笔墨纸张，并于4月4日将他转移至交通部干部学校特辟的监护地，同时被转押的还有习仲勋、刘澜涛等人。赵健民被关进了8号单间监室，四壁没有窗口，门上只留一个小洞，供管理人员送饭递水，条件比20世纪30年代山东高等法院看守所差的多多。赵健民清楚，这回真正成了“犯人”。

差点成了“犯人”的，还有冒死为赵健民寄信的齐运岭。1968年5月2日傍晚，齐运岭突然被抓，押送师部关了起来，受尽了人格侮辱和身心折磨。一位农村出来当兵的年轻人，见识不多，思想单纯，何以如此勇气为蒙难中的赵健民铤而走险，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后来，他在一封给《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作者丁龙嘉的信中披露了当时的心迹：“……看一看中国出了那么些大干部反党反毛主席，我心中就怀疑。想到这些老干部在战争年代什么都不怕，为了人民为了党，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一边，现在生活好了，他们有了名、利，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要说有个别的，我还相信，可为什么这么多？当时我就这么看和这样想……”善良正直的齐运岭正是怀着这样愤世不平的思想，挺身相助赵健民的。同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15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将阎红彦、赵健民定为“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齐运岭被开除军籍、团籍，遣送回乡，劳动改造。

直到1978年赵健民洗冤复出，他才得以平反昭雪，以复原军人的身份被安排在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二五所工作，后调入砀山县水利局供职，直至退休。

8月15日的两报社论中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乘胜前进的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当时最权威的两报社论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赵健民听到后彻底毁灭了心目中“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形象，悲愤地自问：民主何在？法律何在？党纪何在？真理何在？反复地思索：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回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往事以及个人的不幸遭遇，认为结论是明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之所以得不到彻底纠正，根本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他在寂寞中苦苦思考着党和国家屡现危机的缘由和克服危机的良策，认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消除党内一手遮天的专制主义，挖掉肆意践踏法律的祸根。

春去秋来，赵健民不仅没有等来一线转机，反而境遇日益恶劣。一天，赵健民如往常一样，端着一盆洗脸水折回监护室，突然背后受到猛然一击，禁不住打了个趔趄，水泼了一身，盆扔出好远，回头一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正以凶狠的目光盯着自己，不住地喊着：“我叫你不低头！”过了几天，赵健民打水时又碰上了这个不可理喻的战士。赵健民依然高昂着头，挺着笔直的腰板，将气运到后背，故意不理睬身后跟进的无礼士兵，只听脊梁“咚”的一拳，紧接着是“哎呀”一声惨叫。赵健民纹丝未动，身后打人的战士却不停地摇晃着手，一副龇牙裂嘴的痛苦相。这个无知愚昧的战士哪里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生在查拳的发源地冠县，少年时就练就了一身硬功。赵健民以静制动，有力回击了虐待狂。从此，那个战士再也不敢对赵健民动手动脚。

一年过去了，时针指向1969年1月21日。在这365天中，组织上不询问，不做结论，又不准上书申诉、表达意见，这是哪家的道理。这天放风时，赵健民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捡回几块石灰，在监护室地面上写下一首题为《一年有感》的打油诗，抒发心中的忿懑：“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一年时间久，调查会几遍。基本没问题，无罪已明显。无罪应释放，错案回头难。拖延又拖延，一年尚不完。分管此事者，应凭党性办。如认我有罪，请即讲当面。听听我意见，对照分析研。本质易看出，结论不费难。不要再拖延，再拖党性眠。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落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健民。

1969年1月21日于北京监护所”赵健民写完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没有笔误后随即告诉了看守人员，并被原文抄走，声称报送专案组。

赵健民的打油诗被抄走后，依然没有回音。1969年3月初，专案组来了，送来了笔和纸，要求赵健民出具一些人的历史问题证明材料，他趁机于3月1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信，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个被监护审查的人，时间已过去四百一十六天了，专案组基本上没有过问。”接着写了自己的冤情和观点，请求专案组拿出证据，尽快作出结论。报告信写罢，赵健民仍未尽意，随即又写下一首讽刺挖苦康生的打油诗《怒火鸣》，其中道：“再告主案人，注意我意见。监护审查我，已过四百天。不谈又不处，不问又不断。这是啥审查，水平低可怜。不如县监委，不如县公安。水平为何低，根源在错案。”紧接着向康生发起挑战，“今日为你计，要按正道办。如认我有罪，请即摆当面。我对你所摆，全面作答辩。如有不同意，摆开彻底谈。共同摆事实，共同把理辩。不过三五日，可以结此案。”又严厉警告说，“千万别再拖，再拖无可原。你如再强拖，就是机会汉。就是无理徒，不敢摆开谈。就是渎职者，拖延害党员。你如不回转，定要落深渊。”

在那个康生受到毛泽东高度信任、红极一时而又无恶不作的时期，赵健民敢于直言不讳地斥责批判“主案人”，可谓大智大勇，义薄云天。（我去！！）

果然不出赵健民所料，人民是最公正的审判官。

1980年，中共中央顺应民意，公布了康生的累累罪行，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其肮脏灵魂被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使这个靠构陷他人爬上高位的阴谋家、野心家身败名裂，落了个千夫所指的万古骂名。

赵健民写罢《怒火鸣》打油诗还不罢休，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进一步支援缅甸革命运动的建议》，目的是告知康生：你虽然能把我关起来，但禁止不住我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专案组将赵健民写给毛泽东的信、打油诗《怒火鸣》及援缅《建议》书一并收走，不料一个月后的1969年4月17日，两个干部趾高气扬地来到赵健民的监护室，当场将收去的三份材料撕了个粉碎，以卑劣粗暴、骄横跋扈的行为，堵塞了赵健民的言路。不过，赵健民通过二人捡走材料碎片的动作，也察觉到了康生一伙的色厉内荏。他们不敢面对一身正气的赵健民，只能用这种下流手段羞辱正人君子。

康生的仗势欺人并没有吓退钢铁意志的赵健民。同年4月21日，赵健民用捡回的石灰在地面上写下了打油诗《四一七有感》：“三月十二日，我写报告信。时过一月多，今日撕碎片。明目又张胆，使人发冲冠。如此放肆为，法纪已荡然。还有何话说，斗争去实践。你是蒙山大，我是一鸡卵。我要卵击石，击垮你蒙山。相信真理胜，生死置等闲。”写罢令看守人员抄走，自然还是石沉大海。

三个月后的7月，专案组和云南来的人开始审问赵健民，只是反复追问几次武斗的细节，不许谈及其他。赵健民要求全面谈，专案组坚决不许。赵健民心里清楚，他们手里没有真凭实据，不敢面对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真理据有者。逮至12月，仍旧没消息，赵健民有些焦急，打算直接上书康生、谢富治，申辩冤情，可又顾及到康生的位高权重，弄不好就会被害死，再无申诉机会。在1969年4月份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大权在握，炙手可热，是众人敢怒不敢言的魔鬼式人物。又一想，康生对自己的诬陷，完全是恶意中伤、老谋深算的，必须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敢于太岁头上动土。于是，赵健民找来一根竹棒，撕下内衣一块布条，蘸着私藏的半瓶墨水，于1969年12月12日在旧报纸上写下44行打油诗《感事报康老、谢副总理》，其中不乏严厉措辞：“当初指罪何肯定，似有调查根据全。而今这久无结果，出你意料不待言。你应吸取此教训，忠于职守健老年！”“你应光明和磊落，实事求是结此案！千万不要再拖延，再拖无理无脸谈。”署名“党员赵健民”。同时，他还给专案组组长写了一封用语激烈的信《怒告违反毛泽东思想者》，信中说：“我请你准许我讲或者写，假如你再粗暴地不准我讲不准我写，并蛮横地拖延，那你就是一个无党性、丧良心、施阴谋、用拖延手段残害党员的反毛泽东思想者。”“你也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真不知羞耻是何物。”“你不听良言所劝，你不会有好下场！”“对我这次的信你应答复，你若不答复就是不敢答复，那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就再不要摆什么臭架子，装什么劣洋相了。”愤怒之火腾腾燃烧在字里行间。

赵健民的打油诗和信件交上去之后，惹恼了不可一世的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1969年12月30日，专案组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赵健民，被戴上手铐转押秦城监狱，成为名副其实的“犯人”。20天后的1970年1月19日，赵健民又被反拷双手，押上伊尔18型专机，飞往云南昆明，等待他的，是更加深重的政治迫害。因为在这之前的1968年5月19日，一贯支持昆明“八派”的谭甫仁被认命为昆明军区政委；同年6月17日，又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谭甫仁上任后，秉承康生一伙的恶毒授意，怂恿“八派”头目黄兆其于同年7月10日肆无忌惮地炮制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上报中央。同年8月1日，“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联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递送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欲置赵健民于绝地。8月上旬，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将要出任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公开诬陷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致使迫害赵健民的罪恶活动不断升级，从而为阴谋家们下令逮捕赵健民提供了“依据”。

在这种严酷形势下，被关进云南省第三监狱一个里间的赵健民，将是怎样的境遇可想而知。这座院落40多个房间，只关了赵健民一个人。10多平米的屋子里，没有桌凳，没有书报，没有笔墨，只有墙角稻草堆上的一床被褥和另一墙角的便桶，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放在外间，用时须打报告，经批准后由看守人员从门洞递进并取走，一日三餐亦是如此，每天早晨允许到外面刷一次便桶，其余时间不得外出放风。更要命的是看守人员不断地往室内的水泥地面上泼水，致使稻草发霉，躺在上面浑身难受。赵健民不能忍受这种非人虐待，强烈要求改变恶劣的看守制度，起码给一张床。这种基本的人道要求赵健民先后提出了18次，直到同年8月23日才送来一张破床。

在这种寂孤难耐、暗无天日的折磨中，赵健民感到身体一天天衰弱，生命之火一天天黯淡。然而，困境中的赵健民没有自甘沉沦，没有悲观的哀声叹息，更没有绝望的自杀念头。因为他拥有千锤百炼的不屈精神，拥有沙场战火铸就的坚强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握有战无不胜的真理和无坚不摧的正义。他相信正义一定击败邪恶。只要坚持斗争，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1970年8月23日，也就是看守送床的当天，赵健民以手纸当稿纸，写下血书，致信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及各位副主任：“我回昆明已近八个月没人问，请告我：（一）我究竟有什么错误罪行？（二）请准我写一报告。（三）请准我把家里马列书拿来学。（四）请准我同家人见面。（五）请把看守制度按北京原则改一改。这种意见我已提过十八次了。”堂堂正正署名“赵健民”。从赵健民申诉信一开始落款“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到“党员”，再到姓名，可以看出邪恶势力对他的政治迫害在不断加重、加深。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赵健民的热血不仅不能感动那些“冷血动物”，反而招致更为残忍的折磨。9月3日，专案组长赵维廉、副组长任某一行来到第三监狱，对带进办公室的赵健民迎头来了个下马威。赵维廉装模作样地指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盛气凌人地对赵健民说：“我们是代表毛主席的。”赵健民不慌不忙地说：“周总理才能代表毛主席。”紧接着追了一句，“是不是毛主席委托你们代表他？”赵维廉立时满脸涨得通红，虚张声势地吼道：“不老实！不老实！”赵健民打算借此机会，将自己想说的话一吐为快：“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要求讲清楚。”他尽管明白这无疑于对牛弹琴，但还是要说，以此作为抗争。没想到开口不久，蛇蝎心肠的赵维廉就示意看守人员反铐了赵健民；再往下说，赵维廉再次指使看守弄紧了手铐，疼得赵健民满头大汗，面色蜡黄，立即住口，以示抗议。一天审讯下来，看守押着疲惫不堪的赵健民回到牢房，又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丧失人性的看守们将手铐一打到底，钢刃卡进了骨头，然后将赵健民推来搡去，照死里折腾。赵健民的两只胳膊疼痛如刀割，倾尽全力大声抗议：“你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我是中共党员！还没有开除我的党籍！”……这样的审讯持续到9月7日，前后共5天。整个审讯过程由专案组副组长任某作记录。他不当场让赵健民在原始记录上签字，而是回去歪曲整理后再回来让赵健民补签，遭到赵健民的严词拒绝。任某无可奈何地说：“上面规定记录整理后再签字。”赵健民坚决表示：“我只在原始记录上签字。修改了的记录我不签。”9月15日，赵健民在牢墙上刻诗呼冤。在这首题为《九月初审讯有感》的打油诗中，赵健民铿锵悲歌：“种种做法真荒唐，主席思想不沾边。我本党的忠良者，历史事实尽证鉴。光天化日遭此遇，事属个别非自然。唯物辩证得正结，形而上学案错偏。我争真理信心大，主因太阳明高悬。一靠钢铁事实在，二靠两论武器坚。……遥望北京呼主席，指人了解莫迟缓。我案将近三年久，拖延难决因主观。事实如让我摆出，人证物证昆明全。唯物辩证符合否，任人分析任评判。”

正义者的决死抗争，激怒了专案组，指使看守们对赵健民施以法西斯暴行。在审讯后的40多天里，赵健民被反拷24个昼夜，双手变成了紫黑色；连续4天不给供水，万般无奈的赵健民只得饮用便桶里的尿液解渴；通晓亮着100瓦的电灯，吸引数百只蚊子叮咬赵健民，致其遍身红肿，骚痒难忍；每顿只给1两米饭，饿得赵健民直不起腰，挪不动步……面对日益严酷的迫害，赵健民不得以采取了唯一的斗争方式——绝食。两天后，迫使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狱中当面作出管饱饭的承诺后，赵健民才开始进食。这一胜利，遏止了狱方的继续迫害，魔手稍有收敛。赵健民后来回忆说，在第三监狱这段时间，是遭受专案组迫害最厉害的时期。

1971年3月，赵健民被转押云南第二监狱（哈哈哈），关进惩罚越轨犯人的所谓“犯人禁闭室”。这是一个独院，面西背东，西面是院子，东面是房子。房子被分割为南、北两间，南面一间住着看守，北面一间关着赵健民。监狱依然铁门小孔，四周没有窗户，只在房顶留一气孔。不同于第三监狱的是，牢内墙壁均用软材做成，目的是防止犯人撞墙自杀。最令赵健民欣慰的是监室里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可读，还有每天的《人民日报》。尽管这份报纸阅后就被定时收走，但赵健民却能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不料过了不久，《人民日报》的国际时事版突然不见了，这让赵健民大为不满，开始第二次绝食抗争。为了强迫赵健民进食，专案组给赵健民背上了手铐，但却无济于事，不起作用。不久，手铐取下，国际时事版也如期送来了。赵健民的再次绝食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时光推移到1971年11月26日，赵健民在《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又一次用鲜血书写《为四请求再上血书》，上诉“云南省委、省革委，并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开篇便说：“我被关押已四年，四年中始终没人告诉我，我究竟有何罪行。我虽声明无罪过百次，但始终不准我写一诉状呈上边。这做法在新中国未闻未见。我大呼我无罪，要写诉状见青天……”此时的赵健民哪里知道，王、关、戚因自我膨胀、擅权越轨早已先后倒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因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充当林彪的吹鼓手，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退出政治舞台；昆明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背负着无数孽债，于1970年12月17日清晨被仇家刺杀身亡（哈哈！）；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温都尔汗。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搜捕林彪集团的残余势力。

即便赵健民的血书能够送达中央，又有谁能顾及此案呢？

赵健民的血书刚开了头，就被看守发现，慌忙制止。血书写不成了，赵健民又绝食（第三次）进行抗争。27、28日两天，专案组和看守人员轮流上阵，穷尽伎俩劝说赵健民进食，无论是天花乱坠的游说，还是声情并茂的感化，谁都没有撼动赵健民的意志，撬开他的嘴巴。28日晚11时许，一位军官带着云南省民委副主任木恺走进牢房。军官主问，木恺记录。军官开口就严厉训斥：“赵健民，你这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随即语调缓和下来，“你不是要求我们告诉你是什么问题吗？可以告诉你。”赵健民较真：“我要文字的。”军官答应：“可以。你不是要给中央、省委写交待材料吗？可以给你纸、给你笔。你家里的马列的书也可以给你。同家人见面问题，暂不谈。”赵健民坚持同家人见面这一条：“旧社会的牢狱还准许犯人每星期同家人见两次面。我被关押近四年之久，不让见家人一面，还有人道主义可言？”军官应付道：“那我们考虑一下吧。”接着说，“我们答应了你的要求，该吃饭了吧。”接着，看守端上一碗面条，赵健民迫使专案组让步结束了这次绝食斗争。

接下来，赵健民尽抒胸意，一口气写下了18万字的申诉书，详述自己的清白革命历史和被刻意诬陷及其遭受迫害的过程，提出了尽快查结此案的请求。赵健民重获上诉权，得益于林彪叛逃事件后毛泽东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反思，于1971年11月14日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重评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一事，认识到“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承认“那时我也搞不清楚”，实际上公开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后，毛泽东破例参加了10日的追悼会，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还讲，邓小平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周恩来指示起草并审批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当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重审“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了批示，认为“他没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推动政治局会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系列利好消息，使赵健民的困境渐渐逆转。1973年2月3日春节这天，赵健民获准与离别5年多的妻子杨瑞波、女儿赵杨见了面，知道她们母女一个在工厂上班，一个在厂子弟小学读书；之后，又轮流和在老家冠县务农的三个儿子小松、小桐、小楠见了面。这让赵健民感到无比欣慰，进一步增强了斗争到底的信念。

赵健民境遇的改观，也与云南形势的微妙变化有关。在谭甫仁主政云南期间大力推行“划线站队”运动中大批的蒙冤者及其被害者亲属，不断冲破重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披露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事实真相，揭发谭甫仁、鲁瑞林等人的严重派性问题。纸里包不住火。1972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情况时，将解决云南问题列入议程。同年3月26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走完了罪恶的后半生，形同清除了康生身边的鹰犬，这为减轻赵健民的政治压力起到了一定作用。同年7月5日，周恩来飞抵昆明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后，明确指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周兴：“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而周兴却迟迟不动。不久，中央将鲁瑞林和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调离云南。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期间，周恩来追问周兴，云南的“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并严肃地说：“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陈锡联也给周兴打招呼：“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都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周兴不敢再拖延，回去后指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黎韦，要求带头在昆明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可惜，这一纠错过程被1974年初突然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阻断，云南的帮派活动死灰复然，再次将昆明市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在帮派势力的压力下，见风使舵的周兴断然否定指示黎韦纠错一事，甚至说黎韦是背着省委搞的。第一次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就这样夭折了。在这种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形势下，赵健民只能耐心等待，继续上诉，顽强抗争。

面对专案组久拖不决的局面，1974年2月5日，赵健民提出了迅速结案的四条要求，竟然4个月得不到答复。愤怒的赵健民于6月10日在报纸上写下两张血书，强烈要求对自己的问题迅速作出结论。这一次很快就有了反响，专案组通知赵健民，可以给组织写申诉材料。6月20日，赵健民分别给康生和云南省委写信，要求依照法律和党章，尽快作出正确的结论，并怒不可遏地质问：“难道还要到海格特公墓请马克思给我作结论吗？”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26日，云南省委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以云发[1974]83号文件的形式上报中央。幸运的是，中央一直没有批复这个文件，为赵健民最终得以平反昭雪留出了回旋余地。《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采用了“文革”中惯用的诬蔑、栽赃、黑白颠倒、无限上纲等卑劣手段，列举了赵健民四个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第一，“1936年在济南被捕叛变”；第二，“积极追随刘少奇、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三，“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第四，“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上述四条所谓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例如，文件中指控赵健民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就是蓄意编造的谎言。云南“八派”头目黄兆其在1978年7月11日交待得清清楚楚；“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有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省革委成立以后，在第七次全会上和第七次全会以后，也没有挖出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我在参加省革委办公会议和省委常委工作期间，也没有听到过有确凿证据说明存在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因此，我认识到，‘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是强加给赵健民和‘炮派’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是‘划线站队’中制造的最严重的假案。”

1984年4月赵健民因公在贵阳市滞留期间，见到了在此服刑的黄兆其。黄告诉赵：“您是中央文革、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临别时无不愧意地说，“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由此可见，康生一伙及其云南代理人对赵健民的构陷是多么的阴险毒辣和处心积虑。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赵健民写多少申诉信，进行怎样的抗争，都不会冲破阴谋家们布下的天罗地网，逃不出他们挖好的陷阱。知夫莫若妻。杨瑞波肩负着为丈夫呼冤的使命，于1974年10月带着女儿赵杨进京，踏上了历尽磨难的上访路。在时任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姚仲明的指点下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赵健民写多少申诉信，进行怎样的抗争，都不会冲破阴谋家们布下的天罗地网，逃不出他们挖好的陷阱。

知夫莫若妻。杨瑞波肩负着为丈夫呼冤的使命，于1974年10月带着女儿赵杨进京，踏上了历尽磨难的上访路。在时任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姚仲明的指点下，几经辗转，费尽周折，杨瑞波终于在11月份的一个晚上见到了时任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朱礼泉，通过他将申诉信转到了邓小平的秘书手里，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知道了赵健民的悲惨境遇。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的重新主政，意味着赵健民冤牢狱生涯的终结。（哈哈哈）

1975年9月26日，赵健民获释，恢复了久违的人身自由。同年10月，周兴死，贾启允接替云南省委书记一职，但无所作为（？？？）。

同年12月，康生亡，搬掉了长期压在赵健民头上政治大山。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排除了赵健民冤案平反的最后障碍。

1977年1月，中央免去贾启允在云南的一切职务，任命安平生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丕显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为省委副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掀起了大规模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通道。

1978年4月，赵健民出任第三机械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同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以联发[1978]123号文件，发出了《关于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彻底推倒了云发[1974]83号文件《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中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了事实的本来面目。

贾启允（1914（甲寅年）～2004 （甲申年）），汉族，山西闻喜人。曾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942年留校担任党委书记兼组织科长，1943年至1965年历任中共太岳区党委党校书记，中共太岳区第五地委组织部长，运城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人民解放军温江军分区第一政委、成都市委书记，国家石油总局副局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党组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 [3]

1954年01月——1958年11月 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58年11月——1961年06月 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1975年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3]

1983年4月任河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是中共八大代表。

2004年4月12日逝世，享年90岁。

贾启允（1914—2004）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历史足迹。从1933年毕业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他回到家乡执教。然而，由于传播革命思想和参加进步活动，贾启允在1935年被捕。释放后，他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7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贾启允先后在不同职位上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他曾任“牺盟会”翼城县特派员，中共翼城中心县委武装部部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3总队第32团政训处主任，八路军129师决死第3纵队第8团政委等职务。

在“文革”期间被停职，但随后于1975年至1977年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1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伤痛之后，四川的损失非常大，为了帮助四川的经济迅速恢复，组织安排了一批干部前往四川，贾启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在这之后，贾启允在四川工作了四年时间，因为表现优秀，1965年，他被调到贵州，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贵州的日常工作。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作为领导干部的贾启允也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值得一提的是，贵州也是较早开展夺权的省份，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名叫李再含的人，他狂热地投入到那场特殊运动，主动向北京汇报贵州的进度，1967年，李再含凭借造反上台，贾启允也因此下台。

1975年，在邓小平等领导的关怀下，贾启允复出工作，被调到云南，担任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云南省委书记），当时“四人帮”对社会秩序破坏非常严重，在贾启允前往云南之前，邓小平曾鼓励他放心干，大力整顿，不过，在不久后的“反右倾”当中，贾启允却犯了错误，这也导致他在1977年2月被撤销了职务。

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贾启允重新复出，担任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只是这次复出他连降三级，由正省级干部降为副厅级干部。1983年，贾启允又担任了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晚年他主要生活在石家庄。

安平生（1917-1999），陕西省周至县人。1937年2月赴延安参加革命，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安平生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党的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99年9月23日，安平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49年后，安平生任中共北京市郊区工委委员兼秘书长，中共广州市郊区工委副书记兼市郊区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府秘书长、省财委副主任。

1953年11月至1955年6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华南分局委员。

1955年6月至1956年8月，任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6年7月至1961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

1956年8月至1961年6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961年6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1968年8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生产指挥组组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副书记、书记。

1975年10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3年6月至1977年11月，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7年2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云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9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政协云南省第四届委员会主席；

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兼任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2]

1973年、1977年、1982年，安平生分别在中共第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安平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批斗死的冤不冤呢？

看你怎么看。

当权派乃至无辜群众有完人吗？这世上有从来没犯过错误的人吗？参与、搅和到里面来的人，无论哪派，真有没被权、势、利益污染的大公无私者吗？

宋希濂晚年回忆：如果蒋介石同意将30万人撤到缅甸，后果会很严重

2021-10-13 17:27:56　来源: 刘白惜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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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对我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持续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胜利；在这一年，五星红旗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这一年，中国又重新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可是回看起这场原本不该被挑起的内战，有太多的人为之前赴后继，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4月23日，我党解放军冲破重重封锁和压制，百万雄师一鼓作气跨过长江天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仓惶南撤。

人民解放军成功占领南京，将鲜艳的党旗插在了总统府的大楼上，南京解放。

长江天堑被突破，意味着国民党原有的地利优势也不复存在。

面对已经不可扭转的局势，国民党内部有人选择归降共产党；有人选择画地为牢，殊死一搏；当然也有人选择暂时避开我党锋芒，谋划退守之策，待时机有利时，再伺机出动。

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不甘心的蒋介石决定转而将西南作为东山再起的最后一片阵地，他认为，西南地区地势险要，乃是有效阻挡解放军的天然屏障。

当时担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听从蒋介石的指示，不必听从白崇禧的指挥，将主要兵力从湘、川两地完全撤出，等到必要之时再入川。

1949年8月，宋希濂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坐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向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拿取军队所需要的物资经费。

可在抵达重庆三天以后，宋希濂却收到了胡宗南的邀请，前往汉中。

也正是在这次会面中，宋希濂向胡宗南提出了所谓的滇缅计划。

但此计划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且在后来大渡河的交战中，宋希濂兵败，被解放军所俘虏，他所构想的带领军队退守滇缅，再后续反攻的计划也因此而不了了之。

那么，滇缅计划是否真的能挽救大厦将倾的国民党政府？为何宋希濂在晚年之际，又会说出如果当时让国民党30万兵力退往滇缅，后果则不堪设想？

如上疑问，尽在下文。

1949年8月11日下午，宋希濂如约来到汉中军用机场，前来接机的，正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赫赫有名的“西北王”胡宗南。

此时，国名党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并不容乐观，渡过长江天堑的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节节胜利，东南地区大部分的省份已经解放。

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也就只有胡宗南的手中还掌握着几十万的兵力，成为了蒋介石手底下唯一的军事集团。

说起胡宗南和宋希濂，两人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生，也都备受蒋介石的信赖。宋希濂即便是比不上有“天子第一门生”之称的胡宗南，可两人之间并无太大差距。

况且，宋希濂小胡宗南11岁，他当上集团军司令时，只有3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也是所有是黄埔生当中最年轻的集团军司令。

而至于胡宗南为何会找上宋希濂，除却对宋希濂个人军事能力的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宋希濂手中所握的兵力，乃是蒋介石在四川地区仅剩的精锐。

两人会面后，在房间内密谈到了凌晨两点多。

据宋希濂后来的回忆，两人分析了当时国民党所面临的的形势，国民党军队能否抵挡住解放军的进攻；借助地利优势的西南地区能否守住；能不能保住东南沿海等地及台湾等。

虽然在此之前，蒋介石早就部署了“保卫大西南”的战略，派遣了30万大军沿着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带驻军把守，凭借地势之要抵挡解放军前进的步伐。

可宋希濂却对此并不乐观。

因为，这看似30万的大军，大部分是后期国民党抓壮丁补充进来的，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根本毫无战斗力可言。

毕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损耗殆尽，只能通过沿途抓壮丁的方式补充短缺的兵力。

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抵挡气势高涨的解放军？

基于此番考量，宋希濂适时提出了一个保存国民党军队实力的“滇缅计划”，胡宗南对此大感兴趣，两人就此讨论了足足右4个小时。

毕竟早在抗战时期，宋希濂就曾率领军队长期驻守云南一带，对滇缅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地形特点可谓是十分熟悉，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宋希濂信心十足。

宋希濂认为：

首先，在解放军攻入西南之前，将两人手中的精锐部队快速转移到滇西地区，等待良机，如果解放军未能突破西南大防线，军队再从滇西“反攻”回来；但如果是四川、贵州、云南都守不住，那么部队立刻撤到缅北地区。

而且，宋希濂手底下的兵团只有两个军，若是计划实施，抽调的兵力不会超过两万人，执行起来难度也并不算太大。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为了保证此计划能够万无一失，宋希濂希望胡宗南能够提前将重武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向滇缅边境的城市运送。

这样一来，己方进可攻，退可守，胡宗南听后直呼妙哉！

毕竟对于胡宗南来说，宋希濂的计划可谓是解决了他目前最头疼的难题。

打仗最主要的门槛是什么？

自然是手中的兵力多多益善！可在前不久的扶眉战役之中，与解放军对抗之时，胡宗南砸进去了整整6个师，共计4.3万余人，损失不可谓不大。

在这之前，胡宗南尚有和解放军在西北一决高下的胆量，可在扶眉一战之后，胡宗南对此事彻底没有了胜算，所以他才会率领残余兵力退守汉中。

尽管如此，胡宗南的手底下除了直属部队后，还有三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若是整合起来，倒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可当下的胡宗南，不敢赌，也赌不起。

因此，宋希濂的滇缅计划无疑是给正在打瞌睡的胡宗南送来了枕头，只要能保存一部分实力，他还有退路可言。

毕竟，在此前与解放军的正面交锋中，胡宗南率部屡战屡败，蒋介石已经对胡宗南颇有微词，只是碍于胡宗南手中的兵力不好发作而已。

可胡宗南带兵打仗多年，心里却是敞亮的紧，倘若自己打赢了解放军还好，自己仍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地位不可撼动；可若是一败涂地，即使自己有命逃到台湾，依着蒋介石的性子，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可将精锐部队撤到滇缅边境就不一样了，最差的结果是解放军攻破西南防线，可那又怎样，自己可以带着部队前往缅甸，他就不信了，打不过解放军也就罢了，难不成连缅军都奈何不了吗？

到时候，怕是蒋介石也得靠边儿站！

一拍即合的两人连夜就商讨好了撤军的行动方案，总体原则是：

不和解放军在四川展开大规模的战斗。宋希濂抽调一个师的兵力驻守泸州，胡宗南抽调一个军，驻守川南，一旦不能力扛解放军，则两人的主力部队全部赶往滇西。

不得不说，计划很完美。

可是胡宗南和宋希濂二人都忘了，若没有蒋介石的点头，他们是万万不能自作主张的，否则，就是断了自己在台湾的后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不能彻底的得罪蒋介石。

不出意料，在听完胡宋二人的计划之后，蒋介石震怒不已，痛斥二人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并给二人下了死命令：西南必须守住，否则东南沿海和台湾迟早落入解放军的手中。

对于西南防线的驻兵情况，没有人能比宋希濂更为清楚，一帮临时组建的乌合之众如何对抗来势汹汹的解放军？

但蒋介石态度异常坚决，他告诉宋希濂，自己将组建第二十兵团，由宋希濂负责指挥，如此一来，宋希濂手底下有两个兵团的兵力，定可以守住西南。

除了多出来的一个团的兵力，两人一无所获。

而且，即便是后来宋希濂手中多了第二十团的兵力，可他很快就发现，新兵团的司令官陈克非是蒋介石亲自任命，有要事也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自己只是空担虚名而未有实权。

至此，胡宗南、宋希濂苦心谋划的“滇缅计划”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1949年12月19日，宋希濂在大渡河沙坪大败，被解放军俘虏。

晚年时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蒋介石同意了我的计划，将驻守西南防线的30万人马撤到缅甸，那么后果就真的严重了。”

那么，如果当初蒋介石真的同意了宋希濂的“滇缅计划”，胡宋二人就能真的进可攻，退可守吗？其实未必。

首先，胡宗南和宋希濂两人手中的兵力加起来有30万之多，这些部队不可能同一时间全部撤退到滇西，毕竟，还需要有一部分兵力来牵制解放军，否则西南空虚，解放军如入无人之境，无疑会再增加兵力的损耗。

其次，就是行军打仗的第二大要素，军队后续的补给怎么办？

要知道，胡宋二人率领的部队，不是三千，不是三万，三十万大军撤退时的补给，也是一笔庞大的支出，这钱这物资从哪儿来？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国民党第八军709团的团长李国辉也带着三万多人撤到了金三角地区。

但是，李国辉所率领的三万人乃是算上了随行的家属，同胡宋二人30万大军庞大的消耗相比，这显然不值一提，就算如胡宗南、宋希濂所愿，能有三十万的部队撤到缅北，在缅北又如何生存？

况且，李国辉的部队尚且有台湾方面通过空运方式送来的补给。但是30万的大军，台湾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能力。

更不用说，若是当初胡宋二人执意执行“滇缅计划”，和蒋介石撕破了脸，台湾当局不派飞机大炮去轰炸就已经很是“仁慈”了，又怎么会去送补给？

最后，宋希濂和胡宗南曾经做过最坏的打算，一旦解放军冲破西南防线，二人就即刻率领部队撤往缅甸，心想打不过解放军，但对付缅军还是绰绰有余的。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些一言难尽。

且不说大军无端撤入缅甸会引起的国际舆论；单说是在缅甸立足，胡宋二人的部队初来乍到，定然会吃一部分闷亏，毕竟，打仗这个事情综合下来还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的。

天时方面，缅甸一带丛林密布，蚊虫蛇蝎无数，天气又闷热潮湿，部队刚刚抵达必定不能快速适应缅甸的气候环境，部队战斗力削弱是显而易见的事；缅军也不是傻子，定会趁着这个先机猛烈反击。

地理方面，宋希濂虽说熟悉滇缅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地形要塞，可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滇缅人，若是双方交战，宋希濂的优势其实也不算什么，非本土作战，最好的结果就是拼个两败俱伤。

最后，再说说人和。这是最好控制的东西，但也是最难控制的东西。

民以食为天，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30万大军在缅甸立足，打仗的时候都吃什么？就算是要卖命也得先吃饱吧。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武器补给，这是最快的消耗品，如果军火消耗殆尽，这三十万大军也就只有抱头挨打的份儿，又有谁会愿意落得个战死异国他乡，不能魂归故里的结局？

因此，综上所述，所谓退可攻进可守的“滇缅计划”也只是看上去给深陷泥潭的宋希濂、胡宗南二人一丝希望而已，若真要实施起来，恐怕不见得会得到意想之中的结果。

只能说，宋希濂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人民解放军。

“1950年的时候，大陆解放了，不过按我们的说法是沦陷了。那时候陈赓指挥解放军第四兵团，在滇南把国军的第8军，第26军几乎全歼，就剩下了李国辉和谭忠带着他们的1500多部下从云南一路逃到了缅北。”

“他们在缅甸孟棒合兵一处，将番号改成了‘中华民国复兴部队93师’，这支队伍就是我们孤军最早的起源。”

“复兴部队就是一个口号，有了这个口号，部队就有凝聚力，当年很多我们国民党在缅北，滇南的溃兵，山匪，地主武装，这些害怕投共的人，就都翻山越岭来投奔李国辉，队伍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壮大起来的。”

“虽然我们被你们解放军打败了，但其实战斗力并不差，搞得后来缅甸政府很紧张。这么一支部队搁谁地盘上谁都紧张。”

“不过东南亚军队的战斗力都不高，缅甸国防军向我们根据地进攻，都被我们反击了回去，战后一算阵亡比，缅甸是3，我们是1。”

“那这场反击战打的还挺漂亮啊！”

“是啊，我们也没有后路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后来，蒋委员长听说了中缅边境还有一支'中华民国'的武装，很高兴。赶紧派同样是云南人的李弥将军飞往缅北，指挥孤军。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打算让孤军作为侧翼，分别从大西南和台海沿岸夹击，反攻大陆。”

“李弥将军当时是先飞到了香港，在香港正巧就遇到了我父亲，段希文将军。”

“我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对做生意一点头绪都没有，这时候李弥将军就劝我父亲和他一起去缅北指挥孤军，重返军旅。”

“李弥到了缅北，开始修军用机场，开设干训班培训新一代部队指挥官，学校的名字叫‘云南省反共抗俄大学’。”

“这个大学很厉害，顺便还培养出了三个日后在金三角叱咤风云的大毒枭——罗星汉，彭家声和坤沙。他们三个都是第一期学员，同班同学，但互相打仗的时候可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

“那后来孤军和这些大毒枭之间也交过手吗？”

“交过手，1967年坤沙在老挝路过我们的驻地，被我们打的人财两空，丢了足足十几吨的鸦片，后来还被老挝的军阀抢走了。因为我父亲在金三角一带受人敬重，其他毒枭对他也很敬重，所以大家相处还比较和气。”

“其实第一次撤军就是做做样子给国际上看，蒋委员长依旧想瞒天过海，留下了我父亲在内的大批精锐部队。在随李弥撤台的部队里面，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士兵来自金三角的少数民族部落，很多人连汉语都说不利索。”

“同我父亲一起留下来的中国孤军，将编制一分为五，改名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以表面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关系，由柳元麟中将统一指挥我们继续在金三角一带进行反共作战。”

“后来缅甸政府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们和大陆政府的关系很好，就向大陆求助。后来周恩来答应和缅军联合作战。”

“解放军确实能打，又得到缅甸政府默许，可以跨境20公里作战，我们孤军根本顶不住，只能向东撤退，渡过湄公河直接撤到老挝一方了。”

“正好，有一次空投补给的时候，武器弹药被发现了，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蒋公也迫于美国和国际上的压力，取消了我们'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番号，并且表态会将我们全部撤回台湾。”

“第二次又撤走了一万多人，五个军就留下了李文焕将军的第三军，和我父亲指挥的第五军。”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撤军的故事，很多版本说第三军第五军不愿意去台湾是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大家都是云南人，想着如果留在金三角，总有一天还能回到自己的云南老家，是这样的吗？”

段先生说：“不全对。其实当时蒋公对我父亲下了一道‘密令’，叫他‘明撤暗留’，蒋公的一生，可是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执念。”

“也就是因为这道密令没有经过'国防部'，是蒋公直接向我父亲传达的，所以当时'国防部'以为我父亲在抗命，所以在'国防部'那边对我父亲军衔的评定一直是少将，按理说我父亲应该是中将头衔的。”

“那'国防部'后来就没有再调查这件事情了吗？”

“等这疫情结束，我还准备飞一趟台北和'国防部'那边谈这件事情呢？后来'国防部'的联络官和我讲，让我出示蒋公这道密令的文件，我说都说了是密令，怎么可能还留着文件当证据呢？”

“等第二次撤台结束，我父亲成了金三角中国孤军的总指挥，他带着部下找到了山区中一个叫 Mae Salong 的傈僳族居住的小山村，准备在这里扎营结寨。按照谐音，把这个小村庄称为‘美斯乐’。”

“别看现在美斯乐很美，人民生活富足，但是当时我生活的艰苦，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蒋公一开始和我父亲承诺，坚持三个月，三个月后恢复补给，但是全军人等啊等，三个月后连一粒米都没等到，承诺的补给整整二十年都没有来，我们只能自力更生。”

“我本科是台大毕业的，赴台留学的时候，我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学农学，为的是学成后回乡帮助孤军搞农业，原本我的分数是可以学医的。”

“美斯乐的土壤很贫瘠，什么都种不出来，勉强种活了，庄稼的产量也很低，为了维持生计，我们只能插手鸦片生意。”

“在金三角发展起来的武装，没有一家不碰鸦片生意的。这里除了鸦片，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大家都在做鸦片生意，你不做，你就挣不到军费，下一步就会被灭。”

“我们的模式很简单，我们自己不会碰鸦片，但是我们向种罂粟的农户抽税，也为他们提供武装护卫。如果我们的军队中有人染上了毒品，是可以直接枪毙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严格规定，军纪才没有涣散。”

“我记得在1970年的时候，父亲做出了一个对孤军意义重大的决定，他宣布：“孤军放弃反攻大陆，不再与中国大陆为敌”，父亲还说过：‘我们不和中共硬拼，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要和外国人打仗，一定要给中国人争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群被世界遗忘的人了。台湾那边不要我们，大陆我们也回不去，泰国政府也把我们看成眼中钉，我们孤军的生存举步维艰。”

“但是泰国军队也对我们孤军的战斗力比较忌惮，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一边围困，一边想通过谈判，收编我们。”

“正好那时候在泰北山区，还盘踞着一支“苗共”武装，是泰国共产党在苗家子弟们的聚居地建立的革命武装，他们熟悉地形，擅长山地作战，泰国政府军根本拿他们没辙，所以想到了同样作战经验丰富的孤军。”

“泰皇派江萨上将和我父亲谈判，想让我们孤军出征，剿灭苗共武装，等平定战乱后泰国政府就会给我们孤军和孤军后代合法的居留权。我父亲和李文焕将军权衡利弊以后，答应了泰军的作战计划。”

“那苗共的战斗力如何呀？当年孤军和他们交手胜算大不大呀？”

“苗共的师父，就是解放军，我们和苗共的师父几十年来交过无数次手，难道还打不过他的徒弟吗？不过我们也是六次围剿苗共，历时五年，才彻底平定战乱的。”

“孤军的最后一仗，是在泰国中部的考坷山。那里还有一支两千多人的泰共武装，游击队里有很多都是越共和缅共的老兵，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他们的存在，让泰国政府害怕自己有被拦腰斩断的风险，所以军方再次请孤军出战。”

“1981年二月份，第三军和第五军各抽调了二百名士兵赶赴泰国中部山区战场，配合政府军围攻泰共阵地。我们的兵从考牙山后山突击，打了泰共一个措手不及，”

“接下来孤军乘胜追击，一举冲入营寨，击溃了游击队的防线。原本计划了45天的战斗时间，结果孤军22天就凯旋而归了。”

“段伯伯，我听说当年第三军李文焕将军的驻地比较富裕，而第五军美斯乐这边却比较贫穷，是这样的吗？”

“对，是的。第三军那边是将军富，百姓穷，我父亲这边是将军穷，百姓也穷。我父亲他平时把家里很多积蓄都补贴给部队了，那时候在美斯乐当兵一个月的津贴好像才300铢。而且第三军的驻地在清迈，那边还可以做玉石生意，我们美斯乐这边啥都没有。”

为什么包括段希文和李文焕都不愿意去台湾呢？

段希文1912年出生于云南宜良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入滇军，到1949年，他已经担任了58军副军长兼126师师长。1950年人已经逃到了香港的段希文追随李弥同到缅甸，被委任为“云南绥靖公署第三军政区”司令、云南反共救国军第五军军长。可以说，在缅甸期间，他就一直是李弥的心腹。

李文焕出生于云南省永德县，早年靠在中缅边境走私发家致富。1943年他和佤邦首领带礼品到昆明晋见龙云，被委任为佤山区守备副指挥，这才与国军有了关联。李文焕于1950年4月率部外逃，投靠残军李弥，所部云南永德、镇康县的士兵被编为云南反共救国军第3军。

段希文和李文焕都是云南边境地区的人，所以他们都不愿意离开金三角去台湾。

还有一个因素，1954年去了台湾的李国辉和谭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

缅甸残军第一人李国辉到台湾后以上校的军衔退役（军衔只计算1950年以前），没多久被人告发其在金三角倒卖军火（养军），李国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两年后得以特赦，出狱后靠养鸡为生，生活困窘。

谭忠退伍后一直没有安排，甚至到了杀猪卖肉和摆地摊为生的地步。

原第5军20师师长朱心一在战斗中左腿负重伤，到台湾后以少校军衔退役的命令，只能拿退役金在基隆开个米粉店糊口。

李弥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到了台湾，就彻底赋了闲。

1970年。当时泰国政府在攻打境内北部的几支反政府武装时，很不顺利，损失极大。

灵光一闪，于是泰国政府决定利用美乐斯的国军残军来攻打“叭当”等地的反政府武装。

“叭当”也是清莱府内的一个村落，地处崇山峻岭之间，盘踞着一支10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泰军围剿了10多年竟然没有能攻下。

双方谈成的条件是：如果段希文部能攻下叭当，泰国政府就正式给予残军居住权和身份证，让他们成为正常的泰国人。

泰北的“国军”成立的自卫队，担任了泰、缅、老边境一线的治安、剿共任务，隶属于泰军北部军区，从此由泰国国防部按月发给薪俸，换发武器装备和服装。

1955年2月中共与缅甸签订了联合消灭外军的协议，同年3月美国也同意以武力消灭这支部队。缅甸对柳元麟部队展开猛攻，柳元麟以五军人数过多为由从中分出2个师。游击队第三军的李文焕原来属于段希文部，柳元麟把李文焕这支部队抽出来成立第三军，这让柳元麟和段希文矛盾更深。

1957年柳元麟将将总部从蒙撒前往江拉，修建了机场，让国府空投物资，但即使弹药充足，五军也不能获得足够补给，柳元麟把原本补给给5军的战备物资全部藏起来，导致五军面临打一枪还要数自己有几颗子弹的境地。柳元麟扣押五军战备物资的行为，在之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1957年元月，柳元麟把总部迁到江拉后，缅甸方面首次向解放军求援，一开始并没有得到解放军方面的回应，同年西藏的叛乱分子引起西南的不安定。蒋介石下认为这是反攻大陆的好时机，达了安西计划，动员三千人到中国边境制造动乱。1958年大陆推行“大跃进”，更让蒋介石觉得有机可乘。蒋介石一直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反攻大陆时人民会揭竿而起，会迎王师归来，这也是蒋介石败退后的梦想，8月发生了第二次台海战役，更让蒋介石决心尽快从云南反攻。然而柳元麟的突击队特训班却迟迟未能结训，等到9月以后结训出发的时候，与蒋介石原本拟定的计划推迟了半年，当时西藏的动员基本上已经被平，加上柳元麟部队心结太深，结果就是柳元麟的部队遭受重创，蒋介石的安西计划破产。

1959年国府制定了兴华计划，要将柳元麟总部建立为陆上第一反攻基地，在修蒙不蓼机场时段希文部队的不配合，两人矛盾再加深。1960年2月17日，整修后的蒙不蓼机场开始有国府的飞机起降，带来大批物资与特种部队，这让缅甸感到不安。

1960年1月年缅甸总理奈温访问北京，签订了《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实行军事合作，邀请解放军入缅，想彻底把这支部队赶走，11月22日凌晨，解放军和缅甸军方六万多人开始向残军进攻，为了守住最后真滴，蒋介石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迅速飞往江拉稳定军心。1960年12月20日，蒋经国首次踏上了缅甸，亲自去慰问了士兵。但很快蒋经国的行踪就曝光，不得不改变行程，由于当时的制空权已经被中缅联军掌控，所以蒋经国实际上是乘船离开缅甸进入泰国回去的。1月21号，缅甸军方要求解放军越过原本规定的中缅边界20公里防线继续攻打残军，第二天周恩来批准了缅方的请求。解放军很快攻破了残军的第一防线，向残军的江拉总部逼近。在解放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被柳元麟扣押武器的第五军伤亡最惨重。1月27号，中缅联军进入蒙不蓼和江拉，在残军总部的仓库里缴获了了大量的被柳元麟扣押的，原本发放给第五军的枪械弹药。

由于当时是蒋介石传的口谕，没有证据，所以在国军档案里面，这四支留下来的部队就被说成了抗命不撤，因此国民政府断绝了与他们的联系以及补给。1961年9月开始，三军和五军的补给断了，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于是开始垦荒种地，以解决温饱问题，但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还要解决购买武器弹药的问题，于是这支部队又不得不重新做起了马帮生意，重新走上贩卖鸦片吗啡的老路。但当时在金山角的大毒枭主要有罗星汉和坤沙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很多人都是从大陆逃到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黄埔军校20期出身的张苏泉，坤沙能成为金三角的龙头老大就是因为有张苏泉这个副手，当时两大毒枭占全世界毒品供给的80%，三军五军做马帮生意必然触及罗星汉和坤沙的利益，经常还要和毒枭交火。李文焕坚持认为必须消灭坤沙，即便段希文不同意，但两支相依为命的军队还是联合在一起，将坤沙赶到老挝境内。

1962年3月，三军五军联合成立了“东南亚反共志愿军”。

1970年美军在越南战场上节节败退，被夹在缅甸和越南中间的泰国境内反对势力快速崛起，泰国虽然有优势兵力，但始终无法平定内乱。所以泰国非常需要有打仗经验的国民党军队。所以当段希文和李文焕在泰国与泰国参谋总长江萨见面时并没有拒绝泰国接收这两支军队的请求，但首先要征求国民政府的态度。而国民政府同意了了泰方的请求，将这两支部队划给了泰国。但泰国在接受这两只部队的时候，对他们的战斗力存疑，因为这些士兵大部分都是面黄肌瘦的。三军五军的军官表示打仗没问题，这些士兵之所以面黄肌瘦，是因为长期吃不饱穿不暖导致的，但上了战场绝对不会输人。

1970年12月10日，三军五军整编成“泰北志愿自卫队”，在出发前段希文和李文焕着急将士们说了一番话，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在异国他乡，人家国家出了问题，不帮人家解决问题，人家是不会欢迎的，如果不欢迎我们，我们该去往哪里？大陆回不去，台湾也不要我们，我们必须为生存而战。随后换上了泰国军装和泰国武器、举着泰国国旗，前往清莱战场。

11月25日《新闻周刊》之《往事》——缅北往事（下）：为祸东南亚

新闻周刊

2023-11-22 16:39:10

1960年10月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努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这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为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1960年11月21日，应缅甸政府的请求，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携手，在金三角地区两次实施了我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追歼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

国民党残军部分撤回台湾，部分逃到泰北山区一带，成了亚细亚的孤儿。而缅北像被诅咒了一般，并未就此回归平静。缅共分裂后，新的势力开始崛起。缅北由过去传统的土司势力控制，变成了由各个民族地方武装控制。他们占山为王，相互征伐，抢占地盘和毒品市场份额，缅北的地下经济、各种黑灰产业从此大肆发展。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缅北往事（下）：为祸东南亚》。

中国政府对盘踞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并非是无动于衷。早在1959年5月4日，毛泽东就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接见在缅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上作出了批示，要求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员去调查并研究对策，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从此，中央军委对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高度警惕，制定了应急方案。

1960年4月，周恩来结束了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国事访问。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他在昆明短暂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详细了解了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周恩来指出，“两国将共同勘定边界，而勘界过程中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骚扰，你们要早有准备。”

邓贤：这就是所以说这个形势错综复杂，后面就成了台湾的军用飞机偷偷地长途跋涉给柳元麟运送补充给养，补充给养。后来雷宇田将军跟我说，美国人干的坏事还多。他就不愿意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么大一支力量，而且不听命于他。后来他就支持别的一些武装。

包括后来在七十年代，国民党残军已经准备归顺泰国政府，美国政府又在中缅边境扩大他的势力，派了大量的特工，然后组织了什么工作站，然后他们的名义都全部用国民党残军的名义。所以后来雷宇田非常愤怒，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我们根本没有做这样的事，比如说反攻大陆，往大陆输送情报员，窜反大陆做很多骚扰的事，包括搜集情报，根本不是我们这支军队做的，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这完全是相当于挑拨离间，这就是美国人干的坏事。

他就说了很多这样的事。

六十年代以后，整个东南亚形势就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因为国民党残军在这个时候势力已经越来越弱，他们的老兵因为拖儿带女年龄大了，托儿带女，这支残军的归属一直没有，不知道归属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美国人又开始乘人之危，美国人曾经有过两次以上的打算，是做什么？一个是收编这支残军，到什么地方？到越南参加越战，然后被拒绝。还有一次大的就是收编他们到老挝打内战。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吧。甚至到八十年代初，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借用这支国民党残军为他的国际战略服务，一直在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