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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 血浴长津湖（上） -- 忘情
粟裕原话是
许多营连有政千无军干，有军干无政干，而营连排干部太新太弱(五月中补充之新兵已当副连长)，班排干部俘虏成份不少，因此团级(老的多)与营以下脱节现象甚严重。团以下各级对个人前途悲观的倾向亦较普遍(因前方战斗剧烈，伤亡甚大，而见到后方环境安全舒适，革命又快要胜利，极想保存自己，以享受和平生活，但不知自己何日报销，故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较普遍)
济南战役是1948年9月，此时长春尚未解放，战略反攻尚未开始，说白了那时候只是解放战争的下半场刚开局，高层尚未能够预判明年这个时候就建立新中国，说团以下就能判断出革命快要胜利了，说什么“看到快胜利可享福了而惜命”这理由确实牵强。要知道，打济南2个师级主官就牺牲在第一线，说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严重，只能说没有抓准问题。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也没看到汇报中写。不吹不黑，就这一点看说带兵无能可能武断，但情况没找准是有的。
对比下建国后18军进藏的情况。18军从河南到湖北，从湖北到湖南，从湖南到贵州，成都战役结束，18军原定进驻自贡、泸州、宜宾一带，负责经营最富庶的川南地区，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兼任自贡市委书记，大批干部已转入地方工作，从上到下刚想在天府之国安家娶个婆姨，又要进藏，军心不稳也很正常。而反差最大的，是当初拒绝进藏的10军接替了18军的防务，10军军长杜义德任了川南军区司令。18军上下都有一种不稳定的情绪。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给18军首长写信，说自己“因身体不好，不愿进藏”，死活不愿去。炊事班杀猪宰羊，排长和连长居然连队伍都集合不起来。这个时候面临的困难才是最真实的。
而18军又是如何处理的？张国华决定，从军、师的领导班子开始，带着家属一起进藏，拒绝进藏的一律按逃兵处置。张国华为了表示和大家荣辱与共，亲自背着自己的3岁的女儿在严寒中行军，最终，女儿在冰天雪地中感染了肺炎，不久后离开了人世。得知这一消息，18军上下官兵无不悲恸，他们将军长的这个小女儿称为“18军进藏牺牲第一兵”，将她写入了18军的军史。也正是这样的付出，从二野一纵分出来的年轻部队，70年后历次军改裁军依然留在解放军的序列里。55年，同样是军长，一纵改编的16军第一任军长尹先炳授衔大校，从一纵分出来的18军第一任军长张国华授衔中将，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内蒙军区司令员乌兰夫，昆明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这些名将跻身同一级别。历史选择了18军、选择了张国华，而18军、张国华也没有辜负这种选择。
48年固然不能和50年相比，但苗头已经出现了。
48年虽然不能确定共产党最后能取的绝对优势，但攻守易形，优势己经有了，这种时期就是苗子的生长期，但因为还没取得绝对优势，都知道还需要努力，不继续努力的话国民党会反攻，会把现在得手的也丟掉，固表观就是有这种情绪，但作战还是勇猛努力以命相搏的。
但到50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共产党已取得绝对优势，大势己定，可以不努力而去享受了，不须再努力搏命了，树苗就长成大树了，就有些人不愿再努力，想享受胜利果实了，就不再只是想想而已，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了，就是你说的种种表现。
这种问题是人性的本质，根本就无解，粟裕也不可能在电报中给出解决方法。曾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就只有毛主席一人，他要求他的战友在解放后继续保持革命精神，结果就是在他走后对他几十年的抹黑。
还没有公开，一年结束战斗，这种1949年获得全国胜利，在1948年是很少有人会想的。
甚至1949年渡江时，苏联的建议还是中共占据北方获得和平，就好了。
当然了，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觉得胜利确实在望了，但是我估计你的构思可能有不足，因为在1948年之前，我军虽然在东北确实拥有优势，但是胜势也不那么明显。
你的构思还是受到了中国改开历史摧枯拉朽的影响了，事后诸葛亮意味很大。
毛黑甚至说1948年香港的郭沫若骂北京的沈从文是建国后的文革政治迫害，哈哈，这就是这种典型特征的思维模式的结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国民党军当时是单纯从军事上理解野战不敢出击的，并没有从政治上做深刻分析，所以他们还在战斗和保留实力。
这就是歼灭黄伯韬时，华野我军和邱、李兵团互动的成果。这里面既有邱清泉的努力和真正冲击，所以我军损失很大，但是邱清泉也确实没有一往无前的劲头，吸取了豫东战役的损失的教训。
这个豫东战役，毛主席虽然说我们过了山头了，我不认为我军大部分军事指挥员都懂。所以你说的应该不是完全的情绪。
确实有一些士兵不那么努力，但是从事后来看，我军还是努力的，并不像笨狼河友说的那么糟糕。他是瞎扯淡习惯了，瞪眼说瞎话而已。我估计这可能和华野吸收国军俘虏比较多有关，势必分散我军的纯度。
总之这个时候有这些情绪也算合理，毕竟看见了我军的一些希望了，经过修整也还是克服了的，在面对胜利的时候容易骄傲自满，甚至保命心思也是合理的。毕竟在金坤海南时，这种情况也不少，没办法，消化时间太短了。
因为整个解放战争都是在一种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时间很仓促，但是战机又是那么精密，不抓紧，也还是会导致很多问题。也没办法，毕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哪怕剿匪和反特阶段都是比战争时期更好的时期啊。挽救的人民的生命就是数以亿计的。
好吧，新中国建设发展也是比较仓促和稍有混乱的，也是没有办法。
当年反对四人帮就是以时间来不及作为借口的，现在，很遗憾的是，改开后的问题也面临了时间的限制了，呵呵。
48年变化很大，是剧烈转型期，华野稍有一点混乱，不影响大局。粟裕的确是领会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一直构思中原大战（其实就职务来说，他只负责山东方向的），他是一直关注东北战场，东北一旦接近成熟，他就开始动作了，这是淮海战场和辽沈战役的配合。他走在了时间的前面，说到战士完全理解这一意图，恐怕也未必，只能是模模糊糊有一些感觉。
无论是邱李战场，还是黄伯韬战场，华野的战斗精神还是很厉害的。可以信任，笨狼的指控是根本不成立的。
围济打援就是围济打援，和保命关系不大，笨狼就是瞎说。
本人虽非粟黑，但也不是什么粟粉，最反感就是谈历史脱离事实用那种粉丝圈的爱豆文化去谈论，话里话外都是我们家爱豆多好多好。近些年网上有两个被吹捧的战神，一个粟裕一个张灵甫，其实无论说的天花乱坠，一个最基本是事实改变不了，两人都是将才，而非帅才。
既然你提到了粟裕，那再谈谈他称病的事，其实堪比称病拒绝进藏的杜义德了。1950年7月6日，毛主席致电粟裕
粟裕同志并告陈（毅）饶（漱石）：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毛泽东
七月六日二十三时
七月七日，中央军委成立东北边防军，任命粟裕担任司令兼政委。
7月十日，毛主席又给粟裕发去了一封电报：
来电悉。
有病应当休养，可以徐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七月十日
之后，又两次致电
粟裕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来京。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紧迫，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
当然，最后的历史大家也都清楚了。
在43岁的粟裕有病不能去，同岁的林彪也说有病的情况下，52岁的彭德怀临危受命，奔赴朝鲜。
到了1952年4月，彭总因病回国，哪怕是邓华坚辞并推荐粟裕陈赓，军委仍然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司令员。其实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此时，粟裕是负责作战工作的副总长。
至于后来彭、粟不和，粟一直不得志，仅短暂当了几年总长，还总是被彭领导的国防部打压，之后就是到军科养老，未再掌握军队指挥权，未尝不是有前因。
当然了，相比10军的杜，不但称病拒绝进藏，听说海军伙食好，还哭着喊着要去海军，大将的风格高多了。不过共产党人信奉的一句话就是“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对比临危受命的彭总、张国华，对比主动请战的韩先楚，客观看历史的人还是能看出高下的。
48年形势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蒋介石46年全面进攻，47年变重点进攻，到48年国民党就变成全面防守了。虽然说在48年还不能预见到49年就能全面胜利，但在一线的战士，从防守国民党的进攻转变为进攻国民党，这种形势的转换他们肯定是清楚的也知道这种转换意味着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所以有怕死心理也正常。但国民党还未消灭，革命尚未全面胜利，同志尚需继续努力，所以虽然有怕死的心理，但实操还是可圈可点可以为我们后代表率的，何况还有不少人是真心为革命战斗不畏牺牲的。
劣势时用拚命来保命，稍有优势可选择性多了心思也就多了，到有了绝对优势可选项更多，所以49年后有更多的骚操作，无他，人性使然。但这只是一小部份人并不是所有人，而且绝大部份人不但称职，还很出色，是真正的英雄。
至于迷途笨狼，只不过是西西河版的祥林嫂，黑粟翻来覆去就那几个点，还经不起深挖。和他也就好玩而己。
你我都是后来者，可以做事后诸葛亮对前事指指点点，但对前辈起码有着敬畏之心，而通过对事情的深入研研究，只会对他们更加敬佩。
主席嫡系，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没有小农意识，更缺少荣华富贵之考量——红四是典型的农民造反思维——所以张国焘配备沈泽民等大票先进意识的领导层搞肃反很有必要性，革命不是造反，不是为了个人拿命去换富贵——最早认同的是武汉警卫团，那里面的人才哪个都是林帅级别的。
我个人只认同红一的初心。
主席去后，红四魍魉魑魅。720还敢再搞农民造反——一群痞子。
不像是造假，忙的时候能坚持下来，一旦松懈往往会加重。
另一点佐证，粟不是一个懂权谋知进退的人，从他与聂、彭先后的矛盾来看，情商是有问题的，作为一个喜欢军事的人，如果身体允许，你不让他上战场不让他指挥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粟裕病逝之后，负责火化的老师傅得知是粟裕大将，筛选骨灰之时非常仔细，这才从头骨骨灰之中找到了一粒黄豆大小和两粒绿豆大小的黑色弹片。
那些折磨了粟裕大半辈子的弹片，楚青一直收藏着。一直到2003年，楚青得知军事科学院要筹建院史馆，她拿出了其中一片捐献出去，剩下的都交给了长子粟戎生，作为传家之物。
过了，城南庄会议的通过，大多不同意粟裕的构想，如果是优势意识，不会通不过。
粟裕的军令书既是自己的恶，也是毛主席的，如果你说的成立，在上层不可能不有这个看法。
这点很关键，关键的在于毛主席和这群领导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你也知道，1949年，同意苏联南北分治的也不是少数。
中央书记处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召开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
这是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李先念、张际春、陈毅、粟裕、彭真、聂荣臻、黄敬、罗瑞卿、薄一波等出席。
会议讨论了三项议题：
（1）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就是下江南）（从这里看，毛主席粟裕没占优势）
（2）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3）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
会议围绕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三点意见展开讨论。
这个意见成为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
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决定解放军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这个和上面的第一点是矛盾的）
会议还决定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粟裕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三次斗胆直陈，始终坚持自己的战略主张。于是伟人召见粟裕，在阜平县城南庄，伟人跨出大门门槛亲自迎接粟裕。
在会议上，大家听取了粟裕的详细汇报后，党的最高决策层，研究再三，最后决定采纳粟裕同志的意见。
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防御中原的战略部署，集中了34个整编师共79个旅的兵力囤积于中原地区。（这个有点夸张了，中原国军并非针对刘邓，刘邓在大别山被弄得死死的，根本威胁不了中原）
面对这种局势，党中央决定再分兵组织一个部队，快速渡过长江，开辟东南地区的根据地，彻底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于是组建东南野战军的计划就此诞生。当接到中央军委要求组建东南野战军渡过长江南进的作战任务，并且一切都在为之准备的时候，粟裕却提出了反对。组建东南野战军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下去。（我说，这个计划完全是威胁大别山守敌，给大别山刘邓分散敌人的）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6F06E2U05562S8H.html（这篇文章基本就是瞎扯，其意思是大别山是为了全国的谎言，一切都在为刘邓服务）
他急忙命令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囤积于中原地区，以阻止解放军南下威胁到国民党核心统治区的安全（此时刘邓已经在大别山了，这当然是作者的自相矛盾）。国民党军的攻势弱了下来，解放军就成为了进攻的一方。为了改变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部署，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即东南野战军，以陈毅为东南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和副政委，并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源于毛主席早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就谋划的三颗棋子计划。其一是派一支主力部队长途跃进大别山地区，打破敌人对黄河以北各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其二是派另一支部队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区实施战略展开，最后派遣粟裕兵团渡过长江，开辟浙闽赣根据地，拉开解放全国的序幕。（这是为大别山背书）
如今前两颗棋子已经布局落定，现在只差粟裕这第三颗棋子，为此中央军委才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中央军委给粟裕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由粟裕率领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渡过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纵深机动作战任务，以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驻扎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回防江南，在湖北宜昌、监利等地段渡江进入湖南湘西，或在洪湖、沔（mian）阳（今仙桃）之间渡江进入鄂南。
先在湖南、江西两省与敌人周旋半年至一年，带着敌人兜圈子，随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抵达闽浙赣边建立根据地，使敌人疲于奔命，后院着火以牵制敌人。具体的渡江时间可在1948年的2月或5月或秋季。（所以说粟裕打豫东战役，一些战士因为这个高级战略思想导致全国解放或者北方解放要思想剧变保命还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战士也太牛皮了，战略思想牛了，一些军官也未必有这个思路，能跟上粟裕战斗就不错了，从两次曲阜会议来看，大量军官不服粟裕，也是不认可这个优势战略思想，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指控应该不太成立，应该就是河友他的污蔑）
这个作战任务被毛主席称为“第二个战略跃进。”光听这任务的描述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但粟裕是谁？那可是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留在南方打了三年游击战的人，最擅长险中求胜，粟裕不像林彪一直担任主力，凡事都需要稳中求胜，即使失败了也有人托着。
我尊重粟裕，不认可陈毅等，他们没有这个头脑，在这件事情，他们判断错了，就是错了。
所以组建东南野战军渡江去国民党腹地搞游击运动战，这个任务非粟裕不能完成，也不是说我党其他将领不行，主要是这任务不适合他们。但这个东南野战军和第二个战略跃进计划，却因为战场形势的变化和粟裕的“斗胆直陈”而作罢。为什么粟裕会拒绝呢？难道是因为粟裕觉得这个任务太过艰巨他无法完成，还是说目前形势不适合搞渡江作战呢？情况很显然是后者。
粟裕在接到电报后，同样意识到中央军委的这一决策野心很大，是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大后方，以配合中原野战军的战略进攻，一旦这一战略计划得以实现，将对中原、华东战场乃至整个解放战争全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时间紧任务重，粟裕领命率领3个纵队于1948年3月16日全部到达河南濮阳地区进行休整，准备执行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
在濮阳休整期间，部队也在进行着实施南渡的准备工作，在建制上重新进行了编组，并且粟裕考虑到闽浙南方大多是丘陵地带，水网密集，作战内容也主要为城市攻坚、巷战，因此他专门安排了针对性的军事训练，让部队了解适应闽浙赣地区的地形特点和作战特点。（这是被中央的反毛势力压迫的粟裕不得不继续作东南野战军的准备）
这些行为都充分表现了粟裕对这一任务毫无推却的想法，相反还在积极备战。同时上级还为一兵团调集了大批的地方干部和民工，准备了部队在南方使用的银元，并印制了东南流通券，以协助粟裕在南下后建设根据地工作，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
但粟裕不是一个只会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指挥员，同时毛主席也不是一个强制让部下完成命令的统帅，粟裕在放眼全局，考察环境，了解到实际情况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斗胆直陈”将自己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粟裕有过在南方各省游击作战的经验，自然也十分清楚在游击作战中我军时常转战，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是多么的艰苦。
即便此时的解放军实力与曾经的红军游击队不可同日而语，但辗转多省长途奔袭，部队绝对会折损严重。从敌我实力上来分析，粟裕认为我渡江部队只有3个纵队，加上随军南下的干部近10万人，国民党军在东南地区的兵力足以应付我军，根本难以调动囤积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南下。
而且彼时我军无重武器，很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又要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战斗频繁，又是后方作战，无兵员、粮食、弹药之补充，这样且战且行走个一年半载，可能还没到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10万人的部队就减员过半了。而敌人在中原战场上虽然驻扎有34个整编师共79个旅，其中33个旅对大别山的中原野战军进行全面包围，貌似强大，但国民党军仍然不改其只固守交通沿线和大城市的毛病，虽有众多兵力但分散起来也就不那么强了。
因此粟裕认为此时不应该再分兵率3个纵队渡江南下，而应该在豫皖苏地区由华野配合中野利用平原的地形优势，发挥我军快速行动的优点，实行远程奔袭，分兵合进，聚歼敌人，打几个大的歼灭战，尽可能地将中原地区的敌人主力大部或者全部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我百万雄师再渡过长江，向南挺进。
1948年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将自己的意见致电中央军委。粟裕在电报的最后还写下“以上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待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在积极进行，决不松懈。”即使粟裕的意见被驳回，粟裕也仍会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南渡作战。
接到粟裕的电报后，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于4月21日回电让陈毅、粟裕赴党中央开会，共同商量行动。4月26日，陈毅、粟裕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党中央的会议。当时党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都出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在经过讨论之后，会议一致同意和采纳粟裕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然后再渡江南下的建议。
东南野战军的组建也随之放弃。粟裕的这一想法成为了此后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而仅仅半年之后，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决战爆发了。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也是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一场战役。（这文章牛皮！！！！！！！！！！！！！直接夸赞了围歼黄维战役，也不知道这个夸赞和城南庄会议有啥关联。就是有关系，好像也不是这个关系吧，太有趣的拍马屁嘛！！！！！！！）
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展开了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终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我估计是恨不得加上邓小平威武啊！！！！！！！！！）
所以这个时间点和粟裕的电报是对不上的，因此，应该就是兵痞的贪生怕死小行为吧。不用上升到你的说法的地步，其实我是这个意思，顺便解释一下城南庄的力量对比，不是毛主席弱势，就不会出来粟裕军令状。
1948年3月，新华社特派记者庄重接到紧急任务，让他到总社去当面受领。此时正是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联手攻下洛阳之时，全军上下士气爆棚，都盼着再打一个大仗。这个时候总社下达的报道任务，肯定是和下一步的战役行动有关。（这时很多人不愿意打仗，刘邓为主，说什么全军士气爆棚简直是开玩笑）
庄记者见到了社长廖承志，并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重大消息——总部决定建立东南野战军，进军江南。第一批过江的部队是1兵团，由粟裕亲自指挥，而庄记者的任务就是在1兵团组建新华社分社，随军采访报道。廖承志说了，分社的工作是由粟司令员亲自领导的，工作如何开展全听他安排。至于东南野战军的番号，必须严格保密，电台也不能用，即便长期不发稿件总社也能体谅。
关于东南野战军成立这一事件，在当时是高度保密的，除了高级首长外极少有人知道。野战军的成立时间是在1月27日，主席亲笔书写命令，原件保存至今。职务任命情况是：
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这点才是核心好么），粟裕任副司令员。野战军第1兵团辖华野1、4、6纵，粟裕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叶飞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第2兵团辖3、8、10纵，人选未定（等过江时临时任命）。另外成立东南分局，书记是粟裕，副书记是叶飞和金明。
从这道手令来看，东南野战军其实就是华东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两个兵团，而分兵后留在山东和苏北的另外两个兵团最终是何归属，华东野战军的番号是否还保留，手令中都没有说，可见主席对东南野战军的建制还在思考之中。
成立东南野战军，就是为了实现渡江之后的“第二个战略跃进”，这两个兵团所辖的6个纵队，都是华野主力，可以说是集中了华野几乎所有精锐力量，可见主席对这一宏大战略决心之大，期望之高。（有了第一个跃进（大别山），才有第二个跃进的吹牛皮！！！）
根据总部的计划，粟裕要亲率1兵团10万大军渡江，在南方数省机动作战，目的是将聚在中原的蒋军主力逼回到江南去，最少也要吸引敌军20到30个旅回防。具体的路线是从湖北渡江进入湘西或者鄂南，在湘赣两省和敌军周旋半年到一年，最终在闽浙赣建立根据地。
主席给粟裕准备的时间非常宽裕，渡江可以在春夏秋任何一个季节。假如准备时间很长，真要在1948年秋天才渡江，那么等1兵团到达闽浙赣地区时恐怕就到1949年底了。至于2兵团何时过江，以及过江后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任何指示，还要走一步看一部。
粟裕接到命令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把叶飞、张震、钟期光等1兵团领导都叫来传达。包括粟裕在内的1兵团的领导完全没有想到主席会有这样的计划，都觉得大大出乎意料（这句话才是对的！！！！！！！！）。叶飞的1纵之前损失很大，补充了很多新兵和俘虏兵，还没有完成军事训练和教育转化，马上就要让他们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心理压力巨大。
主席让他们在湖北渡江，执行一个大范围的迂回计划，体现了其惯有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不过，粟裕他们却认为此举不妥，不仅存在无后方作战以及迂回距离太远的问题，从湖北渡江的话就意味着要和白崇禧（关键是，围困刘邓的是桂军）交手。桂军装备一般，但战力凶悍，且经营华中多年，根深蒂固，实在不好对付。不久前的确山之战，粟裕和陈赓两部联手却未能取胜，未能实现主席心目中粟陈联军威逼武汉的大手笔，可见白崇禧确是强敌。
粟裕对跃进江南的前景感到悲观，曾给张震说，渡江之后可能要损失四、五万人，只剩下三、四万人（这即是十万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剩余军事力量，淮海战役的中野10万人是后来出山后回到中原补充的），那又有什么用呢？在他看来，这一点力量只能在江南打游击，根本不可能给京沪杭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又怎么能把蒋军在中原的主力调回江南呢？况且中原蒋军中威胁最大的两大强敌第5军和整编11师都是半机械化部队，更不可能到南方的水网丘陵来和我军周旋，这两个死对头调不走，中原战局的危机就解除不了。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根本目的却达不到，那这样的跃进还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核心是对刘邓帮助不大）
就在粟裕处于极度焦虑的时候，李先念路过，和粟裕深入交谈了一回。李先念经历了中原突围和挺近大别山的两次磨难，对大军无后方作战的困难刻骨铭心。刘邓大军原本12万人，进入大别山后难以立足，不得不在第二年转出，出山后仅剩6万人。这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南进之前没有多打几仗，如果多歼灭敌军几个师，南下之后也不会背这么重的包袱。
李先念给1兵团师以上干部做了一次报告，详细讲了一回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遭遇，这让华野干部们普遍感到执行南进任务的凶险。到了4月份的时候渡江准备已完成，而粟裕的思考持续了几个月，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斗胆直陈”，明确表示主张暂不过江，而是集中兵力在江北打歼灭战，力争将敌重兵集团消灭在长江以北。
粟裕的主张其实是1兵团诸将的共识，当初给总部发报时叶飞张震等人主张联名上报，只是粟裕不想给总部更多的压力，坚持用个人名义发报。另外，陈毅虽然没有反对主席的南进策略，但也是鼓励粟裕直陈意见的，事实上也是支持粟的主张的。（这就是著名的典型的瞎话）
主席轻易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在城南庄和粟裕当面争论时曾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去我们可以考虑派别人去。气氛一度非常紧张。
陈毅顶撞说“只有粟裕去还能保留几万人，其他人去只能全军覆没”，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南进。（哈哈，和陈毅毛关系？这只是陈毅不敢自己当主帅罢了）
粟裕在江北歼敌的信心来自于多次大战后积累的经验。蒋军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平原上的机动力肯定是靠两条腿行军的我军所不及的。但我军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可以随时破坏铁路公路，这就使得依赖于点线之间机动的蒋军部队寸步难行，而我军徒步行军强的优势便得以强化，使得两条腿跑过汽车轮子成为可能。我军一旦有了机动优势，集结华野在中原的6个纵队和中野的4个纵队，就具备了打歼灭战的条件。
主席最终采纳了粟裕的战略意见，又一次体现了伟人的胸怀。（和前面是自相矛盾，这即是今天一大堆历史小编的荒唐吧！！！可以肯定，支持粟裕的一定有华野力量，就是饶漱石，陈毅则是显然的支持东南野的力量！！他要救刘邓！！！！）
随着1、4、6纵南进计划的取消，东南野战军的番号也暂停使用。也就是说，东南野战军从成立到结束，一共只有3个月。
所以，你的说法，我认为还是不对的。
48年形势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蒋介石46年全面进攻，47年变重点进攻，到48年国民党就变成全面防守了。虽然说在48年还不能预见到49年就能全面胜利，但在一线的战士，从防守国民党的进攻转变为进攻国民党，这种形势的转换他们肯定是清楚的也知道这种转换意味着什么（我说：未必未必啊），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你这个最开始的立论是错误的，这种描述对于历史真实不是好事。
既然已经品字形三路大军了，还说什么东南野呢？这不是很矛盾的说法吗，所以结论是毛主席的跃进大别山就是一个谣言。
这也是最近几十年各种历史网文一再强调的。
俨然把跃进大别山作为成功的战略宣传，但是，这和第二个品字形东南野的成立是矛盾的。
而既然粟裕可以看到东南野下了江南必然成为游击战和大别山一样困难，毛主席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这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虽然东南野的确毛主席签了字，发表了，但是必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就是要求江北歼敌，和粟裕一致。决胜中原，和邓毫无关系！
上面几文显得混乱，逻辑不通就是因为要为邓南逃补裤裆，所以才难看！
身上有伤，这是事实。枪林弹雨中几十年过来的人，很少有毫发无损的。
报告文学作家吴东峰对此写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弹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没有一位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不过在国内任职不影响，安排作战任务身体就不行了，难免别人杯葛。就连林彪此次称病不去朝鲜，一样有很多人有说法的。
主席一个月内的四次电报这是是事实吧。好像关于林彪生病并未有这样多次电话、电报往来的史实披露。四次电报可以说是关心，也可以说是求证。毕竟那时候高级将领称病畏战的不是一个两个了。从之后安排粟裕去苏联治疗，回国后任职总参，后来任总长看，主席是相信粟裕的。不过是否在此事上有芥蒂，包括别人怎么看，可能就是个未知数了。所以我说2年后彭总回国，直接安排邓华接任，而不是粟裕，有可能受此事影响。
列在张国华名字后面的那些将军们，应该都是上将，比张国华高一个级别。
哪怕都认可党指挥枪的原则、也都认同三湾整编、古田会议的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建军的思想，但三个方面军对此的认识程度、落实程度还是有区别的，主席直接领导下的红一政治上要更坚定，这个是客观事实。毕竟连红四的领导层都不太认可党指挥枪，何况下面的人员了。红军的各个山头、根据地，包括党内的留苏、旅欧、国内各个派之间的人员素质、政治素养有区别，也是中共党内斗争、革命斗争艰巨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种判断也不是绝对的，就比如朝鲜战场上被处理的16军军长尹先炳就是红一的，在朝鲜男女关系上出问题、回到国内还是栽倒这上面，最后影响到16军作为全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苏制合成化军被撤销，个人因为2个女人摘了2颗将星授衔大校。还有林彪手下的邱会作也是红一出身。当然这个属于瑕不掩瑜。而红四则正相反，属于瑜不掩瑕。
不只是那个时期，就是现在，这种差别还是有的。举例来讲，各个省的公务员之间的都有区别，甚至国家不同部委之间的公务员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敬业精神等方面也都有差别。国办的就比经济口的更讲政治，敬业精神也强，这都是公认的。从地域来讲，东北的更讲政治讲原则；华东的更讲个人价值讲利益；华南的则融汇了前两者的特点，某些时候讲政治程度不差于东北，其原因是解放初、改开初均有大批东北干部留在了华南。
那些上将也都是大军区正职，而且资历都比张国华要老。西藏军区最早成立时是二级军区，正军级，跟省军区同级。到了55年，升为大军区级了。而此时，他的老上级杨勇刚从副司令提任志愿军司令，杨得志更是杨勇的老上级，邓华也是杨勇的前任志愿军司令，张国华以中将军衔任司令，其他大军区司令都是上将，这就是对他的褒奖。
朝鲜制止住美军，可能也不是完全肯定。
他需要打击后的结果综合出来再判定，谁能想到美国那么差劲呢？所以毛主席虽然出兵艰难，应该是做好了美军进军到我国境内的各种准备了。
在这里，粟裕和林彪都是非常高超和优秀的军事将领，我军出兵，即便是四野也没有派出最强力的军队和倾巢而出。
也就是说做好了国内再次战争的准备的，这样，林彪和粟裕，我们在国内也有高超将领。也做好了他们在国内战斗的准备了。
恰好，他们确实有病，这个身体问题我个人认为就是真的。当然了，林彪也确实不那么坚决赞成彻底出兵，他希望保留实力，就是志愿军也要保存部分实力，但是毛主席判断，还是需要出尽出国的军队实力的。因为，美军确实强。
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需要面对士气高昂的美军硬顶，这需要身体非常好。所以彭老总虽然年龄大，但是也是合适的。
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粟裕探讨的都是极其高超的战略问题，包括辽沈战役的打锦州，不是林彪不懂，而是林彪更有自己的判断和考虑。
粟裕打淮海战役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粟裕和林彪不上也是OK的。
国内也要留下军队种子和抵抗的基础。
至于粟裕和聂荣臻的矛盾，应该是战略区别，聂荣臻实力是不行的。而和彭老总的矛盾，也仅仅是军事建设问题，一个独立自主，一个正规化，但是粟裕不算事主力，刘伯承才是被批的主力，主批的其实是邓小平。
也就是说不算是彭老总和粟裕的分歧。
粟裕主要还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属于军事将领中单纯的军事人员，不怎么理解政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对这些不够敏感吧。
和彭老总的问题，或者说对邓小平不怎么感冒也是正常的。
今天看了个抖音老片子纪录片，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刘陈邓，当年就是这个排序，这也是在嘲笑邓小平吧。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邓小平支持聂荣臻批斗粟裕，也算是合理。
应该不是彭德怀和粟裕的矛盾。就是79年越战，粟裕也还是反对邓小平。
因为国内的蠢蠢欲动，剿匪反特、镇反等等等，毛主席也准备了国内的菜，这才有了粟裕和林彪不必出国。
很多网友比较彭粟完全是单纯考虑国内一片和平，根本没有考虑到抗美援朝出现挫折。
果粉则是事后诸葛亮，认定会胜利，这当然只是基于历史真实。
哪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全是分赃意识。
但为时已晚。
志愿军计画中的不足部分来自于对联合国军情报的误判，部分则源于战术侧重方向的失误[68]，具体表现如下：
虽然美军第10军的兵力分散于整个朝鲜半岛东北部，前文中提到在长津湖附近修建工事的美军第1陆战师与他们对于进攻的拖延，使得实际上在柳潭里的美军数量与火力均大大超过了志愿军的估计[69][70]。第9兵团司令部认为柳潭里美军只有一个团，故此仅部署第79师加强89师286团共14,000余人直接参与进攻[71]，另指派59师负责在德洞山口打援，89师（欠286团）负责盯住处于长津湖战区外，但可能随时增援的美军第3步兵师。而事实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5、7和11团（炮兵）大部均在柳潭里，人数近10,000人，更有8个连共48门的大口径榴弹炮，是第9兵团司令部估计的两倍以上，导致了柳潭里一线的志愿军不管是人数还是火力均没有足够优势。
陆战一师在下碣隅里赶建了一个可以起降C-47运输机的机场和一个补给空投处，只有数个连防守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第9兵团派出58师负责下碣隅里周边，而58师只派出了一个团直接参与进攻，其余部队负责打援[71]。这一点被战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和日本陆战史普及会在其各自撰写的战史中认为是此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最大战术失误[72][73]。直到战事的末期，在毛泽东的提醒下，志愿军才意识到下碣隅里的重要性，但为时已晚[74]。
严寒还导致了第9兵团食物与弹药的不足。这些不足使得第9兵团不得不将第26军作为预备队，在战役的绝大多数时间仅投入其2/3的兵力[81]。在战役结束时，死于严寒的志愿军数量远高于死于作战与空袭的数量[82]。
志愿军的总兵力在150,000人左右[21][60]。在抵达朝鲜之前，第9兵团下属各军也得到了加强，每个军从原来的3个师变成了4个师，每个师约10,000人[83] 。部分前中华民国国军的士兵也被编入了这些部队以确保满员率。某些步兵连甚至有150-200人[84]。然而，由于联合国军的频繁空袭、糟糕的后勤与史无前例的严寒天气，导致最终参战的人数远低于120,000。例如仅在第9兵团进入朝鲜的第一天，全兵团便有700人被冻伤以致不能继续作战，而大部分的运输载具均被联合国军的空袭摧毁[20]。在美国陆军的官方战史中，写到了志愿军的俘虏报告，第9兵团的大部分师在开始作战之前已经是“减员师”，全师仅6,500至7,000人[85]。这些因素使得包括美国陆军战史官方作者罗伊·艾普曼在内的大量战史专家认为实际上参战的志愿军人数远低于120,000人，艾普曼认为实际作战人数为60,000[24]。而堪萨斯大学教授米勒特认为在75,000-83,000之间[注 19][86]。
最终，尽管志愿军的12个师都被部署至前线，第78师、第88师与第94师在战役过程中完全没有与联合国军交火[87]，其中第94师对战役的参与度低到甚至联合国军情报一度认为该师为当时已经被裁撤的第90师[88]。志愿军实际投入进攻的主要兵力为第20军与第27军的8个师[89]。而第26军，则在第20与27军已无兵可用的12月7日方才投入战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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