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狂飙东进——记中原突围中的皮旅（下） -- 忘情
他可不是李云龙。他和红25军吴焕先很像，从政而军。军政双优，而且还是肃反大师，有过一些错误，但是可以理解接受。
建设根据地也是好手，和冯家驹很像。类似的还有何耀榜、谭余保等南方游击队高级指挥员，高敬亭根本不是唯一一个。
被剿灭的还有杨文翰苏区。非常可惜。唉，项英抓军队也是疯狂，居然联合国军剿灭我军，也是离奇。
可以说和皮旅的快跑没啥关系。
但是，中原方面对皮旅有看法。
应该说皮旅没有按照中原大部队的思路跑，他们很生气，然而，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虽然围剿皮旅的不是国军主力，但是也会极其危险。
再有，虽然皮旅跑华东是既定方针，但是中野也不高兴，哪怕是后来的大中野。
而且大部队失利，皮旅逃出生天，总让人不舒服，嘿嘿。小中野就是这么不太带劲。
他是红30军政委啊。
红四的军政委，还是能打的。
他性格有点偏软，镇不住中原，王震也不鸟他。可算捣乱。
可惜王震能力也不行，否则王震的性格适合做最高首长。
最合适的还是高敬亭，非常可惜。
他是做过苏维埃地区领导的人，然后转入军政委，然后兼任司令，这种上位的方式还是比较厉害的。同时还是肃反专家，当年为了批判肃反，还把高敬亭在红25军北上后的肃反时期算成了张国焘的错误，其实是关系不太大的。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高敬亭对王明错误路线是深有体会的。在这里谈一下王明的大战略，这个肯定也是周总理的思路。
就叫真正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模式），在这里高敬亭是个很狡猾的人，他利用了这个政策，吸收了大量的国军人员或者说抗日份子（未必信仰共产主义）等等等，或者一切不太明真相的国军失败人员等等，使得新四军红四支队达到了八千人，占据了新四军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充分利用了时间差，这点和黎玉华北模式也很像（还有点像东北初期曾克林部的发展模式，很虚、不实在）。
在江南游击队建设中，高敬亭可以说是唯一的成功者，人员1500，装备也相当不错，底盘也大，对比项英、陈毅身边，不过两三百人（其实就真是土匪模式，政治学习都不可能了，没时间要逃跑），简直丢死人。其实新四军初期的我军游击队，人员不到1万多。原因当然是项英和陈毅的共同失败。他们不是掌握人枪最多的高级领导人，甚至粟裕、叶飞都比他多。他们上位完全是因为领导地位高而不是游击战成功，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在这里，高敬亭不服气项英、陈毅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他也不服气叶挺，因为叶挺是脱党人士，那时他要搞第三党也比较明显。可能叶挺有欺骗蒋介石的意图，但是叶挺也没有和党汇报更多，而是在一直的拉队伍，意图兼并高敬亭部。在这里，项英、张云逸都有此意。这种拉队伍行为，并不让高敬亭服气。我感觉有这种现象。
在这里高敬亭是个战略家，体现在他在认识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十分清醒，因为，项英的意图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各种安排，即高敬亭合并到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听从蒋介石的统一安排，当然了，项英也没有完全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因为没有完全按照蒋介石规定路线嘛。
但是项英的私心也是太强了，也没有听从延安中央的安排，结果就是自己的能力太差，害了新四军。所以，高敬亭的维持独立性，应该说还是合理的。高敬亭有不愿意离开老区的意思，新四军也有想占有高敬亭部的问题，没有四支队支撑，新四军就架子起不来。
只是方法手段不够圆滑，在这里似乎有个奇怪的事情，中央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叶挺等就匆匆处死了高敬亭，很奇怪。中央（主要是毛主席）的命令就是高敬亭到延安学习。当然了，革命军人一切听指挥，高敬亭不听可能不好，但是为了我们自己考虑，也没问题吧？
项英为什么不对中央进行合理解释？我个人以为，在当时，虽然周总理一手遮天，但是毛主席的建议也未必不能出来，起码凭借本能意识，毛主席下达了延安学习令。
十多年以前，公知宣称是毛主席故意晚下达命令，我估计是毛主席向周总理解释，然后终于说服了总理，中央才下了命令。
在这里，高敬亭的判断和毛主席是很接近的，可以算当时的高水平，另外一些就是因此对革命感到疑惑，为什么和腐败的国民党合作，革命的意义在哪里，为此大量我军人员离开了革命队伍，这是遗憾，如果能够更多解释就好了。我个人猜测周昆就是这么离开的，只是路遇了土匪，人财两空。杨文瀚也是不接受改编。
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在高敬亭被处死之前，有个曹杨事件，他手下的两个中级指挥员离开了队伍选择了参加国军抗日，这个事居然也被当成了错误批判到死，那么和叶挺合作不也是和国军合作吗？这是对人不对事的意思吗？曹杨因为个人思想问题和被打击，他们是高敬亭的亲信，不接受领导对他们有看法，只得参加国军。但是参加国军抗战有什么错误吗？这不是对己宽，对别人严格吗？
你项英说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何曹杨不能参加国军呢？这个事也是挺奇怪的。甚至不仅如此，以后陈康、叶道志回家参加八路也不行，也是笑死人了。人家可是从八路下来参加支持你新四军的啊。不遵守命令当然不好，但是你项英就遵守命令了吗？
所以这个事应该是高敬亭所谓不听号令，其实就是开玩笑。在这里周总理做了什么？
还不是容忍项英吗，难道是毛主席吗？如果是毛主席，那皖南事变前一遍遍的调令算什么？
高敬亭应该出去一部分军队，留下合适的部队维护根据地，在这里，我军向国民党让步，意思是把防区交给国军。其实这个事情，肯定是错误的。当然了，高敬亭应该缓和一下，向中央更充分说明就好了。而不是过于粗暴的抵抗项英和叶挺。他确实是个粗暴的人，生活作风也有不足，似乎是两个老婆，但是，可以肯定即便有点落后性，他的军事能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如果活下来，应该有更大的发展。
留在鄂豫皖发展的高敬亭28军开战的还是很好的，是个合格的根据地苏区。处死他是绝对错误的。说他贪恋28军苏区，可能只占一部分，他还是不信任国民党，这点相当部分我党人员也是这么认为的，以毛主席为首。
如果当时尊重人才，其实高敬亭是应该进入新四军高层的，支队长是远远不够的。
也就是死了，还算成了烈士，其实他跟张国焘一样，都是具有浓厚军阀气质的人，党性根本没那么强。
比如王树声交待皮定均徐子荣和旅的主要领导准备便衣，比如打开国民党的粮仓补充并分给当地人民以后，皮定均不让部下烧毁剩下的粮食，有意留给追兵，的如极度疲劳的部队体力已经到达极跟时，钟发生要求证部队停下休息，徐子荣也犹豫，皮定均坚决命令部队走，走后一两个小时敌主力便赶到，比如和中央恢复联系后中央“快走快走”的指示。
忘情这里是删减版，我在别处看到的好这里精彩多了。
高敬亭被杀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相当一部分作者把原因归结于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不仅主动撤出根据地，还居然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的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等人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
在桂系军队入驻大别山时，高敬亭坚持要保留大别山根据地，不服从中央东进的指示，这是高敬亭被杀的重要原因。
第二，上文曾经提到过高敬亭是张国焘提拔的，所以在张国焘主持下的鄂豫皖肃反中，高敬亭杀了不少人其中不少是冤枉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自己又亲自主持了几次肃反，因此部队上有不少怨言。
第三，上面说过新开岭事件和曹杨事件是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索，还有高敬亭在部队中说一不二，专权作风比较明显。
http://www.dsbczzs.cn/zzshow.asp?nid=4762
我一听也觉得不可信，但是看了资料也才知道，但是我估计确实是缓和了鄂豫皖的矛盾，鄂豫皖人民生活太困苦了，稍微让步就可以让他们一定满意。
这应该是桂军的策略，阳谋。因为他们是政府机构，有天然优势，所以大别山根据地就此换了颜色。
哈哈哈，党史博览也怕禁忌词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3299131664182716&wfr=spider&for=pc
杨克志、曹玉福叛变
1938年12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开赴合肥县（今肥东县）青龙厂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第七团进入淮南铁路东侧肥东县青龙厂和定远县吴圩地区（合肥附近）。
1939年2月20日早上，高敬亭外出锻炼身体，在自己的窗台上发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县周家老圩的敌伪武装时，将缴获的财物装入了自己腰包。高敬亭立即开始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原来杨克志和曹玉福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干的。高敬亭愤怒了，当即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到舒城干汊河整训。
很快，高敬亭召集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开会，商讨如何处理杨、曹的问题。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决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及政治部主任等7人组成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主席。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先后是萧望东和戴季英。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错杀后，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销。
不存在不被待见，先说皮定均本人，皮有功，少晋中。
再说这个旅，一直到85年才转武警，同一时期中原军区血脉的其它部队，早就烟消云散了。
一切的组织坚定分子。
你要知道，支持他的是王明和周总。他这还真不是军阀行为。一切都是为组织好好考虑，只是分散突围有点小自私。
他不信任叶挺，一个奢华，一个是第三党；也不信任高敬亭，高敬亭的确有点军阀行为，独立行为。
但是，从处理曹杨问题，从他愿意等待被处决，就可以看出他还有点党性。
当时，在江北活动的新四军，除了第四支队外，还有彭雪枫领导的活动于豫皖苏边地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李先念领导的活动于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罗厚福领导的活动于豫南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等。另外，在武汉周围还有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以不同名义组建和领导的游击队。
张云逸非常赞成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自接到军部关于准备成立江北指挥部的电报后，张云逸即对如何组建指挥部进行了认真研究。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活动于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之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地方组织，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均归中原局。因此，张云逸认为，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必须解决与中原局的关系问题，否则关系不顺，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此外，江北指挥部应统率哪些部队，如何为这些部队配备干部，如何处理高敬亭的问题等，也都需要妥善处理和解决。
为此，张云逸将自己的想法向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作了汇报。朱理治经与张云逸电商后，就有关问题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
(1)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为便利与密切领导关系，中原局机关可与指挥部同时行动。
(2)张云逸加入中原局并兼中原局军事部长。
(3)在郑位三、郭述申、戴季英三人中提一人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另派一副主任协助之。
(4)江北指挥部下辖五个纵队：以第四支队第七团为基础组建第一纵队，从第四支队提拔一进步团长任司令员；第八团为第二纵队，周骏鸣、林凯为正副司令员；戴季英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为第三纵队，提议调江南第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为副司令员；彭雪枫部编为第四纵队；李先念部编为第五纵队。
(5)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对高敬亭的三种处理方法：
上策为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
中策为给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将第四支队改编为江北指挥部下属的一个纵队，交由其他同志指挥；
下策为藏季英仍留第四支队工作，撤销高敬亭的职务。
4月18日，朱理治将他与张云逸电商所得的上述意见向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此时，新四军军部也提出了一个组建江北指挥部及扩大江北新四军的方案，具体内容包括：
(1)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为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
(2)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以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周骏鸣为副司令员；组织江北前敌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凯、戴季英、郭述申为委员，直属新四军军分会；
(3)调第五团团长孙仲德及军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张树才到江北工作;
(4)将第二支队第四团陆续调至江北，作为江北新四军的基干力量。
(5)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及第五支队政治部之主任均无合适人选，请中共中央设法解决。
这两个方案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此，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考虑，并没有立即答复。不过，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1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
此外，指示还指出:为发展华中，八路军已准备抽调一部兵力于适当时机转移到华中;中共中央正计划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去华中，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也应计划抽调一批干部到华中；关于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前敌委员会的人员配备暂缓发表，待商妥后再说，因江北指挥部成立，中原局即可与指挥部靠近，不必另设前委。
经过一番电报来往，中共中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要求在竹沟的中原局机关立即东进人皖与江北指挥部一起行动。基本同意新四军军部提出的关于设立江北指挥部的方案。与此同时，新四军军部决定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前敌委员会。
这里面是大圈套小圈，中央延安试图解决新四军问题，项英军部试图解决高敬亭问题。
南方长江局或者说南方的中央起了很坏的作用。而当时，确实有很多同志因为苏联的担保而过于相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但在5月20日，第四支队发生了一起极为恶劣的事件——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着两个警卫班叛逃了。
如此敏感的时间，如此敏感的背景，新四军下了最后的决定。6月4日，高敬亭被江北指挥部扣押，随后新四军对高敬亭展开了批判，叶挺对高敬亭说：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改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案子呈递上去时，毛主席批示将高敬亭押赴延安处理，还是想以教育为主，可惜主席的命令没到，事情就已成定局。6月24日，高敬亭被叶挺的警卫班枪杀于肥东青龙场。
此事是主席心中的一大遗憾，七大召开时，毛主席专门找新四军代表周骏鸣进行了谈话，主席问：那个高敬亭，不杀可不可以？周骏鸣回答“应该可以”。
主席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对于1938年能判读出毛主席意图的人，毛主席当然不可能不关注。
此人因为坚持跟张国焘路线走，在中央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想拉队伍回去重建川陕根据地，等于是脱党了，当然也没成事，我印象中好像是败亡了。以至于各种关于长征中红30军的历史都只提政委，不提军长。
想了一下，关于俺老孙提出的中原军区“为什么不去大别山”这个问题，还是花点时间正面回答。不过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高敬亭不走出大别山是错误的？
原因就跟中央苏区不建在井冈山是一样的——井冈山盛不下。
要发展就一定要走出去。当初毛泽东就那么想上井冈山吗？井冈山上有宝吗？还不是打不过所以逼上井冈山。但如果龟缩在井冈山，灭亡是早晚的事。
那么大别山能容纳多少呢？
我们先看看党史怎么说。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达到鼎盛，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万，红军主力4.5万余人，地方武装20余万人，建立了3个市和27个县级革命政权，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今天去查百度词条“大别山”，可以看到条目下罗列了26个县。也就是说，当年鄂豫皖苏区完全覆盖了大别山区，“红军主力4.5万，地方武装20余万人”就是大别山的容纳极限，这个兵民比例极其的高，如果不能向外扩张，其实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高敬亭在大别山从来没超过一万人，他如果不出大别山，发展兵力上限5万人到头了，后来从这里走出的新四军5师也就这么多人。
到了中原军区时期，按照上面杰瑞给的资料，部队一共六万多人，并且来自三个部分，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这已经超出了大别山的容纳极限。当然你可以说，中原军区的区划与大别山并不完全重叠，但我们讨论的问题，正是“中原军区为什么不去大别山”。
更为严重的是，按照上面的党史链接，“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达到了8个整编师又2个旅共22万人”，“毛泽东就此评价说，中原解放军“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如果将这些敌人带到大别山区，大别山就会成为双方的血肉磨盘，当地百姓在敌我双方的双重竭泽而渔之下，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中原解放军毫无胜算。
我说“当地百姓在敌我双方的双重竭泽而渔之下，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并不是在“假设历史”，因为在短短一年后的1947年，这就真实发生了——刘邓大军12万人挺进大别山，人数比中原解放军还多了整整一倍！
如果不是真实发生过，今天真的很难想象当地老百姓有多惨！
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打到外线敌占区的时候，曾以自己所在的陕北为例，说胡宗南那么多敌军加上我们的军民，每天拉屎都要拉好大一堆。比喻很粗俗，但不难想到的是，拉屎都拉那么多，吃的粮食一定更多——别忘了，敌人也吃你的地盘上出产的粮食。
换在大别山，情况也是一样。按照我上面给出的党史链接，“到1947年10月底，在33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开辟了鄂豫、皖西解放区，有效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这么多敌我士兵，不一定每天都在大别山打仗，可是每天都在大别山吃喝拉撒。刘伯承明说了我们要“因粮于敌”——不“于敌”你还能“于”哪里？可是敌之粮从哪里来啊？还不是大别山的老百姓！
与民争食，这才是我军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
六纵十六旅摘老百姓的橘子，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侦察员赵石子用望远镜哄骗农户说看到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并强借一半，把普通人家当土豪打了，强行拉走裁缝店的全部布匹……直到刘伯承的警卫连连长为了白拿一捆粉条被枪毙。
刘伯承在当时说过一句很重的话：“老百姓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振聋发聩。
张牧之说：他们谁赢帮谁。
所以我前面为什么要笑？因为把我军在大别山“站不住脚”归因于敌人“发动群众”实在太过荒谬，太高抬敌人了！相信这个的人是根本不明白我党我军的力量源自哪里，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反动，就在于它不可能违背自身的剥削阶级利益，这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就应该明白的道理。
1947年，蒋介石在庐山整训高级将官，会议上每人发一本“剿匪手册”，里面讲到如何应对共产党，答曰“把农民争取过来”。看得国军将领都直摇头：“要能把农民争取过来，这仗也不用打了。”
一个反动军官当时都能明白的道理，我们这些接受共党教育的新中国一代今天居然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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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就不列举一下，安徽保留完整及收复的这些县里，有多少应归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呢？这是当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存在吗？当新四军5师不存在吗？
廖磊不到一年便人亡政息，居然“打下的基础，一直惠及到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相比之下新四军5师打满抗战全场，豫鄂边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换来的却是解放军在大别山“站不住脚”，中共中原局的群众工作难道是一坨屎吗？
他的定位就是殿后的，要是跑在大部队之前，皮定均别说中将少将，估计直接就跟军事生涯说拜拜。
当然主席的军事思路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完成了殿后任务，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漫说跑华野，就算跑到山西，跑到河北，只要突围成功，保留了有生力量，那都是大功一件。
至于说中野，针对皮定均个人，也不会有多大的意见，因为中原军区的总负责不是他，李木匠王大将，一堆排在他前面的人，丢掉中原军区的帽子，他根本没资格带。
1935年9月，身为军长职务的余天云南下行动迟缓，张国焘于9月17日和9月18日，接连两次给余天云电令，要余天云“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战斗的意志”。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旗帜。余天云出席了会议。会后，余天云心情非常沉重，对张国焘公开制造分裂进行痛斥，认为“张国焘搞分裂党、分裂中央、分裂红军，决没有好下场。”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仍率部参加了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1935年两次战役后，余天云被免去军长职务，张国焘把他软禁起来。在红军大学里，张国焘给他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要余天云检讨错误。余天云秉性刚直，敢于坚持原则，他面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统治，从不屈服。
1935年两次战役后，余天云被免去军长职务，张国焘把他软禁起来。在红军大学里，张国焘给他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要余天云检讨错误。余天云秉性刚直，敢于坚持原则，他面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统治，从不屈服。
他是三十军军长，后来是程世才，程瞎子。不过余天云牺牲时才25岁，似乎不算军事高级人才。没看出他很厉害。
我估计你说的似乎是何畏，但是和你说的有一些不同。
何畏，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原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高级军事将领。1900年3月15日出生在海南乐会县博鳌乡朝烈村（今属琼海市），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4]1937年秋赴西安治病，叛变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爆发后，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何畏在红七军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参加了消灭地方豪强及地主武装，抗击国民党部队进攻等一系列战斗。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领会上级意图及判断敌情都很快，经常出克敌制胜的建议，是红七军有名的“拼命三郎”和“小诸葛”。何畏也因参加广州起义后参加百色起义，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参加两次著名起义的将领。
1932年10月，何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成为红四方面军一员猛将。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这也反映何畏是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几位将领之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命倪志亮为校长（未到职），原红九军军长何畏为政委，刘少奇兼政治部主任，李特为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行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及红军大学分开后，1935年10月初，经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提议，红四方面军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又组建了新的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该校后并入在陕北成立的抗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大）。
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中，何畏以性格暴躁而闻名。何畏是海南人，别人很难听懂他的方言，为此连换几任参谋。后来还是作战参谋周希汉（后来成为共和国中将，海军副司令员），他细心琢磨何畏发音规律，一星期即能听懂何畏的广东话。何畏大喜，逢人便夸 ：“这小子他妈的是天才！”红九军一次战斗失利，何畏迁怒于时任军部作战科长的周希汉。周希汉也是不服输的性格，他当场和何畏顶了起来。何畏勃然大怒，吼道 ：“老子毙了你！”他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连发五弹。周希汉侧身站立，并不躲闪，结果毫发无伤。周希汉说：“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何畏笑着说 ：“老子不过吓吓人，哪舍得真打。”
周希汉被何畏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 ：“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刘伯承曾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由于身体不好，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刘伯承却一块都不收，并写信婉言谢绝。 [1]
相仿的还有“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中的《张国焘》一书（作者张树军），称：“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段描述更加详细了一些，不过，仍存有许多疑点。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收录有何畏的条目，称：何畏于1937年到西安治病时叛逃，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又于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