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美凉战从战略相持转进攻的标志会是什么？ -- 胡一刀

等万事俱备的时候，向世界发问: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没准备好的话我就再睡会儿。

有人从伊东的西珥大声问：“守夜人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能过去？

守夜人说：“黎明将至，但黑夜依旧。要是你们还想问，那就等下次再说吧。”

我看张反而在经济圈子里没地位

如果有地位，真能影响到某些上面的决策或行业的发展，相关行业内的人士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搞下去。正因为不重要影响力不大，位子反而才坐得稳。

2023年，中国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国内经济下行，企业预期普遍低落，按照吴敬琏的概括，经济远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关切：中国改革将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吴敬琏决定再版这本“旧著”，是基于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应该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他在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为了恢复和加强市场主体的信心，给企业家们吃‘定心丸’和对他们进行抚慰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对市场和各类市场主体松绑放权，为企业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因此，在当下重新阅读本书，意义非同寻常。

本书是对中国四十年改革进程（1978-2018年）的全程记录，其中贯穿着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自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让中国迅速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显著绩效充分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党的决议，似乎都表明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已无可置疑，其进程已不可阻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按照吴敬琏的概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理论界经历了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包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发表之后，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反而是愈演愈烈，“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

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绩效的前提下，为何从党内到社会还有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化改革的声音，是需要经济学家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这究竟是市场化改革的“原罪”所致？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沿着法治化和民主化轨道进一步发展所致？吴敬琏并不认为市场化改革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所有问题，相反，他认为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如腐败蔓延、寻租严重、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衡，等等，恰恰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需要同时与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配套进行。市场化离开了法治化和民主化，经济体制必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质，造成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机制，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缺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必定沦为最坏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其核心和实质在于确立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彻底摒弃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过渡体制向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吴敬琏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改革的实质：“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更多的国家干预。”

吴敬琏坦承，本书在最后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以及如何推进全面改革落地生根作出了提纲挈领的说明，而没有来得及对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进展和不足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旧问题是在最近10年里不断涌现，而在2008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置，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和各种矛盾被经济发展所掩盖，以至于像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学家得出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结论也就毫不奇怪。有人针对吴敬琏对张五常的批评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体制很糟糕，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此中增长这么快？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正视，经济绩效历来是评价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标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正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吗？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长期持续下去？按照吴敬琏的理解，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很显然，吴敬琏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经历了四十年改革之后，直至今天，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的幻影中走出来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增长方式和体制的问题不解决，经济高速发展难以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以前是，现在仍然是，国家干预超越了市场和私人产权边界，国家在1980年代逐步“退出”了社会经济领域，到1990年代逐步“重新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到2010年之后又“全面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改革进程呈现出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态势，与此伴随着吴敬琏所概括的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五次大争论，而经济发展因为政策的重大转向和理论上的反复多变出现周期性震荡现象，其中的经验教训，本书作了深刻的总结：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植根于市场基础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

基于上述事实判断，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从20世纪末期形成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含有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它既有可能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可能退回到统制经济的旧轨道。如果后一种可能成为现实，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会走向最坏的局面：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并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他提醒人们，一旦形成这种路径依赖并被锁定，就会像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除非经过大的动荡，否则就很难退出。

2017年，马云提出了“新计划经济”论，认为人类借助于大数据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管理。鉴于马云的个人影响力，他的这个说法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吴敬琏在第一时间出来批驳这种说法，他从兰格与米塞斯之争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三个基本看法：第一，市场上海量的瞬息万变的信息根本无法计算；第二，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的激励问题；第三，人的需求不断改变，这个信息数据库根本不可能预知并将其装进去。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马云的“高论”或许只是起于一时之兴的信口开河，并无严密的学术论证，吴敬琏和其他经济学家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个“舆论”事件，就在于当时的理论氛围已经严重恶化，“民营经济退场”论，“消灭私有制”论，“15年内实现共产主义”论，纷纷出笼，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再度遭遇严重挑战，改革面临着全面倒退的危险。在这样的时刻，吴敬琏撰写《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并在5年后再版，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个重大理论回应。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为中国改革著史，全面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历程；为中国改革立言，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为中国改革立法，全面阐述法治化和民主化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功在当下，意义深远。

习大大已经说了：台湾问题不留给下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