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2) -- 狂草舞茅
明初和清初的经济恢复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元末，中央政府从亚洲各地征调的军队大多数损耗在和农民军的战争中。到了朱元璋平定张士诚的时候，元朝的军队仅剩下北方彼此对立的若干军阀势力了。
朱元璋军事谋略得当，后勤给力，徐达、常遇春等将领执行能力强，所以统一战争过程极为迅速。1367年10月明朝同时进行了南征与北伐。10月21日徐达、常遇春帅军25万北伐，进军山东，仅花了4个月即攻占山东全境，随后回师河南，攻克开封、洛阳，3个月占领河南大部，并占领潼关，之后再回师河南，朱元璋于1368年5月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随即北征军开拔直捣大都，于1368年8月占领大都。然后横扫山西，于当年占领山西全境。1369年占领陕西。1370年攻占甘肃、宁夏、青海，1371年傅友德攻占四川。
南征军动作更快。1367年10月征南将军汤和先破浙江方国珍，后俘福建陈友定，灭掉两大军阀前后也不过三个月。与此同时，另外两路南征军胡廷瑞和李文忠也分别攻入福建。上述军队于1368年初从福建向广东发动攻击，此外杨璟和及陆仲亨分别从湖南和江西攻击两广。1368年4月明军占领广东，1368年7月攻占广西，比攻占大都还早了一个月。
换言之，明朝南征军和北伐军10个月即收复了中国内地大部分省份。随即就是遍设卫所，开展军屯，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大且规模最庞大的军队；迁移大量贫民，垦殖北方荒地，获得土地所有权；此外，强制迁徙数万家江南豪绅到上述地区以及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此后讨伐北元，攻占云贵和东北，都带有边境战争性质。所以明初的农业经济恢复异常迅速，且自耕农比例空前，政府税基稳固，使得建文朝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后勤物资动员力。朱元璋建立的茶马贸易使得大量西番战马装备明军骑兵部队，加上山西和辽东战马，使得建文帝明军的骑兵实力非常强大。
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三位江南读书大神就是4年之内把这么个不可战胜的上升期帝国玩垮的。宋朝人说的“南人不相”还真有点道理。战场打不赢只能开启嘴炮模式，先指责朱元璋杀功臣，一会儿蒸鹅，一会儿火烧庆功楼。尼玛，明朝建立起来三十多年了，开国名将就算不死也该退休了，好不好？边境战争一直在进行，边关上和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打胜仗而成长起来的明军优秀将领何止千百，躲在华宇广厦、锦绣花园的江南士绅官僚们认识他们吗？不认识咋提拔他们？把大军交给你们认识的傻逼二代，打败仗还能怪谁？尼玛，打一个败仗就怪一场大风，要么捏造个“勿使朕有杀叔之名”。亲叔叔湘王被逼得全家自焚，那时候你咋不担心杀叔之名呢？同样的军队，在朱棣指挥下就横扫沙漠，让你们这些孙子控制军队，为啥每次都是土木堡事变提前几十年上演？
扯远了。回到清初。清初和明初完全不一样。满清1644年入关，直到1681年平定三藩，1683年收回台湾，从北至南，大规模战争整整打了40年。
5方势力参与了战争：（1）八旗及绿营（主要是降清的明军构成）；（2）降而复叛的三藩军队；（3）南明军队；（4）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如大西军；（5）明郑军队。其中仅南明就有南京弘光、福州隆武、广州绍武、肇庆永历四个政权。南京弘光不仅有明朝残存的建制之师，还有江南士绅组织的地主武装，即所谓的义军；而永历政权则与张献忠余部大西军联合。南方三个产粮区，江南、湖广和四川都是主战场，经历了多轮战火蹂躏。明郑于1660年攻至南京，满清于顺治18年（1661年）颁布了迁海令，直到康熙22年（1683年）收回台湾才终止，更是对沿海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天下大乱，对士绅是一场沉重打击。躲进大城市的士绅遭到杀戮和抢劫，躲在乡下的士绅虽然平安无事，但各方军队、官府都只管要钱要粮，再也没人帮着平日高高在上的士绅去追捕逃奴、催收欠租了。南方的农民普遍开展抗租运动。官府害怕激起民变，反而不敢有所动作。
天下由北向南逐步平定之后，清初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出现了这样一幅怪异的画卷：
（1） 清朝入关之初，曾在京畿等地圈地，在这些贵族庄园做工的农民，形同奴隶，试图逃跑就有残酷的逃人法伺候着。
（2） 山东等地地主，依然享有明朝士绅特权的残余。地主支使佃户做额外的苦工，佃户绝不敢流露一丝怨愤。地主“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价卖其妻若子”者。这种封建残余直至共产党建立根据地才彻底清除，以至于山东某些地方在解放前还有地主对佃户享有初夜权的记载。
（3） 江南佃户每到交租日期，把地租按时定量交给地主门前。但经过多年抗争，田面权（即租赁权，对应西方的Leasehold）和田底权(即所有权，对应西方的Fee Simple) 分离的思想深入人心。
（4） 湖南是大西军/清军、吴三桂/清军的拉锯战地区，战争结束后，佃户依然很牛，佃户想交多少就交多少，地主反而往往忍气吞声。
（5） 四川。啥也不说了，地主和农民都没了。等着湖广填四川吧。
这里解释一下清初的圈地。圈地发生在清朝1644年定都北京之初，除了占有明代的皇庄及无主土地以外，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汉人民有田地史称圈地令。主要分配给旗人。后来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地。大规模圈地到1647年即停止，当时规模为16.7万顷左右。康熙8年擒杀鳌拜后，宣布停止圈地。但直至康熙24年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在此期间全国八旗驻防区一直有零星圈地和换地。所圈土地初期为农奴制，后来改为和普通民地一样的租佃制。
清朝吸取了明末教训，又学习了明初朱元璋的做法。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田地“多归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而穷民则“无立锥之地”。造成李自成以“贵贱均田”号召群众，向藩王、缙绅等开展夺取土地的斗争，导致明朝灭亡。
清朝入关后，鼓励垦荒。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就把招抚流亡，鼓励垦荒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由政府发给垦荒者印信执照，明确产权，保护垦荒者的土地所有权。这就形成了后来北方自耕农比例大幅上升的局面。
实行更名田。这是针对明代藩王所占土地实行的一项措施。明代藩王占有大量土地，康熙8年，清政府作出决定， “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将这些土地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更名田涉及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湖北等八省，共有土地166,829顷。其中河南、湖北最多，占全国更名田总数一半以上。
减免赋税。明朝末年，赋役繁苛，各种加派，接踵而起，民怨沸腾。李自成利用“不当差、不纳粮”作为口号，动员民众进行反明战争。清入关后两个月，就取消明末了三晌加派：“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此外的赋税减免大致有5种：1. 减免荒地税粮。2. 减免水旱灾区税粮。3. 免除积欠。由于各种原因，各省税粮往往不能如数完纳，因而形成积欠，这些欠税免于追缴。4. 轮流减税。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轮流蠲免，一年免数省，三年各免一次。5. 免及佃户。康熙四十九年宣布：“嗣后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佃户免三分，从所交田租中扣除。这种涉及佃户的蠲免是中国封建历史中罕见的。清朝的赋税减免，据清朝户部统计，仅康熙在位期间，超过1亿两白银。
改进税赋征收办法。编制新的《赋役全书》，每县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详载上中下田则。又编造黄册。税赋采用三联印票，又行滚单法，让粮户自封投柜，亲自交纳，避免书役和士绅中饱。
打击税赋拖欠。明朝缙绅往往获得免于税赋的特权，而清朝则丝毫不顾忌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对于逋欠国家税粮的官僚绅衿，严加惩处，“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如顺治朝庚子奏销案，松江等四府一县，共欠条银五万余两，黜革绅衿达一万三千余人。注释一下，“绅衿”两个字放在一起，大致可理解为“绅”指举人以上功名的地主，“衿”指秀才和监生一级。当然，“士绅”、“缙绅”、“绅衿”等词，从古至今，用得极为混乱，并没有严格定义。
制造业方面，废除匠籍制度。明代承袭元制，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称为匠户，隶属于官府，世代相袭，实行轮班或住坐为国家服役。这种匠籍制度限制了工匠的独立自主的经营。顺治二年，清政府废除了这一制度，各种制作，一律实行计工给值的雇募制。
放宽经营限制。清入关后，注意恢复发展手工业生产，并且确定对手工业一般只征收课税，不以行政权力去干预生产，允许手工业者自由经营。康熙即位后继续放宽对手工业经营的限制。例如在纺织业方面，取消明代机户“不得逾百张”织机的限制。
矿业方面，允许商民“自行开采”铜、铅、锡、银、铁矿，实行每十分抽税二分，并严禁势豪霸夺民洞。
贸易方面，清朝大概继承了明朝的税制，但免除了明末增加的税负。
有学者认为，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大约用了26年时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官民田达8,507,623顷， 比北宋真宗末年全国田亩5,240,000余顷超3,260,000余顷；全国户16,052,860，口60,545,812，比元代极盛时户11,633,281，口53,654,337增加5,419,580户，6,891,494口。
万历六年人口为60,692,858 ， 天启六年田亩为743,931,900，分别为明代最高数字。
顺治十八年田亩526,502,829之额，比天启六年田亩之额仍少217,490,710亩，只有71%。顺治十八年人口19,137,652，比万历六年人口之数还少41,555,206人，只有32%。而直到康熙61年才达到万历之数。换言之，清初则花了70余年时间，才基本上完成了这种恢复。当然，如果剔除长达40年的大规模战争，以及元代本身起点低的因素，复苏速度其实也差不多。
清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繁荣发生于康熙后期和雍正年间。康熙51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中国自秦汉以来即有人头税的传统，对于一个家庭中的人口，尤其是成年男子（人丁、丁男、丁壮）加以课税，称丁税。此外，丁男须服行傜役。康熙的“永不加赋”名头很响，但只是确定了人头税的定额上限，自康熙51年后不再增加，并未取消人头税。实际作用远不及雍正的“摊丁入亩”。雍正将康熙末年已经固定的丁税数目，分摊入田赋，使得没有田产的人可以不纳税赋。这直接刺激了中国汉族人口的大增长。
此外还有“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明代“绅衿贡监等、尽皆优免差徭”, 雍正下令，”绅士原无丁银无庸优免，每私立儒户宦户名色，或借绅衿贡监之名，包免巧脱，情弊多端。着照例优免本身一丁，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换言之，雍正规定，特权阶层仅免本身丁役，推行摊丁入亩后，这种优免实际上更无意义了。
除此之外，雍正还延续了清朝严禁农民卖身给地主做庄奴的政策，严谨地主逼迫农民服苦役，严禁地主虐待佃户。雍正三年（1725），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应“革去衣领职衔”、杖八十，即与私家拷打监禁良民同罪”。雍正五年， “嗣后绅衿苛虐佃户者，乡绅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职衔”。
雍正还建立了火耗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火耗（也称“耗羡”）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其实是一种附加税。明代没有统一的中央财政，解付专项支出后，地方官僚可以截留一部分正税作为地方经费。这就造成了明代地方官员勾结士绅无限爽，而中央政府穷的叮当响的局面，直接导致明朝的溃崩。清代纠正了明代的弊端，所有正税必须归藩库，州县地方官无权截留。那地方官怎么办呢？好在明代有无穷的弊端和各种各样的浮收滥规可以借鉴，于是就拿“火耗”作为附加税，作为地方经费。火耗越收越离谱，雍正2年，将明朝以来的“耗羡”由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统一征课，存留藩库，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官员养廉银。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在雍正年间，由于对吏治操守抓的严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吏治彻底腐败后，州县官员于额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浮收，只能算治标不治本而已。
种种政策，使得士绅阶层的特权大为减少。江南士绅在朝廷大把受贿，在老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雍正，你就等着挨江南士绅的嘴炮吧！
于是乎，雍正这个康熙亲自挑选的工作狂，吏治清明、政绩卓越、减轻百姓负担并为国库攒下了无数银子的帝国最高管理者成了得国不正的虐待狂、心理变态、淫乱暴君。雍正苦啊，我从当了皇帝，一天读几百份奏折，写几千字朱批，十几个小时都干不完，我哪有时间去交配？我的孩子们都是做王爷才有闲暇生的，好不好？面对种种污蔑，雍正这个人傻乎乎地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解。可惜，全国人民识字的不多，能读懂的绝大多数都是他的敌人。《大义觉迷录》刊印了很多本，全国读书人拿这本书当宫斗剧本和黄色小说读了。本来，曾静案没几个人知道，这一下子，好么，全国都知道了，越描越黑，敌人的污蔑反而成了掉进裤裆的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
雍正的儿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不敢给老爹说明白。他爹一死，赶紧把老爹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禁了。这在封建以孝为先的时代，是需要勇气的。但不禁真不行啊。乾隆以后和江南文人算结了仇了，这帮酸腐文人，要是服从，就当奴才用，要是不服，绝不辩解，反正嘴炮对轰干不过你丫，但我有大刀啊？大刀砍你不香吗？这就是所谓的文字狱由来—大刀对嘴炮的战争。
实际上，江南士绅只是相对社会地位降低了，江南经济，尤其江苏，在全国的重要性和明朝相比，可是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重要了。雍正改革了明朝的盐税制度，采用总代理制，淮北淮南两大盐场，通过运河、长江、淮河和黄河，给清政府带来了一年400万两税收，扬州大盐商的收益更是以每年千万两白银计，这些人消费在江苏，培育了著名的淮扬菜，当然副产品是扬州瘦马。
雍正还完善了清朝的漕运制度。上百个槽帮，无数官员、旗丁、水手，这些人许多消费在江苏，而江苏光督抚级衙门就有四个。这么高的政治地位它不香么？
工商业迅猛发展，大量江浙土地转种丝茶，而湖南、四川大米源源而来。如果以官粮而言，江苏浙江是输出地，但以商品粮而言，随着湖南农业的复苏，仅湖南一省输出的大米就达到一年1000万石，比江浙每年400-500万石漕粮高出一倍，而两江是最大的采购方，其次是广东。“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在全国流行开了。
当时南北交通极其依赖水运。长江以北的大动脉是大运河，而长江以南一路是湖南湘江珠江水系，一路是靠江西赣州连接珠江水系。湖南的大米早在湘军之前就南达两广，北抵汉口、扬州了。湘军也是靠着上述水系西征四川，南征两广，东征两江的。曾国藩的底气，不在于他有多少陆勇，而制水权，在于“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仅从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水师，一船一炮均亲历亲为而言，他的见识超过当时满清和太平军的全部当权者。
那么回到原来的主题，在雍正政治和社会地位持续打压，和经济上不停投喂甜枣的政策之下，江南士绅会屈服么？乃想多了。下一篇，咱们讲一讲士绅怎么在不利于自己的大趋势下怎么适应形势，乃至反击的。
成就一段“利用明清史反那啥”是狂草兄的一大发明的段子
哈哈哈哈
文字狱一直是贬义，兄台的说法有新意。
比如楼主文里提到的民国时期鲁南苏北大地主对佃户享有初夜权等现象，是乱世下极特殊时期，这些地主本身就是士绅劣化的产物，且并非全部士绅都如此。
毕竟这些地方是乱世匪患严重之地，欺负佃户太狠，难保他们与土匪串通，端了地主老巢，毕竟土匪要的是金银美妇，地主家最多。
除非，这些劣化地主本身就是土匪，而太平时节，土匪毕竟见不得光。
读读聊斋知道明末清初的士绅们多么吃人不吐骨头。
士绅们是上吃政府，下吃农民的存在，太平绅士哪里有这么强横呢？
我后续会讲彼此力量消长过程。
记住一点，现在的富户，开辆宝马都要欺负人，古代的绅士真是吃人的存在，一点不夸张的，正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记述。
说明明朝末期还是有明白人，只是这些明白人全部遭东林党之流挤压得不敢发声，要么就投敌！
不然不能理解，满清为何这么快就理顺了治理能力！
太平时节的今天也有上海红楼，不能以偏概全。
你所谓的那些地主本身就是土匪，有篇苏北士绅劣化的论文探讨过，由于水患、捻军导致苏北靠耕读传家的士绅大批身亡，崛起的是土棍地痞流氓为底色的劣化地主。
太平时节逼良为娼，欺压佃农，勾结官府的士绅从古到今，从南到北多的是，但其程度与范围是受到极大限制的，远不如乱世草头王丧心病狂。
谢谢分享！
葛剑雄也说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他们本来就是大明治下的少数民族而已。
他们人少，要想在这片土地混下去就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
光是各地驻防八旗圈的马厂加起来就超过8万顷。
到了1805年，各地旗地加马厂加起来超过50万顷。
只是他们有一定的存亡反弹机制。
战乱兴起，王朝更替，是很消耗人口的。
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比三年这种大多了。
丫不读书的呀！
“先富带后富”，这句话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就完全站不住脚，否定了阶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普遍性。
“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一家一个副部级”，更是赤裸裸的封建主义复辟。
78年以后的现代史，每一天都在论述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步性、前瞻性与革命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伟大！
一个共产主义者能有这么天真么，哈哈哈。太荒唐了。
资本主义洗脑其实也挺厉害，他能使一个人不那么脑子清楚。
瞪眼选择不讨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