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凛冬待春 -- 神仙驴

金秋盛会闭幕已有时日。

凛冬大疫度寒夜，春暖花开待天明。正是年底忙碌的时节，看国内焦急困扰，心里其实不是滋味。上个主题竟然展开有300页，感慨操心国家大事者众，自己却也有太多跟帖不及细看，只好留待来日。这里新开主题，记几篇杂谈有感，发几个牢骚字，再说些鼓气话。人总要前进，愿我华人平安。

这部分内容，本是准备答复“中国领导人的政体问题 -- 铁手”帖的。但看到【原创】讲点大部分人不爱听的话 -- Feichangzhun，感到有部分放在那里作为回复也很应景，也多少能对这些日子一些河友的疑问作些回答。之所以还是放自己主题下，一个原因是里面内容有强行跑题处，更主要还是我人懒，放别处经常跑丢找不到了。这里说几个我想到的要点，日后可能会有补充更新。

1）首先是体制。我回铁手说，党管一切、党国一体，本就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表现和要求。理解这两条，才能更好理解中国体制。直接套用西方体制，会感到中国政体的别扭；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共被称之为列宁式政党，简单说，就是强有力的党组织和极其严明的纪律性。与西方乌合之众的聚会“party”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政体运行中，起到的作用，除了自身就有执行部分外，对党外来说，其实就是以党的意志和组织，作为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运行的主导和保障。中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合适的定位其实就是“执政集团”。在我看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伪命题。西方以有固定任期、全民参与、多党多人候选为特征的选举作为执政合法性，写进宪法/选举法为其根本。中国这里，宪法已然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合理的认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形式表现出的外皮。就可以了。

2）由于有与外部对接的工作需要，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中共方便与世界上其他（朝越老古之外）国家政府进行对接的载体。但这个载体当然也是有形的。这里稍展开一下。以中国国情，除去换届交接期的短暂空当，党和国家一号领导人应当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西方国家看来，没有公职的执政党党魁，即便地位崇高，很难直接联系为国家元首。比如胡耀邦出访，要跟对方讲明是“比照国家元首”。自1993年人大换届，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身，再加国家主席，主要目的，还是方便对外交流，因为对内方面国家主席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将国家主席职务以英文翻译为President，更是直接与外方总统挂钩，一目了然。没有用毛主席时的固定搭配“Chairman”，因为后者更多指的是主持、召开会议时的那位主持人、召集者。毛主席名称中的主席，是指“中央委员会主席”中的主席，用 Chairman，开会时坐椅子的人，非常准确；而国家主席，本身即是机构，又是个人，活动必须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决定进行，丝毫没有 Chairman 那种会议召集人的意思，直接翻译作 President 是恰当的。显然是当时中央领导不认可总统、元首之类的名称而已。反过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委员长翻译过去是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就是会议主持者 Chairman。有意思的是，江泽民时代，中央党口领导随行出访，经常还会有“国家主席特别助理”头衔，也是为方便对方对等交流。前后的特别助理，有过曾庆红（时任中办主任）、滕文生（时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由喜贵（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王沪宁（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华建敏（时任中央财办主任）等。道理上差不多。但特别助理到底并非实际职务，于法无据，胡锦涛之后，即不再使用。

3）只从工作角度出发，党政两条大线。实际上，更好的理解方式，是党的一二把手的角色分工问题。政府职能，通常来说，除去国家特质的国防、外交等事务外，就是具体管理经济、社会、民生等事务。如果不是为对外交流方便，并非就是现在看到的，各地方政府一把手稳稳的是同级党委二把手。至少有一段时间并非全部如此。比如在1983-1985年间的上海，这是对外交流的最主要窗口城市之一，市长汪道涵后来名气不小，但当时汪市长在上海市委的排名只在第四位：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之后才是汪道涵市长。而陈国栋还从来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期以至更早，类似政府首长在同级党委中排不到前二的例子还有不少，其实可以说明，一定情况下，党委工作方向和重心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也从侧面反应出政府这张外皮在不同时期中的作用。

4）政务口由于有庞大和实在的自成一体的体系，是有实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游离于党口控制之下的。这也是党管一切口号和期待落脚的由来，也是河里几位河友包括认为行政官僚体系成为自上而下，从而“政令不出中南海”，习核从来没有“一言堂”的原因。其实，这跟对“一言堂”“如臂使指”的理解有关。我个人还是那个看法。在决策层面已经做到绝对控股，反对无效，就是一言堂。如果一定要把自上而下全都通畅无碍的行使职权才叫一言堂，这种一言堂在实际生活中稍具规模的组织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讨论就成无的放矢了。要说的是，政务口的问题，是世界所有国家行政体制都存在的问题，也并非是撤换作为顶头上司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就能简单完成的事情。

对于政务口（其实其他组织也有类似问题，只是政务口更明显些）的顽疾，古往今来、中外之间都有不同的制度体现和对应方法。以美国来说，全民选举出总统，论总统职责，相当于中国国家主席加国务院总理。美国各部部长，由总统提名任命，相当于中国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部长。美国的副总统只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及部分人大委员长职能，位高权虚，没有对阁员指手画脚的权利。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决策层，可以说就是“党中央领导”层，一般可以指中央政治局，而可以将国务院打包作为执行层对待；美国的决策层，有多种说法，按我个人感觉，用美国内阁作为行政方面的决策层，更加合适，即美国正副总统和各部部长，总统各助理和顾问起参谋作用。这也是我之所以将美国部长对应中国的副总理兼部长的原因所在。体制赋予总统（或其他类似角色）组阁大权，可以任用各类人员入阁（当然需要议会批准）。所以中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任命，比如阿猫阿狗连跳N级，之前没有任何行政经验，明目张胆私相予受，金主大佬做官当酬佣，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法不禁止即为可。有人会觉得让没有任何相关经历的人去做单位一把手简直开玩笑。然而，这种情况下，都是总统只任命部门一把手，即政务官（首长）。而具体做事的事务官，超越党派之外，不随一把手的变迁而随意变动。政务官/事务官，用国内过去术语，叫做“官”和“吏”，用现在的术语，可以对应为“部长”和“（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部长把握方向，具体事务则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操办。这个副部长，其实才是维系部门正常运转的重要人物。按中国过去和欧美现行做法，官、吏是各有各的任职渠道和晋升办法。部长能否驾驭属下，常务副部长、副部长的作用非常大。再往下到基层政府，循吏与社会间的勾结，也是历朝流官能否顺利执政面临的大问题。这里，就是中基层常见的“胥吏作怪”现象。美国这边，做到常务副部长已是最大，更多的穷极一生也只是“政府雇员”，还不太好对应中国这边的公务员。现代中国摒弃前朝做法，打破了官、吏间的鸿沟，有助于官员脚踏实地了解基层，和给基层干部上升的渠道。但基层的暗盘管理，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传统，以及个人私心，剪除绝非朝夕之间。流官对胥吏，后者有其长期盘踞的利益根本，对上面不长时间一换的首长，好的，就精心伺候等你升迁走人；差的，顶着不动，变着花样让政策走样，这样的多了，上面很难掀掉所有人的桌子，也会有可能对下层官员或打或拉，全看需要。县处长对市厅长可能会这样，司厅地市级官员对省部长也可能如此，而省部一级高官对国家领导人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对于任期明确的中央领导人，下一层官员照样有可能视之为“流官”，而虚与委蛇。比如胡锦涛的十年，2002年起，头两年属于初接班，班底仍是前朝大臣居多（十六届常委：胡、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到两年后（2004年）江总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才算胡的全面接班。2006年打掉陈良宇。2007年十七大，常委：胡、吴、温、贾、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又要为下一任接班人铺路做准备。所以尽管有十年光景，弱主也就是期待大家守规矩而已。对应美国，总统任期四年，甫上台需要应付各种政治酬佣，熟悉全面工作，准备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与议会分庭抗礼，再准备连任总统。多数要到第二任期，才能稍微心无旁骛的推行自己的政策，同时抗住党内外压力，目标还是为下一届的选举。另外，在隔层的领导体系中似乎更容易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在更早的封建领主时代，有“我主之主非我主”的说法。家臣效忠于领主，领主之上的共主，却不能越级直接指挥领主下的家臣，家臣也不直接听令于共主。反过来也有类似情况，我称之为“小弟小弟非小弟”。以目前的习家班来说，曾在中基层与一尊共事的，也就寥寥数人。这些小弟推荐自己的小弟给中央，当然更容易获得认可，但严格来说，也并非是核心人马，如捅出篓子，未必会网开一面，这点也要隔代小弟们心中有数。回到中国现实，只看级别高低，不在一个系统内，低级别官员有一万种办法当高级别领导为空气。霍英东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但仍会被相当于县委书记的广州番禺地方官员刁难。不止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另一方面，一朝天子一朝臣，对许多官场老油条来说，十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漫长，在自己掌控的范围，阳奉阴违的对待上方政策，是可以想象的。中央总书记全国最大，多少人眼里，也不过就是那个最大的“流官”。而胥吏难处难除，不是一人一地的问题。所以相应的，会有从省部级到县处级的异地交流，有中央、省部各级督导组、巡视组，也就会有突然改掉的开放式的最高级领导人的任期制。其实，就是剑指此疾。当然，因此必然会留下话把。只能最后以结果说话，看是成为妙手回春的神医，还是千夫所指的神棍，怕也只是时势事也。

5）终于说到府院之争。其实就是理论上管理一切的党口系统与庞大的国务院系统的矛盾。我的话，党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

这里只做一下简单回顾，大致以十四大为界。

5.1）为人多议的党或军队“国家化”，在1949年建政后其实有过尝试。中央人民政府甫成立时，同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统率于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对外代表全国武装力量，等。中革军委至1954年第一届人大重设国家机构时取消。在此之前，对军队的指挥、组织、管理，一律是用中革军委名义。这时期所见的“军委”，实指中革军委，而非“中共中央军委”。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党外），后于1951年增补林彪、高岗；1954年人大召开前又增加许多副主席，则是为成立新机构做准备。第一届人大召开，制定宪法，取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领导机关实际上由刚恢复了的中共中央军委统筹。在国家层面，则是设立国防委员会，国家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除十帅和邓小平外，还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党外人士，国防委员会有军事参议权而无决策统帅权，统战性质远大于实质内容。军事工作需要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则用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名义。这一阶段的国防部，是有实体模样的：部长由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担任，还有一系列副部长，与现在只有单人部长的空壳国防部不可同日而语。

5.2）之前说到政府有庞大和实在的自成一体的体系，所以以何种方式体现党在此起到的领导和运作，往往具体到个人，就有一二把手之间的微妙关系体现。由于又对应外国政府的相对独立性，政府总理管辖着庞杂事务和政府自有的官僚机构，有可能会使一把手感到担心。历史上也有数次的“削院”措施。

A. 中央人民政府时期（1949-1954），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试行党政合一。中央人民政府在1954年第一届人大后，即等同于国务院。但是在建国初，名称相近的“政务院”，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权、规模，均不能与此后的国务院相比。按当时的组织体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对外代表国家，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包括政务院、人革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而不是政务院总理。政务院本身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主席领导。当时的组织法规定政务院联系、统一并指导各委部会院署行及其他机关，而并非明确的领导关系。

B. 1952年，五马进京。此时建国近三年，朝战进入谈判阶段，大规模经济建设将开始，国家政权和组织建设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一届人大着手准备。地方上大区改制“削藩”，中央则是“分权”。从政务院中析分出十三个经济部门，划归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后者则是与政务院平级的行政机构，同属中央人民政府。1952-1954年间，政务院转移出了大部分财权，从而使得领导政务院的周总理，在中央权重调低。此前，周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三，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序列里，高岗以政府副主席身份力压总理一头。到1952年高岗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主任后，其职务地位更隐有分庭抗礼之势。1954年高岗自杀，同年第一届人大召开，实质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国家计委等被取消，成立新的国务院，等同于中央人民政府；新的国家计委，成为国务院下属的组成机构。此后，周总理实至名归的成为天下总理。

C. 1956年中共八大，中央书记处成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机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身兼国务院副总理要职，横跨党政任职是有最高领导人的深意的。当然还有另一条线，朝鲜归来的彭大元帅，和与邓同步任政治局委员的林，在部队方面代表的矛盾，以及党、政、军领导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偏重讲党政关系，就不涉军了。

D. 文革期间，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旁门组织登上历史舞台。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至九大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造反夺权、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是国务院部委普遍经历的过程。

E. 文革结束，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兼国务院总理职务，这是政府总理在党内的空前绝后的最高排名。但这一任职并未维持多久，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先后交付赵紫阳与胡耀邦。

F. 赵紫阳1980年2月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正式出任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一机构，成立于1980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并以此取代此前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赵紫阳兼任组长，实际相当于赋予其中央财经大权，之后履职国务院也就是走法律形式。

G. 赵于1987年切换轨道改任中央（代）总书记后，李鹏即任国务院（代）总理。李是技术官员出身，也未曾主政过一省一地，所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没有依照前例由总理兼任，而继续由赵担任。并从此形成惯例，由党总书记兼任小组组长一职。关于党中央各小组，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是有明显咨询意味的组织。而后来尤其是新时代密集建立的党中央小组，更多体现着决策职能，是高层次的宏观战略机构。各小组与政府对应部门之间，是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关系。由总书记担任组长的各小组，总理可能是副组长，小组其下各部委负责人，则报告的对象是组长。通过这一运作，倒确实体现出了党管一切的指导思想。

5.3）十四大后，政府渐渐“让权”是发展趋势。

国务院组成部门排前两位的是外交部和国防部。

A.国防部在82宪法后，即已成为“空壳”机构，如用不确切的比照说明，可以看作是“中央军委驻国务院代表”。国防部的存在，更多体现在对外交流方面。

B.外交部因代表一国政府处理外事事务，权重极大，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位列在前，美国国务院即事实上的外交部，国务卿职能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在中国，外长职务曾由总理亲自兼任。1981年恢复成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保留中央外办名义。到1998年机构改革，国务院外办并入外交部，中央外办成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此举可看作国务院外事权的让出。

C.更早有监察部。

1987年随着胡耀邦的下台，尉健行卸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重职，改任新成立的监察部部长。此时的监察部，与中央纪委无上下级直接领导关系，也并非后来的合署办公，而就是单纯的国务院组成机构，履职范围限在政府部门。1992年尉健行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1993年1月，中央决定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自此，国务院监察权完全交由中央。

党外人士的违法问题——原先走正式司法程序，与党内违纪受处分的情况不对等；《监察法》实施，国家及各级监察委员会成立，把这个漏洞堵上了。

D.审计权

审计署自成立起，即是国务院重要组成机构。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称：为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在我看来只是第一步。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之一的审计署（厅/局），有与早期监察部相似的处境，审计覆盖范围较窄，独立性较差，体制有不顺之处。2018年新一届政府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使得审计署职责进一步优化。然而涉及政府自审，本身仍有运动员作裁判员之嫌。所以，将审计部门剥离出政府之外，是个可行办法。因为不像监察部门，有比较独立的党纪检部门的实体，所以，成立类似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国家审计委员会，以副国级单位的组织形式，列于监察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后，固然是一种可能的方案，但是，从组织体系上说，国家审计部门也可以将从属关系转到全国人大之下。人大监督政府天经地义，这样增加了人大的权威性，增强了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如果注意地方政府首长的分工，省长一般就是“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以及必有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的主管部门，即“分管省审计厅工作”。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则通常由同级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少数党委书记由上级领导人兼任的除外）。这样一来，人大（党委书记兼）监管政府，就更有意义和实在内容。

E.财权

以上已经提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2018年后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中财委统筹财经领域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等工作。小组成员/委员会委员包括国务院领导、政府重要财经领域宏观调控部门和国民经济部门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国资委等主要负责人。中财委（中财小组）下设中财办，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正部级的中财办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位高权重，在决策和执行层都占据重要位置。历史上，曾培炎、刘鹤都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建敏虽然没有国务院职务，但凭借中财小组副组长兼财办主任的资格，直接出任温家宝内阁第一任期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就在于这个中财办的实权作用和地位。2018年李克强第二届内阁，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身份；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直接进入政治局并出任副总理，曾被认为“后来居上”，其实除了年龄因素，较年轻的何立峰可以再忍一届之外，刘鹤本身的中财办主任身份并不亚于国家发改委主任，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F.政法及安全

中央政法委是党中央直属机构，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按近几届构成惯例，中央政法委组成大概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为政法委副书记；委员则包括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部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武警部队司令员。最近中央政法委开会研究安全生产工作，隐有将职权范围包括到应急管理部的意思。

G.民族、宗教、侨务

十四大至十九大期间，历届国务院都有一位领导分管民族宗教工作，而这位国务院领导本人，往往就由少数民族出任。他们是：司马义艾买提（维族，1993-2003任国务委员），回良玉（回族，2003-2013任副总理）。十八大开始有所改变，一方面，主管文宣教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手民族宗教工作；另一方面，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杨晶（蒙古族），继成为十八大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在来年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成为史上党内地位最高的国务院秘书长。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将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华侨归侨侨眷等列入统一战线工作对象。杨晶在2017年十九大失去中央委员席位，2018年2月受党纪处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降为正部长级。2018年3月，新一届政府组成，按《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民委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家宗教事务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侨务工作。中央统战部强势扩容，国务院职权进一步缩水，不再有国务院领导分管民宗侨务工作。

H.人事编制、公务员

《深化方案》提出，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源自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后于1991年改为现名，并由当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一职。其下设办公室（中央编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存在。2018年深化方案，明确中央编办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进一步明确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国机构编制工作；中央编委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2019年印发《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明确编办只归口本级党委组织部门管理。由于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各类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机关、群团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领导职数的配备和调整，都适用于该条例，编办由此前党政双管变为党口单管，可看作党管一切的自然延申。

国家人事部自1988年成立，存在了20年时间，其中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是其主要职责之一。2005年公务员法通过。2008年人事部与劳动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时成立国家公务员局。2018年深化方案，将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对外保留国家公务员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公务员局。

中组部的扩权，当然对应就是国务院的让权。

I.宣传，教育

深化方案提出，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和电影工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让出新闻出版职能，改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制。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设在教育部。比起其他中央小组，多是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并设在国务院部委，教育小组设在教育部的只是“秘书组”，与众不同，值得回味。

J.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此前有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这是将两者合二为一了。原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职责中，有“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任务”。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的表述，则变成“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K.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记得此前说过，群团组织改革，对团组织影响极大的变动，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停止本科招生，其本科部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回归团干教育。这是一个“断根”式的举动。

国家行政学院于国务院，相当于中央党校于党中央，或说是行政系统自己的“党校”。2018年机构改革前，国家行政学院是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新型学府和培养高层次行政管理及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对应上级只有国务院。2018年深改方案，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职责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实质是剥夺了国务院体系自身出现“黄埔军校”的可能。

其他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仍有极深的体制变革空间。限于篇幅不谈。

最后小结，党管一切、党国一体的现实下，国务院权力的逐步出让是大势所趋。府院之争的发展过程（尤其新时代以来）脉络其实很清晰，结果也是一目了然的事。

坐等大佬

我以前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总说我们国家没有他们的那种政客，我们的最高层都是从最基层一步步干上去的。用《是，首相》里的情况来说，就是我国上下只有汉弗莱这样的公务员，而并没有哈克这样的政客。

若是如此，府院之争似乎本来就有点奇怪。按理来说，在我国体系里爬上去的人都应该对行政和管理有非常充分的经验，不像西方政客可能对行政纯粹是素人，书记和X长主要是层级差别，业务上的要求是一样的，X长变书记也是正常的升迁路径。

这个观点有问题吗？府院之争在我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双十一那一天，二十条出台，我心里一沉，感觉不好。马上下单，买药品，制氧机，血氧仪，空气消毒机等各种防疫物资。然后就眼睁睁的看着疫情防控一泻千里。虽然之前已经有预期，但是目睹这个这个过程中的种种混乱和不堪，从失望、迷茫到困惑，在各种社交媒体和平台上搜集各种信息，包括看河里各位大佬的分析，综合各个信源，做一点个人的分析。本人一介布衣，并非消息灵通人士，也不认识高层，所以不涉及权谋和宫斗，仅仅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分析吧。

1. 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国家的防疫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病毒的演化，以及国际上疫情变化的形式，动态变化的。一开始从2020年的绝对清零，到2021年的动态清零。这里面的一个底层逻辑是国际流行的主要病毒从原始毒株进化为德尔塔毒株，除了毒性增强，流行性也增强（表现为R0值的增加），那么防疫政策就相应的变化为允许少量输入病例的存在，容忍少数地方形成小规模传播，但是严守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因此从全国的角度看，动态清零。可以说，从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一直到2022年十一作用，整体上看这个政策是成功的。虽然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撑死爆发了小规模疫情，但是整体上没有出现类似武汉的大规模封城的情况。这离不开医护人员的忘我付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及全国人民的配合，这里必须向所有人致敬！这段时间，好不夸张的说，全国人民一起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绝对是可歌可泣的！

2. 动态清零，底层逻辑是用空间换时间，争取拖到病毒毒性完全减弱到和流感差不多，甚至像SARS一样完全消失；或者拖到有效的广谱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发成功铺开上市。封控和清零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有根据情况放开的打算。一开始是寄希望于疫苗，所以2021年一直在推疫苗，希望通过疫苗接种，建立有效的免疫屏障，为全面放开打好基础。但是，随着奥密克戎出现，病毒免疫逃离和传播性大大增强，宣告了疫苗路线的失败。也正是这样，很多原来还坚持抗疫的国家和地区，绝望的放弃了抵抗，包括日本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

3. 2021年末，2022年初，奥密克戎毒株传入我国，给动态清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首战天津，过关。但是随后西安、长春和上海陆续破防，大中型城市的大规模封控由此开始。现在有很多声音说其实上海开始就应该放开，这显然不现实。上海疫情期间，香港、台湾和日本均奥密克戎疫情大暴发，种种惨象，必然使中央投鼠忌器，最终艰难选择上海封城，继续清零。

4. 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从今年10月底开始，明显有动态清零难以为继的感觉，防疫的这根弦越绷越紧，形式岌岌可危。从经济角度看，实际上整个国际上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即使没有疫情，经济也景气不再，而疫情则雪上加霜。之前三驾马车，得益于国外受疫情冲击，外贸一枝独秀，支撑大局。但是随着国外从疫情中回复（更准确的说是对疫情的麻木），以及美联储加息以及俄乌战争影响，国外购买力大不如前，外贸这唯一的支撑摇摇欲坠，十月份开始外贸数据已经很难看了。至于内需，一直萎靡不振，而由于疫情封控，跨省物流出现了困难。我关注B站上一些卡车司机分享日常生活的视频，明显感觉到跨省物流出现了问题，这对供应链和内循环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这期间还爆出了农产品运不出去，在产地烂在地里面的新闻。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社消数据也极为难看。另一方面，动态清零是群防群控，本质上属于群众运动的一种，这就要求基层和群众的双相配合。但是基层已经是师老兵疲，从我身边跟在基层工作的朋友交流，还有河里很多河友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不仅如此，群众的配合度大为降低。国外已经完全放开，在高度信心碎片化的社会，这种由对回复正常生活的渴望带来的心理的冲击是极大的。而且很多群众确实面临着生活不便的问题。而且确实存在的伴生着动态清零的种种乱象，包括利用保供敛财（本人所在城市也经历过大规模封城，在这一过程中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核酸检测混乱（但是我个人不认同核酸经济的说法，这个产业规模和利润都非常有限，远远达不到绑架国家政策的程度）等等，都极大的动摇了动态清零的基础。

5. 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了二十条。我认为，在今年上半年，实际上中央对不同的防疫路线确实是进行了试点。这里面有上海的路线，其实新疆那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默许和试探。但是结果都不理想。不管怎么样，前期试点经验和教训捏合在一起，形成了二十条。二十条的本质，是重新组织防线，允许一定程度的疫情流行，给经济适度松绑，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我不认为二十条是权宜之计。二十条的推出是认真的，因为大会之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就是讨论出台二十条，足见对此的重视。不仅如此，二十条的配套方案很细致，执行性比较强，可以看出中央层面是想认真执行的。不仅如此，各方面的信息都显示，国内在加速疫苗和单抗药物的研发。例如神州多价疫苗据说对奥密克戎变体预防效果很好，曹云龙团队在预测奥密克戎突变点位基础上，有针对性的研发单抗。这些疫苗和药物都已进入最后冲刺和临床试验阶段，而且产能也在准备中。而最终的时间节点，都指向明年的三四月份。这部分具体的内容，可参看知乎大V冷哲的文章“行百里者半九十”。基于上述分析，我推测，中央的意图，是通过二十条，重新构筑防线，再最后抵抗一波，争取一下时间，在明年春暖花开之际放开。春暖花开之际放开，对医疗的冲击也不会像冬季放开那样大。之前外媒也一直预测2023年中会放开入境政策。

6.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一泻千里的结果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从放开后病毒海啸般的流行传播看，奥密克戎的传播性确实惊人。由此反推，只有层层加码，采取极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才能勉强压制住规模性疫情。二十条也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所谓精准防控，怕是只能一厢情愿；

2） 由于二十条防不住，跑冒滴漏越来越多。社会面病例增多，核酸检测混管阳性越来越多，需要单管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追阳效率下降；流调也越来越困难，而且随着病例增多，集中隔离点必然不够，条件也不会很好，就造成很多群众不愿意去隔离点，或者想去隔离点但是没床位。后期北京和重庆都出现了阳性病例转运困难，印证了这一点。而一旦阳性病例居家，国内都是高层住宅，让人口密度大，楼上楼下气溶胶传播，进一步造成疫情扩散。由此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和基层疲于奔命，但是所有的工作都赶不上病毒传播的速递；而群众的不满情绪则被进一步的放大，越来越不满意被封控，出现了闯卡等群体事件。这表明群防群控的社会防线事实上已经失守了；

3） 就各地而言，在二十大之前，中央的基调一直是动态清零。那么地方为了不在大会前出问题，选择了以封代瞒，隐瞒病例。在二十条之前，已经形成了部分地区的社会面广泛传播。这个从完全放开后各地疫情情况可以略见一二。初始社会面病例越少，相当于“火种”越少，则疫情进展速度越慢。由此反推，河北、甘肃、河南等地，之前社会面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传播了。而二十条之后，这些地方索性一放到底，而有些省市领会不到位，以为要彻底放开，频频抢跑，导致新的防线还未筑成，阵脚已乱。

7. 至于北京为什么会最先收到冲击，其实并不复杂。北京之前一直靠弹窗，采用的是“御敌于千里之外”的防疫策略。整体上没有经受过大范围疫情的冲击。而且北京的“能人”多，不仅仅是官员，还有文化、艺术、法律和金融精英等，还有很多演艺圈人士以及网络大V，不服管还嗓门大。之前群嘲上海之时，我很朋友调侃，若北京发生疫情，情况未必会比上海好，甚至封控的难度要大于上海，结果不幸言中。各种不服，各种请愿，各种要“文”，使得疫情防控无以为继。大会前后各代表团入京，弹窗拦不住这些人，所以带病入京难以避免。“里应外合”，导致北京极为被动。更要命的是，首善之区，全国的眼睛都在盯着北京。如果北京顶不住，大规模封城，那么各地必然视二十条如废纸，继续层层加码。如此压力之下，北京只能勉力维持，直至最后崩盘。不管是蔡书记，还是“科班出身”的尹博士，都无力回天，因为人力有穷尽，形势比人强。关于为什么一刀切急速转向，可以看一下知乎罗一觉的关于“如何看待国家现在放开疫情管控”的文章。

8. 至于说有没有政治斗争内幕，有没有境外势力参与，我没有啥内幕消息，不敢乱说。但是二十大与人代会之间间隔过长，过渡期内旧人不愿背锅，新人有劲使不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些影响。而一段时间国内自媒体，特别是抖音等下沉平台，集火攻击核酸、方舱和基层医护等，造成防疫的极大被动，恐怕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多少有所体会。

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要面对现实。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只是开始的结束。不管怎么样，疫情1.0时代，或者说抗疫时代结束了，疫情时代刚刚开始。团结一致向前看吧。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个人的一点拙见，抛砖引玉吧。

美国就是这样的。这是当初在给华盛顿设立职位名称时候的煞费苦心。现代欧洲传统职称，古罗马传统职称没有一个合适的。尤其害怕的是给一个显赫的头衔，万民崇拜，不得了。

President 即是这帮人的本意：老爷子，我们开会的时候你坐那儿就行了，其他别管。

孰料经过两百年积淀，President 成了不得了的一个词

这个变化是致命的，但必要性感觉却不是那么的强

对，与此同时，通过河南红码事件，基本消灭了健康码。

两者配合之下，可以说21年行之有效的全国防疫体系在67月就彻底被破坏了。

没有健康码，各地根本不敢有效往来，经济基础彻底被断绝。

后面的经济崩溃和疫情爆发无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事实上上半年天津、西安、长春和上海破防，包括深圳告急，这个时候还是第八版。但是即便14+7都放不住，而且年中放开的声浪已经不小了，所以改成7+3，就是要退一步了。外贸这时候看着气势如虹，实际上跟做外贸的交流，就说跟多客户想实地来国内看样子，看货，都感觉不变。甚至有因此选择其它国家产品的。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吧。

虽然基层经验大家都有，但是别忘了，中国这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其实比很多国家四百年的社会变迁都要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凭感性总结来的一手基层经验很容易脱离实际，造成削足适履、抱残守缺的后果，这两年社会矛盾的逐渐尖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现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两到三轮，但是治理政策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第一轮的状态所造成的。

一般来说，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以经济生产部门和公安部门最为透彻，其次才是纪委、政法委、组织部等党务部门，科教文卫等部门则再次之，而最为不接地气的就是宣传部和统战部了。过去这几年里虽然宣传部被赋予了空前巨大的权力，但是由于其内部官僚与现实社会脱节最为严重，结果就是不光没能凝聚人心反而一出手就导致大量民心丧失的后果。

这么一看又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毕竟不太可能让官员跨领域跨得太厉害，也不太可能把对实际情况还比较了解，但资历很浅的年轻人火箭提拔，引人思考……

原帖5）提到了。府院，本意是总统府和行政院的权力之争。这里，借 Feichangzhun 的帖，意指党总书记（党务系统）与国务院总理（政务系统）的矛盾。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党一二把手由于分工产生的自然矛盾。

关于兄台的问题，我的看法，一方面，无论总书记或总理，都应该有基层党务和政务的经历锤炼。所谓宰相起于州部，总书记/总理或政治局常委级别，如果有县、市、省三级的党委书记/政府首长经历，就可以说资历非常完备了。在省以下，政府首长升任党委书记，是自然升职过程。就像兄台说，是正常的升迁路径。

但另一方面，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层次，就有不同。这是因为，1）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已经可以算作是不同的两个培养路径了。高层党口和政务口，分工业务、工作思路其实是不同的。党史上唯一一个由总理转总书记的例子，就是赵紫阳，结果切换轨道后，赵自己的话，就是很吃力，不如在国务院得心应手。当然那时是形势所迫，胡下台后，除赵没有更合适的继任者。华国锋任总理时已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还不是同一种交接情况。2）由于有年龄和任期限制，总理如要作为总书记接班人培养，需要 i）与当任总书记有年龄代差；ii）按60岁出头接总书记、总书记任期以十年算，大概出任总理时在 55 岁顶多再大一点才更合适。按照这个条件去找总理候选人，不如直接就把他放在总书记位置上培养就好。3）总书记培养路径，至少需要有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主持过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经历经验，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履职资历，直接以总理身份过渡总书记，时间或经历，总有一样不太来得及。4）总书记与总理，很长时间以来，是作为有不同利益方，同时推出代表，作为台面上的“双子星”，而不是一人独大。以胡温、习李、以及险成的胡孙的培养布局任命最为明显。这种情况，府院之争简直不可避免。

党管一切，政务方面说到底可以算作是这“一切”中的一部分，虽然是比重最大的一部分。但是，党务系统的晋升还是不止是政务这一条道的（江胡习都不曾有国务院领导任职履历），甚至也未必都需要有在地方基层任职经历。比如常委、四大正国里，仍然会有温家宝、王沪宁这样的非同一般的晋升道路，从无地方主政一方的经历，但由于个人特质和其他资历照样有机会升迁到顶层。

的确没想到国家一级的特殊性，受教了

不过似乎这样一来，府院之争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即使没了府院之争，斗争也会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毕竟有“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说。

若是如此，那某些操作的意义似乎又值得商榷了……

防疫政策转向根源在于扛着红旗反红旗未受惩戒，反对声音即将合流

部分派系与外敌沆瀣一气，蓄意扩散病毒，不严惩必然效仿者成风

中央督战时爱丁堡抗住说明奥米克隆传染性没有资本控制的媒体宣传的那么厉害

层层加码有的是能力问题，有的就是扛着红旗反红旗

还有转向前基层已经很懈怠，抗疫形式主义严重

舆论潜移默化下，一味封堵老百姓生活艰难账也会记在中央头上

放开后有了反面教育，再动员老百姓配合容易得多，另，也是验证干部成色选拔新人的重要考试

这样下去，没有特效药或复阳严重，几个月后政策再转回来难免，届时顺带清算躺平派，之前躺平派叫嚣的越欢，清算时越惨

就看代价了，生化战手段肯定不止新冠

因为放开，接下来两个月甚至更长大陆混乱难免，霉菌可以借机拾掇大毛，久了中修插手或围魏救赵统一台海两岸，美帝在乌东就骑虎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