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国前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 铁骑边塞
军队总数量是史无前例的500多万。
上海这边还在搞两黑一白的经济战争。
然后就短短三年，新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全面超过民国年间最好的数据。
我倒是很好奇，到底谁有这样的铜强脸皮，敢来黑解放新中国初期不会搞经济？？？
这些都在看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的意义太大了，对于中国太重要了！
TG之所以要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因为在白去工作的党中央需要共产国际的经费。
凯申公之所以能够从国民党中异军突起，并打败各路军阀，基础是蒋宋联姻，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而已。
泽东、泽民，相映成辉，根据地建设自己解决了革命的经费问题。
长征路上，贺子珍说道他们连泽民也整，整个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的经费都是泽民供给的。
可惜了，泽民，不然建国后经济建设有陈云啥事情。
那些叫嚷着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专家、教授，其实只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水平，只能看到一时、一事的收益、只会算一天、一月，多则一年的帐。
晚上闲来无事，便找来看了一遍，确实是一部好电影。个人觉得这样的好电影不仅现在的中国人要看，甚至可以推广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教材。
电影反映的是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的共军，顶不住国军的大举进攻，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地区，通过发动农民搞土改，赢得农民支持，从而解决兵源粮源以及后勤保障等问题。
这部电影让人更直观的认识到为什么共军能最终赢得东北战场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
纵观中国历史，但凡马上取天下者，其创业团队大都军政皆通。光有猛将，没有擅长政务者，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打仗打的是兵源粮源，而兵源粮源从哪来，只有稳定运转的政府才能提供，而要有稳定运转的政府，非有通政务者不可。
刘邦能取得天下，是因为他有萧何曹参这样的通政务者。在刘邦和项羽屡战屡败时，是萧何从关中为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粮源。萧何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萧何曹参原本都是县政府官员，天下大乱后，他们县的一把手被干掉，本来大家推举萧何他们这些原政府官员带头造反，是萧何他们不敢当，才让给了刘邦。萧何跟随刘邦进入关中之后，其他人都去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再说一个诸葛亮的例子。一说诸葛亮，就说他三分天下的谋略，以及打仗的算无遗策等等，其实诸葛亮真正厉害的是通政务。诸葛亮自述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没有说其实是他先见的刘备。在裴松之注的《三国志》里面，转录了一段当时魏国史学家鱼豢写的诸葛亮见刘备。在鱼豢的记叙中，诸葛亮见刘备给的建议并不是什么三分天下谋略，而是很具体的政务事情。诸葛亮说刘备的兵少，原因在于当时荆州登记户口的少，而征兵征粮都从有户口的头上来，所以建议刘备让刘表抓户口登记，刘备听从了这个建议，“故众遂强”，也就是手下队伍得到壮大。事实上，也是在诸葛亮加入刘备团队以后，刘备才从一个流动的军事武装团伙，变成了一个有根据地的地方政权。
反面的例子，最典型的是李自成和洪秀全，这两人的创业团队中，连一个粗通政务的人都没有。
行军打仗都坚持学习。背后写字的建议者真是天材，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 ，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很多记录都夸大了毛老爹与他儿子的冲突。事实上毛老爹对儿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毛老爹是个很成功的农民、商人，他曾经开过自己的＂银行＂，发行过＂顺义堂＂票据，在小小的韶山冲，这不算中央发钞，至少也是信用扩张。他送大儿子去学财务、学现代工业，可见是有远见、有策划的。大儿子𠍇傲不驯，但老二是留在他身边帮忙的。这个顺义堂命很长，直到毛顺生去世，毛泽民才和哥哥清退了股票，彻底结束，出去闹革命了。
不知道毛顺生的做法在当时是普遍的，还是比较突出。但我怀疑，毛泽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他老爹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就象陈会计，他的特长不能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他早年经历是很大原因。
发动土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最终GMD发现，占据了几个中心城市，农村的汪洋大海都是TG的，龟缩在大城市和交通沿线，局面跟当初的日本鬼子差不多，甚至不如鬼子，鬼子好歹还能把统治延伸到县城和主要乡镇。
农村工作，艰苦而细致，但是没有农村工作，没有土改，就没有TG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将货币发行与粮食，食盐，布匹，棉花等物资相结合的货币发行理论是中共的创举和一直奉行的原则（到今天依然如此）。抗战时期有力支持了根据地的建设和财政开支，成功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以伪币廉价收购物资，以战养战的企图，使根据地不仅得到极大巩固，并且迅速发展壮大，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六。晋察冀华北解放区
日寇投降后，晋察冀边区政府由阜平迁往张家口，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迅速赶到张家口负责接收伪蒙疆银行，在此重新组建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址就设在原伪蒙疆银行所在地。1946年7月，国民党为隔断人民解放军关内关外的联系，集中火力打通平绥铁路线，向张家口发起猛烈攻势。8月，由于与国民党傅作义部战事胶着，晋察冀边区银行不得不随部队撤出张家口，先返回山西灵丘县，后转移至河北阜平县光城村。1947年11月，华北重镇石家庄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六昼夜奋战，胜利宣告解放，晋察冀边区银行随部队进驻石家庄，1948年4月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实行合署办公。在此基础上，两行合并组成了华北银行，而华北银行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初始的重要一脉。
1946年1月3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各战略区设银行分行，受总行的直接领导，其货币发行与业务计划等要绝对服从总行。根据边委会的指示，晋察冀边区银行抓住相对和平的有利时机，扩大机构设置、业务开展的范围，冀晋区、冀中区、冀热辽区各设分行(冀察区暂不设分行)，均为该地管辖行。总行之下，按经济区域与业务需要设置支行及支行以下办事处、营业所、兑换所、派出所等。其中，冀热辽分行成立冀东、赤峰两支行，支行以下有办事处、营业所。冀察地区因处总行所在地，该区各级银行机构由总行直接领导，并先后成立宣化支行、怀来支行及阳高、张北、西合营之办事处。抗战胜利初期，晋察冀边区银行整体呈现“总行——分行——支行(或办事处)——营业所、代办所——兑换所——派出所”的组织架构。
1946年7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对各级工商部门的职权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边区银行由边委会财政处领导，边区银行有关提高边币比值、驱逐杂钞、平衡境内物价、发放工商贷款等有关工商业务的事项接受工商处指导。到1948年6月为止，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发行总计8477.21亿元。在1947年，边币使用人口达到1500万人，物价指数是1946年的2.78倍。从1938年成立到人民币发行收回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存续10年时间，发行57种版别货币(不包括期票、地方流通票)。其中总行、冀中两地发行44种版别，发行13种“冀热辽”版。成立之初，边币发行主要以兑换法币形式进行投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边币发行则主要以支付军政费用的形式投入流通。每年生产建设的贷款投放仅占到3%左右。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晋察冀边区部队乘胜追击投降的日寇，不断扩大解放区范围，但由于边币发行供应不足，加之贸易管理解除了“武装”并宣布出口解禁，致使国民党大量发行的法币畅通无阻地在解放区高价吸收物资，日伪、奸商乘机抢购边区粮食，大批洋油、洋布、洋烟等洋货向解放区倾销，一文不值的法币大行其道。晋察冀边区银行起初缺乏经验和防备，在晋察冀边币没有贸易物资支持的困难条件下，发行和使用的阵地不断收缩，金融、贸易对敌斗争只能被动应对，最终造成边、法币比值由1:17降到1:8的不利局面。
1946年4月之后，边区银行着手摸清法币情况，并行推进阵地战、比值战、金银战、外汇战的货币斗争策略，一是区分新区、边缘区打击法币，在新解放区，驱逐法币使边币迅速占领市场，利用掌握的法币支持贸易与币值比价斗争；在边缘区，军政力量配合，控制集市、掌握物资，使人民群众摆脱对国民党统治区物资供应的依赖，从而压缩法币使用范围，巩固边币威信；二是从解放区物资出入口管控外汇，抵挡住法币内侵；三是在解放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缩小其流通范围，孤立反动派；四是动员和教育群众，将法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促其通胀更加严重，并购回必需品；五是制定边法币值政策，确定解放区内币值高于外围，不断将法币推向敌占区。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晋察冀边区银行成功抵御了法币的大肆侵入，使边币深入人心，以金融之力守住了解放区的经济阵地。
银元的历史已有几百年之久，广大地区使用银元的习惯根深蒂固，民间储存都以银元居多，这对树立晋察冀边币本位币地位、推进统一货币市场是一大障碍。在坚持边币一元化的政策下，巩固、扩大边币市场与肃清银元相互依辅。1946年，边区银行总行出台有关肃清银元的意见，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予以指导：一是在时机选择上，选择有利季节(如大秋后)边币占优势而物价比较稳定的时候。对于群众运动基础好的一些老解放区，削弱银元的力量，以便于将来逐渐肃清。二是打破群众对银元的崇拜，首先动摇与取消银元本位，逐渐代之以边币本位。三是银元收买及定价政策应该是：有利时收买(不一定是低价)，不利时不买(这时定价可酌低于市价)。买时必须符合市价(必要时或达到某种目的可稍高于市价大量的收买，但须避免刺激市价上涨)。并且在定价上应照顾到邻地，避免发生不好的影响。不买时，则避免刺激银元市价的上涨。四是在严格禁用地区绝对禁止银元流通携带，违者没收。公私款项如纳税及秋征等,不允许直接收受银元,必须通过银行或委托机关商店兑换，民间保存银元愿卖出的由银行及委托机关照牌价收买。此类地区要彻底肃清银元，实行边币一元化。五是在因经济工作差，边币基础未稳的新解放区，可采用银边同流办法，明禁暗不禁，使边币在行政力量及贸易合作事业开展支持下，站稳脚跟，在同时流通中增加边币比重及地位，逐渐动摇银元本位，代之实行边币本位，再用收买银元办法肃清。尽管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民间使用银元并未禁绝，还是有所保留。直到解放后，国家对金银统一管控，民间银元买卖才彻底销声匿迹。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银行的贷款业务中，农业贷款的范围主要以扶持农业生产、扩大植棉、兴修水利为主；工商业贷款划定的范围是解放区内无法自给的必需物资、关系军需民生的战略物资、合作社事业等等，不论农贷还是工商业贷款，利息很低甚至无息。至于存款，到1947年7月之后，边区银行各地存款业务才有所起色，8月至10月间，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冀中分行吸收到存款277亿元以上。当然，各地的存款业务还是主要以机关单位存款为主。根据1946年大城、新安、冀州、泊镇四个地区外汇使用统计，纸张业占用27.2%，日用品业占16.75%，军用品10.75%，颜料占25.2%，西药占7.25%，化肥占1.6%，电讯器材占1.12%，其中纸张、颜料合计占到50%以上，其次是日用品，这些物品更加依赖从解放区外引进。为减少对敌占区的物资依赖，1947年，冀中分行决定发放5亿元工业贷款，重点用于制造火柴、面粉、纸张，其次用于造碱、熬硝、种靛等工业。
1948年，冀中分行举办50亿元工商业贷款，大力扶植自给工业，奖励小本经营，解决工商业者资金周转的困难。放款重点是以纺织、造农具、造船、造纸、熬硝、榨油、制鞋、火磨、制皮革、染料、化学及交通机件等为主的自给工业，以及对生产有利的小本经营业及运输事业，对一般商业通过活存透支业务往来的方式加以扶持。在贷款利息上，工业贷款最高不超过月息4.5分，商业贷款规定为月息6-7.5分,小商贷款为月息4-4.5分，活存透支根据性质由银行往来户双方协定。
1946年上半年，冀晋分行发放2.03亿元生产性贷款，总行营业处分别发放2540万元旅蒙业贷款、1500万元市民生产救济贷款、1亿元商业贷款；1946年12月，冀东行政公署为培养典型合作社，发展纺织业，发放2亿元边币的合作贷款。在新解放的城市，边区政府提出建设城市发展工商业的号召。 1946年6月，为繁荣市场，辅助工商业发展，边区银行根据边区政府提出的“对银号采取团结与扶植”金融政策方针，出台《晋察冀边区银钱业组织管理办法》，积极支持与扶助已设立的、行将设立的银号。到1947年上半年止，在河间、尹村、安国、辛集、鄚州等地陆陆续续有31家银号开业，开始建立内地汇兑与往来划拨关系，并且深入到农村地区，很多银号都在农村增设了分号。
七。 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年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各个解放区，充分利用其征派机关“军民合作站”侵蚀破坏解放区经济和金融。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使军队在流动的过程中出现种种扰民的情况，致使军民关系不协调，随着扰民现象的日趋加重，国民政府看到要想战胜日本，军民合作极其重要。于是1938年颁布《军民合作公约》十六则，令各部队切实奉行，并由省转全省县区乡镇长，晓验民众，一体遵照。为落实公约的实施，各地随后成立了有地方政府领导为正职，地方军队领导为副职，一些商会参与的政府机构“军民合作站”。国民党这一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建的征派机关---军民合作站，在解放战中开始后推行到解放区，向各村征派粮食，草料，柴，菜，猪，鸡蛋，油等军需日用品，按官价付钱（低于市价二分之一），以此可以给当地带来巨额的法币。如郓城，巨野两县，不满三个月，至少发出法币15万元以上。他们同时强迫各县镇原有商号重新登记，一律强迫营业，国军官兵见啥就用法币买啥，又随意少付钱多拿，以此扩大法币流通范围，打压冀币市场。
1947年4月的《冀鲁豫区货币工作总结》一文提到，1946年自河南内黄县和与其搭界的清丰县韩村镇向清丰一带进攻的两路国民党军，在17天内给每个国民党士兵奖励了法币12万元，按两万人计，就有24亿元。如此一来，不论城市和乡村，只要是国军驻扎过或路过的地方，便流通起大量法币。蒋军还利用随军商人用法币在占领的解放区大量收买或盗取重要物资，如粮（米，麦为主）棉，土布，木料，牛等。同时将美国香烟，白糖高价卖出，以此维系法币币值。
除大量发行法币之外，国民党同时利用军事手段抢占解放区集贸市场，占领物资集散地。抢占集市后就利用地方恶霸，流氓地痞恢复封建的包集制，从而掌握市场交易主导权，强制使用法币流通，破坏原有经济秩序，同时对冀钞严厉取缔，宣布凡使用冀钞千元以下没收，千元以上则枪毙。利用摊牌讹诈迫使群众物资上市和进一步紧缩筹码，这是国民党政府支持法币的另一种做法。
面对这种局面，时任解放区晋冀鲁豫副主席戎伍胜（后改名 戎子和，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代部长）决定，银行与工商局互相配合进行货币战。解放区工商局担负着除财政部门以外的全部财经任务，包括公，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货物出入境管理，稽查征收工商业税，武装缉私，银行业务（钞票印制，金库，信贷和统一市场货币）。规定解放区内部工商，农业税一律收冀钞，解放区部队，政府，公营单位在解放区内部不得使用法币。全面统货，对解放区能生产的商品和非生活必需品征高额关税，如布匹，香烟，白糖等；对解放区必需的药品，军工原料，武器等免税进口；解放区的粮食严控出口。
八。大连建新公司
1945年8月，苏联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附属协定，进驻中国旅（顺）大（连）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同年10月，中共大连市委在苏军军事管制当局非公开的支持下，成功组建并掌控大连局势，旅大地区由此成为特殊解放区（又称关东解放区）。1945年10月中旬，原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韩光，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抢形势”“搭架子”的指示，迅速组建大连市委，后又着手组建了各县，区党组织。同时陆续向一些厂矿企业，学校等派出党的领导干部。1946年7月，中共辽宁省委决定将大连市委改为旅大地委。
1946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大连筹划后勤工作。当时旅大地委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即首先大连有港口,可以利用大连“自由港”的条件，采购到各种原材料，解决军工生产所需原料问题。其次，大连为苏军管制，苏军对我们的工作是默认的、支持的，大连又是由我党控制的一个隐蔽的后方，不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再次，大连是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熟练技术工人多，有利于生产。肖劲光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大连组织兵工生产的重要建议。此后不久，党中央即要求各解放区向大连“派出干部，携带一部分资本，前往该地，开办兵工厂”,“大连设厂是为长久计”的指示。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分局、胶东兵工总厂和晋察冀中央局等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来到大连。1947年1月，东北局和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并责成旅大地委负责与苏军交涉，要求将重要工厂交由我方管理。是时华东局出资3.5亿，东北局出资1.5亿，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亲自带队来大连主持工厂建设。当时华东局之所以能够出这么多钱，主要是饶漱石，陈毅，张云逸等人利用华东方面在招远金矿生产的黄金，另外还有大量缴获得到的钱财，慢慢积攒起来的。
1947年7月1日，苏军同意将大连炼钢，“满洲”化学，制罐，进和，金属制品以及曹达制碱等六家大型工厂移交中共方面。中共投资建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竣工，这些新旧工厂共同组建成为一个联合企业，对外采用民办企业的名义，称做“大连建新公司”，因经费主要由中共华东局提供，华东局派来的朱毅担任总经理。中共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军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诞生。在其存在四年多时间里，共生产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炮弹55万发，引信81万多发，雷管24万只，迫击炮1400门，苏式冲锋枪500多支，弹体钢3000多吨。生产各种型号无烟火药450多吨，除辽沈战役用了百余吨炸药，其余均运往华东，华北，有力支持了华东，华北的解放战争。此外还制造了包括200吨水压机、千吨油压机等一大批机器设备用于解放区的工业生产。
毛泽东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文中最后深刻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对于如何搞好解放区的经济，取得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主席都有明确且详细的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是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为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开头即讲：“(一)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这一段前一部分说明只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才能争取和平，属于认识论。后一部分讲如何动员力量激发潜力的具体方法途径，属于方法论。此后到一九四六年六月随着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农村政策也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改革“。通过”土改“进一步激发起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真诚拥护，广大翻身农民组成支前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支援解放战争，极大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所以才有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
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不断占领大中城市，进一步的全国胜利已经不远，毛主席又及时提出城市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为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中告诫：“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大陆解放后留下香港，澳门作为对外交往的窗口，进行贸易和了解世界。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派人到香港建立联络站，成立公司，筹措抗战物资。
比如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于1938年，前身是中共为抗日战争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将其顺利运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1938年，秦邦礼（博古的弟弟）受党委派在香港开办了“联和行”，注册资金为三万港币，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上是秘密采购苏区紧缺的物资。
“联和行”在1948年改组更名为华润公司，1952年隶属关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变为中央贸易部（现为商务部）。1983年，改组成立华润（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12月，与外经贸部脱钩，列为中央管理。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企业。
1979年改革开放，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1983年王光英在香港创建光大公司。无不是利用一切手段和途径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凝结着一代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奉献出的生命和心血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