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国前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 铁骑边塞

一， 井冈山时期

井冈山根据地地域比较小，红色割据时间比较短，想关资料不多，主席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上的斗争》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部队生活状况是：“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烟柴菜钱中结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根据地经济状况如何呢：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为问题。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财政问题如何解决呢：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看到这里就可以明白主席为什么把“筹款”列为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可以说吃饭，穿衣，治疗伤病以及日常用度的匮乏，始终困扰着中共军队和根据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就是在这种长期严酷环境中磨砺出来的。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收录了红军1929年的一则筹款布告，内容是：“查该屋主人赖仲馨，系著名土豪，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着罚筹军饷大洋500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土豪对人民的压迫到底有多重，再摘录一段《井冈山的斗争》：“豪绅对人民的捐税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品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为了打破对井冈上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努力改造和恢复了“草林圩场”。同时主席指示宁冈县委在靠近酃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了一个圩场，每逢农历二，五，八为圩日。大陇圩场与草林圩场的不同在于，第一，圩场由大陇区工农兵政府管理，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圩场的贸易活动，处理圩场上出现的问题，并派赤卫队巡逻保护圩场正常贸易。其次，公营经济参加圩场贸易活动，大陇区工农兵政府在圩场办了一个商店，货物齐全价格公道，凡是使用根据地自己铸造的银元在这个商店买东西，优先供应并予以适当优惠。

1928年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土地税按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1928年秋的井冈山，分得了土地房屋和农具的贫苦农民，以往占收获物一半以上的地租不交了，利息高达百分之一百的甚至更多的高利贷不必还了，而且这一年还获得了丰收（宁冈比上年增产20％），鉴于农民已得到了实际的利益、生活有所改善，考虑到红军给养的严重困难，工农政府才开始征收土地税，仅宁冈县征收，其他各县尚不开征。宁冈县的邱大爷家分得土地收获谷子3500余斤，他怀着翻身农民普遍拥有的激动心情，除缴土地税外，他自愿向政府捐谷300斤。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的上井村创办了革命根据地第一家造币厂——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又称“上井造币厂”或“红军花边厂”。原料主要来源于军民打土豪所缴获的大量银链、首饰及各种银质器具，利用原谢荣珍、谢荣光兄弟所办的“谢氏对花厂”仿制银元的设备和银元模具，回炉熔化后制成粗坯再冲压，铸造成重七钱二分的标准墨西哥版银元。每块银元上凿有标志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自己发行流通的“工”字印记，称为“工”字银元，以区别国民党统治区的银元。

二．中央根据地时期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资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数量来看，我们第一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块钱的盐，布，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作本钱。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的产品出口卖的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的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旋即于1932年2月1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国家银行首先统一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逐步建立中央苏区的金融体系。1932年4月，毛泽东力排众议率东路红军攻占漳州，缴获大量金条银元，毛泽民以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特派员身份，前往漳州接收了这笔财富，建立了“秘密金库”，作为中央苏区的货币发行的准备金。

为破坏根据地经济金融秩序，国民党除了严密封锁还制造假“苏币”流入根据地，严重扰乱根据地经济，使老百姓兑换需求突然大增，苏区纸币挤兑风波发生，苏币面临一次金融挑战。对此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很是焦急苦恼，思虑如何解决“假币”问题，稳定苏区货币。一天夜里毛泽民坐在桌前又陷入思考，由于太过专注毛衣袖子被油灯点燃，闻到毛衣的焦糊味，毛泽民头脑中灵光一闪。于是决定苏区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要求在制造货币的纸张原料中掺入一定比例羊毛，这样既能彻底改变钱币混乱局面，又能保证轻易辨别“假币”。对农民统一兑换使农民免受货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掺杂羊毛原料的货币纸张增强了韧性，使根据地的货币更耐用，受到广大根据地和根据地周边白区人民群众欢迎，愿意持有和使用根据地货币。

工农武装割据下，根据地的人民同时负有供粮，供款，出兵供役的使命。按共产党人的理念，征之于工商业的累进税才更符合“剥夺者被剥夺”的阶级斗争哲学。于是有了红色原创----统一累进税。这种税把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等合并征收，采用累进税制。主要对剥削阶级征税，对被剥削阶级与劳苦阶层的人民免税。

同时苏区的税收也成为反对外界经济封锁的一种有效手段。敌占区限制敌我双方各自需要的战略物资，如粮食，食盐，布匹，药材，重要矿产品的出口并设置较高税率。苏区放开富余物资去敌占区换取有用产品而设置较低税率，鼓励苏区需要的物资引进运销而少加或不加限制，甚而进一步发动敌占区商人组织大宗商品运进苏区，与敌意稍淡的地方军阀达成特定的贸易默契，并规定较为公允的税率，这些都是常用的经济战手段。双方的税务人员在缓冲地带的关口，集市，河流进行缉私，对违禁之物施以较高的实物分割，甚至没收。鄂豫皖苏区著名的便衣手枪队甚至到敌占区征收税收。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国民党针对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十余种封锁条例，封锁食盐，煤油，药材，布匹等，企图将红军和苏区’饿死“冻死”“憋死”。中央苏区内外的商品价格由于敌人封锁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剪刀差，内部特产跌价，外部商品涨价，卖出特产获得的现金减少，流出增多，无法按需买进外部商品，危害根据地建设的各方面，除此外周边豪绅及地主转移走大量现金，打土豪筹款变难，通过作战缴获补充现金亦不稳定，市面上还充斥着各种纯度低，信用浮冒的白区杂币，纸币，消耗着内部财富，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和金属币又不能在白区流通套换物资。

毛泽东认为敌人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金融和商业，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妨碍。必须要打一场金融战，制造白区银元，用其作为对外交易中的现金补充，这是开展自救打破封锁，保证红色割据政权存在，协调局部商品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央苏区连成片以前，赣南，闽西的小块红色政权已经开始土法制造用于对外贸易的银元。1929年兴国东村银匠陈志美，利用妇女不用的银饰，私铸“英光”银元，在于都市场上进行兑换。1929年8月被苏维埃政府动员收公，成立东村造币厂，1930年初手工土法生产“袁大头”，平均每天生产二百余元。当年10月改为江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开始制造“袁大头”，“小头洋”，“雕子边”三种银元，平均每天五百余枚。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闽西工农银行，该银行曾开设炼银厂，收购银饰溶化后铸成银饼到白区进行贸易。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建立中央造币厂，将赣南和闽西那两家厂合并，利用银饰和银两制造国家银行发行的金属币和制造“袁大头”，“小头洋”，“雕子边”等白区银元。1931年冬红军在上杭缴获一套铸币机和刚模，生产手段由土法提升为机械化规模化，平均日产一万余元。

1933年是对外贸易大发展时期，位于赣州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江口分局对外贸易时都以赤金和中央造币厂制造的“袁大头”，“小头洋”作为外币，后来又加造“鹰洋”，赣州商人后来识破前两类银元。但是闽西新泉贸易分局同白区十九路军做生意一直使用“小头洋”，因为十九路军愿意接收这类银元。1933年9月红军攻克福建沙县，缴获一套银毫子铸币机和一批铜模。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造币厂迁往于都龙山，机器就地埋藏。

根据地使用仿制银元打开贸易局面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行商贸易，当时对白区的贸易，全靠国营贸易机构组织苏区和白区的群众和行商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买进食盐，药品，布匹，出售稻谷等农产品。随着业务成倍增长，在瑞金和江口之间还专门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运币队伍。根据地60---70%的物资都要江口分局从赣州进口，通过小生意人行商零敲碎打这种方式只能是补充。第二种是通过大宗商业行为，大宗商业行为是通过大商家坐贾来实现，他们才是根据地仿制银元的主要消耗者。

1932年2月，陈济棠麾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部进驻赣南，所辖第一师部署赣州驻防。师长李振球暗地里同大商人勾结，将食盐布匹等运往根据地并套换回钨砂，牟取暴利，上行下效，团长一级军官同样勾结商人，大作上述买卖，驻守一线的连排长对来往白区与根据地之间的的行商，更是以“罚款放行”的方式渔利，封锁线变成了交通线。当时赣州同红军贸易最大最久的商家是“广益昌”，’广益昌”和李振球共同派代表驻江口同红军贸易。陈济棠专门电告红军江口镇的盐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应红军的需要。广东军阀陈济棠下属李振球，利用驻赣州之机，通过“广益昌”同红军大搞赤白交易，“养肥”陈济棠的同时也客观上支持了苏区经济，大量消化了中央根据地制造的白区银元。

在瑞金“二苏大”时，周恩来，朱德特别指示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在前线一定要做好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不要主动进攻刺激他，好利用其提供给养。毛泽东更是从大局出发亲往粤赣军区，指示何长工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指挥下，更是同红军保持密切联系，闽西新泉分局仍使用赣州弃用的银元与他们交易。“福建事变”后左倾路线对十九路军比较冷淡，毛泽东却依然将他们的代表徐鸣鸿待如贵宾。徐鸣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和党失联。1932年10月26日，由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谈判取得成功，十九路军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1934年1月13日，蒋介石召集嫡系部队20万人迅速入闽围攻十九路军和人民政府。当日，徐名鸿在官兵大会上动员说：“共方愿与我们继续合作，欢迎我们入赣。部队改编红军，我们的部队归毛泽东、朱德指挥。”但其时由于中共中央存在“左”倾错误，没有及时支援十九路军。十九路军终于1934年1月失败，徐鸣鸿被捕以身许国。

红军长征后，这些制造的白区银元仍在白区同其他银元混合流通，另一部分则被带走，成为红军路费和在遵义期间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中央苏区制造的银元是维系当时政治，军事，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使红军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封锁计谋，打胜了金融战。

长征开始前毛泽民请示毛泽东“秘密金库”如何处理，主席让全部取出作为红军长征的路费，一部分分散到各个部队，一部分由国家银行带着。长征时国家银行和中央政府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被编为第十五大队，中央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长征开始上路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14人，8人到达陕北，6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国家银行的全部现洋和黄金，除了自制的“仿洋”等银元以及银毫，铜分币和库存的金条，金砖外，主要部分是“秘密金库”的储藏。打漳州所得的大量市面流通现洋，金砖及金银珠宝，被藏于石城一个山坑里，作为国家银行准备金和备不时之需，称为“秘密金库”，如今用作长征路费。主席为中央打下“地盘”中央苏区，中央迁来把“地盘”搞没了不得不转移，又是用主席的缴获作为转移之路的路费!

三，长征路上

国家银行的家产向部队分发完以后，剩余由国家银行保管的是100多担，成为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到达陕北，“扁担银行”的家底清点结果，尚存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规定，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即国家银行印行的钞票，统称国币，俗称苏票，苏币。

1935年元旦，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此前黎平会议关于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确立创建以尊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提出赤化，建政，扩大活动区的要求。据此发行国币以活跃市场，稳定市面人心，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国币提供了政治条件。红军驻守遵义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有效运转，国家银行发行国币，筹措充裕的物资。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没征委”查收了国民党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军阀王家烈的烟馆，盐行，得到一大批烟土和食盐。

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市面十分繁华。然并卵，一面到处是商机商业活动，一面又因为官僚军阀囤积居奇，群众严重缺盐，再则，红军指战员需要用积存的津贴或“伙食尾子”换取匮缺的生活，医疗用品，这也增强了国家银行在此发行国币的现实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国币发行，兑换政策，使群众和商家对国币产生足够认识。国家银行一面发出国币，让其在市面流通，一面设立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国币。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六个兑换点，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縘阳，鸭溪，龙溪，湄潭等地设十九个兑换点。将没收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国币，且一元国币可在兑换点换取一圆贰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洋和物质保障，发行的国币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周边城镇的群众与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国币，国币信誉盛极一时，带动市面空前大繁荣。

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三十多个兑换处，用银圆，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的苏币，并将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国币整理清楚，继续上路。

四．延安时期

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红军终于长征到达陕北有了一个落脚点，可新的问题又摆在眼前，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物产匮乏，当地土豪少且不多么富足，全靠打土豪筹款显然行不通，经过长征红军的家底几乎消耗殆尽，仅剩下国家银行那十几担银元珠宝家底需保证不时之需。手头紧剩一千多现大洋，红军万余人的需求火烧眉毛。主席只能四处求援，十五军团负责人徐海东大义为先，将仅有的7000大洋中拿出5000支援中央红军。主席写信向宋庆龄求援，让她找宋子文想想办法给筹措些经费。奈何此时宋庆龄已经与宋子文断绝关系，只好把孙中山的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惟一住宅莫利爱路29号（今上海市香山路7号）典押出去借款，共筹得五万美元，于1936年初寄往陕北。

1936年初红军东征除扩红七千，筹款五十万，还得到大量物资。1936年陕甘宁根据地共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商人款项65.3万元，到1937年就直线下降，仅没收8，7万元。张学良被扣押后，从账面查明，东北军接济红军达76万元。杨虎城指示赵寿山，将三原军械库里的部分枪支，几十万发子弹，以及三十万银元秘密输送至红军处。

全面抗战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于王稼祥的回忆。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三个师共4.5万人编制，1937年月领30万元，战费20万元，补助五万，衣补1万，米津及兵站补助7万，合计月发63万元。1939年8月起，每月加兵站临补2.5万，1940年元月起月增米津4.5万，总数没过75万

新四军每月应给18万，实际只给8万，经叶挺，项英多次交涉要求，1938年6月起，每月增至11万，1939年起，月另给2.2万临战费。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国民政府发给中共经费共计约3175.1万元，其中八路军2729.5万元，新四军月455.6万元

1937年夜袭阳明堡机场，获得蒋介石奖励2万大洋。1938年10月---1939年2月五个月，各地各界捐款共计法币130万元。宋庆龄通过保盟（保卫中国同盟），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从国外募捐筹措约500万美元，大部分送给中共方面。盛世才送5万件皮衣和10万元。1937—1941年各部队上缴共计892.4万元. 发行建设公债618万元，征公粮20万担，草料2600万斤。

抗日捐款也向延安汇聚，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据统计，1937年收到3.6万元，1938年收到197万元，1939年是600万元，1941年达到890万的规模。这里面有不少捐款就来自宋庆龄发动的两个组织。

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提到“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0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负担。---------------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个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个阶段。”

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禁止在边区使用法币，随后又于2月18日开始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并逐步回收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币成为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此后发行边币1054万元，税收成为1941年后边区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敌占区（沦陷区）市场仍占优势地位。当时法币在美英等国家支持下，币值没有猛烈下降。日本在沦陷区大量发行伪币，收兑法币，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银行去换取外汇（美元和英镑），向国际市场上套购他们所需的各种物资。日本在敌占区大量吸收法币，用于换取美元、英镑，所以，法币在解放区和沦陷区都自由流通，币值比较稳定（徐徐下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从上海，天津租界中掠走国民政府存放在外资银行的大约70多亿法币，由于同英美开战失去了用这些法币向英美市场套取物资的作用，日本人是不会让这些法币变为废纸的，在日本人手中成了打击解放区经济的武器。日本向我们解放区猛烈输送排挤法币，法币迅速贬值，斗争突然激烈起来，形成伪币，法币和抗日根据地抗币的“三国“斗。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伪币退出历史舞台，抗币和法币继续斗争，直到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

同时从1942年4月1日起，汪伪政权一方面在占领区全面打击法币，采取压低法币价格的办法，5月份又停止“中央”“中农”两大银行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千方百计将法币倾入解放区根据地。6月份限令沦陷区人民自6月8日起半月内将法币以1：2的比列兑换“伪中央票”。这样又有近80亿法币在沦陷区失去市场。日本人不仅利用各种手段获得的国民党法币，而且同时大量伪造法币，危害扰乱国统区经济金融，日本占领期间共计伪造法币达数十亿元投放入市场，再加上其他途径获得的法币，“真假法币“相加达二百亿之巨，这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对市场的掠夺是惊人的。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误还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而是经济方面的——前线战事节节败退，但后方却没有及时进行货币改革，仍然沿用法币，所以随着统治区域迅速缩小，大量的法币被驱逐、被投放，这必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则一方面利用发行伪币席卷占领区财富，一方面用各种手段获得的法币吸纳国统区物资，同时还利用各种民间投机活动进行掠夺，可谓一举三得。

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2头牛，1943年还能买到一只鸡，1947年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民党的德行德性由此体现的淋漓尽致。

日伪同样也利用这些贬值的法币大量套购根据地的物资，破坏根据地的金融，物价。造成根据地的大量物资外流，一度使根据地通货膨胀。与国民党不一样的是中共根据地能够积极应对，不仅能及时设法粉碎日伪的经济战，反而能进一步利用法币和伪币向敌占区（沦陷区）反向套购物资。1940年和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中就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伪币本身就没能进入边区，况且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就禁止在边区使用法币，用退出市面的法币去沦陷区套购回大量物资，有力的支持了根据地建设。1939年 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 “自己动手 ”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从 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 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的要求。

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说：“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毛主席缔造的党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是“三队“合一的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头上加持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再有三大作风护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走向更大的胜利也就顺理成章了。

整个延安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秘密收入，就是来自山东根据地的招远黄金，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送延安黄金总计近14万两。

五，抗战时期的山东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比较重视经济战。军统一开始由留德博士费同泽主持，但费同泽搞理论在行，实际操作不行，军统转而让经济战专家邓葆光负责。

邓葆光的做法主要是印制伪钞，以伪钞套购敌占区物资，扰乱敌占区经济，又通过伪钞的使用离间日伪关系。

山东属于游击区，经济上比较困难，为解决财政困境，沈鸿烈采纳财政厅长王向荣的建议----印钱。

沈鸿烈以原山东省民生银行留存的少数基金和全省田赋做抵押，在山东省自主发行纸币“民生券”。除此之外，还发行了“民生银行券”等类似性质的纸币，强制流通。随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和部队开始大量印发纸币，如秦启荣印发“利源号”，吴化文印发“庆仁号”等等。

这种纸币的滥发导致经济混乱，但是却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扰乱了敌占区经济。沈鸿烈在发行纸币时限制了流通地域，使得沦陷区和游击区纸币不能随意流通，日本人发行的“联银券”不能在游击区流通，敌伪使用自己的货币无法在游击区套购物资，严重影响敌伪的经济活动。

1938年10月，山东根据地北海专署筹集资金25万元，率先在掖县筹建北海银行。发行1角，2角，5角，1元四种面额的“北海币”。几个月后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武装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于12月成立。1940年4月，山东纵队供给部开始印制钞票。他们将济南大中印刷厂以伪币1万元的价格（用黄金折付）买下，将机器设备连同动员的20多名技术工人，一起秘密运往沂蒙山区根据地。与此同时，鲁南区曾发行过“临郯费峄流通券”，鲁中区莱芜县发行过“农民合作社流通券”，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曾发行过“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流通辅券”等。

1940年7月，山东联合大会在沂蒙山区的沂南县青驼寺召开，成立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山东战工会，黎玉任主任，性质属于中共领导的战时省政府。1940年秋，山东战工会决定将北海银行改为山东北海银行，在鲁中区设立总行，由财政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各地区相继设立分行，支行，县及以下设营业点。

韩复榘主鲁后，为了控制和垄断山东经济和财政，加紧了对山东金融业的整顿和管制。1930年10月，韩复榘在下令禁止制钱、铜元出境的同时，议决设立平市官钱局和设立山东民生银行。该局除承办存放款、汇兑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负责发行铜元角票。山东民生银行除发行金库券亦发行“辅币券”即角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立即接管了山东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等金融机构，接管后继续发行钞票。由于根据地初期北海币发行量尚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尚不能发挥本币的作用，所以采取了依靠法币、保护法币的政策，法币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占优势地位，抗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仅作为法币的辅币存在。当时山东地面的国民党各部队，在其防区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各地地主和有实力的商号也趁战乱私自发行各种辅币。针对土杂钞泛滥、日伪币入侵、敌人利用法币和套取法币等情况，这一时期的货币斗争主要是打击伪钞、取缔土杂钞。　各地区抗日民主政府均采取相应办法进行清除。如对地方商会、商号、士绅发行的钱贴子，限期登记清理兑付；对国民党地方武装政权发行的杂钞，抗日民主政府概不承认，并严禁其流入根据地；对投降派或顽固派的票子，视情况采取没收其财产进行收兑的办法，尽量减少人民的损失。这些措施符合人民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使土杂钞很快在抗日根据地绝迹。

1942年1月11日和1月20日，山东战工会发出通知，禁止民生银行的钞票和伪平市官钱局的纸币流通。面对日伪在太平洋战争以后疯狂利用法币攻击解放区经济这一严重局面，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当机立断，宣布北海币为本位币，作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施行贸易统制。严格以货易货，阻止法币内流和物资低价外流，宣布以北海币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本位币，通令所有军政民间之往来账目，借约契据，自7月1日起，一律以北海币计算。在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的统一布置和领导下，各地先后展开了“排法”斗争。但这次“排法”斗争，只在胶东等部分地区取得初步胜利，而且极不巩固。多数地区仍是物价飞涨，法币内流，物资外流，经济危机相当严重。解放区没有多余的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1943年2月薛暮桥从苏北前往延安，途径山东时，山东方面征求薛暮桥本人同意，然后请示延安批准，被罗荣桓“扣”了下来，主持山东根据地的经济，解决货币斗争。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1943年7月初，滨海专署在《大众日报》发布布告，宣布自7月2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动员群众迅速排挤法币，或向银行兑换本币。7月9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停用法币的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带头不使用法币，不收受法币，作查禁法币的模范，宣传和动员群众限期将法币兑换成本币。北海银行也把原来用作准备金的法币，大量投入敌占区换回物资，以免因法币跌价而受到损失。1943年10月，山东战工会成立工商局，黎玉任主任，薛暮桥任副主任并实际主持工作。工商局成立后，决定首先抓货币斗争。实行食盐，生油，烧酒等专卖。

停用法币，禁用伪钞。1943年至少有6亿法币被排挤出根据地，到1945年又将几十亿的伪钞从新解放区排挤出去，换回统共大约有10亿元以上的物资。1945年抗战胜利时本币发行量已达10亿，市场流通量有7亿，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完全建立。

在发展根据地经济，搞敌占区日伪情报中山东根据地创出的“大鸡”牌香烟，苏北根据地的“飞马”牌香烟更是传为佳话，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山东根据地将本地特产花生油，粉丝，水果和烟叶运到上海，通过我们的隐蔽机构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随船运到上海的还有缴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伪币，用油纸包好沉到油缸底部，送到上海的地下机构。比如《51号兵站》的原型-盛慕莱，以及肖林，王敏卿等都是在敌战区为革命筹措物资款项的佼佼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独特贡献。

1943年4月，罗荣桓经华中淮海区拟化妆去上海治病，因环境不允许，只好返回山东，陈毅安排犹太奥地利籍来华医生罗生特随罗荣桓回山东，罗生特来到八路军山东军区并被任命为卫生顾问，成功稳定住了罗荣桓的肾病。

说道罗生特，还有件好笑的事。1943年11月底，滨海支队长万毅被日军狙击手打穿双腮，打碎七颗半牙齿，舌头打出一个洞。经罗生特手术后，伤口成了倆酒窝，万毅照镜子后高兴地说，“老子挨一枪赚倆酒窝，划算”，说明那时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们依然保持着昂扬的积极乐观精神。

抗战时，山东军民的主食是煎饼，就大葱，咸菜，大酱。煎饼是谷子，高粱米，地瓜粉掺杂着麸皮烙成。

我小学的同学，他妈妈是山西人，十六岁那年就加入了民兵队。那天民兵队破坏了公路，然后躲在山上观察。一辆日军军车开来，掉进了民兵们挖的沟里。我同学妈妈高兴地站起身大喊，结果鬼子一枪从他妈妈脸上打进去（早期鬼子兵的枪法那真不是盖的）从后脑穿出去，她妈妈滚下了山。乡亲们找了一夜，到第二天才在山沟里找到，还有一口气，赶紧抬到十多里外的白求恩医疗队。白求恩亲自主刀，好容易给救回来了，从此脸上一个深深的弹洞，破了相。

两年后，县上把他妈送到延安女子公学培养。

那时候，延安每个周六的晚上有舞会，女同学们都相约去跳舞，纷纷都能钓到个红军干部。只有他妈妈因为破了相，独自留在窑洞里看课本学习。

结果有个红军干部听说了此事，就要去看看这个小女英雄。结果一看就看上了，非她不娶。这就是我同学的爸爸，他说妈妈脸上那是英雄花，英雄汉就爱英雄花。我同学他爸是福建人，他妈是山西人，两人就在延安窑洞里成了亲。

那时一个窑洞里入洞房两对新人，晚上拉根绳，挂快床单挡着，各自办事。😂

抗战胜利，他妈妈跟着他爸去了东北。他爸任骑兵团团长，带着部队进山剿匪，他妈是团直属队指导员。到了林海雪原里，团部住在个小屯子，他爸带着部队就进了山。他妈那时怀着他大姐，带着团直属队的机关和勤杂人员驻在屯子里。那天半夜，有老乡骑马跑了十几里地来报告：许大马棒被我军围剿打死了，他的姘头蝴蝶迷带着二十几个土匪跑到他们屯子里祸害老乡们呢。我同学他妈一听，起身勒紧了肚子，骑上他爸给她留下的那匹雪上飞，带着警卫班十几个小伙子就去了，把蝴蝶迷堵在屋里，一顿枪战，他妈率先冲进屋子，一枪就击毙了蝴蝶迷。

后来部队一路往南打，打到湘西，他爸当了师长，带着部队在前面追歼逃敌。他妈是师直属队教导员，带着一帮家属老娘们乘一辆卡车在后面跟着。

这天卡车开到一条山沟，山上突然枪声大作，一帮土匪冲了下来，老娘们都吓得鬼哭狼嚎的。他妈说别慌！让老娘们都藏到车下，他妈指挥五个警卫战士，一挺机枪，打死了几个土匪，其他的就跑，他妈就指挥战士们追击，结果土匪们都跪下投降，就土匪头子跑了。他妈审问土匪，土匪们说老大的家就在前面沟里，老大的娘重病在床，他不会跑远的。我同学她妈就跟卫生员要来药挂包，挎上就让土匪领她去看看土匪头的娘。战士们不放心，一定要跟她去，我同学他妈不让。说我一人去才显出我们的诚心，才能说服他娘劝土匪头子下山。你们去了，一个个荷枪实弹的，他娘敢让儿子下山？

我同学他妈就一人去了。见了土匪头子她娘，先试体温，再诊脉，拿药给老太太喂下，一句话都没说。也是，一个山西人，一个湘西人，说了也听不懂啊？刚扶持老太婆吃了药躺下，给盖上带来的被子，突然咣当一声，从顶棚那儿跳下个汉子，倒头就跪下给我同学他妈磕头，磕得头都破了。我同学他妈赶紧把那汉子扶起来，看了眼带她来的土匪，那土匪点点头。就这么着，一句话没说，把土匪头子给带回来了。

后来，我同学他爸他妈在福建离休，颐养天年。

他们家五个兄弟姐妹，一起给他爸妈出了本画册，第一页就是脸上有个弹洞的他妈和他爸金婚留影。

我同学听说我在写剧本，就托同学把这本画册带给了我，希望把他爸妈的故事搬上荧屏。

当时我正好和一个导演合作，做了一对老党员六十年生活的电视剧，作为北京电视台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片。我就把这本画册给了那位导演，看看是否能立上项目。但是，那以后电视剧行业就再没人愿意投资这种题材了。

都不是凡人

不过，许大马棒是真人？

看来类似的素材有很多

女子飒爽，豪气干云，令人肃然起敬衷心佩服佩！

中国近代经历最彻底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这两大彻底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从辛亥革命算起到抗美援朝，持续近半个世纪，波及全国所有区域，直到打出国门，涉及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各种英雄故事自然是不胜枚举。

就照真实的拍，服装道具都别乱来，那就是妥妥的爆款！

对内废除几千年的家天下，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完成工业化，成为合法的拥核国；对外战无不胜。由一代雄主和信仰坚定勇于牺牲人民所完成！

看过不少东西，对解放初期的一些批评，其中之一是把经济搞砸了，或者是不会搞经济。

仔细想想，那么在解放前，在被打压的情况下，它凭什么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这和选举获得支持不同，那个时候的支持，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单靠主义能获得那么多支持么？没有经济上的利益，单凭爱国主义的口号肯定不够。思想、物质两手都硬了，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追随。

在这个流通中，党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绝大部分人还是需要合适的经济需求的。国民党由于自身特性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搞，中小地主都无法获利正常运行，这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理念是用来指导行动的，并在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才会信服，才会衷心拥护，并且矢志不渝跟着走，使革命事业不断壮大。

好像是赫拉克利特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战争是财富之父”。其实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财富价值观更能揭示财富的本质，就是劳动，一切财富都是经由劳动创造。创造财富必须有附着体，不能凭空变现出来，这就是土地。然后就是财富分配，“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社会生产有了剩余，这些剩余被强者霸占，产生阶级分化，统治阶级掌握政治军事暴力工具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主导财富分配，政治权力主导经济利益财富分配，如此绵延承袭一直到现今。

共产党就是推翻剥削和压迫，让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首先就是剥夺剥夺者分配给被剥夺者，让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获得切切实实的利益，并且愿意起来保护获得的利益。

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道：“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所以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称为“土地革命”。

至于中共主席会不会搞经济，这个是根本无需讨论的问题。你拉起队伍首先每天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饭”，队伍发展壮大意味着需要吃饭的嘴多。任何组织的成长壮大都是伴随着经济实力和财力的发展壮大的，没有经济财力的支撑即出不去更走不远。

中共从井冈山出发走到瑞金开始星火燎原，经历严重挫折长征抵达陕北，从西北逐步布局华北，华中，华东形成互相连接的大块根据地，以此为依托取得全国政权。建国后面以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面对西方工业发达世界的封锁，建立起初步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以此为后盾打破西方封锁，然后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充分利用西方发达技术，资金，运营管理体系，吸收全世界资源做大做强我们自己国家，这就是一个不断打破重重封锁的过程，一个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大做强经济的过程，一个统筹规划长远布局逆势而为的过程。

七十年砥砺奋进，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不屈不挠，今天我们成了世界的庞然大物，除了极个别领域我们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在一些领域开始引领世界。如今美西充分感受到来自中国对他们霸权的冲击是致命的，用尽一切遏制打压手段却一无所获，这都是因为我们实力足够强，斗争经验足够丰富能够从容化解。现在西方霸主不得不坐下来和我们谈全球发展治理，谈合作，这不都是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取得如此的经济成就，在西方封锁敌视的世界环境下，一个人口超过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农业国，七十年走完西方发达工业国二百余年的工业化之路。如果再说不会搞经济，请问世界上还有会搞经济的国家和组织吗！

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群众推独轮车推出来的，说明中共得人心，有必要的战争物资。

很多关于中共的贬毁，其实经不起推敲。所以八九十年代不少以某种特殊身份的名义重写历史，意图把客观事实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