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中国始终存在着市场经济？ -- qq97

另一种市场经济则是长期存在的集体企业、个体商业，以及社队企业，这些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之外运行，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而且这部分经济比较分散，基本上都是货币贸易，而不是易货串货，而且是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自发调节。

1, 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词最早出现在57年, 大跃进时期.

2, 文革开始至913之前, 出现过三次, 分别是文革伊始的66年6月, 以及68年, 70年. 直到这时为止, "资本主义尾巴"是不好的, "割资本主义尾巴"则是明显正面, 应予肯定的.

3, 接下来, 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当作极左现象, 受批判的第一个时期, 从71年12月到73年10月, 其中1972年最为集中, 出现了18次之多.

同时, 这也是文革当中的一个纠左期.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 1971年12月, 毛泽东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72年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解放老干部, 286复出; 而1973年一过就是"批林批孔"了.

4, "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批判的第二个时期, 是1975年8月的2次.

此时, 邓小平刚刚主持中央工作1个月, 距离"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3个月.

另外, 这个时期的论调和上个时期一样, 都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责归于刘少奇和林彪.

5, 再往后, 就要从1977年7月开始了, 这时,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责自然落在了四人帮和林彪身上.

6, 那么, 解放后至文革前, 究竟什么时候实行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 很遗憾, 在这方面人民日报能告诉我们的东西较为零星. 除了为表功而主动上报的1970年或以前的报道外, 具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例子, 仅仅见于文革后的报道. 这类报道有时候是抽象的讲四人帮及其代表有这类行为, 有时则十分具体, 例如

山东省滕县王庄大队是个山区队。过去是：山上乱石滚，山下“三跑”田，粮食亩产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国家统销粮七、八万斤。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对农、林、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绿化荒山，积极发展养羊，壮大了集体经济。“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粮！

　　为解决林、牧矛盾，大队定期组织放牧员和护林员学习，认清农、林、牧相互依赖的关系，树立为革命护好林、放好羊的思想。他们从全大队三千五百亩荒山中划出三千亩作为林坡，植树造林，留出五百亩作为牧坡，采取幼林封闭，成林开放，轮换放牧的办法。由于正确解决了农、林、牧之间的矛盾，夺得了林丰、羊旺、粮增产的可喜成绩。一九六五年这里荒山光秃秃，仅有一百多只羊，粮食亩产在一百斤上下。到去年(注, 报道当年是1977年, "去年"则是1976年)，已植树六十万棵，平均每户三千多棵；羊存养量八百多只，平均每户五只，集体养羊占半数以上；粮食亩产猛增到六百多斤，对国家的贡献增多了，集体储备粮也大大增加。

原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前进——福建顺昌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

　　在农业战线上，过去的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现在仍然是路线问题——这是中共顺昌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最深切的体会。

　　一个深刻的启示

　　顺昌县地处闽北山区，全县二十四万五千亩耕地中，百分之六十八是散落在山垄里的烂泥田、锈水田，历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县革委会成立后，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一九七○年秋收以后，他们在总结全年工作时，发现一部分社队步子迈得不大，有的队甚至没有什么变化，个别队的粮食亩产上了《纲要》又跌了下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带着一批干部，深入到一些社队进行调查研究。沙墩大队惊心动魄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早在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沙墩大队就是省里的一个先进单位。那时候，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水库，绿化荒山，把旱地改成水浇地，粮食连年增产，一九五七年总产量就相当于合作化初期的一点四七倍，口粮自给有余，多种经营也发展起来了，公共积累达十万多元，储备粮八万多斤。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社员生活也不断改善。

　　正当沙墩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乘胜前进的时候，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先是极“左”后是极右的错误路线，把沙墩引上了歧途。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一九六三年又得靠国家供应一部分粮食。在几年时间内，集体财产损失三十多万元，还欠了十三万元的债。生气勃勃的老先进单位变成了“老大难”。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沙墩人民前进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沙墩大队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多次举办两条道路斗争实物展览会，大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甜头，控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一九七○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提高到九百二十五斤，总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二成多，实现了粮食自给，还为国家提供了七万多斤商品粮;全部荒山都种上了树。全大队农副业总收入逐年增加，到一九七○年底，还清了文化大革命前历年积欠的十三万元的债，集体财产和现金积累达四十多万元。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县革委会负责同志通过总结沙墩的经验教训，对比其他社队情况，觉察了自己前几年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的盲目性：一心想着粮食上《纲要》，埋头狠抓生产，而没有很好地抓路线问题、道路问题，所以农业生产前进的步伐不快。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更深入更健康地向前发展，迅速改变顺昌面貌，就必须紧紧抓住路线这个纲，抓好农村两条道路斗争。

　　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九七○年底，顺昌县负责同志带领全县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在下面蹲点的工作队负责人，先后两次到沙墩大队召开了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教育现场会。在成立新县委的党代会上，沙墩大队党支部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他们在全县范围内，大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革命舆论，发动群众展开了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激烈斗争。

　　与阶级敌人斗。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农业学大寨、搞社会主义极端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为了发动群众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县委负责同志到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社队蹲点，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同时派出了由县、社干部和下放干部五百多人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四十一个大队和单位，发动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联系本地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房道公社连地大队，前几年，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封建宗族观念，挑拨两个不同姓的自然村之间的关系，煽动劳力外流，弃农经商，使集体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一九七○年前，年年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是全县有名的后进队。去年春天，县里派人到这里蹲点，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促进了过去经常闹冲突的两个自然村群众之间的团结。全大队干部和社员齐心协力奋战低产田，这年春，总共改造了十七个山垄的四百四十四亩耕地。去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比前年增产二成多，不但结束了吃国家供应粮的历史，还向国家提供了六万多斤商品粮。

　　与资本主义倾向斗。地处偏僻山区的岚下公社，森林资源丰富，但大部分耕地却是山垄烂泥田，日照短，霜期长，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困难。过去，这里乱砍滥伐集体山林、毁林开荒和弃农经商的现象比较严重。本县其他社队单季稻改种双季稻的增产经验，在这里推不开，全社长期处于“一年种一季，吃粮靠回销”的后进状态。这个公社的岚下大队后门厂生产队只有十三户人家，过去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私人在集体山地里种植棕树一万多株，集体生产非常差。去年春天，在大队党支部帮助下，这个生产队的新队长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成片的棕树林折价收归集体经营。这样引起了一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的不满，他盗窃了队里的生产资金，又伪造现场，诬告生产队长。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和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立即赶到这个队里，通过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弄清了事实真相。全队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大家坚决支持生产队长，集体生产搞得热气腾腾。公社党委在县委帮助下，以后门厂生产队为典型，在全社狠抓两条道路斗争，发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巩固了集体经济。去年全社双季稻种植面积从一九七○年的四千多亩扩大到一万九千多亩，十个大队都增产增收。全社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一倍，不但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还多卖余粮十五万斤，社员口粮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多种经营和集体副业发展也较快，全社农副产品收购总值比一九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与小农经济思想斗。顺昌县不少领导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长，但小农经济思想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头脑，一年到头，忙着催耕催种催收，缺乏远大目标，缺乏全面规划，不抓对耕作条件的根本改造。这也是多年来顺昌县的生产面貌变化不大的一个原因。

　　从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年春，县领导同志和全县人民一起，狠批小农经济思想，开始了对田、山、林、水、路的综合治理。

　　近几年来，他们以来布大队等先进典型带动全县，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威力，有计划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从那时候以来，共修水利工程四百八十五处，改造山垄田十万零二千亩，开辟公路五十五公里，开荒山四千八百亩种植经济作物，社会主义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一条重要的经验

　　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这是顺昌县委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顺昌县革委会主任陈福科同志经常谈到自己抓郑坊大队这个“点”的教训。几年来，郑坊大队在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造低产田，重建山垄，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为全县作出了榜样。一九七○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四十七斤。但是，木材、毛竹、杂竹、香菇等都减产了，队办的造纸厂也停止了生产。所以，在年终分配时，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却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向?其他社、队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陈福科和其他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到几个大队和一个基层供销社，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郑坊大队出现的问题在全县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几年来，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抓粮食生产保险，抓多种经营危险”的错误思想。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进行革命大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把抓多种经营说成是“以钱为纲”、“金钱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他们从点上的偏向，看到面上的问题;从面上的问题，看到领导思想上的偏向。

　　斗争的实践，使顺昌县领导干部认识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左”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搞好农、林、牧、副、渔五业的布局，摆正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的位置，使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他们在全县范围内举办各种类型的路线、政策学习班，对全县干部和群众进行路线和政策教育。还向全县推荐了安浆大队的经验。这个大队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全大队三百四十户，集体开荒种上了一千五百五十亩油茶，平均每户有五亩油茶，还发展了其他副业。油茶和其他副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肥料和资金，促进了粮食生产。安浆大队的经验给县领导很大的启发。顺昌县有不少荒山可种植油茶林，但过去每年却要国家供应三十万斤食油。如果全县都能象安浆大队那样做，不但全县的食油可以自给，而且每年还能向国家提供大量食油。这充分说明，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农、林、牧、副、渔就能全面发展，互相促进。

　　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了县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一九七一年，顺昌县在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一亿五千多万斤，比一九七○年增产四百多万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全县造林三万八千九百亩，油茶发展到五万五千亩，还种上了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提前完成国家交给的木材、毛竹、香菇、笋干等的收购任务。集体经济越办越兴旺。

　　顺昌县报道组

　　本报记者

　　【原编者的话】：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里介绍的顺昌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中，有一个重要的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是在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顺昌县有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是走过弯路的。他们曾经埋头抓生产，不看路线，不注意对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以后注意了抓两条道路的斗争，却又忽略了党的方针和政策。他们一度错误地把抓粮食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夺取粮食高产才是搞社会主义，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把多种经营看成是“以钱为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在一个短期内，有些社队只强调抓粮食生产，放松了对多种经营的领导，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结果，即使粮食生产上去了，但是集体和社员的收入没有增加，妨碍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领导干部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必然要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见，县委的领导思想正确与否，对于一个县的工作有重大关系。

　　社会主义道路是越走越宽广的，社会主义生产是越来越丰富的。社会主义农业本身就包括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包括了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项生产。以粮为纲，决不是说不要其他生产项目，而是要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把其他各项生产都带动起来。多种经营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县委不抓多种经营，既不利于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也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对多种经营，切不可采取“绕着走”的消极态度，更不能采取“坚决收缩”或者“一刀砍掉”的错误方针。应该积极领导，妥善安排，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总之，“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有关的政策，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

197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雪里蕻

　　我们单位订了新华社1948年以来的稿件全文数据库，闲着没事，我特别喜欢看里面的旧新闻，可以发现不少东西。

　　其一：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历来是作为文革的错误政策、SR帮的罪恶来声讨的，可是我用“割资本主义尾巴”检索，出现了以下结果：

　　第一篇有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稿件是 1972年5月22日新华社稿件：《中共吴忠县委认真看书学习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说道：“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件事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深思，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73年11月5日新华社稿件：《盐城县委在批林整风中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说道：“……这个大队由于受到林彪一类骗子‘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集体经济一度受到削弱。”

　　这也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75年8月20日新华社稿件：《调查报告：兴和县大养其猪》说道：“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哪些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这还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从这个可以看出，至少从1972年开始，SR帮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反对的。

　　但是，TMD到底是谁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其二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同样，这也是被批判为SR帮罪恶的东西。

　　用这个关键词检索，得出的结果更加好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说法第一次出现，是1976年12月31日新华社稿件《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以连续一百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优异成绩狠批“SR帮”》。100个月不就是八年前吗？呵呵～～

　　以后就是，所有狠批“SR帮”的稿件，都得搭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可是，文革期间的稿件居然从无此类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