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于青贮饲料问题不宜过分炒作 -- 梓童
他根本不知道当年各级常委构成，所以瞪眼瞎说了。太弱了。
这还是高级干部，还有大量的人民代表比例呢。简直笑死人了，有了几亿农民工，代表十几个，也好意思自称迁徙进步也是服了。
这和伯爵的观点有啥区别啊？简直醉了。
只是根据现实，中国城市化率太低，没有那么多岗位，所以，只好进行一定的合理的限制。
不限制结果，大跃进看的一清二楚，意思是借助苏联强行跃进，工业化，城市化。
结果苏联撤资一地鸡毛。这不是你想进城就近得了的，当年民国也进城，可惜工作岗位有限，城市造血能力不足，所以进城无用。
既然无用进城有何意义呢？没有意义。
所以只好继续踏实搞工业，搞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进城有事做。
你憋了这么久就来个迁徙自由论，也是太弱了。这种老掉牙的说法真没意思。
难道只有农民自由迁徙，分田到户才能积极找化肥？我的天啊。
几十岁了，还是严谨一些吧。
也是扩建了啊，什么攀枝花，六盘水，克拉玛依，包头等等等，这些才是农民进城的关键啊。
新中国现实条件所限。
他们的思想不足，很落后。
所以的满足他们的要求，革命分田，又不能让他们主导革命胜利果实，否则那就是封妻荫子世代王侯了。传统轮回了。
所以双方是兄弟关系，工人主导。农村是有分地垫底的，虽然国家说了地是国家的，但是那是故意打压农民，否则就不好管理了。
所以叫集体所有制。农民不能也无法全民化，他们也不懂。
国家工业基础就那么样，五亿人民全民化根本无法实现啊。
国家和组织的这个让步和协调是合理的，只能逐渐收买土地。逐步使得一些农村城市化，比如，建设新城等等。
这是一个过程，也算兑现了解放前组织的诺言。
工人并没有拿捏农民，也被国家隔离了。
不是限制他们进城，只是国家条件有限，一次只能大概多少个，但是轮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了。
懒厨兄应该调查河里多少人是农民进城的既得利益者。而确认是否只有他家是特例。
这个应该参考解放前，五亿多人，多少城市人口，多少农村人口，然后可能多少人进城，还有比较好的循环来界定，而不是为了进城而进城。
现在，某些地区强调农民进城，站不住，有意思吗？或者某农村家家上楼也自称城市化了，这叫进城成功吗？
进城不成功，那还扯个寂寞呢？
完全是平地起的新城市。
我说的河北很多地级市，解放前就是县城，新中国开始大量工业化才迅速扩张，和一般县城区别开来的，到改开前，市区和一般县城比不止十倍差别。
新国家建立，必然建设新城，尤其是对新中国这个农业国。
如果仅认为温教授鼓吹“乡贤”，抗拒工业化，显然是偏颇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推荐你去看一下教授的《十次危机》、《去依附》等著作。
我本人看过比较多的温教授的著作和视频，大致总结一下教授的观点：对内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西方的大农场制度，反对土地兼并，鼓励学习东亚（日韩台）小农业模式，维护农民利益（这一点与国内“主流观点”相悖）；对外主张去除对西方金融、经济的依附，逐渐走向独立自主。
温教授特别对于新中国以来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苏东解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在世界銀行总部后续培训后回国负责过世界銀行对华政策性货款的政策性评估，这是一位难得的有真正的国际视野，也有家国情怀的良心学者。并且他在国内一些农村实践过自己的想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正是由于有成果，阻碍了某些利益集团，所遭到排挤和打压。他对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是：
1、建立农村农民组织体系，2、农村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 3、摆脱认为农业单一为“第一产业”的误区，搞活农村各行经济，即让农村“百业兴旺”，成为中国面临各种危机时，最后和最大的依靠。。。所有这些观点似乎与什么“乡贤”、“封建复辟”完全搭不上边。当然如此简单的描述不能完全表达温的思想，有兴趣可以找些书或视频去看看，或许你会更加清楚。
俺早就说过，中国传统旧文化的特点是：对上位者极其宽容（只要当权，什么地都有人洗）、对下位者极其苛刻。
你就看看有多少比例的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就知道了。
就拿陈永贵为例，如果不是拿大寨做样本，他有机会做总理吗？
友，居然能够说出如此罔顾事实、巧言令色的诡辩言论来。
大寨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艰苦奋斗，改造恶劣环境，把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贫瘠饥荒之地，建设成为不但粮食自给自足，还能够年年向国家交纳公粮的，能够抵御干旱洪涝灾害的新农村，取得的成绩是不是实打实的？
陈永贵是不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
农业学大寨，把大寨树为标杆，有什么问题？
如果自己干出来成绩，凭功绩被人民群众认可、拥护，选举，被上级领导集体肯定，赏识，从而获得职位的升迁，这都算幸运的话。
那么懒厨河友，你所称颂的改开后，无论哪个官僚，他们每一个人的幸运值岂不是陈永贵副总理的千倍万倍？
毕竟，他们有一个算一个，从人民群众的认可度，拥护度，到实打实做出来的功绩和贡献，方方面面，哪一项能够跟陈永贵相提并论？
我看， 能拿出来的恐怕就是个学历高吧？
没有实打实的功绩，拿学历来凑，洋学历算是镀金，更好升迁？
按你的逻辑，感情改开后的官员们每一个都是气运加身的位面之子啊？
就算你的脑洞开的再大，幻想力再丰富，有那么多的幸运，加给这么多改开与国际接轨派的官僚吗？
问题是，空有学历，就是不干人事，只顾着媚上，哪管治下老百姓的死活。
因为他们的职位是上级领导给的。所以要以权谋私，大肆贪污腐化，勾搭资本家，向上级搞利益输送，才能够坐稳位子往上爬。
所以改开后到2013年习总书记反腐前，中国政坛系统性塌方式的贪污腐化，是世界一大奇景。
没有习的大力反腐打黑除恶，中国都特么的到了被这帮改开国际接轨派玩到几乎要全盘崩溃，亡党亡国的地步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胡说吧？
当时不是农业学大寨吗？是不是涌现了很多成功的例子呢？
那为啥没陈永贵之后没啥农民当上中央领导了，如果按比例的话，中央领导层是不是应该过半是农民来的？我就打个五折好了，有没有1/4呢？
这个角度看，说陈永贵是幸运的，不过分吧？
为了防止不懂逻辑的河友杠，我得提前说清楚：
1. 我说陈永贵幸运，并非说陈永贵光靠运气，没有个人能力，没有努力。
2. 当年中国同样有很多跟陈永贵一样努力，一样有能力的人，但他们没能够上去。
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时间相当早，比如从大革命时期组织与地主斗争的农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农会对于组织农民生产，支援战争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解放后农业组织形式就是到改开前夕的社队体系，为中国工业化提供资金，消化起步中国工业品也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变成原子化的状态，非常有利于资本压榨，在生产、运输、储存、销售方面完全无法对抗中间商对他们的掠夺，今后对抗碾压式资本势力更是无能为力。一方面是在农村非常廉价的农产品收购，而城市消费者增加的食品消费额却是连年递增，绝大部分利润都落入中间环节的腰包。记得有一年内蒙土豆滞销，一毛钱一斤，烂在地里都没人收，而城里超市的土豆却仍是2.5~3元左右，雷打不动。试想如果当地有一定的储存、运输、深加工能力，可以消化一部分产能，也有向外地运输、销售渠道的话，当地农民的收益一定会有所提高，至少不至于血本无归，而这样的机构必须是常态化的，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
为此现阶段国家应该通过政策、金融扶持，将农村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初步的类似合作社的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储存、深加工、销售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定的能力，尽量将农业收益留在当地。否则只销售初级农产品就会如同世界上只能提供原料的国家一样，永远变成人家的吸血工具，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实现。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间环节形成的利益太过巨大，他们不肯向农民让渡分毫到手的利润，当然希望面对原子化的农民，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农民群体一一压榨。而即便是正常良心企业如果面对一家一户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时，也会相当麻烦：如果丰收后的市场价高于合同价，多数农户会马上违约，使企业是无法收到足够的农产品；相反如果市场价格很低时，农户就会强调合同，逼迫企业必须收购，同时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时也无法追责。比如以前有个亲戚去农村收购苹果时，由于收购人员有限，在产品装箱时常会发生农民偷偷将次品苹果塞进箱子底部的情况，最后造成本地优质苹果在市场销售上却口碑崩塌的事情，而即使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想去追究责任，会变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收购商面对的是类似农村的合作社的机构时，双方交易成本将大幅降低，交易过程将会更加流畅，发生问题后的解决也会更加容易。
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国家政策一定程度上被绑架，农民声音无力发出或干脆被压制，农民组织更是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为了国家下一步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未来，国家必须冲破阻力，出面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合作机制，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形成农民自己的力量，争取自身利益。理顺工农业的关系，使农村农民获得应得的利益。
说来说去，把你的描述情绪化的部分去掉，和我的理解没有大的差异。总结一下，如果一个人生为农民，最好不要离开自己出生的村子，必须依附自己的土地发展经济。这不是封建依附，什么是？如果你时代留在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不受“乡贤”的影响？从经济模式上，不就是以为分完地，可以万代自耕农了么？但是总会出现贫富分化的，然后出现新的地主。日韩台的政策导致他们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经济落后，你十个农民，人家一个农民，六个福特工人，三个谷歌码农，你只看到你十个农民过的比人家一个农民好，没看到另外六个福特工人，三个谷歌码农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