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解决地方宗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渗透基层 -- LiHua
近来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俄乌战争吸引,然而却忽略了中央一号文件中的防范地方宗族势力渗透基层的指示,事实上徐州八孩女事件就是整治这一问题的政治信号。俄乌战争为中国赢来了巨大的利益,其中包括给予了中国宝贵的改革时间,加之今年即将召开二十大,对内改革进入极为关键的一年。
事实上地方宗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本质上还是改开遗产,困扰了中国三十年,如何彻底根治地方宗族势力,在扶贫工作完成后显得格外重要。从整体上看,八九十年代基层党组织的涣散,使得地方宗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凭借制造权威,从而在地方群众内部树立迷信,最终把持地方政治经济事务,要瓦解地方宗族和宗教势力,最关键的就是瓦解这种权威所带来的迷信。然而这是极其困难的。
宗族势力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也许还有独生子女政策。)面前不够看,部分地区有矛盾,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国提这茬是闲得蛋疼。
矛盾再小,有这个大的人口基数也是大问题。
不打击一下,乡贤治村就取代村委会了。
尤其民族宗教地区,这上面放松麻木,等到了国运遇到障碍了,那就危险了。。
实际上,也就是最近几年,西北民族宗教问题持续恶化的势头才被扼制住了。。我曾经非常担心西宁会成为未来的萨拉热窝科索沃车臣。。。
那些年里,经济也还是在持续发展的,但沿着铁路公路沿线,一座座崭新堂皇的洋葱头连续闯入眼睛,城市里原来民族杂居变成了严格分区,连节日都开始严格区分,医院里学校里公开礼拜要求尊重其宗教模式的事件越来越普遍,礼拜日占街是惯例,连饭馆里墙壁上都贴着宗教语录,为面馆开设距离的群体冲突事件也是反复发生,为食品等清不清真的事闹出的矛盾更是数不胜数。。而城市人口民族比例也快速拉近,当时那个马阿訇去世时,送葬人群铺天盖地的。。你是没在民族宗教气氛重的地区生活过,不知道宗教的厉害。。别看天下太平就以为经济好了一切都自然好了,根本就是两码事,你只要把世俗权利放弃了,宗教力量就一定会接管起来的。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就死了很多人,还不就是太平年间就积累的矛盾爆了,爆的时候后悔就太晚了!
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好转就是从党内去除两面人开始了,就是从党重新联系到基层才开始的,就是从把宗教限制在宗教场所开始的。。。这方面丧失阵地,放弃基层群众,企图只依靠经济发展只依靠上层民族宗教人员,那结果就是一步步让宗教势力做大。。一旦遇到逆风期,那就危险了。。。
潜在的宗教民族问题恰恰是在经济上升期抓紧更容易长远见效。。
我党已经放弃代表先进生产力,国企慢慢改制。靠收的那点保护费,如何重建基层组织?
黑社会有存在的土壤,就是因为白社会没搞好。美国的黑人区,香港贫民区,台湾眷村,阶级矛盾尖锐深化,底层人生存艰难的地方,就容易有黑社会。穆斯林宗教越盛行的地方,底层过得越惨。号称没有穷人的中东油国,遍地巴基斯坦劳工的死尸;迪拜每个光鲜的大楼下面,都是无数穆斯林兄弟的冤魂。社会主义一垮台,中亚地区频出问题一个道理。
我家所在村的村长据说千万身价,乡间传闻村支书送了十万红包后上任,这些信息基本属实。
乡村选举属于权威崇拜与迷信,这局只能乱中打破,前期不能怕二三十岁青年人出错误,在探索中基层群众会认识到合适的基层工作人员,不然只能从宗族中选村官。
从河友的反应看似乎大家都不以为然。
我在那一楼里还跟帖问了个问题:
这段文字的起草,和最近的舆情发酵,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当下的中文舆论场里,每有舆情汹涌的事件发生,几乎可以肯定背后都有某种组织在带节奏。而且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倾向于认为背后无非是海外势力或1450之流,但是有没有例外呢?兔子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每次都是被动的么?
回到我的那个问题上来,如果徐州八孩女舆情发酵在先,则一号文件里加这么一条像是在事后找补。但我觉得这不像兔子起草审定文件的风格。
那么相反的顺序就有更大的可能:兔子先定下根治地方宗族势力的方针,然后在社会上做舆论准备。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徐州八孩女所引发的舆情,即便不是兔子主动掀起的,起码也是在暗中纵容甚至推波助澜的,目的就是把脓疮挑开来展现给大家,为接下来的基层整治动作造势。
这次是不是我想多了?我觉得可以耐心看一看未来两年的事态发展。
这个得是文革级别的运作。
他们比陈永贵,吴仁宝等差太远了。
这些可不是不能抵抗。工业化很慢的,他们最落后,最能伸缩自如。
只有毛语录才是战胜封建宗教语录的好东西。唉。
比如那个沙甸,那可不是贫穷地方。像青海回族区,因为更善于经商和容易抱团原因,一直相对其他民族生活水平还算是更好一些的。但要论民族宗教矛盾最小,民族关系相对来说最和谐时期还就是毛时代。。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其特殊性,但实惠落实到基层群众,不放弃基层领导权是个关键。。新疆云南事件后,宗教民族政策是做了很大改变的,以前那个宗教政策实际效果是在纵容人群刻意以宗教民族来划分的,也正好让一些别有用心人借机绑架民族群来争取地方利益。。那个沙甸问题严重时期,连政府大楼都搞个洋葱头,警察穿着警服当街就一起做礼拜,政府官员默认甚至一起和宗教人士上街强制禁酒。。这种趋势就危险了,后来更严重的乌鲁木齐和昆明事件就出来了。。那么多外来资金搞的洋葱头,那么多野生宗教学校,还有新疆地方语言类教材的严重问题,部分地方基本政权失控。。发生那些事也就不是偶然了。。。万幸的事就是大方向上纠正过来了,纲举目张,这届中央一大善政就是民族宗教方面纠偏纠的好。
看中国历史,真正纳入中华体系,政体上改土归流是标志事件,对基层不能放弃管理权,凡是基层政权还是由当地土司或宗教人士把持的,那这块地区到国家危机时期就很大可能出乱子。。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很漫长的民族之间彼此文化习俗融合认同的过程,鼓励互相交流学习通婚杂居。。这个过程里最危险的潜在威胁还是宗教,尤其是外来几个一神教。。宗教是信仰,但很容易被人当成争夺权利利益的政治工具,这方面把握合适的度是不容易,宗教本土化中国化难度还是很大的。。外来宗教里面,也就是佛教基本做到了这点。。宗教内部变革太深干涉也不合适,更何况几大宗教生命力战斗力都是经过多少个世纪的磨练捶打出来的。。但宗教的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的界线还是不能放弃的。。
我一直以为徐州什么的“”宗族“”指的是---“”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
没想到你一杆子捅到“”宗教民族“”,那可是党国最容易翻车的几个“”大乐子“”之一,一直以来被绕开不敢直面的“”大乐子“”。
这回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ID对我皇的支持力度怎样,特别是可能出现的翻车后。
可追溯惩罚基层领导责任。
可以这样设定:基层发生的长期性不法事,当时在任的基层领导,要负责,经济上要赔偿受害人,法律上要承担渎职罪,罚款+入狱。即使退休了,也追责,即使年代久远了,基层领导死亡了,也追责其直系亲属对受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追溯。
解释下为何如此设想:
基层的长期性不法,我自己本身也是这类受害者,深知其中之窍。加害者本身其实也是贫困无能之人,所以靠追责加害者,往往难达到惩罚和有效补偿受害者。
加害者往往是一群人,基于法不责众、法难责众的现实,使得受害者难以申诉,难以补偿。
基层组织是具有解决能力的,但因为其跟加害者群体往往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往往会采用掩盖、不作为的方式。
综合结果,就是受害者作为最弱的一方,只能被牺牲。
但基层组织又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上级组织,但上级的行政能力对于基层其实非常有限,只有升迁和撤换约束,无其他有效惩罚机制。但人家丢个芝麻小官,关系不大,家族势力庞大,根本不伤皮毛。
但正好可以从其势力的微妙的平衡来着力,加重惩罚力度,加大其掩盖不法罪行的门槛,就是可选手段了。
加害者本身经济能力弱小,无法有效补偿受害者,那就让基层领导来补偿不足,这样 可以离间 基层的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