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胡继成开国少将回忆录摘录 -- 史文恭

史注 ：胡继成少将是徐海东大将的红25军成长起来的我军后起之秀。他很年轻，1915年12月出生，（他6岁的时候，我党就成立了）来自于著名的安徽省金寨县，1931年参加六安县游击大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第75师223团副连长、连长，红15军团第75师司令部一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115师344旅688团副营长，689团参谋长，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冀鲁豫军区第5纵队2旅6团团长，新四军第3师8旅23团团长、旅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师8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4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42军126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广州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也很长寿，2016年5月逝世。101岁的老寿星。

他的回忆录因为写作的时候，是87岁，2002年了，政治气候和80，90年代大为不同，因此老将军的回忆录很有趣味也很有深度。值得向大伙儿介绍

其实俺找到胡继成少将的回忆录，就因为前段时间写了毛主席长征到陕北后向徐海东大将借钱的事情，总觉得一贯以来的宣传太简单，能够带领一支军队完成长征的领导者一定是深思熟虑的。所以特地找红25军相关的资料，终于有了下面这个旁证：

“

其实前面还有一段，

史注：红25军的长征其实也非常艰苦，但他们的优势是队伍的平均年龄轻，领导层又比较坚强和团结，尤其是优秀的军政委吴焕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相比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25军的长征相对而言饿肚子的时候比较少。而红四方面军走了三次草地。那真是太艰难了。

而因此，红25军长征后的军容比较整齐。胡继成少将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养伤期间留下这个记载：

这个真的有意思，比键政局还是强太多了

“。。。部队威信高了，就有不少姑娘嫁给我新四军干部，不少团以上领导干部都在这时候成了亲，唯我没娶妻。

我16岁参军，17当连长，20岁出头当营长，25岁当团长，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已是旅参谋长兼团长，在同龄人中，应该算是优秀干部了。那年月，老百姓子弟再穷之家，到了这个年龄，父亲当牛作马，也要给儿子娶媳妇了。那时候人的寿命似乎要短得多，一般人家，老人活到五六十岁就病死的不少，二十五六岁就算活了一半了，还有好大一堆生儿育女的事要做呢？还不该娶妻生子？该。

可我那时却不想，不是因为我觉悟如何如何高，不是因为我眼光高看不起人，不是因为我长相有什么缺陷，姑娘们找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都不是，而是我怕麻烦。你觉得好笑吧？可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那时候整天行军打仗，有了老婆就是麻烦。我看见不少团以上领导干部，有了家室就有了麻烦，真是不如我们当单身汉的团长、政委们执行任务痛快。我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来去自由，毫无羁绊。他们就不行，总有些拖累，婆婆妈妈的事儿不少。

总之，我那时是不愿意结婚后被婆婆妈妈的事缠着。有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故，二者兼可抛。这是小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感受，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是农民出身，是放牛娃出身，是低文化程度出身，没有这种感受。在我看来，生命、爱情、革命是3个问题，根本不能摆在一起比较，爱情算什么啊，真要在中间加一项重要内容，恐怕应是“吃饭”，如果说，生命诚可贵，吃饭最重要，若为革命故，二者皆不要。那时候，如果有人这样说，我可能会接受，会觉得这话实在。一个饿昏的快要断气的男人面前站个女人，放块烤红薯，二者只准得其一，你说他会要女人，还是会要烤红薯？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事好像有点扯不清，对女同志也有些不恭敬。

我讲这么多闲话，无非是想给你打些比方，说明我当时的确比较憨，也许是被不断行军打仗的残酷现实搅昏了，真的不想娶妻成家。

我有这种言行，错过了许多成家的机会。

可这又毕竟是人生中的大事，我傻乎乎地不想，领导和年长的同志们要为我想，那年月，我革命军营内同在枪炮下生活的同志，亲如父兄。陈集之战不久，我奉命率二十三团北上山东滨海军区作战，师长黄克诚同志竟派人给我送妻。

1942年年底，我奉命率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去山东归滨海军区指挥，打击叛徒王宏明所率日军特务大队。

王宏明原系我八路军某团团长，因其受托派思想影响，错杀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后被组织清查，觉得自己前途暗淡，便在山东叛变投敌了。

我带部队由苏北阜宁出发，行至苏北边界快要过敌大运河封锁线时，师长黄克诚同志派两个通信员全副武装，把苏北根据地随部队行走的一位地方财务部的女税务科长送来了。通信员跳下马向我报告说，首长，黄克诚师长让我们把税务科张科长送来交给您，请您签收。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客人从马上接下来，奇怪地问，张鸣燕同志，你来干什么？我去师部办事。多次见过她，认识，但不熟，不知道她跟来干什么。

张鸣燕同志递给我一封黄克诚同志给我的亲笔信，红着脸说，你看了师长的信就知道了。

我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介绍张鸣燕同志情况的信。从这封信上，我知道了张鸣燕同志是上海市人，姐姐是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了她的前途和安全，把她送到苏北抗大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在苏区财务部税务科工作，先当税务员，表现很好，不久就当了税务科长。黄师长说，这是个好女孩，我已和她谈过话，就让她给你当妻子吧。

我看完信，十分吃惊，根本没有又惊又喜的感觉，就是吃惊。当场就埋怨黄师长说，哎，这个老头子真烦人呢，我又没求过他找对象，他怎么就给我送了一个来呢？现在马上要过封锁线了，谁有心思成什么亲嘛？你回去好了。

张鸣燕同志一听我这么说，又羞又急，噙着眼泪说，又不是我自己跑来的，是首长硬逼我来的，还说是组织决定，你不要我我咋办？以后我咋见人？

随后赶来的另外几位团领导见状，赶紧打圆场说，哎，团长，这可不能随便开玩笑啊，把新娘子吓跑了，小心师长找你算帐。

我猛省过来，觉得自己是有些失言，好歹也是师长送来的人，怎么能当场退回去呢。再说，人家一个大姑娘，服从命令来，就很不容易了，你让人家回去，人家今后怎么见人？就让她跟着部队先走走看吧。于是，我赶紧派兵保护，给她单独安排了个住处。

此时，团里几个领导就我没结婚，副团长和后勤部长都带着妻儿跟随部队走，我再带着妻子走，那不更麻烦了吗？说实在话，我当时就是怕麻烦，怕有了拖累执行任务行军打仗受影响。

几天以后，部队深夜暗渡运河，我带着张鸣燕同志通过封锁线，在运河上拉条绳子，让她坐在木桶里拉了过去。

通过封锁线后，我忙着指挥部队准备打仗，一直顾不上和张鸣燕同志成亲，就让她一个人单住了半个多月。后来，形势有些紧张，副团长和后勤部长对我说，团长，你老这样让张鸣燕同志这么单住着算什么啊？既不安全又没人情味儿，再忙也不在乎那么一两天，抽个空，我们帮你们把亲事办了吧。我看张鸣燕同志也挺委屈的，思想好，人也长得还可以，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和张鸣燕同志在行军途中成了亲，直到今天白头到老。那年月，我们成亲很简单，我们成亲哪能讲什么排场啊，让司务长多买几斤猪肉，加几个菜，就算宴席；在我住的破房子里贴了一个大红纸剪的双喜字，就算新房。

张鸣燕同志和我成亲后，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啊！哎，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史注：首先要赞美这篇文字的简练而生动。胡继成老将军的回忆录初稿应该是他87岁，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境界已然是“大英雄自本色”，所以这个讲述非常自然有切中要点，能够这样写自己婚事的老将军，好像俺看到是第一个。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这桩婚事来的出人意料，但胡老将军和老伴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近60年时光。上文中这位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张鸣燕老前辈在2002年逝世，胡继成将军悲伤过度，导致眼睛失明。所以这段现在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的爱情故事比任何小说，电视剧都来的真切，充实而久远。

回头在说下黄克诚大将，他的第一幅照片是在解放军将帅名录里看到的。非常显老，给俺留下的印象好像他老人家一直面貌就是“德高望重”，后来知道，这张照片是他在文革后补拍的，大将礼服都是借的谭政大将，其实他也是年富力强过来的。

特别要说的是，黄克诚把徐海东的红25军从略有青春期色彩的彪悍带出了后来新四军三师和东野2纵（39军）这样的劲旅，在抗战期间我方多位诸侯里，他看起来一派儒雅风度，实际上军政双优的大将之才。胡继成将军的这段婚事，他办的干净利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乱点鸳鸯谱，促成的是一段佳缘。--但在这段故事后面，战争时代严厉的军事作风和这段略带羞涩的爱情故事却组成了一个让现在我们感到别样的风采。

最后，还是要指出一个可能现在我们容易忽略的背景。那就是，抗战期间，一方面我军的年轻指挥员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的婚姻真的很艰难。再一方面，对于行军打仗的部队而言，实际上首长有没有随军家属，关系是很大的。---从这点看，胡继成将军对黄克诚大将安排的婚事的“抵触”并非他不近人情，而是他有更高尚的人格和更负责的态度。后续的回忆里，他谈到，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三师3万余人作为后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林总在东北刚起家的时候，切实的老部队也就10万多人）从江苏步行两个月去东北。随军的家属就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 1945年9月28日，我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三师七、八旅和师直机关干部战士和家属，从苏北淮安出发，十旅从胡集出发；10月10日，三师独立旅作大军后卫跟进。

部队进至山东，行程不到半月，粮食便吃完了，不得不在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粮草。

离开临沂后，大军继续快速北进，急过胶济铁路和黄河故道，于10月底到达渤海区域。随后，从东光以南穿过津浦铁路，入河北，过永定河，于廊坊地区越过平津铁路，于10月上旬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这时，时逢连日阴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既无雨具，又缺粮草，许多人都生病无法行走了。

随军北上的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家属小孩才苦啊！大军从淮安出发时，行动紧急，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稀里哗啦被赶上了牛车。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小，大都尚在吃奶还走不得路，需要专人照顾，补充婴儿食品。可部队走得紧急，行动又保密，走时，她们无法携带保姆，购买婴、幼食品，这阵就只有每天凑合喂养孩子。随军北上的孩子十有八九缺奶，没办法，他们的母亲只好在车上口嚼馒头、米饭、饼干，口对口喂。每辆牛车上挤几个妇女，半躺半坐把孩子裹在被盖里捂在自己胸前抱着，换下的屎尿布无法及时洗晒，全都只好堆在牛车上，熬到晚上宿营时洗净烘烤。”

感觉很象的样子

这才是真共产党啊。

另外，吴焕先太可惜了。

抗战胜利时北海币总共发行几亿，45年新四军北上张口要3亿，给了2亿，以后的支持还不算。苦了山东根据地人民，回忆录不提很不爽

谢啦！

史注：这段故事很细致地描述了作为新四军三师先遣部队领导副旅长胡继成在我军抢占东北时的生动往事。----

a. 参谋处长的小故事

" 1945年11月25日，我新四军三师3万5千余人，徒步行军，历时两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行程万里，到达锦州附近江家屯，胜利完成了由苏北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缺衣少食等原因，部队到达东北时，减员3000余人。

回头再说我们先遣队情况吧。

我和师参谋处长带领先遣队由淮安出发，经山东临沂，过胶济路，穿津浦路，人河北。再从廊坊东过京津路，向北至玉田，即到达山海关北边西界岭脚下。

离西界岭一天多路时，与我同行的参谋处长决定不走了，说，我们只有一个先遣连加骑兵排、侦察队，翻过山敌情就复杂了，冒进危险，应在这里等主力部队上来后再走。

这时，我是八旅副旅长，他是师部参谋处长，我没法叫他必须走，但我认为应该走。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先行去搞装备，不尽快赶到前面弄到装备，大军出关人东北后，用什么补充部队给养和装备呢？于是，我和他商量，他留在这里就地等大部队，我带一个侦察排和一部电台先走。他同意了，于是，我带着一支50余人的侦察队和一部电台，继续快速前进。"

史注：查了下，参谋处长应该姓沈。既然胡继成老将军的回忆录没有点名，我们在这里就不画蛇了。----不过那时候东北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消息都有，参谋处长的作法，可以理解为谨慎。

b. 锦州城防司令

" 我们在玉田和参谋处长分手后，就全部骑自行车沿公路前进。开初，我还能跟上小伙子们，可上西界岭爬山时，我就跟不上他们了。那时，虽说我亦不过刚30岁出头的人，可30岁的人体力就是比20岁的年轻小伙子差。我骑得满头大汗，跟上他们还是很吃力，又不能停下，只好咬紧牙跟进。正在我感到十分艰难举步维艰时，发现路边有个遛马的老头儿，正牵着一匹黄骠马在吃草。我灵机一动，忙把自行车推上去。笑着对他说，大叔，我骑不动这车了，用这车和你换匹马如何？

老头一看我那个自行车是一辆崭新的名牌车，比他那马值钱，当场便十分高兴地和我换了。我骑着黄骠马，轻轻松松地便翻过了西界岭。过岭下山后，我觉得骑马赶路大不如骑自行车方便，又用马向老百姓换了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骑。

我率先遣队（这时真是远离大部队的先遣队了）向前大约赶了二十几里路，老百姓见我们穿着八路军服装，便告诫我们说，小心啊，前面一带就有红胡子兵了。老百姓说的红胡子兵，就是被八路军打散的伪满州国兵，成份很复杂，常聚常散，袭击八路军和当地群众。

我们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平安无事。从山海关北面过绥中，碰上了苏军南下拉煤的火车，我们很高兴，把自行车扔上去，便爬火车北上。

煤车可真不是人坐的车，这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寒风夹着雪花不断吹刮我们的肌肤，煤灰不时飘起吹打我们的脸颊，真不好受啊！

我们到锦州后，找到我新四军驻锦州办事处说明情况，他们急领我们去见这儿的总负责人——锦州城防司令。(史注：应该是李司令）

我向司令报告我新四军三师北上时，给当地部队和地方留下了许多武器弹药和装备，到东北后急需补充，请他设法解决，特别是粮草和冬衣。

这位城防司令听后，没正面回答我给还是不给，很平淡地说，这儿到处都有，你们自己去收吧。我说，你是城防司令，有责任给我们提供啊，怎么能让我们去收呢？

这位城防司令仍不温不火地说，飞机场有1000多伪满散兵，有枪，你们去缴吧。说完就走了，什么也没给我们。

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我们50多人怎么能去缴伪满兵1000多人的枪？那不是拿生命去开玩笑吗？咱50多人牺牲了是小事，没完成黄克诚同志交待的任务，让全师装备不足，那可就是大事了。于是，我赶紧给黄克诚师长发急电，报告情况。"

史注：如果没错，锦州的时任城防司令是李运昌。他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资历很老，贡献也很大。此时李司令坐镇锦州，各种情况发生非常多，简单说就是我军抢先一步占了东北，但时间太急，队伍发展太快，物资太大，导致包括李运昌，曾克林两位都有些忙不过来。而和李运昌的资历相比，胡继成相差太大，双方又没有历史上的交往，因此，从现在的角度看，胡将军当时碰到的冷遇是可以想到的。

C 林总的条子和电台

“ 黄克诚师长接电后，立刻向此时已先期到达沈阳的林彪报告。大约七八天后，林彪带着几个人来到锦州。我把情况向他报告后，他立即给我写了张条子，让我再去找锦州城防司令。

我收好条子后，林彪对我说，你把你带的电台给我吧，我要用来指挥北上途中的三师，在黑山打国民党的先头部队。我急了，说，装备还毫无着落，就把电台给了你，我联系不上黄克诚师长误了大事咋办？我在陕北上红军大学时认识林彪，说话就随便些，他也不在意。林彪说，没关系，我再给你写张借电台的条子，将来万一有什么事你也就没事了。于是，他就这么连哄带令的把我的电台带走了。

林彪走后，我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找城防司令要装备，他仍然坚持原则不松口，没给一枪一弹，还是那句老话：你们自己去缴吧。这个司令啊，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结果，倒霉的是我，失了一部电台，得了两张条子，真不划算。用成都的俏皮话说，我才是真正给多了（吃亏的意思）。

不过，林彪有了电台，的确是起了作用，他指挥我新四军北上部队，在黑山与国民党先头部队打了一仗，重创了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大大减低了国民党军抢占东北的速度。

但是，国民党军还是来得很快，黑山阻击战之后，国民党军迅速北进，很快就逼近锦州，先头部队很快与锦州城防部队交火。双方打了不到一周，城防司令即离开锦州不知转移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我们十分为难，想走，不甘心，我们是来搞装备的，什么都没弄到，怎么能走？可不走，又该怎么办呢？城防司令在，可不断向他陈述理由，要！现在他人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们向谁要去？

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不走，我发现锦州这儿的确是有东西的。大军北上等着要装备，天气日渐寒冷，我们不赶快搞东西，是要误大事的。我这么一想，便和大家商量说，我们现在是被逼到胡同里了，不能老呆在这儿等人恩赐，我们得自己设法搞东西了。以前有城防司令，他不给我们没办法，现在没城防司令了，我们还没办法吗？这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国民党的地盘了，咱们得赶快下手。

大家觉得是这个理儿，说，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有五十几个人五十几条枪呢，不能打大仗，押列火车运货还不行吗？干，马上动手找火车自己装货！”

史注：这段里面有几个小细节：

1. 林总托主席的福，当了红军大学校长后，人脉关系就是不一样。本来胡继成是红25军，和林总没有历史渊源，但上学后就成了师生关系。所以他的电台就被林总“哄”走了。

2. 林总刚到东北时的电台问题很有名。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胡继成给林总的电台很可能配备了发报人员。因为这是来自新四军三师的电台，可能三师有他们的内部密码。----故，林总要这个电台主要是为了便于和黄克诚部联络。

3. 结合上一段可以看到，确实林总的面子都帮不了胡继成。当时锦州城防司令的架子是比较大。----不过胡继成老将军是好样的。他还是自力更生，干出了成绩。

d. 惊险而艰辛的收获

"我们听见锦州城里枪炮声稀落后，立刻赶往火车站一带仓库察看。发现这一带有几个仓库堆放着日军投降后收集的枪支弹药和衣服，我们马上去找来火车司机，商量运货。

这时，日本军队刚投降不久，东北的部队非常混乱，我们收编了部分伪满州国的军队和警察，这些人情况很复杂。有从此弃暗投明再没有与人民为敌的；有见风使舵投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有纠集地痞流氓上山为匪的……散兵游勇，到处都是，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火车司机也不大清楚我们是不是真八路，开初，怕出事，不敢给我们拉。我们反复给他们讲，我们是从苏北上来的新四军，是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是来帮老百姓打江山、过好日子的。

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不欺负老百姓，但心里还是有些怕国民党的部队，担心把货拉出去后碰上劫车的，把小命丢了。多数人不敢帮我们。后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我们就是给他们拉去的，路上有我们这么多人押车，给你们当保镖，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听我们讲得有理，便想通了，就有人说，我们是司机，给谁拉都是拉，工钱怎么算？我说，我们现在是没有钱给你们，但决不能让你们白辛苦，你们每天跟着我们吃，然后，按日子算，每天一匹好布，任凭你们挑，怎么样？他们见我说得实在，就答应了，很快开了两个车头，挂了三四十节车厢，开到了仓库外铁轨上。

几十节车厢摆在那儿，只靠我们自己装当然不行，而且还有警卫问题，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是第一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别说保住枪支弹药和物资装备，恐怕连命都丢了，还完得成什么装备任务？于是，我们便动员投降日军、伪满兵和车站上的民工给我们装货，也以布为工钱给他们。那年头，布拿出去一卖就是钱。大家很高兴，装得很卖劲。

大概刚装到一半时，车站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枪声，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在打。装卸工们听见枪响，“哗”地一声作鸟兽散，全吓跑了，连布都没顾得上要。

我看情况紧急，怕出意外，忙对记帐的人说；给大家把工钱记上，我们会回来付的。说完让火车司机马上把车开出城。

我们五十几人荷枪实弹飞身上车，火车长鸣一声，很快“吐噜吐噜”冲出了车站。

出城后，司机问我往哪儿开呢？我见车厢没装满，还想着车站里那些东西，便说，先停在城外看看动静，有情况，咱们向北走，没情况，咱们再回去。

就这样，我们找个小站停了下来，静观锦州城里动静。

我们在锦州北一个小站上停了两三个小时，听见城里枪声稀落了，又大胆把火车开回了锦州货站，叫回装货的人继续装货。

我们当天搬空了货车站的几个军用仓库，满满装了两列货车，了结了搬运工人们的工钱，办好交接手续，连夜北上，将火车一直开到了西阜新。

我琢磨，我新四军三师大部队应该上来了，把货运到西阜新等比较安全，越靠北，我军的兄弟部队越多越安全。可是，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也没有打听到我们大部队北上的消息。我意识到部队还没有上来，又赶紧把火车开回锦州方向打听。

我带着火车南下时，听说我三师大部队已进至义县以西地带，我赶紧又带着火车南下至义县往右转，往西边开。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打听部队消息，往西开了一二百里，仍不知道部队北进至何地。于是，我决定带着火车在这一带来回游动，等候大部队上来。

就在我们到北票停留时，又意外惊喜地发现，这儿竟然还有锦州的军用仓库。我想，如果请示锦州城防司令，这东西肯定是拿不走的，林彪让他给，他都不给，给他要等於是白费口舌。但是，我三师3万多人等着补充装备，我怎么能不要呢？要想得到这批军用物资，只有“借”。我和大家一商量，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说，只要能保障大部队补充装备，错了，写检讨、受处分都干！

锦州城防司令部，在这儿放了一个伪满降兵连守护仓库，我们先礼后兵，派人去给这儿的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坚决不同意，说，没有城防司令的签条，任何人也不准动。我说，我是三师八旅的副旅长，官比你大，出了事我负责。动用你们保管物资是林彪都写过批条的，你不信，打电话问问李司令，问他是否有这事？仓库负责人说，现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联系不上。我说，不是我们不联系，是联系不上。现在军情如火，我们的部队许多人还没棉衣穿，不少人弹药缺乏，你怎么能这么死板呢？便下令缴了伪满降兵的械，动员老百姓给我们装货。

就这样，我们又在这儿装了一二十车皮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

我们在北票装好货还未出发，山东军区的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从海上登陆过来了，我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长刘炳华同志，也带了几个人跟着来了。我很高兴，忙说把这两列车装备交给他。可他不接，说，我带的人少，没法接，再说，我还有更重的任务，到北边去安排部队的驻防诸多问题，你带火车在这一带等吧。

我没办法，又不敢在这一带久停，怕被伪满散兵或土匪发现攻击，我们寡不敌众有误，只好带着火车又往西开，去接应部队。

我们行至热河省省会（现在朝阳市）车站，忽然发现林彪身边的一位随从，从沈阳带来一列半火车军用物资。我急去向他要，他当然不给，说要报告林彪后，再作分配。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说不通，我又连说带哄把他也“抢”了，收了他手下三十几个伪满降兵的武器，说服这两列火车的司机跟我们走，待遇与前面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同等。司机很高兴，开着火车就跟我们走了。

我们在这一带打听到，我三师主力部队尚在黑山地区艰难行进，先头部队已接近锦州以北。于是，我们又赶紧回头东进，往锦州方向走，去迎接部队。

这时，我们已筹积3列半火车武器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装备，目标已经很大了，五十几个人护卫，已经很吃力。我怕出事，急于想找到部队交货。

列车行至义县，又听见枪炮响，我们很高兴，以为是大部队上来了，赶紧把列车开过去。可走近．看，才发现不是，而是土匪和伪满兵在交战。我怕列车装备被抢，赶紧扭头北上，到义县北面一个叫九龙坡的小站停下来观察。

在那儿等了一天，枪炮声停了，我们才慢慢把列车开了回来。万万没想到，行至义县城外，城里枪炮声又激烈地响起来。没办法，我们又赶紧开着火车向北走，开至西阜新停了下来。

原以为这儿是最安全的，没想到这儿当天晚上又枪炮声大作，我们又赶紧回头南下。那时我想，只要列车运动着，货物就比较安全。

加上我们五十几人全部挑选了最优质的冲锋枪、轻机枪、步枪，手枪在车箱里防卫，一般土匪是不敢轻易接近火车的。这儿不是夹皮沟那种深山老林，是东北平原，我们心里对自己的防卫火力有底。

从西阜新再次南下到九龙坡时，我们终于碰上我三师七旅一个团的先头部队上来了。我对七旅的那个团长说，我是八旅的副旅长，奉师长黄克诚同志命令，带先遣队先期入东北筹备武器弹药和部队军用物资装备，现在，搞了3列车半，我带来了。这些东西是补充全师的重要物资，不能只给我们八旅，你们七旅和九旅都有份。现在，我把这3列半火车货物交给你，你一定要守好，听命师部分配。

这位团长很高兴，当即和我办了接交手续，接管了这批东西。我认为，有一个团护卫这批东西，万无一失了，便带着先遣队五十几人赶紧归队去了。

我在西阜新北面40多里的东突麦特王府，找到了我八旅指挥部驻地，赶紧向还在后面的黄克诚师长发电报，报告了筹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情况。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会让我带那么一支小先遣队冒着危险搞装备，实际上也是让两个人逼出来的。

首先，是让参谋处长逼出来的，先遣队行至西界岭下，他突然决定不走了。我当时真把他没办法。他是师机关的处长，我是下属旅的一个副旅长，从组织原则上讲，应归他指挥，他说不走，我只能服从。但是，我当时认为不走显然是不对的。大部队在后面等着要补充装备，你却畏难不前，在这儿等着，那你这先遣队还叫什么先遣队？

在我的力争下，他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要走，你带一个小分队先走，和我们保持联系，不要拉得太远。日军刚降，东北的敌情相当复杂，小心伪满散兵和土匪武装。人家这话也没什么错，只是胆子小一些。你说，人家这样说我还好意思呆在那儿吗？当然不行。可带50多人前出，的确也有危险，不说别的，任随在哪里碰上一支几百人的土匪武装袭击，我们都凶多吉少。但是，既然我坚持要走，参谋处长又给了我条件，那我就没什么可犹豫的，坚决走！

事实证明，我走是正确的。我现在说这些，不是和谁争正确，而是觉得一个军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执行主要任务放在首位。

其次，是锦州城防司令激将了我。他这个城防司令没有强大的后力，主力部队要用以阻击国党军北进。守城部队多为伪满降兵和警察组成，这样组合的队伍战斗力哪能有多强，不出事，能用心守好他所管辖的地盘，就不错了，哪能企盼他为部队再作多大贡献？帮我们多少忙？

他当时不给我装备，是他不对，但他可能有他的想法难以启齿。我揣磨他是不相信我带的这五十几个人。他不相信我这五十几个人能把东西运到合适的地方交给大部队。他是从冀热辽军区东进的老领导，考虑问题谨慎，才不敢轻易给我那些来之不易的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可能是出于某种难处，不好给我们明说了。

当时，没考虑很多，年轻气盛，只想尽快为大部队弄到装备，以免影响部队战斗力。因此，现在看来，有些作法可能又不怎么科学。

哎，战争年代很难把事情处理得十全十美啊！如果锦州城防司令不激将我，我恐怕还很难完成任务呢？"

史注：这一段记载充分说明了胡继成老将军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性和果敢，这是非常可贵的军事素质，也侧面反映了黄克诚大将看起来是一个老成持重的性格，可看人的眼光真厉害。

但也必须看到，胡继成老将军的军火和装备，有部分是缴了仓库守兵的械，甚至还有林总部下的一列半火车装备。这个事儿，就有点太“野战军”了。-----实际后来，黄克诚大将开心地接受了胡继成将军的劳动成果后，又给了他一个团，继续去“搞”军火，结果碰到了老资格的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

“我带部队南下至本溪，碰上伍修权同志。

我向他报告我三师进东北后的困难，他说，不是听说你们已经搞了两三火车装备了吗？怎么还不够？”

这恐怕就是胡继成抢了林总的装备留下的后遗症了。------所以，从组织纪律的角度，这段故事是需要胡将军在回忆时特地加了一段婉转的解释的。----80，90年代的老将军回忆录里，一般这样的记载肯定逃不出秘书和编辑的手，而胡将军的回忆录是新世纪后出版，因此多了几分特别的风味。

因为头脑灵活，不那么死板

那参谋处长相当于秘书出身，再等等看看，研究研究……，和平年代四平八稳，战争年代耽误事啊

估计出发前也指令处长负责了，所以胡将军没法争辩。

性格决定命运呀，李运昌陈光大争之世到了大争之地却没有再特别闪耀，也和这有关吧……

徐海东的兵多是个中高手哇

他进入东北以后的表现确实不怎么样，好像中央后来对冀热辽的干部评价都不怎么高，曾克林和段苏权最后只给个少将军衔，程子华干脆是解放军所有兵团司令中脱离军队没有军衔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