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微操故事---从蒋中正到林育容（上） -- 史文恭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揭开了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序幕。5月初，胡宗南与300多名学生一道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学一个月后，胡宗南与同学们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胡宗南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活动并不热心，反而对共产党的活动表现得很热心。同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广州，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党员的影响和团结下，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倾向进步。他与中共党员蒋先云等左派学生较为合拍，与军校卫兵司令、共产党员胡公冕来往密切，还参加了由中共党员李之龙创建并主持的“血花剧社”，对剧社的编演活动十分投入与热心，创作了一个革命青年同反动的北洋军官进行斗争的剧目。胡宗南接近共产党，倾向共产党，甚至差一点成为共产党员。

　　胡宗南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当他读完了周恩来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要讲义》后，从内心对这位政治部主任感到佩服和崇敬。于是，胡宗南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里去看望和请教。周恩来认为胡宗南思想敏锐，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字写得尤为漂亮。于是，周恩来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凡是在政治宣传活动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就把胡宗南拉来帮忙，帮助策划或写作，或抄抄宣传材料等。胡宗南亦十分乐意，干得十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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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被软禁了一天。随后，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下了逐客令，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被迫离开第一军。胡宗南不避嫌疑，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他对黄埔一期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我这话的意思。”

　　二、劝说“抗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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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将胡宗南作为重点争取与统战的对象。中共方面认为，胡宗南有一定的民族民主革命积极性，曾接近中共党员周恩来、胡公冕等人。在东征、北伐中立有战功，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后来国共分裂，他出于多种原因，跟着蒋介石走了。在十年国共内战中，他的部队也参与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当日寇侵华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深重时，他表现了很大的爱国热情，多次请缨抗日。胡宗南是国民党军人中一个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的将领。基于以上原因，中共方面从1936年6月开始，对胡宗南进行积极的争取、团结、说服与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首先向胡宗南伸出统战工作之手的，是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在胡宗南率军重回西北之际，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了一封密信给胡宗南，信是经胡公冕转交的，全文如下：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1936年10月前后胡宗南收到此信，他看完信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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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反落魄“西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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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胡公冕是胡宗南的恩师，私人感情一直不错，周恩来就请胡公冕挂帅，与十八兵团政治部一起，专门做策反胡宗南的工作。

　　此前，在1948年到1949年间，胡公冕曾三次前往西安进行策反工作。第一次，胡公冕对胡宗南晓以利害，提出起义方案。胡宗南对这些方案未置可否，只称“需要考虑”，有些动摇表现。第二次胡公冕对胡宗南说，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胡宗南却说如果他起义“会被黄埔同学骂死”，推说要再想一想。胡公冕于是回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胡宗南的情况。第三次是胡公冕最后一次见到胡宗南，他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败局已定，除了起义投诚之外别无选择。胡宗南却说“不能和彭德怀定城下之盟”，“让北平派大员来谈”。胡公冕判断胡宗南又在耍花招，于是就将计就计，设计脱身回到上海。考虑到胡宗南并无诚意，对胡宗南的策反遂告一段落。

1949年9月，受周恩来委派，胡公冕第四次来到西安，住在原西北军杨虎城的公馆里。他和彭德怀以及西北军区的领导商量，准备派胡宗南当年的亲信将领张新担任劝降任务。张新是胡宗南的同乡，原任整二十四旅旅长，是员猛将，深得胡宗南喜爱。张被解放军俘虏后经过学习被分配到一野总部联络部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护送胡部被俘军官和整编起义的地方团队。无论是出于过去的私交，还是出于国共大势，胡公冕、张新确实都希望胡宗南能在最后关头，举起义旗反戈一击，为解放西南建立伟功。在作好准备后，张新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藏在特制的鞋底里，于9月23日经宝鸡沿川陕公路，直奔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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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周恩来的上述讲话，无疑是对胡宗南最正确、最深刻、最完整的历史评价，可以说是盖棺论定。

　　来源:《文史天地》作者:郑瑞峰　彭学涛

复据说周恩来三次争取胡宗南

家园

总的来说，从大方向来说胡宗南确实对革命有益

中间的小问题，符合传统政治行为。

这点和西安事变极其类似，上层王以哲等亲近中共，张学良不说了。

但是，中层和下层士兵，确实依靠中共自身的组织行动，也就是各干各的，上下脱离，这导致了西安事变的不顺畅。

西安事变基层的组织，中共方面是通过，法西斯组织和中共统战兵系统来运来操作的。

虽然似乎保证了安全性，但是过于力量分散，导致中共失去了对东北军的更强的控制性。

这也是西安事变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总体看来胡宗南部对陕北总部的打击确实不够大，但是，这不意味着毛主席总部军事集团个体不够危险。

如果可能，胡宗南挟持毛主席部，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