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 淡淡忧伤
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得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少奇同志一直惦记着原来的那个文件。他又找乔木，说，他提议，把反右倾的文件只发到省一级，不要向下传达，同时搞一个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少奇要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叫你写完，你就该写嘛，不写是不对的。”
再看看吴芝圃的上位，没有毛，吴上不了位。
邓改开后说过，毛发热，中央其他人包括邓就没责任？
而7000人大会，邓主动担责，包括公社，邓仍觉得虽然搞早了，但生下来了就要爱护。还是跟毛走。否则怎么会有二起。
周后半辈子，只要毛不发言，谁也不敢保，包括上门投难的贺龙。
毛的权威，是战争时期形成的，没毛，中国革命可能如希腊般夭折。若说刘邓私下故意和毛对着干，好让毛下台，和否认大饥荒饿死千万以上，也没大区别。
你总不会认为康生干的吧?有康生是蒋介石最成功特务一说。这个我也不信。
毛的性格有浪漫成分，而社会主义，不公哪行啊，所以公社是毛逆鳞，谁也不能违，毛虽时有纠脑袋热的言论，但制度向公转这个主线没变，而大跃进和赫鲁晓夫挣一挣。而刘就现实主义一些。
若说刘邓私下故意和毛对着干，好让毛下台，那是侮辱毛的智力和能力。而且这个说法，论坛上一搜就出来，都是来源乌有之乡，没有发不出一说。
问一下，你觉得社会主义就该公社吗？
毛的六级通讯和武昌郑州会议讲话很明白，谁在故意对着干？另外不是私下对着干，庐山会议后是半公开的扛着红旗反红旗
从事后发展看不是效颦，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之一，作为亲信嫡系（一直到文革末）邓怎么可能反对呢
另后来公社不断调整，对机械化水利化教育普及科技推广功莫大焉
它上位是哪年？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退而求其次是发财要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若说刘私下故意和毛对着干，好让毛下台，那是侮辱毛的智力和能力。刘在7000人大会才开始有公社还是太公了的思想。刘也没蠢到自以为能干掉毛。毛全控。
毛虽时有纠脑袋热的言论，但制度向公转这个主线没变，农村工作就是人民公社。毛热，大家热；毛减，以公社为底线。
现在你觉得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公社——我想请问，三年大饥荒与体制突然地转向公社有关吗？
大跃进、公社、大食堂。
公社是58年，大批人饿死高峰是60冬-61初，之前有饿死的跟前者比总量不大
59年整彭以前刘没有阴老毛的机会，整彭自断臂膀机会就来了
恰恰是老毛不想对文官集团下狠手反过来对付老彭使老刘有了觊觎实际一把手的机会
“现在你觉得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公社”，社会主义关键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常识，淡淡忧伤你一遍遍的反复胡搅蛮缠不好
接着问下，80年代前，农村孩子的记忆就是饿，吃不饱。县里、镇里也有部分吃不饱。
你觉得与公社公有制有关吗？统购统销又是不是公？
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会不会再向前走，包括恢复大食堂？或者更朝前？更“公”？
你觉得社会主义就应该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并不这样认为，所以怎么会是胡搅蛮缠呢？所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这也是常识。
59年整彭前已经有不少饿死，你应该知道。
59年整彭，之前高岗，之后的等等没有毛首肯，是不可能的，毛威信太太太太高，谁也在他手里玩不出花。
毛曾经对刘说过，一根小手指就能打倒你，这话我信。我曾经认为毛发动文革一半是个人政治理想，一半是为打倒刘。后来认为，毛可以很轻易地打倒刘，发动文革主要是个人政治理想。
民国饿死多少人，多少次饥荒？新中国1962-82呢？
1962后多数地区多数居民分配的口粮饿肚子不至于，饥饿来源于重体力劳动
回忆非公有制的民国不更是饿殍遍野吗，哪怕是仇视土共的笔下
“所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
无论苏联中国北朝鲜，都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干出了惊天伟业！
整彭是为了保刘为首的官僚，结果被反噬，林彪发言才扭转局面
如果林彪中立老毛就颐养天年了
三千万这比例，按说应该家家都有饿死的了。
一查逃荒和浮肿的就可以理解几千万的数学感觉了。
所以，逃荒和浮肿的三千万，或者下岗的三千万数字是合理的，饿死是造假。
而且，他们会说你村没有旁村有，而且是整村饿死。
集中在几个地区，怎么集中他们也说不清楚。
总之就是含糊的谣言。
戚大帅的回忆录里专门有讲这一段，戚大帅当时就在中办，为了落实最高亩产能到多少斤，专门去四川种了一季粮食，按照最好的管理最好的种子和肥料，请当时的四川劳模做顾问，结果我记得好像是600多斤，直接戳破了亩产千斤万斤的谎言，李景泉很不高兴。
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要全国饿死人的数字，各地统计的数字汇总到中办，统计出来的数字是600多万，后来为了留有余量，中办加了20%的保险，报到中央的数字是800万。
统计局的数字错误主要是完全忽略了当时从城市回乡的1千多万人，这部分人户口这城市注销了，这农村又没上，加上困难时期地方管理业受影响，等于这部分人这户口统计上凭空消失了，造成了统计错误。
这个人口问题，可以参看孙继先的研究，个人认为他对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
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对饿死人数字汇总。
那时，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上报的数据也比较真实了。其他地方的上报数据也都比较真实。所以，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实在很难统计出来，是用估计的。 我们所得出的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出来，是估计出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600万的基础础上，增加了20%，这样就达到720万。事实上，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完全都变了，谁都怕因为瞒报而受处分。有人提出在720万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过800万。所以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
谢谢陈王帮找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