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四：给官不当是咋回事 -- 孤星

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地方问责力度加大，再加上国企限薪等因素影响，给官不当的现象多了起来。有的干部担心提拔或重用公示期被举报，拒绝被组织提拔。有的国企干部由于提拔后限薪，也不想被提拔。因为工作压力大、岗位没油水了、价值追求改变而辞职的干部也很多。当然，组织看上你，不想担当也是不行的，拒不服从组织安排而受到处理的也不乏其人。

与此同时，近年来被查办的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谋求个人职务升迁不择手段。溜须拍马、游说拉票、跑官要官买官、拉帮结派搞利益共同体、搞政治攀附人身依附，无所不用其极。这与革命、建设年代一些干部给官不当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给官不当，既有不敢当的，也有不想当不愿当的。战争年代，有时当官是一种沉重负担、巨大危险，从功利的角度看是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需要特殊勇气。成长于红二十八军、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姚天成大校回忆，鄂豫皖苏区当时残酷的“肃反”主要针对党员和干部，故而一些人对入党和当干部顾虑重重。

1962年，姚天成到林维先中将家里做客。林维先的回忆录《敌后三年》中提及他两次“拿出勇气当官”，姚天成感触很深。一次是林维先在最艰难的时期当官，另一次是他在战斗失败后还敢于当官。林维先原来是红八十二师师长，“肃反”中被一撸到底，罚做苦工。老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后，成立新红二十八军，他被解放出来当参谋，后来高敬亭安排他到作为军主力之一的特务营当营长。接过高敬亭递过来的驳壳枪，他心情十分复杂，但还是接过了枪。

1937年6月，由于敌情不明，林维先带领特务营打了一个败仗，部队伤亡200余人，成为红二十八军重建后遭受的最重大损失之一。自己历史上有“问题”，又打了败仗，会不会因此被自己人搞掉？类似情况下，有的干部选择了逃跑甚至叛变，但林维先没有动摇。他收拢被打散的部队，过了几天又打了一个胜仗，恢复了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战争年代，干部选拔任用没有任职时限要求、一般不能越级提拔等硬性规定，关键看能力和表现。在残酷的战斗中，干部提拔快，牺牲也快，如红三军团第一师四任师长中，李实行、侯中英、洪超先后牺牲，只有彭绍辉建国后成为上将，彭德怀的得力助手邓萍、左权和爱将彭雪枫等也相继牺牲。在那个年代，能上能下也是很正常的事。部队扩编大家普遍升官固然高兴，因为部队缩编和“肃反”、打败仗受处分等降级使用也很常见，所以很多干部对提拔看得没有那么重。

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写到，在长征中的老鸦山战斗后召开的战评会上，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的张爱萍“投诉”有人（可能是红十二团、十三团首长）保存实力、见死不救，彭德怀支持他，把他们一个罚下去当连长，一个罚下去当伙夫，当然很快回来恢复任职了。西路军失败后，如果不是毛泽东干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就被安排到一二九师当营长了。

当然，很多高级干部给官不当，体现的是觉悟问题，有的人是为了大局着想，有的人则是由于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张鼎丞和粟裕互让华中军区司令员职务，许光达、徐立清“让衔”，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胸怀。

张爱萍自谦跟彭德怀学做人，在人格上受彭德怀影响很大，耿直刚烈，原则性强，被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等称为“好犯上”“浑身是刺”“惹不起”。中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十次让职、三次辞职”，十次让职不知具体指哪些。

张胜的书中提到，1952年初张爱萍担任华东军区暨三野参谋长，当时上边想让他以副司令员身份兼任，他坚决推辞。后来在筹划组织一江山战役中，他与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存在较大分歧，在毛泽东、彭德怀等支持下才按计划推进计划。战后南京军区（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他待不下去了，就到总参当副总长了。

文革后期，张爱萍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被打倒。文革之后，邓小平复出，在王震力荐下，希望时任副总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他抓具体工作。邓小平找他谈话，他毫不犹豫地推辞，推荐了罗瑞卿。

1980年5月，我国成功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张爱萍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邓小平让他去罗马尼亚疗养，他到了之后，才得知自己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原来是王震听说张爱萍写了退休报告，主动提出退休让贤，推荐张爱萍接替自己担任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副总理当了一年半，在1982年4-5月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张爱萍听说国务院要搞机构改革，又给邓小平、当时的总理写了退休报告。可能是因为张爱萍在核电站建设问题上与总理有分歧、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干架”，在本人不知情情况下，在赴三线检查工作期间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之前几年，张爱萍对于自己退出领导岗位一直有所考虑，几次书面提出让位于年轻的同志。但这次国务院单方面作出人事调整，免去张爱萍副总理职务，打破了原有的军工管理体制。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事先也不知道这事，十分着急，赶紧找邓小平。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张爱萍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当年11月1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时，军队组许多同志提出，既然张爱萍要进军委班子并担任国防部长，为什么候选名单中没有他，这不符合惯例。秦基伟对此表示，如果嫌军队代表多，他可以不进政治局，把名额让给张爱萍。到会参加讨论的胡耀邦当即去请示邓小平，结果还是没调整名单。张爱萍后来跟张胜讲：“胡耀邦同志和我谈过，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张爱萍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

再来看看廖汉生的经历。

小时候经常在广播电视中听到、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出席一些活动。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杨尚昆的妹夫（再婚），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能力强，性格直率，人缘也好，得到诸多领导肯定。

廖汉生与贺龙的关系就不用说了，起初跟着贺龙打游击，是贺龙一手把他培养出来的。解放战争期间跟着彭德怀干，彭总脾气不好，经常骂人，廖汉生与贺炳炎对彭总的批评不服，时不时与彭总顶牛，但并未影响彭总对他的使用。

1954年，廖汉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是排名最后、最年轻的一位（时年43岁），其他六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肖劲光、谭政、王树声和肖克、李达，后来的四位大将和两位上将。这一职务，他一直兼到1967年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他担任此职，可能主要是彭总推动的。

1955-1957年，廖汉生在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以中将之身接替刘帅担任院长，可能主要还是彭总使的劲，刘帅给他“背书”估计也是少不了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军内权力大洗牌，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跟着彭总吃瓜落，廖汉生因为与贺龙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后来贺龙要被打倒，廖汉生只能跟着“一损俱损”了，被关了几年。

1972年复出后，廖汉生先后任军事学院、南京军区政委和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从1983年开始，又当了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开国中将中，像他这样最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可没几个。没有二代核心点头认可是不行的。

根据《廖汉生回忆录》，他也有多次让职的经历。抗战时期不当主力旅政治部主任，宁愿降级当团政委；在一野酝酿1、2兵团干部人选时，主动提出仍留在军里工作；不想当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推辞未果；不想当军事学院院长，推辞未果；文革期间复出后，没干几年就主动申请退下来。

抗战初期，廖汉生先后与宋时轮、贺炳炎、黄新廷搭班子，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相当于政委）、政委。1939年4月，716团在冀中与魏大光拉起来的队伍合编为120师独2旅，廖汉生先后任副政委、代旅长。著名的陈庄战斗之后，120师进行整编，独2旅编入358旅，张宗逊、张平化分别任旅长、政委。师政委关向应找廖汉生谈话，要他到358旅当政治部主任。

廖汉生从红军时代起一直当政委，没干过政治部主任，没搞过机关工作，所以表示当不了这个主任。谈了三次，他推荐此前由团政治处主任位置上接替自己担任716团政委的金如柏（金一南他爸）升任这一职务，自己重回716团当政委。关向应考虑，这么搞相当于把他降级使用，将金如柏由他的下级变为上级，有点不放心。廖汉生没去想什么下级、上级，主要是从工作角度来考虑的，那个时候的干部都把个人升迁看得很淡，能上能下。于是，他又回去当团政委了。

1949年6月，一野前委召开全委会，研究第1、2兵团组成和干部配备问题。彭总让各位委员提建议，大家事先没准备，没人吱声。廖汉生打破沉默提议，1、2、7军组成1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3、4、6军组成2兵团，许光达、王世泰分别任司令员、政委。彭总问他干什么，他回答：“我还在1军嘛”。事情后来就这么定了。

干部配备这种事，领导事先一般有基本考虑的。有说法是彭总准备安排廖汉生当1兵团政委，与王震搭班子，廖汉生坚决推辞掉了。但《廖汉生回忆录》中没明确提到这点。

西北苦寒之地，地广人稀，物产不丰，西野（一野）“暴兵”速度慢，后期俘虏兵比例不是一般得高。1、2兵团加起来只有15.5万人，平均每个军2万多点，而四野入关时每个军四个师6万多人。兵力没法比，领导职数也没法比。

一野两个兵团都未配备副司令员，1兵团压根未配备副政委，2兵团是徐立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其他几个野战军，二野、四野的各个兵团都配备了副司令员，有的兵团还一下整两个，如3兵团的王近山、杜义德，12兵团的陈伯钧、韩先楚；二、三、四野的各个兵团中，除个别兵团单独配备副政委之外，大多数都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野架子小，本身位置就少，再加上兵团副职领导配备很少，对一些干部1955年授衔有一定影响。1952年干部评级，廖汉生被评为副兵团级，后来被授予上将的贺炳炎、彭绍辉分别被评为准兵团、副兵团级。贺炳炎与廖汉生长期搭班子，红军时期起点还比廖汉生高，结果只被评为准兵团级，有点奇怪。贺炳炎也是唯一一个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准兵团级，算是红2军团的代表吧。

1952年9月，廖汉生由1军政委、青海省军区政委升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3个月后任副政委。10月下旬，当选军区党委第五书记，也是排名最后的书记，主持军区党委全面工作。排在前边的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四位书记都有更重要任务。

这个政治部主任职务，廖汉生起初也想推掉，但没成。1952年8月，他在北京参加首届军运会，彭总找他谈话，要调他担任这一职务。他之前从未当过政治部主任，“知道自己脾气暴躁，担心搞不好具体、细致的机关事务，从而影响工作”，坚决推辞。但彭总态度也很坚决，最后折中的办法是调7军政委冼恒汉当政治部副主任，配合他工作。

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廖汉生回忆录》中提到，时常有人传说，“当年受到毛主席表扬的人当中也有廖汉生”，说他本来可以授上将军衔，因为主动让衔变成中将。廖汉生对此澄清，直到授衔前他才得知自己被评定为中将；毛主席是不是表扬他了，他不知道，但自认并不符合上将条件，因为他解放战争时期没有担任兵团领导职务。

有说法是早期方案中上将名额有廖汉生，但后来压缩人数，再加上贺龙压了他一把（亲戚），把指标给了贺炳炎。或许吧。回头看，如果廖汉生1949年当上兵团政委或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的可能性大一些。

1957年7月，廖汉生从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毕业分配期间，总政副主任肖华前去听取学院领导和学员本人意见。廖汉生表示，他原来任职的西北军区撤销了，王恩茂正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可以把军区司令员分给他。

肖华却告诉廖汉生，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他事先未听到任何消息，毫无思想准备，急忙推辞。学生一毕业就当院长，能力不行啊，而且是接刘帅的职务，哪有这样的事？他态度十分坚决。

不久，刘帅带廖汉生进京，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在京期间，彭总、杨尚昆分别找他谈话。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肖华第二次找他谈话，没有商量的余地，非上任不可。于是廖汉生就上任了。

1982年5月，张震副总长受中央军委委托，到沈阳军区考察、研究军区领导班子配备（奇怪，为什么不是总政领导去考察呢？）。廖汉生和张震是军事学院战役系同学，毕业后又搭班子共事，一个当了院长，一个当了副院长。

李德生（军区司令）和廖汉生向张震谈了军区党委意见，廖汉生请张震向中央军委转达他希望退下来的愿望。当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座谈会，讨论大军区的领导班子配备和精简整编。期间，军委常委杨尚昆、韦国清、杨得志、王平等找李德生和廖汉生谈沈阳军区领导班子配备。二人建议，71岁的廖汉生退下来，比他小5岁的李德生留任。

廖汉生提出退出领导岗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年前安排他到沈阳军区任职时，他就提出干脆退下来算了。在沈阳军区任职期间，他到北京开会时，多次向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宋任穷等当面提出退下来，并积极推荐更年轻的同志接任军区领导职务。这次，军委同意将他调离沈阳军区，但考虑要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或到总政干（应是接韦国清的总政治部主任）。

廖汉生觉得，自己20多年前就当过军事学院院长，再干未必比那时强；他也干不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性格不习惯做机关工作，退回去三五年还有点雄心壮志，现在71岁了，体力精力都不足。

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渭汉、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都来劝廖汉生继续留在军队工作。秦基伟还专门跑到杨尚昆那里，希望杨尚昆出面说服他。最后，在廖汉生坚持下，中央和军委同意他退下来，却要他到北京去，组织上另有任用。

1982年10月，廖汉生被免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职务。1983年6月，廖汉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连任一届，直到1993年3月退下来。1993年3月14日，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首先提议全体起立，为前一天去世的国家副主席王震默哀。

据说1993年中央有意安排廖汉生接任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被他坚决推掉了。未见官方说法，不知真假。从他性格看，有这个可能。82岁的老人退下来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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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拒绝实权职务的多半能力不够

那些上去又下来的指挥往往丢人现眼

有的死后因为派系得势成了香饽饽，粟裕就是典型，屡战屡败被捧成战神

老革命们很可能脱离了低级趣味，不讲究当官之后，有可能带来的物质享受。

但是，他们有高级趣味，有改造世界的追求，官大权力大，权力越大，改造社会的能量也越大。

就拿张爱萍来说，他儿子的书里字里行间，老爷子在和彭雪枫，黄克诚，许世友意见不一的时候，是挺后悔自己的官不够大的。

感觉陈再道文革中被贴大字报的那些事，总有一点事实吧。罗点点写的某上将强奸亲侄女，还有某上将西山硬上小护士。一些人文革后期复出后，面对权力得失的巨大落差，抓紧享受吧。

官大一级压死人，能进步还得抓紧进步。张胜写的张爱萍那种感觉，可以体会到，无奈。特别是感觉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

居然被说得这么不堪。

不要说粟裕大将了

连罗荣桓元帅也被他说的一无是处

甘祖昌少将，回江西苏区老家种田，什么职务都不要了。

当然，我并没有把那些被打倒之后，再从事体力劳动的算上。

所以，大部分老革命，还是认为自己处在领导岗位上，能比处在普通农民的岗位上，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对江核心和李科长都如实评价，何况对一个“阴人”呢，旧作运筹帷幄大将军就是专门评价粟将军的，欢迎具体反驳——

吐丝口挫老虎悲，面包西瓜南鲁危，南麻临朐败常事，尊号战神高级黑。

涟水北窜万家泪，齐鲁败绩眷未亏。手握重兵屈矮凳，涂脂抹粉军迷呸！

胡琏李弥锋头锐，百韬耀武展兵威。渤海舔伤犹未尽，济南城外乞装备。

唯恐报销保命累，忠勇烈士尸骨巍。庸才高升友军怒，败将封神清泉嘿。

神仙仗好金锣擂，月浦金门壮士非。豕突狼奔豫东溃，仰卧病榻淮海微。

从军为求燕然勒，屡战屡败愧采薇。将府品脯裁缝乐，门庭冷落消防窥。

志敏迂腐重入围，参军灵光隐翠隈，刘邓挡箭不言谢，故将遗孤沪巷卑。

未赴朝战撤令贼，浙南鸿门擒叶飞，转进途中阴胖帅，文人无行篡丰碑。

西米威武！

还有，对粟将军军事水平和人品虽然嗤之以鼻，还是认可他能力够上将的。至于阁下主贴夸奖二位，有什么精彩的具体指挥战例吗？

以前看多数媒体相关文章的时候，还以为粟将军对山东和济南战役贡献巨大许和尚跟着沾光走红呢，看到原始资料才认清粟将军就是本事有限争功诿过的阴人！非常遗憾没见到一江山登陆战原始电文结集，就如非常遗憾没听说张上将独立指挥的经典战例一样

如果真的是彭总推动廖某高升，早被打倒了，怎么可能拖到文革。如果提拔出自彭总，庐山会议上不助阵彭总，岂不是小人吗

张爱萍拍马屁整人也是一把好手。

张爱萍打一江山岛，那么紧张，新观察 戈扬去采访，张爱萍跑前跑后，伺候戈杨，为什么，他知道毛主席喜欢看这个杂志。

张爱萍 对毛爷的恨是拍马屁拍不上的恨，他一直很想向毛爷靠拢，毛爷看不上他，向毛爷汇报工作，毛爷穿睡衣，一辈子耿耿于怀，恨之入骨。

文革后，拍聂荣臻叶剑英马匹干净利索，对于整毛主席子女的指示坚决执行。

张爱萍 主管国防工业的时候，当众羞辱李敏，长期不给她安排工作，李敏家里经济窘迫，没办法，孔令华去深圳赚钱，在广东出车祸撞死。

这帮老干部装什么B呢！

叶剑英李先念姚依林玩女人是出了名的，这帮老干部装什么B呢

估计没有这个副总长的老子，儿子也大概率当不成总参一部的局长。

搁泥腿子家里，这个师级干部怕是没那么容易得来。

得了便宜，卖点小乖，不寒碜

我记得还跑去广场组织签名啥的，反正非常活跃。

可笑的是，89年往前倒几年，戈扬的司机还写过文章登在国内杂志上，说不止一次送戈扬到西花厅，见到了敬爱的邓大姐云云。戈扬还和司机说，建国前他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是周公夫妇的保护他才能活命。

另外你说的孔令华，他不是出车祸撞死，是出车祸做手术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就张爱萍和廖汉生，没别的人了么？

再讲几个人的故事。

郭化若中将，红军、抗战时期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搞理论研究很有一套。1946年5月底，在延安住院治病的郭化若接到命令上华东前线，赶紧出院。6月6日跟着到延安开会的张云逸出发，7月初到达临沂。陈毅接见他，准备安排他担任鲁南军区司令员。郭化若考虑到内战全面爆发，鲁南是山东的前沿，首当其冲，自己不熟悉情况，原来在鲁南工作的傅秋涛、张光中比较了解情况，由他们担任主官更合适，自己可担任副职。经他再三请求，组织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他从鲁南军区副司令员职位上调任华野六纵副司令员。1948年9月任四纵政委，到1949年2月就成了九兵团政委。

1944年，欧阳毅中将由总政锄奸部副部长位置上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保卫部长。他后来身体不好，长期在延安养病。1946年12月，由于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欧阳毅离开延安，到晋绥公安总局休息。过了半年，准备找中央分配工作。李井泉要留他担任公安总局局长，欧阳毅考虑当时的局长是他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谭政文，不好顶他的位置，就没同意。

陈先瑞中将当班长时，班里有两个战士后来成了上将。一个是韩先楚，一个是刘震。三个人命真大！1948年6月，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报中央批准，为加强军事指挥和统一领导，成立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原中野4纵12旅旅长），政委汪峰，副司令员陈先瑞（原西北民主联军38军副军长，带17师和12旅联合作战），军区部队共3万多人。在此之前，陈赓和谢富治一起找陈先瑞谈话，准备让他当政委。两支部队，一家出一个主官。陈先瑞是军事干部出身，之前一直没干过政委，宁愿当副司令员，也不愿做政治工作。陈赓听了很满意，就拍板支持他的意见。像陈先瑞这样，不愿做政治工作的，不在少数。

向守志，1955、1988年分别被授予少将、上将军衔，2017年逝世，享年100岁。1966年，二炮奉命组建，但领导班子迟迟未建起来。1967年7月4日，经毛泽东批准，向守志、李天焕分别任司令员、政委，但命令迟迟没有宣布，向守志本人竟然不知道，直到被造反派批斗才听说这回事。他很快就被打倒，疏散到河南几个农场辗转劳动。1974年11月，叶帅办公室通知军委炮兵，在西山接见向守志，让他回二炮当司令员。向守志觉得自己与世隔绝七八年，学习、思想和认识上落伍了一大截子，对新知识新技术不甚了解，坚决推辞。叶帅让他回去考虑，想好了再回话。或许这在别人眼里，无疑是一件恢复名誉、恢复原职、公平合理的事情，也体现了党的政策。但向守志考虑自己离开岗位几年了，不熟悉情况，担心辜负军委领导的信任，始终没有下决心，一直考虑了4个月。1975年3月25日晚，副总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打电话通知他，第二天就到二炮报到上班，军委已经决定了。于是，他成为二炮历史上唯一的两任司令员。

张逸民有官不当的经历更是独特。他是电影《海鹰》中的主角艇长张敏原型，传奇人物，在文革前期更是风云一时。1951年8月，他由陆军转到海军，先后担任鱼雷艇长、大队长、支队副参谋长，驾驶和智慧鱼雷艇部队参加了六次海战，六次海战共击沉击伤“3条半”军舰。其中，他以海上送炸药包的牺牲精神单艇独雷200米击沉国民党炮舰洞庭号，创下了世界海战史记录。由于战绩、能力突出，他分别被海军和东海舰队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当选为第三届、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大代表。

1968年10月底，时任海军鱼雷快艇6支队政委（刚当了1年多政委）的张逸民，突然接到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电话，得知组织决定任命他为海军舟山基地政委（当时基地司令马龙和政委宋献章各支持一派，党委涣散）。他吓了一大跳，愣住了，连说话都卡壳了，沉默了一会儿。刘浩天催他表态。他缓了缓，然后说：“请首长报告海军，我张逸民是解放战争初期入伍的新兵，而舟山基地政治委员那是老红军才能压住阵脚的差事，我不能胜任。”刘浩天说这是海军党委的命令，不要多想资历问题，也别多想干得了干不了，要他尽快到舟山报到。

这个任命对40岁的张逸民是很有吸引力的。在他看来，这倒不是因为由正师级越级提为正军级，而在于舟山是中国海防的第一战略高地，“是那些有胆识、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该去施展抱负、施展才华的好地方”。他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但他考虑到，自己解放战争初期才入伍，资历太浅，当时在职军级干部绝大多数是老红军和老八路，自己的军龄要比他们短10年以上，年龄要小10多岁，党龄也要短很多，如果直接去当政委，压力太大。此外，他工作中原则性太强，刚正有余而圆通不足，容易得罪人。于是，他向舰队党委表示，同意去舟山上任，但不要一步到位，给他半年时间缓冲，先当副政委。同时，请提拔为舰队副政委的基地原政委宋献章到舰队的报到时间推迟半年，对他进行“传、帮、带”。半年之后，上级认为他合格了再提拔他当政委。不合格，就地免职也行，异地免职也行，另作他用也行。

刘浩天上报海军党委后，李作鹏和肖劲光同意，照此安排。张逸民后来在政委任上干得很不错。不幸的是，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他被被打入另册（他认为是肖大将主导干的），被关押和隔离审查了16年，家破人亡。1981年中央军委恢复了他的正军级待遇，但1987年海军党委给他做隔离审查结论，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定他离休，并带了个括号，正师待遇。按道理，军级干部是总政管的，总政没给他下降职处分，海军党委是没有权力给他降低待遇的。搞不清楚。

文革之后很多人向组织申诉，有的人问题解决了，有的人问题没解决，有的人问题部分解决但留了尾巴。欧阳毅回忆录中也写了很多申诉无门的经历。问题解决了的人不见得完全清白，问题没解决的人也不见得如自述般无辜。像张逸民这样，1981年恢复了正军级待遇，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后来再受到不公正待遇，估计是得罪谁了。回忆录中提到海军政委李耀文因为饶守坤在文革中的表现给张逸民打招呼，让他别把饶守坤利用他的事兜出来，没准是张逸民一开始不从得罪李了。张逸民是毛主席单独接见过的明星人物，有标杆作用，1967年底饶守坤作为东海舰队代司令员，绕开舰队党委私下里让张发呼吁书，要求东海舰队党委开门整风，导致一些老干部被冲击。呼吁书发了五个小时，李作鹏就表态这个东东发错了，但也只是要求张逸民检讨。

看张逸民的回忆录后几章，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