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不要再说什么疾控中心无辜 -- jent
如果把“人话”理解为“让普通人听懂的话”，我就比较同意你的看法。他的话内行人肯定明白，老百姓可能会误解。治学严谨是不错的，但跟老百姓沟通仅仅严谨是不够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没回头翻观察者的报道。这个话是他说的，作为专家组成员说的。
他的回答是“哪次疫情到最后不是可防可控”。
我认为他这句话不是人话，尽管老百姓都听懂了。
他跟学究好像距离也远了些，我认为武大戴建业老师那样的知识分子算学究，省长面前也不拍马屁。
华春莹表示，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1月29日，中国卫健委通过官方渠道答复美方，欢迎美国加入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当天美方即回复表示感谢。1月31日，美方通过官方渠道告知中国卫健委，美方已联系世卫组织总部，并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希望加入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的美国专家名单。
结合昨天外交部的发言，这一个月来各部门是如何向最上面汇报的呢？疾控中心、专家组、国家卫健委，是否向最上面提供了结论模棱两可（或者类似未发现人传人的文字游戏）的报告，由最上面拍板决定？所以它们以及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卫健委才能把皮球踢来踢去，而没有一方或几方承担主要责任？19~21日某人还能优哉游哉的在云南视察，还能在古镇小巷偶遇游客。23日还举行团拜会，某人还发表讲话，同时间赛跑 同历史并进。
领队和主力应该是具备公共卫生、传染病经验的医生。这个基础上，加几个免疫学家。
而不是各自学科的学者。学者和临床大夫的训练、经验、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名眼科的医生，我应该和他对过话的：他可能用过裂隙灯，也可能用过IOLmaster，还可能用过眼底相机，要不就是眼底OCT，或者做过眼科手术，不论是使用激光，还是超声波，等等吧。或者怎么也听到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名字。是的，作为一名物理人，过去若干年，我主要都在为眼科医生和病人而孜孜以求地工作。
他不老，才34岁。去世了，就在今天，就在刚才，几个小时前。让他过世的病毒也和我有点关系。新型冠状病毒，新华社发过两张这种病毒的照片，是用电镜，透射电镜拍的，纳米尺度的病毒图像。我在加入蔡司之前，曾经在这个领域工作过四年。主要就是做和透射电镜相机镜头配套的成像系统，和图像的初步处理工作。那四年里，最后阶段的研发工作，为的是一款名叫Morada 的透射电镜相机。上周我以前的同事跟我讲，那两张新冠病毒的照片，是疾控中心使用FEI的Tecnai ＋Morada G3 拍摄而得的。怪不得我看那两张照片觉得分外眼熟。
这两张照片大约是一个月以前就拍到了。疾控中心在上个月上旬就发了文章。据说档次很高的文章。而且还相关的一批高档次文章。都在上个月就发了。发文章的很多人，其实也不多，那么几个吧。
武汉，我上大学的四年的地方。我许多的同学，朋友，和我四年的珞珈山和东湖的回忆的地方。上个月，也就是2020年一月23日，因为刻不容缓的病毒蔓延传染形势，而封城了。到今天已经两个礼拜。封城两周后，开头提到的那位眼科医生，也因为此病毒过世了。到今天为止，全国有近两万八千一百四十五人确诊染病，五百六十四人离世。包括他，李文亮，一名眼科医生。顺便说一句，他是我的校友。
一名早在一月初就因为公开说出了传染病信息而被当作造谣传谣者而被训戒，并写过不再造谣传谣的书面承诺的，眼科医生，我的小校友。那是一月初。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一个月后，他因为这个病毒，离世了。他所在的湖北，确诊人数是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人，死亡五百四十九人。他所在的湖北武汉市，确诊人数一万零一百一十七人，死亡四百一十四人。
他是一月初被当作造谣传谣者被传唤训戒的几个人之一。这些人都是医生。他是一个月后被传染病毒而死亡的，武汉的四百一十四人之一，湖北的五百四十九人之一，全国的五百六十四人之一。病毒最早是去年的十二月被察觉，今年的一月上旬被确认，被拍照，被，发高档次的学术论文。
只不过，写论文发论文的中国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主要专家们，不知道这个病毒会传染给人，不知道这个病毒是如此的难以控制。所以，公开的信息是，没事，没有人传人，有限度人传人，绝不会因为春运而发生大规模传染，没有医务人员被传染。。。直到这个病毒被察觉后的一个多月后，被李医生等人造谣传谣后两个多礼拜，被我曾参与过研发的电镜系统拍照后十多天后，在一月份的20号，由疾控中心之外的广州的84岁的钟南山，由疾控中心之外的杭州的70多岁的李兰娟，加上其他的几位高级别专家，宣布，人传人，医生也被传，武汉的人不要出去，外面的人不要进武汉。于是，23日，武汉封城。25日，中国传统的，新一年的开始。
过去的两个礼拜，我曾经非常愤怒，感到异常地悲哀。我非常愤怒于，也异常悲哀于，怎么会有人，敢于用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名义，怎么敢于用写论文的方式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未知的传染病。
到得今天，愤怒的心情已经淡了许多。剩下的，只是悲伤，和黑暗尽头不灭的光亮。
但愿每一个你，和我，作为专家，科学家，以及各行业的精英群体和个人，能记住这句话：每一粒你我眼里的时代的灰尘，都可能是压落在底层百姓头上的一座山。每一篇金光闪闪的论文里的一个数据，都可能是成百上万的你我他的生命所换来。
无他，人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又骄傲。
@夕曦，你说，从没见过我如此愤怒。没有啦，现在没有什么愤怒，只不过是悲伤，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要一件件地去做，去做好，去做成，方才对得起自己的职业操守，对得起自己的专业训练，对得起自己的行业称号，不是吗。
只是你现在的情绪导致无法和你交流。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同一天（一月四日），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组长，国家疾控中心院士，徐建国明确地发表了对香港不以为然的态度：
“不能因为去过武汉就说是被传染的。”徐建国表示，甲流是常见呼吸道感染疾病，但当前武汉病例已排除常见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证明两地有直接的疫情传染。
徐建国表示，三天扩大到几十例的速度并非罕见，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
对於即将到来的春运有无扩散传染的可能，徐建国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这应该是疾控中心第一批专家组的共同态度：
也是因为如此，在这批专家看来，这更应该是严谨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论文过程，而不是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防疫过程：
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但一线医生反映，这个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而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
这一态度，国家疾控中心以徐建国为组长的专家组的意见，态度，结论，方法，一直持续到一月16日：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组长、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徐建国院士，1月16日在接受《Science》采访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1月17日，武汉卫健委没有通报。
事情的真正转机在于17日香港的袁国勇：
这个专家组即是后来所谓的高级别专家组，含：钟南山，李兰娟，袁国勇，乔治.Fu.Gao，曾光。
第一个，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个岂不是立了个墙，只要没有，就不算。那么从技术上限定了只有，只能是华南海鲜市场是传染源。
第二个，要有发烧症状。那么可否理解为否定了潜伏期？
第三个，病毒检测呈阳性。那么其他手段全部废了？
这哪里是在做疾病控制。
这完全就是在做某种药物评估/检测手段认证和论文发表的数据收集分析工作。
一帮搞学术研究的来做应急性质的不明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用写论文的路子来搞疾控防疫，把一线临床医生当他们免费的数据收集者，把患者当他们的数字，用一线医护人员的鲜血及患者的生命替他们写论文，加官晋爵取悦洋人！
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行为、彻头彻尾的学术汉奸！
这是香港卫生署网站截图。请看这一段：
『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指此前不知道能令人类致病的病原体所引致的任何传染病，但由于其特性或已改变，故不论其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人类亦会受到感染。这类疾病可能在国际间传播，引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个时候病毒基因测序还没公布。香港卫生署不管那么多，把未知的也包进去，不管是否人传人，先认了再说。
这是思维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