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军运会开幕，歌唱祖国-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 白浪滔天

很多人的政治意识不高，被人带着走。常常有人讽刺修仙。还比如神马”公私合营“，被人带节奏。

社会变革都是以哲学为先导的，这是统一思想的过程。中国人口这么多，要全部同意一个观点是不可能的，就需要一个最大公约数。论坛上面右派都觉得经济发展了，富裕了，扶贫了，最大公约数就成立了，这是不对的，花无百日红，经济一旦下行，这个最大公约数就破灭了

当年真理大讨论拉开了邓式改开的序幕，事到如今，是时候开展一次新的大讨论了。现在我兔闷声发大财已经事实不可能，你想干什么，准备怎么实现，必须登高一呼，才能云者众。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从来都是明谋，口号喊出来之后，就让对手没办法破坏，只能干着急——我最喜欢看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他们排《智取威虎山》把其中的一句台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人家黑毛是一贯性的下意识的，听见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怕得不行！这句台词艺术上经过了舞台上的检验和观众的认可，问题就是，上京的什么人出于何种动机欲取悦哪一政治势力在人民普遍从被欺骗中觉醒过来后仍然猖狂若是！

重庆事件以来，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力量角逐，各种角度的解读不少，比如党内派系权力斗争说，左右路线斗争说等等。看后总觉得未必可靠——这些解读能够解释“为什么薄被搞倒”，却无法解释这个非常强大的人物“为什么能被搞倒”。我这里试着从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角度分析这次事变以及未来的政局可能。

早期共产党有一个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政党的特征：有领导力的领袖是党内思想竞争的优胜者，领袖常常是党内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即便是分裂出来的或变形的共产党派别也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国也不例外，早期的陈独秀、后来的毛泽东。毛在文革中有一句话：什么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导师就够了。导师，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进的领先者，毛的话清楚的体现了共产党领袖对于思想或理论的重视。

共产党由思想导师做领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党用律师、演讲家或者职业政客，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为共产党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这条路能不能走的通，怎么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论的领先性对于这个党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既由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影响，也由于民主相对于权威的效率损失，处于抗争地位的共产党一般都抵触选举的形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该拥有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威呢？于是，思想的说服力就成为了决定性指标。这一是因为它的竞争特征，权力产生具备了一定的可显示性；也是因为它的可检验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对不对了，在形式上具备了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选举制度肯定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权力产生和运作由此被认为有了相对广泛的支持度。

因此，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思想路线竞争产生权力，用其政必用其人。长期执政后的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传统逐渐退化了，执政党成为一个官僚政治系统——权力，包括最高权力来自于“简拔制”，即由现权力拥有者及其小团体指定权力继承人。这种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及其稳定运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共产党已经不是在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而是走在一条老路上了。但这不是现在关心的要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与选举制、思想路线竞争产生领袖相比，最高权力的简拔制，更像是一种密室政治，缺少权力产生的正当性。

小平先生在评价华国锋时说：他不是一代领袖，没有自己能立得住的东西。意思是说，华尽管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因为他自己没有领先于党内同事、指导实践的思想，不能视为“合法正当”的党的领袖。因此，即便某人通过简拔制获得了权力，却不代表他能最终拥有权力运作的正当性与历史继承性。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在党的领袖离开政治舞台时，他必须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思想家或者理论导师。这种动作的意义在于，尽管他的权力来源最初是含糊的，但是回顾过去，他一直是党内的思想导师，因此，根据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他拥有权力的正当性最终被确认了。于是，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里先有了邓理论，后又有了三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从最初的“思想导师领袖化”过渡到官僚政治文化。在官僚政治体制中，最高权力由简拔产生，最终通过“领袖导师化”完成权力正当性追溯。

从这一政治文化的变迁来考察重庆事变，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了。不管重庆主官究竟是因为作为“简拔制”的失败者而转向，还是因为个人信念的引领，他这些年的作为，实际上遵从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党内的思想路线竞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工作路线的核心内容，被总结为“重庆模式”，看上去在信仰构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各方面建设都领先了他的同志，并赢得群众的广泛民意支持。这样一来，该主官隐然有了导师的雏形。如果这一模式，最终被确认，那么将会影响官僚政治体系运行的两大支柱——简拔制与权力正当性追溯。

首先，简拔制的基础被动摇了，将难以为继。简拔制中的权力来自上级的授予，未来最高权力来自现权力集团合意下的传递。重庆主官如果最终进入了下届权力圈子，那么他的权力来源就成为疑问。究竟是来自上面的简拔，还是来自其依靠重庆模式所获得的下层巨大民意支持？一旦重庆主官成为“九长老之一”，以后的简拔制度就必须更大程度的考虑民意，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了。如果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可以不以民意论，而是对路线成功者的奖励，这样可以不改变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然而，按照传统政治文化，导师本该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重庆主官目前的成绩就并非是“九长老之一”可以解决的了。

其次，现最高权力的正当性追溯成为难题。现任权力核心，需要几个月后通过“领袖导师化”来完成对其过去10年的权力合法性确认。重庆模式一旦通过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得到确认，那么现任领袖导师化的效果就很尴尬。重庆模式与某某观，谁是过去真正应该施行的方向？尤其是除了重庆模式，还有幸福广东，而且这两者还互相冲突，如果勉强将它们都解释为某某观指引下的实践。但这样一来，现在的指导理论就不是能明确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而是一个风车——风怎么吹，它怎么转。

在重庆调整的讲话中，中央明确说明，调整是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当前的形势是什么？是18大即将召开。当前的大局是什么？是在2*9大上用简拔制架构未来权力和通过领袖导师化确认现权力的正当性。而重庆主官及其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重庆模式，在当前形势下根本性的挑战了官僚政治系统的这两大支柱，影响了官僚政治的大局。因此，与很多认为重庆事变源于路线斗争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重庆事变不是根源于“重庆的路线”，而是“重庆有路线”，是官僚政治体系捍卫自身当下利益的措施。

无论从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来看，还是从左右的路线斗争来看，重庆主官在党内高层都有自己广泛的支持者。正因为此，重庆才能在重重压力下搞出令人瞩目的重庆模式。然而，他的支持者们本身也是官僚政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继续成为体系中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重庆主官及其模式对官僚政治的威胁，使得越临近29大这个时刻，他的前进就越困难——他原来的支持者变成态度暧昧者，原来的态度暧昧者成为他的反对者。形形色色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中对立的人物，都在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大局面前联起手来。最终，重庆主官会发现，自己死敌很多，却一个没有死党。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广东”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体系的难处，在记者会上断然拒绝了以前曾默认的“乌坎经验”：“解决乌坎问题，什么创新也没有，就是把原有的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落实好！”而重庆主官秉承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他最后的记者会上坚持捍卫了自己在重庆的实践和理念，最终在共产党官僚政治文化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产党传统政治的叛逆者面前。

共产党的官僚政治相比于思想竞争产生权力一个优点是权力交接的稳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权力正当性不足因而难以持续。用“领袖导师化”的办法进行权力正当性追溯，看上去很像买个书号，就当自己是文豪了。民间有云，“毛思想一本一本，邓理论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这反映了民意并不认可这种权力正当性追溯办法。重庆主官用路线追求民意支持，实际上开启了对官僚政治权力正当性不足的补救，但却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当下利益所挫败。

按照传统理论，共产党除了为人民服务外，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文革官方语言中，使用“党内走资派”的说法来说明一部分人会背离这个宗旨，这是一种温和留有余地的判断。而在日常讲话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阶级"这个名词。阶级与官僚相联系，说明毛判断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整体意义上，共产党可能会抛弃他名义上所代表的社会大众，拥有自身独立的特殊利益，最终成为一个独立阶级。重庆事变证明了毛的判断，官僚政治背离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体系自身的利益已经压倒了他理当代表的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从这个时刻起，它成了一个除官僚系统和暴力工具外无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强调，重庆事件不是纯粹由传统意义的左右路线斗争引发的，但是，这一事变对国内路线斗争和方向的影响却是最需要考察的。但这种斗争，是在传统的两大阶级对抗之外加上官僚阶级的三国演义了。

根据前面对事件原因的分析，现执政集团不会像目前左翼所推测的那样立即走上明显右倾乃至易帜的道路，还是会试图根据官僚集团的利益需要，一会拉右打左，一会拉左打右。现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招牌来维护，重庆模式会被从形式上整体否定，以清除原重庆主官的影响力；但具体内容不会被明确否定，以便作为未来执政集团的可能选项。

但是，在重庆事件后，官僚体系内部斗争将加剧，路线分歧会凸显。未来走向何方，不仅是普通中国人的疑虑，也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疑虑。官僚集团内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区别，在左倾的重庆领导人离开后，由于力量平衡的变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试探对方的边界。因此，党内左右各方都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强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导向掌控中国未来，路线斗争将会激化，最终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变局。对于未来，斗争的均衡点和变局方向难以预料，但因为重庆事变已经根本性的动摇了现政权权力的正当性，我们能够确定预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难以久长。

重庆事件的主角，这个一直带着官僚手铐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后时刻坚守了底线，逼迫对手和他一起把路线斗争引入到已经30年“不争论”的中国政坛。在315那天，作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为政治家，他的生命将可能真正开始了。

习是早就想搞地产党的了。

当年习搞雄安新区，地产党立马就演一出你要搞雄安新区我就给你炒高当地房价的套路，和当初对毛的你要搞大跃进我就给你搞成浮夸风，你要搞文革我就给你弄成武斗一个路子。

习很有可能早就起了杀心。

但可惜啊，有心无力。

地产党的背后是500家族广泛的参与性，邓家的安邦和龙湖，一司副司令任志刚和他弟任大炮志强的华远，温家宏在恒大，还有思聪他爹王万达。多了去了。

地产党产生的根源是邓上台的政治分封，各吃一摊。外加1992的中央吹风会，针对8964乱象的反思，红二代该滚出去滚出去，别赖在国内惹人烦。89年开始鼓吹地产商业化，这个局布了得十二三年才见效，03年起北上广的房价开始起飞，历年来的房价越调控越涨，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地产党的不断斗争的历程。当然，中国共产党是失败的一方。

要搞地产党，打击面非常宽。得从挖小平的根开始到把党内二三代都得罪完结束。这需要党内有巨大的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受穷的觉悟，这太难了。

这牵涉到政治改革。

童先生发贴质问上京为什么重排智取时要删去台词中的毛主席，跟贴中不出所料有问，你忘了文革你们姐弟被整的厄运了？

童先生巴掌反拍得那叫一个响！"是谁整我们姐弟？是毛主席吗？毛主席从来没有整过我们"。

是谁整童先生？上京几十年老少演员阿猫阿狗都出现在团史中，童先生夫妇连名字都没有！排智取排成那个鸟样🐤儿，童先生就在上海可曾请老先生掌眼？《霜叶红于二月花》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一年一度，何曾请过童先生？是谁整童先生不是很明白吗？整童先生的就是文化宣传部门改开的徒子徒孙！

浩亮同志上台还要张百发给京剧界做工作！这些靠毛泽东才摆脱了世代优怜娼妓命运的小丑们恩将仇报倒打一耙，为一点儿名利甘心充当走狗！

跟帖质问：忘了文革你们姐弟被整了？

童反击：“谁整我我自己不知道吗。。。。。是毛主席整得我吗”？显示出他对毛主席毫无怨言，而且极可能对江青也无怨言，虽然根据官方宣传江青整了他姐姐？

不过，"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我感到羞耻" 这句话差点儿害死他姐，这事儿他应该不会不知道。

凑人头。大部分人，主席连认都不认识，认识的，有的关系还不错，看个节目，采访个搞文艺的，被上级整，结果总理点名叫他去演出，这官怕出事，生给蒙过去了。

一个显然的证据就是《流浪地球》。

全人类面临灭亡危机，该何去何从？电影给出的答案是开着地球跑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整个人类都被充分动员了起来。编剧在构思剧本的时候，未必会想起毛主席的语录，但毛主席的教导很自然地融入了电影之中：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精神构成了电影的精神内核，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在电影中也有彻底的展示。不是所有人都时刻记得提起他，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一直都在。

因为他们，让京剧在全国普及，也提高了它的地位。

所以，别人可以骂江，现在搞京剧的骂就是白眼狼

窃以为，这是迄今为止对TG政治模式最精简也是最精准的分析。

双标得厉害：他自己试着搞了一点京剧的新戏，被撅得厉害，因此他感慨戏剧界太封建。另一面，他也大骂江。

混圈子，圈子全是右派忘八之流。

“江青为灭口害死郑君里”的说法是官宣，公审时郑妻直接出庭控诉，论理这是铁证中的铁证吧。

结果几十年后，当时亲自陪着郑君里走过最后时光的郑子回忆“文革刚爆发时江青还来看过郑君里，谈得很好。郑君里病逝前已经有消息他会被重新启用。郑得了肝癌，医生也是尽力救治。郑病逝后官方领导还很意外，‘啊，他死了‘? ”

然后郑的儿子自己下结论“要说江青就是要整死我父亲，那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