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 -- 果酱

替换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简称“中央文献”）打电话，问我韶山土地改革时，给毛泽东家庭划阶级成分的情况，说是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了信，有无此信，若有则请传真过去，他们正在为《毛泽东年谱》定稿，急需收入。我既不知悉此情，也无此信，便邀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苏小波（韶山籍土改干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原副馆长刘胜生、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谭意等同志，于2013年到2014年，就毛泽东回信及其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对30余位老人，进行了数百人次的调查访问，多次进入湖南、湘潭、韶山各级档案馆。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图为“清抵簿”封面和有关革命开支等部分内容照片

（一）

1968年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建设委员会”研究决定，复原、开放毛泽东私塾旧址南岸，农民夜校旧址毛氏宗祠，农民运动考察旧址毛鉴公祠、毛震公祠，并派纪念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青南（湖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率队，到韶山指导协助工作，收集文物，筹备复原陈列。我当时是纪念馆资料研究室主任，一天，陪同王青南主任到上屋场毛泽东同志旧居楼上察看文物，发现“清抵簿”，簿中夹有一纸条，上面写着：“1950年从韶山著名烈士毛新梅儿子毛汉章家中收来”。王主任当即从我手中接去。第二天，纪念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马骥庭，拿着该簿对我说：“王主任再三叮嘱，这簿属绝密材料，其中写了许多有关‘租谷’和‘佃银’等事，与我们宣传毛主席家是贫苦农民，大相径庭，长期封存于馆资料室，不得查阅。”我用八开白纸包好，写上“绝密资料，严禁查阅”。1975年我卸任室主任时，未能单独移交。2005年纪念馆开展文物资料大清理时，虽然原纸条和我写字的包封纸没有保存，但终将此簿解密，并登记入册，不然，我也许再也见不到。

“清抵簿”，横向长方形，右侧线装，长27.5厘米，宽15.8厘米，厚1.5厘米；封面封底为硬壳纸，封面直书毛笔字，右为“义顺堂”（毛主席父亲毛顺生堂名），中书“民國拾叁年吉立”，左写“清抵簿”。簿内各页为毛边纸，印有红色十字竖格，每页两面，共76页152面，前12页标有阿拉伯数字页码，写字31面，没写字121面，均由毛笔字竖写，收入写在横格上，支出写在格下。1—3面，仅有1924年上半年28条支付账，5—24面，记的是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完整的收支细目，36、40、150面记有21条，有的是有关1935年前的重点标记，有的内涵不明，时间不详。该簿虽小，但极为原始和真实，最能帮我们揭示毛泽东家庭各种历史之谜的谜底。

（二）

1920年1月，毛顺生病逝，1921年后毛泽东家逐渐成为革命家庭，是否还有财产？以何种形式存在？我们曾有这么几种说法：一说是没有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编辑出版的《情系韶山》（实为局志），在“毛泽东与故居”节中写道：1921年春，毛泽东说：“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毛泽民完全照办。二说是流动资金没有了，不动产（20亩水田，13间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兰主管，她将大部分田亩和房屋，租给主佃户，少量水田租给其他佃户。三说是动产没有了，不动产由毛震公祠收归公有。四说是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就不复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区编辑出版的《韶山志》，都记载：1929年毛泽东家产被“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收”，从此，毛泽东家里就没有财产。现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种说法，百分之百地证明毛泽东家产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兰主管，也不是归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的主权、管理和经营，依然如故，这从“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记的收支项目基本相同，笔迹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证实，因为虽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长鲁维吾，颁布“第333号”《省政府训令》，责令湘潭县政府没收毛泽东家“全部财产”，但因毛氏宗亲、中共地下党员和地方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员不图“训令”实施，只求中饱私囊的私利心理，经巧妙周旋，致使这一“训令”未能实现。所有这些，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听人说过，不是“清抵簿”这个铁证，绝不会相信。那么，“清抵薄”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1921年春，毛泽东教育全家干革命，当毛泽民处理了动产之后，因急于要去长沙毛泽东任校长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班，就将不动产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办。后经舅父文正莹、表兄文涧泉、文运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叔父毛贻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并非归祠堂公有；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由管账人挑选佃户，主持房屋维修，收取佃户佃银（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户交）和租谷，并负责毛泽东家庭的一切开支，督促佃户调节、安排毛泽东家人住房；主权属于毛泽东家，管理归祠堂，经营使用由佃户，形成“三权”分立，于是，毛泽东家庭账簿就产生了。此等情况，如果没有“清抵簿”，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应该有几本账簿，可惜现在仅发现“清抵簿”一本；应该有几人管账，现在能确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于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经手管账，共写了350余条，占整个“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贻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泽东父亲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泽东称他“佑生二叔”，毛泽东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管账还是佑生二叔管得好”，这是从与其他管账人比较来说的。我们从“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记账极其清晰，年月日齐全，收支分明，几乎年年有小结，移交时还凭族人清理总结，所以毛泽东评他一个“好”字。笔者认为好就好在：他精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如实而突出地记录了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他准确地记出了毛泽东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贫穷的走向和趋势。

毛泽东家庭的收入单一，可以说仅是佃户的佃银和租谷。依照惯例，主佃户要交佃银，从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数看，每亩交佃金35两白银（又名银子），它与银元（又名大洋、光洋、花边）比价是每百两银子130银元，每亩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对稳定，天灾人祸之年，还要减免；佃银东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银等于欠债，还要计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银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记，1927年毛泽东家收主佃户毛月迪租谷“肆拾贰石贰斗”，到1932年，却只有“壹拾石零捌斗”。开支则名目繁多，有向国家交粮纳税、各级官员贪婪敛财、天灾人祸、社会公益事业、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个名目，尤其是有关革命方面，支付项次和金额惊人，略举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笔支付条目中，有“付咏芝室洋捌元”（“咏芝室”，即毛泽东妻室杨开慧）“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付织布厂花边贰佰元”（文化书社、织布厂均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所办），这三笔数占所列开支的75%。当时党领导革命没有经费，尤其是革命初期，不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给，就连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泽东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家即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及其原配赵先桂、毛泽建（王淑兰1926年入党），在党的创立时期，一个家庭六位党员，这在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账目中，47处提到毛泽民、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的继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亲周陈轩（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计大洋500余元，包括对革命者被捕营救、探狱，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请客共贰拾叁元”“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长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抚养，从1928年到1931年，据记载，单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汇送用费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贰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额一个比一个大，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种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从“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泽东家产实际未被“没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额外索取许多钱粮，“清抵簿”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湖南省、湘潭县官员经常来韶“检查”，韶山应接不暇，如“付省来差”“付县来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请地方客队兵贰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团防局接收谷三石贰斗”“付团防马队兵礼费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饭谷贰石五斗”等等。作为统治者，层层行贿受贿，自欺欺人，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付出，都落到毛泽东家庭。特别是随着革命胜利发展，斗争越发激烈与残酷，国民党政府对革命领袖毛泽东仇恨剧增。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颁发没收家产“训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94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席王茂泉，曾两度指使部下，执行蒋介石挖掘毛泽东祖坟的“密令”。国民党虽因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宣布将毛泽东家产“退回”，但实际上加紧反共，对毛泽东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勒索与榨取加剧，这是毛泽东家庭经济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与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内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开支大，是毛泽东家庭由富裕走向贫穷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这次专题调查研究，彻底弄清了毛泽东没写回信的原因和毛泽东家庭经济的实况，明白了毛泽东家庭在土改中没划成分的实情。毛泽东家从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当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极为贫寒，从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勤俭精明，农商结合，逐渐脱贫致富，毛泽东、毛泽民都说相当于富农。但当成为革命家庭，家产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种特殊的社会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几年，已由富裕变为贫穷，家产名存实亡，家人几乎没饭吃，这从“清抵簿”中，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与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写道：1931年付亏谷“五石柒斗”，计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实亏洋玖拾捌元陆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计洋676元，两项共计774.65元，不到四年，亏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触目惊心。

在调查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说：“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无限，管账人无奈，只好向佃户增收佃金和借债。”毛泽东家的主佃户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据“清抵簿”记载，毛月迪主佃时间较长，张文峰儿子张庆云回忆，他家主佃时间也不短，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经政府适当安排后，才离开上屋场。张庆云说，他家开始时“交佃银600两，到1950年增加到1300两”，计洋1690元。又据1973年春，韶山地区38位老人半个月的集体回忆，毛泽东家到土改时，除欠佃户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的债，按1750两算，计洋2275元。如果再将1935年那两笔债务相加，共计4739元，按当时地价每亩（含山土屋宇）169元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资不抵债，这就不难理解，周外婆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写信向周文楠诉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将信转去，毛泽东于5月12日复信周文楠，同意将周外婆带去东北“一道生活”，连路费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泽东亲自设法解决。毛泽东家庭真是一贫如洗。

然而，近30余年来，国内外包括韶山，在宣传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讹误。上世纪80年代，国产历史巨片《开国大典》，曾有这么一组镜头：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乡亲们到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并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家应该是富农”，我写信“给农会”，请你们“捎去”。《毛泽东轶事》等书写道：韶山土改时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争议纷纭，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深感为难，写信给毛泽东；还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传达了“划为富农，责无旁议”等三条意见。90年代，长沙、湘潭和韶山十几位专家学者，公开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韶山导游》等好几本书，也都错误地写到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发生争执；毛泽东“回了信”，提出了“划为富农”等三条，其中一书还紧接着写道,“毛泽东家庭成分就这样定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发展轨迹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些错误观点，竟在韶山流传了几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体报道：韶山在土改划成分时，还有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庭划为“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而未划成”，更是荒谬绝伦，历史绝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无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谈话场面；韶山土改中无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根本不存在什么“纷争”，更不存在划什么富农、地主的任何客观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请示毛泽东“家里有几人参加分田”，毛泽东接信后，没写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战场）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传达“家人不参加分田”“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等三条指示。毛泽东最了解家庭经济情况，最熟悉土改政策，绝对不会说自家是“富农”。事实上，韶山乡政府和土改工作队，根据家庭经济等情况和土改法，没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成分。

当我将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史实、史料和数据，汇报给中央文献后，他们都感到意外与高兴，说“这就解决了毛研史上，早应解决、而长期未能得以解决、似乎谁都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要来个“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宣传，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他们于2013年11月，在《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我们的《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2014年5月由他们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收录了我的《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2015年9月《党的文献》第5期，又发表了我的《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对重大历史问题“整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事实胜于雄辩，文物印证历史。“清抵簿”是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红色账簿，一本老账簿，是家庭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见证，我们将它与老人回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从而破解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历史谜团。这就有力说明，只有尊重历史，让史实说话，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敢于挑战，勇于担当，才能纠错向前，不断创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