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麻木，然后不仁？ -- 给我打钱87405

麻烦河友们不要当标题党，不要急于拍砖，因为我写的比较凌乱，或者说跳跃性比较强。

今天有个教理化的老师问：我怎么觉得研究物体的重心意义不大呢？

现在有不少老师开始学会提问了，我不能简单说的是这是好事，但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老师发现自已并不能回答出学生的提问。

但是我先要做一个定义上的界定，我在下面用到的【理性】一词是指可以量化（进一步公式化）的内容，【感性】一词是指（迄今为止）没有量化的内容。

学生的提问，往往是感性的，而老师教的，往往是理性的。研究重心怎么会没有意义呢？比如很多人打羽毛球、打网球，往往采取的是站桩式姿态，他们认为这样省力，恰好相反，这样更加费力，因为重心太高。底盘之所以成为汽车的三大件之一，也是如此。对于一名舞者而言，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自如的调整身体的重心，这样舞姿才有可能优雅。打球、跳舞，怎么去调整重心，需要人去感受重心的作用，公式派不上用场（用动态捕捉技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量化分析另当别论）。汽车我是外行，但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底盘的设计并非是可以完全量化的，还需要融入设计师的感性。但是我们的老师回答不了，学生自然也觉得学了无用。

麻木就是失去了感性。麻木跟不仁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或者说，麻木而不仁，是非故意的不仁，但在旁观者眼中，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相信一些河友自已也有这样的经历，被人指摘麻木不仁，自已并不服气，因为自已并没有不仁的故意（当然，有人用100%来理化有没有故意，有时让人气到抓狂）。所以我并不认同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没有良知。中国人没有良知？这是个笑话。但是当一些所谓的事实摆到我们面前时，有时候我们又觉得无言以对。

比如中国的城市建设，槽点太多，有太多的设计是反人类的。之前有位河友发贴感慨北京的交通异常混乱，而作为一名在北京 生活了20年的人，我也经常问，一些立交桥、大马路、人行道、红绿灯、绿化带……究竟是什么样的脑壳才能想出如此“绝妙”的方案？死活想不明白。大伙看，这不需要外国学者来评点，咱们自已人就能发现这些问题。但是有人说，这太矫情了，也有人说，这是以偏盖全，喧宾夺主，本质是自我矮化成了习惯，还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很多事是顾及不到的。我无意去讨论是非问题，我只是讲讲麻木是怎么形成的——并且我也不知道这种麻木究竟算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中国特色。

我个人的看法，麻木由来已久，非要讲一个时间点，大致可以追溯到理学的兴起。我读明史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贪腐之所以猖狂，抛开那些所谓的本质的、根本的原因，在某个不知名的层面来看，问题出在理性上面——许多官员是学出来的，而不是干出来的。这些官员掌权了之后，要么很容易被下属蒙蔽，所谓“恶吏横行”，要么结合自已的实地考察来一番纸上推演并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往往不切实际。为什么？很多具体的事，是往感性端靠的，是远离理性端的。缺失感性的领导，往往只能无端地怀疑下属。一般会声色俱厉的诈一番，但是对于老油条来说这是小菜一碟（我读书时老师就经常诈我，工作之后还是如此，相信大家身同感受）。诈不起作用，反而容易被下属欺，并且下属欺瞒上司更是肆无忌惮，狡猾一点的下属会先做局，把领导拖下水，以确保自已的安全：理性的官，被感性的吏玩弄于股掌之间。有的官，发觉了这个问题，采取不定时检查的策略，但是管不住自已近身那些个跑腿打杂的——他们是很容易被买通的，这是其一。其二，吏的数量远远多于官，官想看好吏，如同打地鼠，打得精疲力尽，地鼠还活得好好的。朱元璋本人就是如此，累得四脚朝天。他是苦出身，还能坚持打地鼠，他的儿孙们就吃不了这种苦了，越是往后，贪腐越是严重。

这是一个问题。按历史经验来看，这只能靠领导自身的修养来解决，一个既有理性亦有感性并且精力旺盛的领导，底下的人很难钻到空子。反过来，一个理性远大于感性，并且娇生惯养的领导，最后反而成了别人摆布的棋子。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今天还是如此。

我前面有过一个贴子，讲我对长平之战的看法。我不同意一些史学家的观点，长平之战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关键战役，恰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一念之差”的产物，秦昭襄王和白起是干出来的，赵孝成王和赵括是学出来的，秦这边靠感性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战机。

简而言之，我个人以为，学而优则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近一千年，中国人显得 比较麻木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我不是在否定理性。我是在讲理、感分了家所造成的影响（贪腐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二、我不是在专门讨论中国人麻木这个问题，我并不知道外国人是不是也麻木，我更不是在比较中国人跟外国人哪个更麻木，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有不少学者、大师提过这样的看法。

大概从七八年前开始，北京的学生就要去上体育课外班了。初次听闻的人，很多都表示难以置信，另有一些人认为是太懒的缘故。我想提供一个我的看法。

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露天网球场，经常会有学生来这里上网球课，我也时常过去看。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教练基本在混。教练为什么混呢？教不下去。比如教练会反复提醒学生，双腿再分开一些，腰得再下一些，但是学生不听。学生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学生真的是很固执吗？不是，他们表面的固执是因为他们按教练的去做，却没有得到正反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我猜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学生“体感”偏弱。所以，不论教练有没有告诉他们，按要求去做，压低重心，可以更好的移动，他们都不能马上感受得到这样做的好处——在他们来上课之前，他们所需要具备的“元体感”不足以去学习如何打网球。为什么“元体感”这么弱呢？爬得太少，学走路时摔得太少，学会走路之后“不走正路专捡歪路”太少或者说平路走得太多，甚至可以说，打架打得太少。因此，我认为，简单的指责学生太懒，恐怕有失偏颇，过早的进入理性而失去了感性导致学生基础很弱，学习时很难收到正反馈可能是个主因。

不光是体育如此，文化课也是如此。比如为什么小学数学教材把十进位制口诀化了呢？因为教学活动中没有安排“感受”这个环节：如果用小石子的数目来代表数，那么很快就会感受到这种方法很难表达一个比较大的数，大过10就很麻烦了。感受到了麻烦，才有动力去思考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就能体会到进制的优势。同理，用进制来表达数，大过1000就会再次感受到麻烦，于是又产生进位制。其它科目的情况是类似的，比如地理课不看地图、不看地球仪等等，我们的文化课是没有安排感受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人际沟通越来越困难了。比如，有人分不清哪些批评是爱护，哪些批评是责难——还有人简单的认为，是人都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如今大行其道的高情商、话术、求夸就是有力的反证）。又比如，有人分不清对方是不计较，还是不在乎，一个女人骂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并没有太多的表示，这个女人就搞不清他到底是不计较还是不在乎，或者一概视为不在乎，或者这个男人嘴上说“不在乎”实则是心里不计较对方也搞不清。比如我女儿学走路时，摔跤我从来就不扶，多数我都是笑呵呵的看着她，表达的是“没什么，爬起来就好了”，但是旁观者却认为我是冷漠无情。有的夫妻相处十几年、几十年，都无法判断出对方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什么行动。

人失去了感性，是很难相处的。河里有些河友气得直哼哼，觉得有些人根本就“听不懂人话”或者根本“不说人话”，恐怕也与此有关。

或者说，根子还在孔家店。

宋代以科举为唯一正途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只要是读书人，就被剥夺了表达自主情感的权力，一切要以圣人和书本为准。只要有人想学文化，学知识，他的自主情感就被剥夺了，也就是丧失了抗争能力。这才是中国人麻木的根源。

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就在那，但整个社会的氛围就不允许你去说，不允许你去指出，皇权或者说官权凌驾于一切之上。下面的人只能学会糊弄，或者说利用问题来搂钱。因为搂钱的能力是皇权唯一不压制的，也没法压制的。

这种孔家店价值观，就像蚂蚁蜂群的蚁后和蜂王分泌的物质一样，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变成了不完全人格体，只能唯唯诺诺，不敢抗争不会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社会真正有活力的，有自主能力的人往往都在最底层，可最底层又不掌握文化知识，也威胁不到皇权。这就是明清专制社会的本质。

但是我希望你能注意一个问题：人类社会里的许多事实，并非是事实，它非常有可能是先被歪嘴的和尚念错了经。

或许可以这样来试问一下：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纠结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呢？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教的有问题、学得不对呢？至少有些教授私下里告诉我，他从来不会教学生，而只能遇到学生。

这个问题，其实古今中外的一些学者都是有过探讨的，但似乎大家都觉得有些是教不出来的，我持保留意见。

纠结体制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认为体制和自己无关，体制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顶多只有建议权，没有改变体制的权力，只能指望体制翻然悔悟，然后天下大治。

把体制替换成皇权，就一切可以理解了，纠结体制问题的本质就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内阁的地位，只有票拟权没有批红权，更没有执行权。这一点做到极致，就是海瑞，不行就死谏，总之我只能谏，不敢不想不能主动去改变这一切。

所以说，中国人总是纠结体制，却不敢相信自己是能去改变这一切的。因为体制的意志压制了我们的自主性。

我为什么说朱元璋奠定了明清六百年，因为这套皇权笼罩一切，皇权渗入一切，打压其他所有人自主性的体制就是朱元璋一手创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到现在也没从思想上脱离朱元璋的体制。

毛主席一生为之斗争的就是这个体制的压制，他总是强调我们要自主，要主动，要参与政治，要斗争。他一生都在革皇权专制的命。

“我感觉，这个东西可以吃。”就这样。

你说的，并非不对，而是少了一条腿，这就是我的“感受”。

我把批红权夺过来，自己票拟的自己批红，这不就完美了。事实上张居正就是这么干的，朱元璋这套太好使了。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理性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些人的“理”。

我有个朋友说，说他看不懂中国的期货市场，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难以理解的行为。我批评了我这个朋友，说他太理性，缺失感性。

在中国，炒期货的，基本思路是，要么就赚了，要么就跳楼。

基本手法是：玩命拿刀往自已身上捅，你不跟，他就赢了，你跟，那就把命交给天。

所以很多把命看得重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期货市场活下来。

然后我这个朋友质问我：你有证据吗？我哪有证据，全靠“感觉”来理解这个市场。

钱比命重要，他花钱的时候，并不是在享受物质，只是在享受花钱的快感。

好比一个人买了一大肘子，咬一口，嚼两下，吐了。再咬一口，再嚼两下，又吐了。他是在吃肘子吗？他不是。他就是在享受这种花钱的快感。

北京也是如此。这个城市的建设就是要铺张，就是要浪费，就是要自已看得见这样的铺张浪费才心满意足。所以很多事并不奇怪。

这会是没功夫腾出手来操作，先造点舆论。

我个人“感觉”，搞不好会来一次大手术，不是一个简单的缩编腾挪的问题（或许会涉及到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当然，摆在桌面上的几个理由已经够充分了：

其一、高校个个都是地主。比如人大，北三环边上，多肥一块地，没人念叨那是不可能的。其二、学术腐败成灾。其三、闲人太多。

其实至少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私立高校要找活路，不把公立学校动一下，他们就没有出头之日。

我估摸着，高校的一个改革方向就是“小而美”，老师不要太多，1000个可以了，搞不好100个也能办一所。另一个改革方向就是“混合制”，这会讲私立高校，民众第一个反应就是读不起，搞成混合制名义上能过关。

只是现在这个舆论还不够劲爆，得抓几个“大老虎”才行。

一个个都被这个阶级流动那么快的社会逼疯了，人生的目的就是爬台阶，爬上台阶立马就要兑现。怎么兑现，用铺张浪费花钱的快感来兑现，就跟吸毒一样。

变态扭曲的价值观，身处其中而不自知。追求感官刺激，因为除了感官刺激，其它事物已经不能刺激麻木的心灵了。中国人呐，从幼儿园开始被抑制心灵感官了，成年之后，除了大剂量的物质刺激和性，对其他事物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丧失了心灵感知力。

就像要了中国人的命一样，就好比让瘾君子不要去吸毒，瘾君子认为这是要他命。

中国人呐，把心灵吸毒当作常态，把爬台阶升官发财当作人生唯一目的，这就是孔家店的遗毒。毛主席想把中国人从这个状态里解救出来，不行啊，他老人家一死，哭着喊着要恢复升官发财爬台阶的价值观，要做人上人，真是吸毒一样。

西西河还好，一个中年论坛，又有许多人在海外，剂量吸多了，知道这玩意的危害。去看看知乎，就知道一个个哭着喊着要个人阶级翻身要做人上人，哭着喊着要去吸毒，真是可悲呐。

吸毒吸了一千年，想救回来真不容易。

（把前面的一些内容 重新整理了一下）

根据我的观察，高校改革越来越近了。

我以为，高校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小而美。可能1000个老师，甚至100个老师就能开一所学校。

那么中小学很有可能也一样。可能一个初中，三个年级就500个学生。

这里面有一个物质条件要素：城市地皮太贵，人工太贵，不得不精兵简政。

这也跟当前的世界潮流相吻合：分布式结构。多、分散、小、强。

眼前高层是没有精力动手，外部环境还比较复杂。一旦腾出手来，就会开刀。这可能是近60年来的一次大手术。

之前北京“内定”今年取消中考，为什么在最后时间被否决了？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信号。要有大调整，小问题暂时冻结起来。

公立学校，我估计有相当一部分要走混合制。这也跟目前中央提的：供给侧改革、混合制改革是一个路线。学校走混合制改编的概率更大，因为私立学校在民众来看，有某种“固化阶级”的企图，阻力会非常大。混合制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解释成联合办学。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近期的一带一路峰会报告，也能发现这个趋势：分布式结构。这份报告 里提到了非常多的项目，有很多热点，不像过去那样有一个大计划，然后是逐层分解的。

分布式结构的特征，类似于电子云。中间有一个核，外围是分散的，多点的。

这个结构有别于过去的金字塔层级式结构。也非常吻合当前世界的主流方向：扁平式管理。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层级式结构，管理上的漏洞就是上下脱节，容易被中层钻空子，中层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这种分布式的、扁平式管理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难点是中央管理能力要非常高。层级式结构，一对多，是迭代式的，比如每一层都是一对三。

分布式、扁平式管理则变成一对八十一，甚至是一对二百四十三。

为什么呢？有技术支持。

其实美国是先行一步。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美国的中产失落了，是剥削的结果。这里面有深刻的变化。

一味的去讲剥削，而不能冷静的结合周边发生的事，来看清趋势，那么我想，结果只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我以为，老师这个群体会受到一次很大的冲击。

教育口，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只有当外围条件成熟了，才会发起攻势。

互联网问世至少可以说有50年了，深入民众，至少也可以说有30年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酝酿，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各届，分布式结构以及新的管理思维，已然逐步成型，已然有了相当数量的拥护者。说是大势所趋，恐怕不算臆想。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守旧势力的最后堡垒，教育界，要动大手术的概率越来越高了。与其说是概率越来越高，不如说是板上钉钉，是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分布式结构、扁平式管理，意味着层级很少，传统思想中的“上升通道 ”不见了。

要么是领导，要么是兵，而很少有局长、处长、科长这种层次。领导的数量会锐减，兵的数量会暴增。

对于个体感官而言，就容易掉入“上升通道 封闭”、“阶级固化严重”这种思想里面去。

比如我们看美国的汽车企业，特斯拉就是这种结构，很多人批评马斯克大权在握，直接插手底层事务，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董事会是支持马斯克的。这说明这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