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我的父亲】上篇 -- 方平

父亲走了近一年。明天，是他的生日。

其实，母亲告诉我，那也只是他后来自己填的身份证上的一串数字而已。异寇入侵、山河破碎、兵荒马乱的岁月，穷人家的孩子，能活下来，已是不易。

在家庭群里，我纪念父亲的思绪，引发了年迈的母亲，纪念她的父亲的一段文字（另作下篇）。

我的父母，属65年文革前最后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高中生。父亲是考上的，当时作为团支部书记、学生党员，原本数理化是很好的。考前填志愿时，因为文科报名太少，学校要求他改填北京政法，他服从了学校的安排，并视为一生的憾事。那一年，他们县一中，38人中考取了37人（除了第一名，因家庭出身原因落榜），是唯一一次打败了地区高中（黄冈中学）。

母亲学习成绩更好，加之根正苗红，严格政审后，被直接保送。不是清北，是当年要求最高的中央秘书学校，校长杨尚昆。所以母亲的同学圈里，中办的不少。前两天元旦其同学还发了几张旧照。

其实母亲一辈子的艰辛与磋砣，也从那时候注定。文革伊始，学校先降格为大专，旋即降格为中专，发配至张家口劳动，啃了三年窝窝头，又与王震等人一起，发配到江西九江劳动，最后被分配到普通工厂。

改开后，不甘心的母亲在工作、持家、育子的艰辛中，坚持考上了成人大学。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母亲在九十年代初，成为第一批国营工厂下岗人员的命运。该厂后来不出意外的被破产、被转卖外商，厂长参与吃黑、自杀。

母亲下岗时，父亲身为省六扇门内某职权单位主要领导之一，同学同事遍布各省直机关，却没有釆取任何行动，选择了沉默与接受。

自学会上网后，在每年的圣诞节那天，母亲必会转发纪念主席的文字，不计有几人会一顾，也无论自己的命运是被主席改变了多少。

父亲生前提及主席的次数并不多。执掌过上万人部门的工作，他本身就是惯于沉默的。不过，我清楚的记得他讲过不止一次：“我感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我是孤儿，没有他们，我还呆在农村”。而待在农村的父亲的父亲、三个哥哥（全部），都早殇，很早很早，有的不过20多岁，而我父亲的母亲也于高考前一个月因贫病而故 ---- 这，就是那一代人生活的真实的农村。

数年前最后一次陪父亲回乡（其实就是看自己的坟头，让我记住路怎么走），他特意带我去看了当年的老支书，90多岁了，在正堂上贴着毛主席像的老屋里，父亲紧紧握着老支书的手说：“我一直记得你哟，我上北京读书没有路费，18块车票钱，乡里给了10块，你给了8块！”老支书回：“那是村里的”。父亲走的时候，坚持留下了一个红包，他郑重的说：“这是我的退休金，干净！”

那个时候，父亲坐着上北京的慢车，漫漫长路，和邻村的同学（公安大学校长退休）一道，一路上，两人共一角钱买了两个鸡蛋，还舍不得吃。车到北京，早有准备的接车老师，让他们把一身的破烂衣服全部丢掉，给他们换新的。

父亲后来跟我说：“我感共产党的恩。大学五年，烈士子弟奖学金19块5，我是孤儿，18块5”。

每个月吃饭的奖学金里，父亲省下来5块，为家里还债（亲人们生前借贷的治病钱），一直还到上班后多年。再剩下1块钱买书，至今家里保存着文革时期1块1一本的全套《史记》。母亲说，你父亲后来身体不好，就是那个时候克扣自己克出来的。

父亲走的那天，很多人来送，其中大多数是当年单位的年轻人。一位叔叔对我说：“你爸爸是好人呐。局里盖房子，除了局里几个头多一间，其他所有人、所有职务分的大小全一样，而且全部配电梯”。为了避嫌，父亲放弃了在该高层楼宇的分房。

父亲曾因单位有人诬告，被部里、省委立案查了八年。来家里抄家的人员说了，“他那个位置，不贪是不可能的”。何况家里复印的处理文件上，除了正部长外，赫然还有健行、罗干的批示意见，被列为当年部里八大案之一。

在此期间，父亲一个人默默承受着，继续工作。该干的干，不该干的照样干，包括给举报他的那人安排了两个孩子的工作。以至于后来这两个孩子，在家里吼他们老子不是东西。

其实给部下解决家庭困难，对父亲不算什么稀奇。我与兄弟高考都没让他劳神，也是被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但是每年高考前后，父亲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得到处求人，为口袋里塞满的条子，为部门内干警尤其是边远地区困难干警的孩子们，能有个书读。有时候求人未果，他也会叹气：“唉，考了200多分，还要上大学，么办？”

理由？也许很多人不了解那时候公安家属的孩子，书能读得出来的是多么少；也许更多的人并不会理解当年公安干警的工作负担和家庭艰辛，鄂西山区把自家的猪卖了跨省追案的都有。当然，我说的是当年，那时候还不叫警官，还都叫人民公安。

父亲生前告诉我，“我的工作原则就十个字：上级想下级，下级想工作”。

最后一次回国探家，父亲正为6岁的孙女不能上附近的好小学而发愁。尤其是侄女最要好的邻居，上了武汉小学，那孩子的父亲还是我父亲早年招进单位的，彼时已是局级单位的正职领导了。

父亲私下里找过学校，对方回话要十万。父亲觉得困难。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唉。厅里现在的头头不是东西，这么多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么多年根本不理睬。他们如果真当个事来办 ，能算多大个事呢？”确实，一把手兼任副省长的绝对实权单位，让同一个大院里的孩子们就近上个好一点的小学，能算多难的个事呢？

他给我讲了另外一个事：“某某，九十多了，抗日时期的排长，四处副处退休，住几十年前分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拖个尿瓶，他八十多岁的老伴背上背下，遭业。几次找我说，宁愿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只要有电梯。我找厅里说了几回，总说没有房。怎么没有？对面的处级楼空着好几套，只是给在职的留着”。

父亲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现在共产党当头的干部，不讲人道！”

父亲退休多年，我回国探亲，亲口对我讲了，给我看复印的文件了，告诉我后来上级特意安排他带队（省里高级警官十八人）去北京授衔（授衔书上有国徽、国务院总理签名），以示平反了。至此，十六年后，我才知道他当年的受查，原来有那么重、拖那么久。

我忍不住问：“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父亲回一句：“压力多大哟，睡不着觉。但我坚信一点：他们绝对查不出我有一厘钱的问题！”后面 这句话，加着重重的叹号，写在父亲的遗嘱里，足见这件事对他生前伤害有多么深，从精神到身体。他一辈子最注重的，就是名誉。

退休多年后，有个邻居曾对我父亲说，“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有问题的，结果退休十几年了，就没看过你穿过好一点的衣服。才相信你是真没问题”。其实14年回国的时候，楼上楼下的厅级邻居，已经抓了三个了，还不算后一年的省高法副院长。

父亲走后，我遵遗嘱送父亲回农村老家，完成他的遗愿：“把我埋在我母亲身边，也好让你们将来看我的时候，也顺道看一看我的亲人们”。

行文于此，泪已不能自已。

母亲告诉我，祖母姓闻，是闻一多家族后裔，嫁给了勤劳质朴的长工祖父。

我的父亲，家庭赤贫，几代人都给闻家（大地主家庭，解放前有田20万亩，占该县的1/3）看坟。家贫，打石头刻墓碑，粉尘肺病，让几代家人咳血早殇。

对比留在中办的同学，母亲的一生可谓艰辛、坎坷

上篇提过，我在家庭群里纪念父亲的思绪，几分钟内，就引发了母亲纪念她父亲的一段随笔，七十多岁老人的真情实感、真情流露，一字不改，附录如下，以纪念我母亲的父亲，怀念我本人也赶上了几年尾巴的贫穷、朴实、温情的时代。

在我考上高中，家穷孩子多，缺劳力。当家的祖母不想让我读书而当劳力。我哭，我母亲也哭。遇上探家的三爷，说服了祖母和父亲。我的二叔带我砍柴卖，为我背早盆下湖摘菱角卖。揍钱上高中。我永远记住二叔，三叔让我读了高中。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在我读书问题上，他沉默，他有难处。幼时，我对二叔的感情胜过亲父。到65年要进京，我父亲到浠水一中宿舍拿我行李，看到我用树枝支撑的粗布被，他眼圈红了，我不知所措。1967年，老头与我从京回老家，先到元录家，元录在钻石头，一堆孩子。老头便带我到他细娘家吃饭。然后我们到谈家。祖母分配做了几个好点的菜。然后老头回到磨儿山。各自卖掉书凑回京車票。再然后，老头來到谈家，对我说，卖书的钱回京的車票。而我卖书的钱倒夠我自己。我便告诉我母亲。母亲急，不得不告诉父亲。父亲二话没说，到大队支了10元钱交给老头。当时慢車票是9.7元。我心里十分感谢我的父亲。以前我怕他，此时我感受了父爱。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书记，也是有名的孝子。父亲的晚年，老年痴呆症，叫不出我们的名字。见我们姊妹回去看他，他只说"这么办，给你们负担"。他十分节约，连擦屁纸都是用一点点。他几天没吃饭，益群背他上医院，走到楼梯口，他紧紧抓住栏杆，说"不去"。我们强行拨开手……。1995年，他來到老居二楼，我舍己的拿出他没喝过的茅台，让老头和他喝。父亲笑咪咪说，"这么贵的酒"。老头说，"这瓶茅台，值农村一头牛"。老头只是笑，慈祥憨厚的笑。弟弟与我带着父母亲，在他住处门前门后照像，带到东湖梅园拍照。父亲拄着拐杖。我又让他们坐我开的車，到我打工公司汽车部照像。1997年，是他们最后一次來武汉，住在儿子家中，在儿子家过年。

“老头”是什么意思？在北方方言，常用“老头子”表示某人丈夫，但似乎仅用于二、三人称。某些南方方言指爸爸。文中和“父亲”多次并列出现，莫非是丈夫的意思？

在儿子们面前。

谢谢

可惜送宝的权利被老铁剥夺了。

感叹一句：那时、那人、那党。可惜由于“拨乱反正”，那个激情如火的时代，至今还在被人光明正大的污蔑(诸如极左、大跃进、社会主义的草，etc.)。

那个时代的很多干部，都和令尊和杨善洲一样，是从穷苦人中选拔出来、然后加以培养的。如果老天能再给主席10年，等令尊、杨善洲这代干部上位，中国的发展轨迹、中国贫苦百姓的命运，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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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跟一个朋友聊天。朋友是大工78级的，30岁(或者31岁)就官至正处。他是亲眼看着中国的吏治败坏(互相学、互相攀比)，然后放弃大好前程出国的。朋友跟我说，他的老家在改开后不久就有县乡干部在农村好地段盖楼，但是盖了也不敢住、因为农民看不惯、会砸黑砖，而且农民都是当面骂、一点面子都不给。后来，开始让丈母娘去住(农村人厚道、不好意思骚扰老人)。现在呢，谁家有人当官能贪，农民可是羡慕的紧呢。

仁兄关于人民公安vs.警察的描述让我想起一个小留，他父亲是警察、正科吧，一人工作全家锦衣玉食。我见过一次，最适合他的定义大概是“穿官衣的地痞流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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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兄还有一段话让我感慨：

令堂之所以纪念主席，我想大抵有两个原因：

1、那一代很多人的命运让主席改变了两次：穷人中的精英有了上升机会、冲击上位精英防止他们变质。如果没有主席、令堂可能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这个问题令堂想明白了。但是很多人只记仇、不记恩，上位了就觉得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

2、令堂受到的教育，让她有了比普通人更强的思辨能力，让她能看清主席很多做法的深远意义。西西河的很多老河友都是文革后上大学，然后自己吃香喝辣的。我们如果在主席时代，是注定要受到冲击的。这些该开的既得利益者，大多数是主席的拥趸、而对总设计师不屑----不得不说，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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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令尊、令堂致敬。

曾经有过你父亲那样一代，有你这样的儿子写出来，就能传下去。

当然，【官】这个字，当年是绝对政治不正确的，这里姑且用之。

这种官场文化，确切的说有两层含义：

1、官府怕百姓；

2、官员怕百姓；

既然空前，也许极大概率也就绝后了。

用一件具体的真事来讲，即使是主席过世多年后的事了。

此帖中所讲的副省级实权单位，虽未明说，其实大家都明白是哪一家。不妨用谷歌地图看一下此单位（老区）所在的位置，离地铁线距离以米计，地价可想而知。

其实文革前，该单位所占的地皮，比现在大十倍不止（包括几个湖，都知道湖北是千湖之省），而这些湖泊，近20年都被填平卖了地皮做房地产，可谓寸土寸金。却与该单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都归了与该单位一墙之隔的某城中村。

这其中的缘由，就是这里讲的第一层：官府怕百姓。文革期间，该渔村给自己起了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名字“井冈山村”，接着批斗该单位头头（很多是跟过主席的老红军，跟过李先念的鄂东游击队、新四军五师的干部）的名头，强占了该单位绝大部分湖区。

如果说文革期间，渔民们造反有主席护着，被他们批斗的干部们老老实实的割地让湖，不算稀奇。那么，改开了，主席归天了，总该回归“正常”了吧，官府总该不怕屁民了吧？于是，80年代前期，头头脑脑们理直气壮的找渔民邻居们，提出正当要求：收复失土。

一边是副省级的实权单位，一边是渔村，PK的结果又如何呢？渔民们一句话怼回来：“你们又不生产、不打渔，凭什么占那么多湖？”

是理直气壮还是强词夺理？这本就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反正在当时，占据湖面主要就是为了生产、为了打渔的80年代，那边的渔民们和这边的头头们，还是默认前者的，屁股还基本是在一起的。

当然，当时该单位的的头头省厅老厅长，张国武，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是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包围主席所在地梅园的七二〇事件中，那支部队建制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在主席身边受过多年的教育，所以能跟一帮“臭打渔的”屁股相近，道理相合。这就是第二层含义：“官员怕百姓”的根本原因----屁股决定道理。

所以，该单位当时认怂，从此再不存收复失土的妄念。甚至到后来90年代末期，由于地皮不够，家父负责单位新区建设，用当时还非常紧张的基建资金买回原本属于自己单位的一小部分（几十亩）“失地”时，也只能低声下气去求“渔民老板”（当时由于卖地已经很阔了），能看在多年邻居的情分上，多少打个友情折，而压根就没想过其实还可以“仗势论理”甚至“仗势欺人”的。

主席虽然走了那么多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硬道理，却在一帮几乎不读书的渔民们头脑里扎下了根，尤其是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我想，这才是后来全国各地维权运动此兴彼起的思想种子，而不是所谓公知大V们所归功的“私权利、物产权”等舶来品。

官场真正的腐败、变质，干部与群众利益从分离、脱离到基本对立，干群关系从“官怕百姓”的革命反常，回归到“百姓怕官”的历史正常，我个人的感受，92年邓公南巡是最根本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恰恰就发生在武昌，92南巡的第一站在武昌车站，那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话，就是让湖北省委书记带给哈哈的

（左起：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省厅长、市局长...）

从此，历史的长卷，真的是翻去了之前那短暂而反常的一页。

主席在武汉游完长江，用一张大字报发动文革的时候，大概能预见自己一手发动的文革，在自己归天后，大概率会人亡政息。但是，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老人家之所以还能那么洒脱的引“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大概也有这个自信：自己播下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思维种子，必然会刻入中国亿万不读书的刘项们的精神DNA。

写得很真挚，读来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