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小平同志的功过应该几几分? -- 天马行空

改开四十周年,黄裳发言,在肯定该开四十周年的重大成果、讴歌了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之余,还扭扭捏捏地批评了主席的错误。

主席是人不是神，当然有功有过，哪些是功哪些是过，还有相当一部分还有待商榷，但是他有大功也有有过，功远大于过，功过七三分，这是早就有定论的。然而，对于该开的旗手邓小平同志，功过应该怎样分，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主席时期，小平同志身不由己，在反右倾、大跃进、文革时期，说过一些违心话，做过一些违心事，比如有稻上飞这样的典故，我们就不要提它了，我们在这里，主要评论其改开之后的功过。

如果邓小平同志像主席那样，功过七三分，我们就要弄清楚，哪些是功，哪些是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后人总结经验吸引教训。如果邓小平确实是完人，只有功劳，没有错误，功过十零分，我们就要牢记其教诲，在其指引下继续前进。

说起小平同志的功绩，首提改开，俨然他就是改开的鼻祖，其实不太确切。第三次世界大战迟迟没有爆发，从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开始，主席、总理、四大金刚、等人都认为中国重心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大家都属于改革派，都倾向向西方开放。

小平同志这个改革派和主席等改革派的不同之处，主席持的是共富论，小平持的是先富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因此，小平同志才会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既失败了。

改开几十年，中国的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小平同志这共富论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就要大力宣传，哪怕暂时没法实现共富，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是错，则指出其错误之处，以免后人重蹈覆辙。

说起小平同志的大动作，就不能不量放弃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大批科研、工程下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话到底是谁第一次说的，我没有考证过，但小平同志确实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这套理论的对错我就不想多说了，中兴事件给国人好好上了一课。

为了削减费用，伴随着大量工程下马，小平同志的大动作还有百万大裁军，允许部队经商。百万大裁军可以理解，允许部队经商实在费解。自古当兵吃粮，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乱世，没有哪个朝代允许部队大规模经商的。即时像明朝那样实现军户制度,大部分军士都要种田,也是不允许经商了。部队经商固然节省了大批军费，但导致走私泛滥，军队毫无战斗力，是功是过，需要好好分析一下。

说起小平同志，尤其不能不提的就是八平方事件。在八平方事件爆发后，根据官方说辞，小平同志的大功包括铁腕手段稳定了局势。打过江山的同志就是有魄力。八平方事件之后不久的苏东波事件，苏联那些二愣子把毛子国搞得天下大乱，就收拾不了场面，结果毛子国以四分五裂告终。小平同志能稳定局势，确实是大功一件。但问题爆发的八平方事件，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须知八平方事件和建国后其他任何群众事件不同，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大规模否定GCD的群众运动。其他的群众运动，无论怎样折腾，完毕之后还是GCD坐天下，八平方事件如果成功，则天下不再是GCD所有。

大跃进时主席尽管不负责经济工作，但他是最高领袖，是要负领导责任的。文革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失败了，主席要负主要责任。八平方事件，也要搞清楚小平同志到底是负主要责任还是负领导责任，还是不用责任。如果他当初在中央还有权力、有影响力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这不是他的错。

提出一国两制，为香港、澳门回归打下坚实的基础，是小平同志的一大功绩。但小平同志定下香港、澳门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不需要香港交一分钱的税，甚至香港驻军的费用也是大陆给，就有待商榷了。自古以来，只要是中国领土的，都需要缴税，哪怕只是象征性交的，香港可以说是第一个例外。小平同志的如意算盘当然是大陆对香港好，香港也对大陆好，但给香港超过民待遇，后果大家也见到，香港人和大陆渐行渐远，种瓜得豆，香花变臭是必然的。

便宜了少数民族中极少数作奸犯科之徒,把汉族和少数民族中的良民都害惨了的两少一宽政策，据说是胡耀邦同志提出了。问题在于，胡耀邦同志提出这政策时，小平同志是赞成，还是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如果赞成，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如果反对，但是反对无效，这个责任应该由当时由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负担，但小平同志作为二代核心的驾驭力欠缺，也是白璧微瑕。

从建国开始，哪怕是主席，好像都没有怎么考虑到干部退休的问题。主席时期这问题还不太明显，等到八十年代，大多数革命同志已经到垂老之年，行动都不便了，还在岗位上发挥余热。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完善了退休制度，这很好，但他退休之后发起南巡，以一个老同志的名誉给中央写信，告诉中央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退休之后，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向所属的党小组提，但谁上台谁下台，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决定，而绝对不是一个退休老同志应该说的。后来水工退而不休，也算是有样学样。如果说水工这样做是错的，小平同志这样做也是错的。如果说小平同志这样做是对的，水工这样做也是对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相信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历史人物,无论是谁，都是有功有过，但哪些是功，哪些是过，欢迎一起辩论。

六功四过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人贵自知，而后自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凳算得上是一代豪雄。

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开放。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有实用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由选择权放在人民手中。思想一开放，道路选择权交给人民，人民一比较国内外的生活水平，自然可能会选择河殇，选择全盘西化，选择对过去道路的质疑。

88事件，功过55，力挽狂澜，功莫大焉，但是，这个狂澜造成的根子也在邓身上。

但是，思想开放到底是人间正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经济抓上去了，人民生活好起来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获益的人多了，“自干五”不也多起来了吗？自愿为国家辩护，自愿和国家共命运的人不也多起来了吗？

历史，就是这样正反合中前进。

改革开放，其次是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是中央体制，邓小平有私心，在他的授意下，大批勋贵子弟在国家的各行各业中获取私益。

但是，邓小平高人一等的地方就是建立了领导人退休制度，至少在形式上退下来了，经过江的“退而不休”，胡的“高风亮节”，中国领导人的轮换制度渐渐走向成熟，而包子开了历史的倒车。

政治体制改革，我的评价是功过六四开，一点加分是慧眼独具，提拔了江。太祖功过九一，一点就是在继承人问题上。

改革开放，第三是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邓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与江胡相比，邓的经济建设能力差得很远。

邓的优点是聪明，和主席手不释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同，邓基本不学习，靠的个人的天资。在政治权斗上，个人天资可能会起作用。

但是到了经济建设这种硬碰硬的场合中，就不是靠小聪明能起作用的，经济建设乏善可陈，但是提出并在88后坚持的开放理念，还是有一定功绩。

三七开。

改革开放，第四是国家安全。

允许军队经商是绝对的错误。国防建设的退步同样是错误。

但是，敢于对外亮剑，算是打出了周边的和平。

二八开

改革开放，第五是内政。

想到的都是槽点，亮点一时间还没想到，想到再评。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外，还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主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在能搞得懂第一个主义的人还不少，能搞得懂第二个主义的就少一些了，能把两个主义结合起来搞得懂的就更少了。不能做到这一点，评论历史人物就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长者的这句话有大智慧的。脱离开具体的历史进程，去评论某个人的是非对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

你文中说的那些事儿，每一个要想说的清都得费很大一番功夫，把相关的历史因素先阐述清楚，几万字都不一定打得住。这样一条条的罗列出来，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声讨，你的观点和倾向性其实已经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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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拯救了几千万超生80后的生命

　　我国在78年确立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80年代，出生率为什么不降反升？整个80年代，妇女生育率为2.3左右（其意义是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2.3个孩子）。这意味着，80后有大量超生，这个超生人群的数量，少说有好几千万人，甚至接近1亿人。我们观察1960-2000年40年新出生人口数据（数据来源于2010年六普），可发现：在8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相对出生低谷期。但在1985-1990之间，中国出生人口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婴儿潮 ，尤其是80年代末段。而到了90年代又快速衰减。1990年高峰期为2803万，到1999年衰减到1394万，9年下降了50%。1985-1990年之间的婴儿潮，与政策生育率相比，多出生了几千万人。

这几千万80后为什么能够摆脱胎死腹中的命运？他们为什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正部级干部身影。他就是王伟，1983-1988年期间的计生委主任。是他，将枪口抬高了一寸，导致上行下效，层层放松，最终出现了80年代的婴儿潮。他当了5年计生委主任，却因阳奉阴为，无为而治，饱受内部批评。他的功德无人表扬，批评他的话也不能公开，因此，他几乎要被人忘记。但在今天，那几千万因他而获得生命权的超生80后，你们能忘了这个叫王伟的老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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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危受命，坚决纠正扒房牵牛、强制堕胎等粗暴计生措施

　　1982年，一位将军当上了国家计生委主任，他就是钱信忠。当计生委主任一年，钱信忠雷厉风险，引入了扒房、牵牛、抄家、结扎、上环等强硬措施，成绩显著。他把35%的育龄妇女送上了手术台，或上环，或结扎，或流产。据统计数据，1983年，女性结扎1640万例，男性结扎426万例，人工流产1437万例。梁中堂先生曾经评价到：“如果画曲线，1983年的这3个指标绝对是一个珠峰，其他任何年份都与它不可比肩。如果没有特别的素养和训练，一般的人对于人口数据可能没有很具体的感觉。假使我们把实行人工流产和被结扎的妇女主要限制在20岁至39岁的人群里，那就是说，在1983年这一年里，全国总共1.4亿的适龄妇女里，有3000万或者被结扎，或者被施行了人工流产。”

　　在中国1979年实行“一胎化”后，由于老百姓不理解为何要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虽然火箭专家宋健用数学模式论证必须要实施一胎化，否则中国人口就要膨胀到42亿。但无论是农民叔叔还是农民阿姨都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觉得几千年来没有人这样干过。因此农村干群关系突然就变得很紧张。钱信忠将军1983年搞大结扎、大上环、大流产，害得觉悟不高的老百姓很生气。为了维护稳定，中央有意纠正钱信忠的过激做法。梁中堂老师回忆道：”中央多次向钱信忠打招呼，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直接给钱信忠批示，要注意作风，赶快纠正一下，钱信忠“根本不重视，当做耳旁风，连个回信都没有”。”

　　终于，在1983年年底，中央免去钱信忠的职务，王伟“临危受命”，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史上最强硬的计生委主任下台了，史上最温和的计生委主任上任了。

　　王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伟曾在团中央工作，团中央有名的“三胡一王”（胡某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中的一员。据陈剑在《悼念从团中央走来的王伟》中说到：“主任伟主任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清正廉洁，实事求是。他的清正廉洁是出名的。这主要体现在他日常的生活朴素，下基层的轻车简从，基层同志们经常传诵的是他下基层的多次罢宴。过高的接待标准，过多的人员陪同，都是他不喜欢且十分厌恶的。仍以在张家港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精神文明会议为例，会议承接方认为，既然来到鱼米之乡的苏州的张家港开会，当地的阳澄湖大闸蟹必不可少。王伟主任坚决反对，只要他参加这个会，就坚决不能上阳澄湖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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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计生委人员的角度，对王伟的评论不高。他们认为王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计生这种工作是要见血的，人口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心软的人是干不了的，这决定了他不太适合干计划生育的工作。梁中堂同志这样评价：“……王伟为人忠厚，作风正派，对党忠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这放在一般的岗位上，一定是好干部，但处在80年代初中期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职位上，就注定要落一个里外不讨好的结果。”

三、在夹缝中推行工作，始终把枪口抬高一寸

1、新官上任三把火，纠正作风让部分计生人员饱受打击

　　王伟上任后，首先烧了一把火，按照中央的要求，纠正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作风”，不允许再“强制”了。《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一书的作者陈剑对他的工作措施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三为主”方针的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工作方向的改变；

　　二是以堵大口，开小口，煞歪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七号文件的制定；

　　三是为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自1984年4月起，在全国选择了一些地区进行二胎的试点。1987年9月，王伟主持在翼城县召开全国11个生育二胎的试点的现场会。当时梁中堂曾经做王伟的工作，想通过他实现全国普遍二胎的政策。

　　他的这三把火，否决了前任钱信忠将军的做法。我相信钱信忠将军肯定是不满意的。自从实行“一胎化”以来，钱信忠发明了计划生育有效措施，如拆房、扒房，强制计生对象结扎、流产。虽然偶尔有致人死命，甚至都不是少数，但在计生委的一些人来看，这些都是必然的，是必要的代价，不死人怎么搞计生工作。现在说成是“纠正作风”，这就已经决定问题的性质了。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没有动真格的。

　　王伟的做法，也让计生委一些同志饱受打击，计生委的人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早就寄托在扒房牵牛、结扎流产上了。王伟的所作所为，严重打击了计生干部的感情，计划生育系统的干部很多人想不通。作为钱信忠原来的班底，他们搞扒房牵牛、结扎流产习惯了，已没有首次干事的负罪感，反而认为王伟的政策让他们无所适从。

2、将枪口抬高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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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对于总设计师一胎化政策，似乎不太认可，但从来没有表达过，但他的做法，似乎总是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感觉。当然，王伟这样做，也是有人支持的。“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果的政策。但可惜的是，当时的胡某邦和赵某阳，却不希望执行“一胎化”，他们无力反对总设计师的一胎化基调。只好搞一些变通，如承载“女儿户”的11号文件，就是在胡某邦的支持下由赵某阳提出来的。

　　公正地说，胡某帮和赵某阳在关于国家大方向的问题上，是犯了大错的。胡某邦的一些政策，到现在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争议非常大。但是，他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却让几千万80后获得了生命。王伟就是他们人口思想的忠实执行人。可以说王伟同志虽然忠实地执行总设计师一胎化的精神，但是，他总是把枪口抬高一寸，我们可以看这些例子。

　　（1）84年11号文，只敢开个10%的小口子

　　胡某帮和赵某阳在内心是反对一胎化的，但总设计师已定了一胎化的基调，因此只好搞了个“女儿户”的11号文件。但几乎整个80年代，由于批评太多压力太大，11号文件都没有被贯彻执行。王伟上任之初，他能作为依据的是中办37号文，这个文件是钱信忠游说中央发布的，核心是反对11号文。1984年，王伟又搞了个7号文，这个文件既不能否定一胎化，甚至不能坚持11号文件的女户二胎政策。他只开了个10%的口子。

　　84年的7号文，定了一个10%的严格指标。在计划生育制度下，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到底允许人们生几个。王伟却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只是在7号文件里规定，每年允许生二胎的比例不许突破当年规划第一胎的10%。这个10%，又是一个很严格的指标。当时，王伟在全国搞做实验，试点单位就有40多个。但是，所有的实验，生育二胎的幅度却都必须限制在10%的范围以内。

　　（2）自相矛盾的艺术，计生作风纠偏，在执行力度上作文章

　　由于7号文只开了个10%的口子，所以，王伟只好在执行层面上作文章，强调工作作风问题。84年7号文，最大的特点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二胎不超过10%，另一方面，该文件从胡某邦的理想主义出发，提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王伟则要求全国各地实行试点，探索符合胡某邦这一要求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两个目标明显自相矛盾。如果要严格执行不超过10%的目标，不采取扒房牵牛等粗暴手段怎么行呢？如果只是说服教育，不突破10%显然不可能。

　　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似乎是不顾计生工作者的死活，让计生工作者无所适合，严重打击了计生工作者的积极性。因此，他成了一些计生工作者不喜欢的计生委主作。对于一些计生工作者来说，即使“一胎化”民声怨道，却因为简单化，一刀切，可以不做思想工作，省事，只需昧着良心，可以迅速出成绩升官，所以得到了计划生育系统的一些干部的拥护。而王伟身居计生委主任高位，一手“纠正作风”，另一手又不让二胎超过10%，自相矛盾，却又没有任何错误，这必然招致不少的非议。梁中堂先生回忆道：“……过去的“一胎化”虽不失简单、粗暴，却因为所有人都“平等”，而好实行。现在不让强制了，还是不让生育二胎，又如何执行？因为基层的党组织和政府无所适从，都有了怨言。”

　　当然，这种自相矛盾，也是一种艺术，也许10%的严格标准是给外人看的，那个胡某邦理想主义的柔性执法，才是真正要做的。总设计师79年拍板搞一胎化，即便王伟不认可一胎化，他也不可能公然违抗，只好在工作作风上大作文章，要求执行胡某邦的精神，即“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隐性开了一个口子。他开了一个小口子，上行下效，这个口子越开越大，几千万80后婴儿也因此取得出生的机会，获得了宝贵的生命。

　　（4）将人口控制目标由12亿改为12.5亿。20世纪末期人口控制目标本来是12亿以内，他却先修正为12亿左右，然后再修正为12.5亿。陈剑曾经回忆道：“…史料记载，1986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会议上，王伟问当时的总理，请中央明确“12亿左右”的含义。总理回答：“左右”不过五嘛。自此，中国2000年的人口控制指标从“12亿以内”、“12亿左右”正式明确为12.5亿。”

　　总之：虽然王伟只开了10%的小口子，但他以工作作风为由，在执行过程中，却将这个口子却越开越大，创造了85-90年的婴儿潮。

四、因工作不力包受火箭专家批判，最后黯然去职

1、一位火箭专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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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火箭专家宋建非常生气，他是对王伟批评最激烈的，这位火箭专家叫宋建。作为一个火箭专家，他于1980年春出山干起了计划生育，1980年9月中央的“公开信”，就是宋健起草的初稿，从此，以宋健为首的一帮火箭专家，干起了计划生育。虽然隔行如隔山，但作为数学专家他们有天然优势，几千上万上亿的婴儿生命，在他们眼中，也是数字而已。因此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摆脱了良心与道德的束缚，别人迫于良心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其他人怕遭天谴而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数字，这些数字，是他们的理想、政绩、人生成功的基石。宋建最后因功勋卓著成为了副国级领导人。

　　有人怀疑，火箭专家怎么能干计划生育了。有这种想法的人错得很离谱。干计划生育最需要的素质就是一副铁石心肠，至于理论水平不重要。在路边随便拉一个屠夫或阉匠，他们的人口理论水平，就一定比宋建差吗？千万不要歧视屠夫和阉匠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屠夫在杀猪屠狗的职业经历中，其积累的雷厉风行、作风强硬的实践经验，难道不是计划生育干扒房牵牛需要的吗？阉匠在阉猪阉狗的过程中，其积累的医学经验，难道不和上环、结扎、流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至少他们不会得出“中国人口会膨胀到42亿”的结论。如果屠夫、阉匠与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比赛二胎人口预测，他们一定不会输给翟会长。千万不要看不起劳动人民。

　　火箭专家宋某似乎并未在火箭上搞出什么成绩，却一直把“一胎化”当作是他们的功劳。对王伟意见很大。梁中堂回忆道：“……1984年，宋健当上了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宋健又以国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家科委主任。所以，批评计划生育政策偏离“一胎化”的人，就都云集在国家科委的周围。那还是不可“妄议”中央的历史时代。所以，从1985年前后开始，人们就借着生育率的回升，批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认为“王伟的政策”导致人口失控。实际上，王伟时期的人口没有“失控”，85-90年期间的出生人口上升，与60年代末的婴儿潮也有关系……”

2、领导帮他挡枪，去职后他的政策又延续了2年，创造了80年代的婴儿潮

　　1988年3月，王伟卸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宋某以首的火箭专家开始批判王伟。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长官意志的干扰是出生率回升重要原因》，矛头直指王伟，意思大概是不执行“一胎化”基本国策，造成了“人口失控”。88年3月两会，火箭专家的“人口研究小组”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递材料，借批评王伟宣传计划生育离开“一胎化”，造成中国的人口失控。面对这些批评，时任大领导替他挡了枪，1988年3月31日，赵某阳主持会议，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宋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王伟列席了会议。赵某阳说：“要明确地说清楚，现行的政策是中央的决策，不是国家计生委的决策，不是王伟的决策……”有了赵某阳为王伟说话，对他的批评才告一段落。

　　梁中堂回忆道：“…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新一任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听明白了，大领导力推“女儿户”政策。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借助贯彻中央政治局第18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全国推动实行“女儿户”。……但因为全国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统一政策，就基本上消弭了争论，从而也没有人非议了。”正因为如此，88年之后的2-3年，计划生育仍然执行王伟的政策，80后在最后3年迎来了最后的婴儿潮。直到赵某阳下台，彭珮云在全国推行一票否决制，计划生育又重回扒房牵牛的流派。大批妇女又被送到了手术台上，导致了90年代的人口雪崩。

五、超生的80后不能忘记王伟，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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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7日，王伟主任去世了，享年97年。在百度网上几乎很难找到王伟的详细资料，这或许也符合他低调、少张扬的个性。王伟，这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名字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290619个王伟，仅次于“张伟”。但也许这个王伟，最值得纪念。

　　随着钱信忠、陈慕华，以及王伟，80年代的三个计生委主任的去世，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这一代人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只记得搞一胎化的奠基者陈慕华，只记得一年将35%育龄妇女送上手术台、搞扒房牵牛的钱信忠（他还得了中国唯一一个联合国人口奖），却不记得救了几千万超生80后的王伟，这也许不太合理。超生的80后，请记得你们的救命恩人。

所谓正确或错误，其实就是某个人在某个大背景下，有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或者底线。有些人坚持住了，成就了不朽的伟业；有些人让步了，造成了巨大的困扰甚至灾难。

至于邓的各政治主张，我无权去评论对与错，但是我只能说，他在该坚持的时候没有坚持，所以造成了现在很大的困扰甚至问题，他没有成为戈地图，主要原因还是他运气好，毛时代留下来的遗产帮他托了底。

邓为什么没有步戈氏的后尘，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加以对比，辅以各种数据。现在不做，终有一天会做的。

河里以及政府高层里总有一些人拿毛不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认定其闭关锁国，其实毛一直是递橄榄枝的，然而西方不接：接可以，以前没收的资产和签署的条约总得有个说法吧，利息都得算上吧。毛只要认了还发展个球啊，给人打工赚的，还赶不上债务的利息呢。西方晾了毛三十年，但是毛也自力更生了三十年而不倒，毛去世前总结的自己内外无债殊不容易。后来者可以抱怨说留的是一张白纸，但比起债留子孙，总要好过不知多少啦。

粗列一下邓与戈氏的对比：

1. 自力更生与否。这是底气，别人想封锁你也要掂量一下，评估能不能锁得住。（内因）

2. 面临的内外债务和还债能力。（外因）

3. 各种民生物资的短缺程度。（无水无食能撑几天，看体魄）

4. 领导人掌控的政治资源与反对派的对比。（多算者胜，少算者不剩，军权啊军权）

欢迎补充。

毛时代留下的粮油肉储备制度，应该也是邓的底气之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说国民经济在崩溃边缘的，全特么是狗养的不识数，损自己领导人也没这么损的，要是崩溃边缘了，人家再锁几年先送你归天不更好。

哪来的三七开？

毛领袖从个人感情讲，对美国人民的好感远远高于对苏联人的好感，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好感也高于对苏联制度的好感，所以毛的国际友人都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西方人。但毕竟美国和西方是资本家把持的国家，在国共内战中一致支持蒋介石集团。毛曾经幻想在内战胜利后，美国能支持自己，但事实却是相反，美国阵营一直支持蒋介石集团，对大陆实施封锁，导致中国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当时的中国，只有全面倒向苏联才能在短时间内，通过系统移植的方式，把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举发展成工业国。但只要一有机会，毛就会努力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所以毛在中国刚刚初步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就迫不急待地和苏联翻脸争吵，甚至诉诸武力（如珍宝岛事件），并邀请斯诺访华。这些其实都是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但都被美国忽视，拒绝破冰。后来借助乒乓外交，毛再次主动向美国示好，终于换来基辛格访华，随后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但美国不是一个人的美国，不是搞定总统就搞定一切（现在中美外交还是这个问题）。美国是资本家阶级的美国，搞不定多数美国的资产阶级，中美不可能长期合作，所以尼克松很快就被人搞下台了。正因为看到此点，毛才坚持搞独立自主的建设工作，自己有实力了才更有资本谈开放。

邓从井岗山时期就是几个革命大哥的小弟，更是毛的小弟，但邓虽然靠出道年轻所以资历老，但其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在方向正确的情况下执行却出问题，主要是先极端冒进，而一旦出问题，又进退失据。过去的大跃进冒进出问题，又否定大跃进；后来改开冒进出问题又８X８极端镇压，都是这个原因。计划生育冒进成一胎化也是这个问题。邓没有自己独挡一面的管理能力和政治能力，却总喜欢躲在幕后瞎指挥，他出道早，资格老，别人得听他的，可他又不愿意自己出来负责任，有了功劳都归他，出了问题都是别人承担，这么幕后瞎指挥，经常出问题就很正常了。在经济方面也如此，改开初期，过分相信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善意，用引进购买完全替代国营企业，造成大多数国营企业倒闭，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下岗流失。一切靠民营企业从新再搞，起点一下就低了很多。这么一直搞买办经济，依附美国和西方，靠美国和西方输出技术和知识产权还能凑合维持，可一旦试图超越美国和西方，立刻就被打回原形。

纵观毛的一生，自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后，毛在探索以苏为鉴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始起，伟人的思想得到了很高的升华，也是那时起，毛的方法论、认识论才开始与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观三者高度的统一融合（毛后期再三强调马克思的思想观就是方法论、认识论，并对之前的中苏意识形态展开反思）。在这之前的三民主义历史阶段，毛和他的战友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毛的战友特别是邓，继承的全是56年之前的毛思想，包括改开后的“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过河论“这些政策路线都可在56年之前的毛思想里找到理论根据（相比毛，邓的知识结构缺乏一个成系统的哲学辨证观）。

但毛所持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集体主义的人民史观，因此他的思想观终究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与个人精英主义史观的邓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融入人民，一个是突显自己）两位历史巨人虽然都对56年的中国化道路作出反思，而主席思想升华成继续革命理论，邓却发展出了修正主义的特色理论（脱离无产阶级思想观，毛的方法论掌握越多越反动）。

如果对邓所作的历史决议暂不做价值判定，决议中对主席思想架构的历史划分部分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毛思想至始至终是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这在56反右时期的文献当中有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呈现（八大的发展经济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到九评后的重立阶级斗争为纲）。

以后有时间争取发个主帖来和河友详细讨论自己对此段历史的认识。

现在许多河友对邓理论的理解完全是似是而非，囫囵吞枣。

改开之初，在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基础上，修正主义重新规划了毛的三条基本路线：政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演变成猫论），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实际出发，演变成摸石头论），组织路线（取消群众运动重新确立干部路线的顶层设计路线）。

这三条路线中唯一完全正确继承的是毛的思想路线，完全否定的是毛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错误篡改的是八大时期毛的政治路线（唯生产力论）。

而毛晚期的核心思想观体现的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只是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