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洛勇的英文《出师表》 -- 本嘉明

有些高冷了。毕竟，建安二十四年，刘备58，关羽57。以当时的人寿，尚能伏枥几年？类似的，大跃进的时候，主席64，而畅游长江上岸后的第一张大字报，已七十有三了。

唯有志在千里，甚至只争朝夕。

更别说刘备手下那帮日渐凋零的老将谋臣（比如法正卒于关羽败亡翌年）。

自建安六年，刘关张兄弟败投荆州算起，为一个一举击败曹操的翻盘机会，他们足足等了十八年，不可谓没有耐心与耐性。

这十八年又分为三个难熬的阶段：

1、第一个六年，是胆颤心惊与船同沉的身心焦悴，是寄人篱下碌碌无为的无奈不甘

2、第二个六年，是先借助东吴赤壁逆天，再费尽心机借荆州谋益州的度日如年

3、第三个六年，是一方面与孙权在荆州既摧眉折腰又唇枪真剑，一方面秣马厉兵孤注一掷，终获汉中大捷、水淹七军

哪一年，不是卧薪尝胆？哪一步，不是死里搏生？

那么，终其一生，终究能走到哪一步？

襄樊？长安？洛阳？邺城？

天知道。

唯有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生之年越来越少的机会，去拼去搏甚至去赌。

万里长征，总在路上。

不若此，又如何？用刘备的原话就是：“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刘备、关羽、诸葛亮，皆英雄也 --- 英于不苟安，雄于不放弃。

虽说“是非成败转头空”，但“个中英雄事，岂付笑谈中？”

至于以今天的眼光（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臆测）来对古人求全责备者，我不知道若以这样的清谈标准来苛责前贤如诸葛亮，后世人又该如何笑谈毛主席呢？那么，谈历史还能剩下多少积极的借鉴意义呢？

几位高见，收益良多。唐突草评，还望海涵！

是两回事吧？这份出师表一看就是把诸葛亮演绎成了后期的曹操，撅着脖子对着皇帝驴叫，没看过3国的以为他要讧位了呢……简直是误导观众

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都可看出，他那种时不我待的急迫心情。

欲速则不达。

所以司马懿看透了他，专门吊着他，以慢应快，就像一个削球手对付快攻手，慢悠悠，稳笃笃，不知不觉就扭转了战场局势，掌握了根本的主动权。

所以可以瞧不起司马懿欺负寡妇幼儿的卑劣，但绝对不可以不承认司马懿是一军事天才。

就拿解放战争来说吧：

他将大部分优质主力布局东北，情愿将刘邓投入大别山准备牺牲掉，目的不是为了保陕北，而是要拖住蒋军在东北投入；他后来还要加大赌注，要将粟裕兵团投到江南去打游击，也不是要抱陕北，而是要争取东北的全局；陕北和中原最危急的时候，林彪那里却在整军休整，以致陈赓公开发电报抱怨，老毛依然不为所动。

可见老毛千里分兵，是有侧重的，主攻还是要集中绝大多数的兵力，其它方面则是少数部队策应和扯动，虚应故事，不是和刘备诸葛亮那样汉中荆州二分兵力，钳形攻势。

——事实上，老毛最喜的就是敌人搞三路并进或钳形攻势，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老毛以及麾下将领在劣势兵力情况下的胜仗大部分都是占敌人分兵的便宜：专打一路，再或是围困打援，或是掉头疾行再打另一路。没有机会则跳出去休整。

诸葛亮与司马懿，刚好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两大典型，尽管代表理想主义的诸葛亮失败了，而代表实用主义的司马懿胜利了，但那又如何。

历史已经通过两种途径告诉我们，理想主义永远高于实用主义，一方面司马氏依靠士族豪门统一天下的晋朝，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最黑暗的时代，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史家和文人都赞颂诸葛孔明，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地方。

吴秀波本来是很喜欢的演员，搞了一部鼓吹司马懿的电视剧，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不但是要翻上千年的案，更是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时代相悖。

违背历史，背离未来，这样的影视剧，即使拍的再好，演的再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三国时期的中国，有两大根本问题，一是自汉朝以来的士族豪门的势力，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势力更大了，严重消弱并威胁了中央皇权。二是三国的鼎立的分裂局面。

这两大根本问题，前者是更为重要，我们要问，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可以说，三国都应该发展生产，为什么还要征伐不断呢？

在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战争来掠夺财富，和人口，很多时候并不划算，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从军事方面讲更是弊大于利。

因此，诸葛亮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无论是七擒孟获，还是六出祁山，主要是为了维系蜀国的统治。军队是皇权的有力保证，而通过战争产生的军功阶层，又是制衡士族最好的力量，军功阶层与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明朝的宦官集团，都是类似的存在。

皇权与士族豪强，官僚地主的博弈争斗，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没有科举的时代，皇权更是势单力孤，分封宗亲的方法，结果总是适得其反，宗亲不但不是皇权的有力保障，反而是威胁皇权，祸乱天下的主要原因。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变，都是如此，特别是八王之乱，使中国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以战求治，通过不断的战争征伐，消弱士族豪强，产生军功阶层，用军队维系皇权，应该三国时代政治军事的根本。诸葛亮的作为，无论是从消弱士族豪强方面来看，还是从统一天下来看，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

而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却是借助豪强的力量实现了天下一统，后来又忌惮这些士族豪强的力量，就大封宗亲，企图借助宗亲压制士族，结果各个宗亲又被士族蛊惑，皇权一旦式微，就酿成了八王之乱，以及更惨的五胡乱华。

理想主义，着重于立志高远，以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范围为根本，不计较眼前和局部的利益得失，而实用主义，着重于立足脚下，走一步看一步，以利益得失为根本，无论远近，甚至远不如近，吃到嘴里才是肉。

从历史上看，实用主义更容易成功，毕竟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死后哪管什么洪水滔天，而理想主义要想成功则很难，还必须两大条件，一是时势的客观条件，二是一定要留的青山在。

从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范围衡量，诸葛亮是永远值得赞颂的，而司马懿则不值得鼓吹。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更应该着重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的理想主义，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被历代赞颂的诸葛亮，到了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时代却被贬低，或是所谓还原历史真相，实在是说不过去。

您这些话，我全部同意，包括对我“高冷”的批评。但有些话，我愿意对您解释一下。

我以为读史可以分三个阶段，即有大概的了解-有深入的了解-得出结论。概括来说，就是由简入繁，再由繁入简的过程。道理简单，而世事繁杂，这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觉得读历史的借鉴意义，是由繁杂的世事中提炼出简单的道理，而不是用简单的道理去套繁杂的世事。

比如小时候受文学作品影响，觉得诸葛亮好，司马懿坏，可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心态。有一些处世经验，看了一些史书之后，难免会觉得诸葛亮未必全然无疵，司马懿未必一无是处。但经过总结分析，我们最后还是可以得出诸葛亮好，司马懿坏的结论。这结论虽然和一开始比看起来没有变化，但是其基础，即对事物的认知，高了一个层次。

当然，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我对历史有兴趣，并投入了一定精力，因此我比一般人了解得要多那么一点，这应该不至于被认为是妄自尊大。但我的见识未必高明，罗列细节，其借鉴意义确实不见得比简单概括更大。

但这个认知过程，我认为是正路，了解细节，我认为是有用的，必要的。指出英雄的一些瑕疵（当然这是我的见解，未必真是瑕疵），我认为无损于英雄的伟大，反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英雄为何伟大，并帮助我们自己也达到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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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话题，我在河里之前多次讨论过，就是说理和说事的问题。

说理，要看理是否正确，不能宣传歪理邪说。理不对，就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说事，则要看事是否符合实际，不能凭空编造。事不对，就要根据事实指正。

当然，实际上说理和说事不能泾渭分明地分开，但总归可以分出个侧重。比如我这里是说事，我觉得您是从说理的角度来批评我，您的批评当然有理，而我这么解释，我想您也可以理解。

政治运动拉大旗扯虎皮在历史上抓典型大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是为了权。袁老师好为惊人之语在历史上寻章摘句估计是为了经济目的，是为了钱。

本先生，我一向敬佩您的学识胸襟，您当然明白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赞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讲法，我想您自然是不忿于诸葛亮被后世乃至当代别有用心或者无所用心的人肆意涂抹各种自定义，要还原一下或者试图还原诸葛亮和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没有您这样的学养见识胸襟和文笔，所以只能拜读之，猜错了您的想法初衷还请见谅。

深感歉意！

您总结的读史“宜由繁入简悟理，忌由简入繁套世”，极为精辟，深受启迪。

其实我前贴中的一些唐突草论，针对的完全不是阁下的观点。甚至，我们的观点是一体两面。

如果说，读史读出诸葛亮“以战养权”尚可理解，甚至“穷兵黩武”也能商榷。恕我愚钝，真的难以理解读史居然能读出诸葛亮是伪君子——史从何出？

当然，我也不赞成仅凭蜀亡时兵民比的论据，就导出蜀是穷兵黩武而吴是以人为本的论点——这自然还是与您的观点无关。

史书上既不见伪君子之论，交谈中居然闻“是小人”之说，只有愕然。

我很不愿以陋浅直接回复或者滥评高论。所以有些文字只能前言不搭后语。我想您已经明白我前贴的真意了。

删繁就简，不等于领异标新。

西西河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面皮，而是为了道理。为面皮而口舌，或者，为论新“理”强说辞，我不知其益。

其实，少一些为面皮的徒然强辞，多一点坦荡荡的认错勇气，这交流的河水会更暖心些，特别是在苦寒的当下。

包括的话还能猜猜，不包括且至少两位起的话那还真是一头雾水。再说但凡是病死的权臣难保不是因为劳累过度导致因病医治无效，所以还真难猜。曹操差不多是脑肿瘤病死，他绞尽脑汁算计别人猜人心思难免用脑过度，这个也得算把自己累死吧？

话逢知己，再与您聊聊。

如我前面所说，说理和说事本来是很难清楚分开的。往往刻意分开，是我的怪癖，不是您的问题。您讲的我都理解，我向您解释的，就是我这个自以为无伤大雅的癖好，并不是我认为您错误地批评了我。

我看到您提到了我和本先生的讨论，我再帮本先生说几句话。就我对本先生的了解，他博学多闻，在河里著述也很多，尽管未必十分严谨，但是令人开阔眼界。用我个人的标准来划分，我认为本先生往往是说理，而不是说事。因此我虽然和本先生说事，但本先生采用说理的思路，我能够理解。本先生说我是小人，实话说，我只感到好奇，不感到冒犯，我很好奇本先生要怎么讲通这个理。再说，我之前和本先生的交流，言语中也有冒犯之处，本先生的雅量我是佩服的。就算他最后没讲通，这点小事，我也不至于对本先生产生全新的观感。

再多说点题外的，您也许看到了我和林风清逸有冲突。我看来他也往往是说理，但总是摆出一副深明事理的样子，指出他说事有问题，他又往往夹缠不清，这冲突是这么来的。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那纯粹是因为我对他的为人品行颇有微词，和他的观点立场并没多大关系。

网上谈天说地，有些意气之争，实在很难避免。您这样的讨论态度，我表示支持和敬佩。

但诸葛亮被长期脸谱化，在京剧里与曹操的大白脸形成镜面对称，大家应该是承认的吧？

既然已经“戏说”司马懿，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戏说”诸葛亮？说得对不对，全面不全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打开一扇被刻意封死两千年的门。

向北进攻向南防御，不仅是为了抢占东北，放弃南边的解放区，军队整体北移，还要为了保证北进战略成功实现，围绕这个战略重点在全局配置资源。

（以下不能再用半白话文了，改回现代语言）

“伯约，何为天命？举凡大丈夫立功立言，为天下谋，无非两种手段，一曰义，一曰利。天命，上察天意，下俯民命。天意，就是天子的个性/格局/健康状态，带有历史中的偶然性色彩；民命，就是民间最适用的社会形态。你看这个地图。三分天下，以疆域面积论，蜀汉并不见小，但以人口论，蜀汉所有人口，只是魏吴两家每一家的三成左右，为何？蜀国北部有盆地平原，南部则是高原，所以汉民人口不及百万，聚居于平原；泸水以南不但王法莫及，还时时有肘腋之变（西南夷，夷王为高定，孟获）。益州之西境外，有吐蕃氏。区区90万人口，一场时疫，足以令诸夷总据益州，锁关自立，则汉家天下，不复为九州，而孓遗八州矣。我五月渡泸，难道只是为免北伐的后顾之忧？清减夷族，不使为患，也是为千秋计啊。

“魏国疆域虽不见雄阔，但汉家文化，精华尽在此五州。民间形态，以宗社为根基，每地若干大姓，每族动辄有男丁数百上千，遇有民间事务，婚丧/治水/救灾，一呼百应；若逢乱世，则筑堡自守，方圆百里，无不跟从。每族有长老，总括族务，挑拣有力男丁，或行商，或练武，或习文，择机出仕，渗透朝廷，行国政时暗惠于本族，成为大族/士族/名门。曹丕登基后，司马懿陈群大行新政，以九品官人制，扶持士族。曹魏权贵，为夏侯氏及曹氏，本为低层武士，发迹于宦官势力，一路杀来，所破诸部如袁绍袁术，多为名门士族势力。行新政后，士族再度抬头，曹家王朝固然轻易获得民间的支持，朝廷可用的人才物资大增，生产趋于活跃，但官家对基层的控制也再度失去。司马懿行‘李代桃僵’之计，施以利诱，曹家拱手让天下而不自知，士族大家的势力再度膨胀，地方利益凌驾国政，未来必有大乱。只不过经历桓灵二朝，中原千里无鸡鸣，良田多而民众少，暂时矛盾还不突出。

“东吴虽民口亦多，经商繁盛，但南方多异族-----如长沙蛮/零陵蛮，会稽丹阳等地的山越等等-----民风蛮荒，孙氏仅能自保，扰北亦可，伐魏则毫无雄心，只是为将来一统天下的新主守财而已。故此天命所归，无非在蜀汉与曹魏。我蜀汉以扶汉大义倡天下，你是天水人，亮与先帝旧部来自荆襄，对益州本地士族深自惕励，将来果能克复长安，对中土士族亦必有抑制。今日若曹魏得天下，便是士族得天下，士族不是铁板一块，各争小利，日后必定为乱。士族自相杀伐争利，士族与曹家争利，若我们蜀汉能捱到这一天，则大汉可以席卷天下。若魏国先统天下，继而全天下大乱，则蛮夷乱华，国事如何，非你我能料。

“今日与司马府柏夫人一晤，亮豁然开朗，明白了先帝的苦心。先帝倥偬一生，忍气吞声寄人篱下，常为英雄笑，然先帝能纳英才，善察人，与亮私语之，比如马谡，每言必中。亮今日猛然醒悟，先帝尝与亮评众人，先帝何尝没有评亮？亮之短，先帝尽在眼中，隐忍不语而已。白帝城托孤，先帝举亮与李严，同为顾命大臣------这便是评亮啊。亮之孤忠，先帝毫无牵挂；然亮为人孤冷严僻，自立清高，善腹谋，不善与人推心置腹。先帝在，亮尚有师长兄长，先帝卧于白帝之时，凤雏先生先去了，法正先生亦去了，满朝之中，能入亮的法眼，与亮共语国事者，论资历论能力，已无人矣!先帝无奈，举李严为副，先帝亦知我与李严不睦，然论及军国之务，能往来对议者，能谏亮之疏失者，唯李严尔，先帝寄望我二人以国事为重，开诚布公，精诚合作。临终之时，先帝要托孤托国，此刺耳之语，欲言又止，已不能言及。今日回想，若先帝在，亮开府建牙后，李严稍晚必能开府；若今上有曹睿之能，能驾驭亮，则李严也必定开府。现在李严不能开府，心有怨念，行事拖拉，被我贬黜，说起来我没有做错，其实从源头上看，亮就没有走对啊。我蜀汉人才愈见凋零，亮并非无过，只是子龙将军等老人，念亮劳苦，也不忍直言罢了。

“桃园结义，在我蜀汉军中是一传奇，伯约你一定耳详，而亮是亲历之人。先帝不嗜财不贪色，终身劳苦，人非草木，何以能此？因为先帝有兄弟，有朋友，有友情，这是他的寄托，他的欢乐，也正是他的软肋。云长公一殪，亮等固然痛彻心扉，先帝与翼德公，其实已生无可恋，行为悖乱。亮不愿随军征吴，一大因素是征吴必定屠城，亮不能止，只能眼不见为净。伯约，你回过头来看，先帝再困苦，有兄弟情撑着；亮终年碌碌，三军仰止，百官揖让，无一人可平视对谈，还有多少生的乐趣？这般孤独夜行，引灯自照，亮在国政独断中，又对亮的心理，施加了怎样的影响？司马懿冷眼旁观，看得一清二楚。亮愚钝没有看到的，先帝看到了，这也罢了，偏偏他司马懿也看到了。既生亮，何生马？伯约你说，这天命在那一边？！”

姜维慢慢抬起头来：“丞相，人无完人，不必过责。今日丞相推心置腹，言难言之隐，维虽肝脑涂地，不足以报。司马懿为人诡诈冷酷，当然比丞相看得开放得下，他以利驱人，为己所用，非大丈夫之手段。维一介武夫，治国必不如丞相，治军拒敌还当得起，今蒙丞相厚恩，维当以死报国，尽人事，安天命，君子唯自强以不息，天要汉兴，汉家必兴。”

不能放弃，而是要像楔子，死死盯在那里，随时威胁老蒋的心脏南京和江浙，使得老蒋几百万大军动弹不得，只能以区区不足百万部队去东北，这是老蒋千里分兵的错误。

大踏步后退是为了大踏步进攻，“后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

只要东北先站稳了，大局就定了，进而入关攻占华北，在逐鹿中原，最后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积极稳妥的路线图。

当然最后战争打成双线全面胜利，则是大惊喜。

——当时老毛给西野中野华野的任务是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拖住他们。

西野华野都完成得不错；

华北差点，但也拖住了傅作义兵团不能支援东北，甚至还有两个纵队去支援东北；

华野却是不但完成了，而且发挥主观能动性超额完成，甚至抢了东野的风头，不可不谓之奇迹。

主要是东江纵队回到烟台。另外星火燎原丛书第七还是第八第一篇就是刘伯承写的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综述和总结，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三种结果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目的达到了，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