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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2）/滴水洞的沉思（1）
毛泽东的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上屋场，在距毛泽东故居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滴水洞”的山洞，洞内一年四季都有滴水，故称“滴水洞”。滴水洞前有一座山名叫“龙头山”，毛氏祖坟就在龙头山上。按照古人的风水之说，毛泽东的祖坟还真是在“龙脉”之上。19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发展壮大，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的红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毛氏祖坟的风水之功，于是派人去掘了毛泽东的祖坟，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挖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毛泽东对当时陪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我老了回来住一住。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地方官员都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讨好一下毛泽东，既然毛泽东开口说“修个茅草房”，他们就大兴土木，把毛泽东说的茅草房修成一个大别墅。滴水洞别墅在1960年开工，称为203工程，对外绝对保密，1962年底竣工，1964年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那时滴水洞附近成为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一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滴水洞别墅共有3栋房子，1号楼是毛泽东住的，2号楼是客人住的，3号楼是警卫部队住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带着少量随从，神秘地回到韶山，住进了滴水洞别墅。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韶山，也是第一次住进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沿着l号楼仔细看了一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1959年，毛泽东是大张旗鼓地回韶山故乡的，接见了很多故老乡亲。而毛泽东1966年这次回韶山，却是非常保密的，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到了韶山，只有周恩来知道，每天派人从北京给毛泽东送文件。
这次毛泽东住进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既不见韶山的故老乡亲，也不见任何高官。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一向是喜好游泳的，6月下旬也正是游泳的大好季节，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游泳，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心事。唯一的一次出门，也不过只走了300米就回来了。陪同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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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3）/滴水洞的沉思（2）
1944年，毛泽东写下著名篇章《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曾经是无人不晓的名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打倒蒋介石政府，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10月，打倒了蒋介石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共同革命目标实现了。可也就在他们共同的目标实现了的同时，他们团结一致的基础却松动了。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下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呢？这时候毛泽东跟他的战友们，分歧就出来了。
很多毛泽东的战友，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实际上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想搞共产主义。他们把建立新中国，当成革命事业的奋斗终点，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他们放弃了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马克思认为，仅仅是实行公有制，还不算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一、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二、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要同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私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天性，而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社会的人是没有“私心”的。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把人的“自私心”，说成是人的本性，并把这种“自私心”加以天然化和神圣化，为私有制的合法性提供最基础的依据。
马克思认为，“自私心”对私有制起了保护和加强的作用，因此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必须消灭自私心。共产主义既是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是崭新的思想观念，所以必须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在文革期间，“两个决裂”曾是一个报刊上非常频繁出现的词汇，那时的报刊声称：能否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两个决裂”，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以及识别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1949年中共建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两个决裂”。刘少奇等人就认为，新中国不应该跟私有制完全决裂，至少应该保留一些私有制的“合理部分”。只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才于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说的“第一个决裂”，也就是跟私有制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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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4）/滴水洞的沉思（3）
但在不久，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新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那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因为毛泽东急于跟私有制“决裂”，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刘少奇认为中国应该恢复一部分“合理的”私有制，于是“三自一包”等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就出笼了。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凸显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现在又要恢复私有制，那不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毛泽东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
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他的思想与刘少奇格格不入，认为刘少奇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刘少奇在农村搞恢复私有制的“三自一包”，也反对在工厂用奖金等方法来提高生产，反对把刺激人的“私心”作为发展生产的原动力。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据我观察，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是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等等，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如果再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反击，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半途而废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确地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裂”，是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只完成了与传统私有制的“第一个决裂”，却没有完成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第二个决裂”。人民公社是公有制，而运行这个公有制的人的思想，却充满了“自私心”的私有制思想。用传统的私有制思想来运行崭新的公有制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搞了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效果都不大。现在，毛泽东准备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一次彻底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的“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革中最被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提倡的“破四旧”的旗帜下，红卫兵焚烧古书字画，砸毁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书、佛像等等，都是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与旧思想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有必要焚毁那些代表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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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5）/滴水洞的沉思（4）
对于毛泽东来说，要把中国带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做到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还要做到“第三个决裂”，就是与他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
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把文革搞下去，他将不是与刘少奇一个人为敌，而是与党内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毛泽东能够避免与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吗？当让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迎合党内老干部的利益，可以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可以带领他们走半私有制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走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可以亲自带领大家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亲自带头搞对外开放，不管怎么说，走资本主义，总比走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至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走共产主义道路，就必须花大量的力气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只要毛泽东迎合大多数老干部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与他们为敌，这样，毛泽东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老干部们的拥戴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可是这样，毛泽东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成为马克思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要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跟他的老战友们“决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在滴水洞苦苦思索了11天，就是为了这“第三个决裂”，这是毛泽东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前，不管毛泽东遇到什么困难，他身边都有一大批老战友支持他；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了，这是多么难于取舍的选择呀。
毛泽东在沉思了11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早在1965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怎么跟马克思交代？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现在，毛泽东更坚定了决心，为了继续把共产主义革命搞下去，不惜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因为这些老干部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
最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与他所有的老战友决裂，也在所不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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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6）/滴水洞的沉思（5）
毛泽东是仔细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是马克思的信徒。可是现在很多人评论毛泽东，根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一无所知。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完全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把毛泽东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从世俗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行为。脱离开马克思的学说去评论毛泽东，是非常不恰当的
很多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毛泽东也没有任何信仰，毛泽东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假的。大部分人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去评论毛泽东，极少有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去评论毛泽东的。
用这种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或者将马克思与毛泽东分割开来，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也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想真正地理解毛泽东，至少要粗通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在20世纪，曾有过很多马克思的信徒。比如南美著名的革命家格瓦拉，他领导古巴革命成功后，却放弃了古巴政府的要职和安逸的生活，转入南美其他国家继续打游击，结果死于游击战。另一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掌权后，掀起红色高棉运动，消灭一切私有制，试图把柬埔寨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尔布特进行极端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没收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所有人一律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波尔布特为什么要搞红色高棉运动呢？难道波尔布特是为了与刘少奇之类的人物争取夺力，才把全体柬埔寨人民卷入一场大革命吗？现在人们都承认波尔布特发起红色高棉运动，并不是出自个人争权夺利的私心，而是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很多人说波尔布特是疯子，是狂人，但没有人说波尔布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权术家。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是相似的。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起红色高棉运动，难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偏偏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分吗？
尽管不敢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于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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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7）/滴水洞的沉思（6）
【接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因为私有制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共产党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还必须防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看到，他的战友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所谓搞经济建设，其实首先建设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安乐窝。就在大家忙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毛泽东却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私有制的阴魂正在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悄悄地卷土重来。因此以毛泽东提出警惕阶级斗争，注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这位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不但不阻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反而用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跟毛泽东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毛泽东出于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起一场运动，打倒刘少奇这样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阻止私有制在中国的卷土重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更适合搞资本主义，而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绝对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使命感”，所以这里用比较世俗一些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未必是出于什么“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不满”。
我们大部分人，对现实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对现实社会完全满意的人极少。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呢？胆子小的人，把这些不满忍在心里，或者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而胆子大的人，有了不满就要付诸行动，写文章抨击社会，甚至搞出更激烈的行动。著名革命家格瓦拉有一句名言：“应当永远对非正义的事情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毛泽东对现实社会也是不满的，他本想把中国领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刘少奇却要把中国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不满了，甚至是愤怒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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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8）/滴水洞的沉思（7）
【接前】除了对刘少奇的路线不满之外，毛泽东对刘少奇个人的作风也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刘少奇越来越“翘尾巴”，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公然在高官面前蔑视毛泽东的权威；第二个不满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刘少奇本来是积极参与和领导大跃进的，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至少应该负第二位的责任，可是当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饿死人的罪名。
毛泽东这种胆大包天的人，一旦有了不满，肯定不会忍在心里，更不会发发牢骚完事，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文革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打倒刘少奇，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地结束文革了。可是事实上，在1967年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革，反而把文革搞得更加激烈了。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没有必要把整个一批老干部都牵连进去一起打倒。正是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才有必要把自己的老战友们统统打倒。
前面提到，毛泽东清楚地明白，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意味着要跟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决裂。因为他的老战友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要对这场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特别注意这场斗争的艺术，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本来的计划，是先夺取刘少奇掌握的宣传大权，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打掉刘少奇在人民中的威信，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臭”。之后，再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在“九大”上罢黜已经被搞臭的刘少奇。
可是现在毛泽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计划。当《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掀起了来势凶猛的群众夺权运动，这是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可以干脆利用群众的力量，直接夺取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这比召开党代会的方法，更加直截了当。而且，还可以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也一举全部打倒，彻底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
但利用群众来夺权的计划，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群众不一定那么听话。因此，毛泽东做出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搞臭”刘少奇，另一方面尝试利用群众来夺权的可能性。如果利用群众夺权成功，那当然最好；如果利用群众夺权不成功，再利用召开党代会的办法罢黜刘少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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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9）/滴水洞的沉思（8）
【接前】毛泽东也清楚，他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点一把大火，把所有的人都烧起来，否则阻力将会太大，很难搞下去。因此毛泽东要分期分批地烧，各个击破，先集中火力烧刘少奇一个人，让别人以为这把火只是烧刘少奇的，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这样才能把阻力降为最低。
因此毛泽东要放出烟幕弹，掩盖自己的意图，让老干部们误以为文革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毛泽东的烟幕弹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这样的高手都被迷惑了。因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战术部署，就是搞定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
对付周恩来，毛泽东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是给周恩来一些好处，让周恩来感到打倒刘少奇对他也是有利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好处，就是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让周恩来主持，等于是给周恩来升格了，给周恩来更大的实权。
毛泽东“一手硬”办法，就是威胁周恩来：你如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那我们的党就要彻底分裂，甚至来一场内战。毛泽东知道，一旦遇到分裂党的危险，周恩来就会妥协了。
然而毛泽东对付林彪，就只有“一手软”的办法，而没有“一手硬”的办法。因为林彪不怕党的分裂，更不怕打内战，毛泽东的威胁不起作用。所以毛泽东只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林彪，让林彪当唯一的副主席，给林彪“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封号，这些都是为了让林彪在文革中一心一意为毛泽东效力。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想了11天，终于想好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文革的战略，是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不仅是刘少奇，也包括周恩来和林彪。文革的目的，是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接班，保证中国在毛泽东死后，继续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文革的战术，是利用群众夺权的方式，第一步先打倒刘少奇，第二步再打倒周恩来，最后打倒林彪，彻底消除阻碍年轻人接班的党内“大佬”。文革的时间，毛泽东最初准备两年到三年。据一直在滴水洞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说：“我认为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曾对张耀祠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革还是很乐观的。
6月26日，直到离开滴水洞的前两天，毛泽东才接见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新的长征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在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0）》*****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0）/滴水洞的沉思（9）
【接前】据华国锋回忆说，他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在湖南省委成立“文革”小组时，华国锋还以自己主管财贸为理由，表示不参加。他们直到后来，才领会到毛泽东当时说的“新的长征”，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前来送行。汽车已安排好了，大家站在道路两侧为毛泽东送行。警卫员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又说：“你们走，我还要进去坐一下。”
于是毛泽东又走进滴水洞一号楼，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坐下，一句话也不说。张耀祠等人十分着急，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而毛泽东却又不走了。服务员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这是从您房子东头的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说是自己房前桃树上的桃子，立即欣然吃了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这时候，工作人员又劝毛泽东说：“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最后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步伐沉重地走出1号楼，上了汽车。毛泽东临行时与大家握手道别，当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他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8月，毛泽东已经病重，他用不太清晰的虚弱声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他想回韶山，想到滴水洞安度晚年。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回韶山滴水洞休养。可是毛泽东却再三坚持，最后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于9月15日回韶山滴水洞。1976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滴水洞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将于9月9日到滴水洞检查接待工作，中央已安排毛主席9月15日回滴水洞颐养天年。”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接待毛泽东归来的时候，9月9日，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眼看毛泽东回滴水洞的行程就差六天了，可他却走上另一条不归之路。【本节完】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1）》*****
如需要电子版可以留地址，看完相信你的看法会改变的。
文章篇幅很大，有180万字，我就不全贴了，叙述和描写性的篇章尽量少，抱歉。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5）/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1）
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历史契机造成他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19年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知识界是向英美法一边倒的，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主义”是万国通用的“普世价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战胜德奥，中国非常兴奋，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北京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纪念碑”。所谓“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强权”就是德奥一方。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写道：“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这些“公理”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强行把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的青岛，转交给日本，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于是中国以学生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让中国人对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认为“公理”是骗人的东西，中国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么中国走什么道路呢？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当时中国人还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并不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失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时兴起来，很多人开始考虑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毛泽东，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考虑“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党员。
毛泽东的第二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7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之前，毛泽东还是主张进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毛泽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会”，进行合法的抗争。农会的性质与工会一样，是合法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搞农会的目的，是进行类似于“罢工”的非暴力合法抗争，并不是号召农民拿起枪来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激愤了一大批热血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要拿起枪反抗蒋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相信非暴力合法抗争的道路，可是蒋介石的屠杀，破灭了毛泽东的非暴力抗争之梦，他成为那批热血年轻共产党人中的一员，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论者。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6）/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2）
毛泽东的第三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南昌起义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热血的年青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第一枪。后来，8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是遵循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周恩来的失败教训，认为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他转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毛泽东特色的武装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中共从1927年开始反抗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尽管打得非常艰苦，但总有一个坚强的支持后盾，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转而支持中共的敌人蒋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灭，这就让中共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193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非常紧张，欧战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斯大林深深感到，苏联卷入欧洲大战是早晚的事。但苏联与日本在历史上是“世仇”，如果苏联爆发与日本的战争，那么苏联就要面临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所以斯大林要设法避免与日本开战。而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要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蒋介石抗日，即所谓“援蒋制日”。
因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联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军和日军在满洲国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苏军和日军又在外蒙古的诺门罕发生数十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死亡6万余人。
苏军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于是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蒋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史大林先生阁下：捧读6月19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顺颂康健。蒋中正手启】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提供1亿5千万美元借款，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蒋斗争。此后蒋介石发起了“皖南事变”等打压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闻不问，任凭中共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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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7）/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3）
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是中共至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历史再次给毛泽东一次机会，让他显示他的智慧来“挽救党”。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危机。毛泽东认为中共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减少自己的敌人，不能树敌太多。
以前中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树敌面太宽。但现在，中共必须缩小树敌面，只能树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敌人，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再是敌人，成为团结的对象。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在失去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可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第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团结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考虑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
为了减少树敌，毛泽东对中共的党纲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是放弃消灭私有制，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搞多党制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修改党纲后的中共，已经算不上是共产党了，而是变成一个保护私有制和提倡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明确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
当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反驳那些人是“关门主义”，他说：“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中共修改党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树敌面大减，活力大增。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蒋介石和日本的夹击，而且急速发展壮大。日本临近投降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再次修改中共党纲，增加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敌人，提出打倒“封建主义”的目标，但资本主义仍不是中共要打倒的目标。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完全不提打倒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七大会议文件中，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字样都没有。
1945年6月25日，毛泽东的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著名讲话《愚公移山》，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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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8）/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4）
1949年，中共以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份，团结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之初，中共仍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新中国也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计划，毛泽东也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我们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还要几十年工夫。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第五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3年的“总路线”，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稳定地掌握了政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共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因战乱而面临瘫痪，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还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协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经济也恢复到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形势非常好。这时，毛泽东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应该进入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1953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新的“总路线”，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重新“变回”成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中国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遭到两部分人的反对。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中农，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但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条路；另一部分反对者来自中共党内和民族党派，这些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害，他们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只是一种建国路线之争，并非个人利益之争。
当初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后来，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干脆“将错就错”，中共干脆就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变回”到无产阶级政党了。同样，新中国既然已经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干脆就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人觉得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搞资本主义，搞得非常成功。既然这么成功，就应该继续搞下去，何必冒险去搞新的社会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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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9）/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5）
中共从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间，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从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间，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这23年间入党的。这些年份入党的中共党员，多半只是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他们入党的动机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纯正”共产主义者，反而是少数派。
不过这次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次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触及党员们的直接利益。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梁漱溟提出“总路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于是梁漱溟在台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立刻厉声回答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这时台下的群情激愤了，大呼“梁漱溟滚下台来！”，有人直接上讲台扯梁漱溟下台，辩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的第六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6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顺利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并排除了周恩来等的稳健派。
在中国顺利完成公有制改造，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个计划遭到周恩来等稳健派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经济已出现过热，必须刹车，必须“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否定了周恩来的稳健经济计划，开始搞激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大干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毛泽东在连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败仗。从此，毛泽东放弃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转向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的第七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流血事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和工人之间是没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对共产党闹事的人，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显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是可以引发流血冲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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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0）/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6）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共产党下台，超出了共产党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1）》*****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0）/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6）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中共下台，超出了中共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1）》*****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1）/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7）
那么自然而然地，在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会跟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生矛盾，产生斗争，毛泽东把这种斗争，称之为“阶级斗争”。
可是，在过去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曾经否认过“阶级斗争”。1956年9月的八大上，明确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阶级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产斗争。
1962年，毛泽东回顾八大做出的“阶级斗争熄灭了”，觉得那时太过于乐观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可能再次丧失；资本主义虽然被消灭了，但还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因此，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重提“阶级斗争”，让人们警惕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要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反动阶级可能复辟。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大跃进之前，毛泽东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官僚主义”；而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共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需批评教育即可；而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部，就是敌我矛盾了，就必须打倒。毛泽东说：“好人犯错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同志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共高层，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支撑着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他一死，中国马上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他要把他奋斗了几十年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延续下去。因此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为首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刘少奇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感到并不能就此万事大吉。因为还有没有发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不断会产生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此，在1967年11月，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文章。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不停不断地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保证社会主义不会被资本主义复辟。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2）》*****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2）/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8）
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英美法列强的殖民主义，逼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变成信仰共产主义；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又使毛泽东放弃非暴力的合法抗争，转而拿起枪来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个强调暴力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团结各种势力的温和的民主党。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难完成从暴力革命党到温和民主党的转型，而正是这个转型，使中共的人气大增，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赶走了蒋介石政权。
在建国初期，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顺利，那么中国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泽东把资本主义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转型的顺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泽东进一步挑战共产主义的雄心。
毛泽东的前七次思想转型，都是“进取”的思想，而最后一次思想转型，则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跃进失败之前，毛泽东不停地挑战，不停地创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一个跟头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此后，毛泽东保守了，不再发起新的挑战了，倒是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挑战，不仅挑战毛泽东本人，也挑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第一是击败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第二是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
毛泽东虽说击败了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但始终没有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毛泽东最终没能守住他几十年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屈辱。
毛泽东晚年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泽东一生的顶峰，他创建了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有人叹息说：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毛泽东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完人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毛泽东说：“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的谱写，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遇，进行革新的人，毛泽东就属于这种人。”【本节完】
一开头提出三个问题，这初始部分居然全占了。整个叙事的隐含逻辑是权斗，老大联合老三斗老二，当然很符合天涯群体的猎奇心态，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太不严肃了。刘少奇认为主要问题在基层干部，背后是资产阶级余孽；毛泽东认为主要问题在共产党高级干部，背后是变质的领导人。不展开说说哪种观点更接近现实，只是从两人之间情绪对立分析，有点落了下乘。
当然我没有继续看完，不过从开始极就觉得有些看电视剧的乏味，或许作者这只是吸引人的小噱头，后面有更精妙的论述，我过于片面、武断了。
曾经在天涯上断断续续地跟过这个帖子，很长，后来作者好像也没更新了，所以没跟完。
刚开始看到作者描述领导人的心理活动时，很排斥，但继续看下去，发现作者写的不是纪实，而是夹叙夹议，是作者以自己的理解和视角展现文革全景。
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一是作者描述了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社会阶层矛盾，即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比如四清的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坏分子，文革前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不平等，文革初期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和平民子弟红卫兵的巨大差别，二是认为个人崇拜是太祖的一个工具，认为太祖要发动大众对抗整个官僚阶层，不可能依靠官僚阶层，只能靠个人崇拜，包括太祖把自己的家人也押上去了，三是认为是林彪给了太祖和文革致命一击。
改开后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基本上是贴上标签捂住盖子，本人也长时间不假思索地接受官方的话语体系，觉得文革真的是不可理喻，毫无逻辑。作者以他的理解展现了文革起因、发展和难以为继的逻辑，不管是否认可他的逻辑（总的感觉是左边的逻辑），看了对文革的看法总会更立体一些，比如，小时候习以为常的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平等的现象，真不是天然的。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8）/红卫兵登场（1）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看到自己在党内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倒刘少奇，于是马上改变斗争的方式。六天后的8月18日，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序幕。
在谈红卫兵运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谈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认识了这几个基本问题之后，再谈论红卫兵的各种行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问题是：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吗？
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认为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现在的影视作品，基本上把红卫兵描绘成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冷酷无情机器人。很多人认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脑了，毛泽东一声号令，红卫兵就纷纷响应，盲目造反，干出各种荒唐和疯狂的暴行。
这种看法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觉悟。当年中国固然是大搞个人崇拜，新闻报刊铺天盖地的宣扬毛泽东思想，每人一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捧成了“神”。
红卫兵虽然年轻，但也绝不是文盲，都是读了很多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绝不是毛泽东用一本“红宝书”，再挂上“四个伟大”的头衔，就可以把他们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认为红卫兵被洗脑，他们的证据就是红卫兵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他们认为“狂热”就是愚蠢，“冲动”就是没有理智，一个人表现出来“狂热”和“冲动”，那就是被洗脑的表现。
的确，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常识：谨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聪明的；而狂热冲动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愚蠢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条古训：“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样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业；而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是狂热冲动的人。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热冲动的人写下的。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除孙中山和黄兴年龄稍大外，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宋教仁23岁，胡汉民26岁，汪精卫22岁，陶成章25岁等等。这几十个既没有枪，也没有钱的年青人，却要起来造反，试图推翻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上井冈山，也要起来造反，试图与蒋介石的千军万马对抗，是不是也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也成功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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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9）/红卫兵登场（2）
毛泽东和林彪都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和林彪也有狂热和冲动的一面。林彪有一段著名语录，在文革时被编成红卫兵的《语录歌》，到处传唱。林彪的语录是这么说的：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巨大的胜利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有，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毛泽东说“打败就打败！”，这就是狂热和冲动的表现。文革早期，《林彪语录歌》非常受红卫兵的欢迎，因为它正好符合红卫兵们不顾一切造反的狂热心情。虽说红卫兵们有狂热，也有冲动，但他们同时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这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有狂热，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产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习惯的崭新世界，红卫兵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虽然愚昧的红卫兵也有不少，但总体来说，红卫兵并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愚昧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是一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这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自古以来就有的天然情绪。当年的红卫兵，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出现大量的暴力行为？
红卫兵运动最被垢病的一点，就是打人的暴力行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来自什么人的指使或教唆吗？
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指使或教唆红卫兵使用暴力，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教唆红卫兵去打人。红卫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是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对坏人就应该使用暴力。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红卫兵登场（3）
为什么红卫兵会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性格，斗争性是比较强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好斗”。毛泽东多次对外国人说到过“中国人好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人吹牛皮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什么“爱好和平”。其实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达不到那么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时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说“中国人好斗”，是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深刻理解。为了对比，我们看看邻居印度的情况。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争”。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
这里看几个印度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抗议良民证。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第二个例子是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盐税。甘地的支持者组织了几千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一排排的志愿者手挽着手朝盐库走去，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乱棍齐下，志愿者任凭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队伍跟上去；第二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队伍再跟上去，他们平静地等着警察把自己打倒，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是前赴后继，勇敢赴死。
第三个例子是发起全国步行运动。甘地为了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全国步行。跟随甘地步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步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的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以无声的方式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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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1）/红卫兵登场（4）
印度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甘地认为：“一切暴力都是非正义的，即使是对敌人使用暴力，也是非正义的。”这就像《圣经》里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甘地这样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可以被佛教故乡的印度广泛接受，但中国人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中国人认为对待敌人，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敢于用暴力反抗的人，才是好汉，否则就是太软弱，太窝囊，太没有男子汉的血性。这种“男子汉血性”的背后，就是“好斗”。
基督教、佛教等提倡非暴力的宗教，都不是在中国诞生的，而且在中国影响力也不大。中国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是讲“武斗”的，《红楼梦》里虽说没有武斗，但“文斗”也是很厉害的，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更是宣扬血腥武斗的东西。中国人喜欢看“斗争”的作品，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喜欢“斗”的。
中国人的“好斗”，当然并不是一个缺点。好斗，也就是争强好胜，往往是竞争和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好斗”。
红卫兵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中国人“好斗”的血性，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好斗性格。《造反宣言》这样写道：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滚到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不但要打倒清华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者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教唆，完全是他们自己写的，这充分表现出他们继承了中国人的好斗性格。这里所谓的“好斗”，就是承认对敌人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当时，红卫兵认为那些“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既然是敌人，对他们使用暴力，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红卫兵暴行的时候，不应该单纯地指责红卫兵施暴，更应该思考红卫兵施暴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更深层的东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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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红卫兵登场（5）
【接前】第三个问题是：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发生过一次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是什么原因引发起人们对血统论问题的强烈关注呢？说到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另外一个重大意见分歧：驯服工具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1958年7月，刘少奇在《北京日报》报社又做了一次著名演讲，进一步阐明他的“驯服工具论”观点。后来刘少奇的演讲被整理成文章《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刘少奇在文章中说：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是一场关于“个性”和“党性”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的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们，污蔑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的人，反对党员做党的工具，尤其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
【我们说，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主席、总理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有人说：“作党的工具也可以，但为什么非要作党的驯服工具不可呢？”他们对“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人瞧不起忠诚的党员，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
【既然党员是党的工具，那么党员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调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我们说，党员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刘少奇的原文中“奋发有为”四个字是没有的，他只是说“做党的驯服工具”，彭真看后提了一点意见，加上“奋发有为”，最后修改成“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早在1939年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毛泽东就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观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专门有一节讲《党性与个性问题》，这很大程度是针对刘少奇说的。毛泽东说：
【党性与个性的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有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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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3）/红卫兵登场（6）
【接前】【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却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
【其实人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木头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奋斗。】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性和个性”问题上的分歧，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回忆说：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扬多次讨论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时也谈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异同。有一回周扬告诉我，在延安时，他同毛泽东谈过“党性和个性”的问题，那时延安有争论，刘少奇比较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周扬说，毛泽东在“七大”做政治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个性”，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毛泽东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三点是：我行我素的作风，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满足现状的心态。这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倔犟个性，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敢想敢说敢干，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和妥协。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做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驯服工具论”的态度，我们这里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刘少奇的一位司机，他回忆说：“我给少奇同志开一年车，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这样看来，刘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机当成是“工具”了。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样看来，毛泽东为人民没有了奴隶相感到高兴，当然也就不会欣赏“驯服工具论”了。
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这只是观点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所以没有引起两个人的重大冲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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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红卫兵登场（7）
【接前】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教育方针上，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大众主义”，而刘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义”，按照当时的流行话，称之为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争论。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通过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专门高级人才，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无疑问，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因此，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尽可能地提到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这是更重要的。不过从1953年开始，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从此教育界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方面。1955年，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标志着教育的重点从“普及”倾向到“提高”方面。
此后，中国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结合起来。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大学就按照这个计划，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的学生，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因为教育与工业建设直接挂钩，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就变成以工科为主，“重理轻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学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学生仅为6%，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在过去的旧中国，大学是要缴纳高昂学费的，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还要自己找，并没有铁饭碗。因此，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为。
新中国以后，上大学免费，而且还包分配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非常令人羡慕。还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学是很平等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首先他要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即使偏僻山村里的人，只要在当地考试，就能考上清华大学，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生制度，也激起了史无前例的考大学热潮。只要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成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捷径。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也纷纷挤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这么多人来竞争，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非常难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红卫兵登场（8）
【接前】这种“分数挂帅”的考大学制度，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这就是“革命干部”。因为中共是从农村起家的，来自延安的“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也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造成革命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分数挂帅”的高考面前，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而革命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刘少奇为什么要搞“分数挂帅”的高考体制呢？这个起源于他的“驯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学生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要培养听话的驯服工具，让学生围绕着分数死读书，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让学生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把他们的心搞“野”了，就难于甘当驯服工具了。
自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很多革命干部据此提出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却在分数挂帅的考场上，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开后门非常难，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为革命没有任何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干部们不满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理，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更应该看“出身”，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红”子女，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革命干部的主张，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刘少奇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这样就不能让大学生太关心政治，不能太强调政治的东西。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查并不很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现”，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还是能够通过政审的。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
因为刘少奇仍然坚持分数挂帅的“驯服工具”教育方针，“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比较吃亏。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而这些优待，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没有很好地享受到，于是干部们的不满越来越大，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6）/红卫兵登场（9）
【接前】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发起一次罢课事件，称“四六八学潮”。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因为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反而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受到冷落。因此，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行阶级路线，要求把“家庭出身”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文革开始后，中学生的不满与大学生的不满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们已经杀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光荣的“天之骄子”，他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并不强烈。而中学生们还要面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那些革命干部的红二代，特别不满不利于他们的教育体制。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一下子就引发起关于“血统论”讨论的大爆发。
文革出现“血统论”，这个问题还是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不过毛泽东并不赞成“血统论”，这点他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两人反对“血统论”的动机并不一样。
因为持“血统论”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对象，就是这批老革命。如果毛泽东赞成“血统论”，承认老革命的子女是“红二代”，那就是间接地承认了老革命是“红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红一代”，毛泽东就没有了打倒他们的理由，因此毛泽东是不会赞成“血统论”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无法反对“血统论”。因为“血统论”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毛泽东反对“血统论”，就等于反对他自己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好。因此，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就尽量不表态。
虽说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可以不表态，但是他对引发这场“血统论”争论的教育体制，却不能不进行改变。毛泽东改用“工农兵上大学”的体制，来取代文革前的“分数挂帅”体制。“工农兵上大学”体制，因为是推荐制，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们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一般工农也比较欢迎，最吃亏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了。
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体制重新回到刘少奇的“精英教育”路线上，但是2000年以后的教育体制改革，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收费，似乎又再次回到毛泽东的“大众教育”路线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红卫兵登场（10）
【接前】我们这里再继续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根子比较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血统论”的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
刘少奇本来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可是当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并没有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反对毛泽东，而是提出一个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转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对现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防止“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用“合法的形式”来向共产党进攻。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典型地体现了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现在的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二不收租，三不开工厂，都躲在后边去了。现在的阶级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他们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或把持领导权。】
【过去我们曾用合法的方式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而现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和平演变，比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还会进行反扑。因此，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类”，防止他们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反扑和进攻。
或许刘少奇已经隐约地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冲着他们这批老干部来的，所以刘少奇要把毛泽东发起的“阶级斗争”洪水，转移到“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身上。
从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刘少奇把握着宣传界，于是报刊杂志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进行宣传，宣传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首先要看一个人“阶级成分”。一个人是“红五类”，或者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认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8）》*****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8）/红卫兵登场（11）
【接前】那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本人并不是黑五类，又怎么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呢？一般认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长期与黑五类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类的严重影响，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视“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家庭出身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红五类”，被认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就是所谓的“自来红”，享有政治优先权，在参军、提干、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被优先考虑，成为“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政治歧视，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不少人认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强调“家庭出身”，是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正确。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是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少奇主导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报刊上大肆宣传“阶级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类”的反动性，这样就催生了血统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站在“当权派”高官们的利益立场上的，它不但没有削弱“当权派”们的利益，反而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们的支持；而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是要剥夺“当权派”们的权力，当然被高官们所反对。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不仅打破了“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理论”，也彻底打破了“血统论”。那些曾经宣称具有“自来红”血统的高干子女的“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万人批斗的对象。那些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当他们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好汉，甚至连一般人还不如，一夜之间变成与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黑崽子”。
人们看到那些“红二代”从高贵的红色贵族陨落为低贱的“黑崽子”，再也没人相信什么血统了，于是“血统论”也就不攻自破。只是“家庭出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惯性，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填写表格等时候，还在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为批斗对象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家庭出身的问题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当然家庭出身的问题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经在人民中间自发地掀起过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主张《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谭力夫，而反对《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论》。现在有一种误传，说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被判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发言。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血统论》的，于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被捕入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9）》*****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9）/红卫兵登场（12）
【接前】遇罗克却在谭力夫逮捕入狱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曾发行几万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时并没有人找遇罗克的麻烦，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罗克因《出身论》而名声大起，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批判《血统论》。同时，遇罗克也写了大量抨击时事的文章，很多文章过于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当局的容忍限度，这成为他入狱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时《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而且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也已经平息了。因为此时大部分老干部已被打倒，持《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也沦为黑崽子，所以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血统论》了。遇罗克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论》，而是另外原因。
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据《判决书》，遇罗克的第一条罪状是“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这条罪状的来由是遇罗克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有很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遇罗克的第二条罪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这些“反动文章”，应该主要指的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之后写的一系列抨击时事的文章，《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遇罗克的第三条罪状是“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主要是指的“手榴弹事件”。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记载：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去看武斗，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遇罗克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认为他准备“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的第四条罪状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这是说遇罗克在关押期间的“认罪态度”不好。当时“认罪态度”的好坏，是判刑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遇罗克的“认罪态度”好一些，或者没有“手榴弹事件”，他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罗克判死刑归因于他写《出身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血统论》的观点上至中央，下至群众都在反对，遇罗克批判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获罪于当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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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0）/红卫兵登场（13）
【接前】接下去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认识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最早拥护毛泽东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之前，已经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出现，这些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当权派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既然毛泽东要发动的文革，是要打倒这批当权派高干，那么这些当权派高干的子女，为什么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呢？这其实与当时中学生们最关心的高考制度有关。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个问题：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只是原则性的东西，机关和学校的情况不同，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又不同，那么在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具体应该怎么搞呢？很多学校向上级请示这次运动的具体搞法。
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北京还是刘少奇负责中央一线。刘少奇在听取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时，提出了中学文革的具体搞法，他说：“这次运动怎么搞法? 先斗争黑帮（走资派），然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
刘少奇提出的文革具体搞法，很有概括性，后来被报刊概括为“斗、批、改”三个字，在文革中广为使用，毛泽东本人也采用了刘少奇的这个提法。这似乎有点讽刺意义，后来文革中用刘少奇自己提出的口号，来批判刘少奇自己。
在中学落实“斗、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学是个级别很低的机构，除了校长勉强能称为“黑帮当权派”之外，合格的“黑帮”太少，批判的对象太少；第二，中学教师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权威，所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中学也难于开展；第三，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分数挂帅”高考制度，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都希望尽快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高考中引进“阶级路线”，把家庭出身作为考大学的重要指标。当刘少奇提出“斗、批、改”的口号之后，中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于是一些中学的中学生就直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呼吁立即改革高考制度。
毛泽东肯定了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但中央的决定，一下子还不能传达到学生中间，于是毛泽东采用登报的方式来公布这个决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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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1）/红卫兵登场（14）
【接前】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学生来信，信中说：“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因为功课不好，受到老师的白眼”，“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这两封信都请求中央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两封中学生来信的同时，还发表社论公布了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社论》说：
【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
毛泽东作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高干子弟，而是毛泽东认为“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不合理。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但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他决定改革高考制度，使一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大为受益。因此这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为第一批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之所以狂热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改变了高考制度，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大学，改变他们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干部还没有受到冲击，所以老干部的子女老红卫兵们，误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真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后，大部分老干部成为打倒的对象，这时老红卫兵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原来是要打倒他们的父母。于是老红卫兵们马上转向，开始反过来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高干子女。因为高干子女仗着父母的地位，胆子比较大，敢于造反，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学生才敢于起来造反。随后，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大崛起，它们人多势众，把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逐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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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2）/红卫兵登场（15）
【接前】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特别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在现实生活中，报刊上宣传的黑五类搞破坏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黑五类早就投降了，哪里还敢搞破坏。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黑五类投降了，放弃斗争了，所以“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红五类”的中间，反而出现了斗争。
红五类是指五类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尽管都是“红”的，但红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贫农“红”一些，贫农又比下中农“红”一些，最红的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两类人。既然把人分成“类别”，那么不同类别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特别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对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更是超过了成年人。
在中学里，“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到自己比“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最有优越感的，当然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感到自己无比的光荣和优越，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态，这又反过来造成其他类别的人对他们产生出不满和反感。
所谓“革命军人”是指现役军人，“革命干部”是指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低于十三级的干部不算“革命干部”。在小地方，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学里，有一大批“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干子弟学生，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造成了平民学生的反感，以至于冲突。
最早诞生红卫兵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华附中有一大群高干子弟，但又不像城里的北京四中、师大附中那些学校，有刘少奇、陈云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弟。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父母主要是厅局级的干部，部长级干部就算较高级别的了。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厅局部级干部家庭的学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面前，优越感是很强烈的。
同时，清华附中还搞了一些优待干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学校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女传达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这种“知情权”的区别对待，自然让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还有，学校组织只招收干部子弟“军训队”，这些都加深了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立，以至于在1964年爆发出一次“熊娄事件”。
平民出身的学生娄琦与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熊刚的父亲熊向晖当时是古巴大使），发生了打架，校长万邦儒却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的打架错误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高度。这样一下子引起平民学生的愤怒，学校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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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3）/红卫兵登场（16）
【接前】后来学校虽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让一般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血统”的无形歧视，“家庭出身”成为一道鸿沟，在学生中悄然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派别：干部派和平民派。阶级路线的调子越高，干部派学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荣，平民派学生对他们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后来这些情绪上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
在“熊娄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他要向团中央写信告状，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後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学校方面偏袒干部派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教训”。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干部子弟很多的学校，在“四清”的时候学校领导挨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因此清华附中的领导也很怕得罪干部子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袒护。
不过清华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却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个原因，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本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不好，校长万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个原因，当时对家庭出身的原则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来说，“重在表现”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些人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表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喜欢。
因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不喜欢那些自傲不听话的干部子弟，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清华附中校方这么做，马上引起了一批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认为，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好”，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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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4）/红卫兵登场（17）
【接前】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时，卜大华、王铭等七个高干出身的学生，找学校团委提意见，而校团委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来吓唬一般的平民学生，当然是有效果的，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家庭出来的高干子弟，哪里怕什么“右派”的帽子。而且，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支持他们这样的“革命要求”。据卜大华回忆说：【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裕良副校长去我们家，也就是到我家里去告状。我爸爸对吴副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学校越是压卜大华这些人，他们越要反抗，他们继续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学校方面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说：“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本来清华附中的领导是不敢当众批评高干子弟的，但当时刘少奇领导的一线中央给各学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制止学生闹事。因此，学校领导才敢于开大会批评这些高干子弟。
大会之后，卜大华等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屈服，而是试图成立一个组织，用组织来与学校领导对抗。各个班级的干部子弟秘密进行串联，悄悄去清华附中旁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
据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仲维光回忆说：“我们（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他们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的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学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
一般认为，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有一个流行说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就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5）/红卫兵登场（18）
【接前】但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却说红卫兵的创立，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卜大华回忆说：
【5月29日，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几个班的人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采用统一的名称，以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时我看到同学张承志写小字报时用“红卫兵”这个名字，觉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清华附中刚刚成立组织的红卫兵们，感到异常兴奋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用激昂口号向学校领导挑战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１００多人，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
这张大字报让学校领导晕懵了，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觉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事，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署名“红卫兵”的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之后，一些受到过校领导关照的学生，也自发地贴出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因为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人数更多，这样一来，学校领导依然占据上风。
不过，干部子弟们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叫来了外援。6月8日，几百人外校学生前来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在大门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北京四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但清华附中反对红卫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贴出她的大字报《致四中、十三中的干部子弟们》，说：【据你们说：清华附中在压制、排挤、专政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向你们的‘红卫兵’猖狂进攻，使你们‘义愤填膺’、‘无比慎怒’。感谢你们“自豪的”革命干部子弟们，否则怎能充分体现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造反精种呢！什么是红卫兵，你们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两派学生冲突起来，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于是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马上宣布向清华附中派驻出工作组，接替学校的领导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红卫兵登场（19）
【接前】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红卫兵是一个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群众组织，它违背了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这是红卫兵的最大特点。而且在文革中，红卫兵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独立性，直到红卫兵组织的消亡。
前面说过，刘少奇公开要求中共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照刘少奇的这个政治理念，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对“不驯服”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和关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该书说：【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清华附中出现的红卫兵，“反党”的性质应该比蒯大富的大字报更为严重。因为蒯大富毕竟是个人行为，而红卫兵却是一个组织，它对“党”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不过刘少奇处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采用对付蒯大富那样的高压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融化、融合”的怀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接管学校的领导权。工作组立即召开全校大会，组长刘晋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宣布他们是坚定的左派，而压制红卫兵的原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则成为“黑帮”，成为批斗的对象。同时，工作组宣布在清华附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员，从主任到委员，都是红卫兵成员。
工作组之所以支持红卫兵，主要原因是红卫兵成员的家长，都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的支持层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这些红卫兵的高干子弟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高官阶层中就会得罪很多人，这是刘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7）/红卫兵登场（20）
【接前】刘少奇采用“融化、融合”的办法，宣布支持红卫兵，试图把红卫兵拉拢到工作组一边来，然后把红卫兵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这样就可以把具有独立性的红卫兵，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从而实现“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刘少奇认为，红卫兵都是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融化和融合”到他的工作组领导之下。
刘少奇的想法是巧妙的，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工作组未能贯彻好刘少奇的意图，对红卫兵不是巧妙地引导，而是强行地领导，这就造成红卫兵的反感，以至于最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彻底摊牌，使刘少奇的“融化、融合”策略失败。
清华附中工作组刚进校时，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还不错，但不久两者的意见分歧就出来了。工作组想平息红卫兵的闹事作风，要求红卫兵团结95%的大多数学生；而红卫兵却不同意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血统论观念很强的红卫兵认为，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学生，才能成为团结的对象。如果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团结95%的学生，那么很多非“红五类”的学生都要被团结进来，这样红卫兵组织就不能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了。
工作组事事都想“管”红卫兵，而红卫兵本来就是想造反的，最反感别人什么事情都要“管”他们，因此对工作组的意见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气氛下，6月24日，清华附中里贴出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造反”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往往是在批判阶级敌人时才用，说他们妄想“造反”。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反”就是也意味着反对中共，要推翻中共。因此，当时红卫兵贴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按照传统思路思考的人，不能接受这个非常激进的主张，于是出现了对《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以及对红卫兵的围攻。
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等等，红卫兵也不甘示弱，7月4日再次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工作组长刘晋看了这张《大字报》引用的毛泽东关于造反的一段话，不太相信地说：“毛主席真的这么说过？”因为他们觉得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不过工作组跑到图书馆去查证，发现毛泽东真的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只好不说话了。【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8）/红卫兵登场（21）
【接前】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马上被传抄到各个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时清华附中工作组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只好放弃怀柔政策，改用高压政策对付红卫兵。7月18日，工作组与红卫兵正式摊牌，据卜大华回忆说：
【这次谈话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工作组是有备而来的，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卜大华等红卫兵没有被工作组的高压态度吓住，一来他们自恃有高干父母的后台，二来这些中学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卜大华针锋相对地反过来批评工作组，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
工作组的高压政策没有吓住红卫兵，只好改用其他办法，他们一方面组织新的团委，取代了红卫兵的革委会；另一方面把两百多名红卫兵骨干分子派到校外去军训，试图强行瓦解红卫兵。可是红卫兵却表现出来意外的团结，他们不但没有被工作组瓦解，反而更加激进。7月27日，红卫兵又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进一步提出要对工作组造反。
这样一来，工作组完全失去了控制红卫兵的能力。他们的最后手段，就是去家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试图通过这些学生的家长，去管教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据工作组长刘晋回忆说：【我们去家访，想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晚，我们去宋柏林家，宋柏林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我对宋柏林父亲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胡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9）》*****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9）/红卫兵登场（22）
【接前】不过在第二天的7月28日，刘少奇就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中央政治局做出立即撤工作组的决定，因为此时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都瘫痪了。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的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然后将这两篇大字报稿交给主席台上的江青，同时还交给江青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骆小海请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江青当场答应一定带到，并说：“我支持你们！”
果然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转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很快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的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改正错误和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毛泽东这封信的口气是非常谦虚的，不仅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就是对红卫兵提出的要求，也很客气地说：“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以毛泽东这么高的身份，给未成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写信，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毛泽东还在信中使用这么谦虚的口气，完全没有说教的口吻，这让红卫兵们对毛泽东的好感度进一步倍增。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示了三个意思：
第一、表示清华附中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并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二、表示他不仅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反，而且对全国的造反者，也“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三、指出要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重新做人的出路，并要求红卫兵“予以考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红卫兵打人暴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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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0）/红卫兵登场（23）
【接前】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参会人员进行讨论。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要通过层层的党组织，才能传达到群众中间，毛泽东等不急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毛泽东就有意把这封信“泄露”出去，通过“泄密”的形式传到社会上。
8月2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杨冀平，是北京矿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他首先在矿院附中，公开贴出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引起很大震动。在同一天，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钓鱼台，当面向卜大华等公开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从此，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为最光荣的称号。各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放弃自己原来五花八门的名称，一律改称“红卫兵”。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红卫兵战报》这么说：
【这个特大喜讯像春风一样，在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把“造反有理”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让红卫兵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的狂欢兴奋中，沉浸在解放和自由的亢奋中，激烈的红卫兵运动马上蔓延全国，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革命是大众的狂欢节。
然而，最初的红卫兵是靠血统论催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早期的红卫兵组织是高干子女的一统天下。因此，在红卫兵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血统论也喧嚣而上。就在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之前的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里贴出了一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很快从北航附中传遍了北京各个学校，引起极大的震动。凡是对联出现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即使这样，学生们的辩论热情丝毫不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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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1）/红卫兵登场（24）
【接前】中央文革率先批评“血统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对联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批评这幅对联“不全面”，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由于陈伯达的讲话，没有站在红卫兵的这一边，引起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应该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红”与“黑”两大类别，并进一步酝酿在各个学校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陈伯达改了这幅血统论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新的血统论对联：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代代相传】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8月6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王任重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辩论大会。江青讲话说：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动。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的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
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幅对联？
我不完全同意这幅对联，道理很简单。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我想讲一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是窦尔敦对黄天坝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
既然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还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你们自己要不要来点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行不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说对不对？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现在有人撰文说“血统论”是江青等人煽动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江青明确表态反对这幅对联，也就是明确表示反对血统论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2）》*****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2）/红卫兵登场（25）
【接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1966年5月16月到1966年7月28日，是文革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占据上风。7月28日中央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结束了工作组控制局面的文革第一阶段。
文革的第二阶段，1966年7月28日到10月2日。在这个阶段，各学校的工作组撤出了，原来的校领导也被打倒了，因此在各学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红卫兵组织作为新兴组织，填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成为主导文革的最大势力。
这个阶段的早期红卫兵，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也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搞“文革”目的，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他们搞“文革”的目的，是要搞一场“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要建立一套贯彻“阶级路线”的新教育体制，把家庭出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剥夺非“红五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从而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自然成为高干父辈的权力接班人。这个“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
在文革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也没有能够控制局面，而是老红卫兵搞的“教育体制”文化革命，主导着运动的形势。直到平民家庭出身的新红卫兵组织兴起，压倒了老红卫兵，开始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才把文革的方向从老红卫兵要搞的“教育体制革命”，转移到毛泽东要搞的“打倒走资派”的轨道上来。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刨根问底，“血统论”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五星国旗上，五颗星中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的五星国旗上，有一颗大五角星，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四颗小五角星。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3）》*****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3）/红卫兵登场（26）
【接前】刘辉宣说的两颗星星，就是国旗上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中共干部子弟构成的威胁不大；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高于干部子弟，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干部子弟们提出“血统论”，试图用家庭出身来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保证自己的顺利接班。
关于“血统论”问题，《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中，这样写道：【这股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一部分干部子弟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头脑中的优越感思想恶性膨胀的产物，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思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这股思潮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一时迷惑了许多人。
毛泽东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后，当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毛泽东对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于是使劲地鼓吹起这股思潮。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识别能力，他们对这股思潮或表示支持，或欣赏附和，以为这股思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利于他们的子女将来接掌权力。】
在反对干部特权方面，陈伯达本人还是做的不错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1965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同时，中央党校新成立一个青年训练班，有关领导推荐陈小农进中央党校学习。可是陈伯达既反对陈小农上大学，也反对陈小农去中央党校学习，而是让陈小农响应党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陈小农在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插队务农。
不少人误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起始于自文革，其实知青插队从1950年代就开始被倡导了。1955年河南省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务农，毛泽东为此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不过在文革以前，真正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很少，所以陈小农于1965年去农村插队务农，还是很不容易的。1966年7月，陈小农回北京探亲，没有见到父亲陈伯达，于是陈伯达给陈小农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由陈小农上交给中央。陈伯达的信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4）》*****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4）/红卫兵登场（27）
【接前】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会使自己化成人民血肉的部分。
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能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7月28日下午8时。】
陈伯达让他的儿子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这对于很多老干部来说，是做不到的。这些老干部是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奋斗到今天这个高官的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后代再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会想不通，不甘心，不甘愿，认为这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就白干了。
这种“打江山，坐江山”，认为自己流了多少血，就要得到多少回报的封建功利思想，在中国是很根深蒂固的。这种封建功利思想，提出有一种“公平”的标准，就是“立多大的功，做多大的官”，认为一个人官职的大小，应该取决于他过去立功的大小，这样才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很多人批评皇帝“杀功臣”，他们对皇帝杀没有什么功劳的大臣并不批评，可是对于杀有功劳的“功臣”，就怨声四起。
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仅是要破碎老干部们“打江山，坐江山”的美梦，而且还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功利思想，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学生，贴出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当时被称为“鬼见愁”，因为它借用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宣扬血统论，让那些想批血统论的人很难下手，没办法，所以称为“鬼见愁”。
“鬼见愁”对联成为老红卫兵们发起“教育体制革命”的引爆剂。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髙等院校，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发生了相互对立激烈的辩论。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委婉地批评了“鬼见愁”对联。对联的支持者听了陈伯达的批评，犹如火上浇油，掀起更大的捍卫对联行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就使得这场关于对联的辩论更加激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5）/红卫兵登场（28）
【接前】据老红卫兵刘辉宣回忆说：【从1966年7月到10月，关于“鬼见愁”对联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就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马上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的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对联辩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靑等人对“鬼见愁”对联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江青的讲话，第二天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了北京的很多学校，但这激怒了反对者，一些学校出现了撕掉江青讲话大字报的情况。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运动的形势，老红卫兵们掀起更为强烈的捍卫血统论行动。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对联在无形之中，也成了—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装标志的风气，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了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大人衣服，紧束着宽条皮带，有些人还登了一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加上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字眼，和一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神态，“高贵”得俨然像活脱脱的流氓无产者。】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谭力夫是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他的《大字报》写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
谭力夫提出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教育制度的“本本和条条”，这就是老红卫兵们要搞文革的目的。8月20 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更使他成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6）/红卫兵登场（29）
【接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8月20 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讲话”很好，有的単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
谭力夫的讲话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动性，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粗暴大胆，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于谭力夫讲话原文很长，这里只引用几段。谭力夫说：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这十七年里，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反动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谭力夫这段话是讲话的核心，对家庭出身血统论为标准的教育制度的正当性作出了解释。谭力夫又说：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
谭力夫8月20日的讲话，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因为在两天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红卫兵，这次报纸登出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上，刘少奇从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少人为刘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这些人出于封建功利思想，认为如果只是林彪和周恩来这样有很大功劳的人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还可以接受，而陶铸、陈伯达这些没有什么功劳的无名小辈，居然也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刘少奇“讨个公平”。【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7）/红卫兵登场（30）
【接前】谭力夫说“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其实正是他们这些人，要把毛泽东的文革引向歧途。谭力夫接着说：
【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他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这里谭力夫是公开为刘少奇的工作组喊冤叫屈，为老革命同志“犯错误”鸣不平。他所谓的“老革命同志犯错误”，主要指的是刘少奇。谭力夫继续说：
【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这段话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刘少奇。谭力夫最后说：“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要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谭力夫把血统论，上升到“党的阶级路线”，更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对派难于驳倒他，所以谭力夫讲话得到很多人的狂热吹捧。关于谭力夫讲话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潮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袖标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也没收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8）》*****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8）/红卫兵登场（31）
【接前】血统论在全国的喧嚣，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也清楚，对于这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搞“血统论”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非红色干部出身的人，挤出大学之外，以保证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有比较好的前途。可是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血统论”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为它触及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软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统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保护伞。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与人的品德好坏无关。比如一个贫农出身的人，他干了杀人放火贩毒的坏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贫农，贫农干了坏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变成富农或地主。同样，一个老革命红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堕落干了坏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干部，不可能变成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传统的观念，好人和坏人，是按照人的品德来区分的。不管是贫农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坏的就是坏人。可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样一来，贫农中间的人品坏的贫农也成了好人，而地主中间的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坏人。阶级斗争理论，不管人品的好坏，认为偷鸡摸狗的流氓无产者，也比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更“好”，这就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传统。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难题，是出在干部官员的问题上。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国的历史书也是按照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模式来写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场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戏。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把清官和贪官都否定了，认为只要是“官”，都是坏的，甚至清官比贪官更坏。
马克思生活在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代，所有的“官”说成是坏人，倒也问题不大。可是一旦当共产党自己掌权了，那么共产党的官，又怎么来定位呢？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官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官，理所当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官员，腐败堕落，变成了贪官。那么又怎么处分这些贪官呢？根据阶级理论，曾经革命立过功劳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堕落腐败，都是“自来红”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即使成了腐败贪官了，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依然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血统论”，就是强调堕落腐败的共产党干部，依然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与堕落腐败干部的斗争，就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些堕落腐败的干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9）》*****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9）/红卫兵登场（32）
【接前】而且，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人品坏的堕落腐败的无产阶级干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资本家更好，所以阶级斗争的重点和焦点，不应该是人品坏的堕落腐败干部，而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干部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得到一把“无产阶级”的保护伞，都可以要求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腐败堕落干部。因此这样宣扬“血统论”，也就是间接地保护了共产党的干部。
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概念，指的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而毛泽东发动时的“阶级敌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产党内的堕落腐败分子，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显然，走资派不属于是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把与“走资派”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遇到了理论上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报纸上是把“走资派”与“阶级敌人”并列，当时报纸的提法是：“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到了1975年，82岁的毛泽东，终于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其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清官贪官”理论，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好人集团，是“党内无产阶级”，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集团是坏人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是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中国的报纸，这样解释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说：【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我们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66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明他的新阶级理论，对于谭力夫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血统论，毛泽东很为难，只好采用“不争论”的策略。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代言人，说了很多毛泽东想说，但又不好直接说的意见。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有人给她递条子，说北大准备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贫协”，江青说：“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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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0）/红卫兵登场（33）
【接前】据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卜大华回忆，在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大会之后，江青把他们几个学生叫到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谈话。卜大华说：
【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进去时，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批评完刘平平之后，对我们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江青这些话，也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希望红卫兵们不要讲血统论对联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红卫兵根本不听。江青说“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统论来向毛泽东的文革发难。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已经被别人利用了，这些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要把毛泽东准备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引入“阶级斗争”的歧途。
但是毛泽东也不能镇压这些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因为这样就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毛泽东也镇压红卫兵，那就等于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镇压这些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毛泽东想出一个红卫兵运动两步走的计策，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策。他不但不镇压这些老红卫兵，而且相反，鼓励他们把运动搞大。毛泽东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打倒老干部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
因此毛泽东要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这些胆子大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运动搞大，这样才能带动和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高干子弟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高干子弟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大造声势，把平民子弟的红卫兵鼓动起来。而大造声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来造声势。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你们”，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为高干子弟们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们还没有，或者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毛泽东号召平民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1）》*****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1）/红卫兵登场（34）
【接前】第二天，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向全国宣传，用来消除平民起来造反的顾虑。但是被“整”怕的平民子弟，并没有被毛泽东这么简单的一次就鼓动起来。于是毛泽东想出进一步大造声势的办法，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要用真正的实际行动，把平民大众们鼓动起来造反。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前后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终于把平民大众的造反精神鼓动起来了。此后的红卫兵运动才进入毛泽东想要搞的正轨：打倒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中说：
【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
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亲自出席这次大会。据参加这次大会的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
【毛主席这天没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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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2）/红卫兵登场（35）
【接前】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出现在公众面前。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
张辉灿还回忆说：【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另据参加这次会见的卜大华回忆说：【我们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游行，一部分上观礼台。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毛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就走不动了，人们都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来，警卫也很麻烦，就劝他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
等了一会儿，总理来了，他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主席73岁了，我也68岁了，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
我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但是头部都是白的，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根本没有那种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里去了。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大家回去以后都很高兴，是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3）》*****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3）/红卫兵登场（36）
【接前】参加这次会见的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回忆说：【8月18日那天，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
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
毛主席问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说“要武嘛”，解释为毛泽东要挑起武斗，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外，毛泽东又给女民兵题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让毛泽东觉得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气魄，所以说“要武嘛”。这与毛泽东提倡武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毛泽东多次明确作出过反对武斗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说：
【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后来还说：【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的水平太低。
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4）》*****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4）/红卫兵登场（37）
【接前】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换上了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那么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众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只得纷纷猜测。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中共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刘少奇拿掉之后，毛泽东对文革的热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高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周恩来只好费尽心思去猜测。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
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会见波兰大使，对方问起中国搞文革的目的，周恩来解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周恩来这里说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1964年开始在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农村的四清运动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此，周恩来把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在稍后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林彪当初也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就可以结束了。林彪在刘少奇自我批评后，还主动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后，还继续大搞文革。这时，林彪也把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意图，理解为“破四旧”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时也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5）/红卫兵登场（38）
【接前】后来有人说，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破四旧”，于是红卫兵就响应林彪的号召，到处搞砸文物的“破四旧”，这有点“冤枉”林彪了。其实在林彪讲话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讲过文革要大搞“破四旧”。因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他们当时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旧”，等“破四旧”搞完了，文革也就结束了。
不过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破四旧”，也就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破四旧”的本意是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谁也看不见，于是红卫兵就要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可视化”，变成人们看得见的革命。
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
红卫兵这么搞了几天下来，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什么细腿裤、尖皮鞋也都藏到家里不敢穿出来了。于是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
本来红卫兵抄家，是为了“破四旧”，到家里去抄封资修的“四旧”，没想到抄家还发现了很多“阶级敌人”，这就更鼓励红卫兵们去抄家了。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成为后来红卫兵最被人诟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种看得见的“四旧”，是庙宇等旧建筑、旧文物。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财产，有专人看护，红卫兵刚开始还不敢动手。不过很快红卫兵就对抄家这样的小打小闹感到不过瘾了，他们要干大的，于是大规模地打砸古建筑、古雕塑等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特别关注破坏文物和古建筑的事情，特别下令军队出面，保护了故宫等著名古建筑。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筑，就损毁非常大了。周恩来在保护古文物的同时，又怕有人给他扣上一个保护“四旧”帽子，于是周恩来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以此来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旧”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6）/红卫兵登场（39）
【接前】毛泽东要发动平民红卫兵，更需要一种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赢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摆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可是毛泽东事先谁也没告诉，早晨五点钟就来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独自接见红卫兵。按照官场的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这样更加赢得了平民们对他的亲近感。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都没有讲话。有些人误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讲过这么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其实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的，文革中只是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次拿出来而已。
毛泽东不对红卫兵讲话，也是一种策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话，已经被林彪捧为“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毛泽东对红卫兵讲了话，万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也会马上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无法修改了。所以毛泽东不讲话，就可以避免万一讲出不恰当的话，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据参加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
不少人会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7）/红卫兵登场（40）
【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本意是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之后，就借口身体原因，不再管事了。这样一来，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是主动放权给周恩来的，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况，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两人可以团结合作。而这次，他们两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致了，自然也就无法团结合作，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以前有刘少奇夹在中间，周恩来还可以避免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而现在，周恩来就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
前面说过，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到7月，这个阶段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平民红卫兵和群众团体开始主导了局势；到1967年1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夺权阶段。
在文革的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直到进入1967年1月的夺权阶段以后，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恶化。但即使是在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要对文革“升温点火”，而周恩来要“降温灭火”，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就是围绕着“点火”与“灭火”展开的。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在利用接见红卫兵大会来点火，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上一些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旧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
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泽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8）》*****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8）/红卫兵登场（41）
【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马上开始给毛泽东泼冷水。8月24日，周恩来组织人制定出一个国务院搞文革的《十条意见》。周恩来在《十条意见》中，提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给运动泼冷水的东西。周恩来把《十条意见》转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亲笔批示说：“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马上否决了周恩来的《十条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已经有《十六条》嘛！”《十六条》是不久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的文革实施办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毛泽东否决了他的意见，他并不生气，也不气馁，而是在妥协中继续坚持。8月28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谈困难，说外地学生来北京已有十几万人，住房很紧张，建议暂缓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
毛泽东又把周恩来的建议驳回去，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的脾气就是这样，你越说不行，他偏要这么干。周恩来只得使用战争动员的紧急手段，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门，以及北京的工厂都来搞接待，安排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吃住问题。连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万多名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8月31日，周恩来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周恩来在《通知》上亲笔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
《通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发。”因为毛泽东明白周恩来是在借着“要害部门”的借口，来给这场运动泼冷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很多单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门”，来躲过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来再次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要精神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仍然被否决了。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把红卫兵建成解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那么红卫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尽管屡屡遭到毛泽东否决，周恩来却以顽强的韧劲，屡败屡战，继续坚持提出意见。9月4日，周恩来又根据新疆的告急情况，提出建议：“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新疆边界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离开。”这次毛泽东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批示：“照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9）》*****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9）/红卫兵登场（42）
【接前】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与毛泽东是老对手了，他们两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边合作，一边斗争”。从1966年8月拿掉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合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斗争”的成分越来越多。周恩来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与毛泽东的斗争，不是采用“硬顶”，而是采用“软挡”。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基本上是“硬顶”，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刘少奇就要压制红卫兵，所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周恩来的策略不同，他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周恩来并没有“硬顶”，而是采取两个“软”策略来对抗毛泽东。一方面，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给红卫兵运动泼冷水，试图使红卫兵运动降温；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与毛泽东“争”红卫兵，争取人心，试图把红卫兵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争取人心方面，周恩来是高手，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天开始下大雨，但周恩来仍在雨中坚持讲话。在场的群众高呼“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给他打伞的学生，继续淋着雨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周恩来的这句话，马上引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里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喊“万岁”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很想早一点来到你们这里，但工作不能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周恩来的话，马上又引起一阵热烈鼓掌，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万岁”也都是向周恩来喊的。
周恩来很清楚，一个政治家演讲的好坏，不仅要看演讲的内容，同时也要看演讲时的表演。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在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后，大家对周恩来讲了些什么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周恩来在大雨中的“表演”，说“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却让每个人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0）》*****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0）/红卫兵登场（43）
【接前】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生红卫兵，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周恩来很快表示对这个跨校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予以支持，并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西纠”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等，试图使“西纠”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周恩来的力量。
据“西纠”成员刘辉宣回忆说：【当我们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区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区红卫兵，那么在西城区红卫兵，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周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保护老干部和维护秩序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头头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也发起成立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因为它是第一个跨校的大学生红卫兵联合组织，也称“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总指挥汪延群是汪东兴的女儿。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3000多人参会。谁都明白，这个跨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亲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前来庆祝你们！】
会场马上响起一片热烈鼓掌，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万岁”也是喊给江青的，可见文革初期，江青还是很会“收买人心”的，当然后面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
江青接着说：【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1）》*****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1）/红卫兵登场（44）
【接前】会场上众人高喊：“对！”，然后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江青继续说：【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这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
江青讲话的关键，是试图给“一司”塞进两个辅导员，以使“一司”可以能够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
江青拉拢“一司”的红卫兵，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放过。当晚，周恩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1000多名“一司”的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说：
【红卫兵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红卫兵联络站，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不光成立总站，还要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来说到“党中央”、“林彪”、“毛主席”关心你们，但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因为这时他与文革小组是在“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周恩来利用自己掌握财物的权力，拨给红卫兵组织办公场所，提供电话，吃住等物质支持。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头支持，显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来又说：【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
周恩来讲话的关键，是说“我也是老红卫兵，你们还得听我的”，这样就试图使“一司”这个红卫兵组织，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的情况，一直在文革期间持续。
1966年9月5日，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特别指出：“免费乘坐火车”、“在北京期间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费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势必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大串联，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大骚乱。为此，周恩来是非常反对大串联的，可是周恩来也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出大串联的通知，他能够做的，只是给大串联“泼冷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2）/红卫兵登场（45）
【接前】1966年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100万红卫兵的面，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泼冷水”发言。周恩来说：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周恩来先吹捧一下毛泽东，然后转入他的正题，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毛泽东号召学生们“大串联”，而周恩来却以抓生产为借口，公然号召学生们不要“串联”。因此，马上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次讲话是“大毒草”。为此，周恩来反驳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
周恩来说他的讲话是“中央研究的”，这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他就代表中央了。周恩来又说“毛主席看过”，这是典型的打马虎。毛泽东看过，但毛泽东是不是同意呢？周恩来并没有说。估计毛泽东看了，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因为这是周恩来的个人讲话，不是中央文件，毛泽东不好公开不同意。因为党章规定，党主席是不能干涉党员发表个人意见的。
毛泽东的内心里，当然是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泼冷水”讲话。自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两个月以来，毛泽东的文革意图，屡屡受到周恩来的各种巧妙的阻挠，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悦。但此时毛泽东的平民红卫兵还没有发动起来，他还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只能对周恩来的泼冷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3）》*****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3）/红卫兵登场（46）
【接前】自从1966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国高层出现了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套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十一个人中，朱德和陈云早就成为没有实权的“花瓶”，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站”了，他们四个人尽管暂时失去了实权，但是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有随时“复出”的本钱。这四个人因为被毛泽东“罢官”，对毛泽东有所不满，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另外常委中李富春是周恩来拉进政治局的，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这样计算下来，在政治局常委的11票中，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再加上周恩来自己，周恩来可以拿到6票，基本保证可以得到多数票。
还有，林彪是同情周恩来的，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争执中，持中立态度；康生在党内高层多年，深知周恩来不易撼动，所以也是中立态度。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可用于“反周”的人物，其实只有陈伯达和陶铸两个人。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依靠传统的中央政治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另辟蹊径，他准备逐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逐步缩小政治局的权力，最后用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这样周恩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主要有两派：第一派是毛泽东的人马，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以陈伯达为首，下面是王力、关峰和戚本禹，也称北京派；另一派是江青的人马，下面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称上海派。康生的派别不明显，但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派人都是“笔杆子”，没有掌握行政权力的经验，让这些笔杆子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中央政治局，管理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毛泽东自己也不太放心。于是毛泽东就把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陶铸。
陶铸长期担任地方高官，行政领导的经验丰富，所以毛泽东就想让陶铸成为文革小组的重要支柱，将来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的时候，陶铸就可以取代周恩来，来主管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因此，毛泽东对陶铸是寄予厚望的，他把陶铸安排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并不能对陶铸直接讲，这要陶铸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去“体会”。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达到他的人生顶峰，不仅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而且兼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比如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权倾一时。但毛泽东真正给陶铸安排的最重要角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4）》*****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4）/红卫兵登场（47）
【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中央文革小组兼职的，只有三个人：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陶铸和康生是顾问。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允许陶铸把他的亲信王任重带来文革小组，出任重职。王任重是陶铸的老部下，毛泽东安排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仅次于江青的第一副组长，大大增加了陶铸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可见毛泽东对陶铸的期待之大。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有两套班子，总理一套，文革小组一套。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也可以。”
陶铸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权力，这是毛泽东期望陶铸成为制约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棋子。当时的一些大字报，甚至出现“在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提法。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前，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当然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让陶铸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可是陶铸也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误以为毛泽东真让他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了，于是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中真的“指挥”起来，这一下就惹出问题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有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陶铸进来后，并没有谦虚地加入陈伯达派或江青派，而是傲慢地试图成为这两派的领导人，试图来领导文革小组，这就引起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不满。
陶铸在党内的资格还是很老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但在八大以前，陶铸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康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一个七大代表。这此之前，康生和陈伯达在党内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因此康生和陈伯达对陶铸趾高气昂地来领导自己，感到有些气不平。
如果说陶铸对康生和陈伯达趾高气昂，还不算问题太大，可是陶铸对江青趾高气昂，这个问题就大了。文革开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人，都看出江青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毛泽东，所以对江青的态度都非常尊重。周恩来对江青的“尊重”是众所周知的，康生也变得尊重江青了。康生和江青是同乡，都是山东诸城人，所以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文革前康生对江青还摆点架子，见面说话时，对江青总是直呼其名。文革开始后，康生对江青也变得客气和尊重了，见面时对江青开始用尊称“江青同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5）/红卫兵登场（48）
【接前】陶铸的政治生涯也不算短，但他长期在做地方官，不熟悉中央复杂的人事关系，政治嗅觉不敏锐，居然没有察觉出江青的特殊地位，误以为毛泽东让他去领导江青。因此陶铸就不买江青的帐，与江青当面争吵起来。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966年9月的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吴传启？”
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吴传启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吴传启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对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
陶铸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用命令的口气，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另据王力回忆此事说：【陶铸和江青争吵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原本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彪不敢接近陶铸了。】
跟主席夫人争吵，连林彪夫人叶群都能看出来，这是犯大忌的事，陶铸居然看不出来。他这样缺乏政治敏锐性的人，“倒台”是自然的事。毛泽东让陶铸加入文革小组的本意，只是要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让他领导文革小组，因为文革小组必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
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代言人，就像江青曾坦言的那样：“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因此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代言人，也是毛泽东的“代过人”，出了错让江青挡着，这样毛泽东本人就灵活多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6）/红卫兵登场（49）
【接前】陶铸并没有理解江青在文革小组的角色，误以为他自己是文革小组的大老板，俨然用一个大老板的口吻训斥江青：“你干涉的太多了！你管得太宽了！”
陶铸这种大老板的口吻和姿态，自然引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可是陶铸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他有毛泽东这个大后台的支持。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主席也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知道陶铸没有在中央工作过，所以特别提醒陶铸说：“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要陶铸尊重别人，特别是暗示要尊重江青。毛泽东前面说了几句批评江青的话，其实是“反话”，实际上提醒陶铸要尊重江青。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真意，反而误以为毛泽东真的支持他，误以为毛泽东真要让他领导文革小组，结果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
更让毛泽东不快的是，陶铸加入文革小组，还破坏了文革小组的团结。陶铸试图要领导文革小组，这就惹翻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这些人一致反陶铸，声称不能与陶铸共事，要把陶铸排斥出文革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拿掉陶铸了。
当然，毛泽东要拿掉陶铸，并不等于要打倒陶铸。毛泽东之所以产生打倒陶铸的念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最初毛泽东的安排，是要让陶铸来掣肘和牵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陶铸也是明白的。在陶铸刚上任的一段时间，他曾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周恩来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1966年8月23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表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谁都可以怀疑。”
陶铸这句话，明显有针对周恩来的倾向，意味着周恩来也是可以被怀疑的，这当然引起周恩来的不快。据陈伯达回忆，周恩来听到陶铸的讲话后，不快地说：“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反驳陶铸的观点，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那就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7）/红卫兵登场（50）
【接前】但陶铸对周恩来的发难，只是这样间接地说一些话，并没有进一步大胆地挑战周恩来，这也让毛泽东不满意。不过最终引发毛泽东打倒陶铸的，是1966年10月国庆节的“换头术”。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按照惯例，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这时周恩来就利用自己负责国庆节庆典仪式的权力，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亮相。周恩来还指示：按往年的规格，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
周恩来的做法，委婉地抵制了毛泽东，让被批斗的老干部上天安门亮相，就是对红卫兵的一个打击，间接地保护了这些老干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套做法，也早已料到，这时他也还不得不对周恩来让一些步，对周恩来这么做也不生气，对周恩来这么做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没有欠毛泽东的“情”。
让毛泽东生气的，是陶铸的做法，因为陶铸欠了毛泽东的“情”。陶铸当然无权干涉周恩来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但陶铸可以利用他主管的中宣部，可以下令新闻媒体不刊登刘少奇等人的照片。可是事实上，陶铸不仅刊登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甚至还使用“换头术”，把照片中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头。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说：【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又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成为陶铸一大罪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陶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应该是出自陶铸对自己身份的“认识”问题。陶铸当时有双重身份，在周恩来主导的中央政治局那边，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边，陶铸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用文革小组来取代政治局的用意，所以他把主要的工作精力，不是放在中央文革小组这边，而是放在了中央政治局那边。
据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实际便没有了，虽还有一批书记处书记，但没有开过一次书记处会议。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后，曾经正式提出健全中央书记处，但没有成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8）》*****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8）/红卫兵登场（51）
【接前】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逐步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便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可是陶铸却相反地提出“健全”书记处。陶铸当时以为，中央政治局是“正统”，看不起“文革小组”，所以想方设法加强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陶铸以为政治局的地位加强了，他本人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陶铸试图加强政治局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背道而驰，反而在客观上帮了周恩来的忙，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这次国庆节活动的报道，周恩来给陶铸的指示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办。当然陶铸要抵制周恩来，也是可能的，不过周恩来的想法，与陶铸的想法是一致的，陶铸也试图加强和突出中央政治局。要突出中央政治局，就要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有照片，所以陶铸不仅登了刘少奇的照片，还用“换头术”来突出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陶铸为什么没有请示毛泽东呢？可能是因为陶铸误以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登上天安门了，那么登他们的照片，毛泽东也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陶铸就按照惯例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陶铸没有想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上天安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对周恩来的让步。
毛泽东对陶铸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他认为陶铸这么做是在帮助周恩来。毛泽东认为自己对陶铸很好，而陶铸不但辜负了他的期望，反过来还站到别人一边去了，于是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开会，在谈到陶铸的问题时，还是对陶铸的“换头术”耿耿于怀。
毛泽东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
陶铸事后也知道自己没有请示毛泽东，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惹祸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
平心而论，陶铸这样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根本不是一个当政治局常委的料。毛泽东看错了陶铸，陶铸也看错了自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9）》
夹叙夹议，正是有价值的地方。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有人愿意分享他的看法，为我提供多一个视角，这是好事。
这是夹带私货呀，这个手段黑毛甚至黑共一下就被人看出来了，对传播自己的主张不利啊！
严重一点儿说，小人度君子啊。
您老弟大才呀，元旦快乐。
感谢林枫兄支持，其实在这个帖子里，我从未对文章进行评价，我想河友自己看，不同意见相互讨论才见真知！我最怕有些河友自以为窥一斑而见全豹，毕竟西西河名声在外，很多网友自视甚高。
其实我对文章感兴趣的是史料，文章作者不是一个人，是国内高校一个历史教研组，你看文章中每个人的讲话，只要是重要的基本都有出处，只有一些心理描写算是演绎，但作为网贴，毕竟要有一定的可读性，不同于学术论文，这一点完全可以谅解。
文章参考了很多文献，有些也不是一般人容易接触的，我来河里时间不长，发现很多网友对文革认识很深刻，但很难说全面，转载这篇帖子的目的，是想让网友们对整个文革的过程有个全面了解，不要执着于某些专家的一家之言，虽然有些文章是文革亲历者写的，我觉得那样的文章更值得怀疑。
西西河的氛围是很好的，各位网友眼界学识令人敬佩，相信对这个帖子会给予足够的宽容。
再次感谢林枫兄，不是你两次回复，我几乎要放弃了。还有，如果网友想看哪一段时间或者哪个事件，我可以单独贴，前面倒刘少奇的百十章，我都没贴，如果影响您阅读，我可以补上。
最后，感谢崇新岳先生，十年研究，180万字的心血，无偿给我们原稿，值得我们尊重。
还以为小屁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