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金与利维森确实每周都要交谈好几次，但是联邦调查局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他们开始监听利维森的家庭电话，这才发现两人经常在半夜过后相互联系。
7月上旬，罗伊.威尔金斯把协进会全国大会的会议地点改在了亚特兰大，这是金从克罗兹学院毕业那年——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四十二个州的一千多名代表继哈里.贝拉方特之后来到了亚特兰大。参会代表们进行了一些抗议活动——比方说“邦联士兵”餐厅门前就拉起了纠察线。秩序井然的抗议团队还高举标语牌在路边巡游，牌子上写着：“南方已有十二个城市建成开放式酒店，亚特兰大为什么不照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危机》杂志将本次大会称作“刻苦的大会”，但是威尔金斯却为大会奠定了另一番基调：“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到亚特兰大是来开会的，要讨论的正事很多……”威尔金斯对记者们说。“尽管在一家餐厅进行静坐示威具有心理层面的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
詹姆斯.梅瑞狄斯作为可能被密西西比大学录取的第一个黑人出现在了大会上。霍华德大学校长詹姆斯.纳布里特在7月4日的烧烤晚会上发表了主要致辞。金也作为午夜演讲人之一进行了发言。尽管C.A．斯科特的《世界日报》刊登了十几张大会的照片，但金的照片一如既往地并没有出现在报纸上。此外金也是唯一一位照片没有出现在《危机》杂志一周要闻当中的主要演讲人。这样的刻意忽视无疑传达了一种信号——一些人觉得隐晦微妙，另一些人觉得明显直白——在前辈黑人领袖眼中金依然是个棘手的刺头。但是打压的效力也有局限。金已经成为了一名现象级人物，任何大型黑人活动场合至少要为他预留一座讲台，而他所需要的也无非就是一座讲台而已。按照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的说法，金是美国“唯一一位按压指纹比签字数量更多的名人”。
“真正的和平不只是紧张局势的缺席，还是正义的出席，”金对听众们说。“我想这就是耶稣告诫使徒们‘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的含义。显然耶稣并不是说他带来了实体的刀剑。显然他并不是说自己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耶稣实际上想说……无论我何时到来，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总会在所难免；无论我何时到来，正义与不义之间的敌对总会在所难免。现在南方的紧张状态是必要的，因为被压迫者正在崛起，朝着永恒而真实的和平进发。”
片刻之后金又谈到了民权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他相信现在公开讨论民权运动内部的口角之争“可谓恰逢其时”。金几乎有些哀怨地向代表们表示，自己“曾在二十多个州宣传过协进会的章程”。很多领导大会的领导人同样也是协进会的领导人。游行运动和抵制运动“不应当削弱法庭战线上的努力。但法律和法庭命令只会宣布权利，却永远不会彻底地传达权利。只有人们自己动手实施权利时，法律条文才能获得生命力。”
接下来金试图用自己信仰的热情烧掉民权阵营的所有分歧。他指出非暴力运动就是解决之道。这是超乎寻常的钥匙，是横跨鸿沟的桥梁。“这就是非暴力运动的美好之处，你可以奋起抗争但心中却并无仇恨，你可以投身战争却不必使用暴力。我们正是在这场运动的核心感受到了爱的本质。”金的方法坦率直接。这一方法可谓民主，因为它尊重了民主的信仰，即人人生而平等。“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人的良心告诉他某项法律是不正义的，而他也决定要破除这条法律并接受由此而带来的后果，那一刻便是他对法律表达最崇高敬意之时。这种事没什么新鲜的。如果你愿意，请随我回顾《旧约》，看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站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面前。他们清楚明了地宣布：‘我们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再翻开《柏拉图对话录》的《克里同篇》或《申辩篇》，看看苏格拉底如何践行非暴力反抗。今天学术自由的根源就在于苏格拉底的非暴力实践。再来到基督教创始初期，看看当年的基督徒宁可葬身狮口也要坚持信仰。听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最后再来看看当今世界。不要忘记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安慰并帮助犹太人才是违法行为。我想如果我带着现在的态度生活在当时的德国，我肯定不会遵从希特勒的命令，我会鼓励人们安慰并帮助犹太兄弟们。如果我现在生活在南非，我将与卢图利酋长共同进退，就像他对南非人民所说的那样：‘打破这条律法。不要昧着良心顺从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反抗这些法律，撕碎它们，把它们扔掉吧。’”
最后金慷慨激昂地吼出了三条短语：“所有人；就在这儿；就是现在。”排山倒海的掌声随即淹没了他，致使他只能趁着群情激奋的间隙再插进一句话。“我们想得到应有的权利，”金大声喊道，“我们希望就在这里得到自由——在美国、在密西西比黑人区、在亚拉巴马州的棉田中、在佐治亚州的红土大地上得到自由。我们受够了渐进主义，我们都知道渐进不过意味着无动于衷，意味着推脱搪塞，最终只会变成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突然冒出来的俗语让吼叫的人群发出了一阵笑声。“不，我们不想再等了！”金高声说。“我们现在就要自由！”这句话几乎导致了现场局面的失控，金随即肃穆地重申了迫害和死亡的可能性，这才让听众们渐渐平息下来。最后他用先知一般的华丽语言结束了自己的演讲。金再次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别人的主场将听众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尽管他的布道在精神上和方向上都引起了协进会领导层的反感，但是这场布道蕴含的能量如此巨大，其中潜藏的异端观点又几乎无法辨识，因此谁也不能公然站出来指责他。
不过金在协进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在白人世界中引起太大反响。尽管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场景，但是这些场景是否具备跨越了种族界限的报道价值依然还是要由记者们说了算。唯一一类肯定能同时吸引黑白双方读者的新闻内容就是白人警察将金擒拿住的场面。就算民权运动的追随者们也记不太清楚金是否曾参与过自由乘车运动——因为金并未因此而遭到逮捕。但是就连一般读者与初出茅庐的记者们都知道金披枷带锁地前往里兹维尔的旅程。金只要一进监狱，就肯定会招致新闻报道。
无论是在什里夫波特还是在“面对面”选民登记之旅的任何一站，金都有可能进监狱。但金以为这次的劫数会发生在奥尔巴尼。他的日程表上圈着好几个与法庭打交道的日期，其中一个日期就是7月10日。去年12月他在奥尔巴尼街头组织游行并且遭到逮捕，这一天当地法院将要针对本案作出最终判决。通常来说，如果一位像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犯下了这样轻微的过失，德登法官大抵总会作出免于处罚或者缓刑的判决——就算不是出于仁慈，至少也是为了不让奥尔巴尼遭受关押金必然招致的公众关注。然而在过去七个月里，奥尔巴尼政坛的气氛非常严苛，因此法官似乎不太可能高抬贵手。金刚进监狱不久前，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詹姆斯.格雷就给《奥尔巴尼先锋报》专门写了一篇封面文章，抨吉奥尔巴尼黑人们的抱怨是“弥天大谎……只有希特勒才会采用的策略。黑人们都在说谎。司法部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卑鄙的行动必定会失败，正如同黑人煽动者密谋数月的狡猾奸计早已一败涂地那样。他们之所以会失败，因为他们的根本动机是邪恶的。”
金几乎没有理由期望自己能从这样的城市当中得到宽容。他和沃克与阿博纳西开车回到奥尔巴尼参加了听证会——重新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再次听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清唱的赞美诗。，金告诉自己的秘书多拉.麦当娜（Dora McDonald），自己很可能无法参加华盛顿的全球新闻俱乐部的活动了。德登法官的判决证明了金的先见——他判决金和阿博纳西要么上缴一百七十八美元的罚款，要么就在监狱里度过四十五天。金和阿博纳西都不愿意向非正义妥协，表示愿意蹲监狱。正当他们两个人接受搜身并且换上绿色的囚服时，多拉.麦当娜则在亚特兰大撰写报告。自从金被捕的消息发出后，金的办公室电话就始终响个不停，她的职责则是将来电内容都记录下来。根据她的记录，某华盛顿的记者听说金被捕入狱后“震惊到无以复加”，而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只想知道为什么金不能等到7月19日讲完话之后再进监狱。麦当娜告诉金，她已经做好了安排，保证让金能在狱中收到《亚特兰大宪政报》，而阿博纳西则可以收到《纽约时报》。“您和阿博纳西牧师今天一定会为我骄傲，”麦当娜写道，“我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掉。”
金和阿博纳西进监狱的那天极具历史意义——通过电星一号通信卫星，人类首次实现了跨大西洋电视直播。美国三大电视网都在当天晚间节目一开始播出了一幅在法国与美国同步登上荧屏的画面：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与一群激动的科学家们坐在小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盯着电视屏幕，屏幕里面正在直播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看电视的场景。只有在当代传媒当中才会出现像这样观看与被观看双方无限递归的景象。信号回传时，法国当局只是简单地选择了伊夫.蒙当演唱《一首小歌》时的特写镜头。与跨大洋直播的事迹本身相比，直播画面内容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泰晤士报》盛赞这项壮举“重要性可与一百多年前塞缪尔.F.B.莫尔斯拍发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相比肩”。
如此先进的前沿科技此时尚未触及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驻扎在奥尔巴尼的电视记者仍旧不得不在午后时分停止工作，带着刚曝光的胶片搭乘专机回到亚特兰大，通过那里的设备将新闻影像传送到纽约，以备晚间新闻之用。只有重大事件才配得上如此昂贵的方式，也就是说偏远地区的动态必须具备足够的戏剧性，而金被捕入狱事件眼下还不够资格登上电视新闻。
但是金的入狱确实在更传统的新闻路线上引发了一阵悸动。《奥尔巴尼先锋报》的头版大标题刻薄地写道：《金失陷巴士底狱》。这条新闻排在电星卫星直播之后，同样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纽约时报》提醒读者，金上一次入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6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先驱报》和《时代周刊》都着重提到了正在谋求总统之位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已经拍发了电报，敦促司法部长“必须保证金博士及其同伴的人身安全”并且“调查其行为究竟是否违反了关于和平集会的宪法规定”。第二天一早，几位新闻编辑就给领导大会打来了电话，《纽约时报杂志》的哈维.夏毕洛（Harvey Shapiro）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能刊登一封金“在狱中写的书信。”多拉.麦当娜立即将夏毕洛的请求汇报给了昌西.艾斯克瑞奇。到了中午时分，艾斯克瑞奇与葛培理的公关专员分析了一下这样做的利弊。公关专员的建议是“人在狱中时万不可发表任何言论，一切都要等到被释放之后”——这一建议推迟了金的狱中信件公之于众的时间。一年之后这些信件才结集成为了《伯明翰狱中书信》。
当天上午，终于从初次入狱的精神冲击当中恢复过来的威廉姆.G.安德森医生召集上一轮奥尔巴尼运动的支持者来到示罗浸信会教堂，为了这次“不可错失”的打破种族隔离的机会做好准备。然而他的演讲却应者寥寥，没能激发起多大热情。去年的游行示威情绪几乎已在过去几个月的等待期间消磨殆尽，而且他的听众或许早已对严酷的现实感到麻木——这个城市居然真敢把名声在外的金关进监狱。目前还有七百多个人仍然背负着与金相同的指控，奥尔巴尼市政当局的决策无疑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次只有三十二个人站了出来，他们都是被金的朋友与同事C.K.斯蒂尔哄过来的。当年金在蒙哥马利领导公交抵制运动时，斯蒂尔也在塔拉哈西进行着同样的事业。出发之前，身材并不高大的斯蒂尔牧师在教堂内进行了最后的祷告：
我们感到自己
与旧日受主差遣
两个两个地走遍各地
的门徒们心有戚戚。
我们要围绕着
监狱的围墙游行
因为那是隔离的象征。
我们将围绕它游行
像约书亚一样
直到这堵围墙轰然坍塌。
请照拂我们
请照拂警察们
请照拂普里切特警长
请照拂市长
还有市政委员会
我们要祈祷
让他们看到虔诚而和平的心灵
感动他们的内心
亲爱的上帝
我们将为世界献身
上午10点53分，大家在斯蒂尔的带领下朝着关押金和阿博纳西的监狱走去。狱中的两人正在与其他犯人们一起清扫囚室。这三十多人在记者们和旁观者的注视下当场被捕，他们高唱着《我们必胜》，希望被关押的人们能振奋精神。
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晨会上，记者们纷纷询问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总统会为金采取何种行动。这则新闻的报道角度非常明显：已经成为总统的肯尼迪是否会比1960年的竞选人肯尼迪做得更多呢？这一天结束时，塞林格宣布肯尼迪总统要求司法部长准备关于金的完整报告。私下里，总统给正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山鱼塘度假的伯克.马歇尔打了电话。对马歇尔来说，难得能与总统直接联络固然值得庆贺，但肯尼迪本人却忧心忡忡。在当天的几次通话中，总统要求马歇尔与在亚特兰大的柯瑞塔以及在奥尔巴尼的政府工作人员通话。本质上说这一策略是让马歇尔摆出1960年竞选时富有同情心的姿态，而肯尼迪兄弟则身处二线静观其变。
肯尼迪总统还接听了詹姆斯.格雷的电话。格雷曾是他的大学好友，现在则是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格雷在电话中说，凯里市长现在就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杰克，我们把马丁.路德.金关进监狱了，”格雷向总统摆明了情况。“该死的媒体今天都乐疯了。我们也不想把金关进监狱，但我们能怎么办？他毕竟犯法了嘛。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能派人到我们这边把他悄悄捞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总统也认为把金关进监狱非常糟糕，但他并不愿意为了总统施政的目的强行将金释放出来。总体来说，肯尼迪政府面对着非常微妙的政治僵局：金拒绝向种族隔离妥协；奥尔巴尼市政当局拒绝向种族融合妥协；肯尼迪政府决心要保持掌控全局的形象，同时又不能强行干预任何一方的决策。要想顺应这些限制，就必须机密行事。肯尼迪总统答应派一个人到奥尔巴尼主持局面，还让格雷立刻与司法部部长商谈此事。中午时分，匆忙选定的代表格雷的特使就已经搭上了来到华盛顿的飞机。
这位B.C.加德纳（B.C.Gardner）是凯里市长的三人法律公司中的高级合伙人，负责贝克县附近、伊楚威种植园以及同事们不愿负责的大部分事务。加德纳的父亲是位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1958年他在格雷的私人派对上与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握手的照片。作为奥尔巴尼非官方大使，加德纳带来了罗伯特.肯尼迪完全同意的信息：金的入狱对于相关各方来说都很难堪——对奥尔巴尼来说是这样，对肯尼迪兄弟来说是这样，对佐治亚州来说是这样，对国际社会眼中的美国来说更是这样。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终止这件事。加德纳当晚飞回家的时候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这天晚上，示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一次弥撒大会。大约六百名参会人员重新找回了去年12月历次集会现场的激情。在炎热的夏天，人们拿着印有圣经图案的扇子扇风，还不时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示罗浸信会教堂外面，一小群泡酒馆的黑人以及趁着傍晚出来喝酒的酒客们自发聚在一起，想要把警察们赶出哈莱姆区。他们开始朝警车投掷砖头和酒瓶。第一阵金属车体被砸出凹坑的巨响吸引了周围几个街区的注意。根据不成文的规矩，奥尔巴尼当局对于黑人在哈莱姆区内部的行为表现管得不那么严格——上次金和其他游行示威者直到越过奥尔巴尼黑人区与白人的分界线之后才遭到了逮捕——但现在，出现在黑人住宅区的警察却引爆了自发的敌意。尽管警察们全副武装，但人数上很不占优势。面对着满天乱飞的投掷物，他们也只得到处寻找掩体。暴力冲突的叫喊与碰撞声引得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会众们鱼贯而出走上街头，高声呼叫着试图让那些人冷静下来。
普里切特警长与遭到围攻的手下们挤在一起，手下们早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普里切特命令他们不得反击，然后就叫上自己最信任的副手埃德.弗兰德队长（Ed Friend）跟着自己一起走进了充满敌意的黑人人群。“就算挨上几下也别停下来还手，”普里切特对弗兰德说。两个人奋力走到示罗浸信会教堂中的前门附近。普里切特大喊道：“布，我要进来了。”艾曼纽尔.“布”.杰克逊（Emmanuel "Bo" Jackson）——奥尔巴尼运动的非正式警卫官——也大声回答说：“进来吧！”两位穿着全套制服、腰上挂着枪的警官就这样走进了黑人的圣所。斯莱特.金的声音压过了一片混乱：“我看到普里切特警长进来了！”紧接着就让出了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布道坛。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普里切特正在慢慢往里挤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喊道：“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吧！”随之而起的热烈欢迎持续了整整半分钟。外面的人本以为会听到愤怒的争吵甚至枪声，欢呼声令他们不明所以，只能面面相觑。
普里切特走上布道坛时脸都红到了耳根。“感谢你们给我站在这里的机会，”他半笑着说，“经常有人说我很受欢迎。但我却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记者帕特.沃特斯尽管很钦佩警长的勇气，但还是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复杂的情绪。沃特斯认为，他的声音里蕴藏着感激和尊重，甚至还透着些许江湖义气，不过同时也夹杂着半开玩笑的讽刺意味。在沃特斯看来，这样百感交集的情绪其实是普里切特用来维护种族权威的外壳。“我从未打断过你们的和平集会，”普里切特接着说道。“很多人误解了你们的非暴力哲学，但我们尊重你们的政策。我恳请你们与我携手维持奥尔巴尼的和平局面。乱扔砖头可不是什么好事。”会众们再次报以热烈掌声。直到再次回到教堂门外的警察中间，普利切特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弗兰德队长的双腿都打起了哆嗦。“警长，再也不要让我进去了，”他试图挤出一丝笑容，“只有洗衣工才会知道我刚才多害怕。”
扔石头的人们逐渐散去之后，斯莱特.金回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布道坛上，发表了一段很矛盾的讲话。一方面他对大家秉承非暴力宽容精神欢迎普里切特警长登台发言的做法表示赞许，因为这一招证明了教堂里的奥尔巴尼运动成员与外面的暴徒不是一路人。另一方面，他也很遗憾地看到有些人在普里切特面前显露出了奉承式的崇拜，因为这种态度正是种族隔离的根源。不要忘了，示罗浸信会教堂举行集会的目的就是劝说人们挑战普里切特的权威，自愿到他的监狱里坐牢。“我们要尊重他，”斯莱特.金说，“但是尊重他与尊重上帝是两回事。也许我也有这方面的毛病。我们已经习惯了不义的体制——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洗脑了。”
这天深夜，普里切特和奥尔巴尼的白人领袖们同样也在反复审视自己的决断。B.C.加德纳从华盛顿带回了一条看似相当唐突的建议：他们应该悄悄替马丁.路德.金缴纳罚金，然后将他从监狱里弄出去。加德纳解释说这次的事情只能这么办，而且他们必须做好说谎的准备。如果外人知道了奥尔巴尼的当权者们先把金投进监狱，接着又花钱替他缴罚金，那么他们必然会沦为笑柄。对于这些一向以南方荣誉信条而自豪的人们来说，说谎无疑十分难受——但更难受的是他们竟然因为一名黑人而被迫接受如此可厌的选项。然而他们并不能在释放金的问题上向肯尼迪兄弟施加压力，否则就意味着奥尔巴尼彻底败在了联邦政府手中。此外肯尼迪兄弟也正在竭力施为。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替金说过话或者直接出手干预。两人都默许了由市政当局将金弄出来的计划，并且保证不会声张。罗伯特.肯尼迪提醒奥尔巴尼市政当局，金在监狱里度过的每一天都会令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的声望备受煎熬。根据司法部长的爱国主义高调，这场骗局不仅变得可以忍受，甚至还挂上了几分高尚的色彩。普里切特警长就如何减少计划当中的谎言成分征求了凯里市长的意见。接着他叫来了接待警员，严肃地指示他要如何释放马丁.路德.金。
第二天也就是7月12日早上，B.C.加德纳带着三百五十六美元出现在冷清的监狱接待处。“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罚金，把他带出来。”在预先安排下，那位警员没有把收据交给加德纳，而是带给了金和阿博纳西。之后加德纳就走了，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早上7点30分，普里切特派人到监牢区找金和阿博纳西，让他们换好衣服到自己的办公室会面。金和阿博纳西以为换衣服是为了会见身份尊贵的中间人，但普里切特却说他们的罚金已全部交清，他们可以走了。实际上，不是可以走，而是不得不走。
两位目瞪口呆的牧师要求普里切特给个说法，但普里切特只给出了实现商定的套话。在随之而来的公关风暴期间他始终没有改口。他说自己只知道看守汇报称“一个身份不明、穿着得体的黑人男性”交了罚金，要求不得透露身份，所以普里切特也没有继续追问，以免看守受到报复。普里切特的两名侦探开车把金和阿博纳西送到了安德森博士家。他们刚刚进门，怀亚特.沃克就重重关上了门，把闻风而来的记者们挡在了外面。不过记者们还是偷听到了关于事情真相的激烈争论。奥尔巴尼的白人是否有可能勾结上本地某位颇负名望的黑人呢？如果普里切特在说谎，那谁又能揭穿他呢？
这天上午金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这还是我唯一一次因为离开监狱而感到不悦，”金说道。他谴责了为了将他轰出监狱而采取的“勾连手段”。但他同时也安慰大家说，无论如何普里切特警长已经保证针对去年12月另外七百位示威者的指控均已撤销，并且由黑白双方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将要致力于解决更大的争端。然而在城市的另一头，普里切特却在他的发布会上表示“并不打算在任何方面进行任何和解”。凯里市长声称自己不知道是谁缴纳了罚金。接着为了让自己更心安，他改换了口径，表示自己“关于此事无可奉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凯里都顽强地坚持这一说法。
在华盛顿方面，罗伯特.肯尼迪告诉记者们：“金博士的获释使奥尔巴尼人民能在相对缓和的气氛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我非常高兴金博士重获自由。”他的言外之意默许且认同了那些把种族隔离视为地区事务的奥尔巴尼白人。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言人埃德.格斯曼对记者们保证说替金交罚金的人并不是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肯尼迪总统，更不是任何一位联邦政府官员。为了与1960年金被捕入狱后肯尼迪的表现保持一致，格斯曼披露说伯克.马歇尔给金夫人和其他人打过电话，他说可能因此才促成了现在的结果。
在奥尔巴尼，只有那些最为愤世嫉俗的人才不会对金的获释感到震惊。《先锋报》坚称有关之后将进行和解谈判的小道消息并不属实（“政府永不会在黑人问题上妥协”）。为了消除自己与华盛顿方面暗中勾结的嫌疑，凯里市长公开批评司法部“与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串通一气，违反奥尔巴尼现有法规”的行为。他的谴责引来了司法部的一片否认之声。私下里，司法部官员们已经因为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关于对外表态与指挥序列的官僚纷争而精疲力竭了。
走出监狱的金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局势的力量。这次失利之后，肯尼迪政府似乎把他当成了陌生人，批评者们长久以来积攒的冷嘲热讽也趁机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纽约时报》发表简报称金已经游离到了政治圈子之外。《时代周刊》援引某受访者的意见，认为金的“组织能力欠缺得可悲可叹”。此外通讯员还表示金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下定决心把领导大会打造成独立于协进会之外的另一家组织。全国的媒体都在纷纷猜测金那位神秘的匿名资助人究竟是谁。《新闻周刊》称这一事件是“佐治亚州迷案”。《奥尔巴尼先锋报》则拟写了这样的标题：《市长成了哑巴》与《谁把金捞出来的？》，得意地嘲笑了这种耍无赖的手段。大多数媒体都接受了关于这次交割的官方口径，开始探求“穿着得体的黑人男性”可能有哪些同谋。没人想过要详细查证官方的说法。B.C.加德纳的名字从未浮出水面，而普里切特警长的说法则作为真相的草稿一直流传了下来。
金花了整整两周才再次回到监狱。他认为自己必须重返监狱，原因之一在于参与上次游行的三十二个人当中的大多数依旧被关在狱中。倘若他一个人在监狱外面逗留太久，那么看上去就好像是他把这些人领进了陷阱，自己却只身逃了出来。但由于奥尔巴尼的支持者们已经麻木，不想再跟随他，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回到监狱。示威运动在休止六个月之后刚刚抬头就遭受了一场惨败，当地白人似乎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硬且更加不肯妥协起来。詹姆斯.格雷宣称奥尔巴尼运动造成了城市公交系统的瘫痪、圣诞庆典游行的取消、“黑人工作和钱财的损失”，还致使“近八百人进了监狱——其中很多人都是黑人社区长久以来受尊敬成员的子女——现在却有了犯罪记录。这就是教导年轻人认识自己国家的方式吗？”失望或者恐惧攫住了一部分奥尔巴尼的黑人，他们认同了格雷的说辞，认为金才是问题的根源。
为了重振声势，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首先签发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宣言》的文件，声称在过去六个月里奥尔巴尼市政当局一直在欺哄打压黑人。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派出几个小组，分别到市图书馆和各个公园检验种族隔离的情况。所有人都被警察拦下了，其中很多人还遭到了逮捕。桩桩件件的事情都向心生动摇的黑人们表明，奥尔巴尼的种族关系远远并不像格雷及其同事们所声称的那样和谐。晚间集会的人数越聚越多，大有超过去年12月的趋势。
金在7月19日飞到华盛顿，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演讲。记者们记下了他登场的确切时间——中午12点35分。金在这一时刻走进了足有五十四年历史的新闻俱乐部，成了第一位在这里发言的美国黑人演讲人。听众们全都非常欢迎他，前后共计三次自发地起立鼓掌。许多听众都因为自己曾经打破种族壁垒而感到自豪，尽管金对于非暴力运动的宣扬未免有些生硬，但他们依然甘心认同这套高绝的言辞并且引以为傲。这件事彰显了金受困于多么讽刺的陷阱：他的励志精神甚至能够感染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成员，却无法让自己的运动在报纸上占据一席之地，除非发生流血事件或政治奇迹。媒体对这次演讲的报道不多，更没怎么提到金所传达的信息。但有篇报道确实提到没有一个人为了抗议金的出现而离场。
金原本打算在北方各州开展一场筹款之旅，但是却不得不缩短行程提前回到南方，因为此时的奥尔巴尼陷入了一场紧张的博弈，其中还夹杂着或明或暗的愚蠢与仇恨。有些黑人前往城市里的野餐场所检验种族隔离情况，结果一名打扮成除虫员的白人朝他们的餐桌上喷洒了杀虫剂。巡警们试图把黑人拦在各个公园的白人专用公厕门外，查尔斯.琼斯则每每比他们技高一筹，总能溜进去大行方便之事。市政当局打算通过法庭命令来扼杀本次运动的传言在城里甚嚣尘上。“据我所知，本市的检察长刚刚前往亚特兰大申请禁令，旨在将不良分子赶出城外，”金在7月20日的弥撒大会上确认了这一点。“我以为他所谓的不良分子就是拉尔夫.D.阿博纳西、詹姆斯.贝弗尔、伯纳德.李、安德鲁.扬、怀亚特.蒂.沃克、查尔斯.琼斯以及谢罗德等人。其他人的名字太多，我姑且就不列举了。”他告诉听众们，来自官方的障碍并不足为惧——法庭、市长、州长乃至联邦政府都不足为惧。只要奥尔巴尼人民敢于行使自己天生的权利，就必然能克服所有一切阻碍：“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黑人的救赎就掌握在黑人自己手中，植根于黑人自己的灵魂深处。”他讲述了自己最喜欢的印度故事，也就是甘地的食盐远征。甘地开始只是孤身一人，最后走到海边时身后却汇聚着百万之众的追随者。仅仅通过捏起一撮免费且免税的海盐，甘地就改变了历史。金朗声说道“那一刻我似乎能听见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的家伙们哀叹道：‘一切都完了！’”这一段汪洋恣肆的宣讲将教堂里的气氛推向了炽烈的高潮。在现场气氛的感染下，金又回忆起了另一次通向海滨的著名远征——也就是联邦将领W.T.谢尔曼领导的那次——这场席卷了整个佐治亚州的大进军解放了很多现场听众的直系先祖。“让我们穿上远征的战靴吧，”金对大家说道。“我们要进行奥尔巴尼的海滨远征了。”
他们原本计划在第二天周六下午游行。但周六早上，一群法警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手里拿着美国地方法庭法官J.罗伯特.艾略特（J. Robert Elliott）签署的法庭命令——此人是一位死硬派种族隔离分子，最近刚刚获得肯尼迪总统的任命。奥尔巴尼市政官员们向法官进行了一番颇为新颖的陈述——持批评立场的律师们认为这段陈述与其说新颖，倒不如说是异想天开——然后艾略特法官就颠覆了民权运动历来珍视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他不仅并未裁决种族隔离践踏了黑人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反而认定黑人的抗议游行占用了白人居住区的大量警力以及其他公共资源，因此践踏了白人享受平等保护的权利。眼下市政当局即将举行申请永久禁令的听证会，艾略特法官则命令奥尔巴尼抗议运动的领导人在听证会之前停止进一步游行。
那天早上，一位法警敲开了安德森医生的家门，径直走进了主卧室，房间里聚集着正在进行紧急商讨的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法警认出了安德森医生并且把法庭命令递给了他。之后他又从一沓文件中抽出一张，并且问道马丁.路德.金是否在场。房间里的众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金就坐在床上，一眼就可以看到，但法警并没有认出来。金和其他人全都不敢出声，法庭命令带来的后果吓得他们一时间没了主张。法警离开主卧室，守在安德森家门口等着金过来，金和其他被告赶紧趁机跳窗而出，沿着房屋后面的小巷逃走了。不过过多久他们就重新考虑了出于本能的逃跑是否合适。他们厌恶这份法庭命令，因为这份命令会让他们的事业受到重创——根据这份命令，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法院的法官们都将会站到反种族隔离抗议的对立面上。但再三思索后，他们认为躲藏也带不来任何好处。当天下午，金早早地驱车来到法院，自行领取了法庭命令。
至于金是否应该遵从法院命令则是更难抉择的另一回事。围绕这一抉择的讨论从下午进行到了深夜。来自纽约的威廉.孔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建议说，这份限制令显然是违法的，但金应该遵从还是恭敬地等待更高级别法院撤销这份命令呢？根据联邦法令，无视这份法令就意味着对抗联邦法官——甚至还会冒犯那些在废除种族隔离方面认同金的法官们；反过来说，遵从法令意味着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承担永久性妥协投降的风险。代表非学委参加讨论的查尔斯.琼斯、查尔斯.谢罗德以及詹姆斯.福曼都再三强调了后者。他们指出，随便哪个联邦法官都可以签发限制令，而且现在的民主党总统正在根据支持种族隔离且出身南方的参议员的建议任命联邦法官，因此白人官员随手就能扔出一张限制令。限制令落地之后至少也得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才会被上一级法院推翻，而在此期间早已酝酿成熟的抗议肯定会再衰三竭偃旗息鼓。如果运动领导人听任白人对手们在局面不利的时候任意禁止游行抗议，那他们就将会失去反制的武器。抗议是他们唯一的手段。
在金看来这些理由很有说服力。当天下午满怀期望的游行者们逐渐聚集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金则在安德森家里打电话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参加游行。亲自接起电话的罗伯特听到流言成真，着实倍感惊讶。司法部长依然很介意非暴力反抗这个话题。眼下南方各位州长和学校官员们都在极力寻找不必遵守联邦法令的借口，从而在学校体系内部继续维持种族隔离，金却打算在如此要紧的关头故意违反联邦法庭裁决，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金毫不退让。尽管他承认罗伯特的观点有理有据，但却依然不肯松口。抗议运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挺身而出反抗违宪的种族隔离法律。无论如何总会有人想出各种借口来证明民权运动有悖情理而种族隔离却天经地义。“我们累了，我们真的累了，”金说道。“我本人也已经很累了。我们再也受不了这一切了。”罗伯特一再强调，民权运动正逐渐取得联邦法庭的支持，因此金无法承担抛开联邦法庭善意的后果。在罗伯特的口中，本届政府正在稳扎稳打地争取落实反种族隔离法令，而金却在不顾后果地一味蛮干。这样的话术突破了金的忍耐极限。“有些麻烦可是你自找的，”金脱口而出。“是你任命了这么多种族隔离支持者担任联邦法官。”这句话一出口，金等于是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从自己身上摘下来贴到了政府头上。心烦意乱的罗伯特勉强保持着镇定。他不再与金比较嗓门高低，而是把电话交给了伯克.马歇尔。
在这个周六下午，马歇尔与金争论了将近两个小时，期间双方经常停下来与各自的顾问们商量几秒钟。马歇尔的强项是耐心与把握细节。他指出，如果金不顾艾略特的法庭命令执意游行，那么他就会因为蔑视法庭而不是反对种族隔离的罪名而被关进监狱，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逼进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当初在詹姆斯.梅瑞狄斯一案中，本届政府曾试图将密西西比州州长巴奈特逼进同样的处境。对于马歇尔的说法，金提出了同样技术性十足的回复。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巴奈特州长的权利并未遭到践踏，而艾略特的命令却将金的权利干脆利索地活活掐死了。巴奈特面对的法庭命令经过了多次听证和上诉，符合程序正义与最高法院裁决，而金受到的命令仅仅出自一名法官之手。马歇尔承认艾略特的法庭命令在程序层面上确实有些经不起推敲，但他也强调说种族隔离主义者们都在关注眼下的局面。如果金可以打破第一条他不喜欢的联邦裁决，“那么我们依法办事的立场就将会信誉扫地。”
这场争论陷入了僵局，金与马歇尔都感到心力交瘁。这时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传信人给金带来了紧迫的消息——人们已经按捺不住了。金独自思考了一会儿，接着就让克莱伦斯.琼斯向聚集在安德森家里的所有人传达了自己的决定：他决定遵守法庭的命令，直到律师们将其推翻为止。这样一来他又因为一个全新的问题而倍感纠结——自己应当如何将这项决定告诉聚集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人们呢？根据多年来的经验，他的出现总能引发高涨的热情。一想到自己要给这些人泄气，金就满心痛苦——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对马歇尔的让步究竟对不对。但不行，金必须坚持自己的最佳判断，因此也许他干脆就不该在教堂露面。他立刻又否定了这个新想法，因为他无法忍受弥撒大会在没有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举棋不定的金在晚风中走了走，最终决定还是要去示罗浸信会教堂。只是他仍不知道如何把推迟游行的消息告诉大家。在律师们、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以及非学委学生们的注视下，金走进了博伊德牧师的书房。
在书房里，他们能听到七百多人在教堂中歌唱自由歌曲与圣歌。每当歌声低落之时都会有演讲者为他们打气，并且提供一点游行是否推迟的最新消息。由于平常的领导人都和金在一起，演讲的任务就落在了萨缪尔.B.“本尼”.威尔斯牧师（Samuel B. "Benny' Wells）的身上。威尔斯健壮结实，皮肤黝黑，并没读过几年书。他的肩膀非常宽阔，所以才能胜任美国海军仓库的货物搬运工作。周末他会在蓝色春天浸信会教堂布道，这座小教堂位于沃思县，距离奥尔巴尼约有二十五英里。威尔斯在城市牧师的圈子里觉得有些拘束。他的长处是言辞通俗质朴，气场强硬逼人，此外他的事业心并不太强，因此说话办事没那么多顾忌。
“带领我们前进吧！”台下有人喊道。威尔斯尽其所能地烘托着教堂里的氛围。他从未面对过如此多的听众，他通过布道将会众们带到了情感的巅峰，希望场内的混乱能引起金的注意，好让他赶紧走进教堂，但是金却迟迟没有出现。因此威尔斯不得不转而压抑现场气氛，带领大家开始了新一轮的祈祷与歌唱。他本人则趁机飞奔到讨论室里了解情况。有一次他直接闯进书房说：“金博士，所有人都在等着呢，大家都在期盼今晚的消息。”金点了点头。金的助手则告诉威尔斯尽量拖住人们，因为他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听命而行的威尔斯再次采取拖延战术，直到会众情绪躁动起来，然后他就会用又一轮布道将会众的情绪再次引向高潮并且使其逐渐低落下来。如此反复循环了三四轮之后，威尔斯再也绷不住了。“我听说有一张法庭禁令，但我没亲眼见到！我听说有些人遭到了传唤，但我没有！”他大声喊道。“但我知道谁在呼喊我的名字。自由之路上传来了呼唤我的声音！我听到了爱默特.提尔的鲜血在九泉之下呼唤我们！”这段话让教堂里爆发出一片无法遏制的怒吼，于是威尔斯趁势提议与大家一起立刻游行。“我们要去市政大厅，我们将要进行和平抗议，抗议那些九十九年来把生机从我们的精神当中压榨殆尽的邪恶力量！”
将近二百人跟着威尔斯走出了教堂，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他们踏上了通往白人区边界的熟悉道路，看到普里切特警长带着一队警察驻守在公交车站。浑身大汗、过度紧张还有些害怕的威尔斯随即跪在了马路中央，大声祈祷为自己壮胆。最后普里切特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走到威尔斯面前刻薄地说道：“好了，牧师，赶紧他妈的站起来吧。我们该去监狱了。”一百一十三人跟着威尔斯走进了监狱。其他人则临场退缩了。但很快一阵热情就驱使着另外五十人穿过奥格尔索普大街，加入了之前被捕的人群。
在此期间金一直坐在安德森医生的小汽车里从远处观战。尽管金必须小心避开正在记录现场情况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以免他们以违反艾略特法官的限制令并且鼓励游行为由逮捕自己，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因为奥尔巴尼运动中的普通人正在自发游行。“他们能阻止领导人，”金高兴地说，“但他们无法阻挡人民。”奥尔巴尼的白人官员们自然一口咬定接到禁令的领导人们通过各种伎俩暗地里策划了这场游行，因此强烈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些人违反禁令的行径。精于算计的胡佛则坚持要求得到司法部的直接命令才肯发起调查。之后联邦调查局总部指示每位特工告诉被讯问的黑人——也包括金——联邦调查局正在专门为了司法部长而进行一场犯罪企图调查。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看，这次事件的要点在于金和其他在禁令当中被提到的被告人并没有违反禁令。一场法律危机就这样得到了化解。金没有进监狱，而且由于威尔斯领头的游行并未引起法律纠纷或者破坏公共秩序，因此肯尼迪政府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这次游行当作不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事。“黑人们最终还是决定遵守禁止令了，”伯克.马歇尔向司法部长汇报时说。《纽约时报》的社论也重点关注了金与艾略特法官的对抗，忽略了其他内容。“我们很高兴，他（金）没有不顾联邦法庭禁令，贸然领导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运动。无论南方腹地的地方司法体系有什么不足之处，金博士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联邦司法才是其追随者们经常得不到的宪法保障的支柱。”
第二天周日，入狱的人们被转移到了邻近各县的监狱。与此同时金与安德森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张艾略特法官的禁止令“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宪法”。他们告诉记者，律师们正在努力工作，希望由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阿尔伯特.塔特尔领导的联邦上诉法庭能推翻这条命令。对金来说这次新闻发布会很让人烦心。尽管他可以随意抨击禁止令的内容，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尊重法令本身的效力。换句话说他不能再主张发动任何游行，除了等待之外他不能告诉追随者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就会被视为藐视艾略特法官。奥尔巴尼的白人记者们还让他解释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威尔斯的游行。
不过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金还要经受一场远远更加折磨人的考验：身在奥尔巴尼的非学委领导人们为他举办了一场闭门批评会。谢罗德、琼斯、里根以及福曼，再加上专门为了危机搭飞机赶过来的耶鲁法学院学生蒂姆.詹金斯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在斯莱特.金家的后院举行，会议气氛开始还算客气，学生们只是陈述了自己为什么认为金向禁止令妥协是个错误。这些话金已经听过很多次，他自己也多少认可学生们的意见。但是批评随后迅速升级，演变成了针对金的品行与办事手段的攻讦。
非学委领导人们眼下同样进退两难。他们想要一场“人民运动”而不是金的个人秀。然而假如没有金，威尔斯的游行对于外部世界基本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没有影响力就几乎意味着无法鼓舞更多的奥尔巴尼普通人参与运动。他们需要金的影响力，但又不想被金的刺眼光芒憋得呼吸不畅。更有甚者，他们还不得不要求金按照这样的要求来改变自身。除了政治分歧以外，每一位非学委领导人还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金发起了刻薄的抱怨。查尔斯.谢罗德很不待见金的实用主义，他认为金面对着民权运动的神秘大潮总是惯于瞻前顾后。蒂姆.詹金斯认为金过度依赖于信仰与受难的光环，在詹金斯看来过度强调信仰与苦难会让外界将黑人视作情绪化的的族群，应付不来严苛的日常政治活动。詹姆斯.福曼则指出，尽管自己比金更年长，但是金的赫赫名声却总会把他压制得如同幼儿一般抬不起头来。
学生们认为金的梦想气质太重，缺少民权运动所必须的城府与老练；同时他们还说金太看重世俗地位，无法做到热情地献身。他们极度反感金对媒体的控制——奥尔巴尼当地的记者们往往并不会联系非学委，而是会给远在芝加哥或纽约的金打电话询问他对奥尔巴尼事态的看法，这一点尤其令非学委愤恨难当。福曼批评金在艾略特禁止令面前蹑手蹑脚不敢乱动，认为金只想保护他在《纽约时报》白人读者当中的“筹款基础”。他们详细讲述了对于运动资金分配的不满，认为钱款不应该由领导大会保管，而应该交给奥尔巴尼运动组织。他们抨击怀亚特.沃克是伊阿古与无情教官的结合体，金竟然雇用这么个人实在是大错特错。此外他们还责备金的中产派头太重。套用一句贵族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很喜欢的斥责用语，他们认为金是个“小资产阶级份子”。
这场批斗大会一直继续到了深夜。金尽管气势不足，但却从未发火。就算愤怒的助手们跳出来帮他说话时，他也只是挥挥手让他们离开。整个争论期间，斯莱特.金的夫人玛丽安.金（Marion King）不时送来餐点，每次她从厨房过来都会紧皱眉头，恨不能开口驳斥堆积在金头上的各种罪名。然而她还是克制住了，她的丈夫以及其他旁观者也都没有说话。金和学生们构筑了一个不容外人置喙的攻防空间。讽刺的是，如此激烈的对抗反而渐渐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现场的火气越来越淡，自我反省逐渐取代了扣帽子与贴标签。到最后金与查尔斯.琼斯越谈越投机，因为琼斯是学生当中与他最相像的一位。为了方便说话，琼斯将自己的座位朝着金的位置越挪越近，最后两个人几乎发展到了相互耳语的程度。
“马丁，你是精神信仰的代表，”琼斯说。“如果你说这个禁止令是配合运动战术举措，那么所有人都会听你的话，跟你一起去蹲监狱。可你后来却改变了规矩。你之前曾经展现过领导力，现在我们又需要你拿出领导力来了。甚至就连肯尼迪兄弟都需要你硬气一把，更不用说我们的运动了。所以兄弟，我们去蹲监狱吧。我会去的。我们一起去。”
金笑了。“查克，我必须去吗？”他问道。金开玩笑说在监狱里刮胡子太难了——他得用酸性粉末软化坚硬的胡须——而且作为一个牧师，他已经习惯了别人为自己打理好一切。金和琼斯聊起了各自在监狱的经历受，但似乎他们也在象征层面上谈论着屈服的可能性。琼斯刚决定要放弃布道坛。然而他还在自相矛盾地表示金必须选择十字架而不是事业成功。只有出身上层的年轻布道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就算是你也必须继续成长一点点，”琼斯对金说。“请听我一言吧。我敬爱你。你也知道无论你何时发出召唤我都会随行。但现在我要说你已经落后了。你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最后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琼斯和金相视而笑，默然无语。蒂姆.詹金斯在恍惚中突然对琼斯发起了脾气，说他刚才那番言论的宗教意味太重了。
周日深夜，金离开了斯莱特.金的家，来到一街之隔的安德森家与律师商议事务，柯瑞塔正好也来拜访。刚刚被痛批一顿、又因为限制令而陷入僵局的金很是疲惫。日后金曾经半开玩笑地夸耀过自己精力过人，因为这个奥尔巴尼的周末对他来说并非全然徒劳无功——柯瑞塔就是在这一天晚上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柏妮丝。
第二天下午，玛丽安开车离开奥尔巴尼，来到卡米拉的米歇尔县监狱，因为她的女仆的女儿也在上周六威尔斯游行期间遭到了逮捕。玛丽安带着几盘刚刚烤制的食物来到了环绕着白色外墙的粗陋监狱。她和其他来自奥尔巴尼来的黑人一起站在锁链围挡的外面，等着探望时间的到来。大家齐声歌唱着表达自由的歌曲，透过窗户看向监狱里面，巴望着能看到熟悉的脸庞。米歇尔县的警长与警员们对于这群探视人员可谓厌烦透顶，因为他们早已适应了更阴郁的气氛。（他们认为这座监狱的犯人当中就属查理.韦尔最悲惨。自从贝克县警长朝他脖子开了三枪之后的一年多里，他一直在监狱里等待庭审，被控罪名是谋杀未遂。）外面的歌声预示着另一次难以忍受的探访阶段。黑人们肯定会因为通信特权与丢失的小笔记本之类琐事而焦急万分，被焦虑情绪淹没的警察们也肯定会烦乱不堪。暴躁的警员们为了克制噪声和烦扰开始轰赶等在锁链前的人们。所有人都快速后退，只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稍稍慢了一些，她一言不发，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混乱。
玛丽安.金退得比较慢。她身上的某种气质招来了警长和一位身穿制服的副手。两人猛地走到外面。“说你呢！”一个声音吼道。玛丽安赶紧往后退了退。她从监狱的窗户那里看到了埃拉.梅的脸.不想被当作害怕胆怯的懦夫，因此退得并不算快。警长冷不丁地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三岁的阿蓓娜一下从她的臂弯掉到了人行道上，一岁的杜博斯也尖叫起来。警长又打了玛丽安一巴掌，副警长踢在她小腿上，将她踢倒在地，接着又对着倒在地上的她补了几脚。玛丽安一下子失去意识昏了过去，紧接着就感到膝盖上一阵剧痛，因为她当时一下跪在了地上。余怒未消的警察们返回了监狱，外面的人们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那天晚上斯莱特.金崩溃了，哭得像个孩子。眼看着妻子遭受攻击，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他感到极为愤怒。而他的哥哥C.B.金更让他失望，因为C.B.金拒绝对施暴的警察们提起民事诉讼。C.B.金表示，过去一年里韦尔案的痛楚让自己相信，黑人针对地方警察发起诉讼不过是自我折磨。午夜过后，联邦调查局特工根据联邦警察暴行律例来调查案情。马林.奇克（Marion Cheek）比普里切特警长更高大些，是亚特兰大当地人，他问了一些关于玛丽安.金的问题。他疏离的语气以及对细节的坚持让玛丽安.金和她的亲属们都认为联邦政府不会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早已很受伤的他们愤怒地爆发了出来。还是马丁.路德.金维护了奇克：“这位先生只是在履行职责，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吧。”
金之前早已给司法部拍发了厚厚一沓电报，那天晚上他又多加了几封。然而他收到的不过又是两封来自伯克.马歇尔的官样文章回复：一封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另一封指明“国家惩罚性机构的内部管理，如未明确违反联邦法律，则不属于司法部的管辖范围”。
第二天，亚特兰大艾伯特.塔特尔（Elbert Tuttle）法官撤销了艾略特法官签发的临时限制令，因此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至少可以在艾略特组织正式听证会之前自由游行了。凯里市长声称塔特尔的裁定“令人难以置信”。《奥尔巴尼先锋报》对这一背叛（“塔特尔法官的判决支持黑人领导者”）表示震惊，格雷主编撰写了题为“奥尔巴尼永不放弃”的头版社论。另一方面，金和安德森医生给凯里市长发了一封彬彬有礼的电报。“我们不认为撤销禁止令算得上胜利。我们再次请求您，以民主、人类品格以及奥尔巴尼的福祉之名，再给我们一次向市政委员会直接表达不满的机会。”
在奥尔巴尼黑人区，来自亚特兰大的好消息与玛丽安.金在卡米拉的遭遇碰到了一起，后一条消息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恨情绪。一则消息报道了冷漠的律师们如何为了复杂细节而反复争论，而另一则报道了警察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厚颜无耻地殴打了奥尔巴尼一位非常特殊的妇女。玛丽安.金派头十足但又开朗活泼，气质高雅却又平易近人——所以她才会一路开车到县监狱看望女仆的女儿。去年12月她出人意料地被关进监狱，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每个人都知道，玛丽安当时穿着孕妇服装，已经有六个多月的身孕了。*袭击事件的每个细节——无论是她在怀孕期间被殴打的事实还是小女儿被打出她的怀抱的事实——都放大了此等行径的恶劣性质。这则新闻的效力如此强悍，以至于奥尔巴尼的黑人领导人们本能地选择了闭口不谈。通常情况下，黑人遭受的暴行或者威胁总会在弥撒大会上得到多次重复，借以营造同仇敌忾的氛围。但那天晚上，面对着从示罗浸信会教堂一直蔓延到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的密集人群，只有阿博纳西提到了玛丽安.金被殴打的事。对安德森、马丁.金和斯莱特.金来说，这一话题过于痛苦，一旦开口就会让他们自身遭到炽烈激情的灼烧。
领导人们推迟了立刻游行的计划。他们表示应该留给凯里市长充裕的时间来回应谈判请求，但他们都知道台下的人群已经失控，人心浮动，一点就着。然而运动领导人刚刚出发前往市政大厅等待接见，一位来自纽约的白人贵客——平等大会的马文.里奇（Marvin Rich）就力劝人们当晚进行抗议游行。四十个人追随了他。大家沿着熟悉的街道穿过黑人区，期盼着决战的大批游荡者和旁观者陆陆续续地聚拢在他们周围。游行队伍刚穿过奥格尔索普大街就被捕了，于是愤怒的黑人旁观者们便抄起酒瓶朝远处的警察扔了过去。
刹那之间局势就失控了，就算达不到暴乱的程度也相差无几。整个过程没有斗殴，没有抢劫，也没有枪战，但是石头和砖块很快就与酒瓶一起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警笛声、呼喝声以及玻璃碎裂声将兴奋气氛传遍了四面八方，黑人酒吧与桌球房里的人们都被吸引了出来，警方的增援也从城市另一边赶来了。记者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现场，惊慌失措、几乎有些犯恶心的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赶紧从教堂冲出来，用身体挡住扔石头的人群，拼命想阻止这场攻击。安德鲁.扬请求人们不要给运动招来骂名，不要让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眼看劝说无效，他便歇斯底里地奚落他们：“你们这群胆小鬼！游行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们！”许多衣着考究的教士与扬一起拉起了一条线，努力想把这些散兵推回黑人区。
普里切特警长成为了到处巡游的现场指挥官，他派出十几队警察和州警察对各个街区进行梳理，并且严格要求自己的手下们不得率先使用武力：除非遭到棍棒击打，不得使用警棍，除非遭到射击，否则决不能打响第一枪。警察们出发后，普里切特便要求所有黑人夜总会关门歇业，还张贴了安保要求。那天晚上普里切特才是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而不是金。普里切特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免得哪个弱智记者看不清形势。“塔特尔法官应该看看这场景，”直面飞石的普里切特对记者们挖苦道，“你们都看到这些‘非暴力石头’了吧？”等到事态平息之后，普里切特在匆忙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指出：“警方绝对没有使用暴力——警察们根本没把警棍亮出来。”他说自己的一个手下挨了一酒瓶，好在伤势不重。此外还有一块石头打掉了州警察克劳德.希尔（Claude Hill）的两颗牙。第二天，希尔拿着石头的照片登上了《奥尔巴尼先锋报》的头版。因为此前奥尔巴尼的白人处于守势，范迪瓦州长一直不肯发表意见。现在恼怒的州长终于趁势彻底发作了：“我要让每个闹事的人知道，我将不遗余力地制止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暴力活动。”范迪瓦甚至发誓要在必要时把全部一万两千名国民警卫队部队都派到奥尔巴尼去。
刚刚挨了一顿批判的金也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午12点，我们将开始为期一天的忏悔日，”金说道。同时他还号召“所有支持奥尔巴尼运动的人为我们尚未领悟到非暴力运动真谛的黑人兄弟们祈祷。”这是一场悔悟与净化的公共仪式，与甘地在1912年以及1922年取消大型抗议活动的决策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一举动在金的同事们当中引发的争议也与当年甘地的举动不相上下。詹姆斯.福曼对金的决定尤感恼怒，认为金是在责怪黑人，是在分化民权运动的基本盘，是在回避斗争。他争论说金应该责备对玛丽安.金施暴的警察们，应该责备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而逮捕非暴力抗议者的顽固官员们。金则回答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现在既然黑人一方主动挑起了暴力，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采取行动才有意义。
眼看着奥尔巴尼运动遭遇了火烧眉毛的危机，一部分非学委领导人决定公开支持金的忏悔日。在阿博纳西、伯纳德.李和一群记者的跟随下，查尔斯.琼斯跟着金踏上了造访奥尔巴尼黑人小酒吧的和平之旅。琼斯穿着蓝色牛仔服，其他人则都穿着西装。当他们出现在诸如“蜂窝”和“南方大露台”之类的桌球厅和小酒馆时，简直就如同天外来客一般。“我带来了非暴力运动的标志，”阿博纳西这样告诉既吃惊又乖戾的主顾们。金花了很大力气才消除掉阿博纳西乱摆架子造成的抵触情绪。“我不想打断你们的桌球赛，不过我之前也是个桌球高手。”说着金就松开领带，拿起球杆，尽情展示了一番他在克罗兹神学院学到的十八般球技。打开局面之后金告诉各位主顾，乱扔酒瓶正中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下怀：“我们不需要枪械子弹，我们需要灵魂的力量。”查尔斯.琼斯采用了更隐晦的方法。他宣称自己很清楚有白人偷偷给黑人告密者塞了钱，让这些人蓄意挑起争端。他警告大家一定要小心像这样吃里扒外的行径。说着说着，琼斯突然感到自己的神经即将崩溃。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次运动了。尽管他还没从自己与金的身份之争当中回过神来，但还是很快排好了前往墨西哥的长途旅行。
遭受袭击几周后，玛丽安.金流产了。尽管她从来都不曾肯定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就是被卡米拉的警察们杀死的，但是这种说法依然合情合理地成为了奥尔巴尼运动记忆的一部分。
7月25日，二十四小时的忏悔迫使奥尔巴尼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这天晚上，查尔斯.谢罗德开车深入了“可怕的”特勒尔县附近的边远地区，参加在一场在橄榄山浸信会教堂举行的选民登记会议。这次会议仅仅吸引了三十八名当地黑人与两名非学委白人员工参加，却造就了堪称民权运动世代最令人瞩目的新闻。在两天后刊载于《纽约时报》头版的文章上，通讯记者克劳德.西顿的报道这样展开了：“我们希望有色人种保持过去一百年那样老老实实的状态，”特勒尔县警长Z.T.马修斯（Z. T. Mathews）毫不掩饰地主张道。”西顿接下来描述了马修斯如何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员闯进教堂；警员们如何在参会人员面前阴沉着脸把玩手枪，还威胁似的掂着手里的粗大手电筒，站在布道坛上的马修斯如何教导听众们，除了目前的五十一名黑人登记选民之外，全县其余的八千二百零九名黑人全都不该登记。
西顿的报道几乎通篇采取了白描手法，字里行间穿插着吓坏了的登记工作人员的圣歌与祷告以及执法人员的恐吓。教堂门外，四面汇集而来的围观人群关车门的声音清晰可闻；教堂里面，谢罗德坚定地祈祷着：“请赐予我们理解世界的智慧。”警长马修斯宣布12月前不可进行登记。西顿记录下了对话的片段：“我认识你们，”一名警察对一个黑人说道，“我们要把你们这些人抓起来一批。”恶意的威胁过后，警方又假惺惺地摆出了寻求友谊的姿态。西顿对于现场场景的描述不仅层次丰富，而且意味深长：“在高处，成群的虻虫围着三个灯泡乱转。听众们不时会将目光从松木地板上移开，畏惧地瞥一眼门口。之后谢罗德先生开始朗读圣经。”西顿和其他记者终于冲出教堂后，发现有人扎破了他们汽车的轮胎，还往油箱里灌满了沙子。
肯尼遭总统与司法部长都读到了这篇报道。这篇报道占据了《纽约时代》的好几页篇幅，淋漓尽致地嘲讽了民权法案当中保护选举权的条例。如此不留情面的文字击中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两处软肋。他对首席诉讼协调员约翰.多尔大喊道：“行动！”几小时后由司法部律师以及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特别小组就赶到了特勒尔县。他们工作进展很快，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伯克.马歇尔立刻就向肯尼迪报告说，司法部“在克劳德.西顿发表报道两周内”就已经呈交了针对马修斯警长侵犯投票权的诉状。
第二天周四早上，西顿已经逃离了险境，忏悔日也已经结束。不过奥尔巴尼的政治事态却并不明朗。主流报道铺天盖地都是“非暴力石头”的暴乱，丝毫没提到玛丽安.金遭受殴打的情节，也没提到其他导致暴乱的原因。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原本应该庆祝塔特尔法官裁决的黑人反而不识好歹地掀起了暴乱。运动领导层的混乱让事态更加扑朔迷离：过去一周举行了两次游行，马丁.路德.金对第一次坐视不理，并且反对——或者说根本不知道——第二次。现在他又站出来为暴力事件道歉。就连《纽约时代》也发表了一篇赞扬普里切特警长的文章。
以便以谢教堂的执事C.A.斯科特也选择这个周四在南方唯一的黑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指责社论。“如果金博士和其他人优雅地离开现场，可能会使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希望其他各方不要邀请他出现，以免延误奥尔巴尼的状况或者使其更为复杂。”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在周五宣布，市政当局直截了当地拒绝谈判。紧接着他们又大张旗鼓地号召志愿者前往监狱门前举行抗议游行。然而抗议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一个个全都心力交瘁，因此竟然没有一个人回应。来自台上的激励并没有作用。安德鲁.扬乞求他们，手里举着一沓由自愿入狱的人们签署的保证卡。查尔斯.谢罗德指责他们选择舒适而不是自由。威尔斯牧师也怒吼道：“世界陷入火海之时，每一个有信仰的人都会站出来。举起你们的手吧！”但是台下依旧应者寥寥。
金的声音无法穿透各种相互矛盾的情绪喧嚣传达出去，因此他只能希望自己的行动能比话语更有说服力。按照克劳德.西顿的手表显示，7月27日下午2点1 5分，金到达了市政大厅外的人行道，同行的还有阿博纳西、安德森、斯莱特.金和七位女性支持者。他们一起祈祷，希望能与市政当局进行谈判。怀亚特.沃克举行新闻发布会解释了金的决定。普里切特警长则认为游行人数的稀少证明金已经失去了奥尔巴尼黑人的支持，因此没必要与他谈判。传信人将普里切特的贬损带回示罗浸信会教堂，然后查尔斯.琼斯想方设法凑足了十五位志愿者，又组成了一小拨游行队伍。不过当他们到达市政府门前为金助阵时，金已经不见了。自从“穿着得体的黑人男性”干涉过后两周，金终于走到了曲折道路的终点，师出有名地返回了监狱。普里切特的监狱大门“哐当”一声把他锁在了里面，这是八个月以来的第三次了。
傍晚之前这次逮捕就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掀起了狂风暴雨。洛克菲勒州长给司法部长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必须保证金博士及其同伴的人身安全，并调查宪法规定的和平集会权利是否遭到触犯”。白宫记者们一直纠缠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想知道总统对此的回应——金反对种族隔离并为此祈祷，现在他被捕了，肯尼迪会采取何种措施呢？
当晚，金和阿博纳西正在带领狱友们歌唱自由歌曲，组织大家轮流讲述自己在运动期间的见闻。这时普里切特警长打开牢房门，让金出来一下，因为有一通长途电话需要他接听。电话那头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的主创人劳伦斯.斯皮瓦克（Lawrence Spivak），他承诺自己并不打算将金骗出监狱，只想安排一场电视采访。不过很快金就与斯皮瓦克吵了起来。斯皮瓦克希望金能在周日早上参加《与媒体见面》节目，而金回答说自己可能不得不留在监狱，并不打算为了参加节目而接受保释。这样的回答先是让斯皮瓦克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后又怒不可遏。很多公共人物都恨不得低三下四地乞求能有机会登上全国最负盛名的电视访谈节目，因此斯皮瓦克根本没想到金居然会为了服刑而拒绝自己。只有种族政治的扭曲逻辑才能解释金的谦逊：他留在监狱当中要比登上万众观看的电视节目更能吸引社会关注，也能借此发表更强更有力的宣言。普里切特警长就像斯皮瓦克一样巴不得金尽快出狱。他不断地保证金可以随时回到监狱，绝对不会节外生枝，但金坚持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此外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返回监狱，如果这么快就离开，那么人们难免会把他当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度假客人，而不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活动家。通盘考虑之后，金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请求斯皮瓦克邀请安德森医生代替自己参与节目。这样既能让金继续留在监狱，也能让他名正言顺地尽快将安德森救出监狱，以免安德森再度精神崩溃。金的顾问们都认为这条掉包计堪称神来之笔。斯皮瓦克尽管相当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安德森，因为这是让肯尼迪与金这一热议话题出现在电视上的唯一方法。
第二天，刚保释出来的安德森立刻投入了《与媒体见面》的紧急彩排。沃克、克莱伦斯.琼斯、C.B.金以及其他人扮演了其他节目嘉宾，对安德森抛出了一连串不怀好意的问题。然而县监狱传来的消息提前中止了C.B.金的紧急彩排——当天晚上犯人们殴打了奥尔巴尼运动的支持者之一。被打的人名叫威廉.汉森（William Hansen），是非学委的员工，也是唯一一个因为前一天的游行而入狱的白人。送信人只知道监狱窗户里传出几声大喊说有人的下巴被打碎了，还提到了几处重伤。所有人都不得探视汉森。
C.B.金很快就以汉森律师的身份出现在县监狱，要求与自己的客户见面，接待他的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警察D.C.“卡尔”.康贝尔（D. C. "Cull' Campbell）。康贝尔非常反感律师探视，因为他很清楚律师会发现什么，于是他命令C.B.金赶紧离开。C.B.金的动作稍微慢了一些，于是康贝尔亲自把他轰了出去。警察室里摆着一排由一位盲人雕刻的手杖，还有一个装着硬币的雪茄烟盒子。来访人员看好哪根手杖，只要凭自觉将相应数额的硬币放进盒子里，就可以将手杖拿走。愤怒的康贝尔走过陈列架子的时候顺手抄起一根手杖，用尽全力砸在C.B.金的头上。C.B.金赶紧往屋外逃，可是不依不饶的康贝尔又冲着他的后背抽了一下。这两下将C.B.金砸得天旋地转，不断流淌的鲜血很快就浸透了他的衬衫，一直流到腰间。事有凑巧，刚刚逮捕了另一小拨奥尔巴尼运动游行者的另一队警察正在与随行记者一起走进监狱，正好与C.B.金打了个照面。眼前的惨状将他们吓了一跳。“C.B.金，谁干的？”领队的普里切特警长大喊道。C.B.金强压住怒火说：“是多尔蒂县的D.C.康贝尔警官。”记者们立刻围拢了上来。不多时头戴一顶白色圆冠阔礼帽的康贝尔也露面了，并且满不在乎地承认了C.B.金的说法。康贝尔是个守旧的奥尔巴尼人，他的儿子自从1937年就在美国地方法庭担任副书记员，而他本人参加完一战回国之后就在多尔蒂县警察局任职了。
普里切特警长显然非常不想看到这一幕。他赶紧派了一辆警车把C.B.金送去医院。“这正是我们极力想避免的状况，”他对记者们说道。康贝尔让警察们探视了因为下颌碎裂、面部挫伤和肋骨断裂而被送到医院治疗的汉森。当晚汉森被转移到了市监狱，离马丁.路德.金很近。汉森被转移之前，联邦调查局特工马林.奇克与康贝尔进行了面谈，从而完成该事件的官方报告。“没错，我打了他的头，”康贝尔告诉奇克。“我让那个狗崽子滚出我的办公室，但他没听我的。”之后奇克把自己的面谈记录交给了华盛顿方面。
汉森和C.B.金挨打的消息在奥尔巴尼的黑人之间迅速传开了，人们的反应堪称五味杂陈。当晚举行的弥撒大会参与人数再创新高，人们无不流露出了同情。但是激动人心的歌曲与充满愤怒的布道并没能将人们发动起来，仍然只有五个人站出来愿意参加第二天的游行。“没有士兵就没法打仗啊，”怀亚特.沃克请求道。五个游行者出现在市政大厅门外人行道上的时候，普里切特警长很大度地表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可以在此随意祷告。尽管有几个愤怒的白人不断催促普利切特赶紧逮捕这五个人，但老谋深算的普里切特却始终充耳不闻。他告诉记者们，这些游行者人数太少，不会打扰到任何人，因此没有必要逮捕他们。
第二天，一张C.B.金浑身是血的照片登上了《亚恃兰大宪政报》的周日头版。克劳德.西顿对该事件的报道也成了周日《时代周刊》的头版文章。甚至就连《奥尔巴尼先锋报》也破天荒地对警方的行为表示了批评，尽管标题并不算太正式——“康贝尔警官敲了C.B.金”。奥尔巴尼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得到了越发不祥的新闻报道，安德森在《与媒体见面》节目当中的出场也笼罩了一层不安的氛围。斯皮瓦克抛出了一连串毫不留情的问题，暗示黑人们缺乏支持，运动收效甚微，组织者是局外人，正在破坏与奥尔巴尼白人取得和解的机会，运动领导层并非真心谈判，等等。其他嘉宾则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更为核心的问题：肯尼迪政府的努力是否足够呢？安德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尽管“已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遭到了破坏”，但联邦政府并未在奥尔巴尼采取任何措施。总统要求司法部长准备一份金上次入狱情况的报告，但直到现在依旧毫无进展。“此外我觉得总统本人可以就此事件给出强硬的声明。”安德森还补充说联邦调查局确实正在调查当地的暴力事件以及非法逮捕，但总统尚未对“越来越多的案例”给出直接回应。
那个周日，肯尼迪总统正在休假。他的单桅帆船“维克图拉号”行驶在海恩尼斯港，距离金打算度过8月假期的玛莎葡萄园很近。当天正好是杰奎琳.肯尼迪的生日，肯尼迪夫妇的大部分亲属都在船上。不过总统的操船技术不太过硬，不小心将船只搁浅在了码头附近。在全家亲戚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只能恼怒地看着船上的主帆倒在了路易斯湾里面。全家人自然不留情面地将他取笑了一通。对金周五被捕做出回应此时尚未列入总统的日程，但这件待办事项已经无声无息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周一，怀亚特.沃克正同时举着两部电话说话，这时有人过来打断说洛克菲勒州长想和他通话。“和我？”沃克反问道。他接起电话说：“州长您好，我是金博士的行政助理怀亚特.沃克。”洛克菲勒说自己很担心金，想知道该如何帮忙。“州长，您的帮助真是太及时了，”沃克回答道。过去几天里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已经堆积如山，还要继续组织几次游行，已经入狱的近三百人也带来了沉重的个人需求负担。“我现在特别缺乏保释金，”沃克说。洛克菲勒干脆地问沃克需要多少钱。沃克闭上眼睛，把自己期望的数目翻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道：“其实有两万五千美元就足够了。”洛克菲勒当即表示第二天早上沃克就会收到这笔钱，而且自己还打算再为领导大会的日常事务捐赠相同的金额。喜不自胜的沃克放下了电话，而洛克菲勒对运动的切实“兴趣”也传到了记者们耳中。
周二早上白宫新闻发布会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萨利多胺药物丑闻以及秘密核武器测试，然而有一位记者突然询问肯尼迪总统将会如何处理奥尔巴尼的事务。肯尼迪先是一怔，随即表示由于地方管辖权与联邦管辖权错综复杂，处理当地事务需要格外小心。之后肯尼迪停顿了一下，又仿佛不吐不快地补充了几句话：“我想说，我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奥尔巴尼市政委员会不能坐下来和奥尔巴尼市民好好谈谈，就算需要商谈的市民可能是黑人又如何呢？此外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以和平方式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就连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能和苏联在日内瓦举行磋商。我不明白奥尔巴尼政府以及奥尔巴尼市政委员会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为美国公民做同样的事。”
安德森医生立刻抓住了肯尼迪要求谈判的号召。“我们真心希望奥尔巴尼的各个社区能够取得和解，而不是某个社区针对另一个社区取得胜利。”他在另一封要求与凯里市长会面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凯里则依然拒绝和“违法者”对话，并且表示肯尼迪总统的声明“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公开给奥尔巴尼市政当局拆台的言论引起了南方国会议员的极度不满。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哀叹总统向黑人违法者颁发了最高级别的“认可”，总统的言论将“怂恿更多专业捣乱人士以及声名狼藉的恶徒涌入当地，让本就不好的状况变得更糟。”拉塞尔推断，肯尼迪总统的真正动机是为弟弟爱德华在即将举行的马萨诸塞州选举当中拉选票。参议员塔马奇抨击金领导了“一场有预谋的暴力运动，破坏美国的外交事务，并且造成了人种之间的对立。”塔马奇还注意到，总统号召奥尔巴尼市政当局与当地公民谈判而不是与金直接谈，于是便顺势声称如果能将“外来的煽动者”赶出去，那么城里的种族问题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奥尔巴尼先锋报》上，詹姆斯.格雷为“追捧黑人的政府”大唱哀歌，还挖苦地悼念了自己的朋友肯尼迪兄弟如何在政坛自寻死路，他认为肯尼迪兄弟无非是“两个有野心的波士顿人，他们有生以来与美国黑人的联系并不比爱斯基摩人与刚果民主党之间的联系更加务实。”白宫方面则认为金在民权领域的竞争者们尽管明面上都支持他，实际上却纷纷出工不出力。罗伊.威尔金斯不久前带领自己的人马来到司法部长办公室进行会面。会面开始之前伯克.马歇尔告诉罗伯特.肯尼迪，威尔金斯和其他人需要向外界表示他们也为奥尔巴尼做出了贡献。马歇尔向罗伯特保证说那些人并不太在意奥尔巴尼的游行，因为“那不是罗伊的风格”。一开始会议的进程并未脱离马歇尔的预期，然而协进会驻华盛顿的说客克莱伦斯.马歇尔却突然表示，政府内部光说不练的作风让他十分不安。马歇尔要求司法部对奥尔巴尼采取措施——要么逮捕几个人，要么提起诉讼，要么保护游行的进行，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如此出人意料的直白表态激怒了罗伯特.肯尼迪。“克莱伦斯，你我都明白我们已经做到了现行法律下能做的一切，”罗伯特说道。“如果我们的手脚没有遭到束缚，我们肯定还能做的更多。”
刚刚在南美度完年假的斯坦利.利维森给狱中的金邮寄了一份声明草案。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听到他表示，威尔金斯与司法部长都可以将双方的会面当成己方为了应对奥尔巴尼局势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他们来说，就算这次会面没能取得任何成效也不要紧。利维森还对一位朋友表达过更露骨的意见：“协进会与政府很可能都愿意看到金在狱中自杀。当然，具体的战术是让他在狱中无声无息地瘐死。如果这样的结果没能激起大规模的支持，那么人们就会渐渐气馁，他们就赢了——市政当局就赢了。”在利维森看来，金的任务就是维持事态的热度，向所有人表明“如今可不是听任联邦政府软弱无为的时刻”。此外，抱有怀疑态度的白人报纸上经常能看到富有协进会意味的批评，而金的力量则是化解批评的解药。《时代周刊》认为金“未能让奥尔巴尼的黑人们”领悟到非暴力抗议的价值，“太多的成功已经耗尽了令他成名的迷人热情。”该杂志还引用某匿名黑人的言论，认为金“已经不再为浸信会教会说话，更别想他会为两千万黑人说话了”。另一个黑人则表示，以监狱为终点站的游行并不是在奥尔巴尼废止种族隔离的明智方法：“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其实可以少做一些无用功。”
金在监狱里与世隔绝。普里切特警长以安全原因为由不允许金和阿博纳西接触工作细节。同时普里切特又同意给予他们额外的食物和探访特权。每天早上，一位奥尔巴尼运动女性委员会的成员都会给他们两人各带来一套干净的丝绸睡衣和几盘食物——作为对于监狱粗糙饮食的补充。阿博纳西很享受柠檬派。想到金穿着丝绸睡衣，《奥尔巴尼先锋报》的主编詹姆斯.格雷就忍不住恼火。然而他认为对于奢侈待遇的抗议可能会让白人轻视自己，还会让黑人更崇拜金，因此他决定暂且扣下这条消息。
在监狱中，金一直在尽力举行宗教活动，经常给大家朗读《约伯记》。有几天普里切特的手下会把他们带到阳光下参与艾略特法官关于奥尔巴尼市政当局申请限制令的听证会，听证会的主持者则是塔特尔法官。其他日子里金则在监狱中忙着写一本关于布道的新书，这本书的出版标题是《爱的力量》。金入狱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奥尔巴尼市政与司法上层官员开始逐渐接受一个令人不爽的事实：金不太可能主动选择保释出狱。再像上次那样耍小手段将金从监狱里轰出去显然会暴露马脚。而且金的罪名无非是占用人行道，如果针对这点小事的审判还要反复推迟，丢人的只能是市政当局。时间无情地流逝，市政当局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选择。他们可以将金正式定罪并且判处有期徒刑。但这样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游行，上诉法庭也很可能推翻他们的判决，使奥尔巴尼再次蒙羞。这还不算什么，最糟糕的是这样做意味着将金留在奥尔巴尼，留在他们的监狱中，招致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压力。他们也可以公开释放金，但这样做又很可能导致种族隔离堡垒的整体坍塌。
普里切特警长很高兴自己用不着操这份闲心，只要做好分内工作就行。8月4日星期六，又一拨勇敢但浑身颤抖的游行者从示罗浸信会教堂朝市政大厅走来，其中有九位女性和四位男性。他们依旧在老地方遇到了警察，记者们也在人行道上分配的媒体区域静观其变。一身轻松的普里切特很快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眼看着游行者们观望了将近半小时，然后干巴巴地表示他们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时刻。他们的歌已经唱完了，他们的祷文已经说尽了。游行者拒绝散去，于是普利切特就像导游一样领着他们走进了监狱。此时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为了安抚这批新来者，普里切特把之前的犯人叫出来演唱了一首他们以自己为题材改编的自由歌曲——《我不可任由普里切特警长摆布》。后来金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他很喜欢听这首歌。”
8月4日晚上，美国另一端的玛丽莲.梦露在自己的卧室里香消玉殒。第二天早上，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郊吉尔罗伊的圣玛丽教堂参加了弥撒。新闻报道在第一时间就明确指出，梦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当中接听了好几通神秘电话，还留下了缺乏记录的空白。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好莱坞内部的各种传闻也变得越发可信起来。等到肯尼迪总统与弗兰克.辛纳屈的朋友们的关系得到公开之后——这都是J.埃德加.胡佛截获的内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们还将会顺藤摸瓜地挖掘出很多梦露与肯尼迪兄弟之间的羁绊纠葛。
参加完弥撒后，罗伯特离开旧金山，前往西雅图出席世界博览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向他抛出了一份苛刻的智库报告，报告指责J.埃德加.胡佛利用“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夸大了美共的微小威胁。尽管罗伯特完全认同这份报告的观点，但为了在公众面前维护胡佛，他还是选择回避了这个问题，表示美共势力之所以微不足道，原因完全在于胡佛的高明压制。罗伯特还补充道，“我希望他可以一直为美国效力。”
在白宫，震惊的阿瑟.施莱辛格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5月出席肯尼迪生日的梦露的生动回忆：“我绝对没见过比她更美的人。她的举止和机智令我着迷。她那样神秘、那样直率、那样摄人心魄。但是人们难免感受到她的周遭笼罩着一层极不真实的氛围——就像与飘忽不定的水底之人谈话一样。我和鲍比半开玩笑地想要比比谁能追到她：梦露欣赏他，但更喜欢我——不过梦露很快就撤回到灿然炫目的迷雾当中了。”亚特兰大的多拉.麦当娜也在信中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远在奥尔巴尼监狱的金。“可怜的玛丽莲.梦露，她的人生显然缺乏支撑。对于任何人来说，在三十六岁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实在太不幸了。”
是不是您没贴注释啊？
这一周的奥尔巴尼没有举行任何游行，因为谁也无法再从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弥撒大会现场找到哪怕一名志愿者。后援用尽之后，身在狱中的金给奥尔巴尼市政当局带来的压力对于奥尔巴尼运动来说也变得越发重要起来。威廉姆.孔斯特勒准备了人身保护动议，强迫政府要么撤销指控，要么抓紧让金出庭受审。刑事法庭把庭审日期定在周五，安德森和怀亚特.沃克也把那一天定为了新一轮运动的发起日。要么在这一天庆祝金在法庭上获胜，要么进行游行抗议判决结果。
摊牌的日期确定下来之后，奥尔巴尼运动、市政当局与司法部的三方角力也愈加胶着。周三，司法部终于采取了这场漫长争议开始以来的第一招公开举措。气质温和、出身于阿肯色州的杰罗姆.海尔布伦原本打算依靠个人魅力说服南方人主动废止种族隔离，现在却在司法部的授意下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他走进艾略特法官的法庭，发表了一份旨在支持奥尔巴尼运动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他认为奥尔巴尼市政当局走进法庭的时候“双手并不干净”，政府官员一直在依靠警方力量和当地规定来否定联邦法庭的法令，因此联邦法院不应当为他们提供联邦禁止令，不能让他们在阻止“将宪法权利带到奥尔巴尼的游行”时多出一件武器。
在实操层面上，罗伯特.肯尼迪很有理由采取这一招。毕竟，如果发出并施行了联邦禁止令，镇压反种族隔离游行的责任就要落到他自己的头上，劳里.普里切特警长反而可以袖手旁观。罗伯特可不想替别人背这口黑锅。不过再怎么说联邦政府这下总算表明了态度。尽管这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措辞十分谨慎，但却依然在新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代周刊》发表了题为《美国干涉站在黑人一方》的文章。金也发表了声明，庆祝政府为奥尔巴尼运动提供的“法律与道义层面的支持”。示罗浸信会教堂弥撒大会上再次出现了精神焕发高举手臂的志愿者。怀亚特.沃克计划了一次“母亲游行”，所有领导人的妻子——柯瑞塔.金、胡安妮塔.阿博纳西、简.扬、诺玛.安德森、安.沃克、洛特.孔斯特勒、玛丽安.金、卡罗.金（C.B.金的母亲），甚至是戴安.纳什.贝弗尔和她的小女儿——都会参加。倘若这一批抗议者也全都被捕入狱，劳里.普里切特的监狱人口组成将会再次经受巨变。新一轮运动热情致使市政当局的算计越发窘迫起来。
8月10日星期五早上，金和阿博纳西在警察的护送下从监狱来到了当地刑事法庭。这一天距离他们上次放风已经过了整整两周，距离他们上次在同一个法庭因为去年12月奥尔巴尼逮捕而受审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德登法官的庭审并未持续太久。头上仍旧缠着绷带的C.B.金为自己的委托人辩护，他声称委托人并未扰乱秩序，针对他们的指控不过是奥尔巴尼市政府为了掩饰实际目的的托词，市政府的真实用意是继续施行种族隔离。市政府律师则宣布奥尔巴尼将根据联邦法令不再实行种族隔离，C.B.金因此颇受鼓舞。德登法官随后做出的判决跨越了政坛围城战的牢固战线。法官认为金、阿博纳西、安德森和斯莱特.金罪名成立，判决每人缴纳二百美元罚金并处六十天监禁。接着他又表示，如果被告不再做出违法行为则可以延缓执行本判决。
C.B.金欣喜若狂但依旧保持着谨慎态度，他问法官上述条件是否意味着被告必须遵守城市种族隔离的规定。德登法官说既然最高法院已公开推翻了那些规定，被告自然无须遵守。之后被告们鱼贯而出开始庆祝。奥尔巴尼政坛的两大支柱刚刚公开否认了种族隔离。金宣布自己将在周日回到家乡并且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凯里市长差点就公开承认了金的离开是妥协方案的一部分，是对于政府让步的回应。“我认为司法部长的干预让金博士有了放心离开的理由，”凯里对记者们说，“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当天下午，联邦调查局安装在斯坦利.利维森办公室电话里的窃听器听到了一通打到他家里的电话。利维森的秘书听起来很紧张，她对利维森说自己不想打扰他的周末，但法庭刚刚送来传票，说他租用的一处不动产发生了经济纠纷。利维森说什么事都不能影响自己的周末，“因为他们刚刚给马丁判处了缓刑”。利维森认为这是“真正的胜利”而不只是奥尔巴尼的胜利，因为金的影响力已经覆盖了整个南方。金的反对者们之前还认为他不自量力，就算听任他烂在牢房里也闹不出多大动静。可是现在就连奥尔巴尼市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保护种族隔离而囚禁金将会带来一场令他们无法承受的“风暴”。利维森告诉秘书不要为了钱或者传票这样的小事而烦心。在胡佛看来，利维森对奥尔巴尼宣判的分析不太适合呈交给司法部长，于是他就把这条情报扣下来了。
利维森对于金的个人影响力抱有极度乐观的看法，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奥尔巴尼运动本身的胜利。很快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周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在奥尔巴尼，检验市政当局撤销种族隔离法令的承诺是否属实，劳里.普里切特和他的警察部队跟在他们后面。市政当局遵守了诺言，警察没有因种族隔离逮捕一个人。但他们也没允许黑人对于种族隔离传统造成一丁点破坏：他们关闭了图书馆，拦住了第一个想要借书的黑人；黑人们结伴想到白人公园打网球，他们就关闭了公园；威廉姆.孔斯特勒来到黑人专属的乔治.华盛顿.卡佛公园参加双打比赛，可是这场种族融合球赛还没打出第一球，政府工作人员就冲到现场剪断了球网，气得孔斯特勒索性向天空发了一球。种族争端已经发展到了幼儿园孩童相互斗气的程度。《奥尔巴尼先锋报》宣称，“无论金在不在，政府都绝不会妥协。”
此时金已经回到了亚特兰大，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那天早，聚集在教堂的人们一直挤到了地下室的会堂里。金老爹高兴地主持了布道仪式。在儿子布道的过程中，他的好心情不时显露出来，不是用手杖敲地板表示赞同，就是粗声粗气地命令道：“执事们，你们听好了！”金宣布，鉴于最近斗争形势逆转，他必须再回一趟奥尔巴尼。
第二天晚上，金再次出现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此时詹姆斯.贝弗尔正在对蔓延到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的众人布道。新一轮游行推迟了两天，因为市政委员会终于做出了巨大让步，愿意在周三晚上接待第一批当地黑人代表团并且倾听他们的不满。尽管这次会谈堪称历史性事件，但是人们的期望值却无可非议地十分低下。到了预定时间，奥尔巴尼运动的庞大人群聚集在市政大厅门外的暴雨当中等待着会谈结果。凯里市长认出了马瑞安.佩奇。“我是M.S.佩奇，奥尔巴尼的一名守法公民。”佩奇一开口就强调了自己始终未曾参与抗议游行的事实，借以向市政当局施压。他朗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市政委员会认真考虑奥尔巴尼运动最初的要求。佩奇读完之后，市长礼貌而坚定地宣布，关于种族问题的诉讼结果掌握在艾略特法官手里，由市政委员会来讨论或评论上述问题并不合适。之后他就让佩奇离开了。
此时金正在从附近李县赶回来的路上，这里刚刚爆发了夏末的第一轮暴力事件，加速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衰退。纵火者向荫凉丛浸信会教堂投掷了燃烧弹，四天前非学委的志愿者们刚刚在那里进行过选民登记集会。李县的警长用了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现场调查，认为是雷暴引发了火灾。但是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侦查结果清楚指出这是一起政治迫害。火灾过后这座小教堂只剩下了一根孤零零的烟囱。金来到现场时候，烧焦了的墙板和松木长凳还在冒烟。金穿着平常的西装皮鞋，小心翼翼地穿过195号公路偏远路段附近的一块土场，加入了参与即兴纪念活动的悲伤教友行列。
回到奥尔巴尼后，金面对着惨淡的战略现实。显然，政府官员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借以缓和监禁金带来的公共压力。但同时这也是以退为进的一招，向奥尔巴尼运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白人们也在示威，他们要让黑人看清楚，自己遭受羞辱与痛苦之后也会奋起反抗。面对着白人的群情激奋，黑人的选择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大规模游行已经搞不起来了，因为弥撒大会的参与者早已身心疲惫，谁都不愿进监狱。金可以通过举行游行回到监狱，借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但他至多只会得到另一个缓刑判决，而且效果也会大不如以前。于是金发出了呼吁，请全国的神职人员都来增援。
两周之后，七十四位神职人员——包括九位犹太教拉比、来自芝加哥的八位天主教平信徒以及超过四十位新教牧师——从示罗浸信会教堂出发，朝着劳里.普里切特和他的手下们走去。然而他们的被捕并没有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只会被监禁一天，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这次大规模逮捕启发了《奥尔巴尼先锋报》的头条写手：《警察揪住念经人，即刻接受交口称赞》。这篇文章确实在参议院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佐治亚州参议员对纽约州的参议员说，无论是否逮捕神职人员，奥尔巴尼的执法方式都使得奥尔巴尼比中央公园更安全。
人们对于金在奥尔巴尼的表现给出了非常无情的评价。劳里.普里切特公开宣称，自己很清楚——而且金也很清楚——奥尔巴尼的失利致使种族融合进程“至少倒退了十年”。协进会的鲁比.赫尔利（Ruby Hurley）辛辣地指出，“如果目的就是进监狱，那么奥尔巴尼运动确实很成功。”斯莱特.金认为奥尔巴尼运动的目标太过宽泛，运动的批评者们也列出了一长串金的战术失误。协进会的《危机》杂志邀请斯佩尔曼学院的两位民权运动教授——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和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撰写了一片评价奥尔巴尼运动的文章，文中几乎涉及了所有相互矛盾的批评：金身为缺席的媒体明星未能全身心扑在运动上，他没能在更大程度上倚仗法庭判决，他对当地白人的情绪不够敏感，他不愿意多进几次监狱，他未能妥当处理公交罢工，等等。尽管运动批评者们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更合格的领导人，奥尔巴尼运动完全有可能大获成功，但是主流媒体的批评人士仅仅注意到金输了，奥尔巴尼赢了。《纽约时代》指出，“奥尔巴尼的公共生活依旧处于隔离状态”。同一篇文章还断言金的这场耗费最多精力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包括普里切特手段高明，黑人群体存在“内部竞争”，运动参与者犯下了许多“战术失误”，以及白人越发同仇敌忾的立场。
对金来说，除了批评者的众多数量之外，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批评者们事不关己的态度。金把奥尔巴尼看作普世道德问题的一部分，只有一套明确且公正的解决方法，而且这套方法理应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爱达荷州的某一位白人记者。可是现在持有各种观点的分析人士却普遍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仿佛自己在奥尔巴尼的失利真有可能证明种族隔离是正确的或者非暴力运动是错误的。对此金感到又气又急，他觉得旁观者们的态度戕害了自己。金不相信种族隔离在奥尔巴尼得到延续的现实足以削弱自己观点的正义性。打个比方来说，就算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没能拿到金牌，也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希特勒的理念有多么高尚。然而金也很清楚，片面强调道义原则并不可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业都必须经受斗争的考验。早在蒙哥马利的时候金就知道，就算是精神最纯粹的运动倘若得不到一系列阶段性胜利的支撑也照样挺不下去。
离开奥尔巴尼监狱六周后，金在伯明翰表达了他对奥尔巴尼运动的政治看法。他坚持认为斗争本身就是胜利。金告诉伯明翰的听众，南方黑人选民登记人数比1962年翻了一倍还多，仅仅在佐治亚州就增加了三万人左右。金宣称，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种族温和主义者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在最近州长竞选中胜出。他说奥尔巴尼运动已经战胜了普里切特与奥尔巴尼的其他白人领导人，因为那些人正在保护一套就连他们自己都相信注定会失败——并且也理应失败——的体制。根本层面的问题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都改换了心意并且挺直了脊梁。
在外人面前，金不得不强行摆出一副积极面貌来应对奥尔巴尼运动的终局（另一方面，普里切特警长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否认自己考虑过与黑人群体和解的可能性）。在私下里，金则细致分析了奥尔巴尼运动的不足。谈到运动策略时，他说自己希望领导大会能够参与“基础工作”。这次经历让金意识到，吸引外界的注意需要时间，因此他想主动控制下一场运动的时机和节奏。在奥尔巴尼他是新来者，在大型逮捕的高峰过去之后才出现。但由于他是马丁.路德.金，因此无论如何还是背负了大部分的批评。谁都不会将奥尔巴尼运动的战略失败算在非学委或者协进会的头上。
从公交车抵制运动到自由乘车运动再到奥尔巴尼运动，金在参与大规模运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没有事先筹划。现在金已经树立了足够强大的公众形象，以至于无论他采取任何举动都意味着美国社会要对他所奉行的原则进行公投。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下一步金需要自行设计一场测验。他需要针对某个具体目标进行提前计划、训练与动员。简而言之，金需要控制一场人力物力都高度集中的努力，将风险与机遇都推向极限，争取盛大而又华丽的成功。金对员工们宣布，自己今后将不再参与临时性质的救场任务。“我再也不想当消防员了。”
摩西在密西西比州推进选民登记的项目进入了第二个年头，频频发作的新增暴力事件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出于神秘的巧合，密西西比州每次暴力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应和着东边三百多英里之外奥尔巴尼的一轮轮事态激化。奥尔巴尼运动看似获得胜利的那个周六，也就是市政府关闭网球场和游泳池的那一天，摩西和萨姆.布洛克带着第一批想要登记的人——共有二十五位——来到了位于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法院。这在莱福勒县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身后还跟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影制作团队以及一群记者。接下来的周一，布洛克搭乘摩西的车来到城镇商务区。刚刚下车，三名愤怒的白人就冲过来抓住了他，并且把他痛打了一顿。
格林伍德的紧张氛围越发浓厚起来。8月14日星期三，也就是佐治亚州荫凉丛浸信会教堂陷入火海的那天，两位年轻的非学委志愿教师来到宽街上的非学委办公室门前，觉得门口周边阴影幢幢，令人心里发毛。办公室里，前来上课的黑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座位，小声议论着窗外的狙击手有可能从哪个角度向他们开枪。当时摩西刚好离开办公室前往临近的玻利瓦尔县处理登记工作，但是当天午夜时分他接到了萨姆.布洛克惊慌失措的电话。布洛克说有好几车带着武器的不明分子正在监视着办公室。这也还则罢了，真正让大家恐惧的是所有人都清醒意识到警察不打算保护他们——布洛克看到警车就停在暴徒的车前面。受困的人们赶紧压低声音拨打了好几通紧急电话，分别打给了联邦调查局当地特工，以及约翰.多尔和伯克.马歇尔在华盛顿的住宅。布洛克打来的下一通电话说，他看到那些人下了车，有些人拿着枪，有些人抡着铁链。摩西赶紧向格林伍德赶过去，并且清晨之前回到了办公室。办公室的屋门已经被砸开了，屋里也是一片狼藉。他不知道布洛克和其他两个新来的志愿者通过窗户逃到了隔壁大楼的房顶上，然后顺着电视天线爬下来，钻进后面的小巷子里去了。天亮之后布洛克他们回来查看损失情况，却发现摩西正在一片狼藉当中打盹。对摩西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举动——他无处可去，也不知道如何联系上其他工作人员——但在别人看来，如此泰然自若的非暴力姿态却进一步烘托了他的非暴力传奇地位。“我真不明白鲍勃.摩西究竟是何许人也，竟敢径直走进刚刚遭到暴徒洗劫的场所，收拾好床铺倒头就睡，就好像这种情况无非是生活常态一样，”一位非学委工作人员这样写道。“这回我可算是见识过了。”布洛克与其他两位志愿者留在了格林伍德，但是出于恐惧放弃了原本的办公室。寻找下一处办公地点花了整整五个月。
自从这年春天以来，摩西一直努力在杰克逊北部的密西西比三角洲这座中心城镇开展小型登记项目。这里是种植园地区，大部分潜在的黑人选民都分散地住在各个农场中，极度贫穷且一字不识，与白人种植园主之间存在着半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6月，摩西带着同事们来到高地人民俗学校参加研讨会，题目是在偏远地区进行非暴力登记工作面临的困难。志愿者们不得不在三角洲地区的六座城镇分头上课，摩西也要四处筹集经费。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会的选民登记负责人是杰克.奥德尔，摩西在纽约时通过贝亚德.拉斯廷认识了他。奥德尔提出将密西西比招募的人员直接用巴士送到黑土带，参加塞普提玛.克拉克在多尔切斯特的公民学校培训。此外他还在密西西比地区分发了无数领导大会印发的登记手册——《南方的改革：选举》与《为什么选举？》等等——以及其他认字材料。“我们用的是《讲习班手册》，年纪稍大的人非常重视它们，”萨姆，布洛克7月在写给领导大会的汇报材料当中说道。“他们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的课本。’”为了帮助摩西的登记活动，奥德尔还要求詹姆斯.贝弗尔带着妻子黛安以及刚降生的女儿从奥尔巴尼回到密西西比。
格林伍德的非学委办公室遭洗劫后不久，各方就举行了关于密西西比登记活动资金问题的峰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威利.布兰顿从亚特兰大赶来；詹姆斯.贝弗尔代表领导大会出席；大卫.丹尼斯代表平等大会出席；亚伦.亨利（Aaron Henry）、埃米兹.摩尔（Amzie Moore）以及其他人代表协进会密西西比分会出席；詹姆斯.福曼代表非学委全国办公室出席；摩西则带来了几个密西西比当地的组织者。从格林伍德往西北方向开车一小时就到了克拉克斯代尔，众人在当地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碰了头。布兰顿开诚布公地说明了自己的政治困境。作为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负责向基金会的全体捐款人说明钱款去向，而这些人都与肯尼迪政府关系很近。同时布兰顿还要对几大民权组织的领导人负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否决政治立场微妙、法律地位脆弱的选民教育计划。上述很多人根本不愿意选民登记经费花在密西西比。此外，罗伊.威尔金斯不想通过非学委来花钱，认为这样做不负责任。他当然更不会通过非学委密西西比分会花钱，因为他认为密西西比州历来都是协进会的地盘。
如果说威利.布兰顿的官场手段稍微平庸一些，上述障碍早就把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项目资金截断了。布兰顿与教堂地下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不让登记活动沦为形象工程，选民教育计划必须支持敢于招募并训练先锋选民的学生们。大多数此类学生都通过摩西为非学委工作。为了绕开协进会的反对，布兰顿同意遵照蒙改联以及奥尔巴尼运动的传统，成立一个新的掩护组织用来筹集资金。各位与会者在工作当中都可以采用这个掩护组织的旗号，凭借相互信任采取配合行动。尽管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民权团体，千里之外的全国级别团体领导人之间少不了相互较劲，但是他们这些基层办事人员总还可以凭借这个掩护组织来免受神仙打架的牵连。这天晚上在克拉克斯代尔，与会者们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委员会（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制定了组织章程，划分了各人的负责范围，还分配了尚未到手的资金。协进会的亚伦.亨利当选为主席，以便缓和威尔金斯有可能提出的各种异议。摩西当选成为了选民登记活动总负责人。
联组委确实堪称一件精巧的政治杰作，也是本次会议的最大成果。不过散会之后大家立刻就要面对更切实也更紧迫的问题：他们这样一大帮黑人一起出现在夜风吹拂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城镇上实在是太扎眼了，当前尤其如此，因为选民登记造成的紧张气氛已经将当地推向了暴力爆发的边缘。一名县警察在城外拦住了福曼的汽车，但命令他立刻离开克拉克斯代尔后就放行了；一名巡警以交通违章为由逮捕了大卫.丹尼斯；另一个警察以街头滞留罪为名逮捕了萨姆.布洛克和其他五个人。威利.布兰顿倒是顺利地离开了克拉克斯代尔，不过第二天又不得不返回来营救布洛克等人。他在县当局面前据理力争，表示以滞留街头为名逮捕一群开车赶路的人们实在毫无说服力。县当局同意放人，但又趁机狠狠宰了布兰顿一刀，向他收取了一笔显然高得离谱的拖车费，声称这是将布洛克等人的汽车拖离逮捕现场的费用。布兰顿无可奈何，只得动用选民教育计划的资金交纳了这笔钱。当天晚些时候，布兰顿在赶往杰克逊机场的路上听说布洛克森又在弗劳尔县再次被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摩西以及其他三位非学委的学生们。这次针对他们的刑事指控罪名是未经允许分发小册子（宣传选民登记会议的手册）。这次逮捕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完全站不住脚，但也不是像布兰顿这样的律师仅凭唇枪舌剑就能当场解决的。于是詹姆斯.贝弗尔来到监狱保释了他们，然后再做打算。
摩西决定暂时不在森弗劳尔县露面。但他又感到自己对鲁尔维尔的黑人们责任重大。鲁尔维尔是森弗劳尔县北部的一个种植园小镇，来自当地周边的十八位选民登记课学生第二天即将成为第一批前往印第安诺拉登记的向他表达。这十八个人当中大多数都是佃农半文盲，摩西非常欣赏他们的勇气，于是便以非学委的名义租了一辆大巴车，从外县请了一位司机专门接送他们。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摩西亲自陪同他们从鲁尔维尔来到了位于印第安诺拉的郡政府。尽管没有一个人登记成功，但所有十八个人都参与了登记测试，并没遇到什么麻烦。然而在返回鲁尔维尔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巡警拦住了他们并且再次逮捕了摩西。未能成功登记的人们回到了鲁尔维尔，给全县的人带去了他们试图登记的消息。当晚，马洛威种植园的所有者开车来到了佃农法妮.洛.哈默（Fannie Lou Hamer）的家。法妮时年四十四岁，身材矮小结实，兄弟姐妹足有二十人。这位白人种植园主告诉法妮，三K党和白人公民理事会肯定要因为自己手下的农民干预政治来找自己的麻烦。种植园主的声音听上去既愤怒又惶恐，恰似困兽一般。他威胁法妮放弃登记申请，否则就得离开她住了十八年的种植园。法妮立刻动身搬进了一户为非学委登记课程教师提供住宿的人家。
这一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就在这天晚上，一帮武装人员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的李县朝四户人家开了枪。这四户人家都是非学委选民登记项目的支持者。李县运动主席一家二十口住在同一栋房子，州政府调查员在他家找到了二十四个弹孔，万幸没有人受伤。《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特意指出，李县运动主席就是7月在荫凉丛浸信会教堂遭到警察威胁的人，当时自己和派特.沃特斯都在现场听到了警察的言论。四个晚上之后，武装人员又向泰瑞尔县一名女性家中打了三枪霰弹，因为这位女性家里借宿了若干名夏季选民登记活动志愿者。睡在架子床上的查尔斯.谢罗德躲过了一劫，一名白人学生手臂中弹，还有另外两个人遭受了擦伤。
此时来到奥尔巴尼参与示威的拉比与神父们已经离开了监狱。金一直没再参与奥尔巴尼的事务。起初他这样做是因为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或许就像范迪瓦州长、司法部长以及C.A.斯科特批评的那样，假如没有自己在场，谈判可能会更有成效，而且黑白双方之间的敌意也会轻一些。然而等到谈判破裂之后他依然拒绝插手奥尔巴尼的事务，因为这一回他实在无计可施了。金曾承诺“要在奥尔巴尼拨乱反正”，但他并没有来自外界的支持。金知道，示威运动的打击力正在逐渐削弱。此外他还要面对来自各方各面的压力。他在奥尔巴尼搭上了整整两个月，不仅耽误了这一年的暑期休假，还影响了领导大会的筹款活动，而筹款收入对于扩大南方登记运动的规模非常重要。
金在纽约发表资金筹集演讲时接到了另外两座教堂——玛丽山浸信会教堂以及橄榄山浸信会教堂——遭到烧毁的电话消息。这两座教堂都位于特勒尔县，都举行过选民登记集会，也都被彻底烧成了白地。自从7月份马修斯警长突袭橄榄山浸信会教堂之后，司法部就要求为这座教堂申请禁止令，但是艾略特法官始终没有批准。火灾发生后，马修斯警长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两座教堂起火的原因是故意纵火。不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依然在火场里找到了大量人为纵火的证据。调查员们穿着联邦调查局制服在教堂废墟当中四处查看的景象显然惹恼了聚在一起欣赏火场惨状的白人们。有一位名叫维吉尔.帕克特（Virgil Puckett）的醉汉突然发狂，抡圆了拳头向一名调查员打去，把那位调查员的眼镜打掉了。之后维吉尔因为人身袭击的罪名遭到了逮捕。
第二天晚上在密西西比州的鲁尔维尔，一群趁夜色骑马奔袭而来的蒙面人冲着接待非学委志愿者的两三户人家开了枪。赫尔曼和海蒂.西森夫妇（Herman and Hattie Sisson）正和自己的孙女以及一位上大学路上投宿一宿的朋友聊天，这时一阵爆裂声吓到了他们。“我觉得是枪声。”西森镇定地说道。但下一秒，两个上大学的女孩都从沙发上跌到地板上并且痛苦地蜷缩了起来。西森夫人后来描述说，屋子里所有人都趴到地上，大喊着相互沟通，子弹接二连三地打穿了墙壁。两个女孩被送到医院时——一个重伤在脖子和头部，另一个胳膊和腿受了伤——地上已血迹斑斑了。鲁尔维尔的市长多拉夫赶到西森家，在枪击现场来回踱步，情绪烦躁不安，止不住地说话。他命令手下把赶紧西森夫人也带到医院处理玻璃割伤，接着又查看了弹孔。“幸好海蒂没被打中，”他说。接着多拉夫给森弗劳尔县的警长打了电话：“鲍勃.摩西就是罪魁祸首。我就知道迟早要闹出这种事来。这几天我从早到晚就没忙过别的。”这时有一位非学委暑期志愿者冲进西森家里，歇斯底里地打电话通知了在杰克逊的摩西。然后他镇定了一下精神，按照摩西的指示开始记录现场情况并且与在场人员交谈。这位志愿者的举止惹恼了医院那边的多拉夫市长，于是市长下令逮捕了这位志愿者并且声称此人就是枪手，开枪的动机是为非学委的筹款活动造势。摩西接到电话后立刻赶了过来，不过他的车路上抛锚了，第二天早上才来到鲁尔维尔，此时那位志愿者已经进了监狱。
针对这次枪击事件，摩西像往常一样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单倍行距下写满了整整九页纸。他分别给非学委、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新闻媒体和马丁.路德.金寄送了一份报告，并且在文中做出了一项准确预测：白人官员必定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巩固暴力恐吓带给他们的优势。果不其然，鲁尔维尔当地报纸公布了所有试图登记的黑人的名字。市长多拉夫命令城市供水系统切断对鲁尔维尔的威廉姆斯礼拜堂的供水，因为那里是整片区域唯一一座敢于举行选民登记集会的教堂。远在巴尔的摩的美国信保人寿公司还中止了这座教堂的保险，摩西试图说服保险公司重新将教堂纳入理赔对象，不过只是枉然。非学委的志愿者们最终还是无法在教堂上课了，于是他们将授课地点转移到了家里或帐篷里，然而没有一个人敢来听课。志愿者们只好咬牙坚持，给当地人做些劈柴跑腿的杂货，勉强维持着自己在当地的立足点。“关键在于要让当地黑人们觉得你……将会克服一切困难，”摩西解释说。“总体上说，恐惧越深，当地社区的问题就越大，志愿者们就得花费更长时间来做工作。”
鲁尔维尔枪击案发生后不久，肯尼迪总统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公开抨击了苏维埃为古巴提供武力援助的做法，还驳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主张，即古巴接受军事援助只是为了应对美国“迫在眉睫的侵略”*。之后，为了回应金抗议选民登记员工遭受暴力的电报，总统又针对南方的恐怖分子采取了同样强有力的批判口吻：“很多个月乃至很多年以来，我都没见过这个国家发生过比烧毁教堂更令人发指的恶行——竟然有人因为黑人们想要进行选民登记就烧毁了两座教堂。”他接下来还提到了鲁尔维尔的枪击案，说那次攻击“不仅是懦夫的行径，而且丧心病狂……我在此下令，想要进行选民登记的每个美国公民都应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保护以及各州政府的保护。如果说实现到这一点还需要另外立法或者额外强制，那么我们就这么做好了。”
这番话是肯尼迪总统目前为止在民权运动方面发表的最强硬声明。教堂纵火案件为总统提供了公开阐述本届政府民权策略的核心议题——暴力与选举权——的绝佳机会，而他也给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第二天晚上金应和了总统的发言：“我们感谢总统强有力且直截了当的言论，我们需要他的精神支持。我们祈祷这些话语能变成强有力的行动。”金说出这番话的地点是橄榄山浸信会教堂的废墟，他带领一支从奥尔巴尼出发的车队在夜幕之下来到教堂原址，并且在废墟当中主持了祷告仪式。组织这样一支车队本身就是极其大胆的举动，在奥尔巴尼运动之前简直想都不敢想。金宣布尼尔森.洛克菲勒州长承诺提供一万美元用于重建三座被烧毁的教堂，他自己也将从领导大会的经费当中拿出三千美元平分给三位牧师重建教堂。
不过焚烧教堂的凶徒们丝毫没有收敛之意，肯尼迪与金的慷慨陈词只是这股可怖风潮当中的小插曲而已。三天后，特勒尔县的我希望浸信会教堂被一颗煤油炸弹推入了火海。这次的纵火者共有四名，第一批联邦调查局调查员赶到现场时，居然发现这四个家伙正厚颜无耻地在火场边上一边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边喝啤酒。被捕后四位嫌疑人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为了确定作案动机，司法部的律师们仔细查看了他们的陈述材料，并且认为本案并不适用于晦涩难懂的1944年最高法院斯科鲁斯案判决。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四名人犯的动机主要出于仇恨黑人而非反对投票权。无论如何，这是华盛顿方面对于案情的诠释。因为司法部已经公布联邦政府在一天内解决了这起案件并将嫌疑人移交给马修斯警长，让嫌疑人在州法院受审。司法部的声明如此解释这一举动：“司法部长肯尼迪表示，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证明教堂焚毁案嫌疑人的动机并非特意为了恐吓黑人不去投票，因此该案件中的证据已移交给了地方当局。司法部长已经以个人名义致电胡佛先生，赞扬了负责调查本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果断行动。”讽刺的是，这一次四位被告竟然将会被州陪审团定罪——这还是佐治亚州众多类似案件当中的第一次。其他重案从程序上都得到了“结案”——换句话说就是联邦调查局出具了报告，指明了责任方，但很少有人需要在联邦法庭受审，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法庭当中存在着艾略特法官这样的障碍。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南方法庭及三K党猖獗的县区都面对着相当紧张的环境。双方在履职当中都有不如人意的时候。整体上看，过去两年的工作经历致使司法部员工们对于各自负责范围内涉及选举权的刑事案件越发畏难起来。9月，伯克.马歇尔与弗雷德.夏特沃斯以及其他几位民权运动领导人举行了一场专门会议。他在会上警告称，司法部不会在南方进行登记计划的活动家们提供“人身保护”。马歇尔表示联邦权力有限，所以从根本上讲大家还得自己小心。听到这里黑人们开始无情地抱怨起来：马歇尔与他的同事们当初鼓励他们涉足选民登记领域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选民登记毋庸置疑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权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