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叶帅、耀邦和仲勋 -- 老老狐狸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
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
叶帅初识耀邦，不会早于1933年。
1931年初，叶剑英由上海经香港、汕头、闽西到达江西瑞金，受命组建军委参谋部。31年11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叶剑英出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其后，叶剑相继在红军学校、总参谋部等单位辗转任职。
胡耀邦是1933年初来到瑞金的。5月，调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8月，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9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34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
当时的中央苏区，人不多，中央机构也不大。也许，就在这期间，叶剑英对这个蹦蹦跳跳的小个子有了最初的印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叶剑英出任第一野战纵队（军委机关）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月，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局局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1935年2月，叶剑英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战斗中牺牲的邓萍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作战。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剑英在7月离开三军团出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参谋部参谋长。
胡耀邦随第二野战纵队（中央机关，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开始长征，最初是任中央工作团党总支书记，1935年1月，胡耀邦转入部队，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在娄山关战斗中，遭遇敌机轰炸负伤，伤愈调红三军团政治部做民运和青年工作，任三军团直属总收容队队长。长征结束，胡耀邦回归老本行，任少共中央局委员、秘书长。
叶、胡同在军委纵队、三军团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这是生死同行的经历，胜却人间无数啊。
抗战期间，叶剑英先是作为中共代表协助周恩来在大后方协调国共合作。1941年2月，叶剑英由重庆回到延安，出任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胡耀邦在抗战中一直呆在陕北，耀邦后来谈及那段历史：“在延安的十年，我一直受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和培养。”
1936年初，胡耀邦参加红军东征，任山西省石楼县征兵和给养工作队队长；6月，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长。
1937年5月，胡耀邦入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当选学员一队党支部书记，在这里，他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亲自讲授的哲学课，讲课内容后来整理为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每次听课，耀邦因为个子小，总是坐在前面，于是也就成了毛泽东经常提问的对象：“胡耀邦，听懂了没有？”、“胡耀邦，你说说。”
1937年8月，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提前毕业，2700多名学员赶赴前方。毛泽东却将胡耀邦与另外27名同志留下，一起编成“抗大”高级研究班，毛泽东继续授课，耀邦仍担任党支部书记，并按毛泽东指示创办抗大校报《思想战线》。
1937年10月，胡耀邦从高级研究班毕业，经毛泽东亲自提名，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一大队党总支书记、政委；38年4月，任抗大一分校（在绥德）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政委。
1939年3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总政组织部部长。他后来回忆道：“毛主席提议我当中央军委组织部长，那时我才二十三岁。当了组织部长，就要找高级干部谈话。那时陈赓大将、王树声大将、萧克上将等等，我都找他们谈过话”、“即使批评严厉一些，高级将领还是要听”。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出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胡耀邦于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前往热河，46年1月担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3月，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4月，病重，转往张家口住院治疗。
总参和总政虽然都在延安，地方小，早晚碰头，但总参谋长和总政二级部长，工作交集应当不太多。这次翻年谱第一次发现耀邦也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解放战争时期，叶帅一直呆在军委总部，耀邦先后在聂帅、徐帅、彭帅麾下作战，其后由贺帅领着翻越秦岭来到刘帅麾下，十大元帅跟过五位，这份际遇，着实难得。
长征时期，三军团彭、叶；
解放战争，聂、徐、贺；
建国后，刘。
建国后，叶帅南下广东主政一方，1953年底重回北京军委中枢，其后再未离开。
随18兵团南下四川的胡耀邦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这是胡耀邦第一次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1952年，邓小平、胡耀邦相继离川进京。
1952年8月，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54年高饶事件后，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邓当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
胡耀邦则是回归青年工作老本行，先是出任团中央书记，1956年10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57年5月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2年11月，胡耀邦带职下放，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64年7月，离开湘潭回北京工作。
1964年12月，中央派胡耀邦前往西安，代理患肝癌的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职务，主持陕西省委工作。
张德生于1926年入绥德省立四师读书时参加革命，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的老战友，属于西北山头的刘、高、习一系。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虽然也是陕北米脂人，却要归到北方局干部系统。刘澜涛于1931年调河北省委工作，被捕后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36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这次营救行动，就是文革中非常有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出狱后，刘长期在北方局——华北局工作，深受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的信任，据说与康生私交也不错。
1954年的高饶事件、59年的庐山会议再加上62年9月因“西北山头谢子长一系的阎红彦举报揭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西北山头的刘、高、习一系连遭重创，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赵伯平，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张策，李启明，甘肃省常务副省长霍维德，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景林和副主席吴生秀，青海省常务副省长张国声，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武开章和副主席杨和亭、吕剑人等均受到打击，再一级一级上挂下连，全西北受影响的超过万人。
张德生于62年患病后，刘澜涛将同样也是北方局干部系统出身的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林指派到陕西省委，以帮助工作为名实际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省委的干部大多认为王林会接替张德生的职务。中央指派胡耀邦来陕西代理张的职务、主持省委工作，这一任命出乎陕西省委许多干部的意料。不少久受北方山头重压抬不起头的西北系干部似乎觉得有了反击的机会。
胡初来陕西，就动静不小，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先是提出要解决陕西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随之又大讲特讲“（陕西）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表示要“暂停捕人，暂停双开，留待运动后期处理”、“暂停面上夺权，重新部署后再行动”、“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耀邦的性格是有热情、欠稳重、不抗压，人地两生，没有强力奥援就贸然介入北方山头、西北山头的纷争，殊为不智。这段短短半年的西北之行，多年之后，仍让他心有余悸。
1965年春节尚未过完，胡耀邦就在下乡视察中以省委《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
刘澜涛抓住《电话通讯》中不严谨以及和当时中央政策冲突之处，指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开会批胡，要求胡做检讨，西北局的王林、韩劲草与陕西省委的舒同、章泽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和陕西省委会议上批胡，胡多次检讨仍过不了关。
1965年3月，面对压力，胡耀邦整夜失眠、头痛欲裂，医生诊断后发现他的听力和视力下降、肺部出现气肿，要求其立即住院治疗。3月18日晚，胡再次失眠，决定向刘澜涛去信、再一次作思想检查。他不要秘书帮忙，自己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天，送出这封信后，胡住院治疗直至5月19日病情缓解出院。
出院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通知胡耀邦，准备很快召开陕西省委工作会议，总结工作，要求胡在会上作出全面检查。6月上旬，陕西省委召开会议，再次批胡。
贺胡子的消息颇灵通，他将耀邦在陕西挨整的消息告诉了叶帅。叶帅对耀邦非常关心，一听此事，即有意西北一行，还约请两位曾经同在红三军团搅过马勺的上将，同去同去。
6月初，叶剑英偕张宗逊、张爱萍在兰州参加完军事会议后一起搭乘军用飞机以“检查军事工作”的名义来到西安。
叶、张、张来到西安的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设宴款待。宴席一开，张爱萍就话中有话：“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宴会结束时，叶剑英单独留下胡耀邦，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呢。”胡耀邦说：“您不说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不能过关。”叶剑英问是什么问题，胡耀邦即向叶剑英介绍了情况。叶剑英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检查多次了，还没有通过，走不脱呀。”叶剑英当即说：“这里通不过，到北京去通过，你要跟我走，我带你走。”谈完话后，叶剑英离去。走到门口时，他对秘书王守江说：“咱们走时，你注意，耀邦同志要和我们一块儿回北京。”
6月11日，胡在省委第116次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针对批判列举的八个大问题进行了申辩。胡长篇发言之后，陕西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
6月18日省委工作会议一结束，胡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刘澜涛知道是叶帅要带走胡耀邦，无法阻拦。
6月20日，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飞机回北京。
胡耀邦离开陕西算是躲过一劫，支持耀邦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李启明却没那么幸运了。据说文革后陕西省委有人去北京，见到胡耀邦提到陕西文革前有名的“刘胡斗争”，胡耀邦说：“什么刘胡斗争，就是刘斗争胡，我无力反抗嘛。”
文革初起，刘澜涛把赵守一和李启明等人抛出来，搞了个所谓的“西北三家村”的“胡、赵、李反党集团”，并在1966年5月举办“陕西省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批判揭发曾在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工作过的干部，以及曾经表示过支持胡耀邦观点的干部。这个座谈会后来被改称为“干部训练班”，因为都是内定的黑帮，所以也叫“黑（帮）训（练）班”（注：这让本狐想起文革初期李井泉整彭德怀，打死老虎转移大方向，技法是相通的）。
虽然刘澜涛唯我独革，大肆批判胡耀邦，抛出赵守一、李启明做自己的“替罪羊”，却也未能逃脱文革的冲击。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变自首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叶帅在文革中虽然也有很多不顺心，但总的来看，没有嫡系班底的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有很大提升。1965年底上海会议批罗（瑞卿）之后，叶帅于66年5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67年2月后靠边了一段时间，69年4月的九大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任军委副主席；71年“9·13”后受命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73年8月，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65年6月，胡耀邦离开陕西回到北京，66年3月，耀邦重新主持共青团中央日常工作，共青团工作相对单纯，可能对他更适合。
文革初起，耀邦被批接受审查，68年10月，临时“解放”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之后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71年10月，离开干校回京休养；75年5月，叶帅举荐耀邦参加中央读书班；6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主持科学院的工作；9月，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等作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得到邓的肯定；76年，邓小平第三次下台，胡（耀邦）、张（爱萍）、万（里）、周（荣鑫）被列为邓的四大金刚，在“批邓”中，胡受创颇深。
1976年10月的大事件后，自比为“辅成王的周公”，叶帅迎来人生辉煌的晚霞。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忆76年，他说：
注1：80年11月-12月召开的这次政治局会议非常重要，标志着华国锋时代正式谢幕。华国锋辞职，胡耀邦上位，出乎很多人意料，也许还应该包括始作俑者和耀邦本人。耀邦这段讲话强调了两条：自己很早就和叶帅有了联系；自己很早就要求停止批邓。华国锋辞职时曾举荐叶帅接任，叶帅拒绝转而举荐小平，邓表示只接手军权、70岁以上的老家伙们都起开，邓举荐耀邦、要胡当仁不让，叶帅当然也是支持胡的。
注2：耀邦在77年初建议停止批邓，未必是对邓有感情，可能是“批邓”中自己陪绑得实在难受，按胡自己的说法，叶帅3月12日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月14日去看望小平。也就是3月14这天，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77年3月10日-20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种顺水人情，做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
1977年2月，叶帅约谈耀邦，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
1977年3月3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3月12日，叶帅找耀邦谈话。
1977年12月，叶帅提议，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1978年1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兼中纪委第三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
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书记处，胡出任总书记。
198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辞职，中央决定胡耀邦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工作。
1981年6月，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党中央主席。
1982年的十二大上，修订的党章取消了党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
为加快新老交替，1985年9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国以来，举行过两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分别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和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叶帅与其他63位老同志一起致函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得到全会的同意。9月16日，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86年10月，叶帅去世。
1987年1月，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随后在民主生活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沉痛检讨后，自然要深刻反思。据某人回忆，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靠人靠了一辈子。。。。。。
在那个时点，都是老奸巨滑，哦，这个词不讨喜，老谋深算！这个还可以不？要不是胡和赵这两个先锋大将，真不知谁还能三拳两脚踢出80年前后10年的局面，走出改开的第一步。
别不服，没有这两个，就是李月鸟，姚当先锋大将。
这是确评！
他可能人是好人，可惜不是当总瓢把子的料‘只能干干青年工作。
——我不信老邓看不出来，可惜老邓一来是买好给叶霸天，二来是想拿他当出头的椽子，帮自己不想出面的事，生生把他搞上去，从而害了他。
土共的西北山头，说起来一言难尽，对敌斗争坚决，斗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刘（志丹）系和谢（子长）系干部，从土地革命时期斗到建国后，生生死死、相爱相杀、纠缠不清。
1935年9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自己人逮捕关押在瓦窑堡。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被拘捕的干部获释。
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渡河东征战场上牺牲，高岗、习仲勋成为西北山头的领军人物。
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高岗进入政治局，习仲勋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七大共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政治局委员13人，书记处书记5人）。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北上东北，在林彪率四野南下后出任东北局书记，并于1949年10月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习仲勋留守陕北，协助彭德怀打赢解放大西北的苦战。1945年10月，接替出关的高岗主持中共西北局工作；11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46年6月，任西北局书记；47年2月，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47年7月，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贺龙为司令员）；49年2月，任西北军区政委；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彭德怀、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11月，一野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治委员；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
1950年2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彭德怀任第一书记）；10月，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
1951年2月，当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2年，中央决定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五马进京，高岗出任国家计委主席，习仲勋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书记；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秘书长。
1954年，“高饶”事发，8月，高岗自杀。9月，一届人大召开，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56年9月，习仲勋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9年4月，二届人大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被立案审查。
1965年11月，习仲勋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
1967年1月，被西北大学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68年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回北京交卫戌区监护。75年5月，解除监护，被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
1976年10月大事件后，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1977年8月，习仲勋致信党中央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胡耀邦、王震，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请求恢复工作。
习仲勋夫人齐心看到老干部们纷纷复出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却迟迟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齐心回忆道：
注1：建国初期，王震在新疆分局，在民族问题、土改问题上与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出现严重分歧，这场冲突以王震、邓力群被调离新疆告终。毛泽东批评王震不向中央汇报、不看全国形势、影响了中央争取西藏达赖的努力。今天回头来看王震和习仲勋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可能我们会对这场分歧有新的认识。而王震能不计较当年习在西北局对自己的批判为习说话，这人品，啧啧。
1978年2月中旬，习仲勋回到北京。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习仲勋回忆说：
叶帅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习仲勋回忆此事说：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抵达广州6天后，叶帅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句话相赠：
注2：对“叶帅在习刚到任就去视察工作”这一举动不敏感的同学，建议学习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三遍！
当年8月，叶帅还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
注3：谁感到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习谈，是不是因为这人老是找中央领导谈？
叶帅的表态对习仲勋的工作是极大的支持。
1978年12月，习仲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79年，习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80年，习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同年底，习仲勋调任中央并于次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85年党代表会议后，叶剑英等一大批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习仲勋留任政治局委员，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召开，习仲勋当选第二次当选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万里委员长的主要助手之一。
1990年10月，习仲勋到广东省深圳市休养，直至2002年4月病重，中央派专机接回北京治病。
补充点资料：
1961年1月28日，杨静仁任西北局书记。
1962年1月，杨植霖任西北局书记。
1963年9月，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
1965年5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5年7月，王甫、王林任西北局书记。
1965年12月，霍士廉任西北局书记。
196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取消。
1926年入团后任陕北米脂县团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928年5月参加组织领导米脂学生运动，后任陕北靖边县团委书记、三边特派员、定边县团工委书记。转为中共党员后，任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8月在陕北绥德工作时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和党外民主人士营救出狱。1931年2月调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曾任河北省互济会秘书。不久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并成立党支部干事会，任支部委员，1936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到绥东抗日前线创办抗日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春起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绥德警备司令部秘书长。1938年12月起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委书记。
194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反扫荡斗争。
1944年秋到延安。
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起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后兼任中共张家口市委书记。
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兼华北局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9年2月起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局第三书记（至1954年8月），其间：1950年至1953年7月兼任华北局党校校长，1951年1月至1952年2月兼任华北局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2年4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党组书记，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任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51年12月至1955年4月兼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2年11月至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4年4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1月至1956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
1955年4月至1962年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56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1960年11月至1967年5月兼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其间：1960年12月起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66年1月起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月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8年受迫害，被关押。1978年12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1979年7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79年1月起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
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八届十中全会免职），第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会议批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7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
该就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吧
其次，个人认为韦的可能不大。主要是因为韦常驻北京，兼职太多，基本上不管广东那边了。
对广东开放很不满。
这是一位很有料的党史大拿讨论贴的发言整理，很有意思。
第一次决议确立了毛的统治地位，第二次确立了邓。可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性。而如此重要的总结性决议，却都提到了西北问题。
发生在35年的刘志丹等人被肃反事件，中央至今先后做出过四次结论，而每次的结论却都不一样。可见西北党问题的复杂性，葫芦秧套南瓜秧，拉扯不清。
谢子长和刘志丹死后，围绕着他俩谁是老大、谁有功谁有过，谢帮与刘帮开打，而中央在42年和45年两次调解，却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高岗说是没有俺们就没有了中央，而阎反唇相讥，并揭发高个人历史造假。
这场阎高大战，高习大获全胜。即使阎指责刘帮贬低中央，毛还是明显偏向高，并乐于产生由高引发的西北内争和中央与地方之争。毛甚至一度把高在西北的地位列于谢刘之前。
毛偏向高，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谢子长、刘志丹、王泰吉等早逝，杜衡等叛变，阎红彦等离开得比较早，高岗算是仅存的巨头了，作为西北党的代表、自身能力也很强，落脚陕北的中央，无论是酬功还是接地气，都应重用高岗。毛等远来初到，对西北党内部分歧的幽微并不十分清楚，必然会受高岗等的影响。
至于“乐于产生由高引发的西北内争和中央与地方之争。毛甚至一度把高在西北的地位列于谢刘之前。”
这个有点阴谋论了，西北党、陕北红军，几巨头的职务升降沉浮，起落太多了，高岗确实好几次的职务都在刘、谢之上。
前不久俺刚扯过苏荣。他一直在别人为他精心打造的金光大道上奋勇前进，十七大前的七年中，先后在青海甘肃两省任书记，再跑步进京，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悲催的是，十七大胜利闭幕后，老苏仅为习校长服务一个月，就被遣散出京，去了江西任省委书记。远离太子，并不能泯灭为殿下服务的红心，两年后的09年底，江西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刘志丹》。
就两年时间，沧海桑田啊！老苏已经进秦城养老了。投机，有用，也有限。
另外，2009年12月11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三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地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一戎贝问：是不是少了那个谁？
一戎贝答：应该是多了那个谁！
随着286的仙去，在进入新世纪的06年，北京万安公墓的一座无碑坟头前，悄然竖起了一个墓碑，碑文就俩字“高岗”。碑是中组部花的钱，老高可怜啊，都躺了半个世纪，组织上才想起。越明年，老习的儿子成了太子。中组部的鼻子最灵敏。
立碑时，能想到11会在一年后备位东宫的不多，但将获大用是肯定的，毕竟，那个年龄段，有他资历的太少了。
建国后的刘帮，高岗是鹤立鸡群的东北王，六位中央政府副主席有他一席，直逼储君之位。习仲勋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中排名第三十五，五马进京前是西北局书记，是六马中最年轻的。
而阎红彦呢，彼时才是四川省委书记，上将，56年才当上中央候补委员。谢帮很式微。这时的286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阎红彦的老上司。
进京后的五马，对286最具威胁的，第一是高岗，第二是比286更年轻的习。高饶案是286的杰作，一举拿下了二马。五去二，还剩仨马。这仨中，与高有密切关系的习，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七大时，习仲勋是候补中央委员，五马进京时，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所谓六马，包含华北的老不厚。
阎红彦那个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第一书记李井泉。至于上将，是高饶事件后，重新挑选出来的陕北红军代表，他早就转到地方工作，连52年军队定级都没参加。原本最有资格的是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和刘帮、谢帮都有交集），最后搞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副兵团级少将（据传，总干部部有人建议给贺授大校，被否，贺晋年去世遗像为西服照，中央的讣告完全不提55授衔这个茬）。
小说作者李建彤，38年的党员艺知少女，在延安经恩师周扬做媒，与刘志丹弟刘景范结婚。54年高岗自杀后，开始策划《刘志丹》。此时的高岗还是“同志”，李写入高岗时，高从“高岗同志”变成了“高岗”，直到现在的墓碑，还是“高岗”，没“同志”。
李得到习的支持，通过出版社请到创作假开始写作。59年习升副总理时，李把样书给习看。习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把刘志丹升格为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全国革命领袖，并同意李用化名写入同样光荣正确的高岗和自己。
62年初李修稿完成，印了一百本送审样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对老上司习称赞写出了史诗般的革命气魄，习深以为然。此时的阎红彦还不知道有这本书，借阅后他约谈李，提出几点修改意见，要求不得虚构事实贬低谢帮，阎警告说，此书会产生大问题。
李一意孤行，抢先在几家报纸连载，这激怒了阎。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的阎给书记处和中办写信，要求由中宣部组织西北老人研讨此书。但事情升级了，书记处和中办直接上交全会讨论。
阎红彦在全会小组会批评该书：一、刘志丹被拔高为全国革命领袖；二、肆意贬低谢子长等人；三、虚假夸大高岗地位；四、把西北的地方革命夸大成全国性；五、鼓吹没有西北党就没有中共，西北红军的地位高于或比肩或拯救中央红军。
阎认为小说在为高岗翻案。他的这些话，得到了刘帮和很多人的支持。前面俺提到延安时期的阎高大战，阎认为西北排序是谢刘阎，而高认为是刘高谢。阎指责高吹嘘自己是陕甘领导人并创建了根据地，向中央揭发其伪造个人历史。
那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是毛念康生递上来的条子。
延安时期的阎高大战，应当是指42年的西北高干会议。刘帮、谢帮之争，在36年中央到达陕北之前，武的成分多，无论是三嘉塬整军还是瓦窑堡肃反，都是谢帮占上风。之后，就是文斗了，谢帮被吃得死死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谢去世得不是时候，高、习确实能力很强，中央重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谢要健在的话，刘帮、谢帮应当不至闹到最后势成水火。当然，谢帮和老北方局系统搅得太深，也是谢帮的历史包袱。
第二场风波，始于79年终于2009年，持续时间更久，长达三十年，牵涉面更广，涉入的人也更多。有时间俺准备八卦更精彩的二浪。
先说习。习是党内年轻得不像话的大人物。20岁上下，就成了刘帮排名仅次于刘志丹和高岗的三号。32岁西北局书记。34岁任彭德怀兼任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刚满36周岁，任一野暨西北军区政委。46岁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比286小九岁。
从习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的晋升与邓的火箭式不同，虽然很年轻，但用一个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与高岗的升迁都受益于中央落脚的地域。与高习的西北党一样，中央下一个落脚点的华北党，也出了彭真和薄一波两大巨头。
建国后的六大行政区一把手中，最可能成为邓的挡路石的，只有高和习。前面说了，高饶案，邓一举打落了俩马，牵连了习马。大邓马从来就不是小邓的对手，华北党的薄马更没希望。
华北党与西北党是集团势力的两个极端典型，西北党是极其掐架，从建立伊始就开掐，掐到人都死光了，到现在后代还在继承遗志接茬掐。而华北党是极其抱团，历经毛、邓、江经久不息的打击，才有点偃旗息鼓的架势。以后会重点聊华北党。
习81年再入中央，成了书记处书记。此时的书记处地位非常高也非常核心，用叶剑英的话，书记处“是要接中央的班”。而在80年恢复书记处时，设立十一人，邓提了十一人名单，这里没有习。
陈云和叶帅对此名单不满，叶说不仅书记处的工作范围要扩大，而且名单也要扩大。陈云马上表态“要提出十三个人的候选名单”。经陈云与邓的斗法，习得以进入“接班的班子”十三个候选人名单。但不幸的是，习落选了。
十二大时，习书记更上一层楼，成了政治局委员。那一段的日子里，习与陈云叶剑英彭真等关系密切，经常拉家常。与薄更是相得益彰，时不时搅动一湖，让邓按下葫芦浮起瓢。
82年的邓，正集中火力攻叶，三两回合下来，叶败走。论党内的斗争艺术，毛之下就是邓。政坛不倒翁的陈九千岁，也要避其锋芒。风头日渐的习被邓盯上，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鉴于79年《刘志丹》第一卷面世引发的西北党纷争，83年中顾委成立了五人小组，试图调处。这次也可说是攻习的序曲。85年，随着二三卷的出版，谢子长遗属与红二十五军贺晋年率先发难，要求处理有关人员。好戏来了。
中央指定习主办，论理，习是当事人之一应该回避。但因此时的习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中央让他办理也没错。习无处可躲，只能尴尬接下这烫手的地瓜。贤者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习的两次大跟头却摔在同一本书。此后的习，逐渐淡出。
时任总书记的胡，不仅亲自伸腿摔了习的第二次跟头，还与第一次有很深的渊源，那时的胡是团中央书记，连载《刘志丹》的就有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而胡耀邦给阎红彦转去的中青报关于为何刊登小说的解释，是促使阎致信中央的原因之一。
前一段，老胡的儿子小胡深情回忆了他爹与老习的情谊。这傻小子揣着糊涂装明白，知不知道他爹与小习他爹只有跤情没交情呀。傻小胡说的那些话，只会给小习添堵。
小胡他爹与小习他爹不仅仅是有跤情，交情也还是有些的。
毕竟65、66年陪老胡挨刘系整的大多是老刁的同门或部下，有他们在中间牵线，交情自然也就会慢慢建起来。不过呢，老胡性格偏软、扛不住事儿，这交情呐，也深不到哪里去！
另，贺晋年是陕北特委游击队基础上改编的红27军，不是红25军。
这是另一位很有料的党史大拿讨论贴的整理，也很有意思。
1，1928年渭华起义开始是内斗的第一阶段。刘、谢基本上在一起搞兵运拉游击队，他们属于陕甘边特委，上面是陕西省委。这支队伍的头目，一会是刘一会是谢，因为陕西省委瞎指挥，刘指挥队伍打了败仗就撤掉，换谢上，谢上任总得把刘的影响整顿一下吧，然后谢打了败仗，又得换刘上。早期起义啊游击队啥的，基本都是败仗，所以领导就走马灯换，矛盾就种下了。1932年年底，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把谢子长、阎红彦都发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去学习，这样陕甘边的队伍就是刘派主导了。阎红彦此后就不再和陕北烂泥坑有什么关系了。
2，1933年至1935年是第二阶段。谢子长“深造”完毕，从察绥绕了一圈又杀回陕北了，这次他搭上了中共北方代表孔原，作为军事特派员另拉起一个摊子，叫做陕北特委，以安定也就是今天的子长县为中心，也拉一支游击队。然后就是1934年夏，争议很大的阎家洼子会议，陕甘边和陕北两块合并，因为谢是北方代表的军事特派员，显然地位更高，所以最终当头。本来谢已经上去了吧，结果谢子长会后一个月就战斗中受伤，直到35年初去世，刘帮再次占上风。
3，1935年初至年底是第三阶段。刘帮占主导后自然又要整顿谢帮的人，批判谢子长在陕北（不是陕甘边）游击队的政委郭洪涛。郭洪涛不是善主，联络上北方代表孔原及其后任朱理治。朱理治来了瞎指挥，刘帮人马根本不睬他，就想立威，这时候徐海东程子华的25军来到陕北，与刘志丹的26军联合，朱、郭就找上25军里的肃反高手戴季英，发动以25军为后盾整肃26军的陕北肃反，大概杀了几百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都捆起来准备杀了，然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刀下留人。
4，刘志丹牺牲后，高、习等这些刘帮骨干都得到毛和中央的重用，步步高升，朱、郭、戴这几位就鸭梨很大了。然后是1942年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这次会议由高岗主导，就成了刘帮的控诉大会，对35年陕北肃反做了一个结论，树立了刘帮的正面形象和正确路线。高饶后，压抑许久的朱、郭等人趁势鼓噪，老习策划小说《刘志丹》以为还击，没想到有人捣鼓阎红彦出手，一下子就小说反党垮台了。
阎红彦当然只是前面的枪，但他是杆很管用的枪，因为他最能认出这本“小说”里谁是谁。
当年李登瀛（字子洲，现在的子洲县就是因其而改名）、魏野畴都在榆林中学任教，这两位，在北京李大钊处加入了共产党，李登瀛后来到绥德省立四师当校长，四师也出了不少共党干部。
李、魏牺牲得太早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子洲县，土改时老11这里调研，给中央发了两个报告，并在这里纠左。67年后，新浪微博认证为“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官方微博”的“子洲交警”发布一则评论：
嗟夫！
老毛在红四军七大后写给中央的信就说，陈毅主义八面美人他做不来。不当老好人和稀泥。
土共以很弱小的力量起家，一步不慎就要完蛋。所以做事讲究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路线斗争，就是要分个谁对谁错，对的，照他的方法走下去，正确路线的人当然就要重用，错的就批判，把错误路线的人也要拿下。这其实是土共胜利的法宝之一。
如果和稀泥，一片和气，对错不分，做老好人，土共别说建国，连生存都不行。
现在倒好，路线斗争不敢搞，变成互相抓小辫子揭隐私的个人名利权位斗争，才是杯具。
这点，非常认同。
50年代，老刁是可以和邓比肩的人物，当然差一点也差不太远，是可以竞争太祖接班人的人选。
于是，小说刘志丹——乱邦的中青报发表——与邓在西南局关系密切的阎红彦发难——康生递纸条小说反党。
康生和邓关系又是如此密切。
到80年代，老刁在资历和功劳上也不比乱邦差，而且是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书记，地位明显，即便乱邦下了，矮邓要抬举自己看上的紫阳和万里这些货，仍然越不过老刁。
于是，小说再次引起争议——乱邦批转老刁处理——老刁难办——人大副委员长二线——仓促下台避居深圳。
朱理治和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都不是老陕，朱是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掺乎的。当然事情本来是刘高习和谢子长、郭洪涛的矛盾，谢子长牺牲后，郭洪涛就成朱理治的打手了。
其实根子就是土共开始闹革命时星星点火，到处都是山头，根据地又都在各省交界处，导致党组织指挥关系混乱，各种省委、特委、革委都能发号施令。
要说，毛在井冈山早期的囧境也部分源于此，这边省委来个特派员，那边特委来个特派员，都是毛头小伙子，几次瞎折腾就能把根据地搞光。
这位老兄有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刘谢两系矛盾很大程度类似井冈山时期的“主籍客籍”之争。刘系多出自本地，谢系基本力量来自于晋西，所以谢系往往觉得刘系偏右、斗争不坚决。
另外，刘系中，确实也有违反纪律之类的事儿，尤其是收编的一些土匪武装。反过来，谢系的一些做法，确实太过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