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多行业剖析中国的工业体系现状和作用 -- 卢比扬卡

大饥荒首先是一个数学问题。在前工业化的原始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中国20亿亩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压力上限大约就是在4亿5千万人口。平均亩产200斤粮食乘以20亿亩耕地得出一个数，再用维持人生命的最低粮食消耗量的数去除，大约就是这么个状况；人口多出这个极限怎么办？那就是战争、饥荒、疾病去大量消灭过剩人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说的是个道理。

中情局一位发言人在公布这些文件时说，中央情报局的一切秘密行动都是“按照白宫和情报机构政策协调委员会的指令”进行的。 而白宫在这些解密文件公布当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也承认，“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同意采取的行动加剧了（ 智利 ）国内政治的分化，从而影响了智利民主选举和法治的正常进行” 。

第一，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贯彻了“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指导原则。

这是“四三方案”规定的6条引进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重点十分突出。

“四三方案”的最早引进计划是4套化纤、2套化肥，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显著，就很快扩大到13套。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6218万吨的14%—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中国吃饭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稻谷的增产，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外，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品种，一条就是尿素。没有这两项物资技术条件，面对市场急骤增长的大米需求，我们将无法应对。

第二，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我们才真正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了解。

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尽管它们当时把自己比较好的技术给了我们，但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局限，这些技术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技术，到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已经不能算是先进技术了。再加上当时苏联实行“两个阵营”的理论和政策，苏东国家实际上是自成体系和自我封闭的，它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更谈不上对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合作提供帮助。

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与合作，合作伙伴主要来自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和美国等。本来毛泽东早在1964年1月，在听取工交会议汇报的时候就讲过：我考虑到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到中国来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后来由于认为国际形势紧张，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一直没能实施，一直到8年以后，也就是到1972年才得以实施。这批项目的引进，不仅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带来了广泛的最新市场信息，使我们通过这批设备的引进，切身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看到了究竟什么是先进技术，什么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什么是高效率的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我觉得不通过这批项目的引进是感受不深的。

第三，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我们通过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但是这批干部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技术、企业管理上。只有通过第二批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我们培养的人才、训练的队伍，才真正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特别是怎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据我所知，参与领导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很多骨干，都是从参与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人员中调去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取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达到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理论，归功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制度，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此外，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作用，我觉得是功不可没，不可忽视的，它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使我们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当时的工作，没有它打下的基础、创造的条件，我们以后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解决这些困难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大得多。

通过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国际合作，我们壮大和发展了智力支撑条件，推动了我们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实践对我们改革开放在更高的层次上推进，在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推动中国现代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一，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认识不清醒，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急于大干快上，决策时机不当。

1976年全国的全部财政收入才776.58亿元，连吃饭开支都很困难，根本没有条件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合同退货和对外赔偿，国内基本建设下马，征地动迁，职工遣散等等，对国家、地方和企业造成的损失都是很大的。至于借外债，也看得简单了，实际上我们多年陶醉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境况，不了解外面世界，更不了解西方世界的资本市场情况，对借钱的种种条件都不清楚，结果一旦发生问题便束手无策。后来当我们进行调整，对已签订合同需要支付资金时，才发现告贷无门，便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引进的项目太大、太集中。

1978年决定分批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总规模达到180亿美元，国内基建投资匡算共需1300亿元。其中特大型项目，除了宝钢外，大乙烯（年产30万吨）一次就引进4套。这样大的引进规模，不讲项目本身，就是国内的配套设施和供应工作，以及消化、管理能力都跟不上。

第三，重引进，轻消化、轻创新。

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设备技术，不少都在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时就已引进了，当时有的还引进了关键设备技术，如压缩机等。但是后来还是不断重复引进，其中尤以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成套设备13套，80年代又引进6套，90年代再引进13套，三次成套引进总数达32套之多。可以称得上是“引进又引进，重复再重复”。这在世界各国引进技术设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80年代后期，我曾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一次讨论化肥设备国产化的会议上讲过，这种引进做法，是我们从事这门工作的人的耻辱。但说归说，做还是照做。究其原因，一是建设单位缺资金，国外卖设备的公司，找他们的政府和银行支持，可以提供贷款。二是省事，成套引进，免去国内配套工作的许多麻烦，确保顺利建设、按期投产，发挥作用。三是行政体制的作用，要项目、要投资的人，把争到项目视为政绩，而对企业经营却可以不负责任，至于国产化更是别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