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球瓶颈中的达尔文主义 （一） -- 楚无邪
中国“人学”发达可能只有部分是瓶颈之下的结果，因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科类就很发达了，当时候远未达到瓶颈时代。
个人更多的认为是我们的文字导致的。
也就是说：
个人认为字母文，人的思维倾向于形而上；
象形文，人的思维更多的偏向辩证法。
结合一篇河里的文章：为什么汉语言是最先进的语言；
很有意思的，大家怎么看？
科幻除外
想探索太空，很好啊，自己筹钱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去。别花我的血汗钱折腾这个。
另外，个人理解，老子说的小国寡民另有深意，未必有文明单一化这个方向的想法。
DNA很多很长的，想必是足够“衰变”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玩法是把资源汇集到富豪大亨手中；封建社会的资源汇集到王者贵族手中；中国式的的集权社会（包括当今）的资源汇集到朝廷官员手中。乌托邦式的平民福利社会希望将资源平分给大伙，不要汇集起来。哪种玩法对人类进化发展最有效，上帝他老人家会用历史来作出评判，而这种玩法也就会发扬光大。
要指出的是，最后这种玩法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实例，我也就不看好它未来的前景。
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时代，根本无从谈起人类文明的瓶颈。
以中国为例，对外的重点是遏制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掠夺和围追堵截，阻止周边国家对中国资源的强占，这些才是需要资源重点投入的地方。这些都做不到，还奢谈什么探索宇宙，人类文明，那不是胸怀宽广，是宋襄公。
其实对所有的国家都一样，保卫自己的能力才是更重要的。否则就像伊拉克一样，被一个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一套，整个国家沦于战火，无数妇女儿童死于非命。在这样的世界里，哪有什么文明可言？
对美国而言，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以便于继续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和资源。所以冷战之后，美国也逐渐减少了在太空探索方面的投入。
所以对中国而言，造航母，造战斗机，我举双手赞成。如果不想我们的父母子女落到伊拉克人的下场，不想他们遭受百年前中国人经受的苦难，这些是我们必须花的钱。至于探索太空，突破瓶颈什么的，还是那句话，谁爱玩儿谁玩儿去，别糟蹋我的血汗钱。
不仅是科学、技术、思想在进步，人看待处理科学、技术、思想的元思维，也在进步。
我只是很好奇哪种生命不会出现进化？
我想像了一下，没想出来。看样子我的思维已经成定式了，希望能拓展一下。恳请指教！
有收获，谢谢，印证了一些想法。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今各文明国家，姓资姓社，主流思想都是“以个人幸福为本”的：为了让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西方搞民主选举，各路候选人的竞选主轴一定是强调每个选民的收入福利安全健康等切身利益。中共更明确指出，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如果说这么美丽的理想追求从逻辑到实践整个就是错误的，会不会需要顶个锅盖先？
这种以“以个人幸福为本”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才发展出来的思想，西方人来说是很新很高大上的。可中国人接受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因为其实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也是这个理想。两千年的朝代涨落中的确有不少人民幸福富足的“盛世”被历史称颂，但毫无例外的都很快走向动乱与衰亡。历史学家们会分析王朝末世经济政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但不需要太多深刻的了解就能判定，任何这样的“盛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原因很简单：人口。在现代社会以前，只要社会安定人们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人口激增。按照马尔萨斯根据当时英国的情况计算，人口每25年翻番（这可能是“盛世”的增长情况吧），那么200年里人口就能增长256倍。这样的人口增长肯定没法不崩溃。当然，现实世界不可能在数百年间维持这样的人口增长，可原因正是因为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拥有幸福生活。贫穷疾病战争在带来苦难的同时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换言之，幸福生活本身就在破坏这幸福的根基，所以这是个逻辑悖论，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现代工业社会来临后，现代社会对个人幸福有了新的定义。个人主义妇女解放等新兴概念下，人们不再认为幸福要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养孩子这么辛苦一点都不幸福凭什么呀，还不如尽情享受两人或一人世界。于是个人幸福就成了“个人享乐”。这些享乐主义的“新思潮”的确导致这些社会中的人口增长率大大下降，好像人口激增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不存在了。可这在生命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不过是个短期的现象。生育繁衍后代作为生命核心的要素，哪是这么容易就被绕开的。从进化角度来说，不生孩子就相当于基因生命的死亡，就是让出了生存空间，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做法除了你的父母亲人其他人当然是一定会积极支持的。可对整个社会而言，只要还有一小部分人群的亚文化是喜欢生七八个孩子的（比如天主教徒、穆斯林、或任何能够维持生育传统的族群），没几代人的时间这个就成主流族群与主流文化了。这是经典的“优胜劣汰”的进化发展案例！目前欧州北美社会中爆发了严重的移民问题与种族问题，其实从根本上反映的是这个矛盾。
除了人口问题，对少辛苦、多挣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肯定也会带来福利问题教育问题等等。现在在西方发达国家，依赖福利生存的人口逐年攀高，而创造价值的辛苦工作越来越没人愿意，导致去工业化的发生；需要辛苦学习的理工科目也越来越招不到学生，只能靠第三世界国家移民来填补，导致科研后劲不足。种种社会危机其实都种根于“为国民追求个人幸福生活”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
中国现在还可以暂时嘲笑这些西方社会的危机，但只要社会的终极价值仍然是人民物质文化享受，同样的情形在不久也一定会在富裕了的中国出现：快乐教育、啃老、懒汉、主体民族生育率下降、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比例大幅增加以致有改变社会主体民族结构之虞，种种问题用不了太多时间就能和美欧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人人幸福快乐，没有任何社会矛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创造这个理论的智者也想不出这么幸福的社会怎么能和人的生物本性兼容，如何做到系统不至于被“坏人懒人”利用而崩溃，只好期待在某个遥远的未来，人们的思想觉悟无限提高，没有任何劣根性（或人性，生物性）。这其实也是承认，以生物意义的“人”为基础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大同理想的。
对幸福甚至享乐的追求是人类无比健康的想法，当然是值得提倡鼓励的，我们会在本章稍后的部分专门讨论幸福的意义。但享乐主义或个人幸福不该是指导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不管是喜欢多生孩子的个人幸福还是不想生孩子的个人享乐，无论如何推论，当前主流文化里以个人幸福为终极追求的政治哲学都是不可能真正长期维持的。这种虚幻的错误理念不但从古至今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未来也不可能实现。而且，这其实也不符合人们真正的利益——追求永生。如果消费资源只是为了个体高级或低级的感官享受，这享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除了污染环境有何实在价值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违反科学规律的一厢情愿的社会理论，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已经并且只会造成更多无法解决的深刻社会问题，不但会引发痛苦的危机，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衰败倒退，不可不慎重对待。
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生命的最终极的意义指出的，唯一可以作为全社会核心价值的终极评判标准，只能是生命的永生–——基因生命与密母生命的永生，而不是个体生命的舒适快乐幸福。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只有为着永生这个目标而去才有长期价值，社会活动也一样。不管什么制度主义，如果不能有利于我们实现永生的进程，都是毫无意义的隔靴搔痒。关于这个，吴承恩在他的哲学巨著《西游记》里记述美猴王初见菩提祖师的这一段非常传神：
美猴王在花果山享受了幸福的王者生活，可不久他就意识到猴生苦短，这一切享乐看不出什么实在意义，只有寻求长生才是唯一的道路。于是历尽艰辛，终于有缘拜到神仙菩提祖师门下学习。祖师说我门中有三百六十傍门，每个傍门皆有正果，问他要学什么。祖师于是一一介绍了“术”字门，“流”字门，“静”字门，“动”字门等专业方向。可不管祖师介绍什么，一根筋的猴子只问一句话：“这般也能长生么？”祖师回答：“没什么大用”。目标明确的孙悟空毫不犹豫：不学。祖师面上大怒，但心中赞赏，于是暗中传了他72般变化和筋斗云的长生术。从此孙悟空开启了他超越神佛的无限之路。
孙悟空是有灵性的石猴，能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遇到种种选择总是能一针见血的问出“这般也能长生么”这样的好问题。人类社会这几百年新推出种种新鲜的想法，君主共和、资本共产、民主自由、市场计划等种种看来很酷的仙方，人们往往一时摸不着头脑，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问这么一句：“这般也能长生么”。
对多数民众来说，永生的问题可能的确太深远了。相比之下，幸福美好直接多了。人们关心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能减少工作压力吗？能增加收入吗？能更幸福更有获得感吗？我得承认，这些也许是短期需求，但也都是非常健康的追求。就像祖师贩卖的“术”字门、“流”字门等等都很好的迎合这些需求。其实这些也完全可以是“长生”这个长期大工程中的一个个短期小项目，也是祖师认可的正道。但问题是，如果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里，没有了“长生”这个大方向，这些短期项目有没有可能会走到“长生”的对立面去呢？
从历史来看，这不但是完全可能的，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甚至是大概率的事件。
这种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的冲突可能是现代人类独有的，与四十亿年里进化的每一个生物甚至过去十万年里进化的人类文明有根本性的区别。
过去的一切进化与发展都是基于自然选择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成熟体系的基础上扩张出大量的多样性，多数的“新方向”都是错的，但在严厉的生存竞争压力下，错误的方向失败，正确的方向得以壮大。春秋中原大地数百个国家，北方草原无数的部落，历史不需要关心她们每一个的选择是否都是对的，只需要一句话：活不下去，就会死。听着像废话，因为在进化里这是唯一的真实！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不可违逆的大势，就只能是“永生”了：
但现代人类文明已走上地球村的时代，文明多样性已极大的减少。当我们使用地球“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至少在这个层面的文明多样性已经接近于无了。本书第一章就着重强调的“地球瓶颈”，地球作为文明扩张的物理障碍而成为文明发展的瓶颈，关键就这个物理限制必然导致文明多样性的丧失。没有了多样性就没有了正常的竞争筛选，最终导致自然进化无法正常进行。如果没有了自然选择和进化来做终极判断，谁来为人类文明判断正确与错误？圣经/神意？选票/民意？精英/上意？哪个可以托付人类的命运？
本书的主题是以史为鉴：以基因的历史为借鉴来探讨人类文明（密母）的发展。基因进化在这方面，基因生命的进化过程有什么经验教训吗？
在大尺度上，基因进化当然不缺乏竞争压力，但基因生物的进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持续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竞争从而进化出更强大的物种。进化更像是上台阶，多数时间环境相对稳定，各族群基本平衡，只有外部环境偶尔发生的剧烈变化时，生存压力才突然加大，导致不同族群不同个体优胜劣汰的筛选。那么在外部压力较小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进化固然还在发生，但由于某个种群面对较小的生存竞争压力，从而走到进化的歧路上去，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是常态的。
大家去过动物园，肯定见过孔雀，运气好的说不定还见过绚烂的孔雀开屏。从进化上分析，孔雀长出这么夸张的尾巴有什么好处吗？
其实许多鸟类的雄性都有漂亮的羽毛，雄鸡、雉鸡、鸳鸯等等。和雄狮长长的金色鬃毛，雄鹿公牛头上漂亮的大角一样，都是雄性动物用来向异性彰显自已健康的身体状况和优秀基因的有力工具。不过，如果说这些雄性动物拥有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美丽的装饰的话，雄孔雀那超过身体数倍长度的茂密的尾羽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炫耀了。为了维持这个超级累赘且毫无实际功用的装饰，孔雀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太大，以至于影响行动；太艳丽，以至于看起来十分容易在野外引起注意，而且也没什么证据显示这是可以有效阻吓敌手的警戒色。这种对族群生存只有负价值的特征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生物学的专业答案是“性选择”。大概意思是说：起初，艳丽尾羽的确有些许生存优势，比如能彰显拥有者的身体健康营养好，这使艳丽尾羽雄性在数量上稍占上风，那么偏爱艳丽尾羽的雌性就能有更多机会把“喜欢艳丽尾羽”的基因传下去，第二代中就有较多个体同时带有“艳丽尾羽”和“喜爱艳丽尾羽”的基因，因为它们的父母分别携带上述基因。由此“喜欢艳丽尾羽”基因携带者(雌性)碰到另一个艳丽尾羽雄性，则对方很有可能也带有“喜欢艳丽尾羽”基因(尽管由于是雄性没有表达)。这样“喜欢艳丽尾羽”基因就在种群中扩散并在基因库里占绝对多数，这样每到求偶季节雄性尾羽越长越艳丽就越吃香，一代代下来，长而艳丽的尾羽被选择(或者说不够长而艳丽的尾羽被淘汰)，孔雀种群中基本都是长而艳丽的尾羽。
专业探讨还可以走得更深，不过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不管孔雀先生和孔雀小姐们有多少道理，作为一个物种，孔雀怎么会进化出明显不利于生存的特征来？回头出现什么大点儿的气候环境生态变化，这不是明摆着要被种族灭绝，被淘汰的吗？这还怎么长生啊！
首先，进化的探索本来就是没有方向的，是环境的选择压力提供了方向。孔雀在当下这个“恒纪元”（再次向刘慈欣的三体致敬）里选择了超炫尾羽这个方向，其他生物也有各自的奇怪选择。马鹿长了超级大角、熊猫改吃素食、鲸跑去水里生活、飞鱼长出翅膀、超萌的考拉放慢速度，各种尝试当时看来都不知道靠不靠谱，以后愿赌服输被淘汰，也没谁会抱怨。总有某个兄弟物种成为赢家，脱颖而出就是了。生命原本就是这样进化的。
何况，对尾羽的大小说三道四只是基于人们现在设想的环境，觉得这个对奔跑飞行不利。可既然没人知道下个“选择压力”来自何方，我们根本也就无从判断超炫尾羽的价值。这不，人类成为地球之主，就喜欢漂亮的孔雀、超萌的考拉。它们在动物园里的未来还挺光明的。退一万步，也不能排除超炫尾羽在未来进一步进化，成为我们现在完全想不到用途的利器的可能性（孔雀翎？） -- 这在进化的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的。进化多样性就是这么奥妙无穷！
一句话，虽然孔雀大概率会失败，但这是进化世界的常态，也是生物界可以承担的代价，我们不需要替他过分担心。
但是与此类比，今天的人类就太需要担心了。地球瓶颈下的全球化造就的单一文明是没有备份的！走错的路可能在最后审判到来之前都不会有机会得到纠正。那人类承载的以进化求永生的道路也就在这个瓶颈前划上句号了。
那这个困境有解吗？
既然没了数量，就只能用质量来弥补了！
如果即将融合为一体的人类文明只能选择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价值观”必需是真正靠谱的禁得起检验的。
禁得起什么检验？当然是“永生”的检验！
任何“普世价值”必需有利于人类与人类文明的永生！
在充分竞争的状态下，这种对未来过于长远的认知与规划对整体人类原本是不必要的。毕竟，所谓进化就是要创造大量没有方向的多样性，然后让大自然通过生存竞争来确定正确的方向。老子当年就积极倡导“无为” 正是充分竞争状态下系统进化的最佳路径。老子当时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要老百姓都专注自己的事情，不要想大问题，精英也不要自作聪明的引导方向，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进步。从进化的角度这很有道理，因为民众的自发活动会创造大量的多样性，而精英（智者）的引导则会减少这样的多样性。这在老子的时代，对人类社会的实质与客观规律一知半解却自以为是的“智者”估计老子见了不少，所以对此颇有些痛心疾首。
老子的忠告当然是从来没有机会实施的。古今中外各路智者依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价值体系”被不同的人群所尊奉。
价值判断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一个群体有了简单清晰的价值，就有了统一的思想，团结的战斗力。这事实上可能是人类从最早期的巫术时代就奠基了的，是人类与大自然以及其他群体进行生存竞争而大获成功的核心秘诀之一。“智者”“哲学家们”的睿智思想在千百年的彼此竞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沉淀为整个群体公认绝对正确的不可违抗的共识，就被称为“价值”。注意，价值观的“绝对正确性”只是被特定群体“公认”的，而不是真实客观正确的。“在“民主自由共产”之前，欧洲人觉得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最核心的价值；中国人觉得“忠孝节义”是最大的价值；今天的不少穆斯林仍然觉得对安拉的信仰是最大的价值判断。价值观是刚性的，互斥的。每一个价值观都会塑造一个不同的文明中。这个文明的一切都以这个价值观为底层逻辑进行展开，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不具备这些价值观的“外人”完全不可理喻，与禽兽无异。由于“价值”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运行的底层逻辑，所以基本是没有自我纠错的功能的。但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通过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竞争，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来淘汰走偏了的价值体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现存的各种主流价值观能历经考验而发展壮大，一定是符合了客观世界的某些规律。
但是到了现代，人类社会从形态到内涵都和几百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无法契合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新的文明结构。所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里，传统价值体系都被基本遗弃，比如西方基督传统或东方的儒家传统即使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也不再能作为社会的主流，已经完全失去了“底层价值观”的地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价值体系，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共产主义等。
一千年前的基督、默罕默德和孔夫子的价值观是否符合“长生”的标准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们都萌发于前现代。当时人类还有丰富的文明多样性可以彼此竞争，进化的历史自然会为它们的正确与错误做出裁决。可现代共产民主与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就需要慎重了，因为已经只有少数几种互相竞争的体系存在了。
当年共产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它以平等、民主、反对剥削为核心价值，认为各种社会差别都是剥削，所以就是邪恶的、需要打倒的。一时红旗插遍了半个地球。苏联搞了70年的实践，中共建政的前30年也发动了若干运动在各个层面推动这些价值。与之相对，西方自称自由社会，立足于“自由人权”的价值，占据了另外一半的地球。二者对立了不过数十年，共产世界就宣告失败，其所代表的绝对平等的价值也随之式微。而赢得了冷战胜利的西方社会则接过了原本共产阵营的“民主”旗帜，所以现在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反对各种邪恶的极权。为此在各国发动了一场场颜色革命来推翻极权统治争取人权，虽然没看到什么好的成果，但毫不妨碍这种“价值观论述”目前的强势推进，有一统天下之势。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这个文明板块正在向中国这个“极权思想的堡垒”做最后的争夺。不管二者的竞争谁胜谁负，胜利的那一个都极有可能成为真正全球唯一的主导价值体系了。
也许弗朗西斯-福山曾经真心地认为西方价值体系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可以轻松取胜从而终结历史了。但一个文明一个价值体系一统天下终结历史是一件无比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就意味着从此，这个“价值观”再也没有了外部挑战者。而“价值观”作为底层逻辑基本是不可能从内部进行修正的。这种垄断性的单一价值体系如果出现偏差，很可能就带着人类一条道走到黑了。那么，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全人类的底层价值，是否用人类与人类社会的“长生”这把终极裁尺来做评判呢？没有了“长生”这个终极目标的指引，任何看来无懈可击的方案都很容易就陷入到孔雀们的进化陷阱里面了。而这个错误，可能就是人类社会犯的最后一次错误了！
未来如果全世界融合为只有一个文明体系，我深刻地希望人类社会能经常以人类与人类社会的“长生”为终极目标来一再检视这个文明的底层价值，至少“长生”这个目标是绝不可能出错的。而这个最后的底层逻辑或许能带给人类一线纠错的机会。
说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对垒中国，我其实更看好后者。如我们前文分析，共产主义的基于人人平等民主而达致人民幸福的价值逻辑不符合“长生”的终极目标，它的迅速崩溃是否是这个错误的代价？无论如何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主流了，咱们可以暂时不谈。西方社会基于民主自由人权而达致人民幸福的价值逻辑，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同样不符合“长生”的终极目标！相反，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许多理念其实更符合人类与人类社会的“长生”这个目标—这是否就是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从人类的角度，我希望能够重新审视当代中国这个年轻而悠久的文明体系，看能否去芜存真，把特别好的符合“长生”的价值观从诸多纷杂的概念中选取出来。如果能以此为基础，使之成为一个更符合“长生”要求的价值观和文明体系，那就善莫大焉了。
要讨论“长生”，第一个问题就该是：有什么会妨碍人类与人类文明的长久生存？
我们在前面“地球瓶颈”和“生命”的章节中讨论过，生命的本质是可以以达尔文式进化而对抗死亡的存在。人类文明以“密母”的形式而存在并进化到今天，但由于地球瓶颈的限制，人类文明将融而为一，即将失去多样性，从而失去进化的动力。失去进化可能的生命也就是处于“等死”的状态中了。从“寂静的宇宙”这一现实倒推，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文明的话，也许这些文明也都被困死在各自的星球瓶颈中安静地死亡了。唯一能让人类文明这个生命体活下去的希望只能是突破地球瓶颈，进入宇宙太空。这必须得在这个文明体系真正僵死之前，而这个窗口可能已经很小了。带领人类突破地球瓶颈实现星际扩张可能不仅仅是个美丽的梦想，而是人类迫切的现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不同星球间的地理距离重建文明多样性，从而重拾进化的阶梯。另外，人类文明也就不会再担心因为某个不开眼的小行星误撞而彻底消亡了。
我听埃隆.马斯克的访谈也提到类似的想法。他认为为了保存人类的文明，需要殖民火星等其他行星，使人类成为一个多星球的文明体系。而当下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向这个方向努力。有意思的是，他也和我一样明显表现出一种急迫感，认为必须尽快做到这一点，否则可能这个窗口就关闭了。我没听他或任何其他人讨论过“地球瓶颈”的概念，不知他是否因为类似的原因而认为有只争朝夕的必要，如果地球瓶颈的杀伤力是符合现实的逻辑的，那么一定可以有其他的观察角度可以看到同一个现实。有机会的话很有兴趣了解他得出这个推论的逻辑角度。
在我看来，人类的当下就像母体中的胎儿对着外面的世界。这个胎儿一天天长大成熟，总有一天母亲的子宫就会呆不住了，我们得想办法学会脱离母体的生存，努力让自己能拥有种种在舒适的子宫里完全不需要的技能，比如用肺而不是胎盘呼吸，用嘴巴而不是脐带获取食物，用四肢行走，等等。不这样做，这胎儿迟早会胎死腹中，而如果成功分娩，则整个宇宙将是我们未来的家园。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别的孩子。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是幸运的第一个孩子，更大可能是：所有前面的可怜蛋都已经流产或分娩失败了。无论如何，太空开拓的难度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与真正的胎儿比较，地球人类可能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反复尝试。毕竟太空开拓只需要一个文明的种子就可以了，不需要真正流浪地球式的整体搬迁。但无论如何我们别无出路，只能持续向前！
把突破地球瓶颈当作未来的首要目标绝不是说要立刻不顾一切全力发展航天科技。外太空开拓很可能比所有现在的科幻小说中的想象都要困难的多。光速旅行有可能实现吗？如果不能，人类文明如何跨越几十以致几百光年的距离，也许几千几万年甚至更长的太空旅行？科技树要往哪个方向爬？那种社会组织形态最适合？要像乌龟一样长寿还是比蟑螂更耐操？自闭症患者与快乐热情的交际花那个更能承受太空旅行中的孤独感？交响乐和玄幻小说哪个有利于舒缓绝望的情绪，或激励无畏的勇士？围棋电游和跳水那种训练有助于太空行走？这些答案我们一个都不知道！更何况，突破地球瓶颈的多数的努力可能都会是失败的，我们需要地球社会有足够稳定的能力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让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做新的尝试。如何大量高效地提高这样的可供利用的地球资源更是关键。这将是一场对抗命运的长期而艰苦的战争，大家都知道，在真正的整体战争里，有战斗力的军队固然重要，但未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强大的社会的生产力、组织力，先进的科技水平，全体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能否在战争面前“上下同欲”，等等这些可能才是胜负的关键。
面对广袤无际的陌生星空，我们只能怀着巨大的敬畏来勇敢的面对，我们不知道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只知道需要准备更多更强的能力来应对这个无与伦比的挑战。所以为了这个人类文明外星殖民的使命，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创新和发展”让人类社会更强大，让人类在科学技术组织文化各方面的水平可以不断提高。这个“科学技术组织文化”应该是广义的包涵性的，囊括一切能在任何一个方面提升人类的能力的东西。
总之，是否可以全面而稳定地促进人类科学技术组织文化的“创新发展”应该是我们判断一切的标准。“创新和发展”就是地球瓶颈中的人类最核心的价值！
在提出“创新和发展”这个价值观，并且将之与”享乐主义“的“个人幸福”价值观对立起来时，我知道是捅了个大大的马蜂窝——你想要抛弃人本主义，呼唤极权主义，让所有人都在所谓“社会进步”的大棋里当一个可怜的工蚁被压榨至死吗？社会达尔文分子果然是无耻的纳粹党徒！
所以我想先明确两点。首先，作为一个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坚决反对泛化的集体主义和无条件的国家主义，强烈支持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生命进化的核心。没有个体利益的充分保障，任何制度性的以集体名义践踏个人权利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在进化上不可呢成功的。所以我每次都用“人类与人类社会”这个词组，就是想要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其次，我对个人幸福也没有任何抵触的意思。个人幸福对人类社会来说，其在密母的进化上其实是有重要的独特意涵的，不妨在这里展开一下。
我们在这本书的前面几章反复论述了生命的本质在于基因与密母的传承。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代表了一组独特的基因与密母的存在，而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挣扎，就是希望能将自己的这份已经传承了亿万年之久的基因生命以及无数先辈创造累积的文明（密母生命）继续传承下去，为此，在极端情况下我甚至可以放弃个体生命这个虚幻的皮囊。这生命的传承是我最最核心的“个人利益”。
从基因生命的角度，个体的血缘传承是我们作为基因生命的核心利益，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在现代文明以前，基因生命在人类的行为中起主导作用，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以家族血缘等的传承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而密母生命，我们说过，密母本质上是一个概念，可以是任何一个能够在头脑中存在，并可以被语言文字或其他方式准确表述与传播的概念。那么密母如何在人群中传播传承进化的呢？我认为，人们在面对这个作为“密母”的概念时收获的幸福感算是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如果接受某个想法、赞赏某个理念、甚至从中获益，当然就会坚定对这个思想理念的认知，还会乐于实践、乐于分享传播这个理念。
所以你看，对“幸福”的追求与密母的传播而言，是有着实在意义，需要政治文化的领袖们认真追求的。
但个人幸福不等于肤浅的个人享乐，而是建立在对科学文化社会等任何方向任何理念的理解与认同上的，是背负责任中拥有的成就感，绝不是简单的感官享受。与此相比，个人享乐不过是附着在基因个体生命这个虚幻的皮囊上的，帮助基因生命趋吉避凶的一些神经感应，是进化的次级产物。的确对我们的生物行为有指导价值，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绝不是终极的归宿。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对社会没有参与，那靠毒品就能获得纯粹的快感，这可不符合任何生命进化的要求。而考虑到“幸福”与“快乐”的模糊界限，如果没有“长生”的目标为标尺，如果没有创新发展作为底层价值，从社会政治哲学各层面的对“个人幸福”的绝对追求往往很快就滑倒“享乐主义”的深渊里去了。
“人本主义”是绝对正确的，但不是以个人享乐甚至个人幸福为本，而是要求社会为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的“长生”提供支持。而个人主义与人民幸福为底层价值很容易滑入享乐主义的岔路，而对个人享受的追求于实现我们每个人以至全社会的“长生”目标是相抵触的；相反，个人与社会对“创新和发展”的追求则完美契合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合于达尔文主义进化要求的好的价值观。
看到这里，中国的读者们可能会很高兴地指出，中国现在全社会就在提倡“创新和发展”啊。的确，中国社会在过去数十年中将创新和发展在政治文化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这些口号的日渐深入人心，都让人满怀希望。比起西方社会以及人类现存的其他文明体系，我确实最看好这个正在中国成形的新型文明。但现在中国社会的状态还只能算是个雏形，至少当下， “创新和发展”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中国社会本身其实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方面，当代中国身处数个价值板块碰撞形成的漩涡之中，两千年的儒教文明传统价值、中共建政前三十年身为社会主义阵营所传承的共产主义价值、184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习所向往的西方价值，各方力量都在做激烈的争夺，甚至基督教以致伊斯兰教都在中国社会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目前处在一种被称为“价值观真空”的奇妙的混沌状态中。
不过从这个混沌中，孕育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东西。这个东西从1978年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对儒家传统、共产理念和西方文明这三大价值体系的批判与吸收中，诞生了“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生存与发展是最重要的人权”、“效率优先”这些获得中国人绝大多数认同的观念。掩盖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下的，是这些初看起来很朴素的口号所代表的独特价值。我们必须对此认真多剖析一下。
邓小平说“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个看来简单的道理时，其实有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参数：黑猫白猫要抓的那只老鼠到底是什么？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也得要有个目标啊！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当然默认为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对于不管儒家传统还是共产主义理想，这都是顺理成章的。要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不外两个途径：改善生产，或改善分配。巧合的是，由于当时刚刚在反思前三十年平均主义的弊端，加上全社会的整体贫困，对于增加福利、改善分配、“平均分蛋糕”的争论被放到了后面，全社会的主要精力被集中在“做大蛋糕”，“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上了。在此后的实践中，虽然在“发展”和“分配”这两个方向的优先顺序上有过一定的争论，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用“发展是硬道理”一锤定音，并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社会从此从制度到实践上确定了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的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唯生产力论”。
大家看到我刻意将“提高生产力”和“提高生活水平”割裂出来，而在中国目前的主流论述中则有意无意地模糊二者的分野。前者强调改造社会与自然的能力，后者强调幸福享受，二者有相关性，但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在儒家传统、共产主义理论和西方民主人权这三个主流价值体系中，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才应该是一切的核心，提高生产力必须是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幸福生活服务的。也许这个新的体系在实践中发现将“提高个人生活水平”作为核心在实践上有若干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在强势的主流价值体系面前都不得不“韬光养晦”。中国政府的这套作为言行不一的地方不难被识破，有相当多的共产左派、西方自由派或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就强烈反对中共主导的以发展为导向的价值观，说这是“一切向钱看”、“唯GDP主义”，是“没有灵魂的发展”，应该用“幸福指数”来代替GDP作为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网络社群对西方福利制度民主制度的反思中，在对平等与效率如何平衡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新体制支持者开始主动将自己和传统的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各路“情怀党”知识分子区隔开来，并为之做积极的辩论。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一个自称为“工业党”的群体，并通过网络传播在社会上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工业党”理念的传播与壮大为未来夯实“创新和发展”价值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工业党”最开始是在总结中国发展的道路时强调以工业化作为现代文明的的核心推动力，而种种人文理念如民主自由共产人权都是从属的，本身不是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原因。
工业党一开始未必抛弃了“人民幸福”这个价值判断，但专注于工业发展的理念在与“情怀党”的辩论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而逐渐厘清了自己的新的价值观。现在她的对手为了批判工业党挂了个厉害的靶子，我觉得倒很有意思。这是刘慈欣的两句话，被当作工业党的旗帜而受到了左右各派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刘慈欣说：“只要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不需要什么民主、人的道德提升或者人有精神寄托，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
这是崭新的“创新发展”价值观的宣言。
果然，对立阵营里的情怀党对此的评价是：“如此人类，与禽兽相差几何？”有效地证明的这宣言的确是属于一个与其自身价值体系互不相容的独特价值体系的硬核。
如果是这样，本书也很荣幸可以加入到这个新价值观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为中华文明和人类的未来投下自己的思考。
回到“创新发展”作为底层价值的讨论上，是否就意味着如对方所指控的，为了发展就可以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顾人民的精神需求了？当然不是！所谓“底层价值”只是强调逻辑上的优先级而已，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好的概念，没理由放弃的。就像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或毛泽东的中国没有将国家财富均分给全体国民，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也没有将政府解散好给人民彻底的自由。没有身心健康的人民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健康发展的科技也必然带来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既是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志性结果。“创新发展”的价值体系以每个人类的个人能力和全社会的生产综合能力提高为评价标准，而提升个人幸福是为了帮助实现创新发展这个目标服务的，而非反之。而“创新发展”的终极目标则归到人与人类社会的永生这个超越一切的根本上来。
反过来说也一样：东西方社会虽说以个人幸福满足为基点，但绝不是说西方文化不重视社会的创新和发展。西方的整个社会架构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这也是西方社会在过去500年间获得跨越式发展并得以领导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根本原因。我们也会在后面一起探讨西方文明非常有价值的若干核心理念。来到今天，不管哪国政府都会将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毕竟这些也都是个人幸福的保障。但以何者为优先级更高的底层逻辑，在关键节点上还是会有重要的区隔。比如，在以创新发展为本的价值体系里，以下想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 基于保证人的平等尊严，政府应该无条件为所有人提供无限福利；
• 只要获得51%选民支持，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国家权力并用它做任何事情；而如果有1%的民众强烈反对，或0.1%的民众激烈反对，则任何计划不得实施。
• 如果新的科技提升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就应该考虑禁止这项科技以保护人民权益不受损害；
• 任何不能明确提升民众福祉的投资都是毫无意义的，应该停止甚至销毁以避免浪费资源；
• 国家扶持下的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不公平，必须废止；
• 私有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
• 私有产权是罪恶的必须彻底消灭；
• 。。。
我不确定这个新的价值体系最终是否真的可以在中国确立出来，毕竟，这个底层逻辑与现有的主流价值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如我们前面的论述，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彼此无法有效沟通。中国当前面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对抗有不少美国学者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认为这是收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必然冲突，这当然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但我觉得价值观的冲突可能才是更深层的。当前中国遇到的困境是：似乎外面的世界都在骂说中国人是“没人性的被专制洗脑的可怜虫”，可中国人自己却感到莫名其妙，觉得外面的谩骂的人都是“完全没逻辑的被民主教洗脑的一国两智的废物”。更可悲的是，这些都是双方大量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受，而不是“共党的五毛网评员”或“颜色革命基金会豢养的走狗”的宣传战心理战产物。中国学者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主要要解决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要解决挨饿问题，未来则需要解决挨骂问题。这个“挨骂”其实就是对“价值观冲突”的通俗表示。这也同样解释香港台湾等从属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华人社会对中国内地社会的发自内心的抗拒与敌视。
内地的民众现在常常感到委屈又困惑：从前我们发展落后经济贫穷的时候好像还挺好，为什么现在我们自己觉得有点自豪的时候反而有这么多敌视忽然一股脑的出现了呢？很简单，因为当时的中国主流社会在抛弃共产主义价值观后，正在吸纳西方价值观，某种程度上算是西方价值观的边缘。可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而萌发的这个“创新发展”价值观在最近已经渐渐成了气候。而对这一点，身处其中的中国民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自觉，反而是其他价值观体系里的成员会对这种变化非常敏感，比如美国或香港民众。
这个“创新发展”的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成形，这需要大量的社会精英投入其中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有意识的充实完善，最后才能成为全民从内心到外在表述上的统一共识。只有到那时，当所有身处这个体系中的民众与精英均理所当然的将这个作为思考判断的出发点时，这个概念才算是确立为一个新文明的基础价值观。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针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对抗就是针对这个价值观而来的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同时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没什么比激烈的竞争更能厘清思想了。这很可能使得中国社会业已稍具雏形的这个新型价值体系有机会可以明确彰显出来，并在双方的竞争中得以完善成熟。
此外，这场竞争同时也有可能促进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进化，最终实现双赢。“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访谈中论及中美竞争时说“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可以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许多东西方的学者在各种场合的辩论中坚信中国的极权体制下没有个人自由所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这些观点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都可以另行讨论，但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反映了一个很好的进步性，因为在这个视角里，我们开始讨论双方体制的“利弊”而不是“善恶”，这就将美中双方的差异不是放在不同价值体系的碰撞上。而这“利弊”的标准在国家竞争的压力下也成了“促进社会发展”，成了芯片5G人工智能航天科技，而不是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甚至可能都不是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范式转移？西方是否有可能和中国社会一道，确立以“创新发展”为普世价值的人类新文明？
我的确希望“创新发展”的价值观能在东西方社会战胜“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因为我认为它离人类命运的原点更近。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竞争这将和基督教战胜伊斯兰教这样的价值观竞争不同，而更像当年西方工业文明对非西方农业文明产生的降维打击效果。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今天还未真正成形，作为它载体的“中国”和美欧日列强相比更是先天不足，所以如果它能有机会胜出，那一定不是因为它搭了“中国强大”的便车，而是反之，因为这个新的价值观更接近我们的本源目标——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永生，所以能够赋予它的载体更强大的力量。
如果东西方未来都可以接受以“有利于社会创新发展”为终极评价标准，并在这个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展开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良性竞争，对人类文明将是非常正面的事情。中美的斗争也就成为人类之间可以彼此交流促进的“制度之争”，而不是“无君无父的蛮夷”与“资产阶级的走狗”或“被极权洗脑的氓民”“下地狱的撒旦异教徒”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价值斗争”。这样的话，这场中美对抗将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标示的民族主义内涵，而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到新阶段的标志，成为人类迈向星辰大海的新起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新的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能否在未来数十年中在中国社会里真正完善成熟，以及该价值能否有机会继续向其他国家的扩散，直至被接受成为新的全球普世价值观，才是中美这波对抗的真正看点。至于双方的竞争胜负，如果最终能够推动人类进步，岂非“成固欣然败亦喜？”
抱持这样开放的心态，我们也可以有机会体会东西方以致其他文明圈在千万年中所发展进化出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和社会文化体制，分析它们对于推动未来人类创新发展的利弊得失，从而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进化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