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说西藏 -- 赫克托尔

加油哦， 跟你学了不少东西

这整理和挖掘信息的本事……

我可以问问自家亲戚的关系

八思巴的前任教主、伯父萨班，以及施主、元太宗的儿子阔端，在 1251 年脚跟脚死了。八思巴生于 1235，此时虚岁才 17 ，还没成年，面临着再找施主或靠山的问题。

1251年也是蒙古帝国很敏感的年份。元太祖成吉思汗是帝国的第1代；之后是元太宗窝阔台，第2代；元定宗贵由，第3代；3代人一脉相传，父死子继。

1248 年，贵由挂了，之后连续 3 年，蒙古没有大汗。成吉思汗的儿子死光了，现在当权的都是第3代，堂兄弟几十号，都想做大汗。按之前父死子继的惯例，应该由贵由的儿子或窝阔台的某个孙子即位，即第4代继承。

太宗窝阔台还活着的时候，就指定孙子，三儿子阔出的儿子失烈门为继承人，阔出死得早，太宗特喜欢这个没爹的孙子。失烈门这个名字，可能是所罗门或苏莱曼。但是蒙古大汗是选举产生的，前任大汗只能表明自己的偏爱，新大汗上位还得靠亲贵大会—忽里台选举。失烈门或所罗门面对一大帮叔叔大爷的激烈反对，不出意外的没选上。贵由作为太宗长子，当选为大汗，即元定宗。

贵由死后，他老婆拿出太宗的遗嘱，拥立侄子失烈门。对这个小娃娃，不仅术赤、察合台、拖雷三大家族不能接受，窝阔台系其他子孙也不认可。窝阔台子孙中，实力最强的是老二阔端，就是萨班、八思巴的施主，大哥贵由死了，他就成了族长。失烈门是阔端的弟弟的儿子，阔端肯定不愿意听命于侄子，何况是弟弟的儿子，不够丢人的。

四大家族中最强的术赤、拖雷系，自然更不能答应小娃娃失烈门做大汗。术赤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系肯定做不了大汗，术赤系的族长拔都选择退而求其次，拥立与自己关系极好的堂弟、拖雷系的老大蒙哥做大汗。在窝阔台系内部，阔端看到自己即位无望，也不愿支持侄子失烈门，加上他和蒙哥的私交很好，于是他也支持蒙哥。就这样，经过 3 年的讨价还价，蒙哥当选为第4 任大汗，从此大汗的宝座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阔端也没蹦跶几天，蒙哥即位的同年他也死了，蒙哥倒不客气，将阔端的封地西藏转给亲弟弟忽必烈，成功实现了产权转移，这些都是 1251 年发生的事。

蒙哥即位的第2年，1252年，派二弟忽必烈南征大理。1253年，忽必烈的南征军抵达六盘山，就是太祖写《清平乐六盘山》的地方：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接班不久的花教教主八思巴，接到新任西藏之主忽必烈的旨意，来六盘山见忽必烈。此前数年，八思巴一直在西藏读书，这年才 19 岁，还是个小屁孩，忽必烈让他随从左右。

忽必烈继续南下讨伐大理，就到了康区，也叫西康，现在的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在这里，忽必烈召见了另一个大喇嘛，噶玛拔希，此君属于白教最重要的支派噶玛噶举。噶玛拔希有2个著名的头衔，一个是黑帽活佛，另一个过会再说。

论辈分，噶玛拔希是黑帽活佛二世。既然是二世黑帽，自然有一世，一世叫都松钦巴。有种常见的说法说，都松钦巴是西藏第一个转世活佛，或者是第一个启用转世制度的活佛。这个说法不准确，说错误也行。都松钦巴是白教的宗师，死于 1193 年。按西藏的传统，一个宗派的座主地位采用师徒相传，或师兄弟相传。伯父传给侄子，如萨班传给八思巴，也属于师徒相传。

都松钦巴去世时，谁接替他的座主地位我不知道。过了十多年，1204 年，噶玛拔希才出世，他根本没见过都松钦巴。由于噶玛拔希才学出众，被都松钦巴的弟子们认定是都松钦巴的转世，成了白教的掌门人。就是说，先有噶玛拔希的出色，后被认定为都松钦巴的转世。噶玛拔希死于 1283年，活了80 岁，他的弟子门人才明确的为他寻找转世灵童，找到了生于次年1284年的，第三世黑帽活佛让迥多杰。

看看我画的图，就能看出黑帽活佛的转世关系了。

一世和二世之间，间隔了 11 年，二世和之后的绝大多数，只间隔一年。

所以我说：【都松钦巴是西藏第一个转世活佛，或者是第一个启用转世制度的活佛】，不准确，说错误也行。

在蒙古人1240年代入藏时，二世黑帽活佛噶玛拔希，已经是享誉西藏的著名高僧大德，名气不亚于萨班。这里就有问题了，阔端入藏时，他的大将多达那布在《多达那布报告》中，推荐了 4 个适合做蒙古代理人的高僧，其中没出现噶玛拔希，为啥捏？

我看这与多达那布对西藏的不甚了解有关。噶玛拔希生于康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他是四川人。直到现在，四川西部依然是藏人、羌人聚居区，天兵长征路过这里。以西藏为本位，噶玛拔希属于边远地区的外来户，俗称藏漂。也许多达那布就没把他当西藏人，做蒙古在西藏的代理人不合适。

1253年，忽必烈南下进入康区，正好路过噶玛拔希的地盘，打了 10多年的交道，蒙古人对藏区的理解已经很深入，认定康区也是藏区的一部分，噶玛拔希也是藏人，他在康区的影响尤其大，仅从统治康区的角度说，噶玛拔希就是忽必烈最想拉拢的人。

即使在宗教领域，噶玛拔希的地位也高于八思巴。八思巴的伯父萨班当年是西藏的学霸，在《多达那布报告》中说，西藏四个教派或四位高僧中，【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1253年时，西藏的学霸不是才 19 岁的八思巴，而是 50 岁的噶玛拔希，忽必烈更重视谁，一目了然。

忽必烈很想重用噶玛拔希，没想到对方不给面子，呆了几天，离开忽必烈的军营，继续北上辗转去了外蒙，投靠了忽必烈的大哥，蒙哥大汗。蒙哥身为大汗，身边也需要文化人做谋主或政治花瓶，来投的宗教领袖声望、地位越高越好，噶玛拔希正好符合他的需要。大约在 1257 年，蒙古大汗送噶玛拔希一顶黑色金边僧帽，从此，噶玛拔希的这支白教，被称为黑帽系白教，活佛叫黑帽活佛。其实噶玛拔希才是第一位戴上黑帽的活佛，但是既然认定他是都松钦巴的转世，只好追溯都松钦巴为一世黑帽，他做二世。噶玛拔希名字中的拔希，也是在蒙古汗庭获得的，就是汉语的【大师】。

二世黑帽噶玛拔希不屌忽必烈，抱上更粗的大腿蒙哥，忽必烈固然很恼火，但是找西藏宗教界领袖的事还得继续，另一大高僧白教止贡派的京俄大师(1175--1255)，此时已经78岁，还有2年入土，经过排除法，忽必烈还能利用的西藏高僧，只剩下小娃娃八思巴。八思巴则对忽必烈忠心耿耿，一直紧跟，后来成了忽必烈的帝师，纸面意思就是忽必烈的老师。我曾以为八思巴比忽必烈年长，至少年龄相当。一查才知道，忽必烈比八思巴整整大了 20 岁，生于1215年。无论是年龄还是经历，八思巴更像忽必烈的干儿子，俩人的关系自然铁的没话说。

又一转眼，1259 年，噶玛拔希戴上黑帽才 2 年，蒙哥死在钓鱼城，下面是忽必烈和亲弟弟阿里不哥打内战。留在外蒙的噶玛拔希，支持阿里不哥。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阿里不哥战败，1266年死在老哥的监狱里。噶玛拔希两次站错队，人品弱爆了。

《西藏王臣记》记载了个小段子，忽必烈想找个高僧做帝师，要求高僧们展现才艺。噶玛拔希先表演神通，【时有噶玛拔希者，显示能入水不溺，游行虚空，践石成迹等之种种神变。帝曰：“吾帝师圣者，虽为弥陀化身，然其神通变化与及证悟，不及此髯。”】入水不溺，游行虚空的神通，当年达摩一苇北渡，也这么玩过。

西藏的喇嘛教，与内地佛教的最大差异是重术轻道。不搞玄而又玄的理论，直接玩真格的，或者通过神通法术，吸引到信众，再推广思想理念。汉地佛教讲究动口不动手，坐地说的天幻乱坠才是本事。元顺帝的太子，高丽女人生的爱猷识理达腊，同时学儒术和喇嘛佛法，爱猷识理达腊说，我学儒学学的昏昏欲睡，学佛法一点就通，你说这是咋回事？要我说，这是因为喇嘛搞实践，对信徒的冲击力太大。

噶玛拔希表演了神通，得到忽必烈高度赞赏。《西藏王臣记》继续写，【王妃乔乌乃将此言，转告师前。并言：“若不显示神通，噶玛巴当成为供境上首，而于萨迦族裔定有妨难。”师遂于王臣集会之中，以剑断其头首手足，使肢体分离，又复加持成为五部如来，示现各种希有变化，使有目者皆得共睹。】

八思巴为了争宠，表演的神通是自断手足，跟猴哥在车迟国斗法差不多。八思巴一下子就把忽必烈镇住了，斗法以八思巴胜利告终。然而从忽必烈允许噶玛拔希参加表演也能看出，忽必烈对噶玛拔希没有一棍子打死，给了他复出的机会，可是噶玛拔希没抓住。表演失败加上噶玛拔希两次站错队，忽必烈将其打入大牢囚禁，备受折磨。好在噶玛拔希法力高强，这点苦头不在话下，参考猴哥在五庄观挨皮鞭下油锅，都安然无恙。1264年，噶玛拔希获释，回到西藏继续传教，1283年去世。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八思巴的花教确立了国教地位。加上给忽必烈制造新字，至元十年庚午（1270），忽必烈封他为帝师，完整头衔是【帝师大宝法王】，从此大宝法王成了喇嘛教界最高的头衔，在西藏和汉地有着崇高的地位。

注意，喇嘛教有2个大宝法王系统，一个是花教版，八思巴及其继承者，元朝还没灭亡，这个系统就完蛋了，湮没无闻。第二个是都松钦巴、噶玛拔希的白教黑帽活佛系统，五世黑帽活佛响应明成祖朱棣的号召，来到南京为死去的朱元璋祈福，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加上五世黑帽这么善解人意，万里迢迢来南京给元朝的死敌朱元璋做法事，朱棣很痛快的将元朝发明的【大宝法王】头衔送给五世黑帽活佛，于是当年站错队的白教噶玛拔希系黑帽活佛获得了名气更大的头衔：大宝法王，并沿用至今，噶玛拔希又被追溯成了成了大宝法王二世。元朝压白教，捧花教，明朝掉一个，同一个大宝法王头衔，被元明两朝分别给了一对仇敌，所以说站错队未必都是坏事，保不齐会翻身。

现任大宝法王是17 世噶玛巴，生于 1985年。前任，即 16 世，死于 1981年，按常规，17世大宝法王应该生于 1982 年，为啥拖到 1985 年呢？因为1981年的天朝的主席还是华国锋，按后来的话说，还没【落实宗教政策】。留在国内的活佛，死了也就死了，天朝不管转世。还是 1981 年，华下课了，老胡继任天朝最后一任党主席，此后叫总书记。老胡大搞反攻倒算，基本上太祖支持的，他都反对，学名拨乱反正。刚去世不久的大宝法王恰好赶上了好时候，中央给找了个灵童，就是现在的17世噶玛巴，可是这娃不领情，跑了。

噶玛巴的黑帽，这顶帽子是不是蒙哥当年御赐的不好说。

在海外的藏传佛教领袖中，除了达赖，以大宝法王17的名气最大、人望最高。现在噶玛巴 30 岁，年富力强，江湖地位高，黑白黄皮的粉丝如云，由他做海外藏人领袖正合适。相反，黄教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达赖多次表示过，希望大宝法王成为海外藏人的精神领袖，但这又涉及教派的权力之争，黄教肯定不答应。

《西藏王臣记》说，忽必烈清查户口，分西藏为 13 个万户，再送给八思巴，作为供养，貌似西藏成了八思巴家族的封地。但是按《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把西藏分给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在具体管理上，忽必烈把西藏划入宣政院管理，由帝师负责，行政方面，宣政院辖地设置 3 个都元帅府。虽说帝师对西藏地方官的人选有巨大影响力，但也能看得出，元朝对西藏，并非完全放手给八思巴家族。

八思巴家族来自西藏的西部，雅鲁藏布江上游，也叫【藏】、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城市。雅鲁藏布江下游，以拉萨为核心，叫前藏，也叫【卫】，更加富裕，控制着两条最重要的出藏道路，向东北去青海，向东去成都。

由于来自后藏，八思巴家族对后藏影响大，后藏的万户亲萨迦派或花教。前藏的万户们更加富强，多数信白教。请看谭其骧先生的元朝宣政院地图，

一大片绿色是宣政院辖地，涵盖青海、西藏，还包括四川西部的康区。13 万户都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

花教的老巢萨迦寺在图的左下角，距离雅鲁藏布江相当远，距离后藏的核心城市日喀则也很远，注定了花教本身很穷，他的地位全靠元朝的扶植。

西藏最富强的2个万户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前藏，一个是江南的伯木古鲁万户，明朝叫帕木竹巴，以江南的乃东为中心，建立起帕竹政权，取代了花教的萨迦帝师政权的统治。另一个在图右上角，迷儿军万户，控制着青藏交通，也是农牧业区的分界处，藏文叫止贡万户。这俩万户都信白教，与花教不合，成了花教的掘墓人。

白教的大宝法王是宗教领袖，没有明确的地盘，祖寺在拉萨西边，10点钟方向的粗朴寺，图上写做簇尔卜寺。

可见，花教或萨迦家族在西藏的统治根基不深，全靠元朝朝廷的吹捧，一旦元朝衰落，花教对西藏的统治也就到头了。反过来说，花教也必须依靠元朝，不可能背叛。

1280年，八思巴卒于萨迦，忽必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年)，又诏天下各路为八思巴建帝师殿，其制如孔子庙。各路帝师殿实际上是在次年(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兴建的。

八思巴被元朝抬高到孔子的地位，成了帝国的国教。喇嘛或番僧与元朝的统治共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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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唐僧师徒到达西天取经，最初没行贿取了个“无字真经”闹到如来那里去，如来说诵经一遍得米粒黄金三斗三升“卖得贱了，让子孙无钱享用”，实际上就是吴承恩对当时和尚贪婪的写照。

估计楼主不认识任何一个藏传佛教僧侣。所以才敢如此大胆的揣测

有时还带点黑社会性质。信仰对于信众来说就是精神食粮，而各类庙宇就是提供精神食粮消费的场所。有这么大的市场可供开发，不弄点衍生品不是浪费么？这和现在的社交网络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聚拢人气，从而换取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

八思巴：“八思”做动词时是“超越”，“巴”是“人”，“超人”或“超凡脱俗的人”，也就是“圣人”。藏人叫某某巴的很多，比如黄教祖师宗喀巴，“宗喀”是个地名，指青海西宁附近的河湟地区，“宗喀巴”就是“来自宗喀的人”，或“宗喀的圣人”。

恰那多吉：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本意指密宗里的金刚手菩萨，也译成夏诺多吉，四川稻城有一座著名神山就叫这个名字。八思巴的同母兄弟恰那多吉，后来被忽必烈封为白兰王，王印很有意思，印钮是一匹跪着的骆驼，该印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嘎玛拔希：“嘎玛”在藏语里是“星星”，但这里却是出自梵语，指的是佛教里的“功业”，被嘎玛噶举派使用。“拔希”也不是藏语，而是蒙语“法师”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嘎玛派的法师”。其实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曲吉喇嘛，“曲吉”是“佛经”，“喇嘛”是“上师”，合起来就是“讲经上师”。

作者是一名对地理历史有兴趣的法学老师，逻辑也颇为严密，考证西游记“狮驼国”原型为伊斯兰化的中亚国家。考据颇为详细，具体内容可百度。

八思巴很年轻的时候(23岁)有幸参见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宗教辩论.

元宪宗蒙哥汗八年（1258）七月，蒙哥大汗命忽必烈亲王召请各地僧、道两宗，并包括儒者在内所谓“九流名士”到和林的皇宫聚会，围绕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等进行辩论，命少林寺方丈福裕为代表佛教方面的“头众”，全真道的“权教”张志敬（掌教李志常在此前不久死掉了）为道教方面的“头众”，佛道两方各出十七名代表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担当“证义”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余人。在僧人当中有地位显赫的掌管佛教事务的那摩国师(出身印度迦师弥罗的梵僧)、八思巴等人。

　代表佛教方面出面辩论的十七人是：燕京圆福寺长老从超、奉福寺长老德亨、药师院长老从伦、法宝寺长老圆胤、资圣寺统摄至温；大明府长老明津；蓟州甘泉山长老本琏、上方寺长老道云；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传教寺讲主了询；大名府法华寺讲主庆规；龙门县杭讲主行育；大都延寿寺讲主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讲主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其中燕京药师院长老从伦，是万松行秀的弟子，福裕的师弟；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在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奉敕编撰《辩伪录》，将元初的佛道冲突和论争作了详细记载。 　　

　道教方面参加辩论的十七名代表中有十二名来自燕京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其他来自真定府、西京（当为今山西大同）、平阳及代阳、抚州。

辩论由忽必烈亲自主持，他提议双方辩论围绕《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及其他“谤佛”道书进行，并提出如果僧人输了要留发当道士，道士输了要剃发为僧。在辩论中，僧人方面紧紧抓住《化胡经》是否老子所说？何为佛？老子有无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让道士答辩。忽必烈、八思巴国师也亲自向道士提出质难，乃至辩论。据载，道士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 “不敢持论”，最后表示认输。 　　

　　于是，那摩国师命“西京明提领、燕京定僧判、玉田张提点、德兴府庞僧录及随路僧官”等人，将出面辩论的十七名道士押送燕京，将他们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又命道教将所强占的佛教寺院、山林、土地四百八十二处，皆归还佛教；《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及雕板，皆令烧毁；相关碑刻和塑画之像，予以清除。(实际上打击面大大扩大,由全真教徒主编的道藏-玄都宝藏-的经版被毁,导致大量元代以前的道经失传,其中有很多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材料)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元“中统”，赐福裕以“光宗正法禅师”之号，命在他的故乡建报恩寺，赐给田地以供僧需。他又应请住持燕京万寿寺，并负责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五地建立五少林寺。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春，诏全国佛僧入燕京会集，福裕法系的僧众竟达三分之一。

当年少林寺的电影播出时,尝言 天下有多处少林寺,信然只是如此"天下驰名",实难"万古流芳"　　

为什么只围绕道教的经典进行辩论，就是只有道教的靶子而没有佛教的？而且对输方的惩罚过于严重，简直是直接毁灭道教。

是否忽必烈有政治上的考量？当时道教过于强大？亦或忽必烈为扶植佛教而打压道教？

是佛教道教矛盾的最后一次大清算

从历史角度和理论角度讲，佛教盛传的东亚地区，其原来的民间信仰的宗教级别不够高，藏区的苯教、中原的道教、日本的神道教都是在佛教引入以后，参考佛教的经典组织和僧侣规范来组建自己的经典和僧团的。因此，其理论和佛教比，先天就输了一筹（尤其是中国是历史记录非常发达的国家，道教的记录都是信史时代造作出来的，和正史一比漏洞百出，这次论战佛教徒获胜的最根本依据是....《史记》）；最初道教发展时（东汉开始），势力还小（当时双方实力都不强），不具备和佛教争雄的条件，因此矛盾还不大，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现自己无论在理论还是组织上都比佛教差得太远，就开始动起歪脑子，造作了《老子化胡经》等一批蓄意打击佛教的经典，正是这几部经带给道教最后的失败

即使李唐王朝遵奉道教始祖老子为自己的先祖，道教的实力照佛教还是差得太远。尤其是道教早期是没有出家制度的，都是火居道士（正式出家的制度始于全真教），所以其组织比佛教虚弱得多。宋代真宗崇道（他不抑制佛教），普渡天下僧道，结果僧人有五六十万，而道士不过一万多，足见双方的差距。

道教在金代倒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众所周知的全真教，大道教也是金代兴起的道教新派别。

在蒙古入侵，中原板荡的时代，全真教掌教丘处机押宝成功，主动支持了成吉思汗，全真教得到极好的发展机会，他把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机，而且和成吉思汗很投缘，成吉思汗授与他“掌管天下道门大小事务，一听神仙处置，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护卫”的特权，于是在黄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棋布，凡百余区”。他利用宫观广发度牒，安抚了大批无以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从而免除了他们承担的苛捐杂税。

《元史·丘处机传》称：“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至今称道之。”

此举在当时影响巨大，以致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教门下，文人、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教其他派别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全真旗号。丘处机在北京建长春宫（今白云观），作为全真教大本营，又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必须指出，道教原有宫观的数量和信徒都不多，这些新建的宫观很多都是接收了原来因战乱荒废的佛教寺院，这是最后双方争夺饭碗决斗的根本。

本来王重阳和丘处机的理论是三教同源，但是真的到了争抢地盘的时候，自然没法手下留情，全真教不仅抢夺佛教的寺庙产业，而且利用政府支持的机会，在编订自己的道藏的同时大肆印行攻击佛教的《老子化胡经》等经文，终于引起了佛教团体的一致反击（印度和尚、吐蕃和尚、中原和尚一起上了）

至于说为啥忽必烈本身就吹官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道教那一套不对蒙古贵族的胃口，成吉思汗见丘处机直接就问长生之术，丘处机的回答“有卫生之道,却无长生之药”对于成吉思汗这种高水平的统治者还有效，一般的蒙古贵族肯定是没兴趣的，再者，普通的蒙古贵族并非有语言天赋，接受另一种语言的宗教教化，重在立竿见影的“道术”而非天花乱坠的“说教”，而中国的教派，不要说道教就是佛教也是耍嘴皮子的居多，那有蕃僧、藏僧擅长密术，所以到成吉思汗孙子这一代，蒙古贵族最好的就是以密宗法术为主的喇嘛教和印度佛教啦，道教自然一败涂地

当然啦，你看看双方对阵的阵容，“法王”恐怕得重阳祖师才打得过，张志敬只有被秒杀的份

（据说最后压倒全真的论辩就是大宝法王八思巴作出的，噶玛拔希也参与了此次论辩，没啥表现）

结论：全真教为首的道教利用金灭元兴的机会，发展教团，抢夺佛教原来的“精神导师”的位置和具体的寺庙产业，遭到佛教集团联合反击，由于全真教提供的宗教服务不对统治集团（蒙古贵族）的胃口，被dismi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