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一） -- 河蟹
不知道是不是我仍然政治上幼稚，这几年看的肃反帖子并不少，感到不仅仅是毛骨悚然，更多的是痛心疾首。然而看你这个帖子似乎多读出一层意思来：毛委员杀了4400人，其中包括几十个团长，其目的是为了消除立三路线、保护革命全局局面向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发展？（虽然毛在政治路线上远远不止技高一筹，但当时没人可以证明啊!)
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是肃反的另一个重灾区，除了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外几乎无人幸免，政治部科长曾昭汉首先被认定为AB团，曾昭汉是江西吉安人抚州师范肄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老总的九军里当过连指导员，后来受党派遣回东固地区闹革命曾经担任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政委，是红六军成立时的第一任参谋长，二七会议前后还陪同主席在陂头村一起走访群众。严刑拷打之下，曾昭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供出了江西省行委东路分委书记龙超清，组织部长江克宽也是AB团，龙和江落网后也在重刑下开口，其口供令人惊骇:“省行委、省苏(维埃〕之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
12月3日，总前委给李文林被捕后改组的江西省行委去信，信里指出:‘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棋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镇压下去......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信中还发出这样的指令：“省行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 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并布置说:“赣西行委及红军学校方面，须防AB团闻讯暴动，故处置也须迅速。20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信的最后还写道:“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起讯办。”
随后的12月5日，总前委再次致信省行委，即《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信中写道:“据龙超清供称段良粥是省行委机关AB团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已在东韶由我们捕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耍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再则，李白芳比段、袁更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中找到重要的人。” 日后丛允中的假造信语气与此近视，应该是从这两封信里得到了不少灵感。
手持总前委两封语气断然的信，时任红一方而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立即从红12军带上1个连，由宁都黄陂出发星夜赶往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驻地吉安富田村。
时年26岁的李韶九是湖南嘉禾人出身在一个黑社会背景强烈的家庭, 他本人也一度是问题少年因"胡作非为"被学校开除过. 李韶九的嘉禾同乡萧克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否则李同志也许就会以一个默默无闻的湘军军官终老。 但无论如何李韶九是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加入革命者行列的, 即使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没有悲观失望脱离革命，在28年加入党组织并一直在白色恐怖的长沙和湖南其他地方搞地下工作, 从这一点上已经强过了不少人。
客观的说李韶 九也是东固根据地和红二、四团的领导人之一, 但他的东固经历似乎并不很顺利, 湖南背景浓厚的八纵队反水和他似乎有些关系, 和李文林, 曾炳春等土著根据地领导人也不很和睦, 30年春李韶九曾一个人来到东固的上黄沙乡，到了吃饭的时间花了一块钱买只鸭子吃, 他的湖南口音和随身携带的手枪引起了翻身农民的注意, 一面帮他料理鸭子一面却悄悄报告了乡政府, 随后乡苏维埃主席等四个人闻讯前来捕捉，人高马大的李韶九显示出了湖南人的强悍放翻了其中的两人却被另一人用柴刀背砍在额头上昏迷被擒，在审问过程中乡政府官员剥开他衣服的举动吓着了他，李跺着脚高声喊“我是真革命，你们不要杀我。”后来被扭送到了东固区政府，查明身份后才释放。
富田事变前对李韶九最为不利的评价是30年7月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在谈到六军的情况时提到了李韶九，
“李柯（柯武东，一纵队司令，文家市战斗中阵亡）二人又有意见（据我的观察他们两人都不承认的），柯觉李太包办，因为纵委书记李确有些包办，我曾同他们二人谈过一次话，比较好些，李在一纵大部份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所以一部分士兵不满意他，最不满意李的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因北路斗争危急时要求一纵参加，一纵不参加，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予处分，特委准备向六军军委提出意见。”
在日后各路豪杰的记忆里, 李韶九是个卑鄙无耻品行不正的小人, 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恶魔。富田事变后，东固人还埋怨上黄沙人说： “上黄沙人死没用，要是当时一刀砍了他，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没有李韶九还会不会有张韶九，王韶九？在闽西大杀“社民党”的林一株，湘赣苏区的刘士杰还有湘鄂西的江奇，这些活跃在一线的肃反大员们哪一个又比李韶九逊色呢？
和您一样，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更多的是觉得惋惜和痛心，赣西南土生土长的那一茬共产党人到32年基本上都被杀光了，死在敌人手上的有一些，大多数还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俺的理解这一段历史是主席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发生在对敌斗争上，也同样发生在如何处理党内的路线斗争上，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以及后来王明路线用血的事实证明了苏联式的消灭对手肉体的残酷斗争对革命会有多么大的危害。
主席后来再整风等运动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也是在实践上对一反前肃反大打AB团的反正。
李韶九于12月7日下午赶到富田，到达后立刻命令全连士兵包围省行委机关，段良弼和李白芳最先被逮捕捆绑，随后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周冕，任心达，刘万清等人相继被拘留禁闭，省行委机关的所有人员也全被软禁，到了深夜后开始严刑拷打。段良弼富田事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了详细描述了他当晚受刑的经过，段先是回顾自己的斗争历史声辩自己不可能是AB团，李韶九回答“不管斗争历史，不管现在的事实，我与你讲道理，是不能讲过你的，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是打地雷公烧香火。。。”，随后开始用刑，段的“两个大手指几被打断，身体已被烧烂，几成体无完肤“，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李还要段写出AB团的组织，否则再受第二套刑罚，段思考了约一小时，认为”此次被捉的人恐无生存，于是我写了李白芳是的，写完之后心悔不该，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但李韶九令士兵将我解到囚房里面去，后李白芳审问也受了同样的惨刑，结果也承认了，。。。”。
李韶九口中的“打地雷公烧香火”是什么样的刑罚呢？按照东固一位老红军的回忆，打地雷公是将两个拇指绑一起然后再从两个手指间打入一个桩头使受刑者奇痛难忍自然招供；烧香火是用线香一把点着，直插你的胸前，使你求死不能求活不成，也有把浸湿煤油的草纸贴在人身上点燃的说法。这些的刑罚名字虽然透着土气但相当地有效，被捕者中不乏有经历过国民党监狱的人，这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同志遇到了李韶九大都开了口。
12月8日，李韶九根据7日晚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又捕捉了十余人，他本人在场指挥审问严刑拷打，李白芳、马铭、周冕三人的妻子来看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用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种种惨无人道，真是令人目之心酸，闻之心痛”。李白芳的妻子陈婉如出身劳动妇女，二全会议中当选为赣西南党候补常委，两个月前红军打下吉安后成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也未幸免。也是在这一天，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从黄陂赶到富田帮助李韶九抓捕省行委的AB团。
12月9日肃反大员们兵分三路，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带一个排红军去西路行委传达总前委两封指示信的精神，并抓捕他湘赣边界时期的老同事，省行委常委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韶九带另一个排，带着两天前被捕的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二十军驻地东固进行整肃；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古柏留在富田，继续审讯省行委内的AB团。就在李韶九一行出发之前，配合围剿的国民党军飞机在富田扔下几颗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李韶九颇惊慌，下令处决了25人。从12月7日到12日的5天里，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两个机关和政治保卫队中共抓获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了40余名。在严刑逼供下，除了总前委来信中已经点了名的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AB团首领名单上又添上了金万邦，周冕，马铭，任心达，从允中，刘经化，李文林，段起风等人。至此，这些赣西南根据地的创立者，二个月前还风风光光的江西省省行委和苏维埃政府委员们大多成为阶下囚。
12月9日晚李韶九到达红二十军军部东固，向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两封指示信的精神，并商议如何在二十军打AB团，随后刘铁超命令正奉总前委命令在兴国泰和边界侦查地形的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返回东固。刘敌于11日上午返回东固军部，后来发生的他与李韶九之间虚与委蛇的一段所有有关富田事变的书籍或网文中均有详细描述在这里不再重复，这些细节描述主要来自日后刘敌给中央写的长达5000千字的报告。糊弄过了李韶九的刘敌回到部队12日和部下张兴，梁贻两个人紧急会议，决定“要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拯救党的危机”，集合队伍将军部包围，逮捕军长刘铁超放出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闻风逃走。这就是一些文献中所称的“东固暴动”。
刘敌是湖南醴陵人，在“马日事变”的血雨腥风中入党参加过秋收起义，1927年冬在醴陵南三区担任中共区委书记，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往井冈山地区找党的组织，先在莲花县担任组织科长，继任县委书记。后来又在遂川、宁冈工作过，29年初，井冈山失守，刘敌奉党的指示到湘东工作，因白色恐怖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又辗转萍乡、袁州，于29年3月被派往东固的红二团第一大队工作，红六军成立时人第二支队政委。30年6月在七打吉安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离队修养。伤愈后奉赣西南特委命令道红二十军工作，初任军委秘书长，10月间调任174团任团政委。
拿下二十军军部后，刘敌谢汉昌等人担心李韶九逃回富田会杀害被逮捕的同志，两人立即带队从东固出发直取富田，12日晚间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富田的几个村子和省行委机关，对空鸣枪并将负责看押被捕同志的红十二军一个排缴械，释放出被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70多名所谓的AB团人犯。从东固仓皇逃回的李韶九没有了白天的好运气被捉住，支持总前委的曾山，古柏夫妇，陈正人夫人彭儒乘黑夜逃走。当晚的行动中还误抓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也就是在综合报告中狠批了李韶九的刘作抚，立三路线中央因路线问题得罪了国际，国际一度停止拨款，经费困难的中央派员到各根据地筹钱）。这一事变后来被称为富田事变。
处理路线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是有着苏联肃反的影子
早期各个根据地的开创者几乎都被修理了。
富田事变当晚，刚刚被释放出来的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领导人们来不及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就立即在刘敌，谢汉昌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段良弼，李白芳，从允中，金万邦，周冕等省行省苏委员以及刘经化，高克念，贺子肃等所谓的AB团要犯，刘经化和高克念也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人生轨迹与曾炳春等人相似，高克念跟曾炳春，王怀等人还是“吉安党校”省立第七师范前后脚的同学校友，出身富裕家庭在吉安读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搞武装斗争。
会议上参与者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控诉了李韶九等肃反大员们的严刑逼供，一致要求上级对李韶九加以严惩，一致通过省行委由段良弼总负责，并通缉捉拿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从这个会议决定来看，省行委当时还不知道李韶九已经在当晚的事变中被红二十军部队捕获。有关李韶九被捕后的命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李韶九落网后不久说服了看守他的士兵后者将其释放，另一种说法出自《陈毅传》，事变后时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的仲弘同志带一个连到东固与红二十军部队接触，领回了事变中被俘的部分人员，其中就有李韶九。如果第二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李韶九同志的人品那是相当的成问题。
当然省行委委员们都看得出李韶九不过是奉命行事是总前委派来富田肃反打AB团的，自然而然在会上一致把矛头对准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李韶九的所作所为是毛企图杀害赣西南地方干部的大阴谋，毛要当“党皇帝”是“许克祥第二”，因而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与会者的另一个决定是把红二十军拉倒河西地区“因为东固富田之行动，一定使毛不满，要来个袭击，于是拖过河西再报告总前委。”这个行动虽然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但客观上破坏了总前委之前反围剿的布置，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无疑是有害的。
当晚的会议还决定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同志去信通报富田事变发生的原因和情况。虽然说党指挥枪是原则，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还是深入人心的，凭手中红二十军的力量根本无法和总前委对抗，因而朱彭黄等红军指挥官的立场才是“反毛”成功与否的关键，省行委中有人后来为此甚至不惜杜撰出了所谓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 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 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 毛泽东。”
这个做法不仅天真而且愚蠢，也把他们自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除了朱彭黄外，事变后的省行委还写信给江西其他地方领导人及红军学校校长陈东日，给陈东日的信日后被陈校长上交给了总前委，信中这样写道，
“……东日，险啊！狡猾阴险的毛贼泽东已右倾反水，我们派黄坚同志过河东请永阳彭德怀等将他扣留，因老毛最近党皇帝思想甚深，企图造成清一色毛系。所以来一个毒险阴谋，杀尽江西干部而加以AB团罪名！说二全会议是AB团级阶决战，主张快打的也是AB团。起初是捕了龙超清。说他是AB团苦刑拷打，指名成供，因此李文林被扣留，现在杀了，曾炳春病中受拷打也杀了，赣东行委杀乾尽了，泽东巳派人杀去了，派李韶九来省行省苏，除了他的死走狗曾山陈正人外，其余都被指為AB团，酷刑拷打，指名成招。我们受刑两三天晓得是老毛阴险，只得乱供一顿，幸后刘敌同志从李韶九刘铁超的谈话中，发觉这一阴谋，率领一七四团之一营兵暴动，将我们救出，现在均来永阳，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同志也来了，你与李天柱都是老毛看不起的，说你们是AB团，要陈伯均陈正人来解决你们，赣西行委通通要杀，我们特出来救你们，幸而你未遭害，现二陈说已去了，请你率红军即刻向北追。……”
刚刚被赣西南临时特委书记陈伯钧从AB团名单上保下来的陈东日是红四军的老人井冈山时期担任过32团政委，自然不会被这封信蒙蔽，红军学校因此与肖以佐曾觉非的独立师第一团发生冲突各有死伤，部分红校学员被缴械。陈带领一部分学员经安福永新到达湘东，然后致信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及中央代表周以栗，详细汇报了事变的前后经过，以求早日平息防止事态再扩大。然而这样关键时候站稳立场的同志日后也没有逃脱厄运，31年7月陈东日夫妇及湘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邓允庭等以AB团的罪名被处决。
而一封给赣南南路行委郭承禄，萧鹏飞的信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
“富田事变完全是毛泽东屠杀赣西南的干部，造成个人系统的反革命大阴谋，幸二十军中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刘敌同志等毅然决然的率领二十军，将这一批干部救出，于是第一个屠杀计划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他暂时用政治手段来和缓一部份有群众干部，专打击几个没群众的段，谢，刘，李，金等数人，曾炳春，段起凤，已经他们 胁迫发表宣言，分配技术工作，这当然不是老毛就这样丢手，当然还要进行第二个屠杀计划。尤其是中央马上要派人来赣西南组织中央局，当然他不利。他更加耍积极在最短期间完成他的计划，所以，他对付这一方面除积极在组织上布置他的走狗，造成个人的势力外，并要用武装来解决西路和赣南的问题，这一方面已经把机关撤销二十军积极整顿，我们这一部份干部暂时随二十军行动，……
赣南问题准备派狗尾巴罗寿南来解决，并有一以上之武装来准备，若三十五军不屈服，实行以武装解决。赣南行委将改为两个分委，一为东河分委，一为西河分委赣西河分委由罗寿南负责改组。并且陈毅对西南的负责人特别注意调查，郭承禄萧鹏飞陈致中萧国璋萧大鹏等比较倾向我们的干部都有问题，萧芬亦有问题，罗寿南是什么人，是一个无所不为的。若你们应付不好，一落在他们手里，就该杀了。你们只有把三十五军积极整顿拉住手，若他们来了亦不要和他们打，可拖开一部份。……”
1931年1月，赣南行委负责人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等人在赣南制造了“信丰事件”，企图拉出新成立的红三十五军反对总前委反对毛泽东，这一企图被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和政委罗贵波抵制，并将郭承禄等三人拘留送总前委。郭承禄是江西吉安人，1926年入党，在吉安延福地区进行秘密组织发展活动。1928年1月 领导了延福暴动，开创了吉安北路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不久为中共延福支部书记。1928年8月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1929年10月，任北路行委书记，在“二七”会议前赣西南领导人的争论中支持刘士奇，曾山等人平分土地的主张，“二七”会议后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兼任北路行委书记， 10月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不久调任赣南行委书记。1932年5月30日被当做“AB团”处决。
参加过井岗山创业和反围剿的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养伤期间就死于特务暗杀，而且还是在东固。
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背景下，富田兵变的人明确反对总前委，并且把队伍拉走，恐怕很难不受到严厉惩罚；现在好多文章的思路是这样的：肃AB团是最早的肃反，是毛为了报复自己的人：袁文才王佐伍中豪被杀的报复行为，毛开了这个头，导致各个根据地肃反，共杀了7万多党的忠诚党员战士，毛是罪魁祸首，这推导的也太那啥了
因为毛32年就靠边站，如果要平反博古等人早就可以搞，李韶九也没有活着离开苏区。归根结底还是红二十军高层的乱来让事件定性起了严重变化，给后来的平反增加了重重阻力，很多军方高层对红二十军的观感都不好。
跟陈毅老婆肖菊英之死也有干系。
参加过二全会议的都是AB团，这是什么逻辑？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嘛！
富田事变也算不上是反对总前委，反的是毛周（周以粟）。后来项英一和稀泥矛盾也就没那么尖锐了。那时主席还没建立绝对权威，执行的路线又和中央相左，赣西南地方这些人以前也有光荣的历史自已觉得真理在手要搏一搏。当然搞兵变这种形式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刘敌自己给中央的信里也称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不分时间地点把毛当做各个根据地肃反的罪魁祸首，这就匪夷所思了，富田事变后除了段谢李刘金这几个，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主席靠边站后被杀的，李文林，王怀事变后还一度在泰和县主管肃反过，而主席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里赞扬过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杨成芙32年也以AB团的名义被杀了，这些帐怎么能记到主席头上？
主席后来王明路线下靠边站这段经历或许也有助于他反思自己在一反前肃反打AB团这段曲折，这才有了长征开始后在严峻局面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面前游刃有余高瞻远瞩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