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从乾隆二年从死牢中被释放,到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期间十一年漫长的时间,一代名将岳钟琪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大概已经快憋出病来了。
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岳钟琪登坛拜将,成为汉人官员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正所谓“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拜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虽是汉族,但却是旗人也就是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因而不能算汉大臣。不过,尽管授予了岳钟琪巨大的权力,但生性多疑的胤禛皇帝却未必真地信任他,尤其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那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发生之后。
那一年的成都,一个名叫张熙的人突然找到了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这个书呆子竟然幻想岳钟琪会仅仅因为自己是岳武穆的后人,就毅然抛下所有的荣华富贵与锦绣前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当中。确实,由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岳钟琪同时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针对他的谣言满天飞——“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锺琪将反”。最后,甚至雍正也不得不亲自出来为他辟谣:
“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皇帝一拍板,总算给他定了性,老岳还是好同志嘛。
尽管被张熙的壮举吓得目瞪口呆,但姜还是老的辣,岳钟琪决定软硬兼施,首先将张熙严刑拷打,逼问幕后主使,但没想到这个书呆子竟然是个硬骨头,打死也不招。老岳不得不改变策略,痛心疾首地骗张熙说,自己其实一直牢记着祖先岳飞与满人祖先金人的世仇,内心没有一刻不想着起义推翻满清,此前的刑讯不过是试探他是否可靠而已,为的是验证他是不是朝廷派来的探子。据说为了达到目的,老岳甚至还和张熙拜了把子,发誓共同反清复明。
这招还真管用,读书读傻了的张熙很容易地和盘托出,主使者原来就是他的老师,一个叫曾静的迂腐秀才。曾静曾读过明末清初学者大吕留良写的几本书,颇受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听说岳钟琪饱受满人猜忌,便异想天开地派学生来劝他谋反。套出实情后,曾静、张熙以及吕门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被岳钟琪一网打尽,这就是当年震动天下的“曾静案”。
史载,“上褒钟琪忠”。尽管岳钟琪借此事表明了忠心,也受到雍正大力嘉奖,但在见到石头都要踢三脚的胤禛眼里,这个手握重兵的汉人大将恐怕更加可疑了,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凭什么人家不找别人专找你呢?
岳钟琪仕途的坎坷,也许在那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后来,随着雍正末期清军远征准噶尔失利,身为一路主帅的岳钟琪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也差强人意,趁此机会,岳的副手张广泗一状告到了天子案前。世态炎凉,在张广泗的后台鄂尔泰宰相的授意下,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岳钟琪终于在劫难逃,“大学士等奏拟钟琪斩决”。
虽然对岳钟琪越来越不满,但雍正显然清楚此人决非无能之辈,今后没准还有用得着的地方,犹豫再三,一向以“刻薄寡恩著称”的胤禛没舍得下杀手,干脆留给我儿子以后发落吧!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金川战局吃紧,乾隆终于能启用父亲留下的这员老将了。
在岳钟琪到来之前,兵部尚书班第就已经将朝廷这一人事安排传达给了清军主帅张广泗。见木已成舟,素与老岳不对付的张广泗也不得不表态坚决拥护皇帝的决定,他说,虽然当年自己与岳一起在准噶尔战线时关系很不好,但两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现在既然皇上让他过来帮忙,那我一定会小心与其相处,争取实现双赢。显然,张广泗这是在以退为进,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主子的脸嘛。
果然,不久之后张广泗就又上了一道折子,其中捎带脚地提到,岳钟琪出身将门子弟熟悉军旅,这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此人也不免官二代的纨绔习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而且缺乏应对紧急敌情的能力,有了错误也不改正,总之,这老家伙色厉内荏志大才疏,根本不是块做大将军的材料。
不过嘛,要说军功赫赫的岳大将军一无是处显然没人信服,于是老张最后又不得不夸了老岳一下:虽然当大将军难以胜任,但他军事经验丰富,做事雷厉风行,如果做个提督总兵什么的,还是难得的人才。
皇帝最后的决定是,召四川提督武绳谟进京述职,让岳钟琪接任四川提督。这样一来,岳钟琪在名义上成了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下级(通常情况下总督与提督都是从一品,但总督主管一至数省军事,身为省军区司令的提督在业务上要受其领导)。不过,乾隆给岳钟琪的主要任务是辅佐军事经验欠缺的帝国首相,即归讷亲直辖,因此实际上老张也管不着他。
岳钟琪一到金川前线,国防部长班第就来找他谈话,问这位宿将对目前形势怎么看。老岳侃侃而谈,他说,用兵最关键的是要赏罚分明,越严格越好。在奖励方面尤其要做好,要知道,不仅土著士兵贪图利益,就是汉人士兵也需要明码标价公布悬赏标准,赏罚标准化才能够鼓舞军心,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这个词出自《韩非子》——“信赏必罚,其足以战”,意思是赏罚必须有公信力,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老岳说,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军令,或者临阵退缩,那就一定要立刻军法从事。这样的话,即使普通一兵也都会奋勇作战,重赏重罚下众志成城,咱们才能早日建立大功。
在兵力使用方面,具有统辖少数民族部队作战丰富经验的岳钟琪则表示,应该“兼用”绿营兵和当地土著兵”,使他们各展所长。他听说此前清军总是用当地人打头阵,绿营兵跟在后面,这样的话前面一旦遇到情况,土兵就会一哄而散,如此布署肯定不行。
鉴于土著士兵用的多是大刀长矛,只能近身肉搏,而绿营兵却装备了火绳枪和弓箭,十分利于远距离作战,岳钟琪建议,我军应该改变队形,将汉兵布署在中间,临战时他们首当其冲,远距离杀伤敌人,而土兵则在两翼左右夹击,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汉土士兵密切配合才能取胜。
对于最让清军挠头的碉楼,岳钟琪的观点十分鲜明:搞这东西只能用大炮。由于当时清军的炮根本轰不塌碉楼,他建议攻打它们的时候,将汉兵和土兵分别编队,让装备了长程火器的汉兵在远处用炮轰击,实施火力压制,熟悉地势擅长攀爬的土兵则逼近碉楼展开强攻,双方各尽其用。这个招数,之前战死的任举总兵其实也曾用过,实际效果相当不错。
岳钟琪还强调,我们与助战的土司们要做到胜利了不争功,失败了不相互埋怨。如果再用土著士兵打仗,就必须先解除他们对咱们的怀疑,咱们才能有所收益。如果想用他们同时却又疑神疑鬼,这可是兵法上的大忌。
不久,乾隆又专门下旨征询岳钟琪对金川之战的看法,老岳认为,清军应该从金川北部的党坝方向突破,因为这里距离莎罗奔的老窝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的距离,一旦成功,就可以直捣敌巢。而据岳钟琪说,他也曾对主帅张广泗反映过,但张却不以为然,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导致此事不了了之。
张广泗拒绝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党坝离勒乌围虽近,但却“碉卡严密”,敌人的防御工事极其难啃,而岳钟琪率领的全部兵力,包括绿营兵和土著兵只有七千多。老岳则说,鉴于自己兵力不足,他曾和总督大人商量,要求增兵三千,而“广泗不应”。很显然,岳的人马已经是清军中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他们只听讷亲的命令,而张广泗虽然指挥不了他们,但却可以拒绝提供援助,张岳二人的关系仍然势同水火。
在岳钟琪看来,张广泗力主从昔岭和卡撒方向进军,选择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两个地方不仅距离金川中心勒乌围有上百里远,中间还隔着一个噶尔崖,那里不仅险峻无比,而且战碉林立,由金川二号人物郎卡镇守,从地形来看,几乎是不可能拿下的,此前任举等人就是攻噶尔崖无果,殒命于色尔力战碉群之下。后来发展的情况也证明老岳的判断非虚——直到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郎卡的噶尔崖始终在清军的反复围攻下屹立不破。
狭路相逢勇者胜,岳钟琪认为,党坝方向尽管敌人防卫森严,但如果我方兵力足够,困难是完全可以客服的,因为敌人坚固的据点其实只有党坝附近的康巴达战碉群,其他阵地都是摆设,而且正因为这一路线不好走,敌人反而可能掉以轻心。清军只要攻克康巴达,就可以“直捣其巢”杀入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一举解决问题。
在给皇帝报告的最后部分,岳钟琪提醒乾隆注意要两个人:“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这里的“汉奸”并非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它其实指的是“汉人奸细”,而不是现在认为的“背叛汉人的奸细”。
与许多人想像不同,“汉奸”这个词其实出现得很晚,很可能直到清朝初期才诞生,开始大概还不是贬义。“汉奸”最早见诸史册,要迟至乾隆十二年,而且竟然与张广泗有关——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他在镇压“苗乱”中发现,有些汉人暗中支持苗民反抗满清,甚至成为苗人抵抗力量间相互沟通的结点。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写道:“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据说,当这些汉人被清军擒获,押赴刑场斩首的时候,他们还大呼:“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
显然,本身即为汉人的张广泗是不会以现在的语境来定义“汉奸”的,这里指的应是“汉人奸细”之意。至于它转为“背叛汉人的奸细”,进而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大概要到鸦片战争以后了。该词在清末使用尤甚,不仅清廷的汉族官员们被扣上了大帽子,就连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也通通被革命党斥为汉奸,具体不再赘述。
被岳钟琪宣布为“汉奸”的王秋,早已是张广泗帐下第一大红人,而阿扣的新丈夫良尔吉,也是王秋引荐给张广泗的,就是说王、良两人肯定是一伙的。张大帅对这俩委以重任,一个是参赞军机的谋士,一个是带领大军的向导。相比之下,同为汉人的张广泗可能对王秋更为信任一些,当他派良尔吉出去游说莎罗奔时,还要将其妻阿扣留为人质,当然这不排除张大帅有假公济私的成分。
按照野史的说法,面对女婿的建议,莎罗奔对是否和平解决犹豫不决,据说就在良尔吉的游说要有转机的时候,岳钟琪却出来搅局,他率领所部突然从党坝方向发动了进攻,这应该是出自讷亲的命令。不过,清军却出师不利,前进还没多远,营中便先发起了瘟疫,岳钟琪不得不顿兵不前,派人向讷亲请求增援。
但是,任举败死以后,讷亲像霜打的茄子立刻蔫了下去,整日里躲在大帐里,一切军务任凭张广泗发落。张广泗正致力于和莎罗奔谈判,对岳钟琪的拆台行为深恶痛绝,况且如果老岳真地从党坝方向一举拿下勒乌围,自己的脸往哪儿放啊。张大帅不仅对增兵请求置之不理,还对讷亲说,咱们刚刚吃了败仗,可千万不能燥进啊!万一再来那么一次大败,咱俩的脑袋可都保不住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讷亲深以为然,于是下令岳钟琪退兵。
野史继续写道,对张广泗的掣肘,岳钟琪感到无比愤懑,尤其是他偶然从别人处得知,那位曾仰慕自己的大美人阿扣,此时竟然就在老对头的军营中。见说者眉飞色舞啧啧有声显然艳羡不已,老岳不由得气炸了肺,他立刻派人去打探,正赶上张广泗大摆筵席,席上阿扣即兴起舞,与张大帅眉来眼去你情我意,正好被探子看了个正着。
闻听此言非虚,岳钟琪胸口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痛彻心扉,他忿然骂道:“老混蛋竟然得到那个尤物的芳心了吗?真是十年一梦恍如隔世,想当初,她为了我甘愿抛弃丈夫私奔,可我却没有在意,但两人好聚好散,也还说得过去。可没想到,现在她却投向了老混蛋的怀抱,大家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明摆着让我自惭形秽,故意给我难堪嘛,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老匹夫真是欺人太甚!”
“曾经有一分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咳,对不起穿越了,但这些话大概正是老岳心情的写照吧。
于是岳钟琪气冲冲去找讷亲说理,他控诉道:“张广泗仗着平定苗乱那点儿可怜的军事经验,就自诩为熟悉战争,骄奢跋扈根本不听朝廷命令。您看看他帐下那个叫王秋的家伙,表面是奸商其实却是汉奸,他利用良尔吉与贼军内外通气,我军的底细都被他泄露光了。更何况,老张借口派良尔吉去敌营侦察,号称要用反间计,其实为的却是和人家老婆阿扣躲在帐中快活,没日没夜地荒淫无度,正事儿全被他给耽误,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大将?您要是不宰了他,还怎么严肃军纪啊?!”
讷亲可不爱听了,他沉吟良久,方徐徐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看到了,这么一个艰险的地方,我军根本没法深入,只要对方名面儿上答应归顺投诚,那么他要什么我们就只能答应什么。张广泗熟悉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延缓进攻想必有他的道理。我正后悔噶尔崖大败,当时咱们操之太急,以后可不敢这么干了。如果斥责张广泗,拒绝对手投降,那么一旦再打起来,咱们几个为国捐躯倒没啥,可天朝的颜面何在?我又怎么向皇上交待?”
宦海沉浮中早已精于事故的老岳立刻明白,讷亲还要靠着张广泗来打仗,因而不可能处罚后者,他赶忙改口说:“我当然不想阻挠和谈的大局了,只不过张广泗这厮贪恋女色,还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举动去讨好阿扣,这地方虽然偏远,可人也不少,保不齐有谁把这事儿捅到朝廷,到时候您可就没法向皇上交待了。不如这样吧,先把阿扣暂时押在我这里,您让张广泗专心和谈,许诺一旦和谈成功就把阿扣赐予他,那样的话和谈的功劳就都归了您,而张广泗心有牵挂也不敢造次,您看如何?”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讷亲早就听说阿扣国色天香,可惜一直无缘得见,闻听老岳的建议,心说当我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匹夫啥花花肠子,押在你那里?那有押在我这里好!于是,他派人向张广泗传令,要求把阿扣立即送往自己的大营,理由是军务繁忙,张将军不要分心,等到大功告成,再把美女还你。
没想到张广泗也是老奸巨滑,早就猜到了宰相打的什么主意,靠,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于是竟然主动把自己的老对头拉了进来。他写信答复讷亲说,大人您还年青啊,可不是我和老岳这样的过来人,要知道红颜祸水,如果阿扣到了您那里,您肯定会受这小妖女迷惑而不能自拔,一旦大错铸成便没法收拾了,那可就是俺老张害了您啊!您既然怀疑我,那不如这样吧,我把阿扣送到老岳那里让他看着,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就这样,张广泗也不等讷亲是否同意,就迅速将阿扣和她的女奴们通通送到了岳钟琪的军营。当时,张广泗已经回到了小金川的美诺大营,那里距离岳钟琪驻扎的党坝很远,而离讷亲的卡撒大营却很近,为避免讷亲中途派人抢夺,老张竟然派人走小道护送阿扣等人离开。阿扣也乐于和老岳鸳梦重温,率领着手下,人衔枚马裹蹄,不声不响地一路小跑着就过去了。
野史绘声绘色地写道,岳钟琪突见美人驾到,自然惊喜交加,据说他当时高兴得都已经失了常态,一个劲儿地问你咋过来的呢?阿扣隐瞒了真相,只说自己思念岳将军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突然听说您来金川了,于是毅然离开张广泗,历尽千辛万苦潜逃到了这里。
当然了,阿扣还说了张广泗好多坏话,听得老岳不亦乐乎,现在不仅美人归了我,将来一旦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劝降成功,功劳也少不了我一份啦!于是,老岳大摆宴席欢迎阿扣一行,当晚新欢旧爱涌心头,一树梨花压海棠,自不待言。
据说,倒霉的讷亲宰相果然派人在大路上等待阿扣,但怎么等也不来,后来才知道人已经从小道跑到岳钟琪那里了。讷亲大怒:“这老匹夫端的狡猾,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他立即传见岳钟琪议事,见面后便劈头盖脸地责问阿扣之事。好个老岳,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一脸惊讶地问:
“您还不知道吗?这个小妖女已经与张广泗约好了,要派侍女过来行刺我,她自己则要以身做饵,亲自去行刺您呢!这样金川一旦攻破,他老张就能独吞全部功劳了。我得到消息后不敢怠慢,赶紧把她们都抓了起来,现在正关在我的大营里,等着您发落呢!”
讷亲自然明白老岳什么鬼肚肠,但是经历了一场场败仗后,当年那个飞扬跋扈气焰嚣张的帝国首相早已没了脾气,他沉默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可是谋反的逆犯啊,不如我亲自审讯得了,明天麻烦你把她们带过来吧。”
老岳戚戚然回到军营,他实在舍不得阿扣,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可咋办?一个幕僚出了个主意,他建议不如把阿扣藏在隐蔽的大山里,然后就说她已经被张广泗抢走了。老岳依言照办,反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老张自然不承认,于是两人在讷亲那里吵得不可开交,搞得宰相一个头两个大。
野史继续写道,张广泗悄悄向讷亲建议,不如派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出马,肯定能找到她。他还提醒宰相,您现在看到了吧,老岳这人可是阴险无比,您还是和我合作吧,我保证一旦和谈成功莎罗奔归顺,头功肯定归您,条件是您再不能让老岳和这事沾边。讷亲半信半疑,姑且派了几个心腹随良尔吉出去寻找,最后竟然真的在一处极其隐秘的山崖后面,找到了在此躲藏的阿扣她们,这里房舍用具一应俱全,显然是老岳为了金屋藏娇特意准备出来的。
可是,金川公主却死活不愿跟老公回去,她说,自己的心已经属于岳将军了。良尔吉也清楚自己只是老婆的备胎,露水夫妻本来也没有多大约束力,他思来想去,突然计上心来:有了,民间不是传说阿扣会与佛祖配偶嘛,而她也一直以嫁给佛祖转世的中国大皇帝为志向,那咱就这么这么着。
于是,良尔吉对老婆说:“公主,中国的将军里面,岳钟琪是最高级别的吗?”
阿扣答:“不是,张将军的权力和地位都和岳将军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他俩之上还有谁。”
良尔吉哑然失笑:“他俩之上就是讷亲啊,那可是皇亲国戚,他在朝中是宰相,在军中则是大帅,都是天子之下第一人,正管着张、岳两个将军呢。现在张将军已经将公主举荐给讷亲,宰相答应事成之后就带公主进京,让大皇帝纳您为皇妃。公主的理想就快要实现了,干嘛非要为了岳将军,躲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呢?”
据说阿扣立刻怦然心动,她一跃而起,拔出佩剑狠狠砍向立柱,长叹道:“老岳差点儿耽误了我啊,咱们赶紧走!”就这样,金川公主骏马疾驰,火速投向了帝国首相的怀抱,宰相、总督、提督的多角恋爱,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好了,八卦讲完了,下面该说说正事了。面对着林立的战碉,讷亲他们想出法子了吗?您还别说,宰相大人一拍脑袋,还真就憋出个主意,为了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他立即将这个点子向皇帝上奏汇报。
(待续)
在给皇帝的奏章里,异想天开的帝国首相竟然建议,既然金川的碉楼这么厉害,那不如咱们也赶快建碉楼吧!
对于自己这条神奇的“以碉制碉”之策,讷亲得意洋洋地解释道:敌人因地制宜,在险要处修建战碉并藏匿其中,因此才能以少胜多以逸待劳。现在我军既然已经逼近敌军战碉,那么自然也应该修建战碉,这就是和敌人“共险”。
与此同时,此举能向蛮夷表明,我们打算赖在这里不走,真要盖房子耕地过日子了,看他们怕不怕!修碉楼还有一个好处,碉楼里不用留多少人守卫,那么剩下的士兵就可以出去打仗了,这真是依赖险要地形出奇制胜的妙计啊!皇上您就等好儿吧,我已经下令各路人马日夜不停地盖碉楼,很快就要有成果了。
这下子,乾隆被彻头彻尾地雷翻了,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自己亲选的这个首相究竟是什么奇葩思路,朕让你领兵去打仗,难道你转行当上了包工头吗?在给讷亲的回信中,皇帝充满怨念地写道:“披阅再四,不能解办理之意。”——是朕智商太低呢,还是你本来就是个SB?
“彼之筑碉原以自守,我兵自应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乃转令攻碉之人,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你们都躲在碉楼里,安全是安全了,可朕要的却是敌人的碉楼,像你们这样乌龟不出壳,还怎么去打敌人?你要明白,进攻和防守本来就是两个套路,怎么能混在一起乱用?
“今因彼守险,我亦筑碉,微特劳费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堪虞。”你们每天把主要精力花在房地产开发上,不仅累得臭死,而且对当地水土气候都不服,长此下去难免要出问题。再说了,守卫这些碉楼就必须留下士兵,留多了吧就没法保证他们的粮草供应,留少了吧根本守不住,人家一个冲锋不就拿下啦。
“浮寄孤悬,客主之形既别,情见势绌,反复之虑尤深。师老财匮,长此安穷?”况且,人家是主场咱们是客场,你修的碉楼像浮萍般无依无靠,孤悬敌境势单力薄,这不就像穿着切尔西球衣跑到老特拉福德去捣乱吗,看人家不揍扁你?再说修这么多碉楼要花多少银子啊,那年头又不兴拍卖土地使用权,皇帝家也没啥余粮,朕哪有那么多拆迁款给你折腾。
“将来金川扑灭之后,其地不过仍归之番,是今劳师动众,反为助番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跃治于番部矣。”即使今后这片地方平定了,金川仍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蛮夷之地,现在你兴师动众修碉楼,其实是在为当地人无偿免费盖房子,这不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冒嘛!这种SB行为不仅会让国人耻笑,恐怕更让蛮夷们欢欣鼓舞——既然对抗政府还有回迁房住,那我们是不是也打一仗啊?
最后,考虑到毕竟还要靠着讷亲为自己打理前线,气恼不已的乾隆还是压住了火气,他耐心写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朕想了整整一宿,越想越觉得修碉楼这事儿太不靠谱,你赶紧叫停,就到此为止吧:“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
同时,乾隆考虑到金川前线已经堆积了大学士讷亲、尚书班第、内大臣傅尔丹、总督张广泗和提督岳钟琪五名一品大员,可是却频频损兵折将,那么是不是官兵素质不行呢?一直到这时候,攻打金川的清军主要都是绿营兵以及土司们助战的藏兵,皇帝感觉这些汉土士兵的战斗力似乎不怎么样,于是下旨要讷亲等人商议,是否调来号称天下无敌的八旗兵参战。
派出八旗兵参战,也许并不是乾隆的本意,而只是一个托辞罢了——汉藏士兵战败了,朝廷还可以托辞说没派出最强的,可如果八旗也打了败仗,那就再没有借口可言了,何况,即使高高在上的乾隆也未必不知道,此时的八旗兵已远非他们披坚执锐的祖先那样,弓马娴熟勇猛彪悍了。
果然,最信不过八旗子弟战斗力的正是前线刀头舔血的将军们,在给皇帝的回信中,张广泗、岳钟琪等人先是恭维了一下八旗军如何天下无双,然后又纷纷表示,这里都是悬崖峭壁的山沟沟,连人走路都困难,战马更派不上多少用场,只能用步兵来搞,八旗铁骑即使来了也没法施展本领,还是不劳他们了,让旗人英雄们就在后方为我等观敌瞭阵得了。将军们还给了皇帝一个相当充分的理由:派八旗兵来军费太高,还是上绿营和土兵更划算些。
其实这时候,清廷对这场战争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清史稿》写道:“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
就是说,乾隆已经明白这仗没法再打了,可如果把讷亲叫回来的话,又实在丢不起这个人。金川这么个弹丸之地,宰相亲自指挥却打得一塌糊涂,现在就无功而返,只会成为四夷的笑柄,咱堂堂天朝的脸面何在?于是乾隆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告诉讷亲等小弟,你们无论如何,赶紧搞出点儿成果来,就算最后要跑路,怎么也得给我这个老大一个台阶下吧?!
清人笔记也写道:“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看来这时候,乾隆已经不再指望讷亲了,只盼望前线哪怕能打一两个小胜仗,那么朝廷也就可以顺坡下驴——等“稍有捷音”再撤兵,官军就并非狼狈败逃,天朝和皇上的脸面也算保全了。
不过嘛,帝国首相再次让提拔他的皇帝失望透顶。好不容易憋出个合理化建议,却被老板冷水浇头,讷亲只好悻悻地停止了金川的房地产开发工作,可面对强悍的敌人和坚固的战碉,他照旧毫无办法,每天只知道伸手向朝廷要兵要钱,“讷乃毫无举措,惟日乞增兵转饷”。
不久之后,一个消息更让乾隆气炸了肺,皇帝得知,再次异想天开的讷亲这回把希望寄托在了神仙身上,他竟然打算请来西藏喇嘛和终南道士为自己念咒助战!
不过事实上,把这些屎盆子全扣在讷亲头上也不太公平,最起码后面那个神奇方案即请出终南山的老道,竟然与一位帝国监察官员——御史大人有关。
这个御史名叫王显绪,他于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考中进士,在中央组织部即吏部当起了办事员,一直干到副局级调研员即员外郎,到了乾隆十一年,才终于熬出了头,当上了吏部最有油水的司局级级干部——考功司郎中,相当于掌管帝国整个文官系统绩效考核的司长。一年之后,他又平调为中纪委外驻特派员即监察御史,先后在贵州道和江南道任职。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本来与四川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显绪突然给皇帝上了道奏章,他建议了一条“以番制番”之计,具体如下:藏区各土司与莎罗奔矛盾重重,而且这些人本性贪婪,唯利是图。咱们不如把金川附近的土司们都叫来,让他们派兵打头阵,官军只在后面呐喊助阵,同时咱也不让他们白干活,只要谁攻破敌巢抓住莎罗奔,就把金川的土地人民都赐予他。
这个建议听上去很美,不过乾隆却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声音,他批示道:“这些话好像以前听过啊,这不就是王显绪他老爸对朕说过的那些话嘛,可能是小王听老王讲得多了就当成自己的了,也可能是老王以前提议过但朕没有采用,现在借着儿子又旧事重提。”
原来,王显绪的父亲王柔确曾向皇帝建议过类似的计策,老王同志这时候正以按察使衔的道台身份,跟着张广泗去金川参战——王是张的老部下,他俩此前在云贵平定苗乱时结下了交情,张调任四川后便将他要了过来,准备一有机会就提拔他。
不过这次,也许是没有办法的缘故,乾隆对王显绪的提议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将他的折子转给了讷亲,让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可行,必要的话,讷亲可以找来王柔,当面详加询问后再行回复皇帝。
没想到的是,王柔到了讷亲那里,压根儿不再提“以番制番”的事情,反而又出了两个主意,第一个还比较正常,是派“汉奸”潜入金川,里应外合擒下莎罗奔,但该计策却因为没有合适人选而不了了之;第二个则是真正的天雷滚滚,老王隆重推荐请几个终南山道士助战,因为这些老道们擅长一种很拉风的法术——“五雷法”,据说它是因为雷公共有兄弟五人而得名——王柔声称,这种法术可以招来天上的霹雳,一举击毁敌人的碉楼!
此时,金川前线的高级武将中,任举总兵、张兴副总兵和买国良参将已经阵亡,马良柱总兵和哈攀龙总兵因作战失利而押送京城受审,唐开中副将在色尔力石城之战中受了枪伤至今未愈,而哈攀龙总兵也患了伤寒根本无法作战,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师旅级军官,死的死伤的伤关的关病的病,差不多都趴下了,导致数万人的清军竟然无将可用。在这种情况下,讷亲考虑这些上不得台面的茅招,大概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因素。
但显然皇帝不这么看,对讷亲奏章上提到的主意,乾隆气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批示道,这些想法完全是“无聊之思”也就是吃饱了没事干闲出来的,简直荒谬至极!不仅如此,皇帝很可能从中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因为很显然,王柔的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上奏的讷亲,而是一旁看热闹的张广泗。
此前,对于讷亲提出的“以碉制碉”之策,张广泗不仅不加阻止,反而举双手赞成,乾隆就已经起了疑心:这样一个久经战场的人,怎么会同意如此荒谬的建议呢?岂不是明显等着看讷亲笑话嘛!为此,皇帝特意下旨,斥责张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他还对讷亲说,张广泗的行为“殊添朕忧”,要讷亲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
确实,后世历史学者研究认为,讷、张二人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个人关系上,帝国首相与川陕总督也已经水火不相容,最后甚至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前面说过,清军在色尔力大败后,讷亲便躲在大帐里不出来,把一切军务都推给张广泗,而张也欺负讷不懂业务,又见他这个熊样,对其更为轻视,凡事都自作主张。
不仅如此,张广泗与老对头岳钟琪更是矛盾重重,导致讷、岳二人越来越接近,最后很可能结成了统一战线。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岳钟琪弹劾张广泗两大罪状,一是兵力布署失误而且不分兵给自己,二是信任金川酋长良尔吉和“汉奸”王秋。虽然乾隆此前一直没有启用岳钟琪,但其实皇帝对这位老将的军事才能一直颇为欣赏,岳这一状告得有理有据有节,已经足够增加乾隆对张的疑心了。
不久之后,讷亲又向皇帝告状说,张广泗任人唯亲,“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具体来讲,张只重用自己从云贵带来的那些军官,而对四川本地将领则故意穿小鞋,甚至打击报复,大家都不服他。为了强调他和张已经没法继续相处下去,讷亲甚至对乾隆说出了“臣与督臣势难共事”这样的狠话——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皇上您看着办吧。
在对总体战局的判断上,宰相和总督的分歧更大。张广泗仍持乐观态度,他对皇帝说敌人“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就是说金川军已经饿得受不了,我们真地什么都不必做,慢慢等着他们饿死就可以了,到了今年冬天或最迟明年春天就一切OK,“当不难犁庭扫穴矣”。
讷亲则要悲观得多,他认为敌人防守严密,“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即使在卡撒和昔岭这两个重点攻击方向,我亲临前线督战,可猛攻数次却没有一寸进展二路,将领们想破了脑袋,可也没啥好法子,如果等到寒冷的冬季来临,咱们的士气恐怕更加低落。”
为此讷亲建议大部队应该暂时撤退,只留下部分炮兵驻守,让他们时不时就轰击一下碉楼,为的是让敌人也不得休息。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朝廷再增援三万名精锐官兵,在气温已经合适的农历四月开始进剿,那么我军的兵力无论是兵分路进军还是直捣虎穴都足够用了,最迟来年秋天就可以结束战斗。
很显然,宰相还是在拐弯抹角地伸手向皇帝要兵要钱。不久之后,讷亲又修正了自己的判断,他说一年时间恐怕不够,敌人狡猾无比,而且困兽犹斗,逼得太急了反而对咱们不利,因此咱们不如把他们团团围困,等敌人累得受不了再打,不过这样的话,彻底解决金川问题恐怕起码还要两三年时间,“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
这些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自然让乾隆感到不可理喻,他批示道:“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你丫说话到底有没有准,难道攻也是你守也是你,你要内外都有理吗?皇帝愤怒地指出,“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能干你就干,干不了你就给老子滚回来!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乾隆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的用人完全失误,他不得不决定再次换将。而这一次,鉴于讷、张二人将相不合政出多头的惨痛教训,皇帝打算将金川前线的领导班子连锅端起,讷亲和张广泗一个不留地统统扫地出门,定要换上一个百分百靠得住的人去坐镇才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助理宰相即协办大学士、已故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本文的清方大BOSS——傅恒国舅爷姗姗来迟,终于等到他出场的时间了。
傅恒的一个伯父在那部著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经常露面——马齐,尽管他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位姓马的汉人,但这位康熙、雍正朝的宰相其实是满洲镶黄旗人,全名应为富察.马齐。马齐和他的弟弟马武在康雍两朝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直可以与当年的“佟半朝”媲美,人们甚至编了句顺口溜说“二马吃尽天下草”。清朝史官也写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
很可能是出于笼络大臣之目的——马齐兄弟曾是八爷阿其那的死党,新皇登基需要做出和解的姿态——继位后的雍正主动和富察家联姻,让自己的儿子弘历娶了马齐、马武的侄女,这个姑娘就是后来的孝贤纯皇后。尽管婚姻的初衷大概是缘于政治,但弘历也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和他的结发夫人感情却一直很好。富察皇后的父亲李荣保(又是一个名字类似汉人的满洲人)死的时候,她的小弟弟傅恒还没有成年,因此姐姐便承担起了教养的重任,身为姐夫的乾隆是看着小舅子傅恒从小长大的,郎舅二人的关系显然非同一般。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富察皇后病危,临终前她亲手把幼弟托付给了丈夫,乾隆含泪答应。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傅恒已经是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兼内大臣,相当于中央军委委员、财政部第二副部长兼皇家禁卫军首领之一,这无疑是出于皇帝的特殊照顾。姐姐病故后,傅恒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即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一年后又升为户部的一把手即尚书,并获得了议政大臣的荣誉头衔。
到了金川战争陷入僵局的时候,傅恒长长的官名进一步增加,此时他已经是军机大臣(中央军委委员)、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兼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领侍卫内大臣(皇家禁卫军一把手,不过该职通常不止一人)、协办大学士(助理宰相),以及因为安排姐姐的葬礼表现“勤恪”,从而得到了姐夫授予的“三师”之一“太子太保”的高贵身份。
到了这个地步,能引起他兴趣继续攀登的高峰大概只剩下两座,一个是帝国实际的首相、军机处一把手即领班军机大臣,另一个则是帝国正式的宰相即大学士,而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傅恒拿下这两个山头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时候的帝国首相正是在金川督战的讷亲。从讷亲启程那时起,就一直有种谣言在京师流传,说首相的离开其实并不是因为前线军情真地那么紧急,而是因为皇帝要给自己的小舅子腾出坑儿来。讷亲肯定也听到了这些言语,他在金川打得三心二意,部分原因大概也与此有关。
对于这位“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的人精首相来说,自己的这个主子虽然表面一向标榜祖父康熙的“宽仁”,但自从老婆病死以后,突然成为鳏夫的乾隆性情大变,让大臣们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伴君如伴虎”的危险,难保皇帝不打自己的主意,通过把首相位置转让给国舅爷,以实现对皇后临终时的承诺。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乾隆多次表示“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但时不我待,首相显然已经等不及了,他屡屡上书要求返回京师述职,“讷亲惟请还京面对”,搞得乾隆不厌其烦,渐渐起了杀机。
乾隆十三年农历九月,皇帝终于下定决心,派遣一个名叫富成的大内侍卫去前线拘押了讷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帝国首相“双规”,要他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认真交待问题。出了例行调查之外,皇帝还给了富成一个特殊任务,要他认真观察讷亲的举止言语,并将情况及时向自己汇报。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根据富成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乾隆亲手整理出了讷亲的罪状,前后达好几千言之多,大致内容如下:
一、贪生怕死,临阵退缩:“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先士卒退。”这些应该都是事实,做为清军的最高统帅,讷亲在战场上的不称职人所共知,应该没什么可辩解的。
二、表里不一,文过饰非:“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这条也说得过去,讷亲和张广泗一样,始终在拼命推卸责任,尤其是后来,奏章差不多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显然宰相已经方寸大乱,皇帝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酒囊饭袋的不负责任,使得自己无法了解到前线的真实情况。
三、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这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且不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能不能像任举那样“像吃糖那样高兴地去死”,就算俗语所谓“慈不掌兵”是真的,那也应该由任用他的人——也就是皇帝——来负上相当一部分责任,更何况,一向睚眦必报的帝国首相压根儿就没有过慈悲的名声。
与此同时,与讷亲争斗不休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也被罢官,皇帝的理由之一是张广泗故意对讷亲使绊子即“附和推诿”,二是讷亲弹劾张“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三是岳钟琪弹劾张“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最后,“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也就是皇帝以贻误军机的大罪,下令将张广泗押解京师受审。
讷亲和张广泗留下的职位——经略大学士和川陕总督——全由傅恒接任,在他抵达前线前,经略和总督则分别由清军两员宿将——岳钟琪和傅尔丹代理。为了让国舅爷这个经略大学士当得名正言顺,乾隆下令将其由协办大学士提升为保和殿大学士,不仅如此,皇帝还规定从今天起,保和殿大学士居诸殿阁大学士之首,也就是说傅恒已经是帝国法定的首相。
似乎还嫌不够似的,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乾隆竟然又将太保头衔授予了小舅子,这可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之一啊!以往获得“三公”荣誉的要么是死后追赠的大功臣,要么是鄂尔泰、张廷玉那样行将就木的重量级老头子,而傅恒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从此以后,傅恒彻底取代了讷亲,成为天子之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宣力大臣”。
新官上任三把火,国舅爷接管清军指挥权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把所有小伙伴们都彻底惊呆了——他竟然要将绝色美女阿扣斩首!
(待续)
有点儿事情要处理,剩下的下回再贴。
另外据春秋的老胡考证,当时阿部规秀已经被任命为天皇侍卫官,在这个位置上呆过,事后没有不升职的
据春秋的老胡考证,当时阿部规秀已经被任命为天皇侍卫官,打完这仗就去赴任。在这个位置上呆过,事后没有不升职的
所以这个成果其实还是被低估了的
他们是:
瀬川章友少将:1927年(昭和2年)7月26日 - 1931年(昭和6年)
阿南惟几中佐:1929年(昭和4年)8月1日 - 1933年(昭和8年)8月1日
町尻量基中佐:1930年(昭和5年)5月20日 - 1935年(昭和10年)3月15日
石田保秀中佐:1931年(昭和6年)8月1日 - 1935年(昭和10年)8月1日
川岸文三郎少将:1931年(昭和6年)8月1日 - 1934年(昭和9年)12月10日
后藤光蔵少佐:1933年(昭和8年)12月10日 - 1938年(昭和13年)7月15日
中岛铁藏大佐:1933年(昭和8年)8月1日 - 1937年(昭和12年)3月1日
酒井康中佐:1935年(昭和10年)3月15日 - 1937年(昭和12年)8月2日
四手井纲正中佐:1935年(昭和10年)8月1日 - 1939年(昭和14年)3月9日
町尻量基少将:1937年(昭和12年)3月1日 - 1937年(昭和12年)10月5日
清水规矩大佐:1937年(昭和12年)8月2日 - 1941年(昭和16年)3月1日
沢本理吉郎中佐:1937年(昭和12年)10月5日 - 1941年(昭和16年)9月23日
徳永鹿之助中佐:1938年(昭和13年)7月15日 - 1942年(昭和17年)3月2日
横山明中佐:1939年(昭和14年)3月9日 - 1942年(昭和17年)12月20日
坪岛文雄少将:1941年(昭和16年)9月1日 - 1945年(昭和20年)4月1日
山县有光中佐:1941年(昭和16年)3月1日 - 1944年(昭和19年)12月21日
尾形健一大佐:1942年(昭和17年)3月2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30日(废止)
清家武夫大佐:1942年(昭和17年)12月1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30日(废止)
吉桥戒三中佐:1944年(昭和19年)12月21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30日(废止)
小池龙二少将:1945年(昭和20年)4月1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30日(废止)
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人都是中下级军官出任,将官只有五人,只占总数25%,且毫无列外都是少将,其余都是校级即佐官,许多人甚至只是少佐。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事实上,如果把范围放宽到明治和大正时期,甚至还有大尉和中尉出任的,比如广幡忠朝中尉和渡边凑大尉。
真正的要职,其实是侍从武官长,从明治时期起,最小也是中将,昭和时期的武官长有四人,他们是本庄繁中将,宇佐美兴屋中将,畑俊六大将,以及莲沼蕃中将,他们才是有机会成为大佬的重量级人物。
由此看来,如果阿部规秀真地成为侍从武官,那他就是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将侍从武官,混迹于一大堆大佐、中佐、甚至少佐的同事中,显然是很尴尬的,这个职位对于那些校级军官来说也许是上升的台阶,但对阿部规秀中将很可能就是养老院了。
当然了,不是说普通侍从武官提升的机会少,比如日本战败时自杀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就担任过侍从武官,不过他当时仅仅是个中佐,他后来成为将军显然有更多的原因。另外,虽然阿南惟几考了四回才考上陆大,但相比根本没上过陆大的阿部规秀,他的优势要大得多。
阿部规秀于陆军士官学校十九期的1068名同学之中,在他晋升中将时,一共也只产生十余名中将。这一期的毕业生中,成为大将的有五人:今村均、田中静壱、塚田攻、河辺正三、喜多诚一。其中今村均、田中静壱、塚田攻都是1938年晋升为中将,只比阿部规秀早一年;而河辺正三、喜多诚一则都是1939年才晋升中将,和阿部规秀是同年的。
而成为天皇侍从武官的,以大佐的军衔当上侍从武官的清水规矩,卸任后成为41师团师团长,日后成为第五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就是这个军的第一任司令官);仅仅只是以中佐的军衔当上侍从武官的沢本理吉郎、德永鹿之助、横山明,日后也都能够当上要职,三个曾经的中佐,分别成为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部附兼伪缅甸军军政顾问、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第18师团参谋长。
据此可见,阿部规秀在黄土岭没有被八路军用迫击炮击毙的话,无疑是或会有机遇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和他的这五位同学一样,取得陆军大将的军衔,随之担任更关键的日军军职。
涨了很多姿势,非常感谢,可惜只能宝推一次。
楼主对当时中欧军事技术的差距对比的描述尤为宝贵,非常感谢!
雕楼内部上下用木梯还是其他?
如果用木梯或隔层依靠木柱子就好办
只要火力组压制住敌方射击口(乱抛石头谁中彩怨命不好),突击队往射击口里扔1-3斤的火油罐,几十枚就够了
另外纳闷金川的火枪相对来说怎么那么先进
还有大量火药怎么解决的
据说,当得知阿扣已经来到自己军营的消息后,讷亲欣喜若狂立即接见,刚看了一眼,他立刻就给震了,只见她艳光四射神采奕奕,那种充满着野性的美在中原女子身上完全看不到,当真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就这样,阿扣搞得我们的宰相大人五迷三道,他当场就惊叹道:“世上竟有这样动人的尤物吗?!”
讷亲马上大摆筵席欢迎阿扣一行,随后整整三天,他都与阿扣粘在一起,一步也不舍得迈出寝帐。
自从得到美人后,帝国首相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再也不理军务,而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则凭借一顶硕大的绿帽子洋洋得意,每日里在清军大营狐假虎威上串下跳,排场大的惊人,把总兵、副将统统秒杀,不仅如此,他自认为领回阿扣立有大功而怡然自得,竟然不思进取,再也不提与金川军和谈之事。
良尔吉的行为很可能是有人授意的,因为任用良尔吉的张广泗也想把和谈这事拖下去,他认为时间一长,自己的老对头岳钟琪没啥战绩,必定会被皇帝召回治罪,到那时候再与金川谈成的话,便都是自己的功劳了。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阿扣独宠专房,良尔吉飞扬跋扈,讷亲沉浸酒色,张广泗又故意不作为,清军大营早已怨声载道。
其中最郁闷的,无疑就是岳钟琪了。他和傅尔丹被重新启用后来到金川前线,可至今却寸功未立,让本想戴罪立功的他俩寝食难安。这不,前一阵子乾隆已经专门下旨责问,皇帝说自己搞不明白,这样两员曾在青藏高原威风八面纵横驰骋的宿将,怎么会在小小的金川毫无作为,难道朕起用你们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搞得岳钟琪更加有苦难言,皇上啊,不是俺老岳不想打,是他老张处处给俺小鞋穿,要兵没兵要钱没钱,俺实在是没力气打啊!
如果说职场的压力已经让岳钟琪不堪重负的话,那么感情的羞辱,则使这位名将彻底颜面扫地。野史写道,当得知阿扣随丈夫离开的消息后,老岳开始以为是张广泗指使干的,于是赶紧派人打探,但老张早有预案,到处散播这两口子已经逃回老家大金川的谣言,让探子信以为真。
岳钟琪果然上当,立即请求讷亲火速攻打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早知端倪的宰相笑而不应,只是劝老岳先准备着,过几个月没结果再动手不迟,现在还不能破坏了和谈的大局嘛,老岳见状只好悻悻而退。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以后,岳钟琪当然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美人早被宰相自己金屋藏娇了!尤其是当老岳得知,每次张广泗去讷亲那里办事时,阿扣都会找机会和他聊几句,据说态度极其“亲狎”也就是亲密得到了不顾旁人在场的地步,而另一方面,美人对讷亲却越来越待答不理,和宰相在一起的时候神情也极其落寞,显然已经再次移情别恋。得知此事,岳钟琪心如死灰,从此与阿扣彻底恩断义绝。
原来,那张广泗虽是读书人出身,但生得身躯伟岸相貌堂堂,加之久历战阵身体倍儿棒,而长坐办公室不动弹的讷亲官儿虽然大,却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其臃肿猥琐的形像让美丽的阿扣越来越讨厌。前面说过,她的最终目标可不是当讷亲的外室,而是要进皇宫做娘娘,之所以舍弃英武的张、岳二人投入宰相的怀抱,其实只是想把讷亲当做向上的阶梯,时间一久见进宫遥遥无期,心中自然颇为后悔,对讷亲也就不那么恭顺了,颇有与老张鸳梦重温的意思。讷亲当然对情敌张广泗恨到了极点,整天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把老张弄回川陕总督或者云贵总督的原任上,好独占阿扣。
就这样,讷亲向皇帝状告张广泗“老帅糜饷”、“玩兵养寇”,最终导致老张以“贻误军机”的大罪,被“夺官逮至京师”,而由于讷亲本人由于久离朝廷,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屡屡请求进京面圣,也让乾隆十分恼火,最后干脆连锅端,你也别再干了。
野史写道,在两人罢官过程中,岳钟琪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老岳一生戎马踏遍雪西两域,天下粉丝多不胜数,据说连皇帝的小舅子傅恒宰相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能被朝廷重新启用,傅恒在暗中功不可没。现在,金川前线将帅们的八卦源源不断传到京师,如此劲爆的桃色新闻让满朝一片哗然,傅恒见机会到了,立刻派人告诉老岳,让其赶紧抢先举报。老岳依言而行,上表弹劾讷亲和张广泗的种种不法行为,而火力攻击的重点自然放在了老对头张广泗的身上。
鹬蚌相争的宰相与总督终于在劫难逃,渔翁得利的国舅爷则顺利取代了二者的位置,以经略大学士兼川陕总督的身份,成为金川前线无可置疑的最高领导。出征之时,为了给自己的小舅子提供最好的保障,乾隆还特赐花翎二十根和蓝翎五十根做为前线将士立功的奖赏。
清制武职五品以上,文职巡抚兼提督衔及派往西北两路(清朝将庞大的西北边疆沿额尔齐斯河分为两大块,分别管理,不过金川战争时还没有这种划分)的文职大臣,以孔雀翎为帽饰,缀于脑后称花翎,除因军功赏戴者外,一旦离职即要摘除;而六品以下则戴鶡鸟尾羽,称为蓝翎。说白了,这两种东西就是古代的军功章,虽然代表着崇高的荣誉,但却不值钱。
然而,皇帝的支持并非都是惠而不实,他还拨下十万两白花花亮闪闪的银子,要知道这些阿堵物可不是维持军队日常开支的军费,而仅仅是供国舅爷赏赐有功部下的额外奖金而已。
您要是荣誉终于生命,像任举那样兴高采烈地去“甘死如饴”,那么花翎、蓝翎随便您挑;而您要是像土司们那样见利忘义,不给钱就是不干活,国舅这儿钱也多的是,只要您肯为咱相爷卖命。显然,皇帝这次是下了血本了,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乾隆十三年农历十月,经略大学士傅恒正式由北京启程,乾隆特地在重华宫给他赐宴壮行,席间还赐了一首过分矫揉造作而读起来却颇有些狗屁不通的歪诗,诗曰:
壮龄承庙略,一矢靖天狼。
番部蕞个蠢,王师武必扬。
慰予西顾久,嘉汝赤心良。
挞伐敉么寇,抚绥集众长。
斯能成伟绩,用干不庭方。
儜看销兵气,敷天日月光。
不仅如此,为了这次远征,皇帝亲自到满族祭拜神灵的堂子,向自己祖先留下的两面神圣军旗——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举行了隆重的告祭典礼。傅恒离开京师时,乾隆命皇子以及大学士来保等率众大臣将国舅送出四五十里地远,一直到北京西南门户的良乡(今房山区良乡镇)才告别。对于这场隆重的出师典礼,清人笔记写道:“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咱国舅爷这排场大的啊,已经有好几十年没见过啦!
书中暗表,傅恒这次可不是一个人去的,除了大批军士外,他还带了一大堆随从,其中有两个人咱们大概并不陌生,一个是前重庆镇总兵马良柱,另一个则是前松潘镇总兵哈攀龙,您也许还记得这哥俩吧?
当时,马良柱率兵与金川军苦战,双方正僵持不下,突然天降大雪,清军粮草断绝后不得不仓皇撤退,由于跑得过于狼狈,枪炮军服扔得满地都是,最后都被金川军得了去。此事让张广泗一本参到朝廷,导致马良柱罢官并押往京师治罪。
见到皇上以后,马总兵大吐苦水,不是俺不想给您老卖命,而是一连下了二十多天大雪,弟兄们最后一粒粮也吃不上,饿得实在动不了,那情形真是惨啊!乾隆还算是个明白人,他认为马良柱情有可原,而且任举刚刚阵亡,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这样的猛将不可多得,因而对其只是象征性地处分了一下,同时,还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
原来,虽然自己频频损兵折将,但期间清军也抓获了一些金川俘虏,因此乾隆就想啊,都说金川的碉楼厉害,可这碉楼究竟长啥模样,它究竟厉害在哪里,今儿我倒要瞧瞧。于是,皇帝便命令马良柱带领这些金川俘虏,跑到今天北京香山那一片儿地方盖起了碉楼,乾隆的理由是要让京师禁军们学一下如何用云梯。
山寨碉楼落成后,乾隆亲身莅临指导。京师禁军现场演示如何爬云梯占碉楼,其过程很可能平淡无奇,因为按照香山现存遗迹来看,这些碉楼修得既矮又胖,与金川直插云端的修长战碉判若云泥,清军的制式云梯自然很容易搞定,估计是马良柱等人为了让禁军爬得方便些,才故意这么干的。
这场闹剧的高潮来自于马良柱本人,他当着皇帝的面,现场练开了家伙事儿,只见此人挥舞着一条沉重的铁鞭,上下翻飞左右腾挪,直看得乾隆头晕目眩,继而龙颜大悦,当即予以赏赐——“良柱起舞鞭,称旨,赐大缎、荷包”。皇帝一高兴,得了,你也别委屈在这儿盖楼了,还是和我小舅子一起回金川吧!就这样,马良柱以副将衔风风光光地衣锦归来。
至于另一位总兵哈攀龙,他因色尔力战碉群的失败而成了讷亲和张广泗的替罪羊,被罢官等待处理。但乾隆感觉此事可疑,于是“责攀龙自陈”也就是让他自己说明情况。被冤枉的哈攀龙当然不会承认罪状,他将金川前线的种种内幕统统爆料,尤其是自己“屡克卡杀贼报广泗,广泗不以入告”的重大冤情,更是添油加醋地向皇帝哭诉。
几番陈述后,各种情况一番核对,皇帝感觉哈攀龙说的不像假的,便将此事暂时搁置下来,也没怎么为难他。后来,讷亲、张广泗双双罢官,乾隆便借机宣布已经调查清楚,哈攀龙是被张广泗给黑了,随后让他与马良柱一起,辅佐傅恒杀回了金川。
显然,乾隆这一用人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已身陷囹圄却突然获得解放,马、哈二人自然会对皇帝感激涕零,也肯定会为皇帝的代理人傅恒拼死效力。况且他们也明白,与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傅恒相比,讷亲和张广泗简直就是浮云,跟着皇帝小舅子一起干的前途,远比跟着那俩倒霉蛋要宽广得多,即使不多动员,为了自己将来的职场生涯,两人也会自己去打鸡血提神。
讷亲与张广泗双双被捕之后,突然失去靠山的金川酋长良尔吉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他突然接到请贴,说是清军副将马良柱邀他带着老婆阿扣一起去做客。众人都知道马副将是来给当朝国舅打前站的,良尔吉巴结还来不及,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和阿扣收拾停当,带着一些随从的女奴,直奔马良柱军营而去。
途中到了一个叫做邦噶山的地方(具体位置不详,有可能是金川藏族的神山嘎达山一带),良尔吉、阿扣一行突然遇见了另一拨人,一看还认识,原来是张广泗的前谋士王秋,他说自己也接到了马副将的邀请,要他前往军营议事。一核对情况,这几个都是人精啊,马上感觉此事蹊跷——怎么会这么巧,突然让咱们一起过去呢,据说此前岳钟琪就向皇帝告状说咱仨都是奸细,可别不是要一网打尽吧?
正在此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两拨人马还没有反应过来,漫山遍野的清军立即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那人面相凶恶无比,一条铁鞭舞得花团锦绣,不是马良柱又是哪个?
良尔吉心知不好,他连忙满脸堆笑,上前正待请安一探究竟,哪知马良柱一言不发,当头便是一鞭,顿时打个半死一头栽下。阿扣等人大惊,正想拔刀,却见清军早已纷纷逼上,面对着白森森的刀剑和黑洞洞的火枪,金川众人眼看无力反抗,只得束手就擒。
原来,这正是傅恒设下的计策,就在离开北京的路上,他专门请示乾隆要对良尔吉等人采取断然措施,随即派出马良柱辣手摧花,史载:
“傅恒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
其实对于这几个导致清军将帅丑闻缠身名誉扫地的藏人,乾隆早就想修理了,此前他曾专门派出一名大内侍卫前往金川,想征得张广泗同意后将他们统统正法。但没想到,侍卫却空着手回来报告说,张广泗死活不答应,声嘶力竭地表示杀了他们几个会出大事的,总督大人还撂下了这样的狠话:您要是非要杀他们,那就先杀了我吧!见老张一怒为红颜如此坚决,皇帝只好悻悻罢手。
现在良尔吉、阿扣的两大靠山讷亲和张广泗统统倒台,听自己的小舅子旧事重提,乾隆难免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不仅立即批准,还愤愤不平地说:张广泗庇护这几个家伙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军中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罪行,只是因为害怕他们上面有人,才不敢举报罢了。
至于处死他们的细节,事后在给乾隆的报告中,傅恒写道: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因犯下泄露军事机密,欺压兄长、通奸嫂子等种种大罪,可谓恶贯满盈,我已经在乾隆十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将良尔吉在军门斩首示众。他的老婆阿扣,也已经在十天后的二十二日,于我军美诺大营被正法,她的首级正在四处传示。至于汉奸王秋,我将他押赴我军卡撒大营,待审理清楚后再处以极刑。”
而野史中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岳钟琪公报私仇兼杀人灭口。据说,讷、张二人被罢免后,老岳临时代理经略大臣,成为金川前线的最高领导。他当机立断,拿到印把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立即逮捕良尔吉、阿扣、王秋,把他们连同阿扣那些了解自己隐私的贴身女奴们,赶在傅恒到来前,砍瓜切菜一个不留,统统给嘁哩喀喳了。老岳终于彻底出了这口恶气,而且对方所有当事人都已经死无对证,己方的人更不敢多说什么,他也就算把自己从阿扣的裙子底下摘出来了。
可怜绝代佳人终成红粉骷髅,不知那颗正在到处展览的滴血美人头,是否仍颜色同生眉目如画?其实,从成绩来看,她完全可以安详地瞑目了——身为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死间,通过最大程度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身体,阿扣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虽然不幸身死命灭,但阿扣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她不必在二十多年后,亲眼看到故园的彻底毁灭和亲人的身首分离。
突然想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敌对双方都共同传唱的那首忧伤歌曲——《Lili Marleen》(莉莉.玛莲),对于自主或不自主卷入战争的女性们,她们中大多数的命运也许注定都将以悲剧收场吧:
Vor der Kaserne(在军营之前)
Vor dem gro?en Tor(在大门之前)
Stand eine Laterne(有一盏明灯)
Und steht sie noch davor(至今依然点亮)
So woll'n wir uns da wieder seh'n(我们要在那儿再见一面)
Bei der Laterne wollen wir steh'n(就站在那盏灯下)
Wie einst Lili Marleen.(再一次,莉莉.玛莲)
Wie einst Lili Marleen.(再一次,莉莉.玛莲)
Wie einst Lili Marleen.(再一次,莉莉.玛莲)……
至于那个被清廷称为“汉奸”的王秋,下场则更要悲惨,他不但本人被杀,还连累两个儿子也丢了性命,而更让乾隆火冒三丈的是,王秋竟然给自己这两个儿子起了极为拉风的名字:一个叫王者师,另一个叫王者宾。
对于自己这两个不请自来的师傅和宾客,皇帝愤愤不平地给傅恒批示道,如此狂妄自大的邪逆之徒,简直就和夏如春一个德性啊!这些“汉奸”心怀不轨,到处造谣生事,各省督抚今后必须要多加留意,一旦发现类似情况,就要严惩不贷!
乾隆提到的夏如春是贵州黔西的会道门头头,本是四川人,据说得到过两本“天书”,书上都是兵法阵图、呼风唤雨、遁甲符咒之类的神奇法术,他便自认为受了天命。后来,夏如春生了个儿子,既然自己受了天命,那自己的儿子自然就是天子啦,他赶忙找来几个道士和秀才做表章告天,老道装模作样半天,终于向他传达了天意,说你儿子日后必有天下之分,可不要老呆在家里给耽误了。
于是自乾隆三年起,夏如春就老带着自己这个日后能当天子的儿子出门,在四川、贵州等地到处传教,“以妖言煽惑”。为了向教徒们筹集经费,夏如春对大家许诺,说将来俺孩子当了皇帝,必定百倍报答你们。后来,夏如春被当时总督云贵的张广泗拿获,与他号称有天子命的儿子以及众多信徒们一起,统统掉了脑袋。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皇帝定性为与夏如春性质相同的王秋,被捕后招认的情况,却对擒杀夏如春的张广泗造成了致命打击。王秋供称,张广泗从阿扣前夫小金川土司泽旺、阿扣后夫良尔吉以及阿扣本人处勒索了大量金银财物。乾隆大怒,认为张广泗吃相太难看,简直是贻笑蛮夷,丢尽了朝廷的脸面。鉴于老张被抄家时并没有发现多少财产,皇帝认为肯定被他私下转移了,于是下令将张的儿子和家仆锁拿刑部严加审问,同时要求各省督抚必须配合严查,决不能漏过一两银子。
王秋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何时被处死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大概在乾隆十四年初。从此人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暗中帮助金川方面、故意扰乱清军指挥系统,应是确切无疑的,但与此同时,并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他与传说中的反清复明运动有任何关系。
我们从乾隆对他的定性来猜测,王秋很可能是个与夏如春类似的秘密社团首领,但与夏如春不同的是,王秋对满清心怀异志大概是肯定的,但却未必想自家登基坐殿,而可能是想辅佐莎罗奔成就一番大事,否则他也不会为儿子取名“王者师”和“王者宾”了——这哪是要当皇帝的样子,明明就是大忠臣诸葛亮的做派嘛。
乾隆十三年的年底,当凛冽的寒风呼啸过青藏高原的时候,经略大学士傅恒终于抵达了金川前线。从京师到藏区,途中大概走了不到两个月时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这个进度并不慢,甚至可以说相当快了,要知道庆复出征的时候,磨磨蹭蹭过了半年还没有到呢。
其实,乾隆并不担心傅恒行动迟缓,反而怕他走得太急伤了身体,故而多次下旨要他“爱惜精神,务自爱养”。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刚刚死了老婆的乾隆对小舅子关照得无微不至,他听说傅恒每天“起身甚早,行走甚急”,便要求大学士的随从们“留心视大学士体中若何,如行走从容,则可不必劝阻,倘稍有勉强,伊等即当竭力劝阻”。为了避免傅恒不听劝阻执意疾行,皇帝还苦口婆心地指示随从们说,“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公平而言,尽管是含着银汤匙出生,但与前两任主帅张广泗和讷亲相比,国舅爷的工作作风实在是踏实得太多了,三人的工作态度更是判若云泥,而傅恒的工作强度之大,甚至让当时正扮演加班狂角色的皇帝也感到担心。在一份上谕中,乾隆写道:
“经略大学士跋涉长途,冲寒前进,日间既鞍马劳顿,入夜又须将朕商定机务一一详悉办理陈奏。”数九寒冬,每日长途跋涉,白天骑马赶路,晚上又要给我写奏章商量事情,真是难为你了。
“朕虽屡经降旨令其节劳,而既有传谕事宜,在途次势不得不于驻宿之地查办,目下已至军营,诸事并集,悉烦经画,仔肩更重,调度更繁,精神更宜爱养。”虽然我一再让你注意身体,但迫于军情紧急,你只能在每晚赶路的间歇来处理事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等到了金川大营,军务更多责任更重,你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好好保养。
“日间虽无事驰驱,可以料理诸务,至夜间则宜稍为憩息,断不可复加勤瘁,以释朕悬注。”你白天忙碌也就罢了,到了晚上一定要尽早休息,可别再连夜加班了,以免让我担心。
“现今军行旁午,朕刻在殷怀,经略大学士启处不遑,朕亦切为廑念。而万几在御,宵旰时勤,若更因经略大学士之夙夜殚心,萦神远注,不益重朕西顾之虑耶。”皇帝对小舅子不仅晓之以理,更动之以情,派你出征是为我分忧,可如果你累坏了身体,不是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吗?
皇帝还举了个例子,“即如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就拿今天接到的这道奏章来说吧,我注意到它是丑正二刻(大致相当于凌晨两点多)发出的,如果你不是彻夜加班的话,怎么可能那时候还办公呢?
“抵营后,倘仍似此劳瘁,实非朕拳拳驰谕之意。经略大学士其善体朕意。加意保重。”姐夫对妻舅惇惇教诲道,抵达军营后,如果每天还像这样劳累,那我就要狠狠批评你了。你要仔细体谅我的心情,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收到这些充满温情的家书般的圣旨,前线的傅恒想必会感激涕零吧。此后,国舅爷为皇帝兼姐夫东征西讨,简直成了乾隆朝的救火队员,雪山峡谷,大漠孤烟,到处都留下他疲惫的身影,直至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一病不起,不到五十岁便撒手人寰,让乾隆不由得哀叹“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
这对郎舅之间,你说帝王心术也好,士为知己者死也罢,总之他们确实成就了所谓君臣知遇的范例,而这位“第一宣力大臣”的盖世功业,正是从这小小的金川开始的。
与另一位“第一宣力大臣”、他的前任讷亲相比,除了与皇帝的关系非比寻常之外,此时的清军最高统帅傅恒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失败之后,乾隆给他制定的目标,不再是赢得胜利,而是要想方设法,尽快结束这场让天朝丢脸的战争。
(待续)
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外,金川战争也给尚处在鼎盛时期的清朝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据统计,当乾隆十三年底傅恒抵达金川时,清朝户部的存银已经从乾隆十二年的三千二百多万两减少到只有二千七百万两。如果按照现代财务制度,这算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体现的是货币资金在期初和期末的变化。
要是从现金流表来看,则压力更加明显——后人估计,前后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金川战争总共花了清廷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而乾隆初期帝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万两白银左右,直到乾隆二十年才突破四千万两。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帝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都填入了金川这个方圆不过几百里的无底洞。
因此,在派傅恒出征之前,收支越来越吃不消的乾隆已经决定,如果自己的小舅子能一战成功当然更好,但如果他仍然无法突破僵局,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以省币费,以惜人力”。换句话说,不堪重负的皇帝已经动了撤军的念头。
其实消耗是双方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此时的金川方面,也到了几乎灯枯油尽的地步。
后世学者研究认为,金川所在的嘉绒地区,既有农业又有畜牧业。但是,金川在畜牧方面,缺乏大片大片的肥沃草场;在农耕方面,仅在河谷地带和半山腰能够栽种青稞、荞麦、碗豆等杂粮,而且耕作技术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当地农牧兼有,但无论牧业还是农业,水平都不高,因而经济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当初张广泗接管最高指挥权开始,清军就逐渐切断了金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我们一再强调,金川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战略纵横几乎没有,加之本地经济相当落后,因而清军实施全面封锁之后,金川军的供给只能靠吃老本来硬撑,时间一长,自然越来越捉襟见肘。
经过一年多的包围,等到傅恒来到金川的时候,当地土著居民已经处于绝粮断炊的绝境,即使莎罗奔土司驻扎的勒乌围和他的侄子郎卡镇守的噶尔崖,金川这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也不例外。据一些投降清军的当地人称,除了勒乌围还有极少量的粮食储备外,包括噶尔崖在内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断粮,几乎所有人都饿得受不了——“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他们还说,现在粮价已经涨上了天,一两银子最多也只能买到十五碗青稞。
另一方面,金川的人力资源也几近枯竭。当地人口只有数万,从中选出几千士兵已经是抽丁的上限了,尽管金川军胜多败少,而高高的战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保护,但莎罗奔毕竟没有乾隆那样几乎无限的人力补充,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损失无论多小可也是损失啊。早年曾在岳钟琪帐下屡立战功的大金川土司完全清楚对手拥有怎样可怕的资源,如果清军不顾伤亡持续进攻,自己这几千号人马迟早是要一个个拼光的。
看到这里,也许记性好的读者会有疑问了,你说得不对吧,前面不是写了,有不少西藏来的喇嘛加入了金川军吗,为此乾隆还曾怀疑藏王颇罗鼐和达赖喇嘛是不是别有用心故意派他们来捣乱,怎么现在又说金川军没有人力补充呢?
其实,乾隆当初的怀疑很可能是先入为主了,在皇帝的潜意识里,也许认为所有的藏人都是信喇嘛尤其是信黄教——即清朝重点扶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的,而事实上,金川人虽然属于嘉绒藏族,但他们却并非黄教徒,甚至,当年这些人连佛教徒都不是,他们信仰的是一种曾与佛教不共戴天的宗教——苯教。
苯教即苯波教,在民间俗称“黑教”,它是藏区最古老的宗教,信奉万物有灵,推行鬼神崇拜,许多学者认为它其实是萨满教的一种,“苯波”就是对该教巫师的称呼。苯波教曾是强盛一时的西藏吐蕃王朝的国教,后来由于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势微。
当时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十分激烈,甚至直接导致了吐蕃的灭亡——帝国的赞普(即君主)、狂热的佛教徒热巴巾被苯教大臣谋害,而扬苯灭佛的继任赞普朗达玛则又被佛教僧侣刺杀。群臣分别拥立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吐蕃各地陷入群龙无首的军阀混战,强大的帝国最终解体,具体经过这里不再赘述。
吐蕃之后,随着佛教的再度复兴,西藏本土进入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苯教节节败退,其中心渐渐迁移到包括嘉绒地区在内的藏区边缘地带,而大小金川地区的嘉绒第一神山墨尔多,遂成为苯教新时期最重要的神山。今天,除了四川阿坝外,西藏林芝、甘肃甘南、四川甘孜和青海的部分牧区也还有少量苯教寺院存在,但该教早已不是藏区的主体宗教。
据说,被赶出西藏中心的苯教徒痛定思痛之后,明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于是吸收了大量佛教的经典教义和表现形式,形成了与原始苯教(俗称‘黑苯’)区别较大的雍仲苯教(俗称‘白苯’),这种新型苯教剔除了以往血祭杀生等诸多不合时代的旧貌,最后除了一些细节方面,其外形与藏传佛教已没有太大区别。
现在大多数的苯教庙宇,第一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里的僧人也多按喇嘛着装,就连寺门上悬挂的都是佛教信徒赠送的“佛光普照”横幅,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清楚这两种宗教有什么区别,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而清人更是如此,比如在当时的官方史料中,统统把金川人信仰的宗教称为藏传佛教之一的“红教”。
人们只有进入寺中,才能感受到苯教那些特有的标志,比如采用八字箴言而非六字真言,代表吉祥的卍字与佛教正好相反等等——与佛教徒顺时针转山转湖转经不同,苯教徒采用逆时针方式来转,这是双方一个明显区别。笔者也曾去过几座苯教寺院,记得当僧人介绍说寺内供奉的护法神是释迦牟尼时,不禁感慨万千,要知道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们大多来自被降伏的苯教神灵,如今到这里反而颠倒过来了。
在嘉绒藏区,苯教曾是这里的主体宗教,但现在即使在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地区(包括丹巴、金川和小金县),曾遍地分布的苯教寺院如今也很难看到了。苯教在嘉绒的衰落与金川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前包括莎罗奔等人在内,嘉绒的土司们多信奉苯教,战争中金川军也获得了大多数苯教寺院的支持,而嘉绒藏区的苯教中心——金川的雍仲拉顶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不仅为莎罗奔出粮出力,还多次组织僧侣念经,试图通过诅咒杀死清兵。
因此,那些跑来支援金川军的喇嘛,大概并非佛教喇嘛,而是各偏远藏区偷渡来的苯教僧侣,他们与西藏当局和达赖喇嘛并无多少干系。对于这些饱含悲情的殉教者来说,为莎罗奔(从留下的史料分析,此人很可能既是金川土司,同时又身兼苯教祭司)而死,很可能有着圣战般崇高的意义:在持续千年的漫长退让后,他们自认为已经退无可退,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苯教最后的圣地。
此事还可以从侧面得到旁证——清军胜利后,在乾隆皇帝的严令下,大量苯教僧侣或杀或关,当地的苯教寺院大多被迫改宗为黄教,只有少数当初支持朝廷的庙宇才得以幸免。身为嘉绒苯教的核心和金川土司的信仰支撑,雍仲拉顶寺更是被彻底摧毁,清廷后来在其原址上兴建了黄教的广法寺,乾隆亲自下令该寺由京师直接选派黄教喇嘛进行管理。
显然,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从金川战争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使得苯教的嘉绒最终变为佛教的嘉绒,因而他们也不太可能让自己人火中取栗,匪夷所思地为异教徒对抗强大的官军。
就在两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金川土司莎罗奔偷偷给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绰斯甲安抚司去了一封信,后者当时加入了清军阵营,派土兵配合官军共同攻打大金川。绰斯甲土司战后并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不断加官进爵,其统治一直延续到解放,这封信的内容因而能够保存至今。
在信中,金川土司恳请绰斯甲土司看在双方都是苯教徒的份上,别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莎罗奔写道:
“我促浸(注:大金川的别名)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都是《甘珠尔》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神像都是一样,你想要是我们促浸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这一带传这雍仲苯教的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仲苯教也就完了。”
《甘珠尔》本来指的是藏传佛教大藏经,更确切的说是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分,以与注疏部分的《丹珠尔》区别。前面我们说过,苯教徒逃离西藏中心后,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教义内容和表现形式,其中就包括学习对手也像模像样地搞出了苯教自己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莎罗奔这些话的意思是,请绰斯甲土司勿忘同教兄弟的情谊,不要支持异教徒,否则会严重危及苯教信仰的生存。
但是,绰斯甲土司并没有接受规劝,反而变本加厉地帮起了清军,究其原因,并不是此人天生犯贱非要搞窝里斗,而是他实在不敢把宝压在教友莎罗奔的身上。
为了支持自己的小舅子,乾隆可谓花了血本,亲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朕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朕实为之抱惭。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为此,皇帝下旨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四川、京师、东北等地再增派三万五千名满汉官兵参战,加上原有的汉土兵丁,金川前线的清军总兵力已经突破了六万,这个数目很可能大大超过了金川的全部人口。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清军具有二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微薄的绰斯甲土司怎么敢轻举妄动。
为了鼓舞士气,乾隆专门向金川前线的将士们颁发了谕旨,里面写道:
“金川用兵几及二载,尚未成功,固由士卒不能鼓勇登先,摧锋陷阵,然亦非独士卒之过也。”仗打到这个地步,虽然有官兵们不努力的因素在,但也并不全是你们的责任,放心,朕是不会追究普通官兵的过失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对此负责呢?皇上说了:“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毫无谋略,畏缩懦怯,并未身亲督战,而且号令不明,赏罚不当,将弁因而效尤。至临阵时,亦择可以障蔽之地为全身计,惟令士卒冒险受伤,士卒独非身命乎?”显然,乾隆把主要责任推给了这两个倒霉蛋,宣称由于他俩的种种无能和怯懦,才给士卒们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其士卒两年以来,重罹锋镝饥寒之苦,虽在军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实为主将所误,咎归主将,则伊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皇帝打一巴掌揉三揉,再次声明,朕既往不咎统统原谅你们,即使要秋后算账的话,也要算在讷、张两个混蛋的头上。
“现在经略大学士傅恒赍往内帑银两,著将汉土军士,分别赏赉,以示投醪实惠,鼓励士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傅恒宰相已经带着白花花的银子来犒劳大家了,我这个小舅子与那俩混蛋可不一样,他一定会与大伙儿同甘苦共患难,你们好好跟着他干,今后不仅有机会改过自新,表现好的话赏赐还大大的有。
乾隆这里用了个成语——“投醪”,该词出自《吕氏春秋》,讲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民共苦,有好吃的但不够大家分,他就干脆不吃,搞来酒他也不独吞,而是“流之江,与民同之”——“醪”指的是江米酿成的低度数浊酒,至今浙江绍兴还有一条投醪河,也写作箪醪河,又名劳师泽,据说就是当年勾践倒酒的那条河。
皇帝此言也不完全都是缪赞,前面我们说过,为了尽快赶到金川,傅恒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后人曾统计过他的行进里程,发现傅恒平均每天要走二百里路,有的时候一天行程甚至超过三百多里,而即使每晚歇脚的时候,他也要连夜处理公文和报告,显然这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领导干部。
鉴于火炮是唯一能威胁到金川碉楼的武器,乾隆下令,派技师到金川当地帮助清军铸造大炮,与此同时,他还把京师能搜罗到的几乎所有大炮都运去了前线,这些火炮五花八门,包括冲天炮、九节炮、威远炮等等,其中的一些在当时已经算是难得的重炮。当然,如何把这些大炮跨越山峦沟壑运抵碉楼脚下,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为傅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保障,但乾隆对这一仗其实并没有必胜的信心,他偷偷指示自己的小舅子,如果能够活捉敌军主将莎罗奔和郎卡当然最好不过,可万一这些反贼“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也就是说他们要是病死或逃走的话,“而我兵能夺取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其用事头人”,那么我军只要能夺取敌方最重要的据点勒乌围或噶尔崖,或者哪怕抓住对方一两个头头脑脑,“即可奏捷献俘,迅速返京”,便能够对天下人有所交待了,到时候你就赶紧回来吧。
显然,皇帝是让宰相意思一下就得了,见好就收不必太较真,以免夜长梦多。但是,跃跃欲试打算大展宏图的宰相,却不是这么想的。
傅恒到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震惊四座——令马良柱诱杀良尔吉、阿扣和王秋。此举无疑顺应了军心,因为除了讷亲和张广泗之外,几乎所有官兵都断定这三人是金川军派来的间谍,大家宣称:“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
这话一方面确有不少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清军上下普遍推卸责任的习惯使然,既然仗打得这么糟,咱们又都不愿意对此负责,那么不如彻底一点儿,把战败的原因都推给间谍得了。
得知三人被杀后,乾隆立即宣布傅恒立下了大功,下令奖赏他双眼花翎。所谓“眼”是指公孔雀尾羽上的眼状圆,一个圆圈是一眼,清朝的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眼数越多越尊贵。清初,皇帝以及亲王、郡王、贝勒是不戴花翎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女儿的丈夫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及和硕额附即妃嫔女儿的丈夫戴双眼花翎,而五品以上的上三旗武臣即使立下大功,也只允许戴单眼花翎,文臣(不包括出任武职的文官)则连花翎都不许戴。因此对于当时的清朝官员来说,双眼花翎是难得的殊荣。
皇帝还在谕旨中强调,国舅爷对花翎不得推辞。原来,乾隆此前对傅恒日夜兼程赶赴金川的迅速行动十分满意,尤其是当他得知妻舅每天在数九寒冬“经天赦山,雪后道险”,路艰难得无法骑马,竟然只能依靠脚底板“步行七十里至驿”的时候,更是感动万分,下令赐他双眼花翎,但被一向低调的傅恒“固辞”,因此这回乾隆特意要求他“毋更固辞”。
来到前任讷亲驻扎过的卡撒大营后,傅恒见这里地势凶险道路狭窄,虽然敌人不容易打过来,可己方出击也很困难,调动起来十分不方便。不仅如此,清军驻地与金川军前哨相当近,近到了“与贼相望”的地步,而且周围到处都是做买卖的当地商贩,“杂处番民市肆中”的军营简直成了闹市,一旦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这怎么能行啊。
傅恒马上下令另找地方扎营,考虑再三,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总兵治大雄来办。大家也许还记得这个人,治大雄是云南昭通镇总兵,此前带领着手下几千名擅长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来四川助阵。之前,他所率领的人马曾跟随时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在镇压苗乱的战争中表现突出,因此老张到了四川后便特意将老下级调过来帮忙。
在惨烈的色尔力石城之战中,治大雄与任举、哈攀龙一起出阵,清军虽然惨败,但由于治大雄的队伍被安排在靠后的位置,因此基本没受什么损失,而身为张广泗老部下的他当然也没遭到哈攀龙那样的处分。老张垮台后,治大雄想必忐忑不安,但没想到新任主帅傅恒却对他和颜悦色刻意抚慰,上奏皇帝夸他“历经战阵”,还将“总理营垒”的重任交他办理。
傅恒并没有看错人,这支云贵部队在山地作战方面果然有板有眼,所选择的营盘地点非常合适。不久之后,治大雄因组织移营“措置妥协”,新老板对他十分满意并上奏皇帝请求表彰,乾隆很快赐予他孔雀花翎以示嘉奖,治大雄喜出望外,对傅恒自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治大雄这样显著的范例,张广泗旧部们的不安情绪迅速平定了下来。
事实证明,在为人处事方面,与吹毛求疵的讷亲以及任人唯亲的张广泗相比,傅恒实在是高明太多了,他不仅能让治大雄等清军旧将如沐春风,即使对明正典刑的金川间谍良尔吉的亲属,国舅也没有一棒子打死。除了良尔吉之外,阿扣的前夫、小金川土司泽旺还有两个弟弟,兄弟俩都叫朗素,为了区分,人们根据年龄分别称其为大朗素和小朗素。清军占领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之后,两朗素跟随兄长良尔吉和嫂子阿扣,一起向张广泗归顺。
这三兄弟的命运各不相同,良尔吉因串通大金川泄露军机被傅恒斩首,而大朗素则与一些金川酋长的亲属一起被带到成都做人质,后来病死在一座寺院里。与两个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朗素对新主人忠心耿耿,带领属下协助清军与大金川军拼死战斗,其表现可圈可点,在马良柱部队进攻江卡战碉群,以及任举等人进攻昔岭的战斗中,都能看到他舍生忘死的身影。
后来,见兄长良尔吉和嫂子阿扣的间谍行为越来越大胆,小朗素怕受牵连,于是托病回家。傅恒到任后,立即启用小朗素,升其为小金川副土司,命他带领良尔吉的旧部在马良柱麾下效力,由于小金川土司泽旺懦弱无能基本就是个摆设,因此小朗素成了小金川土兵事实上的首脑。
这一招十分高明,弟弟接替哥哥天经地义,总比派个外人来指挥要好得多,而以勇士著称的小朗素一向颇得军心,因此良尔吉被杀后原本人心躁动的小金川部队很快恢复了平静。感受到主帅充分信任的小朗素也没有辜负傅恒的期望,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得十分优异,史载“颇能出力”。
即使到了战后,在如何处置小朗素的问题上,傅恒仍然体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当时,四川当局担心小朗素早晚是个隐患,于是请求将他押往西藏,逼其在达赖喇嘛处出家为僧,并让驻藏大臣严加管束。在征询了首相傅恒的意见之后,乾隆颁下圣旨,宣布咱朝廷可不能过河拆桥,要公正地对待这样一个有功之人:
“小朗素无可安插,不若令其来京。”既然小朗素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置,那就来朕的身边吧。乾隆的这个前提可以说十分巧妙,完全堵死了小朗素留在金川的可能,尽管知道他忠心耿耿,但皇帝和宰相也无法保证此人今后百分百可靠,既然这样,还不如放在自己身边更安全,况且,对于一个土著酋长来说,来到天子脚下并非惩罚,而是难得的殊荣。
“如伊愿作喇嘛,即令为扎萨克喇嘛。京中庙宇甚多,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等,不一其人,讲习经典,亦属便易。如愿还俗,当授以家室,给以二、三品职衔品级,以示优奖。”至于做不做喇嘛,还是让他自己来选择吧,如果愿意出家的话,就封他个活佛当,还可以让他拜章嘉等大活佛为师——“扎萨克喇嘛”是藏传佛教驻京高级僧侣的职衔之一,地位很高;如果不想出家想当官的话,就让其娶妻成家,给他个二三品的大官做,以示优待。
“即以大学士公傅恒之意,面加询问,并将已经奏明种种加恩之处,详悉晓谕。伊若必欲赴藏,则听其前往,如愿来京,着一面奏闻,一面委员护送前来。”你们把各种好处详细说给他听,务必要让他了解清楚,如果他真地想去西藏的话,那我们当然不拦着,但如果他想来北京,我们也会好好安排。朕尊重他的选择,你们还要告诉他,这也是首相傅恒的意思。
“俾众土司知曾经出力之人,即蒙格外施恩,优加录用。庶人心皆思奋勉,是亦鼓励番众,永辑边疆之一策。”我们要让土司们都知道,朝廷绝对不会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只要他们好好效忠,朕肯定不会让他们吃亏。这也是我朝优待少数民族,保障边疆长治久安的国策。
这道圣旨相当有水平,尽管再三强调尊重小朗素自己的选择,但清廷其实只给了他两个选项:要么去西藏,要么进京,其他一概不予考虑。权衡再三,小朗素最终同意进京,可惜的是,虽然这位勇士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但他习惯了高原高寒环境的身体却对内地疾病毫无抵抗力,走到西安的时候便染上了天花,不久病死在那里。想必直到死的时候,小朗素对傅恒仍充满了感激。
就这样,情商极高的国舅爷在官场上几乎征服了所有人,那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待续)
只能算蓝翎侍卫,大致相当于天皇军事办公室的办事员,武官尤其是海军武官,好多都是贵族子弟过来镀金,而武官长更像是个荣誉职位,有时甚至是由转为预备役的将军出任,比如二战中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就在转预备役后,成为大正天皇的武官长。
我觉得让阿部规秀以中将的阶级去当武官,大概并不是要提拔他,哪有让提督、总兵当蓝翎侍卫的道理嘛,那都是小年轻干的活儿。通常的任职方向,都是由侍卫而参将、副将、总兵、提督,而不是相反。
另一方面,当侍从武官接触政客机会多,大概是为他从政做铺垫,因为阿部在军中就以搞政治著称,他的军事才能大多都是死后吹出来的,具体情况可找萨苏的相关文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