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正德五年：明武宗的失败之年。 -- 天煞穆珏
西部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通商口岸，是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运往西方国家的通路口岸，西部兴盛则是这种高附加值贸易所吸引的资本沉积而带动的。如果没有中国内地的兴盛，则没有高附加值商品的供应出口，那么西部的兴盛又由何而来？
而近代由于海洋运输的兴起代替了西部的陆路运输，这种类似西部的兴盛则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口岸，比如香港和上海的繁荣，中国则反过来成为进口消耗高附加值产品的东方国家。
这种东西方地位变化的过程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要重新恢复陆路的繁盛，那么远洋运输的成本一定要相当提高才行。
有了贸易交流，资本自然会向那个方向汇集，而那些精明的逐利的不用优惠自然就会去落户。
与其人为的改变人口结构，不如营造适合该结构的环境让其自然生长
中国既是海洋国家，更是陆权国家。而仅仅靠发展海上贸易和以经济立国，而不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问题，就都是沦为宋朝和明朝那样东南富而不强，西北穷而羸弱。国家利益不能只算经济账。经济账是不打仗，不封锁时才划算，一旦让人封锁就是两回事了。
中国的东南沿海从地图上看是雄鸡的哽嗓咽喉，而人家的岛链把中国的咽喉和腹部围了一圈，从马六甲到倭国是套索的两个头，你想突围是很难的。
但为什么西方还要打入中亚呢？这就是抄中国的后路，因为中国本质上是陆权国家，东面的海洋只有和美国搞好关系时才有用，否则就是一片沙场，而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自己的那点裤衩背心、一元店廉价品没了销路，但能源和粮食只要不断就没有大的国家级危险。
而中国将来的生死存亡却取决于西部能不能维持生命补给，就是能源的供应。这是绝对不能指望海上贸易的，除非中国的航母达到美国的规模，并且把从波斯湾，印度洋到马六甲和东南亚的航路沿岸都搞上自己的军事基地。
防守如此，进攻更是如此。西方的命脉在中东，而从中亚到中东就是一步之遥，“扔手榴弹”都能打得到的距离。这是出击的捷径，除非中国能把海权彻底从太平洋对岸夺过来，否则，让人家牵着鼻子是很被动的。你就是把来“三十六路伐西岐”的东亚和东南亚大小喽啰都打趴下了，顶多也就是情理了自家门前的那点地方，对方主力还逍遥自在地躲在太平洋的对岸呢。可要是中国（加上老毛子）能把中亚整合，扶植强大的中亚国家的军事势力虎视中东，立刻就攻守互易了，就从自己天天让人家上，门“三十六路伐西岐”，改成武王伐纣直捣老巢了。
美国从本质上讲是个巨大的海权国家，本国就是一个孤岛，靠自给自足只能维持和巴西、阿根廷甚至墨西哥那样的生活水平和国家影响力，只有控制了海外，才能成为现在的样子，而控制海外的核心就是控制中东。所以还是毛领袖的战略有道理：他扔他的原子弹，你打你的手榴弹。有时争锋相对就上当了。
海上，岛链和钓鱼岛不是不去拼，而相反，要大拼，但正因为如此，西部是国家安危的关键。
降低陆路成本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怎样才能突然的提高远洋运输的成本呢？
在基本体系能自我维持的时候，封锁高附加值的贸易通道，对产品输出国的影响会比较大吧，当其积累的消耗大于其内部的自生能量，那么衰弱就是迟早的事了。
底层人民也应有资格提高关于底层标准的定义。我是很反对那种自己亿万富豪，可以坐超音速飞机，却说另外一个人一日能吃三餐，一个月有1800元工资，就叫生活比以前提高了的说法。
绿皮车速度慢是停靠站点多的缘故
不挤其实没什么，愿意选择没必要非得榨干出门的人
既挡了物理路由（铁路），又挡了发财路由（财路）。感觉铁路的事情水很深，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但最终还是＂做蛋糕＂派胜利了。穷老百姓还是坐严重超载的长途汽车吧，想再便宜就自己骑摩托带全家＇千里走单骑＇算啦，以后龙眼给穷老百姓发明一种平时能摘掉挂斗的摩托，需要跑长途就把挂斗接上，罩上棚子，让老婆孩子在路上能稍微舒服点。
我对铁路上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我总结历次机构改革，凡是要成功突破垄断部门的改革，都无不是收买该部门的中高层骨干分子，许之以＂新做大蛋糕＂先尝先分的诱饵，才能让人家举手通过。据说将来的铁路改革就是路基以下的归政府，铁道上跑的都私有化，和民航一样，搞公司经营。这样就出来了无数的大小公司，每个公司都要有总裁、总经理、总监、总工、、、、，外加各部门经理，中小头目，外加党政工团，工会妇联计生办，那么就又多养了无数倍的高官加高管。你说这叫＂减员增效＂？看你怎么算算数了。要是光指铁道部的公务员可能是减了，但也未必，可要把吃铁路饭的中上级官商都算上，那就是两码事了。民航就是前车之鉴，把各航空公司的人员加上的总人员，要比老民航的人员数量多出十倍都不止。恐怕不是减员，而是人员爆炸了，还是呈几何状的。那些公司的高管又有哪几位能是普通职工能竞争上岗的呢？还不是被特权阶层瓜分了？
但我不是铁路方面的人士，希望懂行的人出来说说，好象这事在乌有和其他左网上也争的很激烈。但说实话，我也不喜欢现在和过去那样近亲繁殖的铁道部。我有一个同事过去是学铁路的，说现在他们的那些同学，凡是有背景的都在各地当站长呢，人家有＂大蛋糕＂就吃＂大蛋糕＂，没有就吃＂小蛋糕＂，＂大锅饭蛋糕＂，反正怎么都比老百姓过得滋润。
但绿皮车是悬了，挡道碍事了。
这跟搞房地产是一个道理。我父母至今还住着８０年代初分的＂国营建筑队＂盖的单元房。后来住宅商品化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可人家盖的都是豪华昂贵的商品房，谁还盖经济适用房呢？况且人家＂做大蛋糕＂的在盖昂贵的商品房，你偏要盖经济适用房，这不是白摆着要呛人家的财路吗？
要想搞廉价的东西，首先要等改革给高层许下的＂分大蛋糕＂的宏愿都实现了，人家都赚够了，才会回头再想起来。您现在就要金皮车和绿皮车一起上，有点太早了，悬。
是中国现在巨量的资产，国有资产。
是贪婪，是内部人和外部的贪婪。内部人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和掌权者，外部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
现在国内的资本家的资产，相对于大量的国有资产资源土地来说，不过是毛毛雨。
更何况国家现存的法律环境，任何私产只要面对国家权力，无论是以办案为由，还是以任何其它法律政策的变更为由，不过是一风吹而已。
但更可怕的，一方面私产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包括法律上制度上执行上。
另一方面，整个中国国家的国有资产正在不断膨胀并巨量化，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公产”，正在等待被人谋化瓜分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公产”。
所以，内部腐败和外部压迫，甚至于内外勾结，以任何手段，包括————“挖坑，陷阱，挑动，打一场必将失败的战争，然后灭亡，亡国，灭种”都是可能的。
不要低估内部人腐败后激发出的野心和贪婪，也不要低估外部人为了掠夺所激化的野心和贪婪。
所以，诸如习李新政，新风吹过，不过只还是小风吹一吹而已，距离实质矛盾还远得很呢。
公社食堂里有肉，贼就惦记着。将肉均分了，贼该偷谁的就偷谁的去。
现在要趁早，将国有资产统计汇总并平均计算为股份，平分给全体人民，只能持有，不得交易。
绿皮车当然不能废除，但要提速和提高服务档次。
这篇文章几年前曾经看过，现在又被独家网登了出来。作者主要以海瑞的收入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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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世几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类似的观点：明代官员很穷，贪污是低薪制导致的，穷是“当贪官的理由”。
事实上，明代的俸禄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定下来的，后来成为有明一代的定例。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既不合情理，显然也不可能。而且朱元璋也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优厚的。这就产生了历史的吊诡：一边是官吏们喊工资低；而另一边朱元璋则说工资已经够高了，你们若再贪污，到时候杀头抄家可别怪我狠。
那么，明朝的工资标准真的很低吗，较量两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先看朱元璋的理由。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这份教材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在明代，正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副总理一级，一个大国总理，年薪32万元不能算高。
但是，《醒贪简要录》的算法却让我们震惊，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不低：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份工资少吗？
“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道，“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由此可知，朱元璋在制定官吏工资标准时并没有让官吏空着肚子干革命的意思，相反，他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
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论，月薪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所以，很难说这个工资标准低得让人无法接受。
若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评价方式，一般可以用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来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水准，系数≤20者为极度富裕、系数20—40的为富裕。照明清时代的通常说法，一个人吃饭每天需米一升，每月需米三斗。中国古代的家庭人口数据则显示，每户平均是4—5人。县令月薪7.5石米，假如其一家是5口人，那么吃饭每月需米不过1.5石，仅占月薪的20％。米是主食，假定其他食物花费与米的价值相同或稍低，那么，按恩格尔系数计算，工资可以使县令一家处在系数≤40的水准，因此他虽然算不上极度富裕，至少也应该处在富裕水平。
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工资标准绝不像顾炎武等人所说低得让人无法接受，反而算得上是“重禄”了。
但是，明代官员生活拮据似乎又是事实。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物价上涨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妻妾制度。
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很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不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明，当时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两银子，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了。
有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情况如下：
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18两）。
2.副食（包括油盐、肉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
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
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
以海瑞的年薪，一家的生活不应该出现困难。那么，为什么海瑞连两斤肉都买不起呢？原因主要在于：海瑞家人口多，与老百姓一家五口没法比。
海瑞在淳安的时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有些拮据了。因此，明代官员哭穷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庞大。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显得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代官员工资显得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娶妾制度。海瑞75岁去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小妾。明清时代纳一个小妾不会少于百两银子。这大概也是海瑞身居二品官员（都察院右都御史）而死时没有多少银子的原因，否则凭工资和他相对节俭的生活，是不应该如此的。
由上可知，所谓明清时代官吏工资过低，实际上是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以及娶妾等家庭问题才显示出来的。
但国家支付官吏工资，并没有理由连官员娶妾的钱都支付。据说现下被查出的贪官95％包二奶、三奶，本来他们已经可以“工资基本不用”，之所以还要贪污，显然也不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相对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笔费用工资才显出不够用的。现实如此，历史亦然。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官吏生活大多奢侈，国家好像也没有理由要为此埋单。官吏不能像老百姓一样生活，那是他们的事，至于因生活标准过高而工资不够，如果这也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的话，那么“理由”永远是存在的。
开发和建设大西北，是国家制定的政策，不会因为铁道部的撤销而变化。如果要在西北修建新的铁路线，那必定也是国家出钱，而原先的铁道部即便不撤销，也没办法变出那些钱来。
所以说，今后还是国家出钱，铁路方面承办。部也罢、总公司也罢，并不会有太大分别。
至于文中的这一段，那可真有些想当然了：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来，内地人口不断流向西北，其中有些得到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优待，而另一些——特别是自行去打工的——则没有。这些人无疑为西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对于依靠这样的人口流动来疏导内地的人口压力，恐怕不能抱太大期望。最主要的原因是，西北之所以总体上地广人稀，是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不佳，无法容纳太多的生物，包括动植物，因此也难以容纳太多的人口。
至于“甚至可以制定对罪犯当中的技术型非暴力犯罪人员强制流放的法律来补充西北，东北的人力资源”，恐怕会把他们从“技术型非暴力犯罪人员”逼成“技术型暴力犯罪人员”了
对当下中国的现状有着极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真的很讽刺，很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