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足利尊氏

室町幕府初代目幕府将军足利尊氏。

1305年生，幼名又太郎，出自镰仓幕府权门足利家。父亲是7代目家主足利贞氏，母名上杉清子。足利家族出自河内源氏，是一个颇有历史的传统武士名门。传说这家人的祖上是鸟羽上皇的近卫——北面武士团的一员。但这个家族真正的家祖，则公认是源义国的儿子源义康，源义康被封在下野国的足利庄当地头，所以到任后改姓足利。足利家族就这么诞生了。源平合战年代，足利家的家主足利义兼决定投奔源义朝，因为是一个氏族的，所以立即得了“御门业”的待遇。足利义兼投奔的很早，基本上赖朝起兵不久他就加入了，所以他家是镰仓幕府最早的一批“御门业”。源赖朝本来起家就是依靠土豪家族的协助，自己没有什么班底，所以为了巩固权力基础，对于亲兵和同族都非常照顾，有机会就提拔。而足利义兼也是非常努力，所以升迁很快，从普通御家人一直干到奥州追讨使，陪幕府打满了源平合战的全场，所以镰仓幕府建政后这家人就成为镰仓幕府第一代的权门之家。足利义兼在赖朝死后的政治斗争中一时处于下风，不过他因为娶了“尼将军”北条政子的妹妹北条时子，所以在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通过“牧氏事件”赢得权力斗争后，足利家就恢复了政治地位，并在接下来的幕府乱战中站队都很正确，最后在北条泰时时代成为寄合众成员，入阁拜相。接下来足利家的历代家主都争取和执权家族的本家或分家通婚，同时这家人还很幸运的出了数个大种马家主。通过拼命生娃嫁出去或娶进来。足利家族枝繁叶茂，形成了庞大的势力，在内乱频仍的镰仓幕府时代始终保持着家族的显贵。一直到足利尊氏做了第八代当家的幕末时期，这家人也是幕府的重要成员。足利尊氏起先叫足利高氏，因为他成年戴冠时，执权北条高时亲来庆贺，所以他用了高字，叫做足利高氏。足利尊氏小时候就很有野心，传说上杉清子生下他后带着孩子沐浴，突然飞来斑鸠两只，一只停在尊氏的肩膀上，另一只停在襁褓上。其母以为是吉兆，就从小教他要出人头地。觉得自己有天命的尊氏小时候就野心勃勃，成年后他参政，继承父亲的人脉而成了幕府的权臣。

1331年，后醍醐天皇在京都阴谋倒幕，事败被捕。但消息传出后各地早已不满镰仓幕府的势力开始蜂起。其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位于赤坂城的，由楠木正成指挥的倒幕军。于是六波罗开始组织人镇压，足利尊氏也收到参战命令。历史上足利家的家主做过很多任幕府军的总指挥，所以六波罗希望尊氏能效法祖先，指挥围攻赤坂。不过这时候尊氏恰逢他父亲足利贞氏病逝，正忙着治丧，不想去打这一仗。但是幕府搬出足利家的昔日历史，强要他去参战，被道德绑架逼得没招的尊氏只好去参加围攻赤坂城的战斗。由于楠木正成奇谋百出，让幕府军在赤坂之战中打的苦不堪言，所以尊氏打着打着就丧失信心，每天就是想辙摸鱼应付差事，最后楠木正成撤出赤坂城后，如蒙大赦的尊氏赶紧交差回家。赤坂城之战让尊氏开始重新审视幕府的现状，眼见幕府是日薄西山，所以他内心的野心开始膨胀，寻思要为家族谋条新出路了。于是这时候他就开始放水。足利家是传统权门，家族势力根深叶茂。另一位倒幕名将新田义贞也是他家的亲家。新田义贞起兵时，足利家的一些分支也想去跟着倒幕，起初尊氏是拦着的，但是交差回家后尊氏就不拦着这些分支去给新田义贞提供帮助去了。随后尊氏开始观风，在楠木正成于千早城再次举起倒幕旗帜后。尊氏立即告病，让六波罗另外选人去围攻正成。这一次幕府军打的依旧和上次一样艰苦，加上对执权政治的不满，让这次围攻的幕府军从上到下也都迅速地选择摸鱼打酱油。千早城之战拖住了六波罗的机动兵力，这让各地忠于幕府的诸侯只能选择各自为战的同时，也让不忠于幕府的诸侯们吃了起事的定心丸。很快，后醍醐天皇从隐歧岛逃亡到伯耆国，说服了当地土豪名和长年起兵倒幕。当地幕府军去镇压，惨败而归。消息传开后倒幕诸侯迅速蜂起，六波罗见状立即搜集了一切能找到的部队，组织了两路人马去支援当地的幕府军。其中主要的一路让尊氏带队。足利尊氏本来就有二心，看到能做袁世凯的机会，遂果断决定做袁世凯。他出兵后故意慢慢走，在听说另一路幕府军战败后，立即反身要“剪辨革命”，宣布投奔倒幕军。后醍醐天皇见到这么一支大军能来投奔，大喜过望，立即给予谕旨。然后尊氏就率领这支前幕府军反攻京都。尊氏的军队本来就是六波罗能搜集到的最后的兵马，结果这最后的兵马也反了，没兵的六波罗完全无法抵抗，遂被尊氏灭亡。后醍醐天皇顺利还京。随后随着新田义贞在关东举兵倒幕，攻入镰仓，镰仓幕府遂灭亡。日本进入了“建武新政”时代。

后醍醐天皇为人肤浅，不懂政道。玩阴谋在行，搞阳谋就束手。他做一个谋士或间谍头子或还合适，但做大领导实在是差的太远。这在他入京封赏诸将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他入京后封赏倒幕功臣，居然把足利尊氏封为“功劳第一”。任命为镇守府将军，原因仅仅是因为尊氏带大兵投奔，还收复了京城。而其他倒幕名将如千种忠显和名和长年的功劳都不如他。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京城其实只是空城一座，那时候别说尊氏有大军，就是尊氏自己一个人回京也能干掉六波罗。所以尊氏只是政治投机的对而已，而这样的一个投机商能被认为“功劳第一”，在有心人眼中足以说明后醍醐天皇的水平实在是不行。加上武士们投身倒幕，本质上不是想要天皇亲政，而只是想要一个“幕府的好将军”。所以有心人们开始寻思谁能当这个“好将军”。随着后醍醐天皇推行的“建武新政”失败，日益失望的武士们认定天皇本人是当不了这个“好将军”的，于是要找新的军头来当这个“好将军”，而在这一点上尊氏有着独特的优势——幕府将军职位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源氏家族的专属职务，而建武新政的军头中正儿八经源氏出身只有两个——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尊氏本来就是个野心家，自小就以自己的血统为许，想干大事。所以看到武士们的不满和迷茫后，他觉得更进一步上位的未来是可能的，于是他就学起了源赖朝，开始以自己的血亲和家兵为基础结党。见源氏又出了新的“栋梁”，不满建武新政的武士们开始投奔足利党。后世室町幕府的“历来名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传奇的。

尊氏结党后先采取诈术，他把自己打扮成“尊皇忠臣”，甚至把名字从足利高氏改为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俗名叫尊治），哄得后醍醐天皇高兴后就开始进谗言让后醍醐天皇自剪羽翼。足利尊氏也是个阴谋家，而且段位要比后醍醐天皇要高得多。所以他很会抓后醍醐天皇的软肋来下蛆，结果他成功逼走了以护良亲王、楠木正成为代表的真正的尊皇忠臣，随后又唆使人激怒了自己最大的对手新田义贞，导致新田义贞气的要“上洛对质”。失去了在关东这个武士之乡建立势力的机会。眼见政治对手被除去的尊氏开始跋扈起来，并在建武2年找到了自己起事的时机——镰仓幕府的残党在信浓国拥护北条高时的孩子起兵造反，中先代之乱爆发。后醍醐天皇虽然此时已经开始质疑尊氏的忠诚，但是他更畏惧镰仓幕府的复归，于是在恐惧之下他任命尊氏率领军队出击征讨，这就给了尊氏在东部地区建立势力的机会，于是乎尊氏率领大军出征，在轻松讨平了前朝余孽后，尊氏决定借机会走上扯旗造反之路。但是走上造反之路的尊氏也暴露出来他的问题——尊氏处处学自己的前辈源赖朝，但出身的不同决定了他学的不像。比如源赖朝做了十年囚犯来苦其心志，而且是被人追斩才反。足利尊氏则一直是高门大户家庭出身的公子哥，而且他是主动造反。镰仓幕府到底治政了一百多年，武士的基本道德观念建设还是有成绩的。后醍醐天皇虽然猜忌尊氏，但官面上还是做到了“解衣推食”，“皇恩浩荡”，尊氏虽然是投机，但功劳也得到了可观的报偿。这种情况下尊氏作反实在是很难服众，甚至连他自己心理其实都非常矛盾。所以后醍醐天皇指尊氏是“朝敌”的谕旨一出。尊氏一时间吓坏了，跟党徒相互推卸责任，甚至有了出家为僧求原谅的打算。最后是下面的党徒看尊氏软脚虾了，决定伪造谕旨，说后醍醐天皇要杀尊氏全家，这才骗的尊氏下决心造反。事实上尊氏在造反建政过程中，像这样想打退堂鼓当富家翁的次数不是一两次，都是因为下属党徒们的坚决奋斗，这才挽回败局。这就是为什么室町幕府是三大幕府中中央政府权力最弱的一个——创始人自己能力和信心都不行，倒是臣下意志坚决下手狠，反而对领导连哄带骗的去创业，那建国后臣下的势力自然强盛。尊氏很像是改良版的袁世凯——只不过袁世凯是对抗历史潮流，而尊氏则是顺应天下大势。这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尊氏的成功，但也决定了他的幕府能达到的上限。

尊氏被党徒诓骗下定决心造反后，面对官军的进剿，他必须开始行动。此时官军从西和北两个方向压过来，而尊氏认为自己不足以应付两路人马。尊氏经过考虑后决定采用非常危险的孙一峰战术，直接带着自己全部能找到的人马进京上洛，把后方完全抛给北部压过来的北畠显家，全力对付东来的新田义贞的部队，来个一切战术转换家。尊氏认为只要击垮新田义贞，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进京上洛，此时他已经从光严上皇那里拿到了“院宣”，只要他能入京，拥立光严上皇复位，他就不是“朝敌”，而是官军了。这对于实在缺乏大义名分的足利军来说很重要。于是乎尊氏开始率全军进京，并在箱根-竹下合战中击败了新田义贞的部队。但是这次战斗就暴露出很多问题，因为这次战斗是先败后胜，看见一时失败的尊氏就又开始打退堂鼓，但尊氏的弟弟足利直义非常坚决，想办法劝尊氏组织第二次战斗，结果才打赢了整个战役。其次是这次战斗中足利军表现很一般，足以看出尊氏的军事才华是“有，但是不多”。而对面的官军诸将的指挥能力却强过足利军甚多。这将在接下来很大程度上影响新幕府的命运。最后是这次战役足利军虽然表现差，但其政治纲领更好。所以虽然第一次战斗失败，却能吸引到对方的大友贞载和盐冶高贞等武士家族来投奔，结果反败为胜。而官军虽然打得好，但是后醍醐天皇实在是没有雄主做派，为政无能，所以官军内部既不团结，也没有足够物资来保持胜利，最后只能败退。官军和反军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充分暴露了各自的优劣势，为接下来的战争奠定了基调。而率先理解并抓住这个基调的人就是楠木正成，这位官军的参谋长抓住己方部队军事素质更高的优势，力劝后醍醐天皇放弃京都，以京都拖住尊氏，然后等到北畠显家的部队从北方赶来再决战。后醍醐天皇在慌乱之下采用了楠木正成的策略，顺利集结起来了忠于自己的军队主力。而尊氏顺利入京后却发现自己被京都的各种事物绊住了手脚，而且他无法在京都收集到足够的物资来维持部队。但完成合流的官军已经打到了门口，硬着头皮应战的尊氏遂领着反军在丰岛河原跟官军开战，结果大败。反军损失殆尽，但尊氏和主要军官基本都幸存了下来。

战败的尊氏开始逃亡，在部将的建议下，尊氏和一些残部找了船，向九州地区逃亡。结果尊氏一到九州地区就获得了太宰府之主，少贰家家主少贰赖尚的欢迎。原因很简单——九州自“元寇”以后，地权问题就没解决过。以至于镰仓幕府倒台之时九州立即叛离。但继任的后醍醐天皇也解决不了九州的地权和恩赏问题，所以九州的诸侯们更希望有个“好将军”。而尊氏只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好将军”，就很容易获得九州诸侯的拥戴，而尊氏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很好。他对于诸侯们封官许愿，而且作为第二个抓住战争基调的人，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尊氏很懂得他的优势在哪里——他知道诸侯们想听什么。所以诸侯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因此很顺利的获得了诸侯们的忠诚。由于懂得抓关键之处，来到九州的尊氏顺利创造了多多良滨之战的奇迹——他以两千人对阵九州唯一忠于后醍醐天皇的菊池武敏的两万大军，然后开战伊始，九州官军的军将疯狂叛逃到尊氏一方，顺利把力量对比从2000 VS 20000，变成了18000 VS 4000.于是尊氏毫无悬念的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和整个九州的地盘。而与此同时追杀他的人却遇到了他当年在京都时的麻烦——后世室町幕府的名门赤松家的家主赤松则村在白旗城以各种策略，顺利拖住了新田义贞去追杀尊氏的军队，为尊氏占领九州赢得了决定性的时间。赤松则村的传奇之战充分说明了尊氏发动的这场建武之乱的特点——这场动乱的领导实在是能力有限，心态上也很打酱油，但参与的下属们个个都主观能动性爆棚，斗志昂然，甚至可以让领导陪绑“去革命”。这充分说明了武士政治代表着日本政治的正统，也可以看出后醍醐天皇的治政水平之差劣。尊氏在九州重新整编起一支大军之后开始向东进军去支援赤松则村。而被白旗城拖得精疲力竭的新田义贞不得不后退以暂避兵锋。这时候后醍醐天皇的昏君本质再次发作——楠木正成建议他继续用老方法，放弃京都保全有生力量。但后醍醐天皇的近臣们不想离开京都的舒适生活，则竭力吹枕头风让后醍醐留下。后醍醐天皇曾在慌乱之下意外的做了一次正确的决定，但历史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他屈从于宫卿们的谗言，让楠木正成带着所有部队去支援新田义贞，直面足利尊氏的军队。但此时官军已经非常疲敝，正成自己的部队又不多，而尊氏则是尚未打过一仗的生力军。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很容易想见的——官军在凑川之战中大败，损失了自己的主将和主力部队，而后醍醐天皇也终于因为他的无能而受到了惩处——成功入京上洛的足利尊氏把他送去了花山院蹲大牢。然后他自己拥立的傀儡光严上皇复位做天皇，再宣布提拔尊氏为大纳言。尊氏升大纳言，意味着他要效法源赖朝，因为源赖朝在就任将军前也是当了大纳言。11月7日，足利尊氏让中原章贤执笔，颁行《建武式目》，正式宣布开幕。日本也就进入了室町幕府的时代。

《建武式目》总的来说和《御成败式目》一样，都属于基本法性质。甚至在开篇就说它是继承自《御成败式目》。不过它比起《御成败式目》来说要更加粗略。整篇《建武式目》一共十七条。比起《御成败式目》来说它更像“约法三章”。它主要是重申了武士的道德原则和一些具体的行政原则。内容总的来说比较空泛。所以后世室町幕府又添加了大量的追加法来治理。不过比起《御成败式目》来说，《建武式目》开始出现文学性的内容。比如这篇式目开篇是一些问答，以两人问答的形式来说明设立这篇式目的原因和意义。这标志着日本法律开始出现关于法理的解析和讨论。所以可以认定为日本法律史的进步。不过这篇式目比较粗略，治世诚然要约法三章，但也不能只靠三章治世。但室町幕府是一个中央权力虚弱的政权，所以也就只能“三章治世”。虽然日后室町幕府又以这篇式目为基础追加了很多法律，但未能改变大贵族权力过大的痼疾，进而导致了日后南北朝长期战争，室町幕府的内乱和最终灭亡。

发布完法律后，尊氏开始建政。他和前代一样重设了幕府的三大机构——侍所、问注所和政所。然后又在机构上加上了评定众和引付众。不过室町幕府没有镰仓幕府的强势，所以其机构职能也都发生了变化，侍所不再是军事机关，而纯粹是首都的公安部门。问注所也不是司法机构，而变成法院的书办。而政所则干脆成了为将军家族管辖治下的“天领”的皇庄管事，连首领都不叫别当，而改为“执事”。执事一职在镰仓幕府时期只是执权的私人管家，是不入正经官阶的。到了室町幕府，直接登堂入室成了国家的正式职务。所以无论从法律还是制度上来说室町幕府的弱势是先天的，他虽然也像前代幕府一样依靠地方土豪来建政，但从未像镰仓幕府一样试图创设自己的道德体系和力量，而完全是依靠某些文化上的尊贵性来玩弄权术，教唆互杀以治世，这就必然导致各种内乱。而且这些内乱还会来的很快，比如正在北陆地区奋起的新田义贞——凑川之战后新田义贞带着一批残兵败将撤退到北陆地区，趁着尊氏在京都忙建政的时机，开始在北陆蜂起。北陆地区的足利军首领斯波高经连吃败仗，向尊氏求援。尊氏无奈，赶紧调集兵马去剿灭，但是调兵去削弱了京都守备的力量，导致看管后醍醐天皇的守卫不严，听说新田义贞再起的消息的后醍醐天皇对守卫威逼利诱，顺利的让守卫们放水，使后醍醐天皇拿着“三神器”逃到了吉野。后醍醐天皇虽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作为一个阴谋家，他败事有余不但包括败自己，也包括败别人的事——逃到吉野的他在联合了当地的国人众和寺社势力后，宣布在吉野成立朝廷，指尊氏拥立的是“伪朝”。绵延六十余年的日本南北朝战争就此开始。

后醍醐天皇立起南朝旗帜后，各种反室町幕府的势力都拿到了南军旗号，然后开始窜出来搞事。这些势力来源各异。既有南朝的正统官军（新田义贞、北畠显家），又有寺社势力和国人众（吉水院、平泉寺），甚至还有镰仓幕府的余孽（北条时行）。这些部队来源各异、装备庞杂、位置星散。除了都反对北朝以外，共同之处实在不多，甚至很难联合作战。但他们四散在各地造反，导致尊氏不得不疲于奔命的去镇压，因此更加依赖幕府在各地的守护们。尊氏在想办法击败了北陆的新田义贞后，又在石津之战中击杀了北畠显家。北军占据上风。但新田义贞趁着北畠显家战死之机再次在北陆获胜。疲于奔命的尊氏只能继续和自己的老对手对战，幸而新田义贞因为行动轻率，在遭遇战中意外被人射中“犬死”。随后于1331年，添乱达人后醍醐天皇终于病死，南朝其他的军将也都因各种原因横死。1348年2月4日，南朝第一代名将中的最后一位，“小楠公”楠木正行在四條畷之战中战死，幕府执事高师直率领大军攻克吉野。见到南朝势衰的尊氏终于觉得天下大定了，就高兴地回京，登上征夷大将军宝位，所以也是这一年开始起室町幕府才算是名实相副。

但名实相副的室町幕府马上就暴露出来了自己的问题，室町幕府过于依赖地方势力和豪门建政，缺乏自己的力量之外，法度建设很落后，对于大贵族几乎没有什么制约，所以有权势的大贵族可以肆意横行。所以内讧极多，几乎很少有太平年月。尊氏建政后，幕府内很快形成多个权力集团。而且跟前代幕府一样，出来了御家人和御内人的争夺。这一回一方真的是御“家”人——尊氏的弟弟足利直义。另一方则是御内人——尊氏的管家高师直/高师泰两兄弟。足利直义一派认为幕府应该有套自己的法治，把各地的势力都整合进来，最后恢复镰仓幕府式的政治。而高家兄弟则跟他们的前辈平赖纲一样，是个军管政治的爱好者。在他们看来，幕府是武士建，武士有，所以应该武士享。对于其他势力他们非常轻蔑，高师直自己就放话：“天皇者，偶人，雕塑尔。或以木为之，或以金为之俱佳。不可以人为之，人则应流配千里，方可太平”。他跟他兄弟经常进入宫中奸淫公卿之女和天皇的嫔妃以为乐事，以至于京城百姓讥讽是“执事巡宫，无神不享”（高师直是执事，而天皇家族成员被认为是神的后裔）。最关键的是，北朝为了应付和南朝的战争，对于地方豪族肆意纵容，将许多重要权力下放给地方土豪以换取忠诚。室町幕府名义上是全国政权，实际上有大量的领地已经完全交给了以各地守护为代表的地方豪族。甚至连税收和物资征集的权力都交给了他们。而且对于地权问题则完全摆烂，直接对守护们是“只要你忠，地权你能抢到多少我就承认多少”。很多地方寺社、国人众势力之所以响应南朝对北朝开战，并不是因为南朝手持代表正统的三神器，而是因为武士阶层对他们的利益肆意抢夺，而室町幕府是完全不管。足利直义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提倡包容其他势力，真正做个全国政府。但抢夺其他势力利益的武士们需要保住自己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团结在了高氏兄弟身边反对足利直义一派。两派的矛盾于1342年9月6日激化了，这天幕府的功臣土岐赖远因为喝高了，引发“宫犬乱射”（土岐赖远是幕府的老兵，自九州时期跟随足利尊氏，参加了幕府建政时期几乎所有的战斗。功勋卓著。当时他参加一个庆功会。会上喝高了，出门回家时碰上了光严上皇的车驾。喝道之人要土岐赖远让路，称“宫的车驾（天皇用度称为宫，天皇车驾称宫驾。跟中国的御驾是一个意思）要过”。但是宫这个词发音很类似“犬”。土岐赖远看不起皇家，就嘲讽到“狗怎么能坐车？”随后发起酒疯，向上皇车驾放箭，最后把车给拆了），惊了光严上皇的车驾。状纸递到幕府，足利直义大怒，直接判了个死罪。高师直为了怼足利直义，拼命拦着不让。最后虽然足利直义成功斩了土岐赖远。但和高氏兄弟也正式进入水火不容的状态。不是因为楠木正行突袭京都，两家被迫合作，几乎当时就要打起来。但同时两家都准备好要肃清对手。尊氏想中间调和，但为了对付楠木正行，他腾不出手来。同时他在就任将军后一时间心满意足——他本来就不是源赖朝那样的开创者，只是个优秀的投机商。所以在得偿所愿后反而不会玩了。而且就以幕府创建过程来看，他对幕府的功劳其实还不如弟弟和管家。他几次要打退堂鼓，都是他弟弟或逼或骗连哄带骂推回来的。而高氏兄弟自打他造反起就从未背离过他，一直随他战斗到底。因此他当上将军后其实很难服众。尊氏遂干脆做了甩手掌柜——既然建政是下属们的意愿和功劳，那就看看下属们能做到几分好了。因此对足利直义和高师直之间的斗争他采取了旁观态度。1349年，色中饿鬼高师直因为看中幕府名将盐冶高贞的老婆，想夺人之妻。盐冶高贞被迫造反，被高师直杀死。盐冶高贞是足利直义的人，这下足利直义不干了，和同党一起合计，准备了一桌鸿门宴，打算宴会上掷杯为号，出动刀斧手做了高师直。但是刀斧手中有人反水，暗示高师直提前离场，随后还把直义的计划告诉了高师直，这下高氏兄弟不干了，立即集结忠于自己的人马开始反扑京都。观应扰乱遂正式爆发。这个时候高氏兄弟有个优势就是高师泰正在前线打仗，所以幕府的主要军力都在他的手里，因此高氏兄弟反攻京都后，足利直义没有那么多人马对付高氏兄弟的部队。结果被高氏兄弟打败。足利尊氏这个时候虽然也不是很满意自己的弟弟，但毕竟是亲兄弟，所以他为足利直义而向高氏兄弟求情。尊氏的举动，标志着他已经开始沦为权臣的傀儡。后世室町幕府的大麻烦也就此开始。

高氏兄弟在尊氏的求情下放过了足利直义一马，但对于足利直义的同党则没那么宽容——高氏兄弟大杀足利直义的党徒，导致这些党徒们为求活命，被迫拥立新的派系领袖，要坚决和高氏兄弟战斗到底。而他们新拥立的对象是足利尊氏的私生子足利直冬。足利直冬因为是一夜情导致的私生子，名分不正，所以不好继承将军之位。但尊氏对自己的儿子还是有考虑的，就把他过继给足利直义当养子，寻思之后给这个孩子谋出路。足利直义家里人丁不旺，所以替兄长收了这个孩子之后，也一直当自己的长子养，带在身边手把手的教学。因此足利直冬也一直被足利直义一党人看作是自家派系的太子。现在老王“逝去”了，为了自保，他们就拥立了足利直冬为自己的新党首。足利直冬当了新党首后开始积极找外援，他的外援是九州出身的幕府宿老少贰赖尚。1350年，足利直冬起兵，从西部向京都进军。消息传出后高氏兄弟大怒，高师直遂决定不顾尊氏的意愿，派人去干掉隐居状态的足利直义，但这一回高氏兄弟选了个不靠谱的刀斧手——足利直义事先探知了高师直的意图，于是连夜潜逃，然后号召自己的旧部响应起兵。一时间幕府的很多御家人都投靠了足利直义。足利直义还向南朝纳款，当了一段时间南朝的部将。高氏兄弟见状，就率军裹挟了尊氏进攻足利直义，但足利直义这一派的人脉要比高氏兄弟的要广。所以一时间地方上的土豪响应足利直义的要比响应高氏兄弟的要多的多。1351年，足利直义的部队在打出滨之战中击破高氏兄弟的部队。由于室町幕府这种极度的混乱，导致武士们也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都是“谁赢他们帮谁”。见高氏兄弟不行，于是幕府的武士们纷纷去投奔足利直义，高氏兄弟见大势已去，遂被迫同意尊氏的安排，向足利直义投降。但足利直义下属的党徒们不能接受高氏兄弟的所作所为，所以在尊氏回归路上设下埋伏，斩了高氏兄弟一家。室町幕府的御内人派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尊氏在这场大乱中基本上已经完全沦为傀儡，虽然他也能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干预某些决策的实行，但是这场幕府的内讧在增加了南朝的实力的同时，实在是也把室町幕府的外强中干暴露无遗。现在人人都知道尊氏只是个傀儡将军，而高氏兄弟也不是没有代表性，所以高氏兄弟虽然灭亡，但他们代表着武士对于新夺取的利益的保障，所以既然武士们期望一个“好将军”所以努力建立新政治，那么也就会期待一个“好执事”来保障他们侵夺的利益的合法性。而足利直冬一派获得胜利并不能满足部分武士们对于“好执事”的需求。所以高氏兄弟灭亡后，他们代表的那一党人就开始寻找新的“好执事”。而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好的候选人——足利尊氏的儿子，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足利义诠跟高氏兄弟处的还行，而且他看到室町幕府的混乱，所以想继位后做个实权将军，不想看着自己有个强势的叔叔来干扰自己。高氏兄弟灭亡后，余党被他收留。他也凭借这个跟自己的叔叔干了起来。尊氏面对这道要儿子还是要兄弟的难题十分痛苦，但经过思想斗争后他觉得弟弟不如儿子亲，于是乎在接下来的斗争中站到了足利义诠一边，演了一出弟兄争锋。而足利直义作为真正推动幕府建立的人，他自己的关系网也不一般，见兄杀弟的丑行要上演，为了自保，只能造反。于是乎接下来南北朝的局势完全变成了一系列的丑剧——所有的武士几乎都抛弃了忠诚心，以有奶就是娘赤裸裸的谋求利益，背叛反复一刻不停。甚至连作为武士之主的幕府将军足利尊氏为了改变局势，谋求利益，也敢背叛自己拥立的天皇和建立的政府，跑去投奔了南朝。尊氏演的这出皇帝造反，导致北朝事实上向南朝投降，史称“正平一统”。而被指为逆贼的足利直义则凭借自己的党徒顽抗，1352年1月，尊氏军队在萨埵山之战中力克足利直义的军队，随后尊氏明面上只是让俘获的弟弟去隐居，但暗地里使人将其逼死。然而足利直义的谢幕并不是足利直义一党的谢幕。高氏兄弟的残党能找足利义诠，足利直义的残党也就可以继续拥立足利直冬在西部地区继续对抗尊氏一家。

北朝自高氏兄弟开始的内讧，给了已近垂死的南朝以宝贵的喘息之机。而比起北朝，南朝因为是拥立天皇，有神圣性背书，所以相对团结程度要高一些。借助北朝的内乱，南朝休养生息，招兵买马。并且南朝的军将们借助这段喘息时机成长了起来。以北畠亲房、楠木正仪为代表的南朝新一代的指挥官们此时已经重新整顿完了他们的军队，有足够的能力和北朝对抗了，因此见室町幕府自己内乱不休，北畠亲房立刻借机开始攻击尊氏。平定足利直义的尊氏此时呆在镰仓。而镰仓附近的南军见有战机，就在新田义兴组织下开始进攻尊氏。尊氏在金井原迎击，大败。但随后北军的援军赶到，尊氏见状遂在武藏野再战获胜，击破关东地区的南军势力。与此同时占据京都的南军诸侯蜂起。留守京都的足利义诠疏忽大意，让南军打了个偷袭，被迫逃亡。但随着尊氏在关东获胜的消息传来。足利义诠成功拉拢到了不少地方豪族投奔北朝，因此集结起来一支兵力更强的北军再次攻击京都，最后顺利在男山之战中击败南军。败战后的南军将天皇上皇一族和三神器全部掳走。导致尊氏不得不随便拥立一个皇子做了草头天皇（后光严天皇）。在一片狼藉的丑态中宣布了北朝的再兴。正平一统结束，而南北朝之乱继续。

足利尊氏皮洛士般的胜利催动了另一个人的野心——正在西日本招兵买马的足利直冬。直冬一方面要对的起自己的党徒，另一方面也不是很感恩自己的亲爹。见尊氏搞得灰头土脸，直冬并不在乎让自己的爹再难看点，于是他宣布投奔南朝，把自己的军队改为南军旗号后开始向京都进攻。此时在京都的足利义诠实在是打不动了，于是只好带着北朝的草头天子溜出京都，同时向尊氏求援。1355年，带着大军返回京都的尊氏和义诠合兵一处，包围了在神南山的足利直冬的部队。足利直冬见对方势大，全力突破包围圈，好不容易才突破出去返回老窝。尊氏遂收复京都。收复京都的尊氏也觉得打不动了，而且多年征战和操劳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1358年4月30日，室町幕府的首代幕府将军足利尊氏因为背痛病发，医治无效身亡。留下了一片混乱的局势给了他的继承人足利义诠。

足利尊氏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一个劣化版本的袁世凯——他除了玩阴谋是把好手外，各种才能都很有限。他对于政事的理解粗疏，基本上就是源赖朝的cosplay。军事上他一生指挥的战斗中败多胜少。直到晚年应付自己的弟弟和庶子，才有点多年老行伍的样子。在文化建设上他一无所成，因为他自己其实都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他创业的过程中很依赖其他人，甚至可以说他的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而完全是别人以他的名义打下来的。不过他善于观风，懂得迎合潮流，不会逆天而行。这一点比袁世凯要强得多。所以他可算是一个成功的窃国大盗。他的成功故事说明个人的才德并不是成功之决定性因素，而往往是成功的上限的决定因素。尊氏懂得观察天下大势，会抓机会，所以他最后取得了成功。但他的才具实在有限，德不配位，所以上位之后很快陷入了尴尬和痛苦，最后以一出弄权者最终为权所玩弄的丑剧结束了人生。不过他到底响应了历史的大势，所以在他之后虽然他的后人还要重走创业路，吃二茬苦受两次罪。但是由源赖朝创立，又由足利尊氏扶正的武士政治经过漫长的奋斗，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框架已经搭好，而后世之人的工作只剩下在这个框架里加以增补和巩固即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足利尊氏仍然可以算是日本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日本的民族性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楠木正成

这是日本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被尊为“大楠公”的楠木兵卫尉正成：由于他也是日本史上受政治包装宣传的最为严重的人物之一，所以称呼和传奇极多，在日本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可能生于1294年，幼名多闻丸，出自和泉国楠木家族。这个家族出自日本四大姓之一的橘氏，不过楠木正成所属的这家人来源则比较可疑，由于他是日本史上被包装宣传最多最重的人物，所以出身说法极多。比较流行的有两个，一是这家人本是当地的采砂业工人们的工头。和泉国这个地方出产朱砂，所以有比较庞大的采砂业。采砂工人为了保障利益，成立了公会组织。楠木家就是这个公会的会长，凭借矿工们的支持，最后被中央政府封为当地的地头。另一个说法是楠木家曾经是关东的著名武士团“武藏七党”的成员，后来随源赖朝入京，受封到和泉的。但无论哪一个说法都可以看出楠木家特点是有很重的江湖气，因为无论是矿业还是武藏七党，都有各种黑社会的特质。这就注定了楠木家必然有以亲随、郎伴为体系的打手，这位他们后来组成武装集团奠定了基础。

楠木正成的幼年很难考证，他大概在1322年左右出现在历史中，当时幕府执权北条高时治政无方，怠慢国事，导致前代北条贞时时期留下的诸多问题集中爆发，各地均出现大量不服中央管的土豪和破产的御家人组织的武装集团“恶党”。北条高时就指示尚忠于中央的各地土豪去讨伐反对者。其中楠木家就是忠于中央的地方军头，楠木正成组织了家兵和当地的土豪恶党多次交战，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但北条高时为政无能导致反对派剿不胜剿。正成在不断地战斗中家兵折损很多，却很难得到休息，于是他对北条氏的政权的傲慢和无能开始不满。后来由于两件事的关系，导致正成决定投奔恶党，加入倒幕一方。一是北条高时向一家土豪越智氏征收财货，理由竟然是给自己的爱犬买狗食用。这极大地恶化了镰仓幕府政权在武士心中的印象。越智氏不堪苛政，起兵反乱。正成这时受六波罗派遣去镇压，但正成认定这是干脏活，非常厌恶。情不得已的完成了任务，但也导致他风评被害。另一件事是镰仓幕府处理安藤氏之乱，1268年，负责管理虾夷地区的安藤氏家族内讧，幕府派军镇压，但镇压过程中北条高时带头收受贿赂，然后把被认为是忠臣的一方给镇压了。正成听说后觉得这样只看贿赂多寡，不问是非曲直的政府，实在不值得为其卖命。放弃了镰仓幕府政权的正成就带兵内通恶党，扩大自己地盘，对六波罗阳奉阴违。楠木正成做事很隐秘，经常和恶党搞搞“对天鸣三枪，收兵回营”式的战斗，然后就把恶党给他的一些缴获当做战利品拿上去报功。六波罗受其蒙骗，以为楠木正成是一条忠犬，遂对他招兵买马予以认可，还让他当了执权本家得宗家在河内国的庄园的被官。蒙骗成功的楠木正成更是抓紧时间发展实力。后来让他扬名立万的赤坂城和千早城的防御工事，就是这个时期他开始搞起来的。

1331年，后醍醐天皇因为策划倒幕时走漏风声，被迫化为女装大佬出奔。逃亡到山城国的笠置山地区，在此举旗倒幕。消息传来后一批早已不满幕府的势力开始响应造反。随后后醍醐天皇为了招兵买马，让自己的儿子护良亲王到处巡游，召集“倒幕志士”。护良亲王来到河内国后，楠木正成觉得机会已到，遂起兵响应。幕府军听说后立即征讨。幕府军先下一城，攻克笠置山，俘获后醍醐天皇。见幕府势大的各路诸侯都把造反的心收了收，于是近畿地带只剩下楠木正成这一支倒幕军在赤坂和千早两地筑城防守。幕府为了彰显军威，遂动员了全部尚忠于幕府的军力，将赤坂城团团围住。打算一鼓作气干掉所有造反者。但幕府没料到的是楠木正成虽然兵力远不如幕府，但是他一开始就计算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挑了险峻的地方修筑赤坂城。而且楠木正成发挥了自家历代混江湖的经验，在赤坂城大量部署了各种防御措施。围攻的幕府军发现赤坂城道路狭小，兵多发挥不出作用，而且有很多尖刺坑之类的陷阱环绕。而且正成吸收他国经验，预先在山里备了滚木礌石和沸水，并在城前挖掘了壕沟，部署大量拒马。敌军不拆拒马就没法前进，拆了正成就丢滚木，往往死伤一片。这时由于幕府的失政，参战的各路武士中其实像正成这样，在心中早已抛弃幕府的人是大多数，只不过他们没有正成这样的勇气公开表态而已。所以打起仗来都是半吊子心态，无人敢勇。所以一看见出现伤亡，立即“对得起薪水”，“差不多得了”，然后就退下去逡巡不进。而傲慢无能的幕府此时更是气焰嚣张，对于一些表现的好的御家人求恩赏的要求，一概以没钱拒绝。这导致幕府军士气更加低下。这样正成仅以一只小部队，拖得幕府大军苦不堪言。他的坚决抗战让许多明眼人和有心人看到了幕府的虚弱和无能。见到幕府其实大势已去的有心人们，内心中的反叛之心开始燃烧起来。其中就包括后来攻克镰仓的倒幕名将新田义贞。

11月底，倒幕军因为物资耗尽，遂采用伪装的办法，放弃了赤坂城后从小路撤走。一无所获的幕府军这才攻下这座城。但是正成撤出来的部队经过短暂潜伏后，退到赤坂城附近的千早城，和这里的倒幕军汇合。千早城和赤坂城都是楠木正成的部队，所以和赤坂城一样同时被幕府军围住，但这座城比赤坂还要险峻，而且幕府军决定是先拿下赤坂，所以对千早城不上心围攻。所以倒幕军依然控制千早城。见倒幕军汇合，幕府就继续督促御家人拿下千早城。但是被赤坂城的经历彻底寒了心的御家人们没有精神头对付另一座比赤坂城还要难攻的城塞。楠木正成接管千早城后，屡出奇谋，先后采用火攻和草人借箭的方法来扰乱包围部队。镰仓幕府是一个封建国家，缺乏中央财政维持的常备军，所以武士都是自带干粮来打仗。本来围攻赤坂城就已经耗尽了御家人们的物资和信心，现在来攻打更险峻的，奇谋频出的千早城，御家人终于是耗不下去，也已经对横暴的幕府忍耐够了。2月24日，后醍醐天皇通过收买看守，从隐歧岛监牢里逃出来，跑到伯耆国地区说服了当地土豪名和长年起兵倒幕。名和长年在船上山之战中重挫赶来镇压的幕府军，消息传出后，再也不想忍受的御家人们纷纷蜂起倒幕。先后出现赤松则村，菊池武时为首的倒幕军势力。而跑出去招兵买马的护良亲王也成功招到一批兵马，和后醍醐天皇汇合开始征讨幕府。见势头不好的围城军丧失了进攻千早城的战斗意志，逃兵不断。但位于京都的六波罗探题北条仲时缺乏军事能力，分不清轻重缓急。想“既要、又要、还要”。他一方面不解围千早城，另一方面则放任京城空虚，把所有能找到的军队都组织起来向西去进攻名和长年和赤松则村，而这支军队的领导者却是一个不想再忠于幕府的阴谋家——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5月初，再听说名越高家率领的幕府军被赤松则村击败后，足利尊氏见机会难得，扯旗反水剪辨革命，加入倒幕军反扑京都。此时已无一兵一卒的六波罗完全无法抵抗，只能束手就擒。而包围千早城的幕府军见到六波罗已经完蛋，遂一哄而散，楠木正成通过他的坚持和顽强，终于赢得了倒幕战争关键的千早城之战的胜利。6月2日，各路倒幕军汇集京都，后醍醐天皇感念楠木正成的顽强，让楠木军队任开道和护卫部队率先入京归洛。随后对其大力提携，先后做了记录所寄人（负责记录评判战功的军事委员），决断奉行（法院法官）到最后的检非违使（首都治安和防御的总负责人）。连封两国守护，赐封河内国司。成为建武朝廷的首要重臣。

随着新田义贞在关东举兵倒幕成功，镰仓幕府灭亡。日本进入了建武新政时期，不过同样是推动新时代的“尊皇忠臣”，有人很满意没想法，有人则过度有想法了。由于后醍醐天皇推行不切实际的“建武新政”失败，很有想法，以致反水当了“袁世凯”的足利尊氏就萌生了“我源氏种也，何不为将军？”的想法，开始通过搞阴谋拉关系把袁世凯的剧本进行到底。没想法的楠木正成对于建武新政也未必满意，加上后醍醐天皇任用公家为官，还听信谗言贬斥了正成的老友护良亲王。所以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逐步淡出京都政坛，大多是在自己的老家经营自家盘口。不过后醍醐天皇给了他对自家盘口的合法官方承认，而且作为毫无争议的倒幕功臣，建武新政搞改革革不到他头上。经过镰仓幕府一百多年的治政，武士阶层的道德伦理观已经开始形成，所以别的武士或可因为某种原因毫无心理负担的作反，但作为功臣，对于恩主后醍醐天皇则理应忠诚。在这一点上，其实连有想法的足利尊氏也不能免俗。而没想法的楠木正成则更愿意做忠臣图名。1335年，中先代之乱爆发，足利尊氏骗过后醍醐天皇后，率军去关东征讨镰仓幕府的残余。他成功之后正式在关东扯旗造反，建武之乱爆发。为了镇压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立即召回了楠木正成，让他当了官军的总参谋长。楠木正成在这个位置上干的非常出色，能够正确判断形势，但无奈他的主君后醍醐天皇为人贪生怕死，而且在进京后还腐化堕落。这束缚了他的手脚。但楠木正成还是凭借形势因时而动，在足利军逼近京都后，主动提出放弃京都以拖住足利军，然后等待北畠显家援军抵达再做决战的方法，被逼无奈的后醍醐天皇不得不同意楠木正成的提议，使得官军成功取得了丰岛河原之战的胜利。

丰岛河原之战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以楠木正成为代表的官军诸将的军事才华是强于足利尊氏的。但足利尊氏马上就用自己的政治才华证明了政治才是军事的根本。在丰岛河原败退的足利尊氏逃亡九州后，凭借重建幕府武士政治的旗号，再次聚集起一支大军。楠木正成看清了问题所在，因此在足利尊氏反攻京都之际，楠木正成依然建议采取老战术，用京都拖住足利军，在己方集结起足够力量之后再决战。但这一次后醍醐天皇不是被逼无奈了，心存侥幸的他舍不得京都，于是采取了他最喜欢的下策——让楠木正成带队去支援正在抵抗足利尊氏西进部队的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知道自己人马不多，而新田义贞的部队因为白旗城之战已经精疲力竭。足利尊氏的军队却都是生力军，士气正旺。所以这是凶多吉少的一战，因此楠木正成在反对无效后，不得已带着部队去找新田义贞。两个老战友见面后喝了一宿，好好的各抒胸臆。俩人都认为这一仗凶险，很难胜利，但又都自认这其实是受到武士道德的要求而必须打的一场殉道之战。1336年7月4日，官军在凑川拦截水陆并进的足利军，凑川之战爆发。其中楠木正成负责带队去迎击陆路赶过来的足利军。足利尊氏采用派船抄后路的方法，击溃了应付水路方向的新田义贞，经过苦战后登陆，成功割裂了楠木正成和新田义贞的联系，将正成包围了起来，楠木正成见大势已去，遂让自己弟弟楠木正季突围出去，但是楠木正季则愿留下和兄长共死，还发出了“七生报国，誓杀朝敌”的豪言。于是楠木正成率领亲兵发动最后的突击，连续冲击足利军，最后力尽兵败，自戕而死。

楠木正成的一生可以说是丰富但纯粹的，历史并没有给他什么机会让他选择不同的道途，而是一直让他沿着标杆式的道途走到底。这让他的纯粹就容易被很多人用作自己意欲的寄托。这是他成为日本史上着墨最多，粉饰最厚的历史人物的根源。在天皇看来，他是尊皇的忠臣。在学者看来，他是少见的不靠个人武勇，懂得观察形势和利用谋略的军事战术大师，在武士们看来，他劝谏不成，选择杀身殉道的举动是武士道的正确表现。而在普通人看来，正成打响倒幕第一枪，以劣势反抗有着巨大优势但残酷不仁的幕府，是“袒左臂，举首义”的典范。而他的结局则完美的阐述了何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不但符合了日本人对于悲剧的偏好，还证明了普通人常有的“肉食者鄙”的看法的合理性，甚至在流氓黑社会的眼中，楠木正成半黑不白的出身，又以“恶党”身份起家，奋斗而成“官军”，最后为了“仁义”而亡，进而得到了世间的尊奉，说明像他们这样的社会边缘人也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没有逆天改命，受人尊敬的可能的。所以在众多的意欲的加持下，楠木正成死后受到很多社会阶层的崇拜。即便是后世室町幕府也不能免俗，尤其是因为楠木正成的家人在南北朝时期反复横跳，一度从属于室町幕府拥立的北朝，所以室町幕府时期虽然把楠木正成定为“朝敌”，但也无法动手清算楠木正成的家族，楠木正成的本家在南北朝统一后虽然领地大幅消减，但依然保留下来，成为所谓“北势四十八家”的地方土豪家族。到了近代对正成的人设利用的最为登峰造极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府，因为同样是“尊皇倒幕”建政。为了鼓吹政治的合法性，近代日本对于楠木正成的故事进行了空前的开发和宣传，使得他一跃成为“三德兼备”的“大楠公”，是“军神”和“日本自有国以来最大的名将”。于是乎各地关于楠木正成的各种文创和景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推波助澜。在“军神”的榜样激励下，日本军国主义者组织军事行动代号叫“菊水作战”，特攻队员戴“七生报国”头带上阵，管战死叫“凑川再见”。从这里无一不看出楠木正成的形象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也让他至今依然被定格为日本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莫斯科：这个就没啥可介绍的了，大毛的首都。地处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东欧平原中部，世界一线城市。莫斯科一词出自古芬兰语，意思是烂泥地。因为莫斯科建城时是一片大沼泽地。莫斯科这地方最初时本是罗斯地的一个贸易站点，后来沿着贸易路线逐渐变为小市场，进而成为一个小镇。因为地广人稀，所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分封的时候，把自己只有两岁的小儿子但尼尔安排到了这里。这样他的后人虽然多占地盘也不容易引起其他贵族的反对。但尼尔成年后接手了莫斯科镇。大概1147年左右他开始正式沿莫斯科河筑城。所以现代莫斯科认定城市始建于这一年，而迄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

后发展为莫斯科公国。14世纪，莫斯科公国成为罗斯三大公国群的东北系公国群的带头大哥。俄国人以莫斯科为中心，集合周围力量反抗蒙古贵族统治，从而统一俄国，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莫斯科大公时代开始，到沙皇俄国、苏联乃至俄罗斯联邦，除了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后的1712-1918年，其余600多年莫斯科一直是国家首都。

里加：拉脱维亚首都，波罗的海里加湾的大海港，渔港。距海约15千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被誉为 “波罗的海跳动的心脏”和“北方巴黎”。

本是古时利弗人修筑的港口交易站，所以命名为里加，意思就是利弗人之地。利弗人又叫利沃尼亚人，它是古波罗的海诸族之一。不过这是外族人对其的称呼，利沃尼亚人的自称是兰道斯人（rāndalist），意思就是“住在海边的人”。这说明利沃尼亚人很早就是一个从事渔业维生的群体，因此它也是最早在波海地区进行航行搞贸易的。所以素来重视港口。里加由于它联通了波罗的海和道加瓦河，而道加瓦河可以航行到伏尔加河流域，所以商品在这条水路上可以河海联运，因此这个地方被利沃尼亚人看上迁居后，迅速成为波海交易圈中地位重要的港口。随着贸易兴盛，居民渐多，遂成都市。不过利沃尼亚人做贸易厉害，但不怎么能打。利沃尼亚人说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语言，和周围的其他族群都不一样，甚至有学者推测他们是最早是被斯拉夫语族驱赶到这个地方来的。因此利沃尼亚人的太平时光并没有维持很长。随着贸易的发展，两个势力开始对利沃尼亚人形成压力，一个是跟利沃尼亚人一起来到这个地区的古拉脱维亚人。另一个是跟着神罗商人来利沃尼亚传教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团。利沃尼亚人因为长年做贸易，对于神罗的传教行为接受度比其他波海诸族高一些，很多利沃尼亚人部落甚至把神罗诸侯们的势力当做有用的盟友，并不反感皈依。而反感的利沃尼亚人，则加入了古拉脱维亚人的反抗队伍，并逐渐融入拉脱维亚族群体。随着天主教会在利沃尼亚这个地区逐步传教，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利沃尼亚人遂加入到欧洲天主教世界中。而利沃尼亚这个名字也从此成为欧洲地理的一部分。教士们在利沃尼亚的成功，让教廷和神罗诸侯们看到向波海地区扩张的有效和必要性，于是1202年，在里加主教阿尔伯特（Albert of Riga）的号召下，北方十字军运动的第一个大玩家——宝剑骑士团（Schwertbrüderorden）在里加成立。而这位里加主教阿尔伯特，也被认为是里加的奠基者，他在里加开山立派使其成为主教区的1201年，也被现代里加认定为是城市之始。

从里加建城起始就可以看出，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座殖民城市，或者说是外族人建立的城市，利沃尼亚人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这个城市乃至其周边地理区域贡献了名字。因此里加建成后，立即就成为北方十字军向波海地区扩张的重要据点，这也导致北方十字军势力和波海诸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让本已分裂的利沃尼亚人更无他路，于是要么利沃尼亚人作为杂兵参加了北方十字军中，最后变为神罗的一部分，要么利沃尼亚人被和其生活习惯很相近的古拉脱维亚人吸收和衰亡。随着北方十字军战争的逐步推进，里加迅速德国化，成为神罗的一个自治市，由于里加繁荣的商业，所以它很快成为神罗的自治城市联盟的一员。1282年里加自治市参加了汉萨同盟，利用汉萨同盟优越的外贸条件，通过发展对俄贸易转口，迅速发展为波罗的海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不过里加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底色，使它满足于做一个自治市，只要保证自己的商贸利益，头上的宗主可以随便换。随着骑士团国家的毁灭，里加则先臣服于波立联邦，然后是瑞典。在大北方战争后则转为俄国，1709－1710年左右俄军占领里加，随后将其改为为利沃尼亚省的省府。凭借其长年的贸易积累，里加遂成为俄国西北部的贸易中心，十八世纪开始，沙俄开始大力投资发展波海沿线港口。里加港作为对欧商贸的中心，很受重视。为此沙俄还着力整修，把里加港发展为俄罗斯第一批现代化海港之一。随着沙俄的工业化进程的开始，西欧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开始被沙俄大量进口，而这些进口货大多是在里加卸船。而俄罗斯商人为了图省事，从西欧进口机器盖工厂时，也就近就设置在里加。里加也因此成为俄罗斯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工业都市。1900年时里加已经是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里加的工业化维持了城市的繁荣，但同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拉脱维亚人的崛起。古拉脱维亚人在北方十字军时代被打败后被迫皈依，但条顿骑士团为代表的北方十字军势力发现他们很难把干涉的手插入古拉脱维亚人的具体社会事务中去。因为这个时期的拉脱维亚地区大部都是森林沼泽，以至于古拉脱维亚人自己都叫自己“丛林人”（拉脱维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林中人”或者“伐木工”forest-clearers），所以打不过可以躲。因此虽然拉脱维亚人皈依，但依然顽强的隐秘着保留了很多古代习俗，而嫌治理太麻烦的条顿骑士团也开始转头向南，经营自己的东普鲁士去了。条顿骑士团的浮于表面让拉脱维亚人开始借助自己的古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群体。拉脱维亚民族认同开始出现，但这种躲来躲去的现实也限制了文化水平的发展。随着世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拉脱维亚人作为传统的林工和农民，也开始迁入城市。而工业化大发展的里加，对于劳动力有着持久而旺盛的需求，这让拉脱维亚人大量进城，成为俄罗斯最早的工人阶层。本已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群体叠加以工业年代的加持，造就了现代拉脱维亚民族意识的抬头。因此这个时期里加虽然不是拉脱维亚人的城市（里加的官方先用德语后用俄语。而很多政府和社会服务的文书一度，甚至有些一直都是双语的），但已经开始逐渐拉脱维亚化了。但作为一个到了工业时代才形成认同的民族来说，拉脱维亚人虽然精神上很支棱，但这种认同实在形成太晚，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年代的“人造民族”差异并不太大，缺乏历史支撑的它很不成熟。所以拉脱维亚人一直也没有得到独立。不过不成熟可以催熟，北方十字军催熟了古拉脱维亚人群体，而沙俄在搞工业化时也大搞“民族大监狱”，通过打压催熟了现代拉脱维亚认同。1918年，趁着沙俄凉凉，拉脱维亚人开始大搞独立运动，最终经历700多年外国统治后拉脱维亚获得了独立。里加也因此成为首都。但是拉脱维亚的这种独立基础不牢，所以苏联成立后，很快就地动山摇。因为民族文化过于落后，却又因缘巧合被拖入现代社会，所以拉脱维亚的社会意识是一个沙漏型的，要么认识不到民族，要么认可苏联的超民族思想。因此拉脱维亚人组成的红军部队一度是苏联红军中最能打的力量，而他们成为了内战时代拉脱维亚的胜利者。但是随着苏联的建立和发展，继承了沙俄时代的工业基础的苏联进一步投资发展拉脱维亚，这让拉脱维亚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沙漏型开始向圆柱形发展，通过常年和西方做贸易的关系，拉脱维亚社会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天然有亲和度，而经济环境发展开始让拉脱维亚的社会意识的“中间部分”，比如民族独立和分离倾向开始出现。苏共对于波海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一直视为头号大患，全力镇压。这种镇压再次催熟了现代拉脱维亚民族的形成。经过多次的人工催熟，随着苏联的解体，现代的拉脱维亚国家再次获得独立。里加终于称为一座彻底的拉脱维亚城市。由于遭到的兵燹不太严重，所以里加现在还保有着运河环绕，具有中古时代的城市特征的老城区。其房屋低矮，街道狭窄，屋顶多用红瓦，每座屋顶有一只闪光的金属公鸡──风信鸡。相传可避邪，后来人们把鸡身两侧分别涂上金色和黑色，以辨别风向。里加的饮食与北欧各国相近，海味为主，丰盛美味但太油腻。好饮啤酒，有醇正欧洲啤酒。

亚速：英文名AZOV,俄语Азов，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在东欧平原的南部和前高加索上、顿河下游，距亚速海7公里。人口约10万，1926年建市。河港，铁路要站。

公元前3世纪时即有人在此筑居，后因为战略位置重要，故屡经风云变幻。大约10世纪时钦察人据此地，将其起名为亚速，意为“低地”。1471年，奥斯曼帝国占此地，看中其战略位置之优势，筑亚速要塞以防御顿河哥萨克势力侵袭。后来这里成为哥萨克-沙俄联合军和奥斯曼帝国军的主要交战地带。1696年，彼得一世发动第三次俄土战争，取得亚速战役胜利后将此地纳入俄罗斯领内，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崛起之前，亚速是罗斯托夫州乃至整个前高加索最主要的城市。现在亚速依然是罗斯托夫州和南部俄罗斯的重要城镇，是俄罗斯黑海舰队下属亚速海分舰队的母港。而亚速要塞得到了保留，现在是亚速市的第一名景。

乌拉尔斯克：英文名Ural'sk ，俄语Уральск，哈萨克语Орал。哈萨克斯坦西北部城市，乌拉尔斯克州首府。位于乌拉尔河右岸。现在这里是哈萨克斯坦国属西哈萨克斯坦省的省会

1613年哥萨克势力迁入建为要塞，初名雅欣斯克。普加乔夫起义时成为起义军的核心城市。1775年起义失败后改名为乌拉尔斯克。后普希金为了寻访普加乔夫的事迹旅居此地，他在此地完成了自己的传世名作《普加乔夫传》和《上尉的女儿》。从此乌拉尔斯克就和普希金结成了不解之缘，十九世纪时此地通铁路，立为要站、后又因地利缘故，增加了河港和航空港。遂成为该地区的贸易核心都市。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改名为乌拉尔市。乌拉尔斯克市有普希金纪念馆，此地也是哈萨克斯坦班迪球运动的中心。班迪球是冰球的一个分支，它介于冰球和曲棍球之间。但是班迪球用的是圆球，而不是饼形球。我们熟知的用饼形球的冰球，一般叫冰上曲棍球（Ice hockey）。乌拉尔市班迪球队是世界班迪球运动的老牌劲旅。

萨来：有两个萨莱（Sarai），第一个叫拔都萨莱，又叫老萨莱，是拔都时期的金帐汗国首都，萨莱是波斯语“宫殿”的意思。后来至别儿哥时代，别儿哥另建一新城称为别儿哥萨莱或者新萨莱。不过两个地方很近。在大地图上看无法区分。

此地最早是可萨汗国（Khazar Khaganate）的首都 阿的尔（Atil，中文叫阿德或阿得水）。可萨人是由北匈奴与西迁至欧洲的一支回纥人萨拉古尔部（saragur）在吸纳了一些当地人（含斯拉夫人）后组成的一个国家，大约公元650年正式建国。在广义上来说属于西突厥部落的一部分。

可萨人可能是欧洲突厥人中最文明的，而且它是整个中世纪唯一一个以犹太教为国教的王国。中国唐代长安城内的犹太族群，其实主要来源于可萨汗国。可萨汗国数个世纪以来与东罗马帝国亲密联盟，这个联盟有效阻止了阿拉伯人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但最后因罗斯国家崛起，东罗马帝国选择罗斯人为新盟友，反水绞杀可萨汗国，导致其最终的灭亡。金帐汗国成立后拔都选择了阿得水旧城作为自己的首都。金帐汗国是一个行国，所以首都迁徙起来也很容易。别尔哥时代则再次迁至新萨莱。现在拔都萨莱位于俄罗斯南部阿斯特拉罕州，位于省会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的谢利特连诺耶（Selitrennoye），属伏尔加河流域，距里海120公里。此地盛产世界上最好的西瓜，其个头极大，味极甘甜。还有欧鳇鱼、鲟鱼、闪光鲟鱼及其他珍贵鲟鱼品种在内的共约70多种鱼。

克路治：这个中文网上基本上都搞错了，都认为是奥地利的格拉茨。但是从内置的位置看，这个城市在今天罗马尼亚的喀尔巴仟山山麓，所以这座城市是应该是克卢日(Cluj)。

全称 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罗马尼亚西北部城市，克卢日县首府，位于蒂萨河支流索梅什河上游，克卢日县中部。人口34万。这里历史悠久，上搠可达2000多年，有“罗马尼亚文明的摇篮”之称。罗马帝国时期成为达契亚行省的市镇，当时称纳波卡，公元二世纪为罗马的自治市，九世纪时是匈牙利王国的组成部分，十六世纪后曾长期为特兰西瓦尼亚首府，此时改名为克卢日，源自拉丁语“Clausum”，意为“夹在山丘之间的城市”。在1790-1849年和1861-1867年期间，为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首都。随后这里发展为特兰西瓦尼亚主要工业和文化中心。现代罗马尼亚将两名字结合，成了现在的克卢日-纳波卡市

克卢日-纳波卡是铁路和航空要站。工业有机械制造、化学、食品、制鞋等。有巴贝什-博利亚伊大学、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高等学校及科学院分院、特兰西瓦尼亚博物馆、植物园。现在市区周围厂房栉比，一座座乳白色、鹅黄色、浅蓝色的新建筑星罗棋布。市中心的老城区仍然保持着中世纪风貌，有15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等古迹，如有圣米哈伊教堂和班菲宫。市区有一座东南欧最大的植物园，种植有全球各地带的多种植物，园内溪流淙淙，别有一番天地。在亚洲花草栽种区，还建有小巧玲珑、造型别致的东方小亭，游人来此小憩，可观赏多姿的花卉，领略沁人心脾的芳香。这里培植有300多个品种的玫瑰花，有香味最浓的玫瑰，有世界上著名的白玫瑰等，因而被称为“玫瑰花王国”。这座植物园与世界上84个国家的500多个著名的植物园交换资料和种子。在国际比赛中，这里培植的珍贵品种屡次获奖。

顺便介绍一下网上常弄错了的 奥地利的格拉茨

格拉茨一词来源自于斯拉夫语，意为小城堡，城市历史可达九百年：十世纪建小城堡，1240年建镇，1379年后曾为哈布斯堡王族利奥波德支系的本部。十七-十八世纪为贸易中心，十九世纪起发展迅速。哈布斯堡家族掌握统治权后，王族们选择它作为自己的居住地，格拉茨从此发迹。

现为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横跨多瑙河支流穆尔河两岸，扼匈牙利平原通往亚得里亚海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奥斯曼帝国到拿破仑大军，格拉茨饱受无数次强敌围攻，仅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军便三次攻占格拉茨。因此格拉茨武器博物馆成为格拉茨最著名的景点，格拉茨武器博物馆以藏十六至十七世纪武器闻名，存有3万多件历代战争中使用过的兵器展品，足以装备2.8万人的军队。该博物馆原为1642年建的兵器库，它的特点是不以种类而以数量取胜，因为当时的军队不提供武器，士兵去打仗得自己购买或者租。所以供应商就搞几种标准武器方便生产。这推动了奥地利的手工业向现代工业演化的进程。此外，格拉茨还有中欧保护最完善的古城，建筑深受意大利风格影响：有1561年建的钟塔，1585年建的大学，还有十一世纪的城堡和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大教堂多所。

萨罗尼加： 这就是希腊名城 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希腊的第二大城市，东南欧主要交通枢纽。

本是古代马其顿王国京城，马其顿衰落后、公元前168年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东罗马时期一直处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控制下。东罗马帝国采取贵主制度后，塞萨洛尼基成为贵主封地，进而成为副帝的行在（类似英国王太子封号是威尔士亲王），重要性仅次于首都君士坦丁堡。奥斯曼时期，1387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但1402年奥斯曼帝国在安卡拉战役败给帖木儿后，一度被拜占庭收复。1430年再次落入奥斯曼手中。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国父 凯末尔生于此城，巴尔干战争后（1913）才复归希腊。此城拥有大量拜占庭建筑及一些重要的奥斯曼帝国、犹太人建筑。史学价值甚高。还有建于1925年的亚里士多德大学，其哲学、神学和考古专业在世界上均颇负盛名。

科多巴：这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区的历史文化名城 科尔多瓦（Córdoba）。

西班牙著名古城，尼安德特人年代就有人类出没的痕迹。后来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先后来此筑居。科尔多瓦城市附近地势平坦，临巴埃提斯河（瓜达尔基维尔河），通过腓尼基-迦太基商路运入大量矿石，造就了发达的冶金业，所以城市殷富。迦太基人呼之科多巴，意为“好城市”。迦太基在布匿战争失败后，大概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科尔多瓦被并入罗马，但城名沿用下来。然后科尔多瓦作为罗马的行省省治一直维持到公元6世纪。6世纪左右西哥特人侵入西班牙，破坏甚烈。导致科尔多瓦一度废弃。但这座“好城市”天命未尽，到了公元8至11世纪后倭马亚王朝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建政后，看上了这个风水宝地，遂选择了科尔多瓦成为其都城，将这座“好城市”带入了它的巅峰时代，科尔多瓦作为后倭马亚王朝的都城的时代，是科尔多瓦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10世纪时其居民达50万，是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文化空前辉煌，绚烂如花，是当时欧洲最文明的地方。百年翻译运动的成就西传入欧有多个路线，其中一个主线就是从科尔多瓦进入的。所以在现在，科尔多瓦文化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是研究从古到今人类知识传承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绿教国家先天的不足，导致后倭马亚王朝逐渐衰落，而获得源源不断外援的西哥特人后裔则开始崛起，西班牙人开始夺回他们父祖的土地.转折点在12世纪到来，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圣王”费迪南三世击败当地的军阀，吞并科尔多瓦。费迪南三世看上了瓜达尔基维尔河便利的水运条件，遂把这里改为卡斯蒂利亚王国南进进行再征服运动的重要军事基地。从此科尔多瓦身上的文人色彩逐渐褪去，在反复的拉锯战中逐渐成为一座名将辈出的武人之城，著名的“西班牙大方阵”的创始者贡萨罗-德-科尔多瓦就是生在这里的。但随着再征服运动的结束和西班牙海洋帝国的崛起，西班牙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沿海城市，科尔多瓦遂衰落，逐渐成为一个小镇，直到1859年通铁路后方再次振兴。但依然不是西班牙重要的都市。1936年，科尔多瓦的亲佛朗哥军官发动政变，逮捕当地的民政长官，西班牙内战遂爆发。随后这里成为战场，并在战后遭到佛朗哥政权的镇压，死伤狼藉，再次衰落。然后佛朗哥政权决定重新规划，设科尔多瓦省，把此地改为省治。科尔多瓦方才恢复到城市的地位。现在是西班牙第11大城市。

卢比克：现在通常译为“吕贝克”（Lübeck）。当地人称为“留比凯”，意思是“迷人的地方”。

考古发现冰河时代即有人类活动。不过没有值得一提的定居点。大概公元700年左右斯拉夫人开始向欧洲迁徙，其东系、西系和南系都在日后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或国家群。但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北系的斯拉夫人沿着波罗的海沿岸迁徙筑居。在波海南岸形成了很多斯拉夫人聚居点。这支斯拉夫人虽然和“斯拉夫三雄”是一个起源，但是他们较早的接触到西欧，尤其是神罗地区，所以很快被德国化，进而在保留一部分斯拉夫习俗的基础上被同化成为德国人的一部分。现代德国就有一些人的名字叫XX斯基就是这么来的。这些被同化的斯拉夫人引用神罗传统，在现在的北德-北波兰地区建立起来一系列公国，他们奉神罗皇帝/波兰大公为宗主，但是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日后北德地区的名城如格但斯克、荷尔斯泰因、施伟林、拉策堡都是这么形成的。而吕贝克也是这些北德名城之一。北德地区在德化后成为神罗帝国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在诸部之间的战斗中借助了神罗大诸侯“狮子”海茵里希的势力，所以这些北德城市大多成了圭尔夫党的党员或盟友。转折点发生在1181年，这一年因为巴巴罗萨皇帝发皇命驱逐海茵里希，为了瓦解北德地区的圭尔夫势力，巴巴罗萨皇帝同意北德诸侯有自治权，并且进一步把其中主要的贸易都市定为皇庄，许其由商人自治，不受封建领主管辖。这样北德地区的商业重镇在法律上获得了贸易特权，借助波罗的海贸易圈的逐步形成，这些商业都市迅速崛起，而吕贝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为日后吕贝克的发展定了两个基调，即1：吕贝克是一座商业城市，由商人自治。2：吕贝克是波海贸易圈的重要玩家，必须参与波海贸易圈相关的政治变动。这两个基调让吕贝克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都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历史中反复出现。

吕贝克一开始也只是波海诸商业城市的里不起眼的一个，不过因为参与了波海的鲭鱼贸易，有了立身之本，所以没有在商业诸城的竞争中衰败。转折点发生在1200年，随着北方十字军运动兴起，神罗的骑士们争着去波海三国打野。为了去波海三国。有人选择走陆路，有人选择走水路。而当时吕贝克是走水路最便捷的港口之一，很多十字军骑士们大多选择在吕贝克出海。为了图方便，这些骑士们大多选择只带着钱到吕贝克，在这里置办装备、补给和随从，然后再找船出海，十字军的消费给吕贝克带来了极大的利益。骑士们的需求使得吕贝克自己的工业能力获得了提升的同时，这些强兵的到来，也给吕贝克自保甚至扩张的底气和能力。吕贝克的发展因而加速。与此同时，吕贝克在神罗贸易圈里的下家科隆兴盛起来，科隆因为帮助“狮心王”理查赎身，获得了对英贸易的特权。但科隆没有出海口，所以就找了吕贝克帮忙。而中世纪的英格兰诸王大多不善理财，所以为了换钱，对外贸利权任意出售。吕贝克抓住了这个机会，遂仿效科隆，也获得了对英贸易特权。随着1226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宣布吕贝克正式成为“帝国自治市”。加上自己独有的贸易利权，吕贝克迅速成为北德诸侯中最重要的扛把子。

崛起的吕贝克作为重要的商业都市之一，就要处理商业都市必须要应对的问题。腓特烈二世之后神罗进入“大空窗时期”，陷入政治混乱，导致神罗国内盗匪横行，商路断绝。而各商业都市之间也因为门户之见，相互排挤内卷，进而导致神罗国家内的商业活动受极大抑制，非常凋敝。致使原来就很不稳定的神罗商业圈开始演化成更小的区域性的商业圈。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因洞见积弊，遂提出应该停止内卷，转为外卷。而这些有识之士的政见在英格兰获得了实践机会。他们组织在英格兰的神罗商人，成功结成类辛迪加的组织，保障了自己的利益。这进而导致有识之士在吕贝克和汉堡两地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1210年，吕贝克和汉堡约定互保，两家宣布商业法律互通互惠，并且组织兵马平靖商路。由于吕贝克常年接北方十字军的单子，还经常组织兵马参与对北欧诸国的战斗。所以能招来不少强兵好手。在两家的清剿下，吕贝克-汉堡商路再次通顺，成为神罗最安全，效率最高的贸易线之一。这让两家商旅受惠良多。

眼见榜样在前，这两家的老伙计科隆和不莱梅非常眼热，遂提出加入，四家联保好做生意。吕贝克和汉堡同意，于是四家联保遂形成。其他北德地区的商业城市见状也跟风加入。这样神罗国家的南北两边都掀起来一个商业城市结成城市联盟，互帮互保的风潮。1259年罗斯托克和维斯马加入，1282年布鲁日和伦敦宣布因为联保各家兵强马壮能干事，所以在北德地区就只跟联保的各家做买卖，这推动了更多城市加入。北德地区诸城遂形成了一个商业联盟，这就是日后著名的“汉萨同盟”。而吕贝克作为汉萨同盟的肇始，就理所应当的成为汉萨同盟的核心。随着汉萨同盟的扩大和发展，北德诸邦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且通过统一市场推动了统一的商业联盟，再通过统一的联盟来协调各家的统一行动。汉萨同盟在发现联合的好处后，很快就打算进一步推动联合的作用，然后搞上下家通吃，希望通过各商业都市的联合实现垄断，然后凭借垄断地位逼上家贱卖，给下家摊派。进而保证自己作为中间商的利益最大化。汉萨同盟的策略很成功，特别是由于北德系诸侯对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内政的介入，让汉萨同盟诸城和北德诸侯们连续挫败丹麦和挪威，顺利实现了吃上家，而下家又早就跟自己联保了，所以同盟城市的商业活动大为繁盛，利润率火箭上天。榜样模范在这里了，于是乎于1293年，在吕贝克的倡议下，26个北德城市齐聚罗斯托克，连署同意了《罗斯托克协约》，从此吕贝克的商业法律成为北德地区通行的商法。这象征着整个北德地区商人团体正式结为联盟。由于德意志地区的商人团体俗称叫“汉萨”（ Hanse，本意是军队的马车队。德国商人在赶大集的时候喜欢驾着大型马车一列一列的，到地方后把马车环绕起来然后开张做买卖，这样遭抢劫时就很容易凭借马车形成的环形车堡来自保，这本来是军用运输队的战法，所以就他们的集市和队列就被称作是汉萨，进而成为德国商人团的代称）因此这个商业联盟，也就被称作是“汉萨联盟”。汉萨联盟法律上没有首都，但因为通行吕贝克的商业法，商业纠纷矛盾要到吕贝克的法院去打官司。由于商业都市反感封建主的干涉，不想让封建法律来判罚商业事务，所以联盟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商业都市申请入盟，联盟遂逐步扩大。这让吕贝克作为联盟高院的行在，要处理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最后导致吕贝克实际上成为了汉萨联盟的首都。同盟首都的时代是吕贝克城市的黄金年代。所以今天吕贝克的全名依然叫“汉萨之城吕贝克”（Hansestadt Lübeck）。黄金年代的吕贝克，其富庶繁荣冠绝神罗，来此交易的船只的船帆能盖住地平线。有的商船甚至能大到2000吨吃水。同盟左右着丹麦和瑞典的王位继承人人选，而英国国王甚至不止一次将王冠拿到吕贝克来抵押给汉萨商人换取贷款，或向其借舰队和海员。所以时人称吕贝克之为“汉萨女王”。是当时欧洲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之一。

汉萨同盟和吕贝克是一荣俱荣，所以汉萨同盟在黄金时代之后走向衰落，吕贝克自然也就是一损俱损。汉萨同盟是商业联盟，其成立目的也是为了商业利益。但商业利益不一定和政治利益时刻符合，所以一位雄主的难得之处就在于能够平衡这两者，结合这两者，进而让两者相辅相成。然而汉萨同盟没有这样一位雄主。甚至连一位正式的盟主都没有。终汉萨同盟的始终，同盟没有成员名册，没有共同防御方针，没有制订过对所有成员城市有约束力的法律，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有同盟全体成员参加的战争。汉萨同盟的建盟信条就是“在商言商”。而且它对于这个信条贯彻至终，所以其政治建设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利益追求。随着哈布斯堡家族独得神罗皇帝尊位后，神罗国内的治安有了改善，这样神罗商人虽然还是要给封建主交大头钱，但至少自己那份小头钱就不容易被车匪路霸再抢一遍了。这样汉萨同盟的吸引力就开始下降。然而这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是因为始终信奉“在商言商”，因此缺乏政治建设。所以汉萨同盟眼界狭小，认识不到政治才是最高等级的商务。所以汉萨同盟无法用政治手段应对其他国家的崛起，这最终造成了汉萨同盟的衰败。吕贝克等城市在神罗国家贸易圈里的角色是中间商。靠着中间商结成同盟，实现了吃完上家吃下家，因而致富。但因为同盟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进来，这让很多下家也成了同盟会员。但是汉萨同盟“在商言商”，定了同盟内部不能恶性内卷的规矩，因此同盟才通用吕贝克的商法，恶性内卷的时候要去吕贝克打官司。所以如果同盟盟员内卷了又不管，同盟就没有意义了。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下家入盟，而且对联盟内部的惩处又没有强制性的机制，盟员退盟也遭不了太大罪，这导致吃下家变得越来越难。与此同时汉萨同盟的榜样力量给了其他国家仿效的理由。汉萨同盟的外国下家如佛兰德斯和英国都开始组织自己的“汉萨”，而且随着这些国家的中央权力的逐步增长，这些外国下家的“汉萨”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敢用一些非商业的手段来跟汉萨同盟对着干，甚至去打贸易战。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自己的五港同盟（Cinque Ports）。在大航海年代来临后，交易中心开始向南转移。同时随着大宗货物贸易的兴起，船只可以造的越来越大，航程也越来越远。这样外国商家可以跳过汉萨同盟这个中间商跟更远的交易对象交易。这就让汉萨同盟在吃不了自己的下家的同时，越发没招去吃外国的下家。所以为了保证利润，汉萨同盟就只能吃上家。但这时候同盟能吃的上家只有北欧和波海沿岸诸国。北欧诸国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等因素，国家形成比较晚，国体落后。所以建军理念落后，一直不是北德诸侯的对手，但通过做上家赚辛苦钱，并引入学习先进文化，终于实现了封建制，让国家建设走上正轨。因此逐步可以跟北德诸侯盘盘道了。随着北欧国家逐退北德诸侯的进攻，到了14世纪晚期，以卡尔马同盟的成立为代表，北欧诸国初步实现政治统一，开始走向复兴，国家给撑腰杆让北欧诸国的商人们硬气了起来。而在另一面，波海地区的旧势力开始衰退，逐渐并入崛起的新势力，而这些新势力都是雄主领导的大国。比如吞并波海地区的俄罗斯帝国。这些大国往往自己有不止一条贸易线路，所以对于汉萨联盟的贸易封锁毫不畏惧，还经常能反杀。上下家的逐渐强大，导致缺乏政治建设的汉萨同盟是上家吃不了下家不敢咬，反而因为长期两头吃，遭到了上下家联合绞杀。这让汉萨同盟迅速颓了下去。最后这个同盟终于在宗教改革运动导致的种种新旧教战争的战火中被毁灭。1669年，汉萨同盟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除了最早的几家仍保持“汉萨之城”的头衔外，其他城市全部退盟。但即便保持了这个头衔，吕贝克也已经荣光不再——它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以宗教为理由引爆的种种矛盾让参战各方把掠夺和屠城当做是必要的手段，这导致吕贝克不断遭到打击，人口和财富都损失惨重。只不过是由于同地区的其他贸易都市大多烧成了白地，总得做点啥维生的商人们除了吕贝克之外没地方去，这让吕贝克保持住了自己贸易重镇的地位。但就和它的汉萨们只是勉强度日一样，吕贝克其实也只是依靠各种裱糊来掩盖自己的落魄。但这种裱糊到拿破仑战争时代也维持不下去了，为了封锁崛起的拿破仑，英国出动海军袭击吕贝克，摧毁了城市的商船队。同时拿破仑认为吕贝克城市向他承诺中立是撒谎，为了报复率军抢占了吕贝克，加以重税严惩。这连番打击彻底的毁了吕贝克，其商业重镇地位再也不能维持，遂被汉堡取代。直到近代德国完成统一，成立德意志帝国后，终于有国家给撑腰的吕贝克才能重新开张做生意，这时的吕贝克虽然已经完全比不过自己昔日伙伴汉堡，但凭借悠久的历史，也还是德国一个重要的商港。但二战的战火又搞砸了一切——这里是英国空军对德战略轰炸的第一站，吕贝克全城被炸穿，12000多座房屋遭受严重程度不同的损毁，市中心20%的面积被炸平。但由于损毁太严重，吕贝克也因此成为二战后重建的第一批城市，与此同时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波兰等东欧国家大量驱逐德裔居民回德国。而这些需要安置的德裔居民就被送到像吕贝克这样损毁较重，人员流失大的地方定居以补充人口，吕贝克遂再次复兴。吕贝克现在依然是德国在波罗的海上最大的港口，依然传承着它那富于传统和历史的港业和海商业直到今日。

里斯本： 这是葡萄牙首都Lisbon。

新石器时代即有定居点，而且很难得的定居点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古凯尔特人迁入，和当地居民融合成功。这里遂成为古凯尔特人的一部分。后来居民开始从事海商，连接上了腓尼基人的贸易圈。通过出售盐、矿石和腌鱼而兴盛起来。这个时候当地居民就开始用里斯波（Lissoppo）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后来就简化为里斯本。里斯波有很多解释，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是来自著名的希腊神话《奥德赛》，神话里这里是奥德赛航海的终点，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所以奥德赛在此建城，称之为奥德赛城。奥德赛在拉丁语转写为尤利西斯（Ulysses），所以又叫做尤利西斯之城（Ulyssippo），因为各地发音不同，所以罗马时期又转译为Olisippo，然后当地居民还有口音，所以不发O音，就直接简化为了里斯波。里斯波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另一种说法是这个词来自于凯尔特语Alis-Ubbo，意思是“安全的港口”或者“避风塘”。腓尼基人把这个词引入，随后传遍各处。随着商业日渐兴旺，腓尼基人遂和当地的凯尔特人联手，把商站改为城镇。称之为塔古斯（Tagus），纳为腓尼基人日后成立的迦太基帝国的一部分。不过里斯本称之为城市的话还要到布匿战争后。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击败汉尼拔，夺取伊比利亚半岛。这个时期塔古斯的居民们下注赌罗马能赢，给大西庇阿供应军需物资。所以在罗马攻略伊比利亚成功后，塔古斯赌对铺，大发利市。罗马人接管这个地区后采用了里斯波的名字，这里遂改名，成为罗马的卢西塔尼亚行省下面的一个城镇。罗马共和国时期，里斯波因为站队正确，获得一些在共和国境内的贸易特权，于是崛起成为这里的商业中心。里斯波人靠海吃海，通过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和盐业获取财富，当时罗马人很喜欢吃鱼酱（garum），而里斯波是罗马共和国内最大的鱼酱供应商。同时做鱼酱保鲜要用盐，所以此处煮海为盐，发展出非常兴盛的制盐业，成为罗马国家重要的盐场。因此这里虽然不是卢西塔尼亚行省的省治，但重要性已经不下于省府了。到了凯撒大帝时期，这个地方因为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所以得到西征至此的凯撒大帝的青睐。当时伊比利亚西北部的山区还是土著部落说了算，他们反对罗马的统治。因此凯撒大帝需要征讨这些土著部落，这时里斯波是向伊比利亚西北进行军事行动最重要的兵站。里斯波当地的盐商们在这场征讨里比较坚定的站在罗马一边，出钱出力，很得凯撒大帝的嘉赏。于是凯撒大帝在战后投桃报李，将城市升格为自治市。赋予其“拉丁特权”（ ius Latii、 Latin Rights）。在罗马法里自治市有免税和行政独立的特权。其居民亦认定为正宗罗马公民。凯撒大帝的授予，标志着里斯本已经不是外乡城市，而是罗马国家的核心都市之一了。所以盐商们也锦上添花大拍马屁，提请凯撒大帝将此地更名为“Felicitas Julia”（意为“祝贺茱莉亚”，凯撒大帝出自罗马名家茱莉亚家族）。罗马帝国时期这里依靠几种有竞争力的产品，依然维持着繁荣，并在同时将罗马文化引入这个区域。依靠商贸利益，里斯本被建设成为一座标准的罗马城镇。很多罗马时代的建筑一直延续至今仍可考，现在也是葡萄牙国家重要的文化景观。

到了民族大迁徙年代，因西哥特-汪达尔诸族先后迁入伊比利亚半岛，使得罗马在此地的统治荡然无存。里斯本在这波浪潮里亦遭重创。起初因为里斯本的城市偏西，而当时罗马人治理的核心地带大多偏东，所以遭到的兵燹不多。破坏不重。但其他民族迁入带来了新的传染病。瘟疫肆虐导致里斯本虽然没有遭到很大兵祸，但人口损失很大，迅速颓了下去。空出来的地方就被新来的民族占据。在民族大迁徙诸部中苏维汇人看中了这里，在此定居下来。随后苏维汇人又被西哥特人击败。在遭到瘟疫和战火的双重打击下，里斯本由城市开始退化为村镇。但是这个地方的商站依然得以保存，还是有其他国家的海商来这里做买卖，但绵延了近三个世纪的政治混乱使得海商们只能搞搞低水平的交易。

转折点发生在711年，阿拉伯帝国扩张到了伊比利亚，平息了这里的混乱。里斯本被纳为倭马亚朝的领土。倭马亚朝夺取里斯本后，将其改名为乌不那（al-Us̲h̲būna）。政治局势的稳定推动了里斯本商港的再次兴盛，这里通过阿拉伯海商和阿拉伯帝国的商路网络连接起来，里斯本本地的特产品能一直行销到地中海的东岸。城市遂再次兴盛起来。白衣大食治政时期里斯本恢复了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非常繁荣。甚至能力压像巴黎、伦敦这样的国家京城多年。这个时期里斯本开始接受以农学为代表的各种东方先进知识文化。由于在采用东方式的新田开发和灌溉法，并开始种植果品为代表的经济作物获成功。农业兴盛起来，兴盛的农业推动了里斯本的人口增长，人口数迅速就超过了罗马时期。正向反馈让里斯本又一次发展为这个地区主要的中心城市。不过这个发展过程只维持到了796年。因为这一年“再征服运动”开始影响里斯本。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军来到里斯本北部和当地武装交战。虽然只是过了几招，但这标志着里斯本已经开始成为各方争夺的前线。然后到了844年城市遭到了海盗的劫掠，不过对里斯本影响也不大。真正对里斯本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反而是里斯本引进的人文知识造成的派系对立。里斯本一直以来都是地方豪族自管，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来实行政治管辖和主流文化建设。它又是一个海商都市，城市里各色群体众多，鱼龙混杂。而在引进东方的知识时，就把中东地区流行的宗教意识形态斗争引进来。一些在倭马亚朝不得志的小宗小派四处乱窜，把他们的思想和本地群体相互利用和结合。最终在地区里搞动乱，是倭马亚朝后期阿拉伯帝国边陲地带非常常见的情况。阿巴斯革命就是这么起来的。既然帝国东头能闹出最终结束了倭马亚朝的革命，西头的里斯本自然也不能免俗。而绿教又是一个空谈平等，不求实际的意识形态，所以倭马亚朝在里斯本实行的是一种类种姓制的政体。这就让里斯本的“达利特”或者“首陀罗”群体非常欣赏此时正在北非攻城略地的什叶派和哈列哲派信仰。而这两种信仰革命性强不强两说，战斗性是十足十。所以当它们传入里斯本后，马上就把争端导向内讧。信奉不同派系的各方势力迅速互相把他人当成危险异端，并本着“异端危险甚于异教”的原则不停开干，绵延不断的内乱导致里斯本难以发展，并逐步丧失了抵抗外敌的能力。这段时间里阿斯图里亚斯向南，穆瓦希德朝向北推进，里斯本因为内讧，导致内讧各方各找外援，顺利的把里斯本变成焦点。南北对进的两派为这座城市打来打去，城市本体也先后被攻克三次，虽然每次征服者都因为进攻力量达到极限，难以巩固其征服成果而被迫撤出，但里斯本也因为沦为战场而变得衰弱。决定性的时刻起始于1139年，这一年葡萄牙王国的太祖，“战士王”阿方索一世（Dom Afonso Henriques）通过赢得内战，顺利脱离莱昂-卡斯蒂利亚王国成为独立势力。再征服运动的葡萄牙阶段开始。此时正逢十字军运动方兴未艾，教廷在努力鼓动欧洲军队东征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南线的伊比利亚。历任教宗都多次发文告，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再征服运动认可为十字军行为。这就让阿方索一世可以和十字军合作扩大自己的力量。阿方索一世通过教廷的文告，在欧洲招了不少好手。1142年，阿方索一世和一支十字军的支线部队合作试图夺取里斯本，结果失败，但同时验证了阿方索对外借兵的路线是可行的。于是1144年在教廷再次呼吁，掀起第二次十字军运动时，阿方索一世立即去借兵。1147年，英国和佛兰德斯组织了一支向东支援的十字军部队，这支部队准备坐船走，但天气原因使他们不得不在葡萄牙附近登陆避风。眼见强兵来到的阿方索一世立即招揽这支十字军，并成功说服了教廷同意他们在伊比利亚作战，等同于在圣地作战。凭借这支强兵的帮助，1147年10月21日，在经过三个月的围攻后里斯本投降，新生的葡萄牙王国获得了它的根本之地。

葡萄牙王国在里斯本建政后继承了昔日里斯本的交易网络。因为城市是投降的，战后的破坏也不严重。所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商业就获得了恢复。商业景气的里斯本是阿方索一世看上这座城市并在此建政的一大原因，所以一俟里斯本恢复过来，阿方索一世立即动用国家力量支持里斯本的商业发展。由于再征服运动的缘故，此时里斯本已经很难利用原有的阿拉伯海商交易网。但十字军势力崛起给了他新的下家，一方面，通过借助十字军的援助，里斯本顺利连上了佛兰德斯交易圈，把自己的贸易路线一直延伸到了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成了同盟的下家。另一方面，阿方索一世虽然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但并不极端，在治政上有着灵活开放的思路。他虽然是驱逐绿教徒建国，但是和南部的摩尔人诸国也能相处的来.他的儿子桑乔完美继承了他的思路。桑乔一世治政时期，葡萄牙一方面把南部的摩尔人诸国变为自己连接地中海东部商路的中间商，另一方面通过佛兰德斯交易圈大力向北方发展商务。与此同时因为中央权力的建立，国家有能力维持秩序，对激进分子进行镇压，因此虽然还是传统的封建国家，但政令畅通程度比起城邦来说要强。在桑乔的治理下，政治混乱消弭的葡萄牙国家商业景气，发展迅速，东方和非洲的商品在伊比利亚南部，甚至地中海中东部装上葡萄牙商人的商船，能一直卖到波罗的海深处的吕贝克。在海商贸易的刺激下，葡萄牙国家的航海业和造船业都得到飞速发展，葡萄牙的船匠们几乎可以制造欧洲地区任意一种船型，并在这些经验上加以改进。这是后来葡萄牙成为大航海年代最辉煌的族群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海商们继承了古代的自治传统，开始组建自己的各种行会，并通过结为行会来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来谋取利益。而海商业的配合业务也逐渐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1380年结成的海务联保会（Companhia das Naus），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保险公司。这个联盟要求会员缴纳一定比例的会费作为公积金，在会员如果因为船只海难导致损失时，可以公积金中获取一定赔偿。联保会鼎盛时期注册船只五百多只，势力极大。而且通过联保会，葡萄牙的海商们获得了组织和相关对外扩张的支持，这为之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光辉成绩提供了经济基础。里斯本对外国开放的态度导致本地昔日遗留下来的各种群体都能获得葡萄牙国法的保护，这在完善了里斯本的海商关系的同时，还让东方的知识持续不断的传入里斯本，这夯实了葡萄牙国家日后探索的知识基础。

但是里斯本虽然有了腾飞的各种基础，却少了一点腾飞所需的运气——里斯本城市建设在一个地震带上，所以历史上多次遭到城市近乎全毁的大地震。1290年始里斯本正式记载地震，然后自1318年起，因地震带活跃程度加剧，里斯本几乎每隔几年就得来场地震。1348年黑死病又传入里斯本，带走了城市近乎一半的人口，导致葡萄牙国家不得不暂时把政治中心迁回旧都科英布拉。所以里斯本虽然一直繁荣，但是其繁荣总是触到自然条件的天花板然后推到重来。不过里斯本的天命最终在1383年来到，这一年开始里斯本的瘟疫和地震情况开始消退和稳定，而且在这一时期葡萄牙王国爆发的1383-1385危机中，以阿维斯骑士团为代表的葡萄牙本土派在和亲卡斯蒂利亚的事大派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由于葡萄牙本土派亲海商，所以内战伊始里斯本城市断然决定投奔到骑士团长若昂一世的旗下，出钱出力，供应军兵，甚至还为若昂一世贡献了几位主要指挥官（1383-1385危机的决定性战役阿茹巴罗塔之战的葡萄牙军总指挥阿瓦雷斯，参军前是里斯本的治安官）。所以这次里斯本下了大注又赌对了铺，因此昔日凯撒的剧本又上演了一遍——这一次葡萄牙国家决定呆在里斯本不走了，而且它全盘接受了里斯本海商们的要求，将海商业的兴盛定为国策基要。在国家大力扶持下，葡萄牙走上海上扩张路线。在路线指引下葡萄牙军队先后夺取休达、丹吉尔、艾西拉等重要海上交通要点，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南方新航线的探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大航海时代就此开幕。而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初代目，葡萄牙人顺利在西非地区发现一系列新港口和关键海上要隘，并从此建立了新的西非贸易航线，里斯本随之进入了黄金年代，迅速成为葡萄牙国家最大的航海基地。大航海时代的第一批大航海家如瓦斯科·达·伽马，就是从里斯本出发到世界各地探险的。随着直达印度，乃至中国的贸易航线的开辟。葡萄牙和里斯本都高速富裕起来。由于海商让里斯本城市变得如此富裕和强盛，以至于她赢得了“海神挚爱”（mistress of the seas）的敬称。是欧洲当时最富庶，最为人向往的地方。随着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抵达巴西，将巴西收入葡萄牙旗下，让葡萄牙成为地跨数州的大帝国。而里斯本作为帝国的中心，达到了那个时代一座城市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这座城市成了英国最著名的作家托马斯-摩尔心目中的范本，是他的《乌托邦》的原型。在这本书里，摩尔为了致敬正处在辉煌年代的里斯本，直截了当把探索乌托邦的船长定为了一个自里斯本出发的葡萄牙人。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奔腾的整个16世纪里，里斯本这座冒险和海商之城，就是现世的神话之城。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和来源国的商人们纷纷来到这座伟大的城市交易和定居，整座城市在吸收了各国建筑艺术的要素后迅速膨胀，最终形成了现代的葡萄牙著名的里斯本古城。

然而像这样的盛世之下，阴影也并没有散去。昔日困扰里斯本乃至葡萄牙国家，并最终把事情搞砸的因素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里斯本的黄金时代过去后再次发作，并再一次把事情搞砸了。如同葡萄牙王国建政前的里斯本一样，里斯本的辉煌是建立在对异族和外国的容忍上的，这让里斯本成为一座非常多元，族群众多，思想活跃的地方。这就对葡萄牙国家的管理者的政治能力和手腕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葡萄牙国王不一定个个都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葡萄牙自己也有问题——葡萄牙本土派虽然胜利，但没有借机根除掉事大派。这些事大派大多是传统的、依附土地、乡村式的封建贵族，他们虽然也从海商兴盛中分了一杯羹，但对于商业他们是脑子一窍不通，心里十分鄙夷的。而且随着葡萄牙国家的兴盛，事大派虽然有着传统的政治权力，但分肥时只能喝汤。迫切想吃肉的事大派有着打击本土派，自己坐庄吃肉的需求，而思想活跃就很容易给他们作妖的借口。而葡萄牙国家本身也因为国家太小，很快达到了发展的上限，这让本土派在16世纪中叶连续遭到数个挫折——受葡萄牙的刺激，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都迅速投入航海事业，而奥斯曼帝国也开始清理海务，建立海军来打击对手。以上这些国家个个根基深厚，比葡萄牙发展上限高得多。而他们又都有对付葡萄牙的客观需求。这时葡萄牙的国力虽然强大，但远不足以应对这么多对手的挑战。尤其是葡萄牙的远洋航海业务也遭到一个难以突破的严重瓶颈——以坏血病为代表的航海疾病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这让每次远洋航行都会导致船员损失极大（葡萄牙——印度航线平均死亡率长期保持在80%左右）。 在这个人尚不知到航海医学为何物的情况下，葡萄牙应付一两个对手还行，应付漫长航线上这么多的挑战者就力不从心了。这导致葡萄牙的生意被竞争对手抢走很多。蛋糕做小了，切蛋糕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这时葡萄牙王室虽然能力一般，但脑子还够用，他们的选择是和一些对手妥协以保障利益，但葡萄牙选的对象则不怎么样——此时正处于宗教狂热状态的西班牙。虽然同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但各走各路的西葡两家之间想互信，就必须得做点能让人信的事情，而此时西班牙正是宗教上头的时候，于是放话说只要葡萄牙也跟着上头，西葡一定互信。事大派见状就跟着鼓噪起来，而葡萄牙这个时期的两位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和若昂三世先后信了事大派的鬼话，把宗教裁判所这种玩意儿弄进了葡萄牙。事大派在结合了宗教裁判所这种疯人院机构后，再次上演了昔日里斯本内乱时的剧本，把葡萄牙搞得一片恐怖。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少数群体和外商遭到武力镇压和残酷打击，恐怖气氛大大挫伤了外商的信心。迫使外商外流到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哪里做买卖。里斯本的光彩迅速黯淡下去，并在1569年遭到一记重创——瘟疫卷土重来，带走了里斯本的五万条人命。更糟的是这次瘟疫让葡萄牙人相信宗教裁判所这种疯人院机构是必要的，镇压巫术、狩猎巫师的需求盖过了理性和人性。里斯本的勇敢不再，而是被疯狂取代。人性黑暗面的任意发挥推动宗教裁判所迅速腐化堕落为敛财机关，这些教廷鹰犬被事大派贵族雇来迫害海商获取财物，这种杀鸡取卵直接结束了葡萄牙的黄金时代。而里斯本也在下坡路上油门踩到底一路狂奔。陷入恶性循环的葡萄牙国家只能用自己最后一点努力保住特定行业的生意，剩下的富有前景的行业只能任由竞争对手掠取。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因为过度狂热，粜尽国库武装起一只庞大的葡萄牙军队去搞十字军征伐摩洛哥，结果在三王会战（Batalha dos Três Reis）中全军覆没，陷入1580年继承危机的葡萄牙国家由盛转衰。随后王位落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之手。而里斯本在这次危机之后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动力，只能躺平摆烂了.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里斯本的发展实在乏善可陈。而葡萄牙国家也因为被西班牙拖下水，被迫给无敌舰队做供应商，结果被英西海战连累，本钱折损不少。不过葡萄牙王室懂得进退，知道节约力量的做法还是给国家留下了遗产——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上保持了统治性的地位，并在这个时期发扬光大。

但是受累于西班牙和亲西班牙的事大派的种种拖后腿，葡萄牙人虽然保持了他们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却无法把获取的资金全力投入到再生产经营里，因为事大派和其西班牙主子要从中切一刀猪油。所以葡萄牙和里斯本虽然还是能挣钱，但依然长期摆烂。这种摆烂的结果是以荷兰商人为代表的新航海国家越加强大，尤其是荷兰再吞并了东印度群岛后，直接在香料贸易上成了葡萄牙的大敌。而且荷兰人有一点是葡萄牙人比不了的——荷兰人对利益更加赤裸，对葡萄牙玩起了私掠船这种手法。面对不利的局势，葡萄牙就借助西班牙的力量去搞荷兰，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主要殖民地巴西和安哥拉。但同时葡萄牙也没有更大的力量以夺回自己昔日在香料贸易上的优越地位，结果成为一家二线的香料批发商。时间到了17世纪30年代左右葡萄牙的海商业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里斯本商港开始转向，主要做殖民地-宗主国间的贸易。通过从殖民地获取的原料拉到宗主国再转卖给别人。但殖民地为了图省事，大规模种植几种原料出售，这让葡萄牙的贸易多元化不再，进而更为单一，丧失了深加工原材料以发展自己技术的动力。与此同时事大派的切猪油越来越不知道节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治理葡萄牙的末期时，由于他本人迷信入脑，又过分亲封建贵族，就不断打压葡萄牙已经几无活力的海商业。事大派借助腓力四世的糊涂，设苛捐杂税大切猪油，搞得里斯本一时间无帆泊港。城市萧条不堪，下岗的街溜子到处乱蹿，把治安弄得一片混乱。到1637年左右因里斯本实在乱的不像话，国家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武装部队来城镇实行军管以维持基本秩序。实在是忍不了的葡萄牙本土派和一部分还忠于葡萄牙的封建贵族们终于团结起来，发动了葡萄牙王政复辟战争（Portuguese Restoration War），顺利击败西班牙。新成立的布拉干柴王朝继续定都里斯本。但是布拉干柴王朝虽然独立性增强，但进步性却十分有限。葡萄牙的海商们虽然不会再被西班牙课税，但还是要被宗教加持下的葡萄牙封建贵族们切猪油，所以布拉干柴王朝时期的里斯本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比起昔日那耀眼的成绩来说差的太多。而且早期葡萄牙因为势力弱小，被其他家排挤，混的每况愈下。

但布拉干柴王朝到了17世纪晚期开始转运。这一时期其巴西殖民地因连续发现黄金和钻石等贵重矿产，导致葡萄牙可以直接从矿业中获取大量收入。然而布拉干柴王朝没有把新获得的资本投入到工业的发展中，而是切猪油后大量浪费在大拆大建盖楼修庙上，这让葡萄牙资本走上一条依附性的，靠出售原料和贵重矿产，当矿老板的发展路线。于是这时期的里斯本呈现出一种两面性——金碧辉煌，让人望而生畏的教堂门口，365天都能看见衣不蔽体，祈求施舍的穷人乞儿。传奇的里斯本港依旧繁忙，但永远满员的客船都是去往殖民地的。葡萄牙国家的封建势力已经蜕化为了可耻的反动派，是葡萄牙国家的发展的一大桎梏。而里斯本这座海商之城，只能在这种桎梏下翻转腾挪的求一点发展，直到1755年城市的命运才又迎来一个转折。

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遭遇自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这是一次轰动全欧的地震，其破坏力远超以往。里斯本一天三连震，导致三分之二的城市被震垮，建筑倒塌引发的大火足足烧了六天。仅仅是因为城市内河道众多，而河道附近又大多是空旷的广场，所以城市才侥幸的只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次大地震给了海商们支持的改革派一大机会。此时正逢法国启蒙运动思潮传入里斯本，使得葡萄牙有一批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改革派出现在葡萄牙政坛上。改革派抓住天灾的机会，提出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灾难。比较成功的抓住了葡萄牙人民的心。因为地震不是瘟疫，瘟疫如果还可以说是人的问题，地震就妥妥的是“神的意欲”。这让封建势力自黑死病后一贯持有的牌坊立不起来了。而且幸运的是里斯本又遇见了一位贵人——此时执掌葡萄牙相印的庞巴尔侯爵塞巴斯提（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1st Marquis of Pombal）是一位青睐法国启蒙思想的改革派。他很受时任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的信任，所以掌握了灾后重建的大权。他力排迁都之提议，组织军队接管城市镇压骚乱，并当众发誓重建里斯本城市，他任用了葡萄牙历史上著名的建筑师马亚（Manuel da Maia）来清废墟搞大建，并说服若昂五世同意用巴西矿业上得来的收入来支付重建的账单。这位国相手腕高超，他故意提出虽然里斯本惨况如此虽然很糟，但这也是将它重建的美轮美奂，恢复昔日的辉煌的绝佳机会。这个提法顺利取得好大喜功的若昂五世的欢心。然后庞巴尔侯爵就大张旗鼓的说谁反对他推行重建，或者吞没挪用费用，谁就是弃国弃民的乱臣贼子。而且这位国相对反对派敢下狠手。为了保障款项的筹集，这位国相直接策划了一个冤案，指认一批封建贵族要拥立一位宗室造反。然后兴起大狱，成功铲除了以塔沃拉家族为代表的一批传统豪门成员。这成功吓唬住了反对庞巴尔侯爵的封建反动派。于是这位国相借重建的机会，大力改革政府，打击乱切猪油的行为，让政府再次担起责任来。在他的领导下，因政府能力恢复，殖民地的供款遂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有了钱和意愿的葡萄牙国家引入了启蒙时代的新理念，努力重建里斯本城市。结果非常成功。现代里斯本老建筑大多其实都是这个时期的遗留，所以为了纪念庞巴尔侯爵的功绩，葡萄牙人把新生的里斯本的城市建筑风格，称之为庞巴林式风格（Pombaline style）。这种风格的特点是房屋采用多层式木制建筑，而且大量使用标准木件来建造。设计时将通风和采光都纳为必须考虑的条件。同时城市的街道变得更宽大。而且每栋建筑之间没有防火墙的话，就必须相互独立存在，以免火烧连营。而且为了抗震和宣传，马亚还动员了军队，在建筑好的房子附近行军和跺脚，来模拟地震时的情况。庞巴尔侯爵还指挥人将其编为小册子记录和散布，为国民科普地震为何物。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初级的建筑物抗震模拟，与强制性的地震避险教育。庞巴林式风格总的来说是标准的理性和启蒙主义风格。其设计非常符合大小资产者的口味。所以重建后的里斯本就又是一座商业都市，封建贵族再不满意，也得住在素来被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商贾一模一样的房子里。这就大大的挫伤了封建贵族们的气焰。同时里斯本重建过程中因为人员损失太大，政府又要考虑赈济，还准备好好修，就愿意花钱请人，这推动了雇工的工资水平。由于建筑业的兴盛和人工成本上涨。葡萄牙一方面经济景气，另一方面本土资本获得增长后，愿意搞一些工业进行进口替代以控制成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之前葡萄牙走的那种矿老板道路向正途上掰了个头。葡萄牙的工业在这个时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丝织业和陶瓷业在这个时期于葡萄牙落地生根，渐渐成为葡萄牙早期工业的重要代表。原有的酒业也获得规范化，品质获得提高，摆脱了劣酒恶名。在庞巴尔侯爵的有力领导下，里斯本城市再获新生，人口发展到了25万人，而且新生事物和新兴阶级均出现和扎根。报纸、咖啡、沙龙和抛头露面的名媛这些法国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事物都在这一时期于里斯本扎根，并将在日后成为新时代葡萄牙社会的基石。同时庞巴尔侯爵大力镇压宗教裁判所和后面的耶稣会势力，不遗余力的使其无力化。为此还颁布了教育国有化政策，自此古来为为教会私学所垄断的教育体系被葡萄牙国家接手，葡萄牙的近代国民教育自此出发。

庞巴尔侯爵成功的改革证明了他的能力，但遗憾的是他的眼光和气度使他未能成为一位大政治家——这位国相被自己的成功所陶醉，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的人臣，所以对人臣的谦退之道修为很不足，结果步子大扯到了蛋。这个时候的葡萄牙虽然城市已经跟上了启蒙时代的风貌，但乡村依然还是为宗教和领主统治的男耕女织的小天地。启蒙阵营的老家法国到革命时代也有旺代叛乱，而作为小弟级别的葡萄牙，条件还远不如法国——法国出了巴黎，各地还是有支持中央的近代城市的。而葡萄牙出了里斯本就几乎没有什么能跟得上时代的城市了，举目四望皆旺代。所以封建反动派们有自己的基本盘来对付国相。而若昂五世和若瑟一世之后，新上任的玛利亚一世女王（Maria I de Portugal）是一个虽不残酷，但立场反动的君主。她很不满意这位张居正风格的国相，于是提出彻查冤案，然后给翻案的办法，最终迫其辞职。不过庞巴尔侯爵的改革已经让启蒙主义和其基本盘在葡萄牙落户成功，玛利亚一世虽然靠权术搞掉了庞巴尔侯爵，但也不是一点政治能力没有，对于支持庞巴尔侯爵的阶层还是能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所以她还是继承了很多庞巴尔侯爵时期的政策。成功延续了里斯本的繁荣。不过她毕竟亲封建反动派，所以里斯本虽然繁荣，但葡萄牙国家里也只有里斯本很繁荣。而且这位女王很不幸的在执政十年后，因家庭变故而患上了间歇性的精神病，精力日益不济，所以大权旁落到软弱无能的小儿子手里。这让封建反对势力猖獗起来，他们开始借助女王的青睐，又开始在葡萄牙国家里大搞迫害，政治气氛遂江河日下。这样里斯本的繁荣和近代化就是葡萄牙的繁荣和近代化的全部了。而里斯本的繁荣也只是因为靠殖民地的供应，而且仅有一点的近代性，还是得依靠外国人的关系来维持。比如当时里斯本的咖啡馆大多都是意大利人在经营。而出了城市举目四望，还是一片停滞。这种情况直到拿破仑战争开始后才得到改变。

拿破仑战争是一次法国革命力量撼动欧洲封建秩序的战争，而作为封建主义的顽固堡垒的葡萄牙，也不能免于这种震撼。法军发动半岛战争的时期葡萄牙也遭到入侵，葡萄牙王室流亡海外。法国占领军虽然并不打算在葡萄牙搞革命，把葡萄牙的封建阶级全革掉，但对反对封建体制的各种势力是持宽容态度的。所以在半岛战争时期，葡萄牙国家的进步派系有很大发展，并通过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获得了部分人民的拥护。在半岛战争结束，葡萄牙王室复辟后，葡萄牙国家的进步力量已经成了气候，甚至出现了自己的地下民团组织。半岛战争结束后英国无耻的提出要代葡萄牙摄政，但葡萄牙人到底还是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如果驱逐法国人的统治的目的只是为了换英国人统治，那么民族解放战争就没意义了。所以葡萄牙的爱国志士们再次团结起来，1820年，葡萄牙地下民兵组织起来，以自由党的旗号发动突袭，成功夺取里斯本，然后发命驱逐英国驻军，终止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将国家改为君主立宪国家。这些诉求被总结为葡萄牙1822年宪法而颁布推行。

但是葡萄牙的反动势力却想借着变天的机会重新推行传统的君主制。于是重获独立后的葡萄牙就陷入了立宪派和反动派之间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各派之间的矛盾最后终于以“米格尔派战争”（ Guerra Miguelista）的形式彻底爆发。里斯本作为传统的海商城市，天然亲立宪派。在战争爆发后主动动用关系拉外援，成功拉来英国做后盾，并动用关系说服海军部队投靠，顺利让大部分的葡萄牙海军落入立宪派手中，最后立宪派在圣文森特角海战（Battle of Cape St. Vincent (1833)）中击败反动派舰队，成功掌握了制海权，让外国军事物资能不受阻碍的输入到立宪派军队的手中，这就让立宪派军队压倒了反动派军队，但立宪派军队遭遇到了革命法国在旺代遭遇的同样问题——过于落后的农村社会已经成为封建主义的温床。所以封建反动派们可以从农村地区获得军资来支持自己，而立宪派作为典型的城市人，在很多方面并不受葡萄牙农民的欢迎，被自己的支持者的局限性限制的现实，迫使新任的葡萄牙君主佩德罗四世（Pedro IV）不得不以妥协的方式以尽快结束战争——葡萄牙虽然成立了一个立宪政府，但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且这种妥协还造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巴西的独立。长期以来里斯本乃至整个葡萄牙的繁荣，其实完全建立在对巴西殖民地的剥削上。但随着巴西的繁荣，它开始不满于有个宗主来切猪油。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随着庞巴尔侯爵时代的重建开支需求而成为葡萄牙国家的一大主要矛盾。佩德罗四世原来是巴西帝国的君主，是传位于儿子后来葡萄牙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他对于葡萄牙本土并不那么亲近。而且这次战争里是他带着巴西的钱和人来支持葡萄牙立宪派打赢的，这样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位就倒转过来了，战后的葡萄牙在道义和力量上都无法再控制巴西，巴西的独立也就顺理成章了。但独立的巴西意味着葡萄牙想再从巴西搞钱，就得要么凭本事，要么讲人情，像以前一样予取予求是不可能了。而这个时候葡萄牙，由于事大派封建贵族的拖后腿，和其他国家比优势产业实在是没有几样能拿得出手的。国家受利益集团限制，无钱来烧给工商业，而其他国家的工商业同时期一跃千里，外国商品涌入葡萄牙，推动了昔日的海商逐渐堕落为买办。而封建贵族虽然受到打击，但他们在发现做买办的好处后，除了少数冥顽不灵的“山老鼠”，大多数也开始投身买办行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去的葡萄牙和里斯本又走入一个衰败的时代，19世纪50年代，里斯本在欧洲城市排名中从第五掉到第十，而且跌势不止。不过这个时期葡萄牙对于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开发开始出成效，买办们通过把这几个非洲地区的商品输出到英法等地交易，还是能弄点钱回来，所以对于葡萄牙国家的盘剥不至于敲骨吸髓。不过因为弄点钱回来也拿去换外国商品了，实在没钱搞再投资振兴国家，一切也就只能上下裱糊，躺平摆烂。虽然中间不乏有有识之士意图奋起，但缺乏革命之心，只想改良的他们面对民气不振的社会也徒呼奈何。这些有识之士中成绩最大的是1881年时的葡萄牙首相德梅洛（António Maria de Fontes Pereira de Melo）。他成功赶上了欧洲主要工业国需求落后于产能，导致工业品价格低廉，对外溢出的历史机遇，花殖民地的钱在葡萄牙搞基建。在他一派人的推动下，1887年里斯本开始供应电力，1887年跨城铁路开通，不过由于里斯本城市本身河汊众多，所以现代供水发展的比较慢。但解决了这些问题后里斯本的工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比其他大工业国差的太远，但做进口替代升级了自己的技术的成就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葡萄牙向工业时代进三步退两步的蠕动，葡萄牙的进步主义的派系的基本盘开始扩大，而其代表也逐步由立宪思想向共和思想转变。他们开始认可革命的意义，反对保守和妥协观点，将其视为对封建主义活化石的绥靖。共和派主张彻底革命，物理扫除封建主义买办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随着葡萄牙进口替代政策的推进，以新兴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工人为主力的共和派开始在里斯本和波尔图这两个葡萄牙现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内崛起，并顺利赢得了一些军队内部的支持。时间到了1890年，共和派获得了一个崛起的极佳机会——英葡非洲危机事件。

葡萄牙作为一个传统的亲英国家，奉行亲英政策数百余年。但是19世纪是英国如日中天，霸权大发觉的时代。这个时期英国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狂想，而对于这种狂想会造成什么后果，英国完全不在乎。所以有人如果递了一个“开罗到开普敦”的狂想，英葡的友谊小船立即就翻。由于英国狂生满地，发达的传媒业又给了狂生表演丑剧的巨大舞台，于是就有人提出想搞个从北到南横跨非洲的殖民地的狂想。但这个狂想正好和葡萄牙准备自己处于非洲东西两侧的两个殖民地连接起来的计划相冲突。而这时已经狂的没边的英国毫不顾忌任何东西，一面强令要求葡萄牙割让自己占据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地区给英国，另一面又禁止葡萄牙购买土地以推行“安哥拉-莫桑比克”铁路计划。而葡萄牙面对英国的无理要求，抗议都不敢提一个，立刻在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这就给了葡萄牙共和派宣传自己的绝佳机会。共和派借指责政府卖国，连带着大肆批判三座大山，提出葡萄牙其实是个外面徒有欧洲文明国的皮，内里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张。这个思潮颇得葡萄牙城市阶层的认同，特别是赢得了一部分激进军人的支持。而被批判的葡萄牙买办政府立即展现了买办阶层特有的外忍内残，1907年，葡萄牙首相若昂收买军队发动政变，强制解散议会，指挥军警捕杀共和派。共和派中的激进分子立即还以颜色，组织了刺客在1908年击毙了葡萄牙国王卡洛斯。这彻底引爆了矛盾，共和派想办法搞到武器，武装起来对抗买办政府。1909年，里斯本工人大罢工，城市陷入瘫痪。买办政府指挥军队镇压，迫使里斯本工人们抢夺武器建筑街垒保卫自己。1910年，在部分军人的内通下，已有一定武装的里斯本工人们公开发动起义，葡萄牙军队去镇压，但在内通人员的策划下故意打的束手束脚。最后也跟着葡萄牙社会一样躺平摆烂。眼见军队不给力的买办政府急的直跳脚，一再强迫军人镇压，结果反倒被逼急的军人给镇压了。1910年10月5日，部分葡萄牙军人宣布投身革命，组成革命军队倒反天罡，成功迫使葡萄牙买办政府和支持他们的布拉干柴君主倒台，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就此成立。

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是一个很短命的政权，驱动它的是一种民族对独立的需求和革命的激情，所以它不太符合葡萄牙落后的国情。而如果它实行一定的缓进政策的话尚还可以，但遗憾的是似乎哪一国的革命者，都总是企图“跑步进入XX主义”。所以自成立之初这个政权就陷入了各种常见的“革命戏剧”中，红白合战，互开左/右籍这些革命烂剧轮番上演。不过葡萄牙国家毕竟小，烂剧演不出大场面，在里斯本比较普遍的是总罢工和“刺客信条”。地方上闹得最大的一次是1912年反革命分子企图在北部搞事，但被革命军队轻松击败。但葡萄牙的政治混乱并未平息，而是一直闹到了一战时期。葡萄牙共和政府通过在一战中站队协约国，在战后获得了一些酬劳。一方面是通过一战中也通过承接转包合同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另一方面因为站队正确，对于反动分子可以任意用机枪突突。在机枪带来的人人平等面前，葡萄牙的封建主义势力终于维持不下去，被迫迅速向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诞生了葡萄牙历史上最有能力的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萨拉查通过组织昔日搞事失败的反革命分子组织的“国家独断党”（ Ditadura Nacional），将其改造为现代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盟后，打出了“新国家”（ Estado Novo）旗号，通过走竞选的道路向葡萄牙共和政府发起了挑战。而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政府这个时候在各个方面都不能让人满意——政治混乱疲弱，管理摸鱼摆烂。在贪官的庇护下，投机商、骗徒和暴力分子任意摆弄无助的民众。这让葡萄牙人认识到自由的本质就是锄弱扶强，既然横竖是要养“皇帝”，养一个总好过养五十个。认定了五十个那是真的养不起的葡萄牙人民就选择了萨拉查和他的保守主义，最终倾覆了葡萄牙第一共和国，而建立了葡萄牙第二共和国。

葡萄牙第二共和国顺利把葡萄牙带过了二战和几乎整场冷战的时代,这充分说明了萨拉查的能力。作为西欧著名的“哲学王”，萨拉查非常像他的韩国同行朴卡卡，对内推进政策时敢下狠手收拾对手，对外也善于为葡萄牙抓住阵营对抗的机会来谋取利益。萨拉查时代，通过坚定站位西方阵营，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的外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国家产业水平连爬几个台阶。尤其是在二战时因为战争导致大量难民的产生，很多难民想迁去他国的时候就需要个中转站，而葡萄牙是当时最主要的一个中转站。葡萄牙昔日的航海网络通过难民中转生意再次兴盛起来，而且人口的流入流出也带来了外资。为了方便外资，萨拉查给里斯本又来了一次大建，而这一次来主事的总师也是一位名家——法国建筑规划名师阿加奇（Alfred Agache），在这位总师的操盘下，1936年左右，里斯本通高速，从此汽车运输逐渐成为葡萄牙产业重要的助力。1940年，里斯本承接世界博览会，非常成功，连带着里斯本著名的海水浴场“太阳浴场”（ Costa do Sol）也名声大噪，成为世界著名度假胜地直到今日。不过萨拉查这个葡萄牙版本的朴卡卡有着高木正雄的优点的同时，也集其缺点之大成。朴卡卡弄出来三星，萨拉查就弄出来法布里尔帝国，朴卡卡建起来汉城经济圈，萨拉查就只在里斯本大建。而且还不如朴卡卡的是：萨拉查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理想主义者，他理想中的葡萄牙应该是中世纪，甚至是大航海时代早期的葡萄牙。他不相信“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而相信发展的问题只能用停滞和倒退来解决。他的理想主义让他获得了道德光环，并给了他去实践理想的动力。而朴卡卡起码还是一个现代大工业思想的信徒。在萨拉查的保守理想主义驱使下，葡萄牙本已实在是落后太远的工业水平更跟不上其他国家，其市场太小又撑不起一个大摊子。最后萨拉查在实践理想的同时又捅了一个大篓子——朴卡卡派人出去打仗是挣到了钱，萨拉查也出去打仗，但都是烧钱——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大潮冲击了葡萄牙仅剩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澳门。保澳门自然是发梦，但是面对已经几代人出大力搞的安哥拉，萨拉查要是保不住，人设就很容易崩。而且萨拉查的保守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殖民地实行剥削来维持的，失去了殖民地的话，他的理想国就没法维持了。所以萨拉查发了狠，把葡萄牙国库当了来组织镇压安哥拉的独立运动。但是葡萄牙这个时候无论在哪一方面来说都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维持自己的殖民地了，葡萄牙的殖民是建立在土著人只能拿长矛来反抗的基础上的，当土著人能抄起机枪随便用的时候，强如英国都吃瘪，更何况能力实在有限的葡萄牙。在殖民地已经变成国家的放血槽的第二共和国熬到了1974年终于维持不下去，败给了亲左翼军人发动的政变。延续至今的葡萄牙第三共和国于斯建立。里斯本这座由屡经贵人提携，毓秀于成的世界名都，也就又开始了等待她命中下一位贵人的轮回。

布鲁日：古荷兰语称之为布吕赫，它是比利时西北部著名的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比利时西佛兰德斯省的省会。“布鲁日”这个词（ Bruges）在佛兰德语中有“桥”的意思。它有两个来源，第一种说法是它以市内莱伊河上的一座古罗马桥梁而得名。第二种说法是该名称可能源于挪威城市布吕根（Bryggen），布鲁日在14世纪前是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贸易发达，钱币很多。布吕根当时给很多地方铸钱，所以布鲁日也委托铸钱，就把名字借了过来。

史前即有人类活动踪迹，但一直无定居点可言。最早的定居史可上搠到1世纪，凯撒大帝征服梅娜皮人（Menapii）后，在此地建要塞以保护海岸免遭海盗袭击。兵站的存在让这个地方还能有一些秩序，因此吸引到居民来此定居。不过这个地区因为地势比较低，洪水经常泛滥。使得定居者们很难维生。但人是一种有着适应性的动物。很快此处的定居者开始像威尼斯一样以建筑高脚屋类型的房舍来维持生存。并且也开始以依靠商业交易来谋求衣食。这为之后著名的佛兰德斯商业圈打下了基础。随着4世纪法兰克人从高卢罗马人手上夺取该地，由于此地常有洪水，故命名为佛兰德斯地区（Pagus Flandrensis），意为“洪泛之地”。但是这种洪泛带来了意外的好处——由于常有洪水，所以遭受兵燹的难民反而可以在这里求得庇佑。所以城镇开始出现在佛兰德斯。但是长期以来这里的发展程度一直不高，东来西去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萨克逊人以及日后的维京人轮番来到这里，这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给这里造成了极大地政治混乱，导致丰富的因素不能孕育出什么文化来。直到强盛的加洛林王朝统一了这个地区方有改变。加洛林王朝在佛兰德斯设郡治，任命郡守。佛兰德斯遂开始有城市和行政系统。9世纪左右维京人从海上开始入侵加洛林王朝，这导致佛兰德斯变成了边境地区。加洛林王朝在此再度进行军事建设，设立边军以抵抗维京人。这支边军的军帅，就是佛兰德斯地区的第一个政权——佛兰德斯伯爵领（County of Flanders）的始祖。首位正统的佛兰德斯伯爵“铁臂”博杜安一世（Baldwin I, Margrave of Flanders）利用罗马时代的遗留再次建设要塞；然后再利用要塞当根据地兼并周遭地区。遂形成了日后的佛兰德斯伯爵领。国家政权的形成，使得进行一定程度的基建成为可能。佛兰德斯人遂发展出了挖掘运河水道，建筑堤坝排水来获取土地的方法，并开始为商业贸易配套相关的港业和造船业。一座“北方的威尼斯”很快就出现就在这个地区，而“北方威尼斯”的核心就是布鲁日。布鲁日下辖的泽布吕赫港水文条件极好，适停各种船型，直到现代也是欧洲水文条件最佳的港口之一。所以非常受海商欢迎，近至英国，远致斯堪的纳维亚的商旅纷纷来此泊船做生意，佛兰德斯贸易圈遂形成，而布鲁日亦成为这个贸易圈里的核心城镇，十分繁荣。

佛兰德斯伯爵领对于下辖城市的治理是神罗式的，即把自己看成乡土社会的代表，在乡土社会设立等级秩序，对于城市则一般承认其自治权。原因和威尼斯一样——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在这个洪水泛滥的地方种地很困难，所以封建式的乡土社会经济基础是薄弱的。要衣要食的人们得靠经商来获得物资，而会做买卖的封建主是少数。这让封建主既不懂怎么管城市，也不乐意拉下脸来管城市。所以还不如顺水推舟让城市自己管自己，封建主只要做好军事统帅的职责，保一方安靖，然后按时从城市领贡税当干薪就得了。所以佛兰德斯伯爵领对于下属的商业都市一般管制力度不大，许其自治。而且很难得的对于城市商务发展持鼓励支持态度，比较亲商。由于领主开明，佛兰德斯诸城自古以来就是自治式的，1089年佛兰德斯伯爵就批准了布鲁日的自治宪章。商人自治的布鲁日开始推进佛兰德斯贸易圈的形成，佛兰德斯商人把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作为上家，把葡萄牙作为下家连通起来，形成一个大西洋贸易圈。通过对外交流，一系列先进的技术理念也开始传入。佛兰德斯人率先开发出轮耕制的农法，依照规律在不同时间种植不同作物的方法来培育土地，大大提高了农产产出。丰盈的农业盈余为佛兰德斯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通过卖农产品赚到钱的佛兰德斯商人从意大利引入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商业思想，开创了期票交易的方法，并发展出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毛纺工业集群。使得布鲁日从单纯的商业城市逐步转为工商业城市。1277年，佛兰德斯交易圈进一步扩大，一方面热那亚商人和阿拉贡商人开始作为新下家加入，把佛兰德斯交易圈延伸到了地中海东岸。另一方面，由信用证/期票延伸出的投资市场开始在这个地区出现。布鲁日银行业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威尼斯的银行业一样逐步崛起，1309年布鲁日交易所创设，这是世界最初一批的金融产品交易所，是日后荷兰等低地国家金融投机交易的祖宗。金融工具的创设让布鲁日更加繁荣，佛兰德斯商人们驾驶着自己独特的柯格船（cog）扬帆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由于交易如此兴盛，船队如此之多，以至于泽布吕赫港都挤不下，要分流到斯鲁伊斯等港口去卸货。繁荣的佛兰德斯和威尼斯一样，迅速成为当时著名的文明富庶之地。以佛兰德斯画派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因此诞生。

佛兰德斯在各个方面的历程都非常像威尼斯，所以他也面临着威尼斯的问题，而且有一点还不如威尼斯的是，威尼斯对付的是不甚强盛的匈牙利，而佛兰德斯面对的是中世纪西欧极毒教世界的带头大哥法国。如前所述，佛兰德斯伯爵领起源本是加洛林王朝设置在这里的边防军。所以作为加洛林王朝的“长子”，法国天然的对这里就有宗主权和兴趣。而且佛兰德斯兴盛后其贸易圈扩展，近在咫尺的法国就承接了很多业务。随着法系诸侯阿尔萨斯家族接过佛兰德斯伯爵头衔。佛兰德斯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 —— 走向中央集权的法国王室有着削藩的刚需，而数个法系诸侯入主佛兰德斯，加上这里的法国缘起，把这里变成了公认的法系诸侯的一部分。诸侯与法王相斗导致法王要想辙收拾这里。但这里的商人共和国模式，使得本地人不想单靠法国过日子，而是如有生意做，来的都是客。所以他们往往需要引入别的势力来平衡法国的影响。而诸侯一旦跟法王对着干，就需要增加军费，但这不可能讨佛兰德斯的商业都市们的喜欢。这样诸侯\法王\商人\外国各方势力都既有介入插手的理由，亦有相互斗争的刚需。供需两旺导致这个地区在1297年正式开始了一场大乱斗，而布鲁日是这场绵延数个世纪的大乱斗中一个重要事件——布鲁日的晨祈的舞台。众多矛盾里第一个爆发的是钱的矛盾——佛兰德斯伯爵居伊抵抗法王的集权化政策，拉帮结派搞了一个反法同盟。为了给同盟筹钱，他给各大商业都市加税。于是乎各大商业都市就琢磨找个不要收税的宗主来代替他。法国的铁王腓力四世于是乎打着收拾居伊的旗号来打击佛兰德斯，顺利搞垮了居伊。但不要居伊是商业都市和法国唯一的共同点，随着居伊垮台，佛兰德斯商业都市们发现法国不是居伊胜似居伊，要钱更狠，于是乎商业都市就又得找个新宗主，这就跟法国斗上了。在诸多被榨钱的商业都市里布鲁日最繁荣，所以被敲的最狠。腓力四世把他手下最好的酷吏雅克-德-沙蒂永派来布鲁日要钱，顺利的逼布鲁日人要他的命。1302年5月17日。腓力四世完成对布鲁日的工作访问离开。他这次查岗时对德-沙蒂永之前只是朝九晚五的榨钱表示不满，要他把榨钱工作改为996工作制。消息传出后，布鲁日全城一片愤怒，本来居伊就在当地有一些潜伏的支持者，在法军来了之后组织了地下民兵。德-沙蒂永朝九晚五的榨钱已经顺利壮大了地下民兵组织。腓力四世的意思一出，城内大商人没得选，改为支持地下民兵。于是乎地下民兵于第二天也就是18日趁着法军为庆祝领导到访，在工作餐上喝瘫了的机会，于晨祈时分全军出动袭击法国人，将全城的法国人搜杀干净。“布鲁日的晨祈”轰动天下，法国-佛兰德斯战争全面爆发。布鲁日民兵和其他地区的民团联手，在金马刺之战中击败了法军，甚至意外反攻到法国境内，法国被迫签订和约承认佛兰德斯的自治。佛兰德斯伯爵领难得的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但是法国依然拒绝放弃对佛兰德斯的侵攻，在法属地中海帝国已经确认无法维持下去后，法国收缩战线，专心对付佛兰德斯。佛兰德斯虽然获取了独立，但封建制的问题依然，佛兰德斯伯爵还是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法国的大诸侯，所以大力掺和到法国的国内事务中去，这既让佛兰德斯的政治成为法国政治的一部分，又让封建主对钱的需求水涨船高。到了路易一世当佛兰德斯伯爵时，他持亲法政策。于是又要商业都市加钱，而且更糟的是这个时候英法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亲法就得反英。而这个时期佛兰德斯的产业里做纺织品是第一号赚钱买卖。这个产业链里面英国是佛兰德斯的上家，法国是下家。上下家打起来，在中间的佛兰德斯就难做。但从历史和利益来说佛兰德斯比较亲英。不但是因为法国出了名“为父不仁”，一贯虐待佛兰德斯，而且因为英国几乎是佛兰德斯唯一的上家，但法国不是佛兰德斯唯一的下家。所以选边站的话，佛兰德斯的利益要求它选英国这边，但封建主自己的喜好却选了另一边。这就让佛兰德斯人开始有了摆脱封建制的吁求。但这种吁求天然不受封建主喜欢。所以当佛兰德斯人发动大暴动再次反抗法国的侵吞时，封建主就不会像上次法国-佛兰德斯战争时期那样选佛兰德斯那边，而是要考虑是不是选封建主义那边。所以面对1323-1328年佛兰德斯各商业市各商业市不断爆发的造反活动，路易一世就“先做封建主，后是佛兰德斯人”了。而且他做的还很绝，直接向宗主法国借师助剿。法王腓力六世调集人马来征伐佛兰德斯。这一次战争女神并未向佛兰德斯微笑，法国骑士们则找到了适合他们的战斗，佛兰德斯各自治市大败，随后被迫缴纳大笔罚款和贡赋。布鲁日是被罚者里罚的比较重的，而且糟糕的是城市的商业特权被取消，这让布鲁日大为衰弱，其历史进程也被打断。遭到沉重打击的布鲁日虽然凭借其良港依然能赚钱，但是发展的历程已经被扭转，以布鲁日代表的佛兰德斯商业圈停止了往“商人共和国”方向的探索。布鲁日乃至整个佛兰德斯的历程总的来说，像是一个不成功的威尼斯共和国。它的诞生和成长都很像威尼斯，但其地利和运势皆不如。所以种种威尼斯熬过去的难关它没熬过去，所以它只能选择成为那种传统的，依附于封建贵族的“红顶商人”。对于布鲁日来说，比起独立，他们更期望的是一个“好宗主”。而这个“好宗主”还真在1428年来了——勃艮第公国最有能力的公爵之一，绰号“好人”的腓力三世（Filips de Goede）。勃艮第这个法国最有实力的大诸侯，在他的指挥下，连续吞并低地地区和布拉班特公国。领土大为扩张。腓力三世一方面虽然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反复横跳，但比较亲英，为此还把贞德给卖了。而且他看中佛兰德斯领地远甚于自己的勃艮第老家。腓力三世在各方面都很有能力，在他的经营下，佛兰德斯一度为勃艮第公国财政提供了8成的收入。腓力三世是个私生活很幸福，玩的很花的人，现在有钱让他玩，那他当仁不让的玩。他第三任老婆是葡萄牙的，而葡萄牙是佛兰德斯商业圈的下家。同时由于他很会玩，而文化繁荣的佛兰德斯又是个玩的好地方。于是他选中了布鲁日。成为公爵行在的布鲁日再次繁荣起来。并且在勃艮第公爵的资助下实现了文体两开花。著名的佛兰德斯画派和佛兰德斯的印刷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的。

但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勃艮第带来的繁荣其实是布鲁日最后的辉煌。因为自1500年开始布鲁日早年修筑的运河逐渐淤塞，这导致这座城市的海运业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因为商业特权的丧失，导致布鲁日的竞争港口发展起来。其实其他低地地区的港口一直以来就在跟布鲁日抢生意。其中最强劲的对头，就是日后荷兰的第一港口安特卫普。随着法国赢得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而再次崛起。佛兰德斯的宗主勃艮第公国遭到连续的政治变动，勃艮第公国绝嗣后，末代公爵夫人玛丽将公国献给了最强的神罗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这样神罗和法国为了争夺低地地区就又明争暗斗了起来。政治变动带来的混乱，让宗主无力投资搞基建，而布鲁日的商人们又不乐出钱。所以布鲁日也就只能摆烂。摆烂的结果就是港务更便利的安特卫普逐渐替代了布鲁日的角色，成为低地地区新的贸易中心。安特卫普比布鲁日来说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安特卫普有自己的泻湖，这种地形天然就允许城市在港口旁边，而布鲁日则需要用运河连接泽布吕赫港。所以在安特卫普停泊大船要比布鲁日容易得多。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后，大宗货物交易逐渐兴起，老式的柯格船不再适应贸易的需求，逐步让位给像盖伦船这样的新兴船型。但盖伦船是深吃水设计，很难走运河。所以安特卫普这样有泻湖的港口就更适合停泊盖伦船。这样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兴起，以食糖贸易为代表的大宗货物交易，让贸易中心就逐步转移到了安特卫普。而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是个著名的钱捞子，只要他认定一件事儿不值得花钱，那真是一毛也不拔。而跟法国争霸的需求，导致他认定在布鲁日修基建这种事情根本不值得花掉自己的“润手膏”，所以他就看着布鲁日摆烂。在众多人看着摆烂的情况下布鲁日就彻底烂掉，最终随着贸易中心转移导致的城市衰落，逐步成了一个不再重要的小城镇。但之后布鲁日决定利用自己的历史搞旅游。布鲁日古城区是典型的中世纪古城，保存着大量数世纪前的建筑，以哥特式建筑为特色。所以很受游客欢迎，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布鲁日开始把旅游当做城市发展的出路，于是成为最早的旅游城市，颇为成功，到了2002年更是获得“文化之都”的认证，现在布鲁日是比利时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每年能接待800万游客。

哥本哈根： 这就是丹麦王国首都、最大城市及最大港口Copenhagen。同时它也是北欧最大城市和世界著名国际大都市。

石器时代即有人活动的踪迹，但直到公元10世纪才有定居点。因为这地方靠近北海的鲱鱼渔场，所以有一些渔民为了方便捕鱼，在这里设立据点。然后北欧商人为了方便收购鱼获，就跑到这里做买卖。因为哥本哈根旁边临厄勒海峡，厄勒海峡水流比较急，冬天不怎么结冰，所以冰川影响小，因此是当时出入波罗的海最佳的航道，在波海贸易圈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各色人等经常往来，时人把这里叫“老海岸”（Gammel Strand）。但这个老海岸地区其定居点发展很缓慢，因为波罗的海是个内海，在早期这个商业圈很不发达，同时海盗盛行，既然人人都得过这个老海岸，所以就老有海盗来这里抢劫。因此居民和商人经常要提桶跑路，也就一直没有好的定居点。但是这么好的福地，因为治安不好就发展不起来实在可惜，所以来此交易的商人们就开始结寨自保，在商人们的不懈努力下建立起来一些商站，早期的定居点遂形成。转折点是12世纪时，因北海大帝国解体推动的新生的丹麦王国的出现。在丹麦的“伟大年代三名王”之一瓦尔德玛一世治政时期，把这个地区封给了罗斯基主教 阿布萨隆（Absalon, Bishop of Roskilde）。阿布萨隆主教是瓦尔德玛一世的发小，长大后成了他的重臣，跟他打天下有功。所以瓦尔德玛一世上任后，在获得丹麦中央军的支持下，阿布萨隆主教在冰川时期留下来的冰碛层上，利用西欧方法筑起一座要塞。这样来往客商终于有了安全可靠的避风港，治安改善推动了商业大兴。一开始这里被称之为阿布萨隆城，但后来随着商人往来与日俱增，这座要塞逐渐从军事设施变成了一座“商人之港”。在丹麦语里发音就是哥本哈根（丹麦语：Køpmannæhafn）。不过这个时候哥本哈根还不是丹麦的首都，丹麦王国这时的首都在大西洋岸边的丽波。这是昔日克努特大帝北海大帝国的遗留。不过随着北海大帝国的解体，英国和北欧三国的王统各自独立出来，丹麦就开始琢磨波海贸易圈的利益了。因为这个时期随着北方十字军运动的进展，新生的波海地区的十字军势力对于贸易的需求持续增加。加上德语系人口对波海地区“左犁右剑”的扩张使昔日未开发的地区获得了开发，供给的增加刺激了需求，让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城市。商贸日兴让波海贸易改头换面，不再是小货郎式的蚂蚁搬家，而是真正商铺式的开店迎客。

波海贸易的增长给丹麦出了个题——是不是要放弃恢复昔日的北海大帝国的梦想，把经营重点转头向东？而“伟大年代三名王”的最后一位，也就是成4里面出场的那位“胜利王”瓦尔德玛二世给出的答案是Ja（是）。通过组织文德十字军，丹麦国家的经营重点开始向东。于是哥本哈根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丹麦国家把这里当做是东部的第一重镇，投入巨资努力经营哥本哈根所在的泽兰岛地区。丹麦国家最早的两座有正规石质城墙的城市都在泽兰岛上——西头是卡伦堡，而东头就是哥本哈根。但是这是丹麦当时的极限——调头向东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丹麦占着这么一块宝地，一旦介入波海贸易事务，就必然要跟过路各家有矛盾。丹麦的下家北德系诸侯开始跟丹麦不对付，然后它们因为另一个问题跟丹麦日益敌对——丹麦太贪。丹麦一直在想办法把厄勒海峡对面的斯科讷省纳为自己的地盘，而且还真一度弄成功了。这样等于丹麦控制了厄勒海峡这个波罗的海的出海咽喉。本来波罗的海出去的口就很狭小，还大多有峡湾，航行起来很不方便。而丹麦控制泽兰岛，就成功掐住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这样丹麦的地位跟现代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没区别，做法也没区别——当坐地虎设卡要钱。这导致波海贸易的各家就都要想办法对付丹麦，因为昔日北海大帝国遗留下的挪威和新出现的瑞典不喜欢丹麦吃拿，而从丹麦进货的北德系诸侯也厌恶丹麦卡要。如果丹麦强盛的话，这么招人嫌的吃拿卡要，波海各家可能也就忍忍，让消费者多担待了。但问题是丹麦的国家建设比起西欧来说比较晚，它有着北欧国家常见的很多弱点，比如中央权力弱，继承制度不明确，缺乏相关的道德宗法体系支撑等等，这让地方诸侯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在“伟大年代”之后，丹麦连续出了几任软弱无能的国王，内讧严重导致丹麦的国政迅速陷入到一片混乱中，这就给了上下家报复的机会。一方面挪威“百年内战”开始平息，国家渐渐能腾出手来支持自己的商人跟丹麦撕掳。另一面，北德系诸侯旗下的德国商人团，即著名的“汉萨”们逐步组建起来一个商业同盟。汉萨同盟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想要吃上家。所以在他们的支持下，北德诸侯开始组织兵马北进，而内乱的丹麦没办法两线作战，无力抗争。在北德诸侯的猛烈打击下，丹麦陷入了“大空窗”时代。中央权力毁灭，国家也落入北德诸侯之手。不过哥本哈根在大空窗年代里相对是获益一方。因为大空窗年代重创了丹麦王室起家的，位于西部的日德兰半岛，这推动了丹麦国家的重心进一步东移。哥本哈根一直以来都是个商业自治市，中世纪时期，因为宗教驱动加上经济现实，欧洲人对水产品需求旺盛。而作为哥本哈根立城之本的渔业在大空窗年代依然繁兴，所以北德诸侯们相互争夺这个福地的时候还比较手下留情，觉得把哥本哈根砸坏了自己也捞不到油水，因此要打的时候往往避开哥本哈根。而哥本哈根也借着这个机会一鱼多吃，通过提供贡赋引诱上头宗主互相打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所以哥本哈根这个时候除了跟汉萨同盟的自治市干架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而汉萨同盟是个在商言商的地方，没有彻底把哥本哈根抹掉的意欲。所以哥本哈根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受影响并不太大，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严重困扰哥本哈根的外因——黑死病。瘟疫肆虐给哥本哈根造成很大损失，压抑了哥本哈根的兴盛。所以哥本哈根这个时期虽然地位其实不断上升，但是各种原因让它又兴盛不起来，大家还是把这里当做昔日的“老海岸”，来这里做做买卖就结了。

绰号“阿道戴”的瓦尔德玛四世复国成功后，哥本哈根的显赫地位才真正显现出来。阿道戴把独揽厄勒海峡当做自己一生所愿，所以十分重视哥本哈根。虽然这时候丹麦的首都并不在这里，但阿道戴基本上把这里当做自己的行在，已经和首都无异了。不过因为阿道戴被汉萨同盟击败，丧权辱国，没能实现自己的宏愿，所以哥本哈根虽然发展，但还不算兴盛。不过阿道戴未尽的事业被他的小女儿，北欧历史上最伟大，最尊贵的女性统治者玛格丽特大帝通过成立卡尔马同盟实现了。卡尔马同盟各家联手，驱逐北德诸侯成功，推动了丹麦的力量达到了极盛。而哥本哈根这个时候是事实上的同盟首都，也就随着丹麦国家的强盛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现代哥本哈根那极其丰富旅游和文化资源都是这个时期开始奠基的。1479年哥本哈根大学设立，这是北欧地区最早的学府之一。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科研机构。量子力学的两位泰山北斗之一，“金色的丹麦人”尼尔斯-波尔，就是这所大学的老师。他开创的哥本哈根学派也是以这座大学当本堂的。有量子力学的诸重镇首座之称。通过从波海贸易圈获取丰厚利益，15-16世纪的哥本哈根成为北欧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丹麦的一代明君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 of Denmark）治政时期，为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凭借北海渔业带来的收入在哥本哈根来了个大建。克里斯蒂安四世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很有品味。他偏好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于是大建期间不止盖工厂，还聘请设计师来哥本哈根设计建造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而且由于克里斯蒂安四世大建的时候为了美观，除了旧区域外，特别开辟了新区域供建筑设计师们尽情发挥，进而推动了哥本哈根的老城的形成。在这次大建中诞生了很多建筑杰作，比如哥本哈根市政厅的钟楼天文钟，是一个叫奥尔森的锁匠花费四十年心血，耗费巨资才造成。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大建不但把哥本哈根变成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城市，还把城市需要设计的理念也带到了丹麦。这在后世为北欧国家重视各种设计的风尚开了头，哥本哈根曾被联合国选为 “最佳设计城市”,盖源于此。在克里斯蒂安四世和之后的丹麦君主的治理下，哥本哈根发展没有中断，而且和它和其他的波海名城比起来有个优势——运气相当好。丹麦作为宗教战争中的新教头头，本土并未遭到严重的战火荼毒。哥本哈根虽然也曾经遭受多次围攻，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一直屹立不倒。瘟疫和大型火灾给城市带来的影响也非常有限。除了英国海军给它造成过几乎致命的损失——为了封锁革命法国和后来拿破仑领导的法兰西帝国。英国凭借其海军优势封锁欧洲，但这个封锁政策损害了传统的波海贸易圈诸国的利益，所以以俄罗斯、丹麦等国家组织了一个中立护航同盟，保卫自己的船队不受英国影响。英国认为护航同盟会让自己的封锁无力化，因此和护航同盟起了冲突，两方敌意日益浓厚，最后英国无耻的决定向护航同盟开战，这就是所谓的“英寇扰乱”（Englandskrigene，English Wars），英国出动海军猛攻护航同盟诸国，头一个目标就是波海守门人丹麦。1801年4月2号，丹麦海军在哥本哈根和英国海军开战。这是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成名战。此战中丹麦海军表现不佳，被纳尔逊和帕克的舰队击毁多艘。但丹麦的海岸炮表现出色，最后逼退英国海军。英军在交战中猛烈炮击哥本哈根，摧毁了近六成的建筑。这是近代以来哥本哈根遭到过的最大劫难。导致哥本哈根城市连续陷入二十余年的衰退和滞涨。但哥本哈根城市的根基仍在，所以最终恢复过来。到现代因普丹战争，丹麦丧失了石勒苏益格地区的控制权，被迫把更多的经济重心放在泽兰岛。所以哥本哈根再次兴盛起来。长年的和平让哥本哈根兴盛繁荣，不过北欧客观的恶劣自然条件和国家的大小尺寸限制了丹麦，随着工业革命来临，丹麦国家不能承接成体系的工业，遂逐步成为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除了传统的渔业，又增加了农牧业出口创汇。这在让丹麦成为一个富庶的国家的同时，也让其没有强力的制造业来推动更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哥本哈根就主要靠工业设计和旅游业来吃饭，成为欧盟工业版图上的一大重镇。

清末阿古柏入侵，大肆屠杀异教徒，土尔扈特受害很深，30多万人口变成5万。

都柏林：爱尔兰首都 都柏林（Dublin）

史前时代即有人类活动迹象，但有相关记载很晚。公元140年左右托勒密曾经写过一个至今依然很有争议的记载，将都柏林所在地区称之为爱巴莱纳城（Eblana polis），爱尔兰官方认定这是爱尔兰国家史的起始，不过都柏林城市官方依然用841年维京人来此筑居的时候为城市的起始。841年维京人通过航海来到爱尔兰，在波德尔河和利菲河的交汇处驻扎下来。当时这两条河的交汇处形成了一个湖泊。这个湖泊水面平静，适合停船。同时这个湖泊底下埋着泥炭，泥炭溶解导致水面呈黑色。古人由于科学尚不发达，不能理解这个现象。将此视为奇迹，遂将这个地方称之为黒池，随之建立的城镇，就叫做黒池镇。音译就是都柏林（都柏=暗色的、林=池子）。后来维京人以此为根据地，创立了兴盛一时的都柏林北欧人王国（Norse Kingdom of Dublin）。不过在维京人来到爱尔兰岛之前，凯尔特人已经从不列颠岛迁入爱尔兰，成为当地的土著居民。维京人到来后，爱尔兰演了一遍和苏格兰一样的剧情。两个族群之间互相对立，也互相交流融合，最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群体。但是凯尔特人，或曰布列吞人，在爱尔兰要比在苏格兰成功的多，所以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岛是占据统治性的地位的。1014年，爱尔兰岛上的诸多部落国家中有一个乌尼内尔王朝（Uí Néill dynasties），其中的一个分支里出了一位豪杰布莱恩（Brian Bóruma mac Cennétig），他击败了自己的诸多对手后，在爱尔兰岛取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一度被称为爱尔兰的“至高王”（盖尔语：Ardrí na hÉireann）。而反对他的，比较坚持维京传统的诸侯在得到北欧维京人的支持后，于都柏林割据抵抗。布莱恩带兵镇压，在克朗塔夫战役中（Battle of Clontarf）以自己阵亡为代价成功击败了对手。从此维京人对爱尔兰岛的统治遂告结束。在诺曼人来到之前，无论出身如何，凯尔特文化/盖尔文化都是爱尔兰岛统治性的文化。这为后世爱尔兰人群体的认同的形成确立了基础。但是这种文化还比较粗糙和原始，所以爱尔兰岛长期以来依然是部落林立，诸国混战不断。但在极毒教传入后，爱尔兰的诸侯们利用极毒教士带来的欧洲先进经验，开始形成早期的封建国家。甚至在结合了自己的传统和外来经验后，发展出来类似神罗选王式的邦联制国家。爱尔兰国家遂开始形成。但正如神罗之中也是诸侯林立，皇帝往往无权一样，爱尔兰岛上也是诸侯林立，至高王的尊位总的来说只是文化上比较尊贵，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主要的几个诸侯国手中，这些诸侯们中比较重要的是明斯特王国（kingdom of Munster）、康奈特王国（kingdom of Connacht）和伦斯特王国（Kingdom of Leinster）,这几个国家利用维京人留下的奴隶贸易网络，通过采买海盗贩来的奴隶来开发爱尔兰，很有成绩。但此时爱尔兰的政治中心是塔拉，都柏林依然只是维京人留下的一个重要海港和交易中心，并不是爱尔兰政治舞台的梁柱。

改变发生在“征服者”威廉征服不列颠岛后。威廉一世成功入主英格兰之后，就开始筹划对爱尔兰的征服活动。爱尔兰人和诺曼人打交道非常早，克朗塔夫战役中可能就有一些诺曼佣兵来帮爱尔兰人打仗。与此同时爱尔兰人和其他凯尔特系的族群，例如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都保持着各种联系。爱尔兰的王族们和这两个地方的豪门相互通婚，出了事也相互借兵互保。因此在威廉征服之后，随着诺曼人企图继续征服整个不列颠岛，爱尔兰作为对手的一大后援，也被威廉一世纳入了自己的征服目标。不过他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就去世。而他的儿子们则开始了为了保住自己家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两头跑的生涯。而且当时不列颠岛上还有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持续抵抗，所以英格兰实在是没有精神头继续向爱尔兰扩张。不过爱尔兰虽然和苏格兰与威尔士是同族，但毕竟都是封建国家，所以互相之间抢地盘也不客气。而在封建混战之中，封建诸侯们经常请外援来帮手。所以这一时期英格兰人虽然也干涉爱尔兰岛，但主要以被爱尔兰岛上的各路诸侯请来帮忙厮杀的雇佣兵形式出现。通过当雇佣兵，一些英格兰军人开始在爱尔兰呆下来博富贵。而爱尔兰岛的诸侯们为了获取英格兰雇佣军人，也乐意创造有利条件，比如向英格兰君主臣服，以免除英格兰军人对君主的封建服役义务。这样没有义务的英格兰强兵才能安心到点来爱尔兰帮忙打仗。而这一条是金雀花王朝的初代目，新任英王亨利二世十分乐意看到的。亨利二世对于夺取爱尔兰岛很有兴趣，但他要干的事情太多。他一面要从法国卡佩王室手中保住自家在诺曼底、阿基坦等地的基业，另一面他又要对付国内不服管的诸侯。到晚年还有两个不省心的儿子来给他添乱。所以他甚至连征服近在咫尺的苏格兰都不是很有干劲，而对于征服爱尔兰，那就只能再往后排。但是他对于爱尔兰有心无力，既不代表他不想当爱尔兰诸侯的宗主，也不意味着他要拦着人去爱尔兰博富贵。所以当伦斯特王国以称臣为代价过来借兵的时候，他是不想出兵的，但是他下面的封臣要是想去博富贵，那他也会为其鼓掌。而他的臣下中正好有一位十分能打，又想去爱尔兰博富贵的诸侯，这就是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位英格兰征服者，绰号“强弓”（ Strongbow）的理查德-菲茨基贝特（Richard FitzGilbert de Clare, 2nd Earl of Pembroke）。1167年，伦斯特王国内乱，国王迪亚马特（Diarmait Mac Murchada）被受到至高王鲁德利支持的贵族们废黜，他跑路到了英格兰，想寻求亨利二世的支持反攻倒算。亨利二世把他看作是奇货，但他也确实有心无力，于是乎亨利二世给了迪亚马特一纸文书，授权迪亚马特在英格兰拉赞助，迪亚马特能拉到那位封臣帮手，亨利二世就允许其可以暂时免除封建义务，去帮迪亚马特夺鸟位。迪亚马特于是到了爱尔兰人常去的威尔士地区招兵买马，他获得了此时英格兰在威尔士负责边防的诸侯们的支持，而理查德就是这些边防诸侯的一员。

1169年，迪亚马特和理查德带着招募来的英格兰-威尔士军队登陆爱尔兰岛的班诺湾，开始反攻倒算。他的部队不多，但是包含有一批全副武装的诺曼重甲骑士。这种欧洲大陆来的重甲骑士是长期爱尔兰低水平的封建混战里从未见过的，所以带来的战术效果是碾压级的。因此理查德领人一到，反叛迪亚马特的贵族势力几乎立即土崩瓦解。理查德领人追亡逐北，如入无人之境。1170年，理查德手下头牌红棍，绰号“大汉”的雷蒙德-菲茨杰拉德（Raymond FitzGerald）带领一支英格兰军队在普罗墨脱睿土城（promontory fort）遭遇一支包含维京佣兵的爱尔兰军队，两军起初凭借武勇相持不下，但雷蒙德随后学田单摆了个火牛阵，命令手下将之前在都柏林附近抢到的民间牛马驱赶出来结成牛阵，趁爱尔兰军队再次冲击土城时突然放出，惊牛狂奔瞬间冲垮了爱尔兰人，随后英格兰军队猛冲，遂获大胜。之后英格兰军队连续攻克魏克斯福德和都柏林等港口，打通了补给线路。这样英格兰军队开始在爱尔兰岛稳住了阵脚。1171年，迪亚马特去世，由于他曾承诺让理查德作为他的女婿，在他死后继承伦斯特王国，所以理查德凭借自己的军力镇压反对者，强行加冕自己为伦斯特王国的国王。这就是英属爱尔兰（Anglo-Norman Ireland）的起源。理查德为了维持统治，迫切需要保持和不列颠本岛的联络，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总部放在一个港口里，这样万一不行还容易上船跑路。而都柏林中了他的意。这样都柏林作为一方大城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理查德夺取伦斯特王国的鸟位激起了很大的反对。一方面爱尔兰本土的力量仍在，至高王虽然只是一个名誉职位，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号召力还是有的。所以此时爱尔兰的至高王鲁德利（Ruaidrí Ua Conchobair）号召爱尔兰岛诸国团结起来反对英格兰的入侵。爱尔兰贵族们虽然各怀鬼胎，但也确实忌惮理查德的强兵。于是纷纷表示愿意跟着鲁德利去抗战。另一面理查德虽然确实有婚约作保，人证物证的支持他成为伦斯特国王。但这不符合爱尔兰的传统，因此伦斯特王国国内的不满者也整军备武，意欲夺取鸟位。因此一时间爱尔兰国内一派团结之相，鲁德利因此也集结起来一支相当强大的军力。理查德得知鲁德利的准备后，看看自己手头上稀薄的兵马，实在心里发怵。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宗主亨利二世的好处。于是他就派人去找自己的宗主，以愿意献土为条件，请宗主发兵救援。亨利二世看到理查德这么一小只孤军居然都能横行爱尔兰，遂对爱尔兰大为看轻。觉得自己凭借英格兰的气势都能吓住爱尔兰，这样可以白得土地，何乐不为呢。于是亨利二世组织起来一支气势很大的部队，在和理查德达成协议后，亨利二世率军进入爱尔兰，将所有英格兰领主们夺取的土地或纳为封臣，或没入皇庄。1171年10月，亨利二世进入都柏林，爱尔兰岛的封臣们向他集体宣誓效忠。亨利二世也以安堵令和相关官位回报，比如理查德就得了爱尔兰驻屯军总帅（royal constable in Ireland）的职务。这样伦斯特王国的王位等于消失，国家遂宣告灭亡。鲁德利畏忌亨利二世的力量，但又拒绝放弃独立成为英王的封臣，所以他只能采用零敲碎打的战术对抗英军。但他手下各怀鬼胎的贵族们则没那么多顾忌，都觉得亨利二世势大，“投之亦不失将军之位”，所以抛弃鲁德利去当了爱奸。不过英格兰的国家情势就需要君主两头跑。而亨利二世虽说是来吞并土地的，但是他也没认真准备战争，就是想纯靠吓唬，能得多少是多少。而还有一部分爱尔兰人，比如迪亚马特的亲族，不可能接受理查德和亨利二世的夺地行为，所以他们还是要和鲁德利站在一起坚决抗战的。所以亨利二世在尝试跟鲁德利过了两招后觉得见好就收，就没认真去征伐爱尔兰。最后在一派安堵的气氛里离开了爱尔兰回国，去应付他的两个龟儿子理查和约翰的造反活动去了。

亨利二世前脚刚走，藏在自己地盘的鲁德利就开始组织人反扑，1173年初由于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整了一伙儿人，想弑了老爹以夺取鸟位。所以亨利二世就组织封臣来帮忙打仗。这让包括理查德和雷蒙德在内的很多封臣要返回英格兰以完成自己的封建军事义务，进而导致爱尔兰岛上的英格兰军迅速弱化。与此同时一些想仿效理查德的英格兰/威尔士诸侯开始来爱尔兰岛打野涨经验。这些诸侯因为急功近利，做了很多无耻且亏心的事情，比如攻击已经臣服于亨利二世，认其为宗主的爱尔兰诸侯。这种行为迅速激起爱尔兰岛全岛各阶层的愤怒，甚至让许多欲为爱奸而不得的人，也去投靠鲁德利等人的反抗军。爱尔兰人的蜂起，让英格兰军队在1173年底开始，一直到1174年底，一直遭到各种军事失败。势力大衰。1174年10月的瑟勒斯战役（Battle of Thurles）里，连强弓理查德自己都遭到惨败，兵马几乎损失殆尽。只是年底的时候雷蒙德好不容易招了一批兵马过来增援，才让理查德还能龟缩在都柏林里苟延残喘。没法可想的理查德只能向自己的宗主求救。亨利二世并不太愿意去救理查德，但考虑到自己怎么也在官面上收了爱尔兰的封臣，正经封诰都给了，作为宗主是不能见死不救的。而且亨利二世此时已经很猜忌诸侯，自己手下那些不服管的封臣去爱尔兰打生打死，对自己总是有利无害。于是他就又组织了一支大军来爱尔兰救援理查德。鲁德利见状就又怂了，但也发现亨利二世其实也没意愿要跟爱尔兰人搏命。于是乎亨利二世和鲁德利达成了《温莎和约》（Treaty of Windsor）。这份和约正式承认了爱尔兰存在有诺曼英格兰的英属爱尔兰和爱尔兰本土人的两派诸侯，并认可了两个王国各有其传承。虽然这份和约最多也就是个临时停战条约，但是它首次承认了爱尔兰的独立法统。从此爱尔兰和英格兰各走其路的命运已经初现端倪。自条约签订后，都柏林作为英属英格兰的总部所在，成为英格兰诸侯在爱尔兰岛上的核心据点所在。

不过由于这个和约只是个临时停战协议，而且双方也只是君主间相互约定。所以如果封臣之间互相厮杀起来，无论是英格兰的国王还是爱尔兰的至高王，都无权也无意欲去干涉。因此在和议签订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诸侯们还是要跑来爱尔兰岛打野，而爱尔兰的诸侯们也还是要当反杀的NPC。因此爱尔兰岛上的封建混战依然持续。不过这些封建混战也促进了一个新爱尔兰的形成。一方面英格兰这边由于战略目标要求英格兰保住自己的大陆领地，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欲去彻底征服爱尔兰。之所以达成《温莎和议》，也是对这样的现状的承认。这样英格兰的诺曼领主们只能以自己个人的力量来爱尔兰博富贵，而不能动员整个国家来吞并爱尔兰。所以诺曼领主们面对自己实力有限的事实，是有着发挥自己做事现实，敢于放下身段的特点来亲近自己的臣民，以维持统治的需求的。而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对于诺曼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又嫉又爱。诺曼重甲骑士对爱尔兰的部落民兵来说几乎是吊打。而诺曼人建设的石质城堡，对于爱尔兰人无疑是如同天堑般的存在。这一系列军事技术上的落后都导致爱尔兰国家内的有识之士提出向诺曼人学习的需求。而通过对于军事技术的学习，爱尔兰人又发现了大量的由诺曼人自欧洲大陆带来的先进事物。比如诺曼人先进的军事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质上是这种欧洲诸多先进事物的综合表达。如果富国才能强兵，那么爱尔兰人显然要先从富国开始干起。这就让爱尔兰人有着快速引进西欧先进经验的需求。而两种需求一混杂，找到其最大公约数后，以诺曼领主的爱尔兰化和爱尔兰人逐步采用诺曼风格事物为特点的大变革就顺理成章的诞生和演化了。而都柏林凭借其总部的地位和港口开埠的历史，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这场大变革的核心所在。自1171年理查德开始把都柏林作为自己的老巢起始，城内的爱尔兰岛居民就开始迁出，他们的位置逐步被英格兰本土居民代替。但是理查德为了维持统治，在都柏林搞城建的时候，还是使用爱尔兰最著名的圣徒圣帕特里克来命名都柏林的主教堂。迁出的爱尔兰岛居民们虽然离开了都柏林，但也并没走远，而是就近建筑新的城镇，和都柏林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英格兰连续在爱尔兰岛遭遇军事失败，眼见爱尔兰人势大的英格兰人为了自保，建设了很多“炮楼”，日常就居住在这些土堡里面，和本地的爱尔兰人隔绝起来。这样这些“炮楼”里面说英语，而出了炮楼的门，就又是盖尔语的天下了。《温莎条约》签订后，眼见国家承认了爱尔兰的独立法统，这些“炮楼”也就改变思路，在一边自保的同时一边开始和本地人交流做买卖。随着交流的逐步开展，这些炮楼在保留了防御功能的同时，日益变化为交易站和商埠。这些交易站在连接起来都柏林的港口后，就开始形成早期的都柏林城市。不过都柏林在整个中世纪的发展都比较慢，最多时人口也才一万多人。因为一方面都柏林在整个中世纪里都受瘟疫的严重困扰，由于瘟疫横行，城市实在无法发展起来。直到1649年以后因为抗体比较普遍，瘟疫受到抑制而不再复发，都柏林城市始获进步。另一方面因为整个中世纪里英格兰主要的对手都是在欧洲大陆上的法国。而爱尔兰岛除了本身就比较穷不说，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特产以供贸易。而且爱尔兰岛本身的情况也让它在海船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很难越过不列颠岛去跟更广泛的市场对接贸易。由于爱尔兰贫瘠难管。所以历代英王都对这里无甚建设，基本都是满足于头衔和贡赋，具体的事务都丢给封臣去办。而强弓理查德的菲茨基贝特一族和大汉雷蒙德的菲茨杰拉德家族，无疑是干这件事情的最好人选。在经过甄选后，雷蒙德所在的菲茨杰拉德家受封基尔代尔勋爵和爱尔兰副王（Lord Deputy of Ireland），成了爱尔兰的诺曼诸封臣之首。而在整个中世纪里，英格兰对爱尔兰岛的国家政策基本都是这个家族说了算的。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英格兰玫瑰内战时代，由于时任菲茨杰拉德家族的族长托马斯（Thomas FitzGerald, 10th Earl of Kildare）和约克党的反对派勾结起来，坚定对抗中央。结果他碰上了英国史上最出名的克妻达人，也是都铎朝第一位强力君主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一生别的不说，杀伐果断还是算得上的。而且也不是很害怕跟人开片，一生对于反对分子都是铁腕对待。此时又正逢他上任没多久，急需找人借个脑袋来立威，所以见菲茨杰拉德家冲着枪口上冲，立马组织兵马去爱尔兰岛平乱。此时爱尔兰岛上的英系诸侯大多倾向中央，对于托马斯“同去”的呼吁几乎都是敷衍了事，大多坐观成败。而少数勤王的英军凭借都柏林城堡这座爱尔兰最早的古堡顽强据守。多次打退反乱军。随着中央军队的增援逐步赶到，眼见中央派人来了，英系诸侯们就赶快跑去表忠，集结兵马平乱。英属爱尔兰地区遂再次被英格兰中央政府夺回，而菲茨杰拉德家也被“撤藩”。亨利八世借机会宣布将原来菲茨杰拉德家领地没入中央，由中央派人管理。从此爱尔兰英系诸侯的首领爱尔兰副王一职不再是诸侯的头衔，而是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俗称。英属爱尔兰也成为英格兰国家直辖的省份之一。

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不列颠三岛政权，它将自己的固有领土就确定在英伦三岛上。由于不再寻求去争夺昔日诺曼底的故地，所以不用两头跑的英格兰国家就有能力和动力来征服爱尔兰。此时的爱尔兰由于常年发展不起来，在欧洲里是一个落后分子。所以在面对经历过百年战争和玫瑰内战淬炼的英格兰强兵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势如破竹，成功征服了整个爱尔兰岛。但是英格兰国家发现他们此时已经很难消化掉这个盖尔文化占据统治性地位的地方。而本应作为英格兰在爱尔兰岛上的基本盘的昔日诺曼英格兰的臣民们，对于新生的都铎王朝也谈不上全心拥护，原因很简单——他们和他们的爱尔兰邻居一样都是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们虽然乐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英格兰政府来替他们压制爱尔兰人。但这个英格兰政府搞的新教改革，也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消受。所以爱尔兰岛上的英格兰群众是既不满意英国政府，又不喜欢爱尔兰人。因此都铎王朝时代的英格兰政府虽然直辖了包括都柏林在内的一些爱尔兰城镇，但由于实在是缺乏群众基础，政令出不了城门口。所以只能依靠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方法来维持统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铎王朝开始鼓励新教徒移居爱尔兰岛，以此来培育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这个方法见效缓慢，所以都铎王朝时代的英格兰总的来说虽然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但也只是在名义上统治爱尔兰，实际上最多能管到的也只有都柏林这里。直到17世纪40年代，新教徒居民才通过和英格兰的贸易逐步移居，在都柏林城内成为主流。但英格兰的力量此时依然无法离开都柏林，实际上把这里建成了一个租界。

而另一面，爱尔兰人虽然贫困落后，但还是有些铮铮铁骨。而且爱尔兰人是因闭塞而无知，一旦看到好的东西，也是有有识之士愿意去学的。所以都铎王朝虽然能够击败爱尔兰人统治全岛，但是没有群众基础，无以统治。而通过抵抗都铎朝的侵略，让爱尔兰的盖尔系诸侯们有着坚持抗战的大义名分。在和都铎王朝较量的过程中，爱尔兰人也不断地学习和改进自己。通过学习锻炼出来很多好汉，比如爱尔兰史上最重要的盖尔系诸侯之一，爱尔兰奥尼尔王朝（O'Neill dynasty）的太祖休-奥尼尔（Hugh O'Neill）。休来自的奥尼尔家族，可能是近代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家族。这家人本来是昔日臣服于英国的盖尔系诸侯，历代家主都去英格兰留学修习。随着欧洲大陆的先进知识和经验传入英格兰，这个家族的留学生家主们也将这些先进事物取经带回爱尔兰。但由于英格兰长期以来对爱尔兰岛的羁縻政策，即便是英格兰外来的诸侯都对爱尔兰的传统十分尊重，甚至放下身段去学习采用。那本土的盖尔系诸侯们则更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还是爱尔兰心”。所以奥尼尔家族的留学生家主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土洋结合，爱体英用。休为人外向，很会来事。在英格兰留学的时候认识了不少各国的留学生，自己拉出来一个交际圈。奥尼尔家族内讧期间，他凭借自己能言善辩和地位优越，顺利获得英格兰支持成为奥尼尔家族的新族长。他回家继位后，通过自己同学圈子拉关系，取得了和他对立的爱尔兰诸侯所没有的优势——他的苏格兰哥们给他介绍了受过法军训练的苏格兰“红脚”雇佣兵（Redshank）。这些充分吸收了英法百年战争和法式枪炮训练的苏格兰士兵战斗经验丰富，战技高超，战斗力并不比英军差。而且通过自己在苏格兰的关系，休可以去爱丁堡这些地方直接扫货，不像一般爱尔兰本地诸侯想弄点军火要走英格兰的路子，路上就很容易被查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苏格兰，休可以认识更多的大佬和更广阔的世界。通过对世情的掌握，休认识到都铎王朝的新教改革是多么不受天主教世界的待见，而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诸侯又是怎样要跟新教划线站队，相互开干的。而爱尔兰作为一个强固的天主教国家，是天主教联盟极有价值的盟友。所以休就四处找天主教盟友来帮他反英，而英格兰的老对头西班牙很愿意来帮他，尤其是此时西班牙的君主正是那位无敌舰队的创设者腓力二世。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刚刚坐上天主教联盟的盟主宝位，正是意气风发，十分上头的时候。而且他本人本来就很迷信入脑，所以为了对付英格兰等新教国家，从不吝钱。因此见休拿着拜帖找上门来求打下手，腓力二世立即做起来豪气大哥，直接“我对钱没有兴趣，你要多少都行”。由于腓力二世慷慨解囊，休一方面可以在军火和雇佣军市场上可以大手笔扫货，另一方面他也可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两手都硬的方法来对付他在爱尔兰的对手。在充足外援的支持下，休赢得了家族内讧，稳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了一位职权相符的实权族长。休治政期间，改革了爱尔兰古老的“柯恩”（Kern）民兵制度，通过引入雇佣军作为骨干。取缔弓箭，改用外购的大量火器。服兵役者开始精挑细选。不合格的人则可以不服役，去专注生产，如果能多产粮，可以以粮抵役。要求士兵训练时多射击少肉搏等办法。使得传统爱尔兰民兵中开始出现脱产的民兵。这种民兵虽然依然不能算是职业军人，但比起之前在田间拉老农来充数的传统做法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而且爱尔兰军队强调不和敌人死拼，依赖射击打击敌人，一击即走的战术，为后世爱尔兰人的城市游击战战法开创了先河。在休的调教下，爱尔兰开始出现一支颇有战力的军队，虽然还不能跟英格兰拼到底，但已经可以跟英格兰盘盘道过两招了。1592年，因为英格兰想要图谋吞北爱尔兰地区的地盘，所以在休的号召下，他的几个盟友以爱尔兰诸侯邦联（Confederation of Irish lords）为名义组织起来，起兵反抗英格兰，爱尔兰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 (Ireland)）遂正式开始。爱尔兰邦联军在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改革的成绩，英军虽然前往征讨，但一方面新教政权在爱尔兰实在是让人倒胃，发动不起来群众。另一方面英格兰被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斗争拖着，腾不出足够的力量来爱尔兰。结果屡次失败。而爱尔兰邦联军虽然弱小，但凭借事先积攒的军火和兵马，反而经常能取得胜利，打的英军和其下属伪军几乎立不住脚。1598年，爱尔兰邦联军在黑水镇附近的黄津（Battle of the Yellow Ford）地区和驻爱尔兰英军主力交战，凭借充沛的火力和对手的失误大破英军。使得英军丧失了野战能力，只能龟缩在都柏林凭借城堡死守。而都柏林的城墙外全部都是爱尔兰邦联的地盘。

但爱尔兰邦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靠外来援助才能维持的政权，火药虽美，枪炮虽利，奈何不是自造，基本都是买来的。而爱尔兰岛本身长期的落后，也使得爱尔兰人如果没有榜一大哥撒钱，靠自己实在没办法搞先进装备，自然也不能训练什么高技术兵种。而且爱尔兰没有海军，都柏林又是一个海港，来自英格兰本土的增援始终不能切断。所以爱尔兰人对于都柏林这样的城堡只能是望墙兴叹。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和榜一大哥腓力二世因病离世，占据上风的都铎朝开始有能力腾出手来摆平爱尔兰邦联。1599年4月23日，伊丽莎白一世启用自己的爱将，埃塞克斯男爵罗伯特（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率领援军来到都柏林，开始镇压爱尔兰邦联。这个时候西班牙新任的国王腓力三世决定继续下注在爱尔兰人身上。所以爱尔兰邦联还能获得外部的资助和武装。因此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但持续的抗战展现出来榜一大哥的局限性——榜一大哥或可打赏，但爱尔兰邦联要想真的获得战争胜利，需要的是包养。而西班牙作为榜一大哥，在损失了自己的无敌舰队后，其威慑力大大下降。而且西班牙毕竟是广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在威慑力下降后，更镇不住欧洲大陆的主场，这就需要西班牙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荷兰等地对抗当地的新教势力。所以战线过长的西班牙实在做不到包养爱尔兰，这导致爱尔兰邦联要想办法满足战争的需求，因此爱尔兰邦联只能采用强征，甚至是打草谷的方法来获取军队需要的粮食马匹等物资。但这种做法反倒逼出来一些都铎朝的群众基础——英格兰出身的天主教徒虽然厌恶新教政府，但也出于文化隔阂和种族原因，他们也不想联手爱尔兰的盖尔系诸侯。而盖尔系诸侯动他们的奶酪，他们就会显现出诺曼先祖那种讲究实际的作风，把天主承诺的美好天堂弃之不顾，而“先做英格兰人，再当基督徒”。由于爱尔兰邦联强征物资，导致英系诸侯们开始倾向罗伯特，愿意供奉中央军。在英系天主教徒开始支援中央后，爱尔兰岛的英军终于可以稳定战线，开始反推。休发现情况不对头后，赶紧向自己的榜一大哥求取更多支援，甚至苦求西班牙军队直接下场。而这时罗伯特因为犯事儿被抓，而英格兰又派出一员大将坐镇都柏林镇压——初代目德文郡男爵查理-布鲁恩（Charles Blount, 1st Earl of Devonshire）。这位大佬到场后发现了爱尔兰邦联的问题所在，遂利用有利情况，全力动员能用的人马，用三光战术来跟爱尔兰邦联死磕。随着战争的继续，发现因英军烧杀抢掠导致自己资源日益匮乏的爱尔兰邦联江河日下，逼得腓力三世觉得不能看着自己的前期投入全成了沉没成本。遂终于组建了一支远征军来支援爱尔兰邦联。这支远征军到达爱尔兰南部的金赛尔后，休立即带着人马去迎接，但这给了查理一个绝好的战机——休的根据地在爱尔兰北部，而南部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时爱尔兰军和英军大概是五五开。所以休离开根据地合兵一处，给了英军能一次性解决两个对手的绝佳良机，查理遂组织全部主力去围攻金赛尔。经过两个月围攻，终于粉碎了爱尔兰邦联军，取得金赛尔围攻战（Siege of Kinsale）的胜利。战败的邦联被迫解散，盖尔系诸侯和他们的西班牙大哥也被迫签订了《梅丽丰条约》（Treaty of Mellifont）而认输投降。九年战争遂告结束。

九年战争是爱尔兰历史上的大事，它为后来英格兰-爱尔兰的相爱相杀的历史确定了基调。爱尔兰人虽然失败，但是他们成功熬死了英格兰最伟大的君主伊丽莎白，耗干了英格兰的国库，最后迫使英格兰人虽然胜利，但是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在《梅丽丰条约》里承认盖尔系诸侯们对于自己事务的管辖权。这让爱尔兰人觉得他们的反抗是有价值的，而英军在九年战争中搞得三光政策，一方面让英格兰觉得只有三光才是对付爱尔兰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则让最普通的爱尔兰人都对英国的统治甚为反感。九年的漫长战争在爱尔兰人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让英格兰从此只能依赖权术来统治爱尔兰，而不可能再依赖大政来同化爱尔兰。而爱尔兰人一方面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知道了抵抗的意义。从此英国只能在爱尔兰拥有一些殖民地或租界，而不再能赢得爱尔兰人的心。而奥尼尔家族的成功史，让爱尔兰人更确定了“爱体英用”的路线是能够走得通的。因此都柏林作为“爱体英用”的重要实践基地，承担了爱尔兰近现代化的窗口作用。而奥尼尔家族的失败历程，使得爱尔兰人认为走精英路线的反抗是走不通的。爱尔兰的抗英斗争要有三个必须，既必须有更大的规模、必须有更广泛的基础，和必须有更先进的手段。于是爱尔兰人依旧小心的保持和维护他们自己的认同，但与此同时，为了和世界交流，他们也愿意忍受自己国家里有这么一个非常不爱尔兰的地方。英格兰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是一方面处于上升期的英格兰，一方面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另一方面既然彻底翻脸了，在爱尔兰岛的统治就只能依赖自己的群众，因此英格兰开始凭借自己上升期优势，组织新教徒移民大量来到爱尔兰，改变其人口结构。而都柏林作为新教徒移民迁来的第一站，其人口开始迅速成长。都柏林的城市和人口结构开始改变，一些新的群体，如长老会、清教徒群体也开始进入爱尔兰岛发展。并很快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社群。但是英格兰对爱尔兰岛的殖民随后又被另一场大战给打断了——英格兰内战爆发和随后的不列颠三国之战，在爱尔兰岛上演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十一年战争。

1640年左右英格兰王政和议会对抗的消息传到爱尔兰后，分化了整个爱尔兰社会。在盖尔语人群的眼中，这无疑是天赐的良机。是实践“三个必须”理论的最佳舞台，但即便是反抗，其思想也非常混乱。有人觉得英格兰国王和其议会都是可恶的圣公会异端，甚至更糟的清教徒异端。而有人则觉得可以利用英格兰国王的弱势去对付英格兰，重新光复爱尔兰岛。有人则觉得议会政治更符合诸侯的利益，英格兰的王权过去是残酷的压迫者，未来也只能是残酷的压迫者。而在英语人群里，旧教徒反感议会，新教徒反感国王。但是如果无论要站那边，都得取得本地盖尔语人群的支持或谅解，不然难免后顾之忧。而这时候英语人群又有人反感盖尔语人群，觉得自己高贵。而有人则从现实角度出发，主张可以利用盖尔语群体。然后又有一群诺曼特质发作的英语系人群，觉得既然来了爱尔兰岛，不如说盖尔语做爱尔兰人，省着那么多麻烦。结果这又激起了英语人群对自己认同的保护欲。由于认知繁杂，甚至彼此间相互冲突，所以在1641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Irish Rebellion of 1641）爆发后，这团乱麻驱使着爱尔兰岛上的各个群体动员起来开片，最后酿成一场损失极大的大混操——这场十一年战争导致了爱尔兰岛净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人口。闹到整个社会都几乎吹灯拔蜡。

爱尔兰人在这次起义中，于三个必须里先实践的是“更大的规模”——爱尔兰人也学起来昔日英格兰的三光政策，以种族或宗教清洗手段来对付对方，结果造成了一片恐慌。岛上的英格兰系居民也迅速组织起来如拉根军之类的民兵，用清洗手段来对付对面。相互清洗的消息传至英国后，激起英国人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时的英格兰政府中，虽然国王和议会都想利用这种情绪，通过征讨爱尔兰来增加自己的支持率，但到了谁为此付钱，付钱征了兵后谁带兵去打又闹了起来。按照传统，应该是议会出钱，国王拿钱去打仗。但是查理一世和议会对立成这样，议会肯定不可能同意这种损失我出好处你占。吵来吵去的结果是查理一世又用起来古老的方法——组织“诸侯”去爱尔兰增援，议会则为诸侯的行动付钱。于是就又有一堆人以各种理由跑去爱尔兰打野。这些来打野的人有的是以要来支持同教的教友的名义，有的是来支援同族人的名义，有的想来这里寻找保王的同志，有的则是为了议会而来保卫这里，而更多的人则是纯粹来发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势力进入爱尔兰之后，又导致爱尔兰人在三个必须里实践了“更广泛的基础”——有些英系居民一方面认可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另一方面实在看不惯狂热的清教徒，所以也加入了广泛的爱尔兰天主教同盟中。而有些爱尔兰人实在是受够了这种疯狂的混战，寻思干脆投英算了，于是转化成了新教徒。这样在内部动乱和外部输入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岛实现了一次巨大的人口更迭和社群转化。都柏林也在这连续的动乱里，被变为一座纯粹新教的城市。1650年代，随着克伦威尔赢得英国内战的胜利，他带领的清教徒派系在英格兰占据上风。新模范军在不列颠三国追亡逐北，爱尔兰自然不能幸免。克伦威尔的军队大多是十分狂热的清教徒，而且还有着种族主义特征，所以他们对于信旧教的爱尔兰人根本不当人看。克伦威尔的军队一方面其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均优于他的对手，因此能得士心，军队骁勇善战。另一方面在清教狂热、种族思想和历史经验的驱使下，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军队敢于想出和采用各种法西斯风格的战术，比如种族清洗、“惩戒远征”、三光政策、集中营治安区封锁沟等等无一不用。到最后甚至大量将普通爱尔兰人作为奴隶发配美洲殖民地。在英格兰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打击下，大规模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瘟疫摧毁了爱尔兰人的生命和士气。1653年，英格兰通过几乎将爱尔兰社会搞解体为代价，终于打垮了爱尔兰人的抵抗。本就人丁不丰的爱尔兰岛，在战争的摧残下变得荒无人烟。把爱尔兰岛搞成了一张白纸的英国人可以在爱尔兰重头再来了。而作为英属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总算开始了它的高速发展时期。随着英国的逐步崛起，并在日后进化为人类历史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而爱尔兰岛则成为这个帝国崛起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粮仓。其食品出口业和相关加工产业在爱尔兰获得长足的发展，而都柏林本身自带的泥炭，其在酿酒工艺上的独特作用在这个时期也被人发掘出来，日后名扬世界的健力士黑啤酒就是这样起家的。由于早期海运业缺乏长期保持淡水新鲜的技术，加上酒类对于水手天然的诱惑性，所以以啤酒为代表的各种谷物酒类是当时所有海船的刚需。通过接日益壮大的英国海军和海运业的订单，财富开始流入 爱尔兰岛。新教徒商人通过外贸得来的财富，在英格兰开始探索重工业化的年代，把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给承接过来，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都柏林的兴盛。都柏林甚至一度成为不列颠的第二大城。是英伦三岛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然而这种兴盛，实在是惠及不到爱尔兰人太多。因为英格兰对爱尔兰岛的政策自始至终，都是种族主义背景下的殖民统治。爱尔兰岛出产的供应英国海军的食品和酒类，大都源自新教徒们的商业性农场，和爱尔兰人本地自耕农业是不相关的。爱尔兰岛的经济情况本质上是双轨制的，一面是英国海军吃着爱尔兰的谷做的面包，喝着爱尔兰的粮酿的啤酒打遍七海。而另一面爱尔兰人只能啃土豆和粗麦来维持生存。不是因为爱尔兰人社会落后，技不如人，又能够远赴他乡，去英属殖民地求生存，这种殖民政策其实本质上根本不能长期维持。1740年因气候异常导致爱尔兰闹饥荒，一次就酿成40万人饿死，至少15万人离开爱尔兰岛去国外求生路的悲剧。而英格兰完全不考虑开仓放赈之类的事情，甚至在饥民的眼前将粮食装船运走。这种毫无人性的政策之所以还能维持，一方面是不列颠通过引领工业革命而蒸蒸日上的国势，保持了自己的技术先进性。另一方面就是英国搞得那套“分而治之”的政策。一边收买上层的忠诚，另一边以政策迫使下层爱尔兰人迁移出去，并引入非爱尔兰传统的群体取而代之，通过削弱爱尔兰社会整体，甚至将其迁移到殖民地形成海外爱尔兰人群体的办法来维持太平。这个时期的爱尔兰岛，就是日后英帝国殖民世界搞得种种搅屎棍政策的试验场。后世英帝国的所有血债累累的恶政，都是在爱尔兰试验成型，最后推广的全世界的。然而这种恶虐的政策天生就是制造反抗者的温床。尤其是有史以来英格兰就没对爱尔兰人有过什么善政，所以英国怎么在爱尔兰实践日后如何对付殖民地人民，爱尔兰人就会怎么实践日后殖民地人民如何反抗这种政策。而爱尔兰人的共同体意识，也通过这样的反抗而被逐步催熟，成为二战后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列国志士的先驱和榜样。

殖民时代里爱尔兰人继续一边反抗。一边继续引进先进事物改进自己。爱尔兰的农民一方面通过仿效英国人的这些商业农场的做法来改进自己的农法，引入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没有之一的作物土豆来作为主食，这使得爱尔兰民族没有因为不断遭受的压迫、流放和饥荒的打击，成为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民族。另一方面爱尔兰人通过进城给英国商人做苦工，终于以城市贫民的面貌，作为作为城市无产阶级回到了祖先建立的都柏林。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矛盾转移的办法。还是有效的弱化甚至瓦解了爱尔兰人的反抗。但是爱尔兰人在失败中不断学习，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成功范例，推动了爱尔兰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逐步诞生。1798年的受到法国革命激励的爱尔兰人，以参与宗教节日受限为由而发动了大起义。这次类似后世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起义活动，比较广泛的动员了人民群众，甚至连一贯只顾家庭的爱尔兰妇女都参加到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来。出现了很多爱尔兰人至今仍在口耳相传的女英雄。这标志着虽然爱尔兰人依旧被上层的叛卖和英国的强势所压制，但是爱尔兰人的反抗之心依然恒久，并开始向更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前进。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干脆废除了爱尔兰的自治地位，直接将其吞并为国家直辖地区。由于从此岁入要中央调配，而都柏林的优先级在伦敦的清单上实在排不上号，导致英国对都柏林是光要钱不返点，被国家抽血的都柏林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让都柏林的英系新教徒们也对中央开始不满。种种的不满汇集起来，推动了爱尔兰人的第三个必须，既“必须以更先进的手段”的进行实践。而这一次的实践者，是爱尔兰历史上又一个重量级的豪门奥康奈尔家族（O'Connell family）的成员，外号“解放者”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丹尼尔是奥康奈尔家族庶支所出一位名律师，早年赴法国求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用功。在法国学业有成。大革命爆发后，他见识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盛况。对于法国大革命推翻王政，争取解放的气氛，他十分羡慕。但他出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徒家庭，而且虔信终身。所以革命党对于他这样的人非常不友好。所以最后他只好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一边当律师谋生，一边通过他在法国的经历思考爱尔兰的前途。他的思考让他成了爱尔兰版的甘地 —— 他支持爱尔兰的独立和解放，但反对暴力的革命。主张用温和的法律手段获取爱尔兰应得的独立。他抓住英国需要应对拿破仑战争的机会，以城市里各阶级为依托，抓住其最大公约数，发动他们争取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平权。由于法国大革命和之后拿破仑的成功，个体良心自由高于狭隘宗教认同的思想已经在欧陆广泛传播开来。英国虽然是革命法国和拿破仑的对手，但这种思想在英国仍有着很大的拥趸群体。而都柏林的城市阶层就是其中的翘楚。由于丹尼尔不提民族成分，只讲宗教认同。而且要求是良心自由。所以在都柏林里，天主教徒为求解放，停止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干预，故意不提英爱之分，只讲都是天主信徒。新教徒本来就是打着类似良心自由的旗号反抗旧教的，所以他们即便考虑到丹尼尔的做法会把革命法国的进步主义理念引进爱尔兰，他们也没有办法自打耳光。而爱尔兰的反抗者们虽未必认同丹尼尔的非暴力做法，但他们只要看到英格兰政府吃瘪，被迫解开对爱尔兰人的桎梏，他们也乐于给丹尼尔站台。在丹尼尔的坚持斗争下，1829年，英格兰政府被迫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1829），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群体通过共同的奋斗，终于获得了和新教徒同等的民权。这次共同的奋斗，迅速成为爱尔兰民族的民族记忆，而且丹尼尔将良心自由等进步主义概念引入爱尔兰，大大推动了爱尔兰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使得一系列进步主义思潮开始在饱受苦难的爱尔兰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而拿破仑战争的辉煌战绩，点燃了全欧洲的民族主义之火，而毫无疑问欧洲没有多少地方能比爱尔兰岛更适合燃起民族解放的烈焰了。而丹尼尔虽然是个和平主义者，但他喜欢用大型集会的方法动员民众参与，这给了爱尔兰人通过组织大型活动宣传主张，动员群众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在1841年丹尼尔做上了都柏林市长后，批准和组织了大量的集会运动。最多时甚至有百万人参与。丹尼尔完成平权运动之后，开始用和平手段追求爱尔兰独立。但英国不可能接受这一点，正如甘地吁求英国放印度独立失败一样，丹尼尔的吁求也以失败告终。但丹尼尔为爱尔兰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操作手法，将会被后人好好利用起来，而这位爱尔兰的甘地最后的失败，则为后人证明了走以和平手段，求殖民者高抬贵手是一条开始看着好，最终走不通的死路。所以爱尔兰人接下来将会改用另一种手段来对付殖民者。而都柏林这座爱尔兰岛最现代的城市，将会成为新手段实践的重要舞台。

丹尼尔是19世纪爱尔兰的反抗者中最有成绩的一位，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就如印度独立斗争中除了甘地，还有以辛格等人为代表的一战退役印度老兵在用武力和殖民者进行对抗。如同这些退役老兵在日后发展出了鲍斯和他的印度国民军系统一样，爱尔兰的反抗者们，以昔日乡村中的农民抗暴组织/土匪无赖组织为基础，通过结连流散在海外的爱尔兰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退役老兵”武装组织——联合爱尔兰人协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就是一位在英军中退役的爱尔兰人军官。协会的很多成员，都参加过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他们和丹尼尔一样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但黑道背景出身和渡过的军旅生涯，让他们更加激进。这个协会崇尚武力革命，富于斗争精神，誓要将英国彻底赶出爱尔兰。由于爱尔兰群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所以美国独立后，很快成为爱尔兰人协会的大后方。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们有人就回到了爱尔兰继续斗争。1803年爱尔兰人协会在都柏林组织起义活动，事败被捕。但爱尔兰人协会依然在坚持。丹尼尔组织的运动，让爱尔兰人协会看到了动员群众的机会。所以他们通过暂停武力斗争，助丹尼尔一臂之力的办法来借机宣传自己，组织群众。丹尼尔争取独立失败后，对时局失望的爱尔兰人开始投身爱尔兰人协会，打算继续以武力争取祖国的解放。爱尔兰人协会争取独立的斗争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首先爱尔兰整体的实力对比此时蒸蒸日上，直至如日中天的英国来说，实在是如矮子挑战巨人。而且1845年，爱尔兰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土豆大饥荒横扫爱尔兰。由于爱尔兰人是如此依赖土豆作为自己的主食，所以当土豆黑霉病在爱尔兰发生后，爱尔兰人顿时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没吃的了。而英国则将这次灾难看作是改造爱尔兰岛社会的天赐良机——爱尔兰岛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损失了过半的人口，整个社会都被拱翻。而英国人则一方面漠然的看着爱尔兰人哀嚎着饿死而拒不放赈。并继续把粮食运出爱尔兰，为自己的伟大帝国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加速移入更多的英格兰人群体，使之完成对本地人口的替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了另一座城市的崛起——现在的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北爱地区在这个灾难的年代里人口损失最大，而英国人由于工业转移的需要，将英国本土的制造业往爱尔兰迁的时候，看中了被饥荒扫荡过的，几成白地的贝尔法斯特。因为一切重来要比都柏林更容易，所以贝尔法斯特承接了更多的工业企业和相关的从不列颠岛移入的英格兰工人，遂迅速成为爱尔兰岛新的核心城市。而都柏林在这个时期因为一直做谷物的加工和出口生意，城里不缺粮。因此只想着借助饥荒的便利用便宜劳工。所以对不列颠岛的工业转移不是很热衷。虽然也接工业，不过主要接的是以麻纺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都柏林的决策使得爱尔兰一时间成为大英帝国新的纺织业中心。其麻织品出口一度超过谷物出口，成为爱尔兰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因为主要接容易上手的轻工业，对重工业不重视，而且过往的历史让英国中央一直也不太青睐都柏林，加上爱尔兰有个缺点是没有煤，只有泥炭，因此重工业很多做不来。所以以造船业为代表的英国本土重工业向爱尔兰转移时，选了贝尔法斯特作为目的地。从此爱尔兰的经济中心开始从都柏林逐步让位给贝尔法斯特。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想要利用便宜劳动力，这导致更多的求食的爱尔兰饥民迁入都柏林的贫民窟，成为当地食品工业的劳动工人的主力。都柏林作为一座古城，本来就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混杂了太多的群体。虽然它长期以来是一座英国人的城市，但有很多英国人愿意先做天主教徒，后做英国人。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干脆不做英国人，学盖尔语当爱尔兰人了。这就是为什么丹尼尔在这里振臂一呼，呼吁解放天主教徒的时候能得到都柏林人的响应。而随着更多爱尔兰饥民迁入，这座城市的天主教色彩和爱尔兰属性开始越来越浓。

爱尔兰饥荒对爱尔兰人协会和下属的组织是有利有弊的，忙于拯救同胞免于饿死的爱尔兰人协会，面对着自己基本盘的缩水，实在是没时间和功夫来组织新的暴动。但于此同时，作为法国大革命先贤和美国独立战争领袖们的弟子，这个协会本身就是亲城市阶层的。而大英帝国冷漠的看着爱尔兰人饿死，还借机会搞种族替代的行为，使得即便是城市里的爱尔兰人，也不会再对英国抱有任何幻想。因此在爱尔兰人协会的宣传下，民族主义迅速成为都柏林等地的爱尔兰劳动阶层的主流思想。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爱尔兰人不断在进行暴动。但这些暴动主要是民族义愤的驱使，实在是缺乏一个政治上的可行方案。所以这些暴动最后都被镇压。但暴动的失败教训促使爱尔兰人再次审视他们的方案，这推动了一个新的派系的逐步崛起——俗称为芬人党运动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Fenians'，芬在盖尔语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芬人就是“我们自己”）。1867年，芬人运动在都柏林起义，但因为政治基础尚不成熟，最后惨遭镇压。但这次起义正式宣告了日后爱尔兰共和国的先驱芬人运动在都柏林走上了历史舞台。在芬人运动之前，爱尔兰在反抗英格兰的过程中总是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是站在历史光谱中的落后和反动一边。英格兰搞中央集权，爱尔兰就搞诸侯分封。英格兰搞新教解放，爱尔兰就搞旧教保守。英格兰搞起来商业农场，引入雇佣劳力获取更高的效率。爱尔兰就搞小农经济，鼓动小农结成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黑社会类型的组织来自保。加上自有史以来爱尔兰的综合实力就是比不上英格兰，所以爱尔兰的反抗虽有道义，但无路用。然而自丹尼尔搞平权运动成功后，爱尔兰人第一次站在历史光谱的先进一侧，或者至少以先进性来说也不比英国落后了。而芬人运动正式将共和主义拿上台面，作为爱尔兰人的政治解决方案，这让爱尔兰人这一次的反抗，在历史的先进性上甚至还高于这时的英格兰。自芬人运动后，爱尔兰和英国的差距实际上就只剩下实力的大小，而这个差别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芬人运动起义失败后，开始转为采用19世纪比较流行的政治暗杀来打击英国。由于他的前身联合爱尔兰人协会，和其祖宗级的起源“XX男孩”组织都属于现代定义的黑社会组织。所以政治暗杀对于芬人运动的武装部门来说属于手拿把掐的传统手艺。效果也非常好。芬人运动的武工队和锄奸队到处刺杀重要人物，造成普遍恐怖。其中最著名的“凤凰公园刺杀案”，武工队在都柏林把英国驻爱尔兰政府的首席秘书和副手都给干掉了。这种刺杀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一时间英国自己也拿这种战术没辙，虽然英国努力捕杀反抗者，但是也不得不考虑给予爱尔兰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力以求减缓两边的激烈对抗。189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法》，允许爱尔兰地方政府有限自治。这被芬人运动视作采用新的战术进行抗争的成功。

英格兰允许地方政府自治，并在同时推行土地改革的措施，极大地缓解了英爱矛盾。由于这种做法导致了离心倾向的增加，变相了增加芬人运动的影响力。所以芬人运动对此乐观其成。但乐观归乐观，英爱矛盾的一时缓和，同时暴露运动内部的矛盾。芬人运动虽然经常被称为芬人党，但其实只是一个泛称，它是许多有共同奋斗的理想，政治光谱也比较近现代，但实际上是派系林立的运动的一个总成性的称呼。芬人运动里的各派虽然普遍支持共和主义，但和谁共，和谁和的问题，让这个运动里面实际上是党内有派，派内有党。各派之间并无明确的隶属关系。因此虽然都反对英国的统治，但英国被迫放松管制，许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做法，让芬人运动里面有不少人起了一种“天下大定”的幻觉。爱尔兰人协会本来就是起自农村小农的运动，所以一直有着一种小富即安的风气。在运动中很多成员来看，经过这么漫长的斗争，一贯不做人的英国佬终于被迫做了一回人。同意不干涉爱尔兰的地方事务，而且英国中央也确实渐渐转移了很多权力给爱尔兰地方。而且爱尔兰人和英国的常年斗争是代价非常高昂的。英国对爱尔兰搞的许多丧失人性的政策，和人口的常年迁入，使得在爱尔兰岛上，本土的盖尔文化虽然是主流文化，但其人口基数比起迁入的英国人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在这些人看来，迫使英国人放权给爱尔兰本地成功，标志着他们的奋斗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另有一批人是根本不信英国人，认定这是缓兵之计的。对于这派人来说，反英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反英。爱尔兰是独立的民族，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唯有建国才能最终解放爱尔兰人，怎么能因为英国人被迫缩了一下，就放弃建国的大义呢？在两派大吵特吵的时候。匈牙利独立，再与奥地利组建二元君主国的政治操作传入爱尔兰，使得“匈牙利方案”成了这两派中的某些人群心中的合理方案。于是对两派内讧，求妥协要团结的一群人开始琢磨能不能在爱尔兰也这么搞，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案把英格兰搞成二元君主国。这样爱尔兰既有独立之名义，又有缓和之余地。这样就在原来的对立的两派人中切出来个第三派。由于第三派人很不受其他两边的极端人士的待见。所以这个第三派就自认是“新兴的”“新潮”的芬人党。将另外两派不愿意妥协的人称之是“老芬党”。1905年，新芬党之父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和几个派系谈妥，在都柏林开大会成立了有组织条款的党派，后世爱尔兰共和国创始者新芬党于斯崛起。

新芬党起家之初走的是丹尼尔风格的和平路线，想通过议会路线先掌权，然后再想办法争取到爱尔兰独立国家的名分。他们这条路走的很成功。但是他们的方案被爱尔兰历史上另一件重要大事打断——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老芬党系的几个组织联手在都柏林再次起义。这几个老芬党组织是属于反英到底那一派的，而他们将在未来演化为现代城市游击战和政治恐袭之祖——爱尔兰共和军。老芬党的起义组织的很成功，都柏林的主要建筑先后都落入起义军手里，英国见状不得不调集大批军队武力镇压，到最后甚至要动用大炮和舰炮来摧毁起义者的据点，经过近一周的恶战才将起义镇压下去。由于这个时候正是一战的年代。此时大英帝国前线打的一片火热，然后自家后院又被爱尔兰乱民给搞破了防，这让英国觉得一旦德国支持爱尔兰独立，以爱尔兰人这种战力，那英国就是腹背受敌，必成大患。所以英国决定不管老芬新芬，是爱尔兰人就抓。于是乎新芬党一堆人都蹲了大牢。眼见我本将心照明月的新芬党，看英国明月是专门照沟渠，遂再无二话，就是抄家伙开干。1917年新芬党开大会，宣誓再不提匈牙利方案，就是建国到底。由于民族大义在前，加上英国人一贯的倒行逆施，这下整个爱尔兰不问新芬老芬，跟英国开干成了唯一要干的事情。

不过新芬老芬，到底对爱尔兰的前途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加上英爱的实力对比实在是差的太多，尽管英国已经被一战耗的精疲力竭，但工业水平实在堪忧，只知道酿酿啤酒的爱尔兰也没有办法组一支正规军跟英国对拼。所以在被英国人逼上梁山后，新芬老芬搞起来“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只要效果好，别问方法是新是老。格里菲斯依然是甘地的那一套，他弄的大规模罢工和不服从运动，有效破坏了英国对爱尔兰岛的行政，这样英国只能通过强硬手段来对付爱尔兰。甘地不会对付强力机关，格里菲斯自然也不会。不过这时候新芬党的年轻后生们出了文武两位豪杰来应付这个场子。其中武豪杰觉得“难办呀？难办那就别办了”。于是乎在 1919年1月21日，他组织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小组，伏击两个英国警察成功，正式宣告爱尔兰独立战争开始。而这位武豪杰，就是现代城市游击战之父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作为黑猫白猫论的信徒，柯林斯觉得黑枪白枪，能打死英国人就是好枪。他遂大量引入美国黑道的做法，成规模的组织破坏小组，采用各种黑社会式的渗透、破坏、暗杀战术，不择手段的对英国军警和下属的二鬼子，乃至于英国的统治秩序进行破坏。与此同时，文豪杰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不行，提出重要的不是过不下去，而是要让人相信在英国统治下日子过不下去，爱尔兰统治下日子能过下去。于是提出以秘密结社为办法，将社会秩序影子化地下化。即在以文武手段瘫痪掉英国的统治秩序后，以爱尔兰人自己的秩序取而代之。要搞成不管英国人谁来当县长，我爱尔兰人稳当黄四郎。这位文豪杰，就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国父，第一任爱尔兰共和国总统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瓦莱拉一方面组织人员协助格里菲斯搞罢工，另一方面动员新芬党开始在各地建立委员会，以委员会代替市政府进行行政。如果英国人来查来破坏，就让柯林斯和他的黑道小队来对付。在这两位文武豪杰的奋斗下，英国在爱尔兰岛的统治秩序彻底瘫痪。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军警想出门买口吃的都买不到，因为付英镑没人收，得付瓦莱拉代表的爱尔兰共和国印发的钞票人家才给货。甚至连出门也是个难题，因为柯林斯到处布置刺客，弄得英国军警只要出门落了单，吃饭喝水上厕所都会挨黑枪。这种战术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以至于英国军警和行政人员，在城市不组团不敢出门。在乡村地区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甚至连警察局都因为无人敢上班而直接废弃。

英国被柯林斯的战术搞乱了阵脚，只能进行无能狂怒式的泄愤报复。英军以大规模国家恐怖来回应新芬党和共和军，但是这既无法阻止共和军以刺客形式进行的反击，又因为肆意株连，反而给了新芬党制造了更多的支持者，以至于新芬党进一步接管了爱尔兰岛的社会基层，这让英国的军政人员更加寸步难行。1920年，英国被迫军管全岛，直接下令军队抓人军队判，判完军队去行刑。同时英国也开始组建秘密警察和应付城市游击战的职业镇暴队来对抗共和军和新芬党。由于英国人本就秉持着歧视爱尔兰人的思想，加上军人压力过大，纪律败坏。所以英国的对抗措施虽然取得了效果，但把更多的人推到了共和军一边。1921年是共和军和英国打的最激烈的一年，而都柏林是这一年的核心战场。两方都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最血腥的时候一个星期都柏林的停尸间就收了一千多死人，街上几乎没有一天是不响枪的。整个都柏林被搞得完全停摆。7月，英国终于承认消灭新芬党和共和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随着纳粹的阴影浮现，英国十分害怕真搞大了按不住。于是在以史末资等帝国外围精英的劝说下，英国中央政府被迫认栽，同意和新芬党讨论爱尔兰独立建国事宜。但是英国又嫉恨爱尔兰，于是乎故意埋了个钉子——英国同意南爱尔兰独立成为爱尔兰自由邦，而且是对等的主权国家。但是北爱尔兰则要保留是否加入爱尔兰自由邦的权力。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北爱尔兰问题的开始。

英国的提议，分裂了新芬党和共和军。因为现在独立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确确实实是正儿八经的真独立。这不得不说是爱尔兰的成功。然而代价却是爱尔兰被分裂成两块。新芬党主张见好就收，先独立建国再说。而共和军则觉得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弄个分裂的爱尔兰算怎么回事？两派人大吵一架，又提起昔日老芬新芬之间的矛盾。于是乎共和军系干脆一跺脚，把新芬党系定性为国贼，要“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于是乎外敌既去，内战再开。由于新芬党和共和军都彼此熟悉对方的手段，而且这些手段往往都是黑社会风格的。所以导致这次内战异常残酷 —— 柯林斯战死，格里菲斯累死，瓦莱拉被迫出奔。英国兑现了承诺，但也成功留下了一个独立而残破的爱尔兰给新生的爱尔兰自由邦。而这种残破再没有比两次战争的核心都柏林感受更深的了—— 这座城市在经济中心转移去贝尔法斯特之后就没有怎么发展了，然后自1916年复活节起义后，这座城市直到1923年内战结束之前，一直都是游击战的战场。由于参战各方把黑社会和恐怖组织常用的战术与手段作为斗争方式，结果就是把这座城市弄得废墟遍地，由于城市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甚至1916年复活节起义导致英军炮击城市造成的废墟，到1921年都还没清理出来，炸塌的破楼就一直在市中心里杵着。成了欧洲当时都市中罕见的奇景。1923年，随着共和军系反对派最后被新芬党系击败，爱尔兰自由邦和随后建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终于有能力清清自家首都的废墟，给国民修修新房子了。二战中爱尔兰共和国是中立国，而且看到了英国在二战中耗尽国力的样子，爱尔兰共和国终于相信英国人是真的不会再回来反攻倒算了。于是通过在二战中做外包赚的钱，爱尔兰共和国开始重修都柏林。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虽然依然受到北爱尔兰问题的困扰，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平静，成为一个享受啤酒，传唱英雄的地方。

爱丁堡：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Edinburgh）

公元前9世纪时即有人类活动迹象，但直到罗马时期，即1世纪末才有对此地的记载。当时罗马殖民者记录了一个叫沃塔迪尼（Votadini）的凯尔特布列吞人部落在这里定居。后来这个部落又改称为高多丁（Gododdin）。这可能是一个部落在两种语言的不同称呼，也可能是对部落首领家族的称呼。布列吞人（Bretons）是英伦三岛的土著居民，或至少是先来垦荒的。他们属于凯尔特系。所以又叫凯尔特布列吞人（Celtic Britons）。是后世威尔士和苏格兰人的祖先。布列吞人善航海，其活动范围地跨英吉利海峡。不过他们长期以来社会模式很落后，一直处于部落状态进行厮杀。由于厮杀多了之后也会想辙，所以高多丁人看上了爱丁堡这个地方，因为爱丁堡地区颇多山岭，而爱丁堡所在的著名的城堡岩地势险峻，适宜防御。罗马殖民者一度利用这个地势建立了一些军事据点。罗马势力消退后，高多丁人继承了这个地方的防御设施，筑居自保，将其改称为“丁爱丁”（Din Eidyn），意思就是“城堡”。爱丁一词遂出现。高多丁人虽然政治形态比较落后，但是在和罗马接触的过程中，也学了一些罗马的好习惯。比如他们也开始搞自己的文艺创作。苏格兰最早的文学作品就取材于他们历代流传的歌谣，所以也叫《高多丁》。这部长诗《高多丁》是苏格兰与威尔士文学之祖。也是现代的盖尔语的起源。

公元7世纪左右昂撒人入侵英伦，成功击败布列吞人。在现在的英格兰地区建立起来一系列昂撒人的政权，这就是英国史上著名的七国时期。七国中最北的叫做诺森布里亚（Norþanhymbra Rīċe），这个诺森布里亚王国是两个小国的联合，其中一个小国伯西尼亚（Bernicia）多次和高多丁人交锋。因为占不到便宜，遂同意和另一个常年互撕的小国德伊勒合并成为诺森布里亚王国。新成立的诺森布里亚王国由于政治形态比高多丁人要强得多，因此在诺森布里亚的一代明君奥斯瓦尔德大王领导下成功战胜高多丁人，夺取丁爱丁。随后沿用其名字，但用古英语的城堡“Burh”一词作为后缀以称呼，爱丁堡之名遂成。接下来诺森布里亚王国继续向北征伐，极大地扩展了昂撒人的影响力，但昂撒人的成功也吸引了其他族群来英伦三岛定居，而这些族群也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导致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征服变得越来越不顺利，最后终于在内西坦米尔战役（Battle of Nechtansmere）中被维京系背景的皮克特人重挫，被迫收缩。从此福斯河流域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国界。而爱丁堡的角色也定了下来——这里将是接下来苏格兰最重要，没有之一的边防重镇，也是文化由南向北交流输入的第一站。

5世纪开始，来自北欧的维京系民族以不列颠北部的设得兰和奥克尼群岛为中间点，开始由南向北侵入不列颠岛。凯尔特布列吞人和这些侵入者交手的过程中遭到很大削弱，以至于7世纪时他们已经很难应对昂撒人对不列颠岛的入侵。但维京系民族也不能彻底消化布列吞人，这样就在不列颠岛北部形成了不同族群的疆界。这些族群之间虽然相互征伐，但也相互交流通婚。其中的皮克特人还击败了昂撒人的北伐，这样福斯河以北的不列颠地区在昂撒人的史书里就被认定是一个文化区域。区域内的各个族群在进行长期交流同化后，因为以高多丁人为代表的布列吞人相对来说更注重文化，所以他们的文化成为这个区域统治性的文化。同化后的新族群大多使用古盖尔语，相互间习俗亦类似。而昂撒人等使用拉丁语的族群则开始用“斯科蒂人”（Scotti）这个词汇来称呼这个区域的居民。斯科蒂人这个词本来是罗马人用来形容爱尔兰地区的居民的，但由于爱尔兰人也是凯尔特系，习俗和这些新族群类似，所以昂撒人也不作分别，一律概括称之。而福斯河以北的区域也从此得名“斯科蒂人的地方”（Scotia），这个斯科蒂就是苏格兰一词的起源。苏格兰人和苏格兰国家也就是这样诞生的。

不过虽然苏格兰人一词出现的早（大概3世纪就有记载，5世纪时开始广泛使用），但真正把苏格兰人的国家兑现了还要到9世纪，公元843年，苏格兰国家政权的建立者亚尔宾一世（Cináed mac Ailpin）在统一了皮克特和戴里达诸邦后，建立起来苏格兰人的第一个国家阿尔巴王国（Kingdom of Alba，盖尔语：Rìoghachd na h-Alba，苏格兰王国的历代国王，盖尔语里都叫阿尔巴的国王）。不过早期苏格兰人国家体制采取贵族共和制，很像是基辅罗斯诸邦，王族仅仅是血统神圣，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饰演的是祭司的职务，无法参与实际行政。如果一个王想获取权力，那么贵族们就往往会选一个有着相同血统的替代者来代替他。而苏格兰的王统也比较缺乏规范的继承制度。北欧风格的不管长幼，只要是孩子就有继承权的传统在苏格兰也颇盛行。而这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内讧，甚至内战。与此同时，南面昂撒人国家则一直对苏格兰地区虎视眈眈。在封建时代里因为没有现代的民族思想，所以引入外部干涉当带路党的做法一直都很有市场。苏格兰也不例外。因此苏格兰国家虽然出现，但由于中央软弱无能，篡夺集团又常能引入外援，所以不断在进行封建混战。南方的昂撒七国虽然想侵夺苏格兰，但其自己也进行封建混战，不能合力北进。而且诺曼人已经开始崛起，逐渐成为昂撒人国家的边患。所以昂撒人虽然常干涉苏格兰，但想一口吞下也做不到。所以此时不列颠岛的情况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以各种借口来彼此利用和彼此争斗，将这个时期的不列颠岛上的群体关系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是我我不是你的一团乱麻。

在一系列的封建混战期间，极毒教开始传入不列颠岛，并逐步北传，于民间扎下了根。而这个文化北传的过程，也带动了一些苏格兰人寻求通过学习和借鉴外来的先进的文化以加强自己的地位的契机。而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Dabíd mac Maíl Choluim）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佼佼者。大卫一世在童年时正逢苏格兰内讧，他被迫逃亡。在逃亡过程中他一度获得了爱丁堡地区土豪的支持，他利用土豪的势力抵抗自己的叔叔，但因力量差距太大，依然不敌逃亡。他的恩主是时任英王“红毛”威廉二世（William II“Rufus”）。作为著名的诺曼“征服者”威廉一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对征服北方的苏格兰兴趣极大，因此也把大卫一世看作奇货，收下后大加宠拢，日进饮食美女不缀，还出动英格兰军队帮助大卫一世在爱丁堡附近获得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按照欧洲的勋爵制度封他为坎布里亚亲王。大卫一世作为客将，在英格兰宫廷里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诺曼征服者从大陆带到英格兰的新的宫廷和国家制度耳濡目染，非常羡慕。所以也想将这样的宫廷制度引入苏格兰。威廉二世死后，他的弟弟亨利一世（Henry I, the Beauclerc）继承了位置。亨利一世比较注重自家在诺曼底的地盘，对于征服苏格兰不怎么上心，于是他希望能有个比较值得信赖的副手来帮他应付苏格兰的事务。大卫一世当仁不让。于是亨利一世安排了一场秦晋之好——他娶了大卫一世的姐姐，又帮大卫一世娶了自己的外甥女，亨廷顿边伯的女儿玛蒂尔达。这样大卫一世就有责任作为国王的小舅子，利用自己通过婚姻继承的边境领地为亨利一世打拼。大卫一世很满意这个计划，所以入驻自己领地后立即招兵买马，替姐夫向北进军。连续跟苏格兰时任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过招后，顺利巩固下来包括爱丁堡在内的苏格兰南部和英格兰北部的地区，在此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坎布里亚侯国（Principality of Cumbrians）。亚历山大一世和其前任埃德蒙一世都是大卫一世的兄长。而且这三兄弟还一起逃过亡，兄弟间感情还是有的。所以无论是讲法律还是人情，都应该给自己弟弟地位和产业。但是天无二日，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是兄终弟及称王的，但他和其他苏格兰的先王一样想改为父死子继，因此也不能真的把王位让出来。但他在和大卫一世几轮过招后，发现一方面他干不过这位先进文化代表。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出来大卫一世不是真的很喜欢当苏格兰王——大卫一世此时已经完全英格兰化，比起当穷乡僻壤的王，他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英格兰的大诸侯。因此除了向北进军外，还经常组织兵马去帮自己的姐夫在法国干架。所以他对于苏格兰虽然想要，但动力十分有限。这就给了两者谈判妥协的空间。于是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决定和大卫妥协。只要大卫一世不跟他的儿子争夺苏格兰王位，他愿意裂土分疆，把苏格兰南部割让给大卫一世。两家谈妥后，大卫一世得到了苏格兰南部的土地。而他曾经战斗过的爱丁堡，成为他在领地内的重要行在。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想父死子继，但他为政刚猛得罪人很多，所以薨逝后苏格兰贵族们还是按照古法，把国王冠冕交给了大卫一世，让其兄终弟及成为苏格兰国王。但大卫一世还算守信用，没有去谋夺侄子的地盘，而是专心在自己的地盘里面搞改革。他的改革史称“大卫更新”（Davidian Revolution），而爱丁堡成为他改革的试点单位。大卫一世执政时期，大力引入大陆的先进文化，建设诺曼式的宫廷，推动了苏格兰国家从带有严重部落残余的早期封建制向军事封建制前进的步伐，同时他吸收先进技术，引入外国移民建设国家。大量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等地的人口在这个时期移民到了苏格兰，成为当地的工商阶层。为了方便移民，大卫一世将昔日仅用于地名称呼的“Burh”改为国家的正式行政编制。创立了一系列的“皇家堡城”（royal burgh）。堡城是军政一体的自治区，它有维持治安，平靖商路，缴纳商税和为国家进行驿站招待等职责，而作为回报。国家赋予这些堡城贸易特权，并保证工商业者的有不同于农奴的封建义务。爱丁堡是第一批的四个堡城之一，也是苏格兰最早的有据可考，符合中世纪标准的城镇。它借助自身的贸易特权开始发展起来，成为中世苏格兰为数不多的城镇之一。但建城的经历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底色——它不是纯粹的本乡本土的建设成果，而是为了方便外来族群和外来文化的引入而建立的。而且这样的建城经历，让堡城非常类似租界。这种城市既是本地和外来水乳交融的地方，也是本土成果和外来事物对垒的焦点。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定下了基调。

大卫一世晚年的时候，因为毕竟头上还有个苏格兰国王的头衔，而且他也不是真的就对苏格兰不闻不问，一心想做英格兰人的。所以也开始苏格兰化。他主持了一些利于苏格兰人的政策，推动苏格兰本地人也学着去做买卖。使得从事工商的苏格兰本土阶层也开始出现。西欧大陆上的先进事物也开始通过这些工商阶层的贸易而进入苏格兰，并开始本地化。但是大卫一世到底还是亲英的，而且一生都把自己看作是英格兰王室的一个封臣，所以在他之后爱丁堡地区一直都是英格兰的一部分，甚至一度直接设立一个爱丁郡作为英格兰的边防重地。但爱丁堡的租界本质，还是使其比较孤立。城墙里面的人穿英服，讲法语。而一离开城门，就还是盖尔语的天下。所以这导致缺乏安全感的城里人愈加重视堡城的防御性质，大力加筑城堡，让爱丁堡的军事色彩要远比市镇色彩浓厚的多。不过当时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实在是落后到惨不忍睹。总得做生意挣口饭吃的商人们实在选择不多。而且爱丁堡地理条件也确实优越，爱丁堡位于福斯湾南侧，临利斯河口。水文条件好，能停大船。在连接了陆运商路后，可算是苏格兰王国里不多见的好港口。由于海商发达，洋货珍奇便于输入。所以在苏格兰上至王室，下到小民，要买点洋货就来爱丁堡找各路洋行寻摸。洋行的发达，一度连英格兰王室也喜欢在爱丁堡扫货。所以爱丁堡作为城市虽然是缺乏广泛的根基，但也就这么别扭又合理的维持着。英苏两家之间的矛盾虽然始终影响着这里，但作为英格兰的一部分，爱丁堡虽然做不大，也没有遭太大磨难。在英苏争斗过程中导致其他苏格兰的港口和商路遭毁坏后，以毛皮商为代表的苏格兰国贸行业只能搬到爱丁堡来。而毛皮商人出口了苏格兰的货物后，也可以从这里引进欧洲大陆上比较先进的制成品进苏格兰用以武装反抗英格兰。还可以从欧洲雇佣战斗经验丰富的雇佣兵来训练苏格兰人。而爱丁堡作为一个皇家堡城，虽然严格上是苏格兰国家的一部分，但建城的历史让英格兰人也认这里是一座英格兰的城市。而且英苏争斗期间城市还在英格兰手里，其城市的贡税是入英格兰国王自己账户的。所以爱丁堡既是苏格兰军备的来源，又是英王自己的钱包，这很快让这座城市成了一个英苏两家心照不宣的地方——两家虽然激烈互撕，但都有意避开爱丁堡。1298年爱德华一世爆锤苏格兰的时候，兵至爱丁堡。作为著名的“众筹战争”模式和英国军国主义的创始人，爱德华一世是个一贯宽纵军纪，故意教兵作匪的主。人言兵过如梳匪过如篦，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是连梳带篦。然而爱德华一世听说到了爱丁堡，立即勒令军队过门而不入，这让爱丁堡在战火纷飞的苏格兰独立战争中依旧保持了繁荣。后来苏格兰的傀儡国王巴里奥尔在位时，一度用爱丁堡作为自己的首府。不过爱德华一世的子孙辈操作水平没有赶得上他——爱德华三世征讨苏格兰时也过爱丁堡，但利用苏格兰民族情绪而成的布鲁斯王朝的势力要超过之前苏格兰的其他国王。所以这时英格兰能不能控制爱丁堡也实在是要打个问号。而且此时爱德华三世自己的门生们还在镀金阶段，尚不能下去掌握部队。因此同样是纵兵为匪，爱德华三世既不能如他爷爷那样对军兵施加以铁腕控制，也没多少意愿去保爱丁堡。他更多是像侵华日军在上海一样——租界不打，其他随便。结果爱丁堡惨遭劫掠，兵燹造成的大火把大半个城镇给烧了，史称“圣烛节之厄”（ ill-fated Burnt Candlemas）。不过随着百年战争的爆发，爱丁堡在兵乱结束后开始恢复。由于这里既是苏格兰王国最重要的外贸中心，而“租界”到底也没“挨打”，城市根基犹在，因此到14世纪中叶左右爱丁堡已经再次成为了苏格兰主要大城。历届的苏格兰王室均利用这个“租界”，到这个地方来借洋钱、囤洋枪、买洋货、请洋兵，以便开战来助阵。比如苏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洋炮受害者，斯图亚特王朝的四代目詹姆斯二世（Seumas II Stiùbhairt, Rìgh Alba）。这位国王号称一生都在爱丁堡的赫鲁德修道院（Abbey of Holyrood）渡过，（他洗礼于此、加冕于此、红事于此、最后被劣质洋炮炸死后办白事于此）。由于詹姆斯二世太喜欢这个“租界”的先进和风光，所以他基本上是把爱丁堡当首都看的，反而把苏格兰的传统首都斯昆看作是穷乡僻壤，没事儿的时候实在是懒得去。自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苏格兰开始，苏格兰国家的首都就从传统的斯昆开始向爱丁堡转移，而詹姆斯二世是对这个转移过程中助力最大的一个。他儿子詹姆斯三世继位后，这座被傅华萨称为“苏格兰版的巴黎”的城市已经以其无可争议的经济重要性成为苏格兰国家最关键的要害和行政上的首都。爱丁堡的关税是当时苏格兰国家最大的国入来源。而且这座城市不但作为第一大城而为国家提供最高的岁入，城市排名二三四的三个城市的税收都加起来才能跟爱丁堡相比。所以对于苏格兰来说爱丁堡是必保之地，有必要“天子守国门”。因此苏格兰国家遂正式将首都迁到这里。由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在一起，便于国家的行政，因此只要不是国主太过无能，从外部输入的新事物可以在爱丁堡很便捷的投入应用。虽然爱丁堡此时仍然倍受英苏争斗的困扰，比如在八年战争中爱丁堡就惨遭劫掠。但随着苏格兰军队在安克拉姆沼泽战斗（Battle of Ancrum Moor）中凭借外国先进事物（火绳枪和法式炮兵）重创英格兰军队，顺利引动法国下场，导致英苏争斗再次长期化，最终苏格兰凭借法国的援助逼和英格兰后，恢复了太平的爱丁堡又借助外贸利益再次恢复过来。并且凭借外贸之利，苏格兰在引进大陆的工业后开始创建自己的工业企业。早期的作坊式工业开始在爱丁堡出现，这为日后工业革命进入苏格兰播种下了种子。

斯图亚特王朝登位时正逢全欧洲进入宗教改革时代，随着南面的英格兰成为新教的大本营，北面的苏格兰就理所当然成为英伦三岛上旧教的堡垒。这就是所谓八年战争，或曰“强娶之战”（Rough Wooing）的爆发背景。而因为苏格兰给英格兰的旧教徒撑腰，英格兰也在苏格兰培养新教徒来以牙还牙。尤其是亨利八世时期因为英格兰创设圣公会，成为新教徒的“灯塔”。为了应对旧教国家的围攻，亨利八世时期的英格兰到处插手“输出革命”，在苏格兰也培养了一批新教徒，这就是所谓的苏格兰圣公会派系。这样两国支援的带路党互相在对方国家里搞代理人战争。而爱丁堡作为一座靠外贸起家的城市，本身它就很容易成为外来思想的温床。所以新教徒派系在爱丁堡势力很大，而新教徒派系在代理人战争中表现的远比旧教徒们出色的多。因为新教徒懂得利用民族感情牌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且当他们提出如果苏格兰不要英格兰才算是独立的话，那也不应该要法兰西的理论时，苏格兰诸侯们就瞬间就有了制造混乱的借口和拿“混乱是阶梯”的动力。

与此同时旧教派不但表现一般，还经常搞一些实际上是帮助新教系的窒息操作。因为此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媳妇玛丽不但是个法国人，而且还叫吉斯（Marie de Guise）。作为接下来法兰西宗教战争中旧教诸侯的总盟主吉斯家族的闺女，她对于新教徒有着赤裸裸的仇恨。而且更重要的是詹姆斯五世体弱多病，又想借助法国人的力量，因此主要让自己媳妇帮着治政。但新教思想给了苏格兰贵族们一个压制王权的旗号，而作为外来人的玛丽-德-吉斯，更喜欢用自己的亲信来治政，因此大肆任用法国人来做官。这就很得罪苏格兰贵族，使他们即便实际是旧教徒，也愿意支持新教徒跟王室对着干。而得到本地贵族支持和英格兰输出革命支援的新教徒越发让玛丽-德-吉斯恨得牙痒痒，于是她对新教徒进行了上头式的，完全不考虑政治后果的，肆无忌惮的打击。由于株连过甚，这一方面逼迫很多日子人不得已去投奔新教来存身，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格兰贵族和王室间的斗争烈度。

不过爱丁堡本身作为首都，从城市的历史和现实利益来说都更加亲新教，但王室本身顽固的信旧教，让爱丁堡内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由于城市本身的历史，导致玛丽-德-吉斯和她的旧教人马开始寻找更加合适的根据地，而他们幸运的赶上了大航海时代技术北传导致的港口退化潮。大航海时代开始后，由于运输量的增加，导致对大型船舶需求量的不断攀升。进而推动了运输商人更希望找到一些直接临海的港口卸货。而当时欧洲传统的港城往往都在河流入海口，而且为了方便船舶避风，大多和入海处都有些距离，需要船舶能顺流而上一段路然后入港。这天然不利于大型船舶的运作。随着土木技术的进步，这些传统港城下辖的港口逐渐被改造为新城市，而原来的老城则逐步退化，被原来港口部分改造而成的新城市替代。比如荷兰的安特卫普取代了布鲁日，法国的圣纳泽尔取代了南特等等，而爱丁堡未能免俗于这波潮流，取代它的就是爱丁堡昔日的关口所在——利斯港（Leith）。利斯港这个地方原来是爱丁堡的锚地，詹姆斯二世时期搬家来爱丁堡，想给自己弄个海景房，就看上了利斯。随着这里成为王室别墅，其他商家也跟着搬过来做生意，随后制造业和工坊也迁入，渐渐把这里变为爱丁堡的“浦东新区”。到了玛丽-德-吉斯摄政时期利斯港虽然行政上还归爱丁堡管，但已经独立成为城镇。由于这里便于接受外援，而且爱丁堡一直在利斯港设置军兵保安，而玛丽-德-吉斯带来的法国人大多都是武人，因此他们抵达苏格兰后其实长期驻扎在利斯港。所以当爱丁堡的旧教徒派系想找个新的根据地时，他们自然看上了离首都不远，但更容易控制的利斯港。苏格兰的新教徒见旧教徒盘踞利斯港，立即从英格兰借兵来帮忙对付，于是又一轮苏格兰的内战再次开打。这就是八年战争的下半场。这一次的战争中爱丁堡作为宗教战争的中心受到战火很大波及，只是因为城市建筑时就强调自保，所以作为堡垒的城市主体得到了保全，但利斯港的独走，给爱丁堡的外贸造成很大打击。然而随着新教徒们逐步占据上风，特别是在1560年爱丁堡会议上成立的苏格兰宗教改革议会成为国家主要的权力机关，有了主心骨的新教徒们实力大增。而英格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极为明智，格局甚大的策略——英格兰认定只要苏格兰掌握在新教徒手中，即便这是新教徒的其他派系，也好过被旧教徒掌握，所以它对于苏格兰新教派系独立于英格兰的发展倾向予以宽容。这样以苏格兰长老会为代表的加尔文宗派系开始崛起，作为新教派系中最激进，最极端的一派，苏格兰长老会为代表的新教徒们武德相当充沛，而且他们作为民族教会，有让苏格兰人在做天主教徒和苏格兰人之间选边站的能力，而且这样的民族教会显然更受苏格兰贵族们的青睐，因此清教徒派系顺利的孤立了只知道依赖法国人的苏格兰王室和其旧教徒支持者，赢得了更多的支持。旧教势力在兴起的新教徒派系面前节节败退。虽然旧教徒凭借工事和大炮之利，努力在新教徒手中保住了利斯港，但玛丽-德-吉斯不得不默认了《爱丁堡和约》（Treaty of Edinburgh）的有效以结束战争。这份和约承认了苏格兰改革议会是苏格兰国家的合法机关，拥有种种苏格兰国家权力。而新教信仰也成为苏格兰国家认可的民族信仰受到尊重。法军被迫离开苏格兰，而苏格兰也开启了从旧教向新教国家的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的爱丁堡依然是新教徒的主要据点，通过便利的海运发展商业以支持苏格兰的发展。但是随着法国宗教战争的爆发，旧教一时占上风的法国，对新教派系极不友好，这导致爱丁堡的外贸受阻。对英格兰的贸易相对反而更加繁荣。虽然说以上头闻名的加尔文派系的苏格兰长老会和英格兰圣公会也处不来，不过此时苏格兰长老会把旧教看作更危险的敌人。他们认为苏格兰在向新教国家过渡的阶段中要先过渡到“新教”，然后才是“国家”。所以非要选边站的话，英格兰圣公会还是比罗马要中看。而他们的观点随着詹姆斯五世的女儿玛丽一世（Mary, Queen of Scots）回国继位成为新一任苏格兰女王而得到强化，这位跟她老娘一个名儿，却没跟她老娘学到一点的新任苏格兰女王不但是个旧教徒，而且从小就在法国长大，甚至一度做了法国太子妃。不是苏格兰国内争议不断，不得不将其请回来继位的话，可能一辈子都在巴黎过快活日子了。所以玛丽一世对她的这个王国实在是很陌生，而且她既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生活又很不检点。结果上任后迅速激化了混乱的苏格兰王国中的种种矛盾，最后这些矛盾以“玛丽内战”（Marian civil war）的形式爆发出来。新教徒派系推出了他们的国王詹姆斯六世，对抗依然忠于玛丽一世的，以残余旧教势力为主的种种反对派。而这一次战争中爱丁堡作为国都，和其中一方的总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也依然是盘踞在利斯港来组织人马。爱丁堡VS利斯港的戏码再次上演。不过这次内战由于混杂了太多的利益考量，所以极为混乱。比如爱丁堡此时的指挥官格兰奇（William Kirkcaldy of Grange）起先带着军队替新教打仗，帮助新教军队赢得了玛丽内战的转折点兰塞得之战的胜利，结果战后他觉得报酬太少，又跳反到旧教一方。而原来旧教的据点利斯港在法军离开苏格兰后恢复港口功能，结果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们利用海船拿下，反而成了新教的堡垒。换家和跳反，让新教军队又不得不对爱丁堡进行长期围攻。这一次对爱丁堡的长期围攻又一次给爱丁堡造成很大损害。但是爱丁堡原有的堡城设计使其再次扛过了战火。最后格兰奇被迫投降，保住了爱丁堡主要的建筑。

结束了“玛丽内战”后顺利登位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是一位手腕高超，精于权谋的君主。玛丽内战的结束标志着苏格兰作为新教国家，“新教”这个定语已经实现，而接下来的任务则是要实现“国家”。而詹姆斯六世抓住了这个历史趋势。因为新教和国家也不一定是总是相容的。加尔文宗作为新教中各种极端派系的祖师爷，其极端行为在战时或还可用，和平时则并不受人欢迎。比如英国史上最后一个猎巫冤案，就是在长老会执掌下的苏格兰发生的。而不列颠岛统一在新教旗下后，圣公会和长老会之间的门户之见取代了共同敌人，两家争议频频，矛盾日增。由于詹姆斯六世是英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表侄子，所以他能获得英格兰的支持。他之后又娶了丹麦公主为妻，而他的老丈人，是丹麦史上最成功的明君克里斯蒂安四世。有了丈人和姑妈撑腰，詹姆斯六世顺利寻摸到了压服长老会派系的机会。1584年，苏格兰王国成功实现主教制度，从此苏格兰的国权取得了优于教权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压制长老会派系，詹姆斯六世从丈人哪里借钱在爱丁堡搞建设。詹姆斯六世是一位文化修养颇高的君主，不但通晓经典，自己写作能力也很强。他任内积极筹资，将苏格兰的第一座大学爱丁堡大学建立了起来。爱丁堡大学建校后，詹姆斯六世经常来此讲话和出书。他利用爱丁堡大学的教育机构地位，发了不少自己写的宣扬君权神授论的文章，大大弱化了加尔文极端派思想在苏格兰的影响。而在1603年他获得了一项空前的政绩——继任英格兰王位，使得他光环加身，而长老会也再难反对于他。1601年，英格兰历史上的明君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伊丽莎白一世一生未婚，没有子嗣。而论亲属继位的话，作为她表侄子的詹姆斯六世顺位而有继承权，而詹姆斯六世的新教信仰和苏格兰王位，使得他有着继任英格兰王位既一统不列颠岛的先天优势。詹姆斯六世本人也非常精明——他是一个弱势的君主，但并不因此忌讳，反而以谦逊和弱势示人，使英格兰国会认为他的继位会让伊丽莎白一世的政策得到萧规曹随的待遇。与此同时不列颠岛又可以实现统一，因此实在是一石二鸟的美事。而对于苏格兰来说，自家的国王竟然能有朝一日反而成为老对手的君主，这是在整个中世纪被英格兰一直压着打的苏格兰人连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詹姆斯六世如能实现这一壮举，毫无疑问是强爷胜祖，配享太庙。因此在1603年《主君共戴条约》（Aonadh nan Crùintean）顺利签署实现后，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让詹姆斯六世一战封神，成为苏格兰史上最成功的君主之一。不过詹姆斯六世还是比较喜欢英格兰，所以他还是把这个联合王国的首都定在了伦敦，爱丁堡因此失去了国家首都的地位，成为地方省会。不过爱丁堡毕竟是新王潜邸，而且詹姆斯六世本来答应要常回家看看，但是到头没兑现。因此中央拨款发展的时候觉得应该给爱丁堡一些政策安抚一下，爱丁堡大学因此凑齐了建设预算，顺利开学招生。现在也是英国排名靠前的重要学府。

但詹姆斯六世一来毕竟是一个弱势君主，二来他偏重英格兰，这给了长老会派系再次兴起的机会。虽然长老会为代表的教权已经在它的改革之下地位被确定为低于国权。但这并不代表教权的力量不会兴风作浪。对于长老会来说，虽然詹姆斯六世将教权放在国权之下这一点难以改变，但不代表长老会没有办法支持国权来搞死圣公会。既然不能“除清灭洋”，完全可以改为“扶清灭洋”嘛。而詹姆斯六世死后，他儿子继位给了长老会“扶清灭洋”的好机会——因为他儿子就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公开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随着这位老兄上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导致英格兰王权和议会权力对抗白热化。英格兰清教徒派系开始上位，而长老会则出于对圣公会的仇恨开始支持王政，这样查理一世从议会手中跑路，溜回自己老爹的老根据地爱丁堡招兵买马时，很快得到苏格兰诸侯们的响应，迅速组织起来一支王军。不列颠内战正式开打。开头爱丁堡的军队尚打的不错，但当克伦威尔率领他的清教徒新模范军崛起后，苏格兰军队屡吃败仗，最后终于在伍斯特战役中被英格兰军队挫败。新模范军北征，顺利将利斯港和爱丁堡都收入囊中。而此时长老会对于这个新的英格兰政府看的顺眼得多，因为一方面克伦威尔也是加尔文一系的清教徒，跟长老会很对眼，既然人家“不是洋”了，那也没必要“扶清”了。另一方面长老会虽然打算“扶清”。但詹姆斯六世成功压制教权，让长老会一开头也是捏着鼻子要扶这个“大清”的。事实上长老会里面一直有人反对“扶清”。不列颠内战的第一场战斗甚至都不是王军跟议会军开战，而是长老会里面“除清灭洋”跟“扶清灭洋”两派先干起来的“主教之战”。既然现在“洋不是洋”了，长老会里不想“扶清”的人也就又有理由说事了。所以爱丁堡接下来的不列颠三国内战中表现的很平稳。克伦威尔的左右手蒙克（George Monck, 1st Duke of Albemarle）接管这里后，这里成为清教徒军队的重要根据地。1658年克伦威尔死，其子理查暗弱无能。于是蒙克割据了爱丁堡和利斯港，将两地的驻军变成了自己的私兵。在随后查理二世复辟的时候，蒙克的这支军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查理二世复位英王后，对于爱丁堡也另眼相看，视为英国的核心大城，予以政策上的照顾。所以随着英国的统一和迈向巅峰，爱丁堡作为英国最早有自己大学的重要城市，也跟着走向辉煌。启蒙主义就是在这座城市开始进入苏格兰的，而它为不列颠带来了一系列世界史上的响亮名字——大卫-休谟（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不列颠史》的作者，不过他也可以算爱丁堡大学的教授，但是临时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作者，爱丁堡大学教授）、詹姆斯-赫顿（现代地质学之父，爱丁堡人，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兼职做教授）、约瑟夫-布莱克（镁元素的发现者，现代热力学的先驱，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安德鲁-米勒（爱丁堡人，但是在利斯港获得商业成功，成为18世纪英国最重要书商，他和泰勒的官司，被称为现代书籍版权归属方法的第一案，推动了版权制度的形成）等等。由于学术气氛浓郁，成绩斐然，所以爱丁堡一度被称为“北方的雅典”，为世所公认是英国最著名的文化古城。而且在格拉斯哥崛起之前，它也是苏格兰主要的制造中心。后来格拉斯哥崛起引致工业搬迁，爱丁堡方才失去其光彩。不过爱丁堡的酿酒业依然保留下来，其生产的苏格兰威士忌被认为是苏格兰酒业的代表。不过其他工业因为被格拉斯哥吸引离开后，爱丁堡的地位就开始逐年下降。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地位一落千丈，连带着爱丁堡也跟着吃挂落。产业园区大面积的废弃。但爱丁堡后来赶上了英国金融化的东风，积极引资，将城市的核心产业转为金融业，迅速成为英国除伦敦以外最大的金融中心。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苏黎世： 瑞士联邦的旧都苏黎世（Zürich）

新石器时代即有人居住活动的痕迹，不过城市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年左右。罗马时期，因为罗马人和更北的日耳曼，凯尔特，高卢等民族进行边贸，所以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边境税关来征收关税。因为本来从古到今货品过关就是个麻烦事。又加上道路常年不靖，税关好歹有税警管事，所以很快围绕着税关形成了一个小城镇叫做图睿库姆（Turicum）。边境城市本身就是贸易通路的起始点，所以这座小城镇发展的很快。而这个图睿库姆，将在日后更名为图尔高/托尔高（Thurgau），成为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史上的一个要地。图睿库姆旁边有一个湖，当时的外贸业喜欢在湖这边把货物装上船，然后摆渡过去卸货的方法。这样一来比绕湖路径来说可以少走路，二来清关也方便，因为清出来的货拉到湖那边，没清出来的在湖这边等待稽查就可以。所以图睿库姆就把这个湖周围开发成了海关管区。于是这个湖就得名图睿湖（Turi）。然而T开头的词语，换到其他语言中很多都会变音。特别像德语或者法语等语言，往往在连诵时T和Z混淆，所以外来客商就这个湖叫祖睿湖（Züri）。图睿库姆这个祖睿湖边的小镇，在日耳曼语言中发音就是祖瑞士（Zürich，祖睿湖之城的意思）。也就是说图睿库姆的城市区在日后成为了图尔高。而其海关监管区就就是日后的祖瑞士。图尔高和祖瑞士的纠葛，一直贯穿了两个地区的历史，所以在很多材料里这俩词都是用来指这个地区的。而祖瑞士这个词进入英语又转入中文后，因为过分强调“信达雅”中的“雅”，甚至“要雅不要达”，所以译名再次变化，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苏黎世。

民族大迁徙年代冲垮罗马帝国后，日耳曼人开始迁入瑞士地区，并在此建立政权。公元835年左右，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东法兰克国王，后世德国的太祖路德维希二世在苏黎世这里建城堡，标志着日耳曼人政权对这里开始施政。由于日耳曼商人在罗马时代就常往来图睿库姆，所以对这里很熟悉。因此日耳曼人在这里建政后，苏黎世和图尔高继承了昔日的贸易线路，让日耳曼商人继续沿着这条路跑贸易，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繁荣。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苏黎世渐渐与图尔高分开，因为路德维希二世在苏黎世建筑城堡后，把城堡附近的很多土地和森林地区整合进了苏黎世。然后借口自己的女儿希尔嘉德要还愿，把新整合出来的苏黎世地区给了本笃会的一个修道院。通过给予修道院地权，路德维希二世以盖庙为借口，实际上把苏黎世地区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直接负责的皇庄。和旁边属于诸侯们的，不归国王管的土地就留给了图尔高。苏黎世遂逐渐成为独立的城镇。9世纪末期到10世纪初，海茵里希三世又给予苏黎世的修道院很多经济利权。这就让苏黎世和图尔高进一步分离。不过道院的方丈到底也不是诸侯。所以就以行政区域来说，这俩地区还是一体的。在东法兰克国家进化为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俩地区成为士瓦本公国的一部分。

在神罗帝国建立并分出士瓦本公国后，这个公国的日耳曼封建诸侯各家，经过长期的争权夺利，版本迭代出来为首的“御三家”——韦尔夫（Guelf）、斯陶芬（Hohenstaufen）和策林根（Zähringen）。其中韦尔夫和斯陶芬都在日后都出了神罗皇帝。而斯陶芬家族更是之后改名霍亨斯陶芬，贡献了中世纪神罗帝国最强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而韦尔夫家日后则跑到北方去发展，搞出来遍布神罗帝国的圭尔夫教党。传承甚至进了英格兰。由于这两家实在是强到过分了，所以作为第三家的策林根家族光芒完全被这两家盖过去。策林根家族在士瓦本跟另外两家斗来斗去后，发现自己一来斗不过这俩狼灭，二来他看出这两家人都有往外走的鸿鹄之志。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策林根家就提议说只要你安心让我当燕雀，我也不堵你去当鸿鹄。1092年，策林根家族的家主贝托尔德二世和斯陶芬家族的家主腓特烈一世达成协议。策林根家宣布拥戴腓特烈一世做士瓦本的公爵，而对应的，腓特烈一世和他的斯陶芬公爵则得按照拥立功臣的待遇，保障策林根家族的封地。不过斯陶芬家族仍然还想在士瓦本公国里拿更多。于是又经过一番折冲后，斯陶芬和策林根两家达成新协议。斯陶芬家族把士瓦本公国的西南部地区切出来一部分，不再将其视为士瓦本公国的领土，而是改成另一个领地，称之为巴登侯爵领（Margraviate of Baden）。这个侯爵领的核心地区叫布赖斯高（Breisgau）。然后把这个领地封给了策林根家族。于是策林根家族搬家到了布赖斯高。他们以此为中心，通过继承古罗马商路，把持住了意大利进入德国的贸易干线。因而家业兴盛起来，顺利的在现在的瑞士和南德地区建立起来稳固的势力。而策林根家族在布赖斯高的新本部，就是日后德国的名城弗赖堡。而苏黎世和图尔高作为这条贸易干线上的重要驿站，也封给了策林根家族。自策林根家族经营南德开始，苏黎世和图尔高在行政上也逐渐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县。

随着斯陶芬家夺取神罗皇帝宝位，苏黎世作为神罗的皇庄，照法律规定来说就应该只对斯陶芬家的皇帝负责，不归策林根侯爵管了。不过策林根家族用心经营，通过和南德地区，乃至更南的瑞士山地地带的土豪家族相互通婚，约定互保的办法，把他们家所在的巴登地区经营的有如铁桶。而且其家主也一度参与巴巴罗萨皇帝的“意大利事业”，流血打拼，立了汗马功劳。所以斯陶芬家的皇帝虽然猜忌策林根家族。但是策林根家毕竟又是拥立从龙，又是流血冲锋。这样的功臣啥也不给还要清算，实在不能服众。于是乎巴巴罗萨皇帝虽然拒绝了策林根家族想要苏黎世皇庄做封地的要求，但同意让策林根家以皇庄管家的名义（这种钦差一般称之为帝国督办或者督政Reichsvogt，后来这成了苏黎世城邦领导人的正式称呼）去作苏黎世的宗主。随后，腓特烈二世做皇帝时期，通过颁行帝国安堵法令，正式赋予苏黎世“帝国自治市”的地位，从而在行政上也把苏黎世和图尔高分划开，通过重画政区明确了苏黎世的独立城市地位。策林根家虽然名义上只是皇帝派去苏黎世的，负责替皇帝收收税的督办。不过一来斯陶芬家族势力大，连续几位皇帝都很有能力。策林根家之前就斗不过，之后还是斗不过。所以想公开吞下苏黎世实在做不到。二来策林根家族的家主跟着斯陶芬皇帝去意大利打拼，很是捞了不少钱。赚了钱就反咬恩主，这就等于直接给皇帝削藩的合理理由。三来斯陶芬家的皇帝总的来说，虽然很猜忌策林根家，但对于承诺还算守信。策林根家在苏黎世收上来的税理论上应该给皇帝，但皇帝为表笼络，就允许策林根家私吞公款。策林根家得了便宜，就心照不宣的不卖乖了。安心给皇帝当忠臣。不过“代天收税”到底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封建领主擅长做买卖的实在不多。所以策林根侯爵一般不怎么管苏黎世，满足于在苏黎世当个名义上的代理，收收城市的贡赋，具体行政就丢给城市自治管理，安心搞自己的图尔高就行。这造成封建秩序在图尔高要远比在苏黎世要强力的多。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情况下，苏黎世的城市管理很快落入豪商和僧人们联手组成的市议会里。由于瑞士山地把持的圣哥达山口，是德意边贸线最早被开发出来的关隘。这样南北的商品通过山口后，就可以在苏黎世这里进入到更北的德意志地区。所以凭借这个利益，城市发展速度很快。给宗主交的款项一直让人满意。凭借着以苏黎世和弗赖堡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盛，巴登侯爵领地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当时德国的一个十分富庶的地区。策林根家族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土皇帝。是神罗帝国数一数二的望族

但上帝似乎从来不缺乏幽默感——策林根家族的土豪人生竟只是一场红楼梦——1218年，策林根家的末代家主贝托尔德五世突发疾病死了。他是家中的独苗，自己又没有儿子。堂堂的士瓦本御三家，神罗的头面大诸侯的策林根家族这下竟然绝嗣了。于是巴登侯爵领地也成了一块极为肥美的肉，立刻引起了包括时任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内的各家势力的争夺。腓特烈二世借着策林根家绝嗣的机会，立即宣布将策林根家昔日代管的各处皇庄全部收回国有，而策林根家的自留地要由皇帝主导重新分配。于是苏黎世的税收终于回到了腓特烈二世的口袋里。看着自己鼓起来的钱包，满心欢喜的腓特烈二世决定必须强化皇庄地位，防止再有人“代天收税”。于是腓特烈二世宣布授予苏黎世的女修道院院长伯爵爵位。还给予了包括可以自行铸币等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特权。这样在封建序列上，苏黎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地，跟图尔高彻底分开了。自此苏黎世领地自有其主。但因为其直接宗主是一个修道院，院长是选出来的。不依赖贵族间的血统传承。而再往上就只有皇帝本人。所以苏黎世领地就成为了只对皇帝负责的一个城邦，是一个纯粹的帝国自治市，而不再是封建贵族的庄园。其宗主宝位就只能“有德者据之” 。这定下了苏黎世日后的发展的基调。与此同时，皇帝还想尽办法分掉策林根家的土地产业，严防新的豪门在此出现和做大。这时策林根家在瑞士山地的领地，通过贝托尔德五世的姐姐的婚嫁传承，传入了一个名为基堡伯爵领（County of Kyburg）的家族。这导致基堡伯爵领地强大起来，结果其立即成了皇帝的打击对象。基堡伯爵乌尔里希三世比起策林根当年的家主来说就很不通权谋——他既没有从龙的功劳，又是个强项令，面对皇帝的削藩是梗着脖子硬顶，甚至还提出既然策林根家当过苏黎世的督办私吞公款，所以苏黎世的皇庄权益应该归他。眼看这人不开眼，腓特烈二世就打算找个人剃了这个刺头，而他的教子，很愿意替他的教父来干这个活儿，理由都是现成的——这个教子就生在瑞士山地地区，家里也是瑞士山地的地头蛇家族。而且血统上跟基堡伯爵家还有关系——这个教子的母亲就是乌尔里希三世的妹妹海尔维希。腓特烈二世盘算到：如果他的教子凭借这个血统，组织皇军去抢地盘的话，基堡伯爵领不好团结起来对抗。说不得就得分给自家侄辈一些产业以息事宁人，这样也算是削弱了基堡。于是他下令让他的教子组织了一批兵马，回家跟基堡伯爵乌尔里希三世开干。腓特烈二世的这位教子，就是日后奥匈帝国的太祖，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鲁道夫一世。

得了教父的命令的鲁道夫立即回家组织了家里的兵马，开始跟基堡伯爵领抢地盘。他回来抢地盘的机会很巧——1250年，基堡伯爵哈特曼四世死了，他又没有子嗣，只好将地盘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哈特曼五世。由于宗主连续绝嗣，加上腓特烈皇帝收回治权，把自治市的领导人都授予爵位。所以瑞士山地地区的帝国自治市纷纷趁着宗主家里一团乱，崛起成为城邦国家。后世瑞士联邦的几个主要城市伯尔尼、楚格和索洛图恩都是这么起家的。苏黎世也是这些新崛起的城邦之一。由于哈特曼五世并无什么威望，所以以伯尔尼为首的自治市宣布只忠于皇帝，不认哈特曼五世是宗主。鲁道夫见状表态支持哈特曼五世，并以此为得到了基堡伯爵领东部的地盘为酬劳。而基堡伯爵领地和新崛起的哈布斯堡伯爵领地正好以苏黎世为界线划界。同时基堡伯爵领现在也成了哈布斯堡家的小弟。

但是鲁道夫是腓特烈的教子，也是皇帝的忠臣，而且基堡伯爵领能被封给他，是他教父的恩典。既然伯尔尼抢先向他的教父和主君表忠，他身为教子是不能轻易的违逆自己的教父的。于是他选择是先压着哈特曼五世，耍两面派扯皮推诿，收钱不办事。在他的教父死在意大利后，鲁道夫一世才放哈特曼五世去争昔日基堡伯爵领剩下的部分，但是这个时候南德自治市已经发展起来。以伯尔尼为首的自治市不认哈特曼五世一家，选择对抗这家人的干涉。基堡伯爵领开始内讧。这个动荡时期里，苏黎世相对比较太平，因为由于有伯尔尼作为自治市代表在前面顶着，而且苏黎世城市这时候还比现代的苏黎世要小，又在两家地盘的界线上，所以无论是基堡伯爵还是哈布斯堡家都不怎么注意苏黎世。不过苏黎世外部环境还可以，不代表内部也安稳。由于一直都是自己管自己，不怎么受宗主干涉。城市的领导人理论上也是僧人，需要推举和选择，操作空间很大。所以苏黎世的城市权力控制在一个以外贸豪商和在地地主为核心的议会手里。但是控制南德贸易线的瑞士山地诸邦面临一个问题——以手工业者和雇工为代表的新阶层开始出现并逐步崛起。随着东方的知识传入亚平宁半岛，又随着商旅逐步北传，作为德国-意大利商路进入德国的第一站，瑞士山地诸邦发现自己非常适合搞工业——这里有古罗马时代遗留的水利建设，境内靠德国黑森林，燃料充足。瑞士山地自己就有矿产，配合上知识的传入和发展，非常适合搞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这就让瑞士山地诸邦，乃至南德的各大自治市为了谋求增加商品附加值，大搞殖产兴业，成绩斐然。苏黎世在这波殖产兴业的风潮中主打出版印刷业，非常成功。有中世纪德语文学第一巨作的《马内塞古抄本集》，就是在苏黎世定制和印刷出版的。苏黎世一度和马格德堡一南一北，并称是中世德语文化圈的文化之城。

南德-瑞士山地诸邦的殖产兴业政策，在提高了技术水平，开发了新的高利益商品的同时，还弄出来了以手工艺人和作坊雇工为代表的阶层。这个阶层在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晋位为城邦的新贵后，自然而然的开始了对权力的追求。然而自治市的传统势力不喜欢新贵晋位，必然是新旧要斗一斗的，所以瑞士山地诸邦中都有类似意大利佛罗伦萨肥瘦人那种城市阶级斗争。而正如佛罗伦萨到最后要请法军来镇压一样，南德-瑞士山地诸城邦也要请外兵来镇压新兴阶层，而且外兵是现成的——它可以凭借封建宗法关系直接找上头的封建宗主。所以这种商业自治市虽然根本利益上和封建宗主是不一致的，但并不一定总是要搞零和游戏式的对抗，有很多时候只要宗主不干涉城市的治权和自治地位，这种城邦也乐意让宗主来充当警察和法官类的职务，甚至让宗主直接来当刽子手也很常见。而这些城邦中被镇压的阶层必然要反抗压迫，而在反抗成功后接管了治权的城市，往往就要和封建领主们划清界限，提出既然一直是自己管自己，那么市政可以自己管，国防也可以自己管，甚至再进一步，直接自己成立个国家算了。这些成功的城市组起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瑞士的前身旧瑞士邦联国（Old Swiss Confederacy）。而反抗压迫失败的城市，只要封建领主不借机会威胁其自治地位的，它也愿意成为封建领主的红顶商人，替封建领主出钱出力当血包。苏黎世是后者，它在请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外兵压制城邦的反抗者后，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血包，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兴盛出钱出力。而哈布斯堡家族对于苏黎世的进贡也能投桃报李，在哈布斯堡家族治理南德和瑞士山地时期，苏黎世从一座单纯的城镇，发展为几乎大部当代的苏黎世县的土地都归其控制。所以总的来说哈布斯堡家当苏黎世的宗主当得很像样。实现了互利互惠。所以苏黎世长期以来还是亲自己的宗主的。

转折点发生在1315年的莫尔加藤战役。这次战斗中苏黎世也出兵帮衬，对抗新成立的旧瑞士邦联军。结果哈布斯堡家在莫尔加藤吃了大败仗。虽然战后旧瑞士邦联为了先保独立，就没收拾苏黎世。但是苏黎世通过这一仗发现势头很不对。首先是自己的宗主有问题——这时候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开始向奥地利迁徙，导致这个家族在南德-瑞士山地诸邦的控制力迅速衰落。这给了旧瑞士邦联独立建国的机会。这让苏黎世要考虑到万一出了事，宗主不一定给力。其次是苏黎世通过这一战发现，自治市自己管自己，甚至国防外交一把抓，进而独立建国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苏黎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野心。莫尔加藤之战前它就一直想谋夺哈布斯堡家族在图尔高县的温特图尔地区。甚至一度和旧瑞士邦联的施威茨与楚格一起跟宗主干过两架，只是没打过所以又跳反。现在看宗主不行了，旧瑞士邦联势头正旺，于是它就又起了谋夺的心思。而且这一次它有了谋夺的动力——虽然借助了哈布斯堡家的外兵压制了苏黎世的商工阶层。但作为南德贸易线的重镇，又一贯奉行殖产兴业的政策，使得苏黎世的商工新贵阶层虽然饱受压制，但在城邦中的力量越来越大。1332年，苏黎世迎来一位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新帝国督政——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un）。布劳恩在当市政委员的时候，通过相互串联，成功把苏黎世的商工阶层结连成了十三个行会。随后在十三行会的力撑下，布劳恩成功打破传统在地地主和僧人势力的挑战，成为第一位公认独立选举选出的督政。在他执政期间，苏黎世城邦的权力迅速落入十三行会之手。从此以后苏黎世城邦的督政尊位是各大公会会长说了算，而不再是僧人或者封建贵族说了算了。这让苏黎世也最终成为了旧瑞士邦联那样的纯粹的近代城邦国家。这样就要跟封建领主开始划清界限。1351年，苏黎世签署入盟誓约，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指旧瑞士邦联的7个成员国施威茨、格拉鲁斯、楚格、下瓦尔登、乌里、伯尔尼、卢塞恩）变为誓约八州，势力大大扩张。苏黎世也因此成为瑞士的一部分。

哈布斯堡家族因为家族势力东迁奥地利，重心不再放在瑞士，所以没法集中精力来对付崛起的旧瑞士邦联。其在瑞士的统治逐步交给当地的代理人。虽然他也想重新贯彻封建统治，但其努力的结果先是在莫尔加藤吃了大败仗，后来在森帕赫和奈菲斯还是大败。连吃败仗，内部又面临继承权争端的结果，让哈布斯堡家族对瑞士断了念想，遂决心断舍离。对当地愿意当代理人的势力都果断许诺利益。于是虽然布劳恩执政后的苏黎世跟哈布斯堡家族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了。但哈布斯堡家一方面在当宗主的过往上表现的还比较像话。另一方面又是诚心让利。所以苏黎世见到哈布斯堡家族愿意把温特图尔交出来，就愿意跟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干一架，因为旧瑞士邦联的成员国施威茨和格拉鲁斯也对温特图尔垂涎三尺。于是乎苏黎世就作为哈布斯堡家的代理人反叛邦联，跟旧瑞士邦联打了一场“老苏黎世战争”（Old Zurich War）。老苏黎世战争对于旧瑞士邦联和苏黎世都非常重要。在这次战争前，施威茨/格拉鲁斯跟苏黎世开干，对于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来说，那只是施威茨/格拉鲁斯和苏黎世之间的问题。但这次战争后，瑞士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萌生并成长，从此邦联再跟苏黎世开干，那就是全瑞士彩七家的共同问题。而苏黎世这边则对自己的宗主彻底死了心。因为这次战争中先是哈布斯堡家派来援军帮助苏黎世跟旧瑞士邦联磕，结果大败。然后神罗皇帝腓特烈三世卖面子，请法国派兵来帮忙对付瑞士的彩七家，还是大败。这让苏黎世实在断了跟旧瑞士邦联死磕的念想。而且通过和旧瑞士邦联的长期对抗，苏黎世认识到哈布斯堡家宗主再好，奈何不是同路人。旧瑞士邦联的强悍战斗力反而能帮着苏黎世。所以苏黎世决定彻底归顺旧瑞士邦联。旧瑞士邦联虽然打赢了苏黎世，但它一方面要应付神罗，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想扩张地盘的勃艮第。尤其是勃艮第作为一只隐藏在瑞士邦联后面，给邦联长期提供支持以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它是瑞士独立的大功臣。但它此时见到哈布斯堡家族确实想离开瑞士了，就暴露出其想要夺地自为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于瑞士邦联来说严惩苏黎世，跟自己的“革命同志”闹到不共戴天实在不上算。尤其是苏黎世有着名扬天下的雇佣军集团。苏黎世城市由于搞长期搞工业，兵甲犀利。城市自古以来又常有帮宗主去打别人的历史，市政又多是公会负责管。地理上又处在重要的南德-意大利商路上，保卫商路的需求很高。所以苏黎世很适合发展佣兵产业，并借此发展出一支相当不错的军事力量。后世名扬天下的瑞士雇佣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苏黎世的雇佣军。所以旧瑞士邦联寻思要真逼急了跟苏黎世死拼，搞不好就是鱼死网破。既然现在苏黎世摆明断了找宗主回来的念想，诚心愿意入盟。还是尽可能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更好，于是有限度的罚了苏黎世一下后就又同意苏黎世回归邦联。

不过誓约八州名义上是邦联，共同体意识实际上也才萌生，尚未成为普遍认同。所以作为誓约八州最后入盟的，苏黎世还是保留了很多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前宗主做事还算比较像话。苏黎世跟封建贵族们并没有那么不共戴天。而且。因此加入了誓约同盟后，苏黎世人依然积极参与封建乱战来挣钱。不过也开始用他们的雇佣军对抗旧邦联的敌人。而瑞士邦联得了苏黎世的强兵援手后，赶紧借点人马来对付这个时候对瑞士邦联威胁最大的勃艮第。勃艮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瑞士邦联的恩公。因为它作为神罗四大部之一和典型的封建诸侯，它对于想干涉它事务的神罗皇室是很不待见的。因此一直在想办法削弱皇权。所以当哈布斯堡家族登位成了皇帝后，勃艮第就开始通过支持瑞士山地的自治市们作反来打击哈布斯堡家。瑞士自治市们获取独立虽然是自己反抗成功的结果，但是毕竟一般市民想反抗封建领主的骑士老爷，如果没人给撑腰，能成功的案例在中世纪的欧洲实在是不多。多亏勃艮第多次暗中相助，为反叛者跑路时提供庇护，瑞士山地诸邦才能获得独立。但是勃艮第支持瑞士山地诸邦的目的，本质是想夺地自为。想把哈布斯堡家赶跑了之后自己来当这里的宗主老爷。所以瑞士邦联独立也不一定是它乐见的。只不过勃艮第还要参与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事务，四处掺和导致它没法一直全神贯注的来抢瑞士邦联。这给了瑞士邦联争取自己独立的机会。也同时给了瑞士邦联认清勃艮第的本来面目的时间。所以在瑞士邦联成立后，勃艮第和瑞士邦联很快反目。最著名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执政时，勃艮第和瑞士邦联这时的头号大哥伯尔尼已经多次开练。互有胜负。现在苏黎世的兵马下场援手，尤其是誓约八州开始有了共同体意识，伯尔尼遂大胆起来，串联八州兵马参与到勃艮第战争来，跟大胆查理对着干。不过英雄帖发出去了，但大部分州不想来，因为这场战争伯尔尼和勃艮第说不清谁先动的手，誓约八州是防御同盟，既然伯尔尼可能是动手在先，其他各州也就是派点人来助助拳，唯有苏黎世因为刚回邦联，急着想表现，加上伯尔尼也愿意给钱，于是一口气动员了四千兵马去增援伯尔尼。伯尔尼为了等苏黎世的佣兵，放慢了行军速度走路，结果意外的打破了大胆查理的算盘——查理本来打算在莫拉特村伏击伯尔尼的军队，但没想到伯尔尼走走停停，结果伏击队看半天敌人没来，耐不住辛苦先撤下去吃饭了。加上勃艮第军也是大量佣兵，薪水要日结。结果去伏击的这群唯薪主义者回来领钱的时候，苏黎世和伯尔尼的部队完成合流，整合了部队的瑞士邦联军发动快攻，趁着勃艮第军正在排队领薪的时候冲进营地一番狂劈乱砍，勃艮第军猝不及防，大败，部队死伤狼藉。随后大胆查理拼上老本，再集合一支部队跟瑞士邦联和其盟友洛林公爵领硬拼，结果在南锡会战中再次大败亏输。苏黎世和伯尔尼来的瑞士戟兵们在这场硬仗中大显神威，长戟狂扫，直接把大胆查理自己都给捅了个透心凉。南锡会战一戟捅死堂堂的勃艮第公爵的战绩，让瑞士戟兵名扬天下。瑞士雇佣军的招牌也一炮走红，连带着苏黎世这个佣兵中心迅速拿到大批合同，城市一方面在越加富裕的同时，也让苏黎世在誓约八州中地位火箭上天，一下成了跟伯尔尼一个级别的大哥。加上这个时期苏黎世得了一位很有能力的督政——汉斯-瓦尔德曼（Hans Waldmann），瓦尔德曼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独裁者，在他执政时期苏黎世对外打响瑞士佣兵的知名度，对内力行改革。瓦尔德曼时期最终确定了一切国政归行会的原则，以至于苏黎世乡村地区的，比较传统的封建式的贵族地主，也必须以行会的形式才能参与到国政里来。然后他在将国政归于行会的原则确立后，对内以各种渗透手段，将自己的势力安插进各大行会之中。很快就在苏黎世大权独揽。对外则采取积极外交，一面参与对外佣兵战争，通过输出佣兵来赚钱，另一面趁着勃艮第绝嗣，把亲瑞士的自治城邦拉入瑞士邦联。这使得瑞士邦联的规模再次扩大，而这些新加入的城市，例如巴塞尔、圣加伦和沙夫豪森等，把苏黎世看成自己的恩公，跟苏黎世结成了朋党。在朋党支持下，苏黎世成了誓约八州中最为有钱有枪，又高又硬的城市。甚至有段时间里连老的誓约八州都唯苏黎世马首是瞻，而苏黎世又被瓦尔德曼的私人把持。这导致瓦尔德曼事实上成了瑞士的皇帝。但是瓦尔德曼因为参与意大利的战争，并且在战争中过于支持自家一方，损害了邦联的整体利益。导致各大行会最后用阴谋颠覆结束了他的政治学生命和生物学生命。但在他执政的时期，苏黎世已经确定了自己在瑞士邦联里的优越地位，并通过他在1498年制定瑞士国宪的功劳，事实上把旧瑞士邦联的首都都搬到了苏黎世来。这让苏黎世在接下来到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时代，成为旧瑞士邦联无可置疑的运动核心。

旧瑞士邦联的宗教改革，和欧洲其他地区都非常不同。比起欧洲其他新教地区通过打击教会，以扩张国权和贵族的政权的行动不一样。由于国权已经归于城邦，加上人文主义通过意大利-南德商路传入，在瑞士山地诸邦造成影响，所以瑞士的宗教改革时玩的是对教会全面批判，甚至主张连文化也不要，就是要往死里打的玩法，完全不是英格兰这种表面是新教，实际保留大量旧教习俗的玩法。因此在1518年，瑞士宗教改革的先驱茨温利（Ulrich Zwingli）当上了苏黎世主教后，苏黎世迅速成为瑞士新教徒的核心。1519年，苏黎世爆发黑死病，由于大量人员为了躲避瘟疫逃亡，导致城邦损失惨重。茨温利很幸运的得病而未死，但他看见黑死病是如此普遍，一次性就干掉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事实，这让他对上帝他老人家是否慈爱的传统讲法疑窦丛生。而且茨温利一度是苏黎世的随军牧师，参加过封建乱战，甚至还参与过著名的马里尼亚诺会战。马里尼亚诺会战是瑞士佣兵的落幕战，面对法军的火炮群，瑞士佣兵方阵大败亏输，昔日武名威震天下的瑞士佣兵一蹶不振。这场战斗给了茨温利很大刺激。在面对自己祖国于黑死病的打击下变得一片破败，青壮还要出去当佣兵，靠斗杀搏命来挣钱的现状，茨温利极为不满，认定这是一条自毁之道。而且加上他本来就是宗教改革四天王之一的伊斯拉漠的老友，老友的文字促使他在苏黎世熬过瘟疫后，开启了瑞士宗教改革的道路。

1522年，茨温利的好朋友弗洛绍尔因为嘴馋，在大斋期请人吃饭时，违反斋戒的戒律，切了熏肉香肠请宾客吃了。有人举报到市政厅和苏黎世教会，于是市长打算要把弗洛绍尔抓起来惩办。茨温利看到吃个饭也要上纲上线成这样，实在忍不了，直接给自己的朋友站台，连续发文跟教会的牧师对喷。茨温利直接提出经书里并没规定大斋期不能吃肉，既然是真信徒就该以经书为准，法无禁止即可为。而且他又指出现在国家不幸，一面教士贪污腐败，拿平信徒的钱胡搭乱建。一面国家为了钱，将青壮送上战场当佣兵搏命，以致妇孺挣扎于道路。这样的泼天大恶不管，却苛责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嘴馋。这也能算是正义吗？由于茨温利的质疑毫无疑问的占理，所以在他在苏黎世大教堂的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发表他的见解的时候，苏黎世人的心倾向于谁自然可想而知。1523年，茨温利在苏黎世发表《六十七条论断》（Schlussreden），提出应该解放人性，对于人的正常情感需求应予宽容，以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于大政的观点。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人性的正常需求是正常的，禁欲不应该覆盖平信徒的思路，这在当时是极为炸裂的思想。由于过于炸裂，因此在复印发售后，誓约八州里当时就有三个州宣布禁止这种思路，但同时又有一些州觉得茨温利讲的对，遂同意在本州发售。茨温利的这篇文章引发的所谓“苏黎世纠纷”，直接将旧瑞士邦联给干分裂了。现在瑞士邦联里面被新旧两教划分开来，有的州为了保证利益，所以支持旧教，有的州觉得道理更对，遂改为支持茨温利。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人因为长久被禁欲主义压抑，连吃个饭都不得自由，心理抑郁成疾了。现在茨温利带头说这不对，一下让其心中大快。但在大快的同时他又觉得这么些年都是白过了，遂因痛快而生憎恶，开始对于旧教的设施大肆打砸抢以泄愤，这就是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圣像破坏运动”的缘起。瑞士由于国政早就世俗化了，所以在宗教改革中更注重文化的更易，因此成为圣像破坏运动的引领者。茨温利对于这种行为其实不赞同，但他在苏黎世得势的结果，导致瑞士邦联里的誓约八州里有五个开始公开反对他。而这五家随后开始组成“五邦同盟”（ die fünf Orte），放话要跟苏黎世干一架。茨温利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还是忠诚的，而且此时苏黎世作为邦联的事实首都，如果听任五邦同盟这么胡闹，邦联还不给点颜色看看，带头大哥位子就得给别人坐了。而且如果真的跟五邦同盟对着干，对于正在形成的瑞士国族主义来说是一个推动，所以茨温利认为如果打砸抢运动能搞乱对手，他乐得看对面出丑。遂开始鼓动这种运动。五邦同盟对茨温利支持打砸抢的手法越看越不顺眼，于是乎开始呼朋唤友，准备开干。而茨温利则带着苏黎世组织自己的朋党结成新同盟，就是准备干到底。理念的不同引发的老钱和新贵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卡珀尔战争（War of Kappel）的爆发旧瑞士邦联的彻底分裂。苏黎世本身有朋党，而且还拉上了邦联的另一个带头大哥伯尔尼做了一伙儿，所以瑞士新教徒的力量总的来说是强过旧教徒的。不过新教徒里面派里有党党里有派，而且新教徒对于利益的追求表达过于强烈，利益少一点立即翻脸。所以虽然瑞士新教徒势力更强，但是互相扯后腿。而且新教徒在整个西欧的力量暂时还是不如旧教的，所以瑞士新教徒还要参与到其他周边势力的新旧教争端里面，去搞“支援革命”，在苏黎世的榜样下，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和城邦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四城同盟之类的新教同盟来对抗所在国家的旧教。这些新教同盟成立过程中，苏黎世都有份子，这样苏黎世还得花时间平衡国内国外各路势力的各种利益需求。而瑞士的旧教势力虽然比较弱，内部也是山头林立互相扯后腿，但上头还是有法国或者神罗这样的财大气粗的大哥撑腰，自己内讧可以请大哥来镇场子，所以共同行动能力要比新教徒要强。这最终导致两次卡珀尔战争都以旧教同盟的胜利而告终。茨温利本人也死于战事之中。但他开创的瑞士宗教改革依然在苏黎世为首的新教同盟中坚持了下去。特别是因为旧教同盟诸城邦之所以团结起来，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图利——旧教同盟的交易对象是意大利，主要下家是米兰，而米兰在整个中世纪里都是教皇的忠实打手。而新教同盟的交易对象则广泛的多，新教影响力大的低地国家是新教同盟的主要下家。由于有着浓厚的商战色彩，加上瑞士诸邦的国族主义的日益高涨，而且瑞士邦联的国政又早早的世俗化了，国家周围又受传统的封建主义的威胁，这导致瑞士的新旧两家虽然愿意跟对面开干，但都不太愿意给对手阖家铲。所以瑞士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特色是虽然两派在战场上打生打死，但是和约一签之后，新旧教各自的堂口可以做邻居，然后信徒各自去各自的堂口聚礼。虽说出门依然对骂互喷，但是和约的效力各家还是都认。市政厅不发话，各自城市的市民就算教派不同，也不会随便就拔刀子现场表演互砍。但是这种情况终究是怪异且不能持久的。瑞士邦联的宗教问题，最后还是要得出个结论。于是乎瑞士的新旧教派也一直在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1712年，决定性的第二次维尔梅根战争（Second War of Villmergen）爆发。这一次也和之前的战争一样，是带着浓厚商战色彩，甚至可以算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事实上的物理商战。这一次新教联盟终于解决了他们的团结问题，新教同盟的两大带头大哥苏黎世和伯尔尼握手言和，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甫一开战，新教同盟军在各方面都占了先手。而且这一次新教同盟军有很大优势——这场战争中的主战场阿尔高州的圣加尔打算投哈布斯堡家，接受哈布斯堡王朝成自己的宗主。这个决定使得新教同盟不只是新教的拥护者，还成了瑞士诸邦自治传统的保护者。获得大义名分的新教同盟军成功分裂了除了五邦联盟外的瑞士其他诸邦，使得新旧两教的同盟军直接可以上驷对上驷，公平的干一仗。而新教同盟军的实力要远强于旧教同盟军。因为新教同盟的带头大哥苏黎世和伯尔尼都是瑞士佣兵团的传统兵源地。而且这两家因为经常派人去打战，在国外学了先进经验，也开始玩炮。加上苏黎世素来有一帮忠诚的朋党来助拳，所以这次战争终于以新教诸邦的决定性胜利告终。旧瑞士邦联再次联合起来，而且各邦开始普遍规定邦政府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新旧两教混居的邦不管以什么形式来管理，原则都是以和为贵。自此瑞士诸邦尽管对于宗教事务还是各管各，但邦政府有权管宗教事务，对于闹事破坏团结的行为要严厉打击的观念，开始在瑞士树立起来。而苏黎世打赢战争，再次团结瑞士邦联，又通过战争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和技术，遂又开始做瑞士的首都。这段时间里苏黎世产的塔勒银币因为有着首都经济的加持，所以成为瑞士诸邦铸币中的硬货。再次变得又高又硬的苏黎世带着瑞士邦联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直到一个更高更硬的对手出现搅乱了一切——大革命后的法国。

法国革命政权继承了法国历代以来的对外扩张目标，而且它一方面有革命激情加持，另一方面也是面临全欧洲封

法国革命政权继承了法国历代以来的对外扩张目标，而且它一方面有革命激情加持，另一方面也是面临全欧洲封建势力的围剿，他不去输出革命，人家就要来扼杀他的革命。为了救亡图存，法国革命政权必须给全欧洲来一次火的洗礼，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把瑞士诸邦看作是革命敌人。尽管瑞士诸邦严格说，其实和革命法国还算某种意义上的同路人，但革命激情上头的法国不认这个，在法国革命政权的眼里，因为干涉法国革命的外国干涉军主力是奥地利，奥地利是说德语的日耳曼人，还是封建政权，所以革命法国就认为日耳曼人=封建政权。而瑞士人也是日耳曼人，也说德语。虽然瑞士人跟奥地利的封建主们干了许多场架才得了独立，但法国革命政权眼里，只要说德语，就是“封建敌人”。奥地利是“穷凶极恶的封建敌人”，而瑞士人就是“隐藏极深的封建敌人”。加上瑞士当年夺取勃艮第的地盘，而法国在王政时代就一直在谋夺全勃艮第。革命法国继承了这一地缘争端，打算把原属勃艮第的全部地盘都夺回法国，以彰显法国民族主义的伟光正，强过王政甚多。所以法国革命政权决心粉碎瑞士，而这时正好有一位法军的将领提出了粉碎瑞士的必要性和具体计划，推动了法国革命政权行动起来，而这个人叫拿破仑。拿破仑此时正率领法军取得了北意大利战役的胜利，顺利在北意大利建立起来一个革命政权山南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这开创了法国革命政权输出革命的样板，于是法国革命政权也准备对瑞士照葫芦画瓢，这样一方面输出了革命，改进了法国面临的地缘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在意大利作战的法军的补给线。方便在被意大利取得对欧洲封建国家的突破。于是革命法国动员起3万兵马，选了布律纳为主将，准备侵攻瑞士邦联。瑞士邦联此时一来是经过数十年和平，战争观念已经开始落后。第二是这个时候瑞士邦联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引发了严重的内讧。因为邦联内说法语的邦对于法国和瑞士之间选边站本就十分犹豫。实在是之前勃艮第不给力，而法国又没顾到这头，所以才站瑞士邦联这边。现在法国要拿瑞士开刀。这些说法语的邦站那边就成了问题，最后是瑞士邦联的公会制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成为寡头制。诸邦的政务都归各大公会会长说了算，而公会会长往往又不是选出来的，而是九品中正制一样的推举继承，这让邦联内受法国革命影响的激进分子非常不满。法国革命作为首次把阶级观念引入的革命，甫一发生即对各国产生极大影响。瑞士邦联里面有很多人想引用法国革命范例，把瑞士邦联的公会寡头的命也给革了。第三是瑞士邦联到底也不是真封建国家，广义上来说还算革命法国同路人。所以对于革命法国搞扩张，要震撼全欧洲这件事，瑞士人也不是不能理解和同情。而且瑞士到底还是一个邦联，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这些因素加起来，极大地分化了瑞士邦联的向心力。使得瑞士邦联用于抵抗法国的力量非常有限。1798年，法军开始侵攻瑞士。于是乎瑞士邦联开始各自动员人马抵抗。首当其冲的就是邦联的头号大哥之一的伯尔尼。3月5日，伯尔尼军队在格劳霍尔茨之战（Battle of Grauholz）中大败，家底一仗输光。瑞士诸邦里面的革命党见状纷纷在法国哪里领钱领军火，然后回家闹革命，成立法式的共和国政权，旧瑞士邦联立即开始分崩离析。索罗图恩是第一个没抗住的，就在伯尔尼大败之后就宣布自立政权了。由于索罗图恩叛变，决定瑞士邦联存亡的重任就落在了另一位大哥苏黎世的头上。但是苏黎世在这件事情上拉垮了，因为奥地利作为反法同盟的主力，也开始侵入瑞士。奥地利看出法国想通过瑞士加强自己在意大利战场的优势的打算，遂要在瑞士和法国大打一场，苏黎世一面看奥地利要拿它做拳击台，另一方面召集瑞士诸邦号召开战，结果除了几个朋党之外没有几个来参会的。而来的几个党徒也都劝大哥识时务。苏黎世带的这个朋党的成员，很多都是原来勃艮第的封臣，人口多说法语，所以见法国势大，它们又都自认是革命法国的同路人，所以直接劝大哥苏黎世人在矮檐下，还是低头罢。苏黎世看自己扯不起旗杆，只好打不过就加入，成了法国的附庸。由于邦联的两个大哥连续拉垮，瑞士邦联也就不能再维持。1798年4月12日。一批以法语邦基础的瑞士诸邦宣布成立了一个赫尔维岑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旧瑞士邦联遂宣告彻底灭亡。接下来法军和反法同盟军队在瑞士邦联国土上相互开战，而瑞士邦联基本上就成了这场战争中的看客。不过瑞士输掉对法战争，和赫尔维岑共和国的成立，给了瑞士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条件。瑞士诸邦苦于自己国土沦为外国军队的战场的事实，对于之前诸邦之间以防御同盟为基础的邦联制度深感不足，加上法国革命对民族觉醒的推动，导致瑞士诸邦已有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正式提出政治诉求。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赫尔维岑共和国这样的法国附庸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精神上头的产物，所以当革命成功，要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参与革命的人马上就要面对一堆难以解决的麻烦，尤其是在瑞士诸邦沦为战场的情况下，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更是无从谈起。虽然法国最后还是成功的将反法同盟军赶出瑞士，但是因此花的战费造成的财政窟窿却拖垮了赫尔维岑共和国，为此还引发瑞士诸邦内部的多场抗税暴动。闹到最后不得不出动法军去镇压，这连累了法国自己。因此在拿破仑当上第一督政后，为了节约法军的力量，拿破仑觉得还是让瑞士自己管自己更好。而且拿破仑认识到瑞士人确实也不是“封建主义敌人”，没有必要同路人之间互砍。因此拿破仑对瑞士颇为宽大，甚至提出联邦制才是瑞士最好的出路。由于拿破仑的现实政策，1803年，在法国的同意下，赫尔维岑共和国宣布解散，还权于各邦。但于此同时各邦也必须实行一部统一的宪法，进而成为在一个联邦国家的一部分。2月19日，第一督政拿破仑代表法国和瑞士诸邦批准《妥协法案》（Act of Mediation）。并通过此法案宣布成立新国家，这就是持续至今的瑞士联邦的起源。网络上著名的历史梗“德国国父拿破仑”可能在德国不是真的，但在瑞士是真的实现了。

由于在从旧邦联转换为新联邦的过程中，伯尔尼出力相对比较大，所以瑞士联邦虽然法律上不设首都以示尊重各邦的独立主权，但因为把法院和议会之类的设施都设立在伯尔尼，让伯尔尼成为了事实上的联邦首都。但伯尔尼实在是在之前的战争中伤了元气，而苏黎世则保全的更好，因此再次成为联邦的经济首都。接下来瑞士联邦依然是拿破仑战争年代的看客，而当拿破仑最终失败后，反法同盟的战胜者们对瑞士联邦的表现是承认的。而且这时反法同盟中负责策划战后势力划分的人都是顶尖的外交家，比如奥地利的梅特涅和法国的塔列朗。对于这些外交天才来说，连清算法国本身都不符合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去清算一个看客，那就更没有道理和利益了。所以在维也纳会议上，列强还是认了瑞士联邦中立有效，并且将瑞士联邦的中立作为欧洲局势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这就是瑞士永久中立国传统的起源。由于需要瑞士中立以保证战略平衡。所以列强宣布承认瑞士联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瑞士联邦遂进入了常年的和平时期。虽然瑞士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并不缺乏暴乱和小规模武装冲突的例子，甚至有些战斗需要正规军介入，靠大炮来平息。但大规模的战争确实是远离了这个国家。由于国家和平，地位超然。所以瑞士在工业革命年代发展一直很顺。而苏黎世作为联邦的经济首都，更是瑞士工业革命的翘楚。它是瑞士最早通火车的州，并且还是瑞士第一个交通枢纽。1847年瑞士第一条铁路瑞士北方铁路（The Swiss Northern Railway）开通营业。第一条铁路线始发站就是苏黎世，终点站是巴登。1853年，瑞士和法国铁路联通，苏黎世-巴塞尔线和苏黎世-巴登线实现联运。随后北方铁路被整合进瑞士东北铁路公司里，这样瑞士的铁路网可以联运法国到奥地利。由于路网通讯均畅，承接工业转移较为方便，自古以来又有比较先进的手工业行会，所以苏黎世开始承接其他国家溢出的机械制造和纺织业，接的很成功。发展速度飞快，很快就因为原有政区不够用而多次扩张，将周边的小城镇，以致其他的州都并入进来。最后成为瑞士最大的州之一。由于经济繁荣，技术优越，又被列强公认是缓冲区。所以发展势头起来的瑞士在产业升级方向上选择搞金融业。而作为瑞士技术和经济最发达的州，苏黎世在这个过程里自然拿了大头。尤其是在1848年时，近代瑞士最著名的金融大佬埃舍尔（Johann Heinrich Alfred Escher vom Glas）作为苏黎世的市长和苏黎世驻瑞士联邦总代表开始操盘。这位大佬手腕高超，一生四次连任瑞士国家主席，创设了影响至今的“埃舍尔体系”（ System Escher），这个体系可以看作是苏黎世传统行会制的现代化版本。在这个体系的担保下，瑞士银行业遂得以崛起，并迅速成为世界银行业的榜样和模范。而这位大佬代表的苏黎世也乘上东风，迅速成为瑞士银行业的代表城市和世界上最大金融中心之一，先后吸纳了全球120多家银行在此开设总部。银行业的发展，最终让这座由古老的税关发展起来的城镇成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现在也被誉为“欧洲亿万富翁都市”，因而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