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融时报:中国经济为何没有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 大卫
《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中国经济本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首先,沃尔夫承认中国经济有着不寻常之处。他这样写道:中国的快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个明显、甚至有些陈腐的问题,但是,这么问就意味着,在过去 25年间,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增长有些不同寻常之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不寻常之处在于其规模庞大,若非如此,它目前就和此前日本、台湾和韩国都走过这条道路一样,仅仅处于快速趋同道路的初期阶段。
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提供的数据(更新至2004年)显示,从1978年到2004年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了 370%,年趋势增长率为6.1%,而在1950年至1973年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460%,趋势增长率为8.2%,在1962年至1990年 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680%,趋势增长率达7.6%,而台湾在1958至1987年间增长了600%,趋势增长率为7.1%。因此,以较小的亚洲 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远远算不上惊人,但沃尔夫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表现能够超过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这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视它与全球最发达经济体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定。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赶超他人的经济体,其增 长往往快于上一代同类经济体。当中国的经济开始猛增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其人均GDP仅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即使现在,在经历25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 的人均产出仍然只有美国的约六分之一。而1950年,即使当时日本无与伦比的迅猛增长尚未开始,它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第二,与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前一样,中国也拥有快速增长需要的所有要素:勤劳且起初便宜的劳动力、将大量工人从低生产力的农业转移至高生产力的制造业的能力、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政局稳定,以及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
第三,中国的总固定投资率显然高得出奇,相当于GDP的40%以上。而中国的投资率之所以高得出奇,是因为其人均GDP水平非常低。现 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同1982年的韩国、1976年的台湾,以及1961年的日本相同。在那些年,韩国和台湾的总固定投资占GDP 的比率都低于30%,而日本为32%。
考虑到中国享有的这些机遇及其投资力度,它本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那它没能做到这点,其原因何在呢?沃尔夫认为是因为投资缺乏效率。
投资效率的一个简单衡量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投资与增量产出之比;这个比率越低,投入资金的效益就越大。沃尔夫指 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的5年移动平均值现已升至5;而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快速增长时期,其增量资本产出率接近3,韩国和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 年代的这个指标则在2 至3之间。中国的增长模式缺乏效率,若干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一是银行系统的坏账水平很高。如果一个每年增长近10%的经济体产生如此大规模的坏 账,那么资本配置不当状况就必定严重。造成这种高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向国有企业大量倾注信贷。1993年至2000年间,企业贷款总额中60%以上流 入了国有企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丁瓦尔德/Christopher Duenwald和贾汉吉尔?阿齐茨/Jahangir Aziz)称,1991年至1997年间,总投资中私人投资只占15%至27%,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营企业几乎不能求助于银行贷款。然而,私营部门创造的 就业占总就业创造的56%。
更令人瞩目的是,沃尔夫指出,上世纪90年代的前5年中,外国直接投资只占中国GDP的4% 左右,后5年只占5%;然而,据另两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曾旺达/Wanda Tseng和哲布克/Harm Zebregs)称,几乎一切有效收益都是由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外资企业在总出口中所占比例接近50%。上世纪80年代初,外资企业在工业企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为零,而1995年升至12%,2002年已升至29%。
对于中国本可以更快增长这一观点,一些人表示反对。他们或许会称,与较小的邻国相比,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更多基础设施投资。但这种高 投资可能要在数年后才会见效。有些人还声称,中国的GDP被低估了,而投资率被夸大了。但如果投资率确实低于官方的估计数字,那么今后数年内就会上升到更 高水平。此外,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它需要2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日本目前的人均GDP水平,需要30多年,才能达到如今韩国人均GDP相对于 美国人均GDP的比例。追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沃尔夫本人则认为,虽然中国要实现快速、持续的增长,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还有很大障碍,然而,赶超的机会依然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快速赶超的时代也许正处于中期,而非末期。
可中国有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 沿海收入与内地收入差了这么远, 所得领先群与落后群差了这么远, 有经济机会的和缺乏经济机会的差了这么远, 再快下去还得了?
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个人认为是妥当的. 政策上得先将所得不均调整些, 下一步才能踏得实.
“1991年至1997年间,总投资中私人投资只占15%至27%,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营企业几乎不能求助于银行贷款。然而,私营部门创造的 就业占总就业创造的56%。”
效率低下的国企占用了大部分的银行贷款是一个已经说得很滥的老问题了,至今好像还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主要的功能还是吸收劳动力, 降低失业的社会压力, 至于资本利用效率则是其次.
如果私企的发展没有受到诸多限制的话,在这方面的作用应该比国企大得多,何况现在国企下岗的一点不少。
国企的整体经营效率差是事实, 私企则是有好有坏, 素质不一, 相对的工作保障也较差. 虽然人力市场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环, 但转换上还是有些难处要克服. 随然国企下岗的一点也不少, 但总还是保留了不少人的饭碗, 而目前私企的规模也无法完全吸收这些下岗劳工, 一次打翻的问题会更大.
私企发展的限制是指什么?
私企发展的限制主要是贷款的困难和带歧视性的税收等。
贷款的困难是有的,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不易改善, 国内圈资金和圈地本就是一回事, 没门路的基本拿不到. 要改善也得从整体金融制度的建立着手, 目前已在做, 但成效还不明显.
带歧视性的税收是指什么? 很难取得优惠倒是真的.
外资基本已经有了所谓“国民待遇”,可是私企还没有吧。
以个体工商户为例,先假定对方的营业额一定达到某个数,在以此数为标准收税是一个例子。
我也觉得不怎么合理, 包含公司进出帐的规定 (查税方便, 但公司营运不方便), 支票不能异地交易等的也不合理. 总的来说, 国内的私企与金融环境还不成熟.
外资的待遇好, 说得不中听的, 是因为外资必然是 "大型投资", 即使是外高桥贸易类的也要20万美金的资本额, 一般来料加工或是中型规模的动辄200万美金以上. 相对于内资企业多半为50万人民币或以下的资本额, 重视程度是有不同, 连申请公司登记时看的脸色也不同. (国内公司登记审查的黑暗面就不说了.)
实际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更多。
当然,社会信用缺失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这两天有点时间,回到久别的西西河,倍感亲切。
不才一直认为,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而他们所获得的投资却不够。中国目前的资金来源以银行为主,而银行贷款并不青睐民营企业,造成他们投资不足。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得不到银行的青睐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明星企业是很吸引银行的,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营企业却做不到这一点。
为此不才曾请教过以为银行界人士,他个人觉得民营企业的资信水平不够,这可能代表着很多业内人士的看法。也就是说银行会担心给民营企业贷款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不才还听说,有个民营企业规模大概几个亿,可老板竟然不清楚自己欠别人多少钱。某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一笔几千万的贷款月内就将到期,马上拆东墙补西墙,卖掉一些资产还债。很多类似的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财会制度不健全的问题,那些较小规模的企业问题就更大了。
当然,给国有企业贷款,风险也很大,他们的经营效率的确低下,但不能说因为国有企业贷款风险大就该贷款给民营企业,不能把在国有企业上犯的错误在民营企业上再犯一次。目前银行有很多闲钱贷不出去,存款压力很大,其实是民营企业争取贷款的好时机,关键在于自己要争气。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更为本质,那就是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灵活却不成熟,相应的资信水平自然就低,对其投资风险就会较大,这是银行贷款所承担不了的。银行本来就追求低风险和低收益。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了。
可是说实在的,国企的“管理健全”都仅仅是在理论上的,骗跑私企的钱其实远比骗跑国企的钱困难。
私企的问题,除了管理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信用缺失吧。
不才的意思是,私营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固然有着重要的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决不可忽视。目前银行里有的是存款,而不是资金紧缺,可私营企业就是借不出来,关键问题在于自己的资信水平不够,这种不足既有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也有规模较小等原因。
其实给很多“较差”的国有企业贷款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不应该在私营企业上再犯一次,其结果必然是银行不良贷款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进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
韦兄的观点不才大都是赞成的,但中国问题的确比较复杂,解决起来真需要庖丁解牛那种功夫,愿与各位共勉。
对了,忘了向各位斑竹和佳宾问好了,该打该打
同时也不认为应该给予私企任何形式的优惠,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只是对国企比私企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感觉不怎么平衡,讨论一下而已。
私企规模较小不应该算是一个理由,私企也有大有小。小型私企很多是采取自行集资的方式借钱的,并不指望银行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