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1） -- 江南水

国家和一个人一样，不能崩的太紧，也不能宽的太松，汉初的黄老之道对恢复经济有益，可也滋长了豪强产生，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酷吏进行清除。

赞同你的说法。不过我猜他可能就是想起个吸引人的名字，所以有点剑走偏锋了……

但史料是为观点服务，而不是相反，大方向错了，就像石头怎么都不会孵出小鸡的，就像这篇，完全有点不知所云了......

逆耳直言，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吧。

都睡一个炕上的传统。太史公这里用了曲笔，既然一家老小都睡一个炕上，那意思就是秦国和那些戎狄蛮夷一样，家庭中男女关系十分宽松。家庭倒是“和睦”了，邻里之间、宗族之间倒经常因为小事打群架。拦路抢劫的、殴伤人命的更是屡见不鲜。连这些最基本的华夏伦理道德不讲，“富子壮则出分...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这些简直是毛毛雨。至少商鞅强行规定秦国家庭必须分房睡，胆敢打群架的也是从重从严处理。

此外，乡村精细化的管理和动员力没有必然联系。至少从商朝开始，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井田制，而乡村的“邑”承担着远比汉代“里”更精细的任务。白天下田有人登记，田间劳作有人监视，晚上回家有人检查劳动成果。妇女聚集在一起纺织、工匠聚集在一起劳作。可是商、周、春秋的动员力远比上相对自由化的战国。战国的高动员力源自于管仲的“作内政而寄军令”，晋国的“做爰田、做州兵”，李悝的“联保连坐”。战国时代的高动员能力本质上是因为农奴被解放成了农民，当兵再也不是贵族和国人的权力了。比如晋国在晋惠公被秦国俘虏之后，“做爰田、做州兵”，开始承认地权私有、招纳农民从军。这样一来赋税大大增加，兵员大大增长。晋献公时穷兵黩武才有两个军兵力的晋国，到晋文公时轻易就能动员三个军，此后不过区区十几年又扩充为六个军。

下田有人登记，在田里劳动时有人监视，日落回“邑”时有人检查。妇女们聚集在一起织布，工匠们聚集在一起劳作。到了晚上，邑的大门还要落锁。

按照理想的说法，邑的土地属于国有，分为九块。八块是大家的自留地，一块是公田，由八家轮流耕作。

看，夏商周时期的邑不是比秦汉时期的里更像生产队吗？商汤、周公像不像共产党？《诗经》中的《雅》《颂》像不像红歌？《风》像不像民歌、通俗？

但是这一“美好”的制度到西周晚期就逐渐玩不下去了。公田没人愿意耕作，都在自家的自留地上卖力气。国家收入维持不下去，农夫则开垦私田。到最后农村集体主义终于维持不下去，上层也开始礼崩乐坏。而周天子和各路诸侯有的强行禁止，有的默认，有的纵容。禁止的倒台，默认的尚可维持，鼓励的称霸诸侯。齐、楚、晋这些大国一方面在继续坚持井田制，另一方面有对农民开垦的私田采取默许、鼓励的政策。到了战国大家则干脆连公有制的皮都不要了，纷纷开始开阡陌、废井田。全都滑向了“万恶的私有制”。

据《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我的理解是：与父亲有仇的，不管用啥手段复仇都是合适的；与兄弟有仇的，甭管身上有没有带兵器，看见了就得上去揍；与朋友有仇的，如果自我感觉不能为朋友复仇，可以选择出国。

但是，中原地区是很看重家族的，父子、兄弟之间闹矛盾，是很丢人的，如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

肯定态度。但明文立法后，中国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一直颇为矛盾。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吏赵师韫所杀，徐元庆手刃仇人后，投案自首。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其后的柳宗元却有不同意见。柳援引《春秋公羊传》认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

至于家族，其实中国人都注重。谁也不能说广东、福建的宗族不强大不是？宗族观念不太强的恐怕只有个别大城市外加东三省了。

现代化得很，是中国古代国家主义制度设计的集大成。

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并不是文学戏言。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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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痞流氓来做城管，效果可是大大的好。

看来楼主还有后续，宝推鼓励支持。

可没这些人，秦国外交怎么搞？商鞅还说严厉打击墨家，可是秦国后来一直是墨家的大本营。至于儒学，这个根本就是防不慎防。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源头是儒家，更确切的说是西周“郁郁乎文”的礼乐文明。士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不可能避免这种文明。吴起一般算是兵家、法家之流，可是他曾师从儒家，在河西当太守时依然学习儒学。从睡虎地出土的《为吏之道》来看，很多地方同儒家经典《礼记》相似，要求官吏注重修身，慎言谨行，中庸，重民，强调‘礼’的作用，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学。

《为吏之道》首段中对官员自身修养和素质等要求：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审智（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 （率）之，正以桥（矫）之。反赦其身，止欲去 （愿）。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员（圆）。尊贤养孽，原 （野）如廷。断割不刖。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恿（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审耳目口，十耳当一目。安乐必戒，毋行可悔。以忠为干，慎前虑后。君子不病 （也），以其病病 （也）。同能而异。毋穷穷，毋岑岑，毋衰衰。临材（财）见利，不取句（苟）富；?临难见死，不取句（苟）免。欲富大（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大（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过（祸）去福存。”

这段话看起来和映像中秦国官吏差距颇大啊。

此外，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来看，也并非都是我们想像中严苛残暴之法。比如《秦律》对孝道非常尊重，对“不孝”的行为严厉打击。又比如邻里之间必须守望互助，对见死不救的行为处罚严厉。

常公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是啥德性？

秦的官吏到底是啥德性，项梁的境遇，可见一斑（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在咸阳成为秦国的都城之前，栎阳可是秦国的行政首都，商鞅变法的发源地啊。后来，曹咎、司马欣这二位，在项羽的手下混得很不错嘛。

这还是基层官吏的个例，等到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秦王朝高层管理者们的道德感何在？

至于墨家，我觉得法家力挺的郡县制就是来自于墨家的“尚同”。我还有一种感觉，墨家思想是当时手工业者的一种思想，秦国只是利用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手工技能，而没有接受他们那抽象的思想，比如“兼爱”、“非攻”等。

至于游说之士，那是因为秦国本土没啥出彩的人物，而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商鞅的“愚民”策略，使得秦国不得不引进外来的头脑。还可以说，秦国的领导阶层，不想本土出产的头脑来威胁自己的地位，而选择了引进外来的头脑。

整齐划一的步骤、铁面无私的标准、锱铢必较的细节，都做得足够完美，令今天的中国人看来都叹为观止。

唯一的缺陷是，他并不适合农耕帝国，尤其是中国这种地形多样、气候复杂的农耕帝国。

比如说，在关中地区，每亩地的播种数量、以后的收成，可以制定统一标准，毕竟，在短期内气候变化不大嘛。在中原地区呢（那里可时不时就发生黄河泛滥哦）、江南地区呢（关中、中原的种子是不是适合当地？）。至于更偏远的岭南、云贵等等地区，就更不用说了，你能把标准灌输给当地人，就算是本事。

为了维持这么多样性的一个农耕帝国，咋办，只能是和稀泥呗。胡适先生感叹，中国人总是“差不多”。甭说喝过洋墨水的胡适先生啦，就是商鞅重生，看到后代这么“差不多”的混日子，也得气得主动要求再被车裂一回。没法子，条件所限，不这么混日子不行啊，混得还很有成果，咱们现有的960万的陆地就是这么混来的。

两千多年后，工业化借着欧美人的东风终于重临神州大地，工业化的好处和弊端，也再次降临到龙的传人身上。

幸也？不幸也？悲也？喜也？

只能由历史来作出裁决了。好在我们的历史足够长，可以容后人慢慢的总结，正如，我们今天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不过，也不要抱有得出确定结论的希望，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时代做出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结论，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