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发丧 -- 本嘉明
磕着瓜子慢慢看。
不过只是一面之词，希望大家补充指正。
89年4月27日，是中国人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
（一）
表面看，追悼会结束，当局可以缓一口气，其实不然。胡平反不平反？87学潮平反不平反？4-20事件要真相，要赔偿怎么办？5-4纪念日再散步？这些都是后手棋，随时可以发动。不把学生的主体力量击溃，这事没得完。
当时的五大常委，是赵，李，乔石，姚依林，胡启立。据说邓公在家召集长老和北京市委（李锡M，陈希T）开会，北京市委提供了有立场偏向的报告，渲染学生们成立非法组织，上串下联，搞wg那一套。邓公表了态，定性为“动乱”，李连夜组织干部大会传达，随后以邓的讲话记录为主体，制作了人民日报4-26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种说法，是邓公对这样把自己架上火炉极为恼火，随后再召集开会时当着众人指斥了李。而我个人感觉，即便邓公一怒，很快也就过去了。因为一，以邓的性格，处事极其明快，一旦认定了，总是要说的，怕什么？二，这篇社论，在邓的高度，是讲给美国佬听的，龟儿子就放马过来好了。三，当时的局面，是两个汉子掰腕子，各自还没有使出全力，前哨战不胜不败，战役怎么会结束？不如搦战一下，看对方怒气冲天，全力以赴之下，还有多少威力。
这个社论，在北京市委的觉悟高度，只能理解为是可以用强的尚方宝剑，而同学们当然也同样看待。于是校园之内，一片悲愤：明明是为国家好，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
各校领导，都是建国头30年各项运动的老运动员，一看这个措词，个个吓得魂灵出窍，撒不出尿。就是刚刚“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的头儿们，大多是大三大四的学生娃，这时也束手无策，至少是大多数领头人赞成，先不要安排游行。当局说了狠话了，一旦真抓人打人，同学们有了伤亡，怎么能担待得起？高压之下，清华的学生自治会宣布解散，退出“北高联”，也明确不参加游行。
这时候推动历史的，恰恰是基层的普通大学生。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第二反应，是害怕。但怕过以后，是更大的，无法遏止的愤怒。同学们一群一群，互相祝福握手，明天去游行！
所有人都豁出去了，男生写遗书，女生就是哭。再胆小的，也说：要死就死一块儿！
校领导吓坏了，老师们也很担心。人民大学26名资深老师自发联署，恳求学生27日不要出校门------大家知道那时候的老师在同学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吗？虽然清贫，那就是父母啊。
政法大学的校长江平，是动乱中有名的“坏份子”，他的学生去游行，他居然援引刑法说：“去天安门广场，那是可以的。冲新华门，就违法了。”，他给同学们捎话，只要不去游行，他这个有条假腿的胖老头儿可以跪在校门口。
清华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知到人：如果明天去游行，后果自负。
北京师范大学宣布，明天考试，学校关闭大门。
谣言满天，大家的心情忽起忽落，没有一刻消停。
所有的学校都不断广播，所有的老师被派到宿舍区去劝告。结果是年轻老师就参加进去了，中年以上的掏光身上的钱，红着眼睛出来。
27日一早，艳阳当空，北大首先出动。打头第一面横幅，是：“人生自古谁无死！”
北高联成员学校40余所，当天共出动15万学生教师。沿途夹道欢迎和参加游行的市民有百万之众。有超过10万的市民主动走在学生前面，为学生队伍“开道”。
（二）
北京市委领得尚方宝剑，立刻召开万人干部大会，同时下发通告，“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和正常的交通秩序，严禁聚集街头，演讲，募捐，散发传单，违者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27日一早，北京市区各主要路口，各高校大门口必经之路，都有重兵把守。根据中央“要克制”的指示，大批武警官兵手挽手组成人墙，阻塞街口。大量市民在道旁围观，也有青年市民主动走在学生队伍前面，去冲撞武警人墙，一旦武警回以老拳，围观群众和学生立刻大叫“警察打人！”“反对暴力！”
而警察人墙一旦被冲开，则立刻放弃阻拦，任由队伍通过。市区各处的警察防线陆续被冲垮后，各路队伍会合，通过天安门广场前。由于广场被封闭，为避免同驻广场警察冲突，学生没有冲进广场，而是毫不停留，绕城一匝。整个游行，由早上8：00到次日凌晨1：00。整个过程中，学生高度自律，没有喊任何“打倒XX”的口号，而代之以“拥护共产党”的标语。
当局也确实是极度克制，当晚7：00，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新闻联播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对话要求，欢迎对话，但希望同学们复课。学生表现了最大程度的愤怒，仍然没有打砸抢的现象，当局对这个“压力测试”多少还是可接受的。
学生们在路过广场时，守卫广场的武警奉命坐下，以示善意。结果队伍通过时，同学们齐呼“感谢警察”，搞得小兵蛋子们很不好意思，你总不能回答：“同学们辛苦了！”
（三）
4-27游行，是在一种赴死的悲壮心情下，由基层自发催动的游行，每个公民“后果自负”的游行，是整个89年里唯一的一次“特别游行”。而且游行得到了北京绝大多数市民公开的同情和支持，这在学生们也是出乎意料的。在这次游行后，北京人民和学生们水乳交融，整个北京城，变成了一个青年。
但这次游行，也暴露了严重的隐患。一个是学生们的狂热，即便是威信最高的学生领袖也已经无法控制。第二是北京市民中的混混，借此发泄对公检法的仇视，开始玷污学运的纯洁性，不过这一点很快被学联所克服。
总的讲，这次游行所体现出的热忱，感染了全北京，就连观察游行的外国青年外交官，都深为振奋，觉得他妈的俺们家怎么就不来一哈子？
4月26日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胡启立和曾建徽来，送审一个电视新闻，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澄清我为什么没有接见学生的问题。新闻片软弱无力，我没有同意发表。
江泽民同志下令对经济导报进行停刊整顿，钦本立停职。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动动乱》（错别字真多）的社论。《社论》是胡启立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组织有关同志起草的。由于“四?二 六”社论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故将这篇《社论》全文转录如下：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 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 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 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 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学生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 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治，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 现象，建设民主制度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 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的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不坚决的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社论》在昨晚由新华社发表后，全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今天下午又召开了万人大会，李锡铭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上海动作更快，今天上午就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江泽民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前几天，在北京市街头出现的闹事学生小分队，今天不敢再出来活动了，街头的小字报已被清除。
我把中央办公厅 整理的小平同志4月 25日谈话要点稿，于昨晚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同时还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写了一封信：
瑞林同志：
小平同志谈话要点已整理出来。昨天已传达到常委及中央党政和北京市系统的负责同志。现把谈话要点送上，请送小平同志审阅。
李 鹏
今天上午，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和圈阅了他的谈话记录稿，王瑞林把文稿退给我。王瑞林还写了几句话：“送小平同志看过，作了修改（用铅笔）。”小平同志对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
下午，胡启立和曾建徽同志来见我，他们带来一个电视新闻片，内容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来澄清李鹏总理为什么不接见学生代表。该片就事论事软弱无力，不能说明问题。这本来就是动乱分子策划的一个骗局，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我没有同意发表这样一个新闻片。
上海市委贯彻小平同志讲话很得力，江泽民同志亲自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自由化倾向一向比较明显，他们准备在最近出版的一期报纸上，用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一批知名人士在 “胡耀邦逝世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多是宣传自由化思想，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极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江泽民同志亲自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汪道涵同志作为导报的名誉理事长，也一同参加规劝钦本立停止发行该期。钦本立一方面同意停发，一方面又提前印出发行。海外电台对此大肆加以渲染，说导报被没收或查封，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上海市委指出，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市委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徒劳的，动摇不了我们推护安定团结的决心。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晚11时，“北京高校临时联合会”发出通知，25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亚洲华尔街报刊登方励之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
今天还接到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发来的电报，他是看了中央给他的两份电报，即24日常 委碰头会纪要和25日小平同志谈话记录稿后回电的。以下是赵紫阳的回电：
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赵 紫 阳
1989年4月26日于平壤
这次事件的看点，就是学生方面一开始火力集中在李鹏身上。
此公位列中共五大常委第二，在赵紫阳之后，也是保守派在前台的代理人。但是凭着他的资历和技术官员的背景，对于胡耀邦下台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很大责任，对于88年物价上涨没有责任（赵紫阳有责任）。而他的“治理整顿”倒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倒问题上，李鹏当时好象没有严重问题，反而邓小平和赵紫阳有明显问题。当时谣传说，中国有“新四大家族”，但是这四大家族是谁，却不知道。还有人造谣说李鹏在会上骂了胡耀邦，把胡气死，这个谣言挺恶毒的。
李鹏的总理身份，又和政改之类不直接发生关系。
胡耀邦追悼会，赵紫阳和杨尚昆都在场，但是学生集中火力对李鹏穷追猛打。如果说叫赵紫阳，可以说找总书记请命，也不算没有逻辑。杨尚昆是国家主席。当时我们在上海，不通时势，看着说学生跟李鹏像有什么仇一样。
这个，让我觉得背后一开始就有亲赵势力在推动。
学生背后确有幕后指挥，这个掩饰不了的。
很好啊，这段历史是该理一理，然后后来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学生本身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
我是86、89的亲历者，事后看来，是有人在组织推动，每过一个阶段就有一批名人站起来参与，最后形成从众效应。
那个时候学校的党组织害怕得要死，一位以前一直卡我的系副书记拼命讨好我，让人啼笑皆非。但你可见当时的风声鹤唳。
背后是谁在推动呢？答案有两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
我们能说他是好人吗？
这个系列，是非常突然地发的，原本我只想涉及一点点苏东波。
但既然发了，就尽量做好，让大家至少不失望。
我的计划是这样：
1)文字白描，不附照片。
2)信息量不算大，只写粗的节点。
3)有自己一点感想，但随时欢迎批评。其实这点感想，在<李锅>第一篇里基本都说过了。
4)尤其欢迎相同年龄段的朋友，把自己的一点记忆的碎片也拾起来，大家一起凑。
5)不打算写全过程，最多写到89年5月尾。
6)主要着眼于大多数人，就是大多数学生和市民的公开行为。那些密室政治，我们哪里会知道。
就我来说，我也只了解这些普通的同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市民。他们热诚，天真，基本没有私心杂念，行动可能是轻狂，不懂妥协，效果也见仁见智，但大家就是单纯地想国家好。4-26社论突然抛出，短短一夜，那些阴谋分子根本来不及请示主子，再定行止，4-27游行完全是基层学生自发推动，这个“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体现了广大学生的“真面目”总风貌，我想是邓公在风波平息后立刻强调“为政务求安静”，杜绝秋后算帐的关键因素：这些个娃娃，都不是坏人，只是被利用了。
而且这里我只是粗粗理一下总脉络。
当时李家的孩子还比较小，没有涉及官倒。
赵本人偏爱“新权威主义”那帮人，总体上他在知识界和学生中威信不高，风波初期阶段学生也针对他，拿着他打高尔夫球的杂志封面照片去“对话”。这一派对于风波的利用，一开始就有(借刀杀人，针对李)，但公开勾结，跳进去一搏是中后期的事。
我的浅见，是关于北京市民的态度。在解放初，人民是非常拥护党的，但后来的历次运动，人民的不满也积聚起来(北京是全国都支援的首善之地，不可能是最苦的地方)。学生闹事，有可能变天，市民居然是乐观其成，这是最大看点。你闹成了，据说西方那种制度，以后就再不会运动了，那也好；你闹不成，我们可没叫你去闹，顶多同情一哈，跟我没关系。
中国人民在皇权下几千年了，这点生存智慧是有的。
所以市民把学生当枪使，学生也明白，大家不点穿，周瑜打黄盖。
大家应该注意的，是学生要求的那“七点”，比如干部财产阳光制度，舆论开放。
这个本大过了。
强调责任的时候是集体决策，吹嘘成绩的时候强调个人作用。
胡在西藏新疆的平反一如他轻佻地平反信阳首犯，为中国永久地埋下了分裂怀疑的种子。可谓遗臭万年。
我84届的，86年学校中冲的很猛，曾经被威胁要枪毙。后来被强行压服，说实话心中很是害怕。
我觉得胡在我们的心中地位很一般。那时的学生，心气很高。 胡没有任何能够让我们看得起的东西， 他的死和死后的种种波澜， 都是有心人故意制造出来的。
所以也没把握说一定是怎样的，大家发表所见，凑起来看。
班里有几个胆大的同学去了，也不用买火车票。看风头紧了，及时撤了。
那时候，全是北京挑头，外地跟风，外地哪有什么自己的主张，北京学生说胡好，那就是胡好。说李坏，那就是李坏。
李迟讷少言，不善辩，在电视时代很吃亏。当然他强硬保守的态度确实也不得学生之心。
几个转折关头，大家都恐惧。
我是上海人，但是缺心眼儿，住校，跟外地同学关系都很好，有时候拉十几二十号人回家，支起圆台面(就是方桌上放一个大圆板，过年用的)，打牙祭。现在想想，我妈累得不轻。
4-27这事儿要是在上海，大家说要死死一块儿，估计我也没那胆儿溜号，只好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