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1左传中的车战00 -- 桥上
你把“亦”译为“也”,但是在这里亦是一个语气词;
兰有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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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西宫之乱,就不能不说七穆,这是郑穆公七位公子直系后裔的“氏”族,杨伯峻先生曰:“以《传》考之,穆公之子十三人,后以罕、驷、丰、游、印、国、良七族著,谓之“七穆”。”(《宣四年传注》(p 0677)(07040204)),杨先生还于《襄二十六年传》“郑七穆”处注曰:“据杜《注》及孔《疏》,郑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所存而当政者七族,至于此时,则子展-公孙舍之为罕氏,子西-公孙夏为驷氏,子产-公孙侨为国氏,伯有-良霄为良氏,子大叔-游吉为游氏,伯石-公孙段为丰氏,子石-印段为印氏,故曰七穆。”((p 1117)(09260705))
不过这七穆和一种植物有非常大的关系,这种植物就是兰草(佩兰,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下面的图来自《中国植物图像库》:
兰草是一种非常香的植物,很早时就被人们用为香料植物,“湖南长沙西汉初年马王堆古墓中曾发现有该种植物保存完好的瘦果及碎叶残片。”(《中国植物志》)。春秋时郑国的宫廷中也流行佩戴兰草。
从公元前六七三年到公元前六二八年这四十五年间,郑国的国君是郑文公。《左传宣三年传》在“冬,郑穆公卒”((p 0672)(07030601))(049)之下,回顾了郑文公的往事。
《宣三年传》: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徵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p 0672)(07030602))(049)
我的粗译:
当初,郑文公有一个贱妾叫燕姞,一天晚上,她梦见“天使”给了自己一枝兰草,还对自己说:“我叫伯鯈,是你的祖先。我把这个拿来当你的儿子。因为兰有國香,人人都佩戴它,喜欢它。”没多长时间郑文公见了这个燕姞,当时递给她一枝兰草,然后与她行周公之礼。礼成之后,燕姞就对郑文公说:“妾没什么本钱,万一能生儿子,怕没人相信,妾斗胆请以这兰草作信物。”郑文公说:“好吧。”于是燕姞后来果然生下了穆公,就给他取名叫“兰”。
一些补充:
燕姞这个称呼的意思是她来自南燕国,属于“姞”这个“姓”。
西方的“天使”背生双翼,年轻俊美,可这里的“天使”却是位“老生”。
《宣三年传》: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江于,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洩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鉏、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p 0674)(07030603))(049)
我的粗译:
在郑文公之前曾有一位郑国国君是子仪,应该是郑文公的叔叔。子仪在位十四年,在郑文公即位八年前被杀,他的夫人叫陈妫,是郑文公的婶。但郑文公却把陈妫收入后宫,立为夫人,生下了子华和子臧。子臧犯了错误被赶走了,子华当了大子,他想借助齐桓公的力量篡位未成,也不敢回郑国了。后来子华被郑文公引诱到南里杀掉了;郑文公又派人在陈、宋之间杀掉了子臧。
随后,郑文公又从江娶了一位夫人,生了公子士。公子士前往楚国朝见,被楚人下了毒,回来的路上走到叶就死掉了。再以后,郑文公又从苏娶了一位夫人,生了子瑕和子俞弥,子俞弥很早就死了,而当时的执政大臣讨厌子瑕,郑文公也讨厌子瑕,所以子瑕也未能被立为大子。
郑文公一度把群公子都赶出了郑国,那位叫兰的公子逃往了晋国。后来,晋文公讨伐郑国,公子兰也跟着到了晋、郑的边界上。当时晋文公的盟友秦穆公被烛之武说服,突然撤走,还留下一部分秦军帮助郑国,晋文公为了挽回面子,就要求郑国让公子兰回国当大子。此时石癸就劝郑文公说:“我听说姬和姞要配在一起,他们的子孙一定会非常繁盛。姞,就是吉人,还是后稷之元妃。现在这个公子兰,也是姞‘姓’外甥,上天很可能会保佑他,如果让他当上国君,他的后裔也会十分繁盛。而且我们主动接纳他,又能讨好霸主晋国。”于是石癸与孔将鉏、侯宣多一起把公子兰接了回来,在大宫举行了盟誓,然后立公子兰为大子,以此与晋国达成了和约。后来公子兰继位成了郑国国君,死后被谥为郑穆公。
《宣三年传》: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p 0675)(07030604))(049)
我的粗译:
郑穆公一直喜欢“兰”,他在宫中也总是种着“兰”,等晚年得了重病,他竟然说:“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他这话的大意是这回“兰”要是死了,是不是我也会死啊!我就是因为“兰”而出生的。果然,就在收割了那些“兰”之后,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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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郑穆公的儿子们可说是“兰”的后代。
郑穆公生了十三个儿子,除了七穆之始祖——公子喜(子罕),公子騑(子驷),公子平(子丰),公子偃(子游),公子睔(舒?子印),公子发(子国),公子去疾(子良)——之外,还有六位公子,分别是:郑灵公-夷(子貉,幽公),郑襄公-坚,公子嘉(子孔,司徒,其子公孙洩,其孙孔张名申),公子某(子然,未能立“氏”,其子子革奔楚为楚左尹),公子志(子孔,士子孔,未能立“氏”,其子子良亦奔楚),公子挥?(子羽,其孙马师羽颉后奔晋为“任”大夫)。另外,还有一位女公子夏姬(子貉之同母妹),大大的有名。
其实我怀疑还有两位公子也是穆公之子:公子曼满,公子鱼臣,两人在郑襄公时被杀。郑穆公生于公元前649年,公子曼满被杀在公元前603年,距穆公之生46年;公子鱼臣被杀在公元前597年,距穆公之生52年。如此二人确为穆公之子,则当时不过二十多岁,年龄上是可以符合的。如果此二人为文公之子,郑文公在位55年后死于公元前628年,距公子曼满被杀25年,距公子鱼臣被杀31年,亦可以符合,但按年龄可能偏大了点。因此,我觉得此二人更可能也是穆公之子。
下面是七穆的历任家长(名前面的数字是从公子算起的辈数):
罕氏:1公子喜(子罕,执政),2公孙舍之(子展,执政),3罕虎(子皮,执政),4罕婴齐(子齹,卿),5罕达(子姚,执政)……
驷氏:1公子騑(子驷,执政),2公孙夏(子西,卿,其弟子皙-公孙黑),3驷带(子上,卿),4驷偃(子游,卿),4驷乞(子瑕,卿),5驷歂(子然,执政),6驷弘(子般,卿)……
丰氏:1公子平(子丰,卿),2公孙段(伯石,卿),3丰施(子旗,卿)……
游氏:1公子偃(子游,卿),2公孙蠆(子蟜,卿,其弟子南-公孙楚),3游眅(子明,卿),3游吉(子大叔,执政),4游速(子宽,卿)……
印氏:1公子睔(舒?子印,卿),2公孙黑肱(子张,卿),3印段(子石,卿),4印癸(子柳,卿)……
国氏:1公子发(子国),2公孙侨(子产,执政),3国参(子思,卿)……
良氏:1公子去疾(子良,执政),2公孙辄(子耳,卿),3良霄(伯有,执政),4良止……
下面是我推测的自郑穆公起郑国掌权的历任执政大臣的名单以及他们任职的起讫年份(公元前年份,不那么肯定的涂为灰色)和任职年数:
627公子归生(子家)599公子去疾(子良,16)583公孙申(叔申,2)581公子喜(子罕,7)574公子喜(子罕,3)—公子騑(子驷,3)568公子騑(子驷,5)563公子嘉(子孔,9)554公孙舍之(子展,10)544良霄(伯有,1)543罕虎(子皮,7)—公孙侨(子产,7)529公孙侨(子产,7)522游吉(子大叔,16)506驷歂(子然,9)497罕达(子姚,15)482……
以上子罕当国、子驷为政之六年,以及子皮当国、子产为政之十四年都按两人各一半计。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从公元前五九九年到公元前四八二年,117年大体上都是由郑穆公之子产生的各“氏”族执政,只有约2年可能是由公孙申(叔申)执政。
在这115年中,“良”家两人(1公子去疾,3良霄)前后大约执政了17年,“罕”家三人(1公子喜,3罕虎,5罕达)前后大约执政了42年,“驷”家两人(1公子騑,5驷歂)前后大约执政了17年,“孔”家一人(1公子嘉)大约执政了9年,“国”家一人(2公孙侨)大约执政了14年,“游”家一人(3游吉)大约执政了16年。以上各人名前的数字为从公子算起的代数。
这里以子良(公子喜)执政16年、子产(公孙侨)执政14年、子大叔(游吉)执政16年算是长的;而伯有(良霄)执政只约一年算是短的。
因此,所谓七穆中有五家“罕”、“驷”、“游”、“良”、“国”曾经有人执政,另外的“丰”、“印”两家只有人做过卿。还有以穆公之子为始祖的“孔”家也曾执政。不过显然罕家势力最大。
这些郑穆公的公子及其后裔有一个统称——“穆氏”,但其中不包括继承郑穆公担任国君的公子——郑灵公-夷(子貉,幽公)、郑襄公-坚——及其后裔。不过这里的“穆氏”的“氏”并非“姓”与“氏”的“氏”,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以“穆”为“氏”的“氏”族。要建立新的“氏”族也不可能以郑穆公为始祖,郑穆公属于“郑”这个郑国国君的“氏”族。
这些穆公的公子在郑穆公死后就不再属于国君的家族,不会与新国君的家族住在一起,但这些公子搬离王宫以后很可能会集中住在一起,当然有了职位、当上了家长甚至另立了“氏”族的可能除外。因此这些同为“穆氏”的公子们有一定的归属感,下面提到的子良就是例证。
郑穆公的子孙可谓是繁盛无比,一度满朝文武几乎都是“穆氏”的人。
郑穆公死后,他儿子郑灵公干了大半年就被杀掉了,灵公之死很蹊跷,竟是为了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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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指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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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四年经》: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p 0676)(07040003))
《宣四年传》: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p 0677)(07040201))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p 0678)(07040202))
我的粗译:
楚人献了一头鼋给郑灵公,当时子公(公子宋)和子家(公子归生)正要一起朝见灵公,子公的食指无缘无故地跳动起来,他就举起手给子家看,告诉子家说:“过去我要这样,就准能吃到新鲜东西。”
等他们进到国君的宫里以后,看到宰夫正在分割那头鼋,于是相视而笑。灵公问他们为啥笑,他们就把子公食指动的事告诉了灵公。可到后来请诸位大夫吃鼋的时候,灵公也召来了子公却不给他吃鼋。子公愤怒了,伸食指到盛着鼋的鼎里蘸汤汁尝了味,然后扬长而去。灵公也生气了,扬言要杀子公。
子公听说以后,就和子家商量要先下手杀了灵公。但子家不肯,说:“就是一头牲畜老了,要杀它还会心慌,更别说要杀我们的主上了。”结果子公竟反过来威胁说要告发子家谋反。子家害怕了,只好默许了子公的行动。这年夏天,他们弑杀了灵公。
《春秋经》上写“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就是因为子公没那么大的权力。贵族们都说:“虽然有仁慈之心,如果不能以武力制止恶行,就不能实现仁慈的目的。”《春秋经》里写到弑君之事时,凡是提君的,那就是君无道;凡是提臣的,那就是臣之罪了。
一些补充:
此时在郑国执政的是子家。子家是郑文公之子,应该是郑穆公的弟弟,也就是郑灵公的叔叔。我觉得子公也是郑文公之子,也就是和子家同属所谓“文氏”,与七穆所属的“穆氏”类似,也应是一个关系亲近,有一定归属感的集团。因此这个事件就有了灵公要扶植自己弟弟们(穆氏)参政,打压自己的叔叔们(文氏)、要让他们退出执政舞台的意味。
由于子家和子公同属“文氏”,而且子家此时是首席执政大臣,要弑杀灵公至少要动用“文氏”的力量,这要是没有子家的默许就无法实行,所以归罪于子家是非常合理的,这也就是《左传》作者说“权不足也”的原因。另外子公“反谮子家”能够威胁到子家,可能也说明子家的日常“政治”行为是非常不检点的。
“食指动(现在一般的用法是“食指大动”)”(shí zhǐ dà dòng)和“染指”(rǎn zhǐ)都是后来的成语。还有“相视而笑”(xiāng shì ér xiào),虽然没有太多的深意,但生动描写了特定的情景,后世经常袭用,应该也可以算作成语。
关于“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成十七年传》有一处非常类似的说法:
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p 0903)(0817100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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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四年传》:
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乃立襄公。((p 0679)(07040203))
襄公将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舍之,皆为大夫。((p 0677)(07040204))
我的粗译:
郑人要立郑穆公的庶子子良(去疾)为君,子良不干,他的理由是:“如果比较谁最贤,那我去疾不是最贤的;如果要看谁当国君最顺,那公子坚年纪最大。”于是立了公子坚为国君,就是后来的郑襄公。
郑襄公上台以后就要把“穆氏”全都驱逐到国外去,只留下子良(因子良让位,有道义上的影响),但子良坚决不同意,他说:“要是‘穆氏’都能留下来,那当然合我的意;要是‘穆氏’必须流亡,我也会跟着一起流亡,光留下我去疾算怎么回事?”郑襄公只好放下了这件事,让“穆氏”的公子都当了大夫。
一些补充:
注意,这里说“皆为大夫”,则“士子孔(公子志)”亦应为“大夫”,因此“士子孔”的“士”很可能是按照周天子那里的等级说的。
我觉得郑襄公要驱逐“穆氏”多半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是子家的意思,但由于子良的坚持,未能得逞。这是“穆氏”上位的重要节点,子良为“穆氏”立下了头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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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年传》:
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p 0709)(07101301))
我的粗译:
郑-子家去世,他死后,郑人追究幽公之乱的罪行,把他的棺材又挖出来,剖棺暴尸,并把他的家族全部赶到国外(据说还诛杀了子公)。同时为幽公改葬,并给了幽公一个新的谥号:灵。
一些补充:
这回“穆氏”翻身了,以子良为首,“穆氏”的公子相继进入执政集团,但在郑襄公时期,除了也许仍有“文氏”的公子公孙在执政集团之中外,还有石氏、皇氏、侯氏等一些家族可能也有人在卿位。
“幽”和“灵”都不是什么好的谥号,“幽”大体上是昏昧的意思,“灵”则虽有聪慧的意味,但也包含了任性而为的意思。前者估计是“文氏”的意思,而后者则反映了“穆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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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襄公在位十八年,这十八年可不好过。郑襄公庶出,嫡子郑灵公被杀,他才能做国君。但可能有两位他的兄弟在他为君时被杀:一位是公子曼满,他在子家执政时想要做卿,被子家杀了。另一位是公子鱼臣,他在“邲”之战期间被石制推出来要在楚国支持下做国君,被镇压了。当时正是晋、楚争霸激烈的时期,郑国夹在中间,倒向哪头都落不了好,例如: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宣十一年传》(p 0711)(07110101))(066)。
这是当时执政的子良决定不管是晋国还是楚国,只要大国打过来,马上就求和,宣公十一年春,楚庄王讨伐郑国,打到了“栎”(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7,北纬34.16,亦是郑国开国十邑之“歷”),郑国马上向楚国屈服。到这年夏天,楚国召集诸候在辰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4.6,北纬33.8,淮阳西六十里,今西华县城东北)举行盟会,确认陈国和郑国倒向楚国一方。
又例如:
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宣十一年传》(p 0716)(07110601))(066)。
这是郑襄公从楚国主持的盟会上逃了回来,又倒向了晋国。《系年》第十二章说得更清楚:“楚莊王立十又四年,王會諸侯于厲,鄭成公自厲逃歸,莊王遂加鄭亂(乱)。”但郑国虽然参加了辰陵之盟,却又向晋国表示要服从晋国。
就在郑襄公八年,全盛时期的楚庄王领兵包围了郑国:
《宣十二年传》: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p 0718)(07120101))(066)
我的粗译:
我们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包围了郑国,一直围了十七天。郑人占卜向楚人求和:不吉;再占卜在太庙(大宫)祭祖,然后把各种车辆都推到街巷的口上,准备拼死抵抗:吉;于是“国人”到太庙隆重祭祖,在城墙上的守卫者都哭了。见此情景,楚庄王把军队向后撤退,让郑人把城墙修好,然后楚军再前进重新包围郑国。包围了三个月之后,攻破了郑国。从皇门进入,到了逵路,这时郑襄公光着上身牵了一只羊出来迎接,对楚庄王请罪说:“孤没能遵奉上天的旨意,不肯服从主上。让主上生了气,亲自来到了敝邑,这是孤的罪孽,孤怎么敢不唯命是听呢?主上要把我们迁走,送到江南去,填充那里的海滨,我们也会服从;主上要把我们抓起来,送给诸侯,当他们的奴隶,我们也会服从。要是主上还念着我们过去的好处,愿意得到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的祝福,不毁灭他们的社稷,让我们改而侍奉主上,和主上手下的九县一样,那就是主上的恩惠,当然这也是孤的心愿,不过我们不敢指望主上肯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请主上考虑。”楚庄王的左右说:“不能答应他,占了一个国家就不能吐出来。”庄王说:“他们的主上能够低头伏小,就一定能信用其民,这样的人怎么能小看呢?”于是把部队后撤了三十里,准许与郑国达成和约。楚国的大夫潘尫入城与郑国人举行了盟誓,子良出城作了楚人的人质。
一些补充:
下面的郑城图来自曲英杰先生大作《史记都城考》的附图(曲英杰《史记都城考》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p 349)《三八 周代郑国及韩国都郑城》),根据曲先生书中的观点,加上我的臆测,我加画了可能的道路及一些地点的可能位置:紫色为城垣,黄色为道路,四个灰黄色的方块最上面的方块是逵市(大逵),中间左侧的方块是社稷,右侧方块是太庙(大宫),下面的方块是子大叔(游氏家族)的家。皇门在左方,皇门正对着的那条较粗的黄线就是逵路:
“逆”是迎接的意思,“肉袒牵羊以逆”是当时(以及后世)亡国的君主经常做出的表示投降的姿态,《史记宋微子世家》表述得更加详细:“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据说“肉袒牵羊”(ròu tǎn qiān yáng)也是成语,概括了这一组投降的姿态,但现在大概用的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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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就是“邲”之战(见http://www.talkcc.com/article/3695155,我从车战的角度对此战做了一些介绍),楚国打败了晋国,晋国要经过二十二年,在“鄢陵”之战后才翻过身来(此战我也做了些介绍,见http://www.talkcc.com/article/369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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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襄公时期,是“穆氏”的成长期,公子偃(子游),可能还有公子发(子国),也当上了卿,进入了执政集团。
郑襄公去世后,继位的悼公很快也去世了,接着继位的是悼公之弟成公,大约在郑成公二年,首席执政大臣子良去世,接替他的估计是属于“文氏”的公孙申(叔申),但公孙申权威不够,以致又产生了变乱:
子如立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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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九年经》:
晋人执郑伯。((p 0841)(08090008))
《成九年传》:
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p 0843)(08090401))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p 0844)(08090701))
我的粗译:
楚人送了很多礼物给郑国,在楚方的要求之下,郑成公与楚-公子成在“邓”会面。
这年秋天,郑成公又去了晋国,晋人追究其图谋倒向楚国,把他扣在了铜鞮。
一些补充:
此时郑国实际上是站在晋国一方的,所以楚国要送东西求郑成公会面,也因此,郑成公随后就被晋国扣了起来。
杨伯峻先生于《桓二年经》“蔡侯、郑伯会于邓”处注曰:“邓,蔡国地名,即昭十三年《传》“蔡-朝吴奉蔡公,召子干、子皙盟于邓”之邓。其地在蔡之北、郑之南,据《清一统志》,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三十五里,即漯河市东南十余里,有邓城,当即此地。又参江永《考实》。”((p 0084)(02020006))。邓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3,北纬33.53(召陵区邓襄寨),此邓距离郑都二百多里。附近还有著名的召陵。召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4,北纬33.61(召陵镇老寨);召陵会盟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3,北纬33.61(召陵镇李付吴村)。
杨先生在此处亦有注:“邓有二,一是蔡地,见桓二年《经注》;一是邓国,见桓七年《经注》。邓国于鲁庄公十六年为楚所灭,见庄六年《‘传》。此疑是楚国之邓。”不过我觉得这几年晋、楚正在郑、蔡之间争夺,上年“晋-栾书侵蔡,遂侵楚,获申骊。”(《成八年传》(p 0838)(08080201))(074)就是例证,因此这个“邓”更可能是召陵附近之“邓”。至于邓国之“邓”,离郑国非常远,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0,北纬32.09(襄樊邓城),此邓距离郑都当在六百里以上。
铜鞮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2,北纬32.60(沁县故县镇),此地有晋国的离宫,占地很广,所谓“铜鞮之宫数里”(《襄三十一年传》(p 1186)(093106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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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九年经》:
晋-栾书帅师伐郑。((p 0842)(08090009))
《成九年传》:
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p 0844)(08090801))
楚-子重侵陈以救郑。((p 0844)(08090802))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伪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p 0846)(08091201))
我的粗译:
晋国的栾书率军讨伐郑国,郑国派了伯蠲向晋方求和,竟被晋人杀掉了,这不符合“礼”。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也应该有使节在中间沟通交战双方。
楚国的子重则领兵进攻陈国,作为对郑国的救援。
同时郑国却派兵进攻许国,以此向晋国显示己方并没有因国君被扣押而乱了阵脚。这是公孙申(叔申)的主意,他说:“我们应当出兵包围许国,再放出风声要另立国君,同时不急着再派使节去晋国,这样晋国就会放了咱们国君。”
一些补充:
“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应该就是后来的成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liǎng guó jiāo bīng,bù zhǎn lái shǐ)在典籍中的最早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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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年经》:
十年春,卫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p 0847)(08100001))
《成十年传》:
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p 0848)(08100201))
我的粗译:
《春秋经》中提到的卫国子叔黑背率兵侵犯郑国,这是在贯彻晋国的要求。
一些补充:
这一段《左传》也是对上面那条《春秋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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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年经》: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p 0847)(08100003))
《成十年传》: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郑人杀繻,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鐘(钟),子然盟于脩泽,子驷为质。辛巳,郑伯归。((p 0848)(08100301))
郑伯讨立君者,戊申,杀叔申、叔禽。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p 0850)(08100501))
我的粗译:
郑国的公子班(子如)听说了公孙申(叔申)的想法,下一年三月,他就借机拥立郑襄公的儿子、郑成公的弟弟公子繻为郑国国君。到了夏四月,郑人杀了公子繻,改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公子班只好逃往许国。
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栾武子听说了此事,于是说:“郑人已经另立国君了,我们不过是扣着一个普通人,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再去进攻郑国,以归还国君为条件,要求他们向我们服软。”这时晋景公得了重病,五月,晋国立了大子州蒲为国君(就是后来的晋厉公),代替晋景公出征,会合诸侯讨伐郑国。郑国派出子罕把襄鐘献给晋国,又派子然与晋人在脩泽盟誓,再由子驷前往晋国为质,这样,到辛巳那天,晋人终于把郑成公放了回来。
郑成公追究另立国君的事,在戊申那天,杀掉了叔申和他弟弟叔禽。贵族们都说:“‘忠’这么好的品行,也得看是对谁,要是品行不那么好的,那就更不会有好结果了。”
一些补充:
公子班恐亦为襄公之子,所谓“襄氏”也。“襄氏”的公子们比“穆氏”的公子们小一辈,是“穆氏”公子们的侄子。
子罕、子然和子驷都属于“穆氏”,此次“穆氏”立了大功,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
关于“襄鐘”,杨伯峻先生注曰:“襄鐘,郑襄公庙之鐘。”从这里可以看出“穆氏”(叔叔们)没有把“襄氏”(侄子们)放在眼里。
杨伯峻先生认为辛巳是五月十一日,从辛巳到戊申共二十八天,则已进入六月,杨先生认为戊申是六月八日:
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
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
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脩泽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北纬35.0(原阳县西南),在郑都北面将近二百里。
郑成公杀公孙申(叔申)语焉不详,我觉得此时公孙申应是首席执政大臣,所以才能够把罪名安到他头上。公孙申看着很冤枉,其实说他另立国君不过是借口而已,其实就是在觊觎他的位子。可惜成公本事不够大,看得不够清楚,结果白白替“穆氏”扫除了障碍,后来连自己的儿子也被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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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三年传》:
六月丁卯夜,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駹、孙叔、孙知。((p 0866)(08130401))
我的粗译:
六月丁卯那天晚上,郑-公子班率领叛军从“訾”开进来,试图攻入大宫,没成功,但杀了子印和子羽,然后把部队开到逵市驻扎。到己巳这天,子驷率领国人在大宫盟誓,随后开往公子班叛军所在的逵市,纵火进击,烧杀了所有叛军,也杀掉了公子班和他弟弟子駹以及公子班的儿子孙叔和侄子孙知。
一些补充:
从戊申到丁卯(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共二十天。则丁卯应为六月二十七日,而从丁卯到己巳只隔了戊辰一天,故己巳应为二十九日。
子印和子羽都是“穆氏”的公子,子驷也是,公子班他们则应属于“襄氏”。所以这里有“穆氏”和“襄氏”对决的意味,也是“穆氏”历史上的重要节点。而此次子驷挺身而出,为“穆氏”立下了大功,也为以后“驷”家争得了地位。
訾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1,北纬34.70(巩义訾店),在郑都西北方向,距离应大于二百里。
《襄二年经》:
六月庚辰,郑伯-睔卒。((p 0919)(09020004))
一些补充:
郑伯-睔就是郑成公,他死于公子班之乱后七年。郑成公当国君当了十四年,继位刚三年就被晋国扣押了大半年,又因“改立君”与“文氏”和“襄氏”翻脸,因此在国内没有根基,只好依靠“穆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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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死后,“穆氏”的势力更加强大,郑僖公想要乍翅,竟被“穆氏”的公子公孙们杀了,扶上来个不到六岁的郑简公。以后,“穆氏”的公子公孙们借机又杀了一批“成氏”的公子公孙,从此“穆氏”垄断了所有的卿位,郑国的国君也就成了傀儡:
子驷背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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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年传》: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p 0921)(09020501))
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官命未改。”((p 0922)(09020502))
我的粗译:
当郑成公病重时,子驷向他请示,想要倒向晋国以减轻郑国受到的压力,但成公告诉他:“楚君为了我们,连眼睛都挨了一箭,受到这种大恩的不是别人,正是寡人。要是背叛楚国,那就是忘恩负义,谁还敢支持我们?你们几个一定要胡闹,别扯上我!”
秋七月庚辰这天,郑成公去世。当时子罕是首席执政大臣,但由子驷实际执政,由子国担任司马。晋国军队来攻打郑国,各位大夫都想投向晋国,子驷不同意,说:“官命未改”。
一些补充:
楚君是指楚共王,他在四年前的鄢陵之战中被晋国的吕锜射中眼睛受伤。鄢陵之战是晋国讨伐郑国,楚国来救援,晋、楚两国大军在鄢陵相遇会战。此战虽然楚共王受了伤,但楚军实力还在,但却被晋方的情报战吓住了,连夜撤退。关于鄢陵之战我写过一个帖子,如有兴趣可见:http://www.talkcc.com/article/3696799。
郑伯-睔即郑成公,睔是成公的名。“官命”是指郑成公的决定,我记得到了后来宋朝的时候,也曾以“官家”代指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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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七年传》:
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诸侯。简公生五年,奉而立之。((p 0953)(09070901))
我的粗译:
当初郑僖公还是大子的时候,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一起前往晋国,却不尊敬子罕;他又曾和子丰一起前往楚国,也不尊敬子丰;等他即位以后的头一年,前往晋国朝见,子丰就想向晋国告状把他废了,被子罕制止了。到这次将要和各家诸侯在“鄬”会盟,决定由子驷担任郑僖公的主要辅佐,他又对子驷不尊敬。郑僖公的侍者劝谏郑僖公,竟被他杀掉了。于是等到了“鄬”,子驷就指使贼人趁夜晚弑杀了郑僖公,然后报告各家诸侯说郑僖公得了急病去世了。此时郑僖公的儿子郑简公出生才五个年头,就由各家大夫拥立为郑国的君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子罕、子丰(以及子驷)皆郑穆公子,较僖公长二辈。”
鄬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北纬33.8(鲁山县境)。
《襄八年经》:
夏,葬郑僖公。((p 0954)(09080002))
《襄八年传》:
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p 0955)(09080201))
我的粗译:
下一年,郑国的一群公子因为子驷弑杀了僖公想要谋害子驷,结果被子驷抢了先。这年夏四月庚辰,子驷以其他罪名为借口杀掉了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这四位公子,两位公孙孙击、孙恶逃往卫国。
一些补充:
我怀疑这些公子都是僖公的弟弟,所谓“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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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八年传》:
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p 0956)(09080301))
我的粗译:
这年四月庚寅这天,郑国的子国和子耳领兵进攻蔡国,俘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郑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很担心,他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要是楚人来问罪,能不顺从他们吗?顺从了以后,晋师必至。晋、楚两国轮番进攻郑国,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他爸爸子国生气的斥责他说:“你懂什么?国家的重大决定,有正卿管,你小孩子说这些,是要被抓起来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童子谓未成人者,《诗卫风芄兰》“童子佩觿”是也。(父称子可曰童子。)子产死于鲁昭二十年,距此四十四年,此时年少(或尚未成人)。”
关于称童子,《左传》中还有两例如下:
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匄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成十六年传》(p 0883)(08160505))(079)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过诸廷,闻其叹,而言曰:“乌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杀之!不慼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害。”王曰:“童子何知!”(《襄三十年传》(p 1173)(0930060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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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八年传》:
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p 0957)(09080701))
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蟜(jiǎo)、子展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sì)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民急矣,姑从楚,以纾(shū)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gōng)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犠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pí)病,不亦可乎?”((p 0957)(09080702))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楚国的子囊带兵攻入郑国,这是因郑国进攻蔡国而向郑国问罪。
子驷、子国、子耳主张顺从楚国,子孔、子蟜、子展却主张追随晋国。子驷于是宣称:“《周诗》里边有这么一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决定事情要是找好几家一起商量,‘民’之中也就会出现各种意见,事情就不容易办成。现在‘民’的状态很糟,我们还是先顺从楚国,缓解‘民’的负担。等晋师来了,我们再倒向晋国。甭管谁来,我们都恭恭敬敬,献上礼品,这是我们小国的搞法。我们在两个方向的边境上都准备好吃的用的,强者来了就接着,也能保护‘民’。这样外来的军队不会到处抢掠,‘民’也不会过于紧张疲劳,不是很好吗?”
一些补充:
此时子囊是楚国的令尹。
子驷所引用的诗句不在今天的《诗经》之中,不过却反映了当时人所见到的黄河也极难有清的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两句诗也常被后人引用。
《襄八年传》: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会之信,今将背之,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不如待晋。晋君方明,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必不弃郑。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p 0957)(09080703))
子驷曰:“《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请从楚,騑(fēi)也受其咎。”((p 0958)(09080704))
我的粗译:
子展提出不同意见:“小国服事大国,最重要的就是‘信’,小国要是没有‘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次盟会积攒的‘信’,这下要都丢了,就算楚国来救我们,还能有多大用呢?亲近我们的没得到好结果,必然会想法子打击我们,这怎么行呢?不如坚决追随晋国。晋国新立了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们四军的配置都很完备,八位卿也很团结,一定会来救援我们。至于楚师,他们离根据地很远,粮食也快吃完了,只能赶快撤走,我们有啥好担心的?而且‘舍之’听人说过:‘杖莫如信。’我们坚决防守,疲弊楚国的军队,坚持守‘信’,等待晋国的救援,难道不行吗?”
子驷回答说:“《诗》里边已经说了:‘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咱们还是顺从楚国,要有什么灾祸我‘騑’来承担。”
一些补充:
这一段中子驷所引用的诗句见于《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小旻三章》。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孔,甚也。集,成就也。”“满朝发言,谁敢受过?”“此二句意谓如同彼人且走且商于路人,故无所得。”根据杨伯峻先生的注,诗句大意为:出主意的人太多,事情才办不成。满院子的人吵吵嚷嚷,谁敢承担责任?就像和路人商量事,怎会想出好办法。
“杖莫如信”在当时似乎也有成语的味道,杨伯峻先生注此曰:“能仗恃者莫如守信。”
“舍之”是子展自称名。“騑”是子驷自称名。
《襄八年传》: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骈(pián)告于晋,曰:“君命敝邑:‘修尔车赋,儆(jǐng)而师徒,以讨乱略。’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获司马燮(xiè),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敝邑之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以相救也。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p 0958)(09080705))
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谁敢违君?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唯君图之!”((p 0959)(09080706))
我的粗译:
于是郑国向楚国求和。并派王子伯骈通报晋国说:“主上命令敝邑:‘整修好兵车军备,让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出动讨伐作乱的人。’那时蔡人不肯服从主上,敝邑之人不敢贪图安逸,马上出动所有力量,讨伐了蔡国,俘获了司马燮,在邢丘献给了主上。可是楚国却来向敝邑问罪,说:‘你们为什么对蔡国用武?’他们还放火烧我们的外围村邑,毁坏我们的城墙。让敝邑的民众,夫妇男女都不得安生,忙于救援防守。尤其是那些陷落于楚国军队的,都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而那些死掉的‘民’,不是我们的父兄,就是我们的子弟,我们的‘民’忧虑悲伤,不知有谁能保护他们。这些‘民’看不到出路,只好向楚国求和,接受与他们的盟誓。孤与我手下的执政大臣也不能反对,只好向主上报告。”
晋国执政的知武子指派行人子员回复说:“主上听从了楚国的命令,也不派一位行李来通知寡君,就这么和楚国相安无事了。主上既想这么办,谁能反对呢?寡君将帅诸侯和主上在贵方城下会面,主上自己琢磨琢磨吧!”
一些补充:
上面那段话虽然出于王子伯骈之口,但其实是以五岁的郑简公的名义说的。
据杨伯峻先生,“邢丘即今河南省-温县东二十里之平皋故城”(《宣六年传注》(p 0688)(07060301)),当时属于晋国。邢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3.18,北纬34.96(北平皋村邢丘故城遗址,巫臣邑)。“温”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5,北纬34.91(温县招贤镇)
“不遑启处”(bù huáng qǐ chù)是一句“诗”,在后世也有成语的意味,今天的《诗经》中有两处有“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的句子,分别是《小雅鹿鸣之什四牡二章》和《小雅鹿鸣之什采薇三章》。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遑,閒暇。小跪曰启,古人坐即席地而跪。句意为无閒暇坐而互相救助。表示急迫。”
“行人”是当时的官职,负责“外交”事务,“行李”与“行人”类似。
此处“寡君将帅诸侯”中的“帅”是率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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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驷背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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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九年传》:
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罃、士匄门于鄟门,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滕人、薛人从栾黡、士鲂门于北门。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甲戌,师于氾,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p 0967)(09090501))
我的粗译:
下年冬十月,晋国带领各家诸侯来讨伐郑国,庚午这天,晋国的中军将、佐——荀罃、士匄带领鲁国的季武子、齐-崔杼和宋-皇郧攻打郑国的鄟门,晋国的上军将、佐——荀偃、韩起带领卫-北宫括、曹人和邾人攻打郑国的师之梁门,晋国的下军将、佐——栾黡、士鲂带领滕人和薛人攻打郑国的北门,晋国的新军将、佐——赵武、魏绛带领杞人和郳人砍伐郑国城外道路上的栗树。甲戌这天,各家诸侯的军队驻扎在“氾”,晋国指挥部传下命令:“整修武器装备,准备军用干粮,把军队中的老年人和少年人都送回国,把有病的人都送往虎牢,赦免所有犯了小错的人,进军包围郑国。”
一些补充:
下图来自曲英杰先生大作《史记都城考》的附图(曲英杰《史记都城考》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p 349)《三八 周代郑国及韩国都郑城》),我加画了些东西,从此图中可见,上面提到的三个城门都在城的东北:
关于“氾”,杨伯峻先生注曰:“氾音凡,即东氾水,见僖三十年《传》。今河南-中牟县西南。”“氾”推测位置为:东经114.0,北纬34.7(自此东流),如此,则距郑都八十里左右。虎牢推测位置为:东经113.20,北纬34.85(汜水镇虎牢关村),此“居疾于虎牢”的虎牢恐怕不是郑的重镇北制,而是前几年晋方在北制附近所筑的军事城堡。
《襄九年传》:
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p 0968)(09090502))
我的粗译:
郑人害怕了,向晋人求和,中行献子(上军将荀偃)建议说:“先把郑国围起来,等着楚人来援救,好好和他们打一仗。要不然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但知武子(中军帅荀罃)说:“答应郑人的请求,和他们达成盟誓,我们撤军,以此来疲弊楚人。然后我们把四军分为三部分,再加上各家诸侯的精锐,轮番对付来犯的楚人。这样我方消耗很小,楚方一定受不了。这么干比真开战好。付出重大牺牲以求达到目的,不是好办法,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必须完成的任务。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当时追随晋国的各家诸侯也不愿意开战,于是晋方允准了郑方的求和。十一月己亥,在“戏”举行盟誓,完成郑国降服的程序。
一些补充:
这里的荀偃和荀罃虽然都有同一个“氏”:“荀”。但他们自身的家族都已经分别得到了新的“氏”:“中行”和“知”。当时的人在称呼这两家的直系后裔时,既可以称他们原来共同的“氏”:“荀”。也可以称他们各自的新“氏”:“中行”和“知”。这也是“氏”与今天“姓氏”的重要区别之一。
杨伯峻先生注《成十七年传》“自戏童至于曲洧”曰:“戏童即襄九年之戏,在今河南-巩县东南、登封县-嵩山东北。”(p 0897)(08170201)。戏推测位置为:东经113.1,北纬34.7(五指岭北),在郑都所临的洧水的源头附近,距离郑都应该有一百多里,可见下面的地图。
《襄九年传》: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蠆、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彊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p 0968)(09090503))
我的粗译:
盟誓之前,郑国的六卿——公子騑(子驷)、公子发(子国)、公子嘉(子孔)、公孙辄(子耳)、公孙蠆(子蟜)、公孙舍之(子展)——及其大夫、还有各大家族的继承人都跟随郑伯(五岁的郑简公)来到盟誓现场。晋国的大夫士庄子宣读盟辞:“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正在此时,郑国的公子騑快步走到前边,又宣读了郑方另拟的盟辞:“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彊(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这段盟辞的重点是:只有按“礼”行事且本身强大、从而能够保护郑国的“民”的国家,郑国才会服从。晋国的上军将荀偃要求郑方:“改载书。”但郑国的公孙舍之拒绝说:“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他说的大概意思是我们已经把大神请下来,又在这些大神面前发了誓,要是这样还能不算,那我们以后也能背叛你们这个大国。这时晋国的中军元帅知武子对荀偃(献子)说:“现在我们对各家诸侯施加的恩惠还不够多,只靠武力强迫他们和我们盟誓,怎么能符合‘礼’呢?不按‘礼’行事,怎么能主持盟会呢?我们先这么完成盟誓,然后撤回国去,对各家诸侯广施恩惠,也休养整顿我们的军队,最终一定会征服郑国,何必非得现在就让他们屈服呢?要是我们不能多施恩惠,晋国的‘民’也会离心离德,何况郑国?要是我们同心同德,更远方的人也会来投奔我们,何止郑人?”于是完成盟誓,晋国军队撤回了国内。
一些补充:
唯命是听(wéi mìng shì tīng)是后世的成语,更是当时的常语,在《左传》中曾以多种略有差异的形式出现。
“载书”即书写了盟辞的材料,盟誓完成后埋藏于盟誓地点的地下,同时盟誓诸方还会各自保存副本,一般用红色书写,或称“丹书”。埋藏地下的“载书”已有出土,如“侯马盟书”:
《襄九年传》:
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p 0969)(09090601))
我的粗译:
晋人上次未能得志,又纠集了诸侯再次讨伐郑国,这年十二月癸亥这天,攻打了郑国的三座城门。随后,闰月戊寅这天,晋国与各家诸侯的军队从阴阪渡过洧水,在郑国的地盘上扫荡一番,又在阴口驻扎两天,然后撤走了。子孔提出:“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说:“不可。”
一些补充:
闰月在十二月后,当时置闰往往放在最后一月。
“师老”是当时的常见说法,意为军队在外时间已经很长。当时的军队并非职业军队,在外时间长了以后往往会士气低落。
晋国这是在实行上面知武子所说的侵扰郑国、疲弊楚军的策略。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阴阪为洧水济渡口,《水经洧水注》谓“俗谓是济为参辰口”。当在今新郑县西而稍北,与超化镇相近。”“阴口当在阴阪北,阴阪对岸处。《水经洧水注》所谓“口者,水口也”。”阴阪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2,北纬34.45(超化镇)。阴口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1,北纬34.47(超化镇北)。如此,则在郑都上游三十里左右。
下面是干支日期排序,我用红色标出了从前面冬十月庚午开始《左传》中提到的日期: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
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
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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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九年传》: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彊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罢戎入盟,同盟于中分。((p 0971)(09090801))
我的粗译:
楚共王亲自出动讨伐郑国,子驷决定向楚人求和,但子孔和子蟜说:“我们刚刚和另一个大国盟誓,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但子驷和子展说:“我们在盟誓时本来就说要‘唯彊(强)是从’,现在楚师至,晋国又不来救援我们,那就是楚国强了。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何况受人胁迫的盟约本来就没有效力,神也不会莅临。神只会为有诚信的人莅临,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所以神才会莅临。明神不会保障胁迫之下的盟誓,我们背叛这个盟誓也不要紧。”于是郑国又和楚国达成盟约。楚国派公子罢戎进入郑国参加盟会,在城内“中分”那里举行了盟誓。
一些补充:
楚军果然上当了,郑国的行为也在晋方计算之中。
杨伯峻先生有注曰:“盟法,先凿地为坎(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对,容器)盛之。读盟约(古谓之载书,亦省称载或书)以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牲上埋之,副本则与盟者各持归藏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有《侯马东周盟誓遗址》一文,可参阅。”(《隐元年经注》(p 0007)(01010002))。杨先生在此处又注曰:“与晋同盟必喢(歃)血,口血未干言其不久。”
口血未干(kǒu xuě wèi gān)也是现在的成语。
杨伯峻先生引杜《注》:“中分,郑城中里名。”
《襄十年经》:
楚-公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宋。((p 0973)(09100004))
《襄十年传》:
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毋。庚午,围宋,门于桐门。((p 0978)(09100301))
我的粗译:
下年六月,楚国的子囊和郑国的子耳一起领兵讨伐宋国,把部队开到了訾毋,庚午这天,包围了宋国,攻打桐门。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訾毋,宋地,当在今河南-鹿邑县南。”訾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4.01(鹿邑马铺北)。
《襄十年传》:
卫侯救宋,师于襄牛。郑-子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得罪于晋,又得罪于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于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p 0978)(09100501))
我的粗译:
卫献公亲自领兵救援宋国,部队已开到襄牛,郑国的子展建议:“我们必须讨伐卫国,要不然,就不能显示我们和楚国是一头的。我们已经得罪了晋国,要再得罪楚国,国家还能怎么办呢?”子驷告诉他说:“国病矣!”意思是国家的负担已经很重,受不了了。但子展说:“得罪于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于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所以郑国派皇耳领兵侵犯卫国,以履行楚国的要求。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僖二十八年传》注曰:“襄牛,卫地。……据江永《考实》谓襄牛当在今山东省-范县境,卫之东鄙。《”((p 0451)(05280101))。襄牛推测位置为:东经115.4,北纬35.7(范县西南)。
现在有成语“不以为然”(bù yǐ wéi rán),应该与这里的“皆以为然”有些渊源,不过这个成语可以说没有什么深意,“然”在此意为“是;对。表示同意对方。”(《汉语大字典》),“皆以为然”、“不以为然”、“以为然”只是在当时的语言习惯下表示赞同或不赞同的常用语句。不过到了现在,“不以为然”似乎有变为表示“不觉得很严重”的趋势,这也是积非成是的一个例子吧。
《襄十年传》:
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p 0978)(09100502))
我的粗译:
(郑军撤退,)卫国的首席执政大臣孙文子占卜是不是要追击郑军,占卜完成以后,占卜者把卜兆献给卫献公的母亲定姜看,这位姜氏问占卜者得到的繇辞是什么?占卜者回答:“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于是姜氏告诉孙文子说:“征者丧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图之!”意思是出征一方会损失厉害的人,对防守一方有利,让孙文子考虑怎么办。卫人最终决定派兵追击,卫国的孙蒯(孙文子的儿子)在犬丘杀死了郑方主将皇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襄元年传》注曰:“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西北三十里。”((p 0918)(09010301))。犬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5.53(鄄城东南十里)。
郑国-皇家的家长也曾经是卿,但自此以后皇家就再无人在《左传》中出现过了。
《襄十年传》: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侵我西鄙。还,围萧。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p 0979)(09100601))
孟献子曰:“郑其有災乎!师竞已甚。周犹不堪竞,况郑乎!有災,其执政之三士乎!”((p 0979(09100602))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楚国的子囊和郑国的子耳又领兵侵犯了我国西部。回师的时候,又包围了“萧”,到八月丙寅这天,攻下了“萧”。九月,子耳又领兵侵犯宋国的北部。
孟献子指出:“郑国恐怕会有灾祸了,其军队出动得太频繁了。这么干‘周’都受不了,更何况‘郑’!要是有灾祸,恐怕或落在其执政之三士头上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庄十二年传》注曰:“萧叔-大心者,萧本宋邑,叔则其人之行第,大心其名。因叔-大心此次讨南宫万有功,故宋封以萧使为附庸,萧即今安徽-萧县。二十三年《经》书“萧叔朝公”是也。”((p 0191)(03120102))。杨先生还于《宣十二年经》注曰:“此年楚子灭萧,襄十年《传》楚围萧,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萧以叛”,则此后复为宋邑。至战国时仍为楚邑。”(p 0717)(07120005))。杨先生又在此注曰:“萧,宋邑,今安徽-萧县北而稍西十五里。”
萧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4.22(萧县北郭庄乡欧村北)。可见下面的地图。
从上面子囊和子耳庚午攻打桐门到此次子囊和子耳丙寅攻下“萧”共五十七天,中间还进犯了鲁国,其间行军距离当在六百里以上(“萧”在下面地图的右下角,“鲁”在下面地图的右上角),在此前后也还都有百里以上的行军: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
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
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
《襄十年经》: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p 0973)(09100007))
《襄十年传》:
诸侯伐郑。齐-使大子光先至于师,故长于滕。己酉,师于牛首。((p 0979)(09100801))。
我的粗译:
诸侯伐郑。齐国首席执政大臣崔杼让齐军统帅大子光提前到达会师地点,因此其排位就高过了滕国。到己酉这天,各国军队进到了牛首。
一些补充:
上段的丙寅到这段的己酉共四十四天: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牛首,郑地,在今河南-通许县稍北,余详桓十四年《传注》。”而杨先生《桓十四年传注》则曰:“牛首,郑郊。今河南省废陈留县治(今陈留镇)西南十一里牛首乡有牛首城,亦即在今通许县稍东北。”((p 0140)(02140401))。牛首推测位置为:东经114.45,北纬34.57(通许、陈留之间)。
下面是郑周围的地图,截自《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的春秋时的郑宋卫地图,原图中叠印了浅棕色的现代地图:
以上就是西宫之乱的背景,因为“穆氏”垄断了所有的卿位,那些被打压的老牌“氏”族不服气,暗中勾结了“成氏”的残余势力以及“穆氏”中的子孔一族,终于借机发难:
子驷背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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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宫之乱,《史记郑世家》写得很简略,而且与《左传》的叙述不尽相同,如下: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
《左传》中关于西宫之乱的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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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经》:
冬,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p 0973)(09100008))
《襄十年传》: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禦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p 0979)(09100901))
我的粗译:
当初,子驷和尉止曾经发生争执,于是在抵御各国诸侯来犯将出征时,子驷削减了提供给尉止率领的兵车。战斗中,尉止有了俘获,子驷又和尉止争。战后,子驷指责尉止说:“尔车非礼也。”意思是你手下的兵车数不合规矩,并以此为借口不让尉止参加在太庙献俘庆功的典礼。当初,在子驷主持整治土地排灌系统的工程中,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这几家的田地都减少了。于是这五家纠集了一些不得志的人借助当初被子驷等所杀的几位公子的下属发动了叛乱。
一些补充:
由“不逞之人”产生了后来的成语“不逞之徒”(bù chěng zhī tú)。
“黜”可以是贬降,也可以是减损,我考虑还是选择减损。兵车可以是公家发放的,也可以是自家准备的,我觉得减损的是公家发放的兵车,说“非礼”则是指自家自备的兵车数。兵车本身我想不应有太多的装饰,所以恐怕不是指过于豪华。但也没有肯定的证据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指尉止准备参加献俘式的车过于豪华了。
“为田洫”我考虑还是一般的土地整治,“洫”应该是指排灌沟渠,后来二十年后子产上来时也曾经“作封洫”:“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襄三十年传》(p 1181)(09301303))(111)。这一段里的“封”则是田地周围的围护土埂(有的是树篱,但围护之意同),当时的田地都是有围护的,这是周人的发明,所以我觉得周人的“周”字就是强调四周围护的“田”字:
“周”字的金文或作田加口,不过我觉得恐怕并非田加口,而是田加囗。囗即围,因此这样的周是会意字,其本义即对田地加以周护、围护之意。下面是“周”字(右栏)和“田”字(左栏)的甲骨文与金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四五、页五二一:
无论“封”还是“洫”,都需要定期整修,否则就会逐渐荒废,失去作用,而在当时,“封”和“洫”应该是可以互称的,所以我觉得子驷的“为田洫”应该也包括了整修“封”。“封”本身就是田界,“洫”也可能影响到田界,动田界就是动了那些人的命根子,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关于田界,《左传》中还有一处与之有关,就是《僖十五年传》“晋于是乎作爰田”以及“晋于是乎作州兵”((p 0360)(05150408))(037),“作爰田”和“作州兵”二者是相联系的。所谓“爰田”就是轮作之田,我意在这段《左传》中“作爰田”只是借口,其实就是允许各采邑的所有者(国人)以开垦“爰田”的名义自行开荒,而且因为开的只是轮作之田,也不会增加他们的上交量。这样自然就惠及了所有的“国人”——即各家的家长,也才谈得上是“以君命赏”。在各采邑自行开辟田地的基础上,我理解“作州兵”就是各采邑自办军队,取消身份限制,也自行置办武器。这是晋国三分的开端。
但尽管晋国这么做是八十二年前的事,可郑国这么做还要等到二十年后,子产使“庐井有伍”与“作州兵”可能有点接近,应该也是取消身份限制,扩充军队。与此类似的恐怕还有鲁国的“以田赋”(《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124、135):既然以田地的多少确定军队的规模,自然就不再受身份的限制,这是在子产使“庐井有伍”以后六十年。但郑国的“庐井”可能包括了国君的“庐井”,而晋国的“州”也许只是各采邑的“州”。
另外,晋国地处边荒,有“狄之广莫”可以“启土”(《庄二十八年传》(p 0238)(03280201))(036);郑国地处王畿,开垦的早,田地之间已经互相挨上了,所以整治一次“封洫”就会闹得鸡飞狗跳。也因此,晋国“作州兵”当时就皆大欢喜,子产使“庐井有伍”则要等几年以后才能得到理解。以后秦国因为地方更加广大,我想,实行类似的改革时恐怕也就不必向各大家族作这种让步了。
当一块块田地已经挨在一起以后,“封”就逐渐失去了其必要性,所以到了战国时期,有“开阡陌”的说法,往往和“任地力”连在一起说,我理解就是指把田地周围的“封”打开,让一块块田地中的小路和田埂连起来,同时就扩大了有效的土地面积。
总之,子驷此时的“为田洫”恐只是单纯的土地整治工程而已,二十年后子产的“取我田畴(chóu)而伍之”倒可能与制度的变化有关,当然,子驷趁机整人占便宜很可能是有的。
《襄十年传》:
於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p 0980)(09100902))
我的粗译:
当时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这年冬十月戊辰这天,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叛贼入宫,趁早晨在西宫之朝攻击那些执政大臣,杀掉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了郑简公进入北宫。子孔事先知道叛乱的事,所以没事。参加叛乱的人没有大夫,所以《春秋经》只称他们为“盗”。
一些补充:
据《左传》所见,“侯”家的家长,“堵”家的家长,都曾经担任过郑国的卿,但此事过后这两家就再未出现在《左传》中。
这里说“无大夫”,其中“大夫”意为“卿”,本来《左传》中就有“唯卿为大夫”的表述(《襄十七年传》(p 1033)(09170701))(102),而就在下面,则有“大夫、诸司、门子”的表述,杨伯峻先生就此注曰:“大夫谓诸卿,诸司谓各主管部门,门子谓卿之適(嫡)子。”两处之“大夫”应意义相同,都意为“卿”。《襄十四年传》中师旷有言:“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yǔ)皆有亲暱(nì),以相辅佐也。”((p 1016)(09140601)),只有卿才是国君的辅佐,所以《春秋经》里只会提到卿的名字,其他的人不值一提,就只说“盗”了。
《襄十年传》: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shèng),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p 0980)(09100903))
我的粗译:
子西听说有人作乱,没有通报自己的家族就自行冲出家门,收殓了自家人的尸首,然后追杀那些叛乱的人。但那些叛乱的人躲进了北宫,他只好再回家,向家中的手下发放武器装备,准备进一步的攻打。可此时家中的奴隶已经逃走了很多,器物也丢了很多。但子产听说有人作乱之后,就没有马上跑出去,而是先让人守住大门,把家中的人召集起来,分派了各人的职司,关闭了仓库账房,加强了财产保管的措施,完善了对自家的守备,然后才带人排列好队形出动。子产家共出动了兵车十七乘,先收殓了自家人的尸首,再攻打北宫中的叛乱分子,子蟜也领了“国人”来助战,杀掉了尉止和子师仆,其他叛乱分子也被杀死,只有侯晋逃往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往宋国。
一些补充:
子西是子驷的儿子,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蟜是子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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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传》: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p 0981)(09100904))
我的粗译:
于是轮到子孔当国,他按例聚集“国人”举行了盟誓,但盟誓的盟辞却有各守其位、只要遵循法令别的都不必参与的内容,各位卿、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氏”族的继承人对这些内容都很不满,想要诛杀子孔,被子产劝止了。子产还劝子孔烧掉记载这次盟誓盟辞的载书,但子孔不同意,说:“我拟制这些载书是为了安定国家,大家一不高兴就把这些载书烧掉,那就成了大家一起执政,那国家还能好吗?”子产告诉他:“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带着这样的两个‘难’来安定国家,很容易出乱子。不如焚书以安众,你可以遂愿继续执政,‘国人’也安心了,不是很好吗?一门心思只想满足自己的意志不会成事,侵犯了大家的利益必定会产生祸乱,您一定要把这些载书烧掉。”于是在烧掉了这些载书之后,“国人”安定了下来。
一些补充:
众怒难犯(zhòng nù nán fàn)这个成语即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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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国际关系来看,大国有适于大国的外交策略,小国有适于小国的外交策略,二者不能混淆,用错了就会出问题。当年春秋时期也有类似的形势:郑国是小国,又夹在晋、楚两大霸主国中间,所以他们一直在探讨怎样应对大国的需索,下面就是彻底掌权后的“穆氏”在探讨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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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驷背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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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经》:
戍郑-虎牢。((p 0974)(09100009))
《襄十年传》:
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鲂、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郑及晋平。((p 0981)(09101001))
我的粗译:
诸侯之师在虎牢筑城并派人驻守,晋师筑了梧和制两个城,由士鲂和魏绛驻守。《春秋经》上写“戍郑-虎牢”,意思是这些城虽然在晋国手上,但后来还是归还给了郑国。“戍郑-虎牢”之后,郑国即向晋国求和了。
一些补充:
虎牢是郑国西北的重镇,位于黄河以南、嵩山以北的交通要道上,推测位置为:东经113.20,北纬34.85(汜水镇虎牢关村)。可见上面的地图以及下面的地形图。虎牢当时在郑国人手中,与晋国的地盘隔河相望,诸侯之师所筑的并非郑国原来的虎牢城,而是在虎牢城周围新筑小城(包括梧和制),派兵驻守,以此威胁郑人,促使其倒向晋国。
这种在虎牢周围筑城并派兵驻守对付郑国的办法晋国已经用过一次,是八年前由鲁国的孟献子提出的,晋国主帅知武子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城虎牢。郑人乃成。”(《襄二年传》:(p 0922)(09020503)、(p 0923)(09020701))(083),就是说那次城一筑好,郑人马上就屈服了。此时晋国主帅仍是知武子,自然还会用这个法子。
下面是天地图网站虎牢关及其周围地形图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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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经》:
楚-公子贞帅师救郑。((p 0974)(09100010))
《襄十年传》:
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栾黡曰:“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师遂进。己亥,与楚师夹颍而军。((p 0982)(09101101))
我的粗译:
楚国的令尹子囊带兵来救援郑国。这年十一月,诸侯之师绕过郑国南下,到达了阳陵。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他说:“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但他的下属栾黡不同意,说:“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于是大军就前进了,到己亥这天,与楚师夹颍而军。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阳陵,郑地,在今许昌市西北。”阳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北纬34.1(许昌西北)。可见上面地图的下方。此地西面二三十里就是颍水,颍水西面是当时楚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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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传》:
子蟜曰:“诸侯既有成行,必不战矣。从之将退,不从亦退。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不如从楚,亦以退之。”宵涉颍,与楚人盟。栾黡欲伐郑师,荀罃不可,曰:“我实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郑,郑何罪?不如致怨焉而还。今伐其师,楚必救之。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还也。”丁未,诸侯之师还,侵郑北鄙而归。楚人亦还。((p 0982)(09101102))
《襄十年经》:
公至自伐郑。((p 0974)(09100011))
我的粗译:
郑国的子蟜说:“诸侯军队既已进入行军状态,肯定不会再开战。我们屈服了他们会撤退,但我们不屈服他们也会撤退。等他们退了,楚军必将包围我们。既然他们反正会撤退,不如我们向楚国屈服,换来楚国退兵。”于是趁夜晚偷渡颍水与楚人盟誓,向楚国屈服。晋方知道了此事,栾黡想要攻打同来的郑师,但主帅知武子(荀罃)不同意,说:“是我们自己不能打败楚军,又不能保护郑国,郑国有什么罪过?不如我们把这个麻烦甩给楚国。要是我们攻打郑师,楚军必定会支援他们。要是打不赢,就会成为诸侯的笑柄。既然不一定能打赢,不如还也。”到丁未这天,诸侯之师撤军,侵扰了郑国北面的乡野然后回国了。楚人亦还。
一些补充:
从“与楚师夹颍而军”的己亥那天,到“诸侯之师还”的丁未这天,中间隔了有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共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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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一年经》:
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p 0985)(09110003))
《襄十一年传》:
郑人患晋、楚之故,诸大夫曰:“不从晋,国幾(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子展曰:“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大夫说之,使疆埸之司恶于宋。宋-向戌(xū)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师至,吾乃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夏,郑-子展侵宋。((p 0986)(09110201))
我的粗译:
郑人因晋、楚两国不断来侵扰而苦恼,诸大夫说:“这次我们不顺从晋国,差点亡了国。楚国又比晋国弱,晋国现在没跟我们较劲,要是他们真较起劲来,楚人也会躲着他们,我们得想出个法子让晋国跟我们较死劲,只要楚人不敢露面,我们就可以放心倒向晋人了。”于是子展说:“我们可以先跟宋国闹翻,各家诸侯必定来救援,我们再求和,等楚师来问罪,我们又倒向楚国,这样晋人一定气坏了。晋国人不断来我们这里,楚国来不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倒向晋人了。”
这几位卿(即“诸大夫”)很赞成这个提议,就传令边境上的官员挑起与宋国的冲突,宋国于是派向戌领兵讨伐郑国,虏获很多。于是子展说:“这下我们可以动员部队进攻宋国了,我们进攻宋国,各家诸侯必定迅速地来讨伐我们,我们立刻求和,再派人禀告楚国。等楚师来了,我们再向他们求和,同时重赂晋师,我们就没事了。”这年夏天,郑国的子展领兵进攻宋国。
一些补充:
此时郑国有六个卿,都出自“穆氏”,正卿是子孔。
这回是郑国这个小国来算计晋、楚两个大国了。
下面图中展示了晋、楚、郑三国的相对位置,截自《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的春秋时的楚吴越地图,图中反映如果在郑国周边颍水一带交战,晋国只需跨过黄河即可,而楚国是需要劳师远征的。原图中叠印了浅棕色的现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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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一年经》: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p 0985)(09110004))
《襄十一年传》:
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子光、宋-向戌(xū)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p 0988)(09110301))
我的粗译:
下年四月,诸侯伐郑,己亥这天,齐-大子光和宋-向戌先到达郑国城下,攻打了东门。这天晚上,晋国的知武子(荀罃)到达郑国的西郊,又发兵向东攻打“旧许”。卫国的孙林父则领兵扫荡了郑国北部的乡野。到六月,各家诸侯在北林聚会,又把军队开到“向”,然后向右转,开到郑国北面不远的“琐”驻扎了两天,包围了郑国,在郑国南门阅兵,还陆续有更多部队向西渡过济隧而来。郑人害怕了,于是向各家诸侯求和。
一些补充:
旧许即原许国的都城,许国此时已被郑国挤到“叶”去了,旧许现在是郑国的地方,推测位置为:东经114.03,北纬34.00。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北林即棐,当在今新郑县北约四十里。”“此向乃郑地,……据江永《考实》,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四十里。”“右还者,诸侯之师从向又西北行,逼近郑国都也。琐,郑地,在新郑县北仅十余里。”“济隧,水名,旧为故黄河水道支流,今已堙,当在今原阳县西。此盖增兵或后续队伍由济隧来。”
北林推测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6(新郑县北约四十里)。向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北纬34.2(尉氏县西南四十里)。琐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2,北纬34.45(似应与函陵为一地),函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2,北纬34.45(新郑望京楼)。济隧推测位置,始端:东经113.83,北纬35.03(原阳县师寨镇,自当时的黄河分流);西南流经今原武镇韩董庄乡:东经113.74,北纬34.97;再西南流入古荥泽:东经113.5,北纬34.9(郑州西北、荥阳东北)。以上各个地点在上面的地图中都有,可检视。
这里“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这段话有点连不上。从济隧始端的位置看,在其西面才是分隔郑国与晋国的那段(当时的)黄河。因此,如此事无误,则可能是当时这段黄河很难济渡,晋方的军队只能从济隧始端以东(当时)黄河的下游南渡,再渡过济隧前往郑国。当然还有其它可能,如:晋国军队是因要与其他诸侯的军队会合才到了济隧东面,或者:从济隧东面来的只是其他诸侯的军队,以及:干脆就是有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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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一年经》: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p 0985)(09110005))
《襄十一年传》: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诸侯道敝而无成,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péi)其国家。”((p 0989)(09110302))
《襄十一年经》:
公至自伐郑。((p 0985)(09110006))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各家诸侯要在“亳”会盟,晋国的中军佐范宣子说:“这次如果不能慎重行事,肯定会丧失诸侯的拥护,各家诸侯的军队经过长时间的征伐却没有成果,能不有二心吗?”于是举行了盟誓,这回的载书上面写的是:“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péi)其国家。”这个载书上盟辞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参加盟誓的诸侯,遇荒年不可囤积粮食不拿出来救灾,不能封闭山林湖泊不让大家分享,不能窝藏罪人,不能容留坏人,发生了各种灾难要互相救援,发生了各种动乱要互相慰问,统一我们的好恶,一起襄助王室。谁要是违反了以上这些誓言,上天掌管监察和盟誓的官员,名山大川的神祗,各路神仙,各位受祭祀的神灵,各位先王、先公,我们七姓、十二国的祖先,所有这些明神都会降下雷电劈他,让他丧失所有的“民”,得不到天子的策命,他的“氏”也不能延续,“国”和“家”都会垮掉。
一些补充:
亳推测位置为:东经113.68,北纬34.75(郑州商城)。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晋、鲁、卫、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齐,姜姓;莒,己(qǐ)姓;杞,姒(sì)姓;薛,任姓。十二国,此时郑尚未与盟,故不数之。说本俞樾平议。服虔《注》则谓郑与盟,晋主盟,不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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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一年经》:
楚子、郑伯伐宋。((p 0985)(09110007))
《襄十一年传》: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p 0990)(09110401))
我的粗译:
楚国的令尹子囊向秦国请求派兵支援楚国,秦国派出了右大夫“詹”帅师跟随楚王准备进攻郑国。结果年幼的郑简公亲自出来欢迎两国的军队。于是到丙子这天,大军就转而去攻打了宋国。
一些补充:
从晋-荀罃至郑的四月己亥到晋方诸侯同盟的己未再到楚、秦、郑伐宋的丙子,共一百四十八天,且杨伯峻先生提到“己亥,十九日”(《襄十一年传注》(p 0988)(09110301)),故丙子应该已到了九月,下面是这148天干支纪日的序列,以上三天标为红色:
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
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
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
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
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
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
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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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楚国力量已经在衰落,从下面的扣押使者再到随后企图以释放使者来搞乱郑国,都反映了这一点。子展抓住了这个关节,主导了郑国从楚国倒向晋国的战略转向,也为他所在的“罕”家以后在郑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子驷背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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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一年经》: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会于萧鱼。((p 0985)(09110008))
公至自会。((p 0985)(09110009))
楚执郑行人良霄。((p 0986)(09110010))
《襄十一年传》: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
我的粗译:
到这年九月,各家诸侯又全军出动再次进攻郑国。郑人于是就派了良霄(伯有)和大宰石
《襄十一年传》:
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p 0991)(09110502))
我的粗译:
诸侯之师又在郑国的东门阅兵。郑人于是派出王子伯骈向各家诸侯求和。甲戌这天,晋国的赵武进入郑国与郑简公一同盟誓,冬十月丁亥这天,郑国的子展出城与晋悼公一同盟誓。到十二月戊寅这天,各家诸侯在“萧鱼”会面,庚辰这天,释放被抓的郑方人员,好好招待了一番,然后让他们回归郑国。把派出的侦察部队都收拢回来,下令禁止侵犯人家、抢掠财物。晋悼公还派叔肸(即羊舌肸,多称叔向)向各家诸侯通报上述决定,我们鲁国的主上(鲁襄公)让臧孙纥答复这个通告道:“所有我们这些同盟的国家,要是小国有了罪,大国自然会讨伐,但凡能原谅的,大国也都会原谅。寡君已经明白主上的意图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萧鱼,据江永《考实》,当在许昌市。”萧鱼推测位置为:东经113.9,北纬34.0(许昌附近)。
王子伯骈上面出现过。此人在《左传》中只出现过这两次。
从甲戌到庚辰共67天。下面是这67天干支纪日的序列,这一段《左传》中出现过的四天标为红色,注意,从“子展出盟晋侯”到“会于萧鱼”竟需要五十天,恐怕是需要有一个讨价还价、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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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一年传》: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shèng),甲兵备,凡兵车百乘(shèng);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p 0991)(09110503))
我的粗译:
郑国献给晋悼公三位乐师:师悝、师触、师蠲;还有用于进攻和防守的战车各十五乘,配备了所有的武器,各种兵车一共一百乘;以及两架歌钟,还有相应的镈和磬;再加上女乐二八。
一些补充:
鐘《汉语大字典》: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中空,用铜或铁制成。悬挂在架上用锤叩击发音。鐘的形制,从商钲衍变而来,开始用手持而击,故柄在下而口在上;后悬之于野,以槌击之,故甬在上而口在下。也作“锺”。《说文金部》:“鐘,乐鐘也。”
镈《汉语大字典》:古代乐器。青铜制。形似鐘而口缘平,有钮,单独悬挂,以槌叩之而鸣。……郑玄注:“镈,如鐘而大。”……小钟。《国语周语下》:“细钧有鐘无镈,昭其大也。”韦昭注:“鐘,大鐘;镈,小钟也。”
我意和所谓“歌钟”相比,“镈”还是相对较大的,当然形制亦有不同,主要是口缘平。
磬是石制的乐器,形状奇特,挂起来有点像房子的侧面,出自《左传》的成语“室如县罄”(即室如悬磬,shǐ rú xuán qìng)(《僖二十六年传》(p 0439)(05260302))(046)据认为就是取磬的形状来形容房子里空空如也。
下面是《春秋左传注》初版中所附的鐘镈磬等器物的线描示意图,由李缙云先生绘制:
下面是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春秋时郑国祭祀乐器坑出土的四个镈钟(前面大的)以及二十个编钟(图截自网上),这些镈和钟使用的时间与这里的“襄十一年”约略同时。同样的乐器组合在附近共出土了十一套,只有一套是十个编钟(此数据出自《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http://www.doc88.com/p-374483460008.html),可见这是当时的标准组合,这里的“歌钟二肆,及其镈”我觉得很可能也是这种组合:
杨伯峻先生还在此注“女乐二八”曰:“女乐谓能歌舞之美女。古乐舞八人为一列,谓之佾,二八即二佾。”
《襄十一年传》: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tè),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p 0993)(09110504))
我的粗译:
晋悼公把郑国献来的一半乐器赏给了魏绛,对他说:“先生教给寡人如何与各路戎狄搞好关系,如何维护所有华族的秩序,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就像‘乐’合奏起来一样,没有不和谐的地方,请先生和我一起‘乐’吧。”魏绛推辞说:“能与各路戎狄搞好关系,那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各家诸侯全都顺从我们,那是主上有神灵保佑,也是几位重臣的功劳,哪有臣下的份呢?只是臣下还是希望主上能安其乐而思其终。《诗》里边说了:‘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yōu)同。便蕃(biàn fān数也)左右,亦是帅从。’用‘乐’来维护德行,用‘义’来实行善举,用‘礼’来规范行为,用‘信’来保持忠诚,用‘仁’来砥砺自身;然后就能成为国家的基石,分享福和禄,吸引更多远方的人归顺我们;这就是所谓‘乐’啊!《书》里边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臣下斗胆,以此规劝主上。”晋悼公说:“先生的教训,我怎么敢不听呢!要不是先生,我就不知该怎样对待戎人,也就没办法管‘河’那边的事。赏赐,是国家的仪典,所有的赏赐都会记录下来收藏进盟府,怎么能不要呢?先生一定要收下!”自此以后,魏绛家就有了金石之乐,这就是“礼”。
一些补充:
魏绛在七年前曾劝晋悼公与戎狄搞好关系,不要迷恋田猎,见《襄四年传》((p 0935)(09040701))。
当时无论是音乐的‘乐’还是快乐的‘乐’大概读音是一样的。
杨伯峻先生注此“八年之中”曰:
自襄四年和戎至此八年(年头,当时人常这么用)。
又注此“九合诸侯”曰:
五年会于戚,一;又会于城棣救陈,二;七年会于鄬,三;八年会于邢丘,四;九年盟于戏,五;十年会于柤,六;又戍郑-虎牢,七;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又会于萧鱼,九。《晋语七》作“于今八年,七合诸侯”,孔《疏》引孔晁说,“不数救陈及戍郑-虎牢,余为七也。”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谓“九”为虚数,误。
这几句《诗》“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出自《小雅鱼藻之什采菽四章》,文字略有差异:“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我理解这里魏绛用此诗的大意是:能够“乐”的“君子”,就能够成为天子手下诸侯国的基石,与国君分享福和禄,这样的“君子”的手下,也会跟随“君子”行动。
杨伯峻先生在此“《书》曰:‘居安思危。’”处注曰:
杜《注》:“逸书。”王鸣盛《尚书后案》谓伪古文《周官》“居宠思危”本此《传》改“安”作“宠”。《逸周书程典篇》云:“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于远思近,于老思行。不备,无违严戒。”惠士奇《补注》引此。梁履绳《左通补释》又云:“下《传》云‘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盖括《周书》之义。”但《程典》作于何时,殊难断定,《左传》作者亦未必得见,梁说仅资参考。《战国策楚策四》虞卿言“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亦不言《周书》。
总而言之,“居安思危”(jū ān sī wēi)这个成语是出自《左传》的。这一段《左传》中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有备无患”(yǒu bèi wú huàn)也是后来的常用成语。
魏绛家要经过赏赐才能有金石之乐,也反映当时这些乐器非常贵重,更兼还是“礼器”,即使是大国的卿,也不能随便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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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二年经》:
夏,晋侯使士鲂来聘。((p 0995)(09120003))
《襄十二年传》:
夏,晋-士鲂来聘,且拜师。((p 0996)(09120201))
我的粗译:
下一年夏天,晋国的士鲂出使我国,除了正常的出访外,他的使命还包括请求我国派出军队前往助战。
一些补充: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主要是“政治”的战争,所以需要尽可能多的诸侯国参加,倒未必真能增加战斗力,或者说真打起来反而会坏事,但当时这往往不在考虑之中。
《襄十二年经》:
冬,楚-公子贞帅师侵宋。((p 0996)(09120005))
《襄十二年传》:
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也。((p 0996)(09120401))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楚国的令尹子囊和秦国的庶长无地一起讨伐宋国,部队进入了杨梁,以此报复晋国收服了郑国。
一些补充:
杨梁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4,北纬34.25(商丘东南三十里)。
《襄十二年传》:
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p 0997)(09120701))
我的粗译:
秦嬴回娘家后返回了楚国,为此,楚国的司马子庚出访秦国,这是“礼”的要求。
《襄十二年经》:
公如晋。((p 0996)(09120006))
《襄十二年传》:
公如晋朝,且拜士鲂之辱,礼也。((p 0997)(09120601))
我的粗译:
也是这年冬天,襄公前往晋国朝见,这是对士鲂来访的回拜,也是“礼”的要求。
一些补充:
公是鲁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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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三年传》:
郑-良霄、大宰石
我的粗译:
下一年,郑国的良霄(伯有)和大宰石
一些补充:
良霄,良氏家族的家长,也属于“穆氏”,此人后来曾执政约一年,因“侈而愎”被杀,但也使得郑国长期动荡不安,这是楚人的算计成功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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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五年传》:
郑-尉氏、司氏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shèng),与师茷、师慧。三月,公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p 1023)(09150401))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shèng)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p 1023)(09150402))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p 1024)(09150901))
我的粗译:
郑国参加过尉氏、司氏叛乱的一些主犯逃亡在宋国,因为子西、伯有、子产都是卿,所以郑国以马四十乘,以及师茷、师慧贿赂宋人,要求引渡这些人。三月,郑国更派出公孙黑为质于宋国。于是宋国的司城子罕就把堵女父、尉翩、司齐交给了郑人,但子罕喜欢司臣,就私下把他放了,让他来投靠我们鲁国的季武子,武子把他安置在“卞”。那三个人则被郑人醢了。
被郑人送给宋人的师慧走过宋国的朝廷,忽然停下来要小便,为他引路的助手(相)告诉他:“这里是朝廷。”师慧说:“反正没人。”助手说:“这是朝廷,怎么会没人呢?”师慧说:“肯定没人。要是有人,怎么会用千乘之国的辅佐大臣换我们这些瞎子?肯定没人、才会这样。”子罕在旁边听到了,坚决请求郑国把师慧他们送了回去。
这年十二月,郑人又夺走堵狗的老婆,把她送回了娘家——晋国的范氏家。
一些补充:
子西、伯有、子产是在尉氏、司氏发动的西宫之乱中被害的执政大臣子驷、子国、子耳的儿子。
堵狗所在的堵家有好多人参加了叛乱,所以郑人抢先一步要切断堵家和晋国范氏的联系。当然恐怕也是借口堵家地位下降,配不上范氏的女儿。这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家庭婚姻制度和道德习俗,范氏的女儿回娘家以后,应该不妨碍她另嫁个与堵狗地位差不多的人。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卞,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卞推测位置为:东经117.50,北纬35.63(泉林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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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向晋国后,郑国还必须解决如何应对晋国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子产开始崭露头角,最终成为“穆氏”发展的高峰。
子展当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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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九年经》:
郑杀其大夫公子嘉。((p 1044)(09190011))
《襄十九年传》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p 1050)(09190901))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妫之子也。圭妫之班亚宋子,而相亲也;二子孔亦相亲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难。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为右尹。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p 1050)(09190902))
我的粗译:
郑国的子孔执政很专断,所以那些“国人”很担心,于是就追究西宫之难和纯门之师的责任。子孔听闻他们要把这两件事归咎于自己,纠集了自家的武装以及子革、子良两家的武装坚守顽抗。到甲辰这天,子展和子西率领“国人”攻打这三家,杀掉了子孔,分了他们三家的人员财产。《春秋经》里写“郑杀其大夫”,就是因为子孔执政太专断了。
子然和子孔都是宋子所生;士子孔则是圭妫所生;圭妫的排位刚在宋子后面,两个人很要好,两个子孔也很要好,在僖之四年,子然就死了,到简之元年,士子孔又死了。此时司徒孔实际管理着子革(子然之子)和子良(士子孔之子)的家族,这三家就像一家一样,所以这次子革和子良的家族也跟着倒了霉,子革和子良只好逃亡到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
于是郑人让子展当国,子西听政,还立了子产为卿。
一些补充:
士子孔应该也是大夫,所谓“士”应该是从周天子那儿论的。此处《春秋经》中“郑杀其大夫”的“大夫”是指郑国当时的首席执政大臣——正卿子孔,这恐怕也应该是从周天子那儿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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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二年传》:
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p 1065)(09220201))
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盂,归而讨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p 1065)(09220202))
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p 1067)(09220203))
我的粗译:
三年以后的夏天,晋国派人来要求郑国国君去晋国朝拜,郑人让少正公孙侨答复,于是他说道:
在晋国的先君悼公九年的时候,寡君即位刚刚八个月,敝邑的先大夫子驷就奉着寡君朝见了贵国的执事,而贵国执事却不尊重寡君,寡君吓坏了。就因为这次的事,敝邑于寡君二年六月去朝见了楚国。晋国因此发动了戏之役。但楚人仍然是强大的,还在不断要求敝邑尽到“礼”的义务,敝邑虽然想要服从执事的要求,但又怕犯下更大的错误,有人就提出,“晋国会不会说我们对讲求‘礼’的人不够尊重”,所以敝邑也不敢对楚国有二心。到敝邑的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跟随寡君前往楚国观察他们有没有出现破绽,这时晋国就发动了萧鱼之役。警告敝邑说:你们离我们晋国这么近,我们要是草木,你们就只是我们散发出来的气味,为什么还敢另搞一套?这时候楚国也已经削弱了,寡君就拿出自家出产的所有各种特产,再加上宗庙重器,进献给贵国,以此表示寡君的诚意,并且与贵国举行了庄严的盟誓,随后寡君就率领群臣追随执事,参加了贵国的岁终大典。回国以后,还把私通楚人的子侯和石盂抓了起来。到湨梁之会的第二年,子蟜已经退休了,就又由公孙夏跟随寡君来朝拜主上,还参加了尝酎之礼,襄助了贵国的大祭。隔了两年,听说主上将要平定东夏,当年四月,就又去朝见,并且请示何时开始行动。就是在这些朝拜的间隙,敝邑也每年都派人出使贵国,贵国每次出征,敝邑也都派兵跟随。就因为大国政令之无常,我们的国家已经受不了了,但还有各种灾祸不断发生,我们非常害怕,怎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呢?
大国要是安定了小国,小国自然就会一直在大国的朝廷上听命,哪用执事来要求我们?要是大国不能体恤小国的难处,还用作借口,恐怕小国受不了了就只好与大国作对了吧?敝邑很怕会走到这一步,怎么敢忘了主上的命令呢?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执事,就请执事仔细考虑考虑吧!
一些补充:
这里子产所称被吓坏了的“寡君”是郑简公,当时最多六岁多一点,此时则已经二十岁左右。
石盂应该是石
关于“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杨伯峻先生注曰:“十八年郑会诸候围齐,二十年六月郑又会诸侯盟于澶渊,曰湨梁之明年,曰间二年,表明郑几乎为晋奔走不暇。围齐与澶渊之盟皆晋欲服齐,齐在东,故曰靖东夏。”
所谓执事其实是指执事的上司——在这里是晋国国君,这是当时的委婉语。
湨梁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0,北纬35.09(济源御驾庄),见李德哲先生《寻找迷失的湨梁》(http://old.jyrb.cn/news/art_center/2011/1013/201110138233642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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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二年传》:
九月,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chù)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gōng供)祀,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gōng恭)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张卒。君子曰:“善戒。《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郑-子张其有焉。”((p 1068)(09220401))
我的粗译:
这年九月,郑国的公孙黑肱(伯张、子张)得了重病,于是把自己名下的一些采邑还给了郑公。然后召集家族中年高位尊的人,以及自家负责宗族的官员,立“段”(“氏”:印,名:段,字:子石)为继承人,并告诉“段”要削减官职,减少祭祀的消耗。日常祭祀只用一只羊,大祭也只用一猪一羊,不用牛。只要能满足祭祀的需要,余下的东西都返还剩下的采邑。还告诉他:“我听人说,生于乱世,高贵的人也要耐得住贫困,不要对手下的‘民’要求过多,这样才能让家族延续的更长久。你要尊敬的奉侍主上和那几位执政大臣。尊敬谨慎才是求生的法宝,而不是富裕。”到己巳这天,公孙黑肱去世,贵族们都说:“这真是非常好的临终告诫,《诗》里有‘慎尔侯度,用戒不虞’,郑国的子张算是做到了。”
一些补充:
“慎尔侯度,用戒不虞”出自《诗大雅荡之什抑五章》,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慎”今诗作“谨”。侯度,公侯之法度。
《左传》是培养“君子”也就是各“氏”族族长的教材,所以多次提及什么样的行为能够使家族的延续得更长久,什么样的人“非保家之主”,好比下面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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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二年传》:
十二月,郑-游眅(pān)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p 1070)(09220701))
我的粗译:
这年十二月,郑国的游眅(子明)将要出使晋国,还没出境,遇到有人迎亲,他把新娘子抢下来,就在那个村邑住了下来。丁巳那天,新娘的丈夫攻击游眅的住处,杀了他,抢了自己的老婆离开。子展听说此事,不让游眅的儿子“良”接替游眅担任游家的家长,而让大叔(子大叔、游吉)当了游家的家长,当时子展在朝廷上说的是:“国卿是主上的代表,是‘民’的主心骨,不能随随便便,请主上别用子明的种。”子展还找回了被抢了老婆的人,请此人回到原来的村邑。同时吩咐游氏家不得报复,告诉他们:“别散德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良为游眅之子。大叔即游吉,亦公孙蠆子,游眅之弟。大叔亦作世叔。”游家是七穆之一,也是“穆氏”重要的一支,大叔的“氏”是游名是“吉”,多称子大叔,后继子产为郑国的首席执政大臣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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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讨伐陈国的战役前后,子产能文能武,显示了他的才干。
子展当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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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四年传》: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p 1089)(09240201))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nì)。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méi méi)也!将焉用贿?((p 1089)(09240202))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rǔ汝),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ěr)安。毋宁(wú nìng)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jùn)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p 1089)(09240203))
宣子说(yuè悦),乃轻币。((p 1090)(09240204))
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请罪焉。敢不稽首。”((p 1090)(09240205))
我的粗译:
范宣子在晋国掌权,对各家诸侯征收的贡品很多,郑人有些受不了。这年二月,郑简公去晋国朝见,子产就写了一封信,由跟随郑简公的子西带给范宣子,信上说:
大人在晋国掌权,四邻诸侯没听到您有什么好的德行,倒听说您增加了贡品的征收,“侨”不明白。“侨”听说,那些执掌国家的贵族,并不担心没有财宝,反而认为要得到一个好名声不容易。如果各家诸侯的财宝全都汇集到您这里的公室,那这些诸侯的人心就散了;要是大人您从这里头捞好处,那晋国内部的人心也就散了。诸侯的人心散了,晋国就会出问题;晋国内部的人心散了,大人的家族也好不了。大人为什么还不警醒呢!要这些财宝有什么用呢?
一个人的德行,是要靠好名声传播的,但德行,又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有根基才不会倒掉,这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诗》里边说的“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不就是说的好的德行吗!还有“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不就是说的好的名声吗!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广施恩惠,则好名声自然会四处传播,这样远方的人就会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安居乐业。您是想要大家觉得“有这个人我们才过得下去”,还是让人认为“这个人全靠盘剥我们过活”呢?象、就是因为长了象牙才会遭到焚身之祸,财宝也常常会变成祸根。
宣子看了信之后心悦诚服,减少了贡品的征收。
这次郑简公去晋国朝见,一是为了贡品征收增加,一是要请求批准郑国讨伐陈国。为此,郑简公趴下向宣子磕头。宣子不敢接受,请郑简公别行这么大的礼,这时辅佐郑简公的子西发言了,他说:“陈国仗着有大国撑腰,在敝邑胡作非为,所以寡君请求贵国能批准敝邑向陈国请罪,因此寡君不敢不磕头行大礼。”
一些补充:
“侨”是子产自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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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五年经》:
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p 1094)(09250004))
《襄二十五年传》:
初,陈侯会楚子伐郑,当陈隧者,井堙、木刊。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shèng)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遇贾获,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而母!”辞曰:“不祥。”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p 1102)(09250501))
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纍(léi),以待于朝。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p 1102)(09250502))
我的粗译:
去年冬天,陈哀公跟随楚康王讨伐郑国,陈国军队经过的地方,井也被填死了,树也被砍光了,郑人很恨陈国。这年六月,郑国的子展和子产率领七百乘兵车讨伐陈国,趁夜晚突击陈城,攻入了城内。陈哀公扶着其大子偃师逃往墓地,路上碰到了司马桓子,就喊桓子:“拉上我!”桓子竟说:“我正要去巡城。”又碰到了贾获拉着他母亲和老婆也在逃跑,贾获就让她们下车,把车让给了陈哀公,陈哀公对他说:“让你母亲上车吧。”他推辞说:“不吉利。”贾获和老婆扶着母亲继续逃,竟然也逃掉了。
子展下令部队不得进入陈国国君的宫殿,和子产(子美)一起亲自在宫门把守。陈哀公让司马桓子拿了宗庙祭祀用的彝器贿赂郑人,陈哀公自己穿了丧服,抱着陈国“社”的牌位,让手下的大夫及其家眷男女分开,被捆着等在朝廷上。子展手执礼物来见陈哀公,向他磕头行了大礼,还向陈哀公献上一杯酒。接着子产进入朝廷,清点了俘虏的人数。然后,郑国随军的“祝”为陈国的“社”祓除不祥,郑方的司徒把“民”归还给陈国,司马把“节”归还给陈国,司空把“地”归还给陈国,郑国军队就此撤回了郑国。
一些补充:
陈国:东经114.88,北纬33.74(淮阳县城)。郑国与陈国直线距离一百三十公里不到,虽然地处平原,实际里程应该也接近三百里。
杨伯峻先生就“不祥”引杜《注》曰:“虽急,犹不欲男女无别。”
杨伯峻先生就“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注曰:“此外臣于战胜时见敌国君之礼,成二年韩厥见齐侯,亦执絷,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承饮即奉觞。”
关于“使其众男女别而纍(léi),以待于朝。”,《左传》中类似的表述还有两处:
庆封如师,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传》(p 1101)(09250301))(090)。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哀元年传》(p 1604)(12010101))(109)。
这三处尽管表述略有差异,但说的都是一回事,即把贵族男女分开,全都绑起来,意味着以奴隶自居,让对方随意处置,这是当时的“氏”族被打败之后全族统治集团做出的屈服的姿态。
另外,此处提到了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其中“节”是军事指挥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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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五年传》: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p 1104)(09251001))
我的粗译:
郑国派子产前往晋国献捷,子产穿上了戎服向晋人献捷,晋人问他陈国有什么罪,他回答说:“过去虞阏父曾经当过周的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认为他做陶器做得好,而且还是神明的后裔,就把元女大姬嫁给了胡公,把他封在了‘陈’,以备三恪,所以现在的‘陈’就是靠我们‘周’家才能有今天。陈桓公之乱,蔡人想立他们的女子所生的人,我先君庄公拥立了五父,却被蔡人杀了,我国又和蔡人一起拥立了陈厉公,后面的陈庄公、陈宣公,也是靠我们才立住的,夏氏之乱,成公逃亡在外,又是从我们这里打回去的,这些主上都是很清楚的。现在陈国忘记了我们‘周’家的大德,忽视我们的大惠,离弃我们这些姻亲,仗着楚国人多势众,就来欺负敝邑,没完没了。这事我们去年就禀告过,可是没有得到批准。结果他们又搞了东门之役,陈国军队经过的地方,井也被填死了,树也被砍光了,敝邑很担心搞得不好让大姬看不起。上天让陈人神志不清,也就让敝邑敢于报这个仇。结果他们已经知罪,向我们投降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献功。”晋人又问他:“为什么侵犯小国?”他回答说:“要是照先王的教命,只要有了罪过,就应该受到惩罚。何况过去天子的地方只有一圻,列国的地方只有一同,依次递减,现在大国的地方都已经是数圻了,要不是侵犯了小国,能从哪儿来呢?”晋人又问:“那你为什么穿戎服呢?”回答:“我国的先君武公和庄公是周天子平王和桓王的卿士,城濮之役的时候,贵国的文公发布了命令,说是要:‘各复旧职!’在贵国向天子献捷、报告击败楚国的典礼上,还要求我国国君文公穿上戎服,辅助天子完成典礼,我现在这么做就是怕荒废了王命。”晋国出面的士庄伯没话说了,只好报告晋国执政的赵文子,文子听了以后说:“他说得有道理,我们要是不讲道理,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晋国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一些补充:
关于“以备三恪”,杨伯峻先生注曰:“《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礼记郊特牲》孔《疏》引古《春秋左氏》说,周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杜《注》以虞、夏、商之后为三恪,孔《疏》为之辩护,恐不合古人传说。”
关于“天诱其衷”,杨伯峻先生在《僖二十八年传》处注曰:“天诱其衷,当时习语;《左传》凡五见,余四次分别见成十三、襄二十五、定四、哀十六年《传》。《吴语》云:“天舍其衷,楚师败绩。”“天舍其衷”即“天诱其衷”。皆天心在我之意。”((p 0469)(05280502))(048)
关于“一圻”、“一同”,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圻音祈,又作畿。《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是也。一圻,方千里。
一同,方百里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诸侯封不过百里。”此与《周礼地官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云云者不同,当以《左传》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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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五年经》:
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p 1095)(09250009))
《襄二十五年传》: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p 1106)(09251002))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p 1106)(09251003))
我的粗译:
这年冬十月,子展又奉着郑简公前往晋国,感谢晋国认可了郑国对陈国的讨伐。同时,子西再度领兵讨伐了陈国,陈国只好再一次向郑国求和。
仲尼评论说:“《志》里面说了:‘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如果不说出来,谁能知道一个人的意向?要是说得不好,这意向也很难实现。在晋国作为霸主的前提下,郑国打进了陈国,但要不是讲理讲得漂亮,还是无法达到目的。所以一定要把道理讲好。”
一些补充:
仲尼是孔子的字。《志》是当时的古籍,其中包括今天《尚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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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六年传》:
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p 1114)(09260401))。
我的粗译:
郑简公为攻入陈国颁行赏赐,在第二年的三月甲寅朔日(第一天),正式宴请子展,在宴会上,先赏给子展先路和三命之服,然后宣布主要的赏赐:八个村邑。郑简公还赏给子产次路和再命之服,后面主要的赏赐则是六个村邑。但子产不肯接受那六个村邑,他说:“按‘礼’的规矩,自上以下,每一级减少两个,臣之位在四,而且主要是子展的功劳,臣下不敢接受这个赏赐。”郑简公一定要赏赐他,他只好接受了三个村邑。郑国的大夫公孙挥评论说:“看来子产将要知政了,他辞让赏赐都遵循‘礼’的规范。”
一些补充:
关于“先路三命之服”和“次路再命之服”,杨伯峻先生有注曰:“春秋诸侯之卿,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别,以命数多为贵,车服之制亦随之。”(《僖三十三年注》(p 0501)(05330603));“路亦作輅,古代天子、诸侯乘车曰路,卿大夫接受天子、诸侯所赐予之车亦曰路。故《诗小雅采薇》谓“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据《尚书顾命》及《礼记郊特牲》,路有三等:大路、先路及次路。”(《成二年传注》(p 0799)(08020310))。
当时人赏赐或馈赠,往往先说小而轻的东西,然后说“先”那些大而重的东西,意思是那些小而轻的东西是为后面大而重的东西打前站的。此处小而轻的是“先路三命之服”,大而重的是“八邑”,即“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
杨伯峻先生在《僖三十三年传》“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处注曰:先者,古代致送礼物,均先以轻物为引,而后致送重物,襄十九年《传》“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老子》“虽有拱璧以先四马”,皆可证也。((p 0495)(05330102))。
杨先生又在《襄十九年传》“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处注曰:僖三十三年《传》述弦高“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此云“先吴寿梦之鼎”,句法不同,盖弦高以乘韦为先,此则以束锦等为先。先吴寿梦之鼎者,先于吴寿梦之鼎也。犹二十六年《传》“郑伯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亦以先路三命之服先于八邑。皆以轻物为先。前人注此多不明此句法。((p 1045)(09190103))。
又《襄二十六年传》“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p 1119)(09260802))(107)也是类似的例子。
关于“位在四”,子产之上还有子展、伯有和子西,都属于“穆氏”。这三人没几年就都死了。
关于“知政”,应与“为政”类似。郑国有一种特别的执政集团分工安排,首席执政大臣不管具体的政务,而由次席执政大臣实际执政,在这种情况下,首席执政大臣称“当国”,次席执政大臣则称“为政”。郑国在春秋中期实际曾经出现两对这样的大臣,即《襄二年传》所称“子罕当国,子驷为政”((p 0922)(09020502))(089)以及《襄三十年传》所称“子皮授子产政”、“子产为政”((p 1180):(09301301)、(09301302))(111)。
“自上以下”就是“自上而下”(zì shàng ér xià),应该也算是成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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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展当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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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六年传》: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lè)。国景子相齐侯,赋《蓼(liǎo)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tiāo)也,敢拜郑君之不贰(nì)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xù)其患而补其阙(quē),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qiāng)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p 1116)(09260704))
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p 1117)(09260705))
郑伯归自晋,使子西如晋聘,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使夏谢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国。”((p 1119)(092609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齐景公和郑简公一起前往晋国为卫献公求情,晋平公为两位国君设宴。在宴会上,晋平公唱了《嘉乐》这首诗:“假(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生民之什假(嘉)乐首章》)。国景子(国弱)是齐景公的助手,替齐景公唱了《蓼萧》这首诗:“蓼彼萧斯,零露湑(xǔ)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蓼萧首章》)。郑简公的助手子展(公孙舍之)也替郑简公唱了《缁衣》这首诗:“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càn)兮。”(《郑风缁衣首章》)。晋平公的助手叔向(羊舌肸)就让晋平公向两位国君拜谢,自己在边上说:“我国国君拜谢齐国国君说要安定我国宗庙。也拜谢郑国国君保证要站在晋国一边。”
这时,国景子让晏平仲(晏婴)私下对叔向提出:“现在晋国国君正在向各国宣示自己的大恩大德,表示要帮助各国救灾救难,纠正各国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这是晋国作为盟主理所当然的行动。可这次晋国竟然为了臣下撑腰,把一国之君抓了起来,要怎样收场呢?”叔向把这些话诉了晋国执政赵文子(赵武),赵文子又告诉了晋平公,晋平公就历数了卫献公的罪状,让叔向转告给齐、郑两国国君。国景子听了以后就唱了《辔之柔矣》这首诗:“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biāo biāo勇武的样子),取与不疑。”子展也唱了《将(qiāng)仲子兮》这首诗:“将(qiāng)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qǐ)。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郑风将(qiāng)仲子兮首章》)。于是,晋平公答应把卫献公放了。
宴会以后叔向评论说:“郑国的七穆,罕氏看来能延续的最久,子展这个人简朴而专一。”
郑简公从晋国回来以后,又派了子西(公孙夏)去晋国答谢,对晋国表示:“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使夏谢不敏。”这句话的大意是我国国君上次来朝见贵国国君,恐怕行为有不够周到的地方,会让贵方惩罚我们,特地派我“夏”来谢罪。贵族们称赞子西这件事做得好,说他:“善事大国。”
一些补充:
“夏”是子西自称名。
以上这段《左传》我曾在另一个帖子里介绍过(http://www.talkcc.com/article/3540165),重点在《诗》的应用,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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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七年传》: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bēn),赵孟曰:“床笫(zǐ)之言不踰阈(yù),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xí)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màn)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p 1134)(09270501))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rěn)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jiàng)。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p 1135)(09270502))
我的粗译:
在这次宴会上,郑简公(此时二十五岁)带来了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公孙侨,游吉,印段和公孙段。宴会快完时,赵孟(赵武)就对这七位大臣说:“你们七位一起随同国君来参加这个宴会,是对‘武’的抬爱,就请你们最后每人唱一首诗来完成你们国君的好意吧,我也顺便了解你们的想法。”(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武”是赵孟自称名))(《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于是首席执政大臣子展(公孙舍之)唱道:“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首章》)(子展赋《草虫》),子展是说,没见到您的时候,我很担心,见到您以后,发现您是君子,我就放心了。所以赵孟(赵武)说:“唱得好!你真是对国家和老百姓负责任的人,但是您说‘武’是君子我可不敢当。”(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然后伯有(良霄)唱道:“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鄘风鹑之贲贲首章》)(伯有赋《鹑之贲贲》(bēn)),伯有这里就表露了对自己的长上(郑简公和子展)不满的意思。而赵孟却装不懂,这首诗原意是讽刺卫国的宣姜淫乱,所以赵孟就打岔说:“这种男女之间的事只能在屋里悄悄的说,现在我们在野外,你敢唱我不敢听。”(赵孟曰:“床笫(zǐ)之言不踰阈(yù),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使人”是赵孟自称))(《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当然赵孟并非没有听懂伯有的埋怨之意,宴会之后,赵孟(赵文子)就对跟随自己来郑国的晋国太傅叔向(羊舌肸)说了:“这个伯有要被他的国君杀掉了:诗以言志,他在这里却说国君的坏话,目的只是讨好来宾,老这样怎么行。将来国君要不杀他,只把他赶走了事就算他走运了。”(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襄二十七年传》(p 1135)(09270502))。
在伯有之后是子西(公孙夏),子西唱了:“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小雅鱼藻之什黍苗四章》)(子西赋《黍苗》之四章),把赵孟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召伯。赵孟(赵武)赶紧说:“有我的国君在,‘武’算老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当时的一般分寸还是以召伯比附晋国国君,所以赵孟赶紧撇清。
然后子产(公孙侨)唱的是:“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小雅鱼藻之什隰桑首章》)(子产赋《隰(xí)桑》),表达与赵孟相见的喜悦之情。赵孟(赵武)答谢道:“‘武’更想听您唱这首诗的最后一章(一般唱诗都只唱头一章)。”(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这首诗的最后一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鱼藻之什隰桑卒章》)(《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赵孟意思是说请子产说点指教自己的话,自己会虚心接受的。
一些补充:
这里的背景是这几年晋人已经多次与子产打交道:
五年前,晋国派人去郑国,要求郑国国君去朝觐晋国,但是郑国其实已多次去朝觐晋国,每次朝觐都要贡献很多东西,郑国已经受不了了,只好派子产来回绝。子产说了一长篇话,有理有节,《左传》作者专门将其记录下来供后人学习,见《襄二十二年传》((p 1065)(09220201)、(p 1065)(09220202)、(p 1067)(09220203))。
随后的两年中,霸主晋国对各小国的需索越来越重,这时又是子产给当时晋国执政的范宣子写了一封信,说服了范宣子,减轻了各国的负担,这封信也成了《左传》中的范文,见《襄二十四年传》((p 1089)(09240201)、(p 1089)(09240202)、(p 1089)(09240203)、(p 1090)(09240204)),这些上面也有介绍。
又一年后,因为陈国跟着楚国欺负郑国,做得很过分,子产就跟随郑国的首席执政大臣子展领兵突袭了陈国,大获全胜。然后,郑国派子产向晋国献捷,希望得到霸主的肯定。哪想到此时晋国换了赵孟执政,要讲“礼”,要“弭兵”,所以责问郑国“何故侵小”,子产又讲了一篇大道理,说我们郑国是按照“王命”行动的(王指历代的周天子),当时接见子产的“士庄伯(士弱)不能诘”,说不过子产,只好上报给赵孟,赵孟也只能说:“其辞顺,犯顺,不祥。”于是晋国接受了郑国的献捷,肯定了郑国的行动。子产的这番话也被《左传》记载下来传之后世,孔老夫子后来还评论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此事见《襄二十五年传》((p 1104)(09251001)、(p 1106)(09251002)、(p 1106)(09251003))。
以上这些事上面也有介绍,子产在和霸主晋国打交道时充分展示了他的贤能,而“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两句诗就正好道出了赵孟钦佩子产的心声。
我的粗译:
随后子大叔(游吉)唱:“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首章》)(子大叔赋《野有蔓(màn)草》),子大叔的重点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说一直想见到您,终于如愿了。赵孟则回答:“您太客气了。”(赵孟曰:“吾子之惠也。”)(《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接着,一位子石(印段)唱:“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风蟋蟀首章》)(印段赋《蟋蟀》),印段是表示自己要尽职尽责,也是用“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来比附当前这场宴会。所以赵孟说:“说的好,您真是能够保持自己家族(“氏”族)的族长,别辜负了我的希望!”(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最后是另一位子石(公孙段)唱道:“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小雅甫田之什桑扈首章》)(公孙段赋《桑扈》),公孙段在这里恭维赵孟是君子,所以能得上天的保佑而有福。赵孟于是引了《桑扈》这首诗最后一章的一句来回答:“只要是‘匪交匪敖’(既不希图侥幸,也不骄傲大意),福能往哪里跑呢?只要按这句话做,福和禄都会有,推都推不掉。”(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既然是要了解这七位大夫的想法,赵孟在了解了之后也就给出了他自己的感想。除了批评了伯有以外,赵孟(赵文子)还表扬了另外几位,他说:“这几位都是能让他们的家族(“氏”族)保持几代不衰落的好家长。子展居于高位却不忘体察下情(“在上不忘降(jiàng)”,扣子展所赋《草虫》中的“我心则降”),他的家族会保持的最久。印氏虽娱乐也不放任,他的家族也会保持的很长久。利用娱乐来安‘民’(也是用了印段唱的《蟋蟀》诗中“好乐无荒”一句,但与印段用这句诗的原意不同,与诗的本意也未必相同),同时不无休无尽的役使他们,这样的家族自然不会那么快就衰落。”(《襄二十七年传》(p 1135)(09270502))
一些补充:
上面介绍过印段的父亲公孙黑肱(伯张、子张)对印段的临终告诫:“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以上这段《左传》我也曾在另一个帖子里介绍过(http://www.talkcc.com/topic/3566868),那里的重点在《诗》的应用,可参看。
子展当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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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八年经》:
二十有八年春,无冰。((p 1139)(09280001))
《襄二十八年传》: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chéng)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p 1140)(09280101))
我的粗译:
鲁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鲁国负责卜筮的梓慎宣布说:“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会闹饥荒,今年岁星应该在星纪那一段,却跑到了玄枵那一段,这就会有节令错乱的灾祸,让阴气抗不过阳气。现在的天象是蛇乘(chéng)龙。龙是宋、郑之星。所以宋和郑必有饥荒。玄枵的中间是虚宿,枵又是秏的意思,土虚而民耗,不发生饥荒还能怎样?”
一些补充:
下年郑国果然发生了饥荒。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岁即岁星,亦即木星。木星公转周期为十一又百分之八六年,而古人(《三统历》以前)则误以为十二年。既误以为十二年,因分周天为十二次。次者,日月所会之处。日月每年十二会,因分十二次,与十二宫相当,每次三十度(周天三百六十度)。中国古天文家,初则以岁星纪年,而又以十二支配之,十二支又谓之太岁,不知岁星公转不足十二年,而十二支则固定不变。又以十二支配十二次,则其与客观天象宜其不合。十二次之次序为: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据梓慎推算,此年之岁星应在星纪,而观察所得,实在玄枵。淫者,过也。故云“淫于玄枵”。星纪与黄道十二宫之摩羯宫相当,在二十八宿中为斗宿与牛宿。在十二支中为丑。玄枵则与黄道十二宫之宝瓶宫相当,在二十八宿中为女、虚、危三宿,在十二支中为子。若岁星公转以古人十二年一周天(绕太阳一周)计之,与实际木星速度相较,每一周天岁星超过百分之十四,则七周(八十四年)之后,超过百分之九十八年,约等于一次。《三统历》作者始察觉其差误,谓一百四十四年,岁星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误差仍不小。祖冲之《历议》谓岁星行天七匝,辄超一位,仅不足百分之二,则较密矣。岁星纪年,不能与天象相合,故自东汉-顺帝以后即废而不行。
至于二十八宿是什么样子,见下图(出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附天文图):
此图自网上下载,谢谢不死鸟:http://www.talkcc.com/article/313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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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九年传》: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mí gǔ),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fán)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p 1156)(09290501))
我的粗译:
这年为周灵王下葬,郑国的上卿有其他事,子展于是打算派印段前往,但伯有反对说:“他太年轻了,不成。”子展回答说:“去个年轻的总比没人去强,《诗》里说:‘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我们必须坚持好好侍奉晋、楚两个大国,拥戴周王室。只要对王室的尊崇还能保持下来,何必非得遵循惯例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就“郑上卿有事”注曰:“时郑伯犹在楚。郑上卿子展守国不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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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九年传》: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p 1157)(09290701))
我的粗译:
郑国的子展死后,接替他家长之位的是他儿子子皮,当时郑国正闹饥荒,麦子还没下来,老百姓很困难。于是子皮假称是子展的命令,给每户“民”发一钟粟,这样就得到了郑国“民”的拥护。因此,他们罕氏家后来能经常担任郑国的上卿,执掌国政。宋国执政的司城子罕听说此事以后,评论说:“只要朝善的方向努力,就能得到‘民’的拥护。”
不久宋国也发生了饥荒,子罕请示了宋平公,一方面拿出公家的粟借给“民”,另一方面让所有的大夫也拿出自家的粟借给“民”,他自己的司城氏家虽说是借出了粟,但都不写借据,而且还帮那些家里没多少粟的大夫借粟给“民”,这样一来,宋国就没有人饿坏了。晋国的叔向听说此事后评论说:“郑国的罕家,宋国的乐家,将来一定能长久。这两家还都能执掌国政,因为他们得到了‘民’的拥护。乐氏家虽然施惠于人却不以恩人自居,做得更好,他们家看来能和宋国一样长久。”
一些补充:
郑国的子罕(子展之父)家以“罕”为“氏”,但宋国的司城子罕(乐喜)家却并非以“罕”为“氏”,据《左传》中提到的,他们家有两个“氏”,一个是“乐”,但乐家有不止一人成为宋国的卿,势力很大,所以又分出了几个新的“氏”族,包括他们家的司城氏。
此后郑国“罕”家的子皮虽然是首席执政大臣,但他自知能力不如子产,于是授子产政,保持了郑国的稳定,所以晏子说子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昭五年传》(p 1270)(100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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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宫之乱余波已尽,七穆共政的局面已经形成,再往下,就该七穆变六穆了。
鄙人怀疑是不是一种重新分封和宣誓效忠的仪式.
按欧洲中世纪封建制,这叫复归权.即封邑是得自主君,只及于自身的.一旦附庸去世,采邑要归还主君,由主君重新授予附庸的继承人,重新明确效忠关系.理论上主君可以把采邑分给别人,但事实上大多数还是附庸的继承人承受.久而久之就固定下来,不再搞收回再授予的仪式了.主君一般不再干涉土地在附庸家族内继承,只是收一笔费用了事,这就是最早的遗产税.拥有土地的小农也是这样从封建主手里获得永佃权的.
现在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年限,一旦期满也是应该收回再出让的.不够到时候很可能也是私下继承,政府再收一笔钱了事.
君子之所以称赞子张为有礼,大概是因为这个制度已经被破坏了,大贵族连个起码的面子也不给主君,私相授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