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华社难道被汉奸控制了？评新华网对美国政客洪博培的报道 -- hwd99

——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评判

李甲才

2011年11月25日

“防人之心不可无”古来就有，这是对那些善良人讲的要警惕防范的话。此语道出了社会、世界、人间的复杂风险，虽缺乏一定的阶级性，但却有保护自己正当权益，提高警惕意识的思维精神，着眼点是人不是物，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狼狈为奸者内部当然可以互不提防。

《人民日报》11月17日第11版“政治”栏目，以“15位 外籍省长经济顾问齐聚羊城，共商广东转型升级之路”为小标题，黑粗字的大标题是“‘洋顾问’刮来怎样的头脑风暴”。能刮来什么风暴？无非是把同西方一致性 的再扩大再深化，破公立私更彻底些。怎样少缴利税，加大国外化的力度，避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几十年下来，还不是这样子的走到现在？难道还能把中国没有的 核心技术等搞过来、干起来？这无任何可能性，只要不把广东的好产业、好品牌搞出去就万幸了。景泰蓝工艺、技术是如何泄露的？

防间谍、反汉奸仍是当务之急。

把间谍或者准间谍、特务当成心腹，被“顾问”们卖了还要掏钱付报酬，干被人笑话的事情。多年以来被当成朋友的外国人搞走了多少中国的各种情报？已知的不少，不知的还有多少？不知道各省是否像对左翼人员那样的监控，加强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

力 拓的内奸案损失惊人，国家统计局人员出卖机密数据。还有多少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正在进行的叛卖勾当未被挖出来？南方报系据讲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媒体，专门 妖魔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替帝国主义瓦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思想信念、伦理道德、爱国主义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外国人大范围渗透到中下层国家机构是很 可怕的事情。“二战”中德国在欧洲各国潜伏的第五纵队，被侵略时里应外合、一触即溃，伊拉克、利比亚被内外间谍、特务、奸细卖国贼搞得一清二楚后，遭到外 敌的准确打击。

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区别，现在还有许多事业是公共的，在叛卖、诅咒、敌视成了风气的形势下是“众人老子无人哭”，还要毫无心肝地踢踏。卖国的，作内奸的， 外国潜伏的容易得逞且不容易被挖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资方老板自己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关乎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机密不被外敌挖 走，成为一件亟需常抓不懈的大事情。某些特殊时刻，还有公共事业负责人与外国人一起狼狈为奸共同作作奸犯科的现实性，很可怕。

“阅读提示”说“11月14日，2011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开幕，15位外籍省长经济顾问悉数到齐”。“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消除，全球经济回暖乏力。而广东也深受传统发展模式之困，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在此背景下，15位洋顾问如一阵春风拂来，令广东上下为之一震”。“‘外脑’对领导层的科学决策水平将起到什么作用？‘洋顾问’会成为广东转型升级的助推剂吗？”会。“苏共社”被埋葬时，美国顾问为俄罗斯设计的“转型升级的助推剂”—“休克疗法”，灾难性的后果人所共知。

从1978年至今33年以来，“改开”的前沿广东还有什么“深受传统发展模式之困”，“处在加快转型升级的攻坚期”？转什么型后“升级”需要“攻坚”？农业上还有集体经济和组织吗！还要转什么型？是不是新的南霸天还没有公开打出旗帜来？

工商业还有国营、国有企事业单位吗？一切全部姓私，旧社会在毛主席时代没有的一切都有了，还有什么未转型升级的？要论没有什么就是唯缺类似1840年后公开买卖鸦片的。除此而外，1949年前应有的不缺什么了，仅仅就缺个租界，各级机关门前多个“红牌“和五星红旗，还有什么未转型的事情需要去攻坚？是不是13连跳只在富士康一家，还未推广普及？“共社”类的什么也没有了，跟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需要攻坚？还要攻坚什么？

参会的15位 省长顾问是英国石油公司，通用、日立等跨国巨头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知名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经济专家，“和广东省主要领导一起，共商广东转型升级之 路”。连自己国内的危机都克服不了，他们还能帮中国干出什么好事情？只要看“改开搞”几十年同国外接轨的过去，就可知现在，不知什么行业、什么地方肯定又 要遭殃了。

可 能是记者对于如此做法实在看不过眼了吧？点明要害，指出“深入合作，也符合‘洋顾问’背后所代表的跨国机构的利益”。既然代表了他们机构的利益，对中方来 讲决不是互利的友好使者。败家子们好哄的很！与“麦道”合作，故意葬送了“运十”飞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民族工业，这在世界上还能找出几例？卫星定位系统 同美国合作有何成果？多少亿资金打了水漂？多少优质煤炭廉价送给了日本？多少人民的血汗钱成为白条债券？没有内奸招不来外鬼。

文章的第一段题目和摘要：“‘洋顾问’贡献新理念”，“15份咨询报告，就广东转型升级共提出53条富有针对性和外瞻性意见”，“广东经济发展咨询会创办于1999年，此后，已有500强跨国公司及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共130人作为省长经济顾问出席了咨询会”。闻知不寒而栗。

130人 当过省长的经济顾问，轮番“搜索”之后，这些省还有什么外国不知道的？以私有化为主体的经济体制，那些“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意见”是何物？文中讲省领导说： “顾问们提供了很多让大家耳目一新，甚至过去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世界先进创新理念，包括开放型创新，课题型创新，也包括优化开放型创新的生态环境等，这些都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危机至今无良方破解，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不会用专门用到中国？具体到广东，还有什么外国人没有掌握、没有开放给外国人的，仍需要“开放型创新，课题型创新”？恐怕就剩下了没有让外国派军队来占领了。

第 二段是“‘洋顾问’带来合作项目，希望帮助广东打造核电产业链，参与智能电网建设，推动广东通讯市场发展。”按以往的经验推断，如不拒绝，最终电力、通讯 等将被廉价收买、并购。当年把一家银行同送给一样的卖给美国花旗银行，该行以关闭要挟诱逼广东省赔了多少亿？让广东省自己说数量，为此又贱卖了多少电力股 份？

广 东有个南方报系，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汉奸媒体，专门诋毁中国，为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制造舆论、鸣锣开道。凡是中国还有什么不利于外国的，他们就会毫不犹豫 地举起罪恶的屠刀砍杀；凡是中国干出符合列强胃口的事情，他们就会连篇累牍登报赞扬，夸奖“改开”上了新台阶。广东成为复辟倒退的重灾区，就是诡计舆论的 结果。以后揭露的事实必将证明他们是占据了国家重要岗位的汉奸、间谍、特务。苏联未彻底灭亡时，内外罪魁祸首们这个那个的花言巧语使人眼花缭乱，埋葬“苏 共社”的任务完成了，如今还能听到什么？“改革”一说从此销声匿迹。

后一段讲“洋点子是否一用就灵”？“对此，公共决策专家，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郭巍青”认为“应多听取民间诉求和基层的意见。”良知良心到底不可能彻底消灭干净。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间谍、汉奸作为和汉奸言论多到使人们都不认为是间谍、汉奸卖国贼了。中国的社会变更周期是否又快到了？农民种地，不管有多少杂草，都会决不手软的一一锄去！干净一个时期再长出来，只有再锄一次。

I welc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concerns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But I have one request: please be a bit more considerate, a bit more flexible, and a bit more tactful about our leaders’ mind-set. That way, you — and we — might have more success.

全文：

http://www.nytimes.com/2011/11/16/opinion/why-china-wont-listen.html?_r=2

译文：

http://www.citywalker.com.au/portal.php?mod=view&aid=14803

　 　邋遢道人

浙江财经学院经 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谢作诗先生最近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公有制是一切罪恶来源》。很多网站进行了转载，用这个题目搜一下有数千个网页。作为比较经济制度 方面的博士生导师些这样的文章是有资格的，他应该被称为经济体制研究方面的专家。不过，即使按照爱因斯坦“专家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这样调侃的判断，谢院 长这个标题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爱因斯坦是指科学“训练”，科学一讲逻辑二讲事实。动辄逻辑讲不通所举与事实不符就不能算训练有素。　　

“公有制是一切罪恶来源”是全称判断。即“断定一类事物的全部都具有或不都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断”。“公有制是一切罪恶来源”意味着 “一 切罪恶源于公有制”。这句话比“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厉害。因为“万恶”是形容非常多的恶，不包括“一切罪恶”。即非常多的罪恶来自私有制，但不是全部罪 恶来自私有制。也就是说，谢院长用了一个更狠的话来为私有制辩护。狠是够狠了，但这么狠的话要证明起来是需要用功的。这句话首先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几 千年的人类社会存在非常多的罪恶现象，这一点谢院长估计会承认的。同时估计谢院长也会承认，所谓公有制只是在上世纪初才出现的，再早就要往原始社会找了。 “公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源”从逻辑上讲就把公有制作为罪恶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罪恶，有了公有制才有罪恶”。那么，几千年没有公有制的时 期，只能是没有罪恶。到苏联出现，才有了罪恶。如果谢院长承认几千年来人类存在罪恶，同时承认公有制是共产党才搞的，那么“公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源”在逻辑 上就不能自洽，自相矛盾。不知道谢院长学过形式逻辑没有。　　

就算是谢院长有些激动，对“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言论非常气愤，急不择言，本来的意思是“公有制也会造成罪恶”，但是谢院长的文章中列举的事实和逻辑问题依然很多。　　

谢院长开篇说：“‘菩提本非树’，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国有资产，谈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呢？又谈什么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呢？”接着证明了国有资产从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上实际是国家官吏在支配和收益，老百姓并没收益。以此来证明公有制有罪恶。　　

贫道非常不解的是，谢院长的专业是比较经济制度，这个专业更接近政治经济学领域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因此，谢院长应该知道国有经济和公有制并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国有经济从建立那天起，列宁就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还说“只 有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入口处’”。列宁并没有认为国有企业就是全民企业或者公有制企业，只能说国有企业有全民性质，并最终成为全民所有，但两 者并不相等。完全意义的公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只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过，因为那个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官”。公有制的确立与国家消亡是同时发 生的。这些理论和概念，作为比较经济制度领域，从读大学就要知道的。谢院长从头到尾批评国有企业，但标题和最后一句却说是在证明“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源 泉”，在逻辑上叫“偷换概念”。不知道谢院长的博士生能否说说他们的导师是经常这样犯糊涂还是这次犯了糊涂。如果经常这样，用张维迎的话说，是“无知”。 如果就是说这件事儿时才说这样的糊涂话，是“无耻”！　　

谢院长在证明国家所有实际是官僚所有时，用财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来描述所有权，显得“训练有素”。但是，他在证明国有企业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与全民无关时，完全用比喻和举例方式，显得缺少科学训练或者叫训练失败。　　

他的基本证明是：“我 们常常被名义迷惑了。其实名义的东西没有那样重要。你说我的老婆是你的老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陪我睡觉，给我生孩子，她事实上就是我的老婆。不要被国 有企业的名义所迷惑，关键要看她在陪谁睡觉，给谁生孩子；或者，陪谁睡得多，为谁生的孩子多。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 吗？没有吧。所以，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它才是我们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了。”　　

且 不说谢院长把自己老婆看做财产并归他所有很不“普世”，就例子来讲举得也很不贴切。就算按谢院长的意思，结婚证本质上类似房产证，但如果疯僧说谢院长的老 婆是疯僧的老婆，也是一定要拿出来这个证的。谢院长的意思是证不证的是小事，只要这个女人能被谢院长“使用”，出的成果管谢院长叫爹，谢院长愿意了还可以 转让。但只要结婚证在疯僧手里，证上写着疯僧和这个娘儿们的名字，谢院长再得意也叫通奸，使用成果归谁很难讲，转让就不可能了。因此，这个比喻很不恰当。　　

如 果说比较经济制度属于大学内容，那么比喻则属于小学语文。谢院长既然是博导，贫道只好用稍微严格点的修辞做些评价了。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说：“要用比 喻，约有两个重点必须留神：第一，比喻和被比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相似；第二，比喻和被比喻的两个事物必须在本质上极其不同。”显然，谢院长注意到了 第二，忘记了第一。也就是财产所有权与婚姻关系“极不相似”。　　

按照谢院长的意思，由于他没喝到中石化的茅台酒，没分过中石化的利润，而且中石化还受过财政补贴，因此中石化就与他无关，属于“官有”了。当然，谢院长是学比较经济制度的，不是研究微观经济学的，而且可能平时不关心社会上的事。但是，谢院长这个例子还是举得有些唐突。　　

谢院长知道公司的茅台往往自己老板都喝不上，尤其是滴酒不沾的老板，大多进了客人肚里吗？如果谢院长是个酒鬼，而且有幸成为中石化的座上宾，这瓶茅台完全可能进院长肚里。就算谢院长与中石化没关系，难道谢院长没喝过其他企业的酒吗？　　

谢院长知道中石化是个上市公司吗？而且上市11年了。如果谢院长炒股票，而且恰好买了中石化的股份，不就有机会分到中石化的利润了吗？到2010年，中石化总计向股东分红累1040亿元，每年10亿多元，谢院长能说这些股民都是官员吗？同时，中石化10年累计向国家缴纳税费7402.45亿元，最近几年每年上千亿，这些钱都进了财政。难道谢院长的工资福利里就不包含这些钱吗？　　

中石化是公众公司，按理说财政不该给补贴。但是中石化是中国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油价提价太猛经济运行受冲击太大，居民也不愿意。这才有了2006年那次。2004年，中石化采购进口原油到岸价平均为37.36美元／桶，而国家规定的成品油出厂价平均只有36.70美元／桶。2005年，中石化采购进口原油到岸价平均为50.31美元／桶，而国家规定的成品油出厂价平均为43.98美元／桶。两年中石化进口油19345万吨，造成严重亏损，不得不靠增加贷款维持头寸，资产负债率由2003年末的48%上升到60%。于是，财政在2006年一次性政策性补贴50亿 元人民币，难道这个措施不合适吗？国家强制压低出厂价形成亏损，就必须给予相应解决方案。只要国家不限价，中石化只要提高油价就没事儿了。正是这次补贴受 到谢院长群体的指责，国家才允许中石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浮动，油价才这么不断涨。谢院长能给指出条路吗？按谢院长的意思，中石化只有变成私企才行，连社会 公司也不成。家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不也是如果政府限价就必须给补贴，如果不限价我不要补贴吗？　　

在囫囵吞枣地进行了比喻和举例后，谢院长说：“国有企业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是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质。而一旦经济开始了自由化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就向着私人产权的方向走了去，向着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计 划经济时期国有资产的“官有性质”怎么描述，谢院长只用“其实”就算了。算了就算了，可改革后国企产权性质变成了“私有”和“官有”，却很难理解究竟什么 含义。官有和私有意思一样？如果不一样，形式上怎么分辨？谢院长都省略了。是不是私有了利润要给私人，官有了利润归官员？也不清楚。　　

谢院长颠三倒四地说了半天，究竟想说什么呢？很快，他告诉大家：国有资产流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 我等老百姓来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呢，它跟我等还是没有关系。说不定别人拿了去经营好了，多交一点税，多吸纳一 点就业，倒不失为一件万幸的事情呢！”谢院长是体制内的人，是院长而不是普通教师，用“我等老百姓”有些沾便宜。不过，谢院长终于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老 百姓不要对国有资产流失有什么不满，本来资产就与老百姓无关，谁拿走是谁的，流失了是“万幸的”好事。　　

可国有资产流失中，“我等”没什么，“老百姓”真还有什么。九十年代中后期进行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大量国企和集体企业变成私企，短短4年，国有单位3000多万职工下岗，加上集体企业达到5000万。这些人中肯定不包括“我等谢院长”，而是“他们等老百姓”。这些人在国有资产流失过程中什么感受，谢院长体会不到，贫道也体会不到，但下岗者体会是刻骨铭心的。谢院长这么轻描淡写地糊弄人，文章发在网上可以，如果给下岗职工做个专题讲座，不挨揍就是好的。　　

一方面说现在国企职工工资福利过高，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说做不做国企职工无所谓，“倒不失为一件万幸的事情呢”，谢院长不觉得逻辑有些矛盾吗？　　

如果也用个“其实”，其实，谢院长今天这个时候突然发飙，再次重复冰棍理论，无非是为“官们”，也就是他们说的“权贵”们再一次侵吞国有资产鸣锣开道罢了。只是这次他们的理由和方法不同而已。　　

谢院长最后很明白地告诉大家这次“国企改制”的途径：“多数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是要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国有股从经济中退出来，而断不是别的。”类似的话谁也说过呢？也是最近，《经济参考报》根据“天则所”的研究，提出“打破垄断不可简化为分拆或民营化”。先给大家放放风：这次不会和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样做了。接着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最近撰文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的思考》指出：“国有大企业不能简单地退给其他所有制企业，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也就是说，经过2009年春天以来上上下下的努力，连两会代表都认为国进民退，国企垄断，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造成分配不公，因此要对国企进行再一次改制了。改制的方法有所不同，这次是通过“公司化改造”，上市成为“公众公司”。　　

这个过程会不会让“他们等老百姓”吃亏？通过哪些途径会让少数人成为下一轮富翁？这些漏洞会是什么样子？用什么方法堵？“国有股从经济中退出来”，怎么退？该卖的股民都买了，剩下的退给谁？谢 院长肯定不会说。贫道之所以敢这样预计，是因为他们上次就没说。但是贫道很清楚，已经第三次说了：根据此前国企上市的情况可以判断，这次国企上市将“制度 性地”安排给极少数高官的亲友股份（按谢院长的话说是国有股退出）并让他们实际操作（因为本来他们就在操作），最终让国企通过这次改造变成四十大家族，四 百大家族控股企业。那时三座大山就凑齐了。　　

必须说的不说，只说自己需要说的。这叫什么？这叫说瞎话，叫骗人。用张维迎的话说，叫无耻。这一点，连谢院长阵营里的明白人自己都看出来了。中国著名倡导自由主义的学者秋风先生，最近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而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基于上面简单勾勒的信念，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就像着名的‘冰棍理论’ 所暗示的，尽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种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当局迅速地实现了执政纲领的转型，于是有了胡温执政以后‘和谐社会’纲领的提出。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相当迟钝，仍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逻辑进行自我辩解。但是，这种复杂的学理性辩解不可能说服公众。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也 就是说，起码人家体制外的自由学派还要点脸，知道“他们老百姓”（贫道听到“我们老百姓呀，真呀么真高兴”的歌词就觉得别扭，况且贫道本来就是资本家，只 能用“他们老百姓”）对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很在意的。但秋风先生还是只说到“流失”，没体验伴随流失的那些下岗人的感受。　　

对于谢先生后面关于法制、民主的段落，贫道这次就不再唠叨了。因为篇幅太长。最主要的是，这本来就不是谢院长的专业，那些文字就更没谱了。如果有时间再说吧。　　

谢院长是学专业的，被称作专家。大概是听说爱因斯坦说过那句话，不愿意被看做狗，于是故意显得训练失败。其实只要是条狗，无论是权贵的狗还是资本家的狗，无论外国资本的狗还是外国政治势力的狗，训练失败和训练有素都改不了吃屎的习惯。　　

贫道受孔和尚影响，这两天话有些糙，可理儿不糙。

附文：谢作诗原稿

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来源

公有制本质乃是官有制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了，“菩提本非树”，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国有资产，谈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呢？又谈什么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呢？

　　要知道，资源名义上可以国有，但因为交易费用的缘故，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行使所有权的。中石化是国有企业了，名义上它属于13亿中国人， 但能够让13亿人都来开会决定资产怎么用、收益怎么分吗？不能的，因为那样的话费用会高的得不偿失。13亿人拥有所有权等于人人都没有所有权。可是，无主 的资产租值要消散，于是国有资产就不能不委托给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董事长总经理们来管理：要他们才有权决定资产怎么用、收益怎么分。

　　以经济学的视角看事物，重要的可不是什么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实际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什么国有企业，本质上乃是官有企业。倒不 是说这些企业百分之百归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董事长总经理们，但主要归属于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产权不是抽象的，而是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权利束 在人群中的实际配置，这种配置常常是非对称分布的。

　　我们常常被名义迷惑了。其实名义的东西没有那样重要。你说我的老婆是你的老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陪我睡觉，给我生孩子，她事实上就 是我的老婆。不要被国有企业的名义所迷惑，关键要看她在陪谁睡觉，给谁生孩子；或者，陪谁睡得多，为谁生的孩子多。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 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没有吧。所以，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它才是我们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了。

　　严格来讲，国有企业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是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经济自由，一切按计划行事，个人不能拥有生 产资料，连消费品也要凭票供给。只有在此制度下，普通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才是可能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 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质。而一旦经济开始了自由化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就向着私人产权的方向走了去，向着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千万不要以为改革开放深入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产权改革，要知道，整个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就是产权改革的过程——全部的经济改革，归根 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我们总讲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没有搞清楚国有资产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我们以为只是在现在开始产权改 革的时候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极端肤浅的看法。

　　如果市场条件下真有什么国有资产的话，它能不流失吗？一定要流失的。国有经济里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国有经济的一切交易无可避免 地带有自定价格交易的成分。除非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给当事人经济自由，否则，国有资产注定是要流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 要回到计划体制那里去：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按计划生产，没有自主经营权，政企也不分离。自然，多数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是要进行公司化改造的， 但是公司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国有股从经济中退出来，而断不是别的。

　　是巴泽尔的发现，任何的私产在边际上都具有公产的性质。反过来更是确定无疑，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公 有制的寓言。就我等老百姓来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呢，它跟我等还是没有关系。说不定别人拿了去经营好了，多交一 点税，多吸纳一点就业，倒不失为一件万幸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清楚：国有资产是不可能保值增值的，能够保值增值的资产，已经不是国有资产了。

　　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法治、自由与民主

　　今天我们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来，我们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条件。条件之一，是私有产权。只有在产权私有的社会里，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开来。

　　要知道，权利未经界定，在竞争下资源价值就会消散殆尽。这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是“公地悲剧”的含义。一块草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随 便使用，那么就会变成不毛之地。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是如此，那么结果就决不只是一穷二白，社会成员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权利是需要界定 的。可以将权利附着在物上面，通过物的所有权来界定权利。资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别人可不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呢？可以， 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给我支付足够的价格，或者你长得漂亮我白送你也可以。资源也可以公有，但那样就必须要有论资排辈、等级制度等安排来界定权利了。

　　法治是要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产权界定权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权界定权利，法治就很难推行。经济国有，法治是很难推行 的。所以我们观察到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领导人不重视法治。据说，毛泽东曾经讲：宪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但是我们主要不靠它解决问题，我们靠开会做决议解决问 题。不要说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领导人不重视法治，这可是公有产权约束下必然的选择。古代不是讲究“刑不上大夫”吗？“刑不上大夫”，不是不应该上大夫，而是 人权不平等的社会里，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人权就是不平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 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写照。人权不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的。

　　今天，我们知道自由宝贵。没有自由，便不知道个人比较优势之所在，经济社会物质财富就会贫乏无比。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的重要含义之一。没有自由，生命便失去意义。

　　可是，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同样不可推行。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很可能带来的是非生产性的竞争，而不是生产性的竞争；很可能带来的是价值消散的竞争，而不是价值增值的竞争。那样，人类根本就无法生存。这也是“公地悲剧”的含义。

　　如果资产被界定为私有，又有自主签订合约进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费用又不是太高，那么经济就一定有效率。这是科斯定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 启示。反之，如果资产被界定为公有，那么社会一定会内生出诸多限制，以减低竞争下的价值消散。公有制下的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择业、论资排辈等等，正是 避免价值消散的制度安排。在公有制下，是不可以给人们自由进行经济决策的权利的。不然的话，贪污腐化，各种引起价值消散的竞争就会蜂起。

　　那些无知的人们，主张要用公有制加民主政治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只会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注定是要彻底失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城市郊区村民民主委选举矛盾重重，不可开交，但农村老家的村民民主选举却平稳进行。这不是个人素质可以解释的吧？

　　须知，虽然土地承包给了村民，但毕竟只是承包，还有集体所有的性质。在种地不怎么赚钱的今天，地处偏远山区的家乡的那些土地和山坡是不值几个钱的，因此公有资产几近于无。但是城郊村镇就不一样了。不仅土地很值钱，其它一些公有资产同样也价值不菲。

　　公产盛行，那么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世界上没有有租值存在而没有人竞争攫取的。这就是为什么城郊村镇民主选举矛盾重重，不可开交的缘 故。他们是在竞争那巨额的资产租值呢。我的老家，由于公有资产几近于无，村官们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大好处，无非是每年几千块的津贴收入。于是乎，年轻又能干 的人压根就不愿意做村官了。他们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忙于自己的活计，他们外出打工或者忙于自己活计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做村官的收入。

　　历久以来，我们总讲自己有官本位传统。但为什么有官本位传统呢？一定是因为公产盛行的缘故嘛，一定是因为私有产权没有保障的缘故嘛。公 产盛行，或者私有产权没有保障，那么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官本位就会流行开来。这里我要讲，公产盛行，或者私有产权没有保障，那么民主政治就要闹出矛盾重 重，不可开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却不是没有条件的。民主需要在权利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可以推行，公有制上是断不可以搞民主政治的！

　　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研究计划经济的文献强调软预算约束。不过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救助体事后要对“亏损”的预算体实施救助，而是救助体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盈利的，谁是亏损的。

　　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认定那些有正会计利润的工厂就是盈利的，有效率的，而那些负会计利润的工厂就是亏损的，无效率的。科斯定理讲得明 白：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因此，私有产权也是价格的前提了。计划经济因为取消了私有产权，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价格。没有真正的价格，我们不知道成本，不 知道收益，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没有真正的价格，我们不知道盈利，不知道亏损，无法判定效率与否。不知谁盈利，谁亏损；不知谁有效率，谁无效率，这才是救助 体事后对“亏损”的预算体实施救助的根本原因，也即是计划经济体制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不是别的失败，而是没有价格、没有信息的失 败。

　　所以，价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干预的东西。市场经济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市场经济下有了价格，有了信息。尽管市 场经济下信息未必就是充分的，但到底有了价格，有了信息。是的，假如信息是完全的，那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等价的。今天我们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怎 可以人为扭曲信息的表达和传递呢？而既然价格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干预的东西，那么私有产权也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就不是我们可以随 意破坏的东西。今天我们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怎可以不搞私有制呢？

　　想想“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到处鼓吹“大公无私”的年代，“狠斗私字一闪念”，一闪念都是不可以的。结果怎样呢？人们吃不饱饭，穿不 暖衣；货物单一、短缺和凭票购买、排队购买成为经济中的日常风景。小的时候，我家是要养鸡的，可是我没有吃过鸡蛋。鸡蛋是要拿去换钱买盐、火柴等日用品 的。我吃的是鸟蛋。想吃蛋了，就上房去、上树上抓鸟蛋吃。不搞私有制，“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后果何止是民不聊生，连鸟儿都要跟着遭殃。

　　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说来不容易相信，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

　　一个人应该得到多少收入，是由可能的替代性选择来决定的。老板之所以给你开3千块而不是2千块，是因为你在别处也能挣得3千块。你之所 以要花10%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别人按照10%的利率照样可以把钱贷出去。你说这里收入低，那得别处收入高才成。但既然别处高，你为何 选此处呢？因此，只要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那么任何人得到的就总是他能得到的最高收益。只要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马克思所说的剥削不可能发生。

　　没有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那是说，剥削不可能存在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拥有择业的自由。剥削倒可能 存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不仅没有择业的自由，而且好些其它方面的自由也被剥脱。一般认为，奴隶制下奴隶受着奴隶主的盘 剥，过着凄苦的人生。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的研究表明：美国奴隶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凄惨；奴隶制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奴隶当时 生活并不差，奴隶们并不支持废除奴隶制。奴隶虽然没有自由，可奴隶是私有财产呀，你见过主人在自己的桌子板凳上划道子的没有？奴隶难道不比桌子板凳值钱 吗？记不清谁说过，真正的奴隶制是人民公社，真正的奴隶是人民公社社员。值得思考呀！

　　剥削不可能发生在资本家处，倒可能出现在政府那里，因为面对政府，你没有替代选择。

　　而且社会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盛行，也与产权得不到保障有关系。道理几千年前孟子就讲清楚了：“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障，人们势必不关心长期，而要做一锤子买卖。

　　这正是：数不尽，公有制度罪恶累累；揭不完，共产主义谎话篇篇。还是茅于轼老先生说得好：过去，搞公有制是因为无知；现在，继续搞就是无耻！让我们一起炮打无耻吧！

来源: Donirel 于 2012-06-15 15:25:36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8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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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之流横行，若国有难，谁还与战？

记得王树增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转载过一个凄美的故事。说的是十六岁的北京姑娘晓燕，这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晓燕 正在演出，美军的飞机来了，朝鲜的乡亲们吓得四下乱跑，她边喊着乡亲们进防空洞，边解下自己红围脖，向着空地跑去。她成了美军飞机攻击的目标，最后，她的 红围脖飘向了空中，她牺牲了。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在1952年1月2日牺牲。

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一次执行潜伏任务时,不幸被敌人燃烧弹击中,全身被火焰燃烧，但邱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影响整体战斗部署,始终趴在火中,纹丝不动。

志愿军战士杨根思，在扼守下碣隅里外围某高地时，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历次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很多，牺牲的时间、地点、方式也各有不同。但他（她）们都是在一个地方牺牲，那就是战地。志愿军战士毛岸英同样也是牺牲在朝鲜战争的战地。

我们应该观察到，美国自越战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的所谓反恐战争，都有不少民众举行反战活动，但是，我们谁听说过他们去诽谤、污蔑、攻击哪一个牺牲在战场的战士？

现在据说我们国家言论自由了，人们对每一场战争的理解、诠释，甚至负面的评价都可以了。不是有人号称美国和西方比我们更民主吗？你见过他们 的民众或者媒体去指责哪一个牺牲在战场的战士？我们最近可是比他们“民主”的多了。既可以非议一场国家行为，又可以诽谤、诋毁一个牺牲在战场的战士。

近几年，随着朝鲜半岛的核谈判，评价朝鲜战争得失的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又有了新潮的评论，有“阴谋说、中计论、不值得”等。我们先不去 评论这些评论的水平高低，现想想最近美、俄两国就部署在捷克、波兰的反导之争，俄罗斯与北约的东扩之争。不行，再往远在63年的加勒比海那一次差点爆发核 大战的那次危机，不就是古巴要弄几个导弹嘛，美国至于那么紧张？这些都是为什么？说白了，不就是两个大国要有自己的战略缓冲带吗？

中国是不是大国？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战略缓冲带？何况自鸦片战争后，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是被几千海盗敲打，就是被几万强盗屠杀，今天割割 地，明天赔点钱，消停的日子能有几天？个人认为：朝鲜战争是一百多年来“御敌国门之外”的战争，是真正站起来的国家、民族、人民的所进行的正义之战，是现 代大国之所为。为嘛不能理直气壮地歌颂呢？1953年7月28日上午9点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在签完字后,也 留下了一句令举世华人为之一振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有意思了，除了大家指责的“乱收费、上不起学"以外，专家和学者们也在不断煞费苦心地“解读”着与民众总是不同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千百年来传诵的民族英雄岳飞，成了阻碍民族融合的罪人；忠勇报国的杨家将，尤其是杨门女将，只是传说。

红杏出墙、谋害亲夫的潘金莲，成了什么冲破封建枷锁的代表等等奇谈怪论、不一而足。

怎么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了?我们那个党员领导干部让住房、让调资的组织哪儿去了？我们那个令世人称道的“拾金不昧”的东方礼仪古国哪里去了?我们曾经的安居乐业哪去了？难道这些与我们特别是以来的方针、政策、教育、舆论导向没有丝毫的关系吗？

前些年在陈志彬、孙晓合著的“冰点下的对峙”一书中，曾看到有关珍宝岛英雄陈绍光和陈绍光母亲的故事。在陈绍光珍宝岛牺牲后，远在四川的陈 母，带着二儿子陈绍亮在祭奠完英雄后，把十八岁的二儿子陈绍亮留在部队，后陈绍亮在抢修国防公路的紧张施工中，又不幸牺牲。陈妈妈又带着快十五岁的三儿子 陈绍强来到了部队，在肖全夫司令员的多番劝说下，仍毅然将陈绍强留在部队。临别时，陈妈妈禁不住流下热泪，肖全夫将军劝道："陈妈妈，您的心情我可以理 解，您的两个儿子都献给了国家了，小强还是跟您回去吧。”陈妈妈却是这样回答肖将军的，“肖司令，你想错了，我不是为死在这儿的两个儿子流泪。我是想，这 是我最后一个儿子了，再没有儿子往前线送了。”。

陈妈妈往前线送三子参军的事情，像自古以来，民众们对保家卫国、抵御任何外族侵略的战争积极支持和参与。像千百年来，人们口口相传的忠勇岳 武穆，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的花木兰和抵御外寇的杨家将，包括杨门女将。也是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邱少云，毛岸英等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烈士们的真实写 照。他们没有什么专家学者那么多对历史的“仔细研究”，可支撑他们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为国为民慷慨赴义的信念，和那种流淌在身体中的英勇不屈的血液。

邱少云、毛岸英等多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们倒在美帝的枪口和燃烧弹下，我们现在说，毛岸英若是什么“壁炉烤鸭”，那同样牺牲在燃烧弹下的邱少云是吗？那还有许多倒在敌人燃烧弹下的烈士们都是吗？

我们如果任由这种诋毁先烈的言语漫延，任由各种辱骂先烈的言论存在，任由各种肖小猖獗，不仅会使直士侧目，义士愤慨；更会使民心所乱，军心所寒！我不禁要问一声：“若国有难，谁还与战？”！！！

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司马法”中的，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还是让我们讴歌那些为国献身的英雄们吧，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