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忙总新作：毛主席会怎么干 -- 月树

他文章只在说这句话:结果只有两个:不是被开除球籍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遏制中国人",没有中间选项,或者有,但那届时已不真正是中间项.究竟是哪个结果,只有那个结果出来时才知道,就目前的国内来看,被开除的可能性在80%(无论30年,50年,或者100年).只有开始设想最坏情况的发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才会知道通过何种路径去寻求什么,但现实规律是"求其上而得其中".

现在是人种的竞争.很长时间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WASP和其他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WASP和German,WASP和Russian,也许有一段时间会是:WASP和中国人.可能终归会回到:WASP和其他人.中国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就将不再会有机会解决.在有些人眼里,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要先拿第一(这是当下中国无论发生什么的逻辑),要拿第一,就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先解决问题而后拿第一,就帮所有民族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只有解决了问题,才谈得上输出文化.这个解决问题,意味着你拿出和WASP一路到现在完全不同的,全方位胜出的发展模式(不是全方位胜出就是输),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发展问题,没有生存问题,不解决发展问题就不存在生存问题,只有WASP一家有资格考虑生存问题.不在于谁更优秀,只在于WASP先走了一步,在有决定性意义的某些尺度上,后发优势只是放屁.没错,赢家通吃.双赢或多赢只在WASP内部.)(如果今天的中国人,13亿里有10亿突然变成欧美平均水平的人,这意味着连带的所有背后剧烈而不可缺少的社会发展和变迁,那么这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从眼下到达到这一点.而国内目前是准备先拿第一(干掉WASP)再解决这问题,除非是一个中国文化独有且对方无法理解的局,否则恐怕是路径错误,或者在我看来就是赌.WASP所拥有的是绝对实力,中国人要解决自身问题只能靠民族的整体觉醒,这才是毛想要做的,很多人绝对畏惧和迫使其不能和不准发生的.毛的思想核心就是想办法让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达到毛的思想同样的水平,一切问题皆可解决,而这需要绝对充足的物质来让这一过程发生,这些物质不会凭空出来.他起了头,后人看不懂,看懂的不敢做,敢做的没信心,有信心的没坚持,能坚持的有的瞎来,有的没坚持完就不存在了.)除此之外,只有赌,而那只与概率有关,那个数字很难看.不要期待对方犯错误,用自己的实力赢,但实力来源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古华山一条道.几十年前的那位伟人把这条路找了出来,无赖他超出时代太远,我们今天才隐约感觉到了一点罢了,这条路会要求我们比过去的WASP更WASP,比过去的中国人更中国人,中国的未来在西方.我们能走通了,WASP会回过头来知道西方的未来在中国.否则这次,我们可能是被同化的那一方.准备好收草了.

今天刚看到香港中银已经停止兑换贸易项目下的人民币，大致细节不太懂。请葡萄大大点评下：这个事情是否意味着对冲类资本抛售人民币的大潮已经开始？人民币会快速贬值？中银之类持有的外汇很快被消耗完毕？国内热钱快速撤退？美元快速攀升回暖?国内经济进一步向下走？

谢谢！

然也然也然也。

葡萄有些被人诟病的地方，有些人一直抓住不放。但是说真的，这和他在河里目的的多重性密切相关。

六：土耳其-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这个国家以一个游牧民族名字命名，这个游牧民族曾经几度崛起，这个民族创造的帝国东方与西方最强大的君主们也曾经避其锋芒求城下盟约，在一个千年里这个游牧民族震撼过东方，也震撼过西方。这是一个最终定居的游牧民族，也是文化最灿烂的游牧民族之一，这也是创造不逊色于农耕文化帝国的文明的游牧民族，也是立国时间超过中国任何一个王朝的游牧民族，这个帝国鼎盛时期疆域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控制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正是这个帝国横梗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西方不得不向大海寻找去东方的路。这个游牧民族叫突厥，这个游牧民族缔造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

　　到20世纪初，曾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到和东方的中国一样的深刻危机，屡战屡败内焦外困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幸运的有一批被称为欧洲最优秀的外交官，他们无疑要比还沉迷天朝大国梦想的中国士大夫有着清醒的多的头脑。但是当时被嘲讽为帝国的全部实力系于外交官的奥斯曼帝国终究是不能依靠外交官挽救帝国的命运的。帝国的危机本质是帝国封建制度与伊斯兰教文明与来自建立在西方现代制度上的科技和文明挑战的冲突与矛盾。在如何拯救帝国与民族前途的问题上，与苏丹交从甚密的帝国元帅在民族危亡之际终于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帝国元帅叫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那个凯末尔。

　　面对分崩离析的国家与民族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这个时候对外巧妙的利用了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签订了挽回败局的《洛桑条约》，开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先河。对内在1931年5月凯末尔提出了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纲领的六条根本意义的原则，后来这六条原则被总结为为六大主义，并写进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第二条，既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六大主义的前五项，是土耳其现代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而国家主义则是土耳其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围绕着这六大主义的一系列改革被称为凯末尔改革，为当时同时期亚非欧民族国家独立与改革唯一成功的例子。

　　凯末尔改革后土尔其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观念。也承认了西方的文明，并且用事实证明由此而给土尔其带来的力量和活力。因此，这个国家也就成了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中一个最西方化的改革模式伊斯兰国家在建立现代共和国后，尽管几十年里不断进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依旧不能摆脱半农业化国家的命运。长期以来，尽管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凯末尔改革的指导下巧妙利用东西方矛盾有效的 捍卫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是就象硬币有其2面一样，作为一个98%国民均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在如何国家现代化的选择上，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中，冲突与危机始终震荡着土耳其的大地。例如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将军们以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的名义，推翻了由正义党领导的无能对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已经尖锐化政治危机的民选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宪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党的政治纲领与载入宪法的世俗化国家的原则相抵触，取缔了这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党。并且同时还取缔了与民族行动党有密切联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协会，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报刊。在近80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里，这样的政变并非孤例。清华大学的高鸿钧教授写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世界没有西方那样的传统，也不具备现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价值观，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要么变成党派斗争的闹剧，要么蜕变为个人独裁的怪胎，要么被频繁的军事政治所打断。”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恰好都具备了这三种情况。

　　然而，尽管土耳其的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达到产生个人或政治影响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条甚至规定， 组织与管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判处15年徒刑。并且军人们以捍卫世俗化原则为借口多次干涉国家政治，但是，从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制以来，与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化趋向相背离，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传统的趋向，像波浪似地不断向前发展，已至到了9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凯末尔知道今天伊斯兰教又在土耳其复兴了，而且还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实在会不知道做何感想。1996年，1月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阁，这标志着土耳其历史中一个新的篇章就要拉开了，面对过去与未来的冲突，面对宗教与世俗的挑战，土耳其何去何从？

造成今天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改革的核心世俗主义造成强有力挑战的成因主要是，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尤其是2战后的几十年中，历届政府面对经济与社会转型措施失当，不但政局不稳而且军人频繁干政，通货膨胀难以遏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化严重，经济长期不景气并带来高失业率是土耳其国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尽管土耳其可以用漂亮的参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向世人展示这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今天土耳其工业发展依旧缓慢，外汇首要来源首先是旅游业，伴随最近几年高增长的同时是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也正式因为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人意，造成尽管在1963年就与欧盟签署加入欧盟协议的土耳其今天依然迟迟不能加入欧盟。你可以说，土耳其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国民占绝对多数个国家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土耳其的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尤其是其高负债高赤字政策严重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经济长期不振的同时，奉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派本身也逐渐在执政过程里日益精英化，使凯末尔主义中六大原则局限在一批少数人的圈子不能真正深入土耳其社会基层中去。无论其曾经有多少赞誉多大成功，无论其本身制度在设计上是多么完美，无论其有多么远大的抱负与梦想。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脱离社会与现实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脱离社会与国民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凯末尔的希望与土耳其的梦想终究还能走出多远，只有时间来检验，但是明天仅有希望与梦想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笔者按：凯末尔主义与凯末尔模式尽管不能说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典范，但是对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实践，不仅值得伊斯兰世界研究与关注，也值得我们今天中国人思考。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拥有辉煌过去而在近代历史中遭受沉重打击，尽管中国和土耳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不同选择的成因而是要思考在追赶以今天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时候如何面对传统。对实现现代化中国和土耳其有着一样的希望，对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与突厥民族所有的相同的梦想。然而一股全盘西化，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甚至宗教师从西方的思潮从20世纪起就从来没有在追赶的国家和民族中失去市场。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改头换面，不断试图改变追赶的 脚步。但是追赶成功如日本在今天依旧面临一个亚洲还是欧洲的困惑，何去何从日本茫然以对。追赶至山脚的土耳其呢？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土耳其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全文完)

贴这个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最近青史里关于49前后,与79前后的争论.这里也就贴下自己以前的帖子,或许可以给大家换个角度思考的一个尝试.

曾经在前不久和朋友开玩笑的说过一个比较:儒教和伊斯兰教在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方面最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从社会生产社会个方方面面从头到脚乃至各个细节上都有着严格的教诲与规范;从而达到他们对各自理想社会的诉求.

49年的中国不只是改朝换代,是另造了翻天地.对此有人可以嗤之以鼻,有人感恩不尽,有人更是视之死仇,无他闹的天翻地覆尔.

建国前三十年的争论,不管观点如何,在我看来,不管谁是谁非,就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即使由一代代精英份子去引导去强行启动,结果都是事倍倍而功半半的.

49年时代的中国与一战刚结束时候的土耳其有类似的地方.尤其就几千年封建思想与儒教体系对于中国实行现代化国家与国民改造而言,其被束缚的程度丝毫不弱于当时保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对于当时乃至今天伊斯兰教的社会的束缚.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在过去与今天的困境,尤其是他们改造自身文化和传统并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社会全面衔接的问题困扰一代又一代阿拉伯近现社会的精英的不仅仅是体制与制度而是各种越来越冲突激烈的矛盾与已经越来越不可遏止的暴力恐怖主义的社会不满宣泄方式.这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那意味的是梦魇,是无以穷尽的灾祸.

而就49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不管谁执政,无论执行具体的什么策略,都必须要解决与国家现代化改造不相容的国家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问题.我先以伊斯兰社会来举例:刚遇刺不久的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执政期间一直想废除巴基斯坦一条古老的法律:任何妇女被强奸时候不能有四个及四个以上男子作为目击证人,否则均视为通奸.就这样一个在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上多数的文明社会都鄙夷的法律,当时作为女性总理的贝布托摄于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而在她执政期间不敢废除.(此法在今年终于在贝布托的人民党与穆沙拉夫的联手下废除了,不过还仅仅是法律条文上的废除).与之类似的在华人世界也有相应的例子:香港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才废除援引自大清律的纳妾制度,而台湾地区更要晚了20多年.一些关于妇女的社会陋习修改都拖沓于此,假使那些事关土地与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交之于已经完成相应社会改造后的社会制度其必然结果是:民主制度只会使当时社会阶级分配比率固化,而不会使整个国家进入到当今西方社会的发达与文明状态.再直接点说,不管什么政党或者谁在1949年去解决中国问题.不解决好,当时国家的封建传统文化改造,乃至这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制度与封建土地生产关系.中国最坏的结果就会类似今天纷争的中东,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今天印度十亿人民一亿社会的又一个版本.

以基马尔（凯末尔）成长为背景的土耳其资料（牵涉日本）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121501

以基马尔（凯末尔）成长为背景的土耳其资料（牵涉日本）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121501

1907年，基马尔作为一个军官因功升迁至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第二年，作为土耳其青年党激进骨干之一的基马尔参与了第三军团发动的兵变，随后基马尔服役的第一个部队奥斯曼帝国第五军团宣布响应（驻扎在叙利亚、耶路撒冷等行省地区）给了当时帝国的保守派致命一击，从此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所谓第二宪政时期。土耳其青年党因此也从流亡中的地下党一跃成为了独裁的执政党。基马儿因此也在随后的岁月里平步青云，并因为在一战中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出色的阻碍了精锐的英法盟军的进攻而成为了土耳其的英雄。这为他最终进入帝国军队的中枢机关土耳其总参谋部奠定了最后的基础。

开始的话头提到了日本，这个倒不是故意要勾起萨兄的好奇心。我这样说，是因为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获得了胜利，让一直以来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土耳其青年党找到了效仿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改良道路。此前，不仅在基马儿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而且在土耳其青年党内部都存在民族主义优先与自由主义优先的路线争执甚至是路线斗争。日本的成功，让土耳其青年党在党内两派领袖萨巴赫丁与艾哈迈德.里扎最终达成了就苏丹权利地位问题的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以土耳其青年党为首的土耳其精英，为维持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样的努力不仅促成了1908年的土耳其宪政革命，也在土耳其青年党完成对帝国的寡头独裁统治后，经过审时度势主动在1914年选择了和德国的结盟。试图通过对外战争解决一直以来威胁帝国统治的最大对手：俄罗斯。

但是，一战的结果不仅是一打皇冠落了地，也是被阉割的土耳其不再困扰于是继续维护苏丹的权威以保持广大的奥斯曼帝国获得国家的最大利益， 还是实行民主宪政改革把土耳其建设成为西方模式中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路线斗争之中。于是，利用土耳其在战后的内忧外患，顶着土耳其国家英雄与土耳其青年党宪政革命英雄双重光环的基马尔几乎就是当时土耳其推翻苏丹统治完成国家转型的不二人选。

实际点说，基马尔推翻哈里发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选择实际有着土耳其作为一个帝国从瓦解走向新生的复杂背景。其中的曲折，尤其是作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当事人基马尔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表现，远没有楼主文中写的那么浪漫与简单。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曾经试图尽一切努力去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去维持一个腐朽的帝国，在失败之后他只有通过建设一个共和国来使一个民族重生。

这个社会最小单位的解体，如何引申到去工业化？家庭这个单位的消失，不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吗？

WASP并非同化过其他人, 而仅仅是让其他人自以为被同化被WASP接受认同而已. 对中国人来说, 同化他人而把他人变成自己人, 同化是目的, 对WASP而言, 同化他人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或消灭他人, 同化是手段. 有趣的是, 西方的文化作品中对前者这种类型的同化往往进行着妖魔化的描绘, 我们喜欢的那些影视游戏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

即使是那些宣传"真善美"的号召要"觉醒""提升意识层次"的西方阴谋论运动, 骨子里一样透着白人至上的流播.

普通群众都没有他们以前想象的忍耐力，那些计划中要被借花的对象就更不是。

既然企业管理层只是党委的工具和下级，那么党委要为目标正确和正确选择、使用工具负责，而不是让工具掌权。往下推，让操作工直接决定生产什么是绝不会出现羊毛出在狗身上，是不是取消董事会和所有经理。往上推，公司党委上面有国资委，有九大长老，那国家政策显然由车间工人直接决定才是合理的体制，免得杀人不偿命，偿命不杀人。

再有，难道因为现在党委和经营班子人员本来就能互换，两者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忙总希望有个办法平衡一下两者的利益？那岂不是所有党领导的组织都有类似的情况？！

9月21日，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部分村民因征地赔偿问题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星期五村民又举行示威抗议。

据广州的南方日报报道，9月21号，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部分村民进行非正常上访，并引发打砸事件，造成当地多名干警受伤。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处置中。报道说，当天上午9时许，陆丰东海镇乌坎村近十名村民组织另外约50名村民到乌坎旧电影院集会，采取喊口号、拉横幅的方式反映土地等问题。随后有200多名聚集的村民涌向合泰工业园工地示威。陆丰公安部门、东海镇及村干部及时到达现场做村民劝导工作。本台试图和乌坎边防派出所和东海镇人民政府进行电话采访，但都遭到拒绝。记者接通了乌坎村村民谢先生的电话，查证当地警民冲突的消息：

“周围是有听到有什么吵架，还是警车翻掉，晚上有时候听到警车对群众翻掉，围攻村委会这种情况是有。”

记者：“星期五是不是又有乌坎村人到派出所要求放被拘留的四个村民？”

谢先生：“有这回事。 ”

乌坎村村民谢先生说，9月21号下午，该村部分村民因村子里的征地问题，又聚集到乌坎村委会讨说法，一直围堵村委会到下午3时许。期间，有村民情绪激动，砸坏村委会的牌子和门窗。后来，有近200名村民再次涌向合泰工业园，并有部分人动手打砸合泰工业园施工现场的保安亭、工棚和挖掘机等设施。警察到场后，警民发生冲突，有多人受伤，6辆警车被破坏。

村民谢先生说，乌坎村土地多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被卖，村民只在多年前收到一笔每人500元的所谓补偿款，就卖地问题上访多年没有回应，近期村民们听说村里最后一块土地也被村干部私自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因而导致村民星期三的抗议示威。他表示，村民们星期五又到乌坎边防派出所示威，要求当局释放被拘留的四名村民，当局最后终于放人。

湖北随州的维权人士刘飞跃说，象陆丰乌坎村的征地纠纷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

“陆丰这个地方它又是所谓的工业开发区，现在大陆很多地方都有开这样开发区，或者叫工业园。这都是由政府负责征地的。然后在土地上建立一个所谓的工业园，再卖出去。他们卖地没有经过村民的同意，广大的村民他们是不愿意卖。这是强迫的一种行为。另外这土地卖了以后的补偿非常低。”

维权人士刘飞跃说，中央的征地赔偿政策在地方放根本得不到有效执行：

“真正查起来这些地方的这些事儿的话，应该是很容易查到的。但因为他们是一个共同的即得利益集团。所以他们往往使用象征性的行为，地方官员他们也完全明白这里面的道理。所以他们就肆意妄为、无法无天。”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广东省有关部门对乌坎村的征地问题展开调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再多的东西我也不适宜讲。也许我和他关系不是太好，但是主动打他黑枪的事我是不会干的。我的话你愿意听多少随你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