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取死有道而已。
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哪里真的懂政治。
网上流传出来的50年代的夫人合影，大剌剌的坐中间。
在坐的可是有延安的大姐啊，小姐！
在四川一手遮天啊，这事现在多有报道，你可以自己去搜，不这样文革时也不会被整肃得那么惨。
当时是颇有几个地方大员在本地一手遮天，关起门来当土皇帝的。李井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敲山震虎没作用， 只好卷袖子拍出一记神龙摆尾啰
历史上强势的一把手下当储君， 好像多没什么好结果。
汉武帝， 唐太宗， 康熙老人， 等等，没办法， 一把手足够强，活的还蛮长寿， 一则担心自己太子的位子横生变数，二则总有一帮人为了自己更进一步提前跳槽到太子门下， 为了立功不惜教唆一二， 跟一把手起摩擦几乎是肯定的， 盈了咧就成了太宗， 输了就成了戾太子， 大抵如此
吴芝圃在河南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得不少了！但河里史文恭给了个细节：
再说说李井泉，我家老人一提起当年一夜之间废除粮票，就对李气不打一处来。
我师父是成都四中老三届的，和李的小女儿是同学，据他讲，李同学家教极好，为人低调朴素，穿补疤衣服，他们班还有一位同学是省公安厅一位处长的儿子，就完全相反！
狐狸有位忘年交，他的博客里有些关于李井泉的记述：
但这个问题，也要客观、全面地看。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点是：对于“放卫星”，当时大家都热，确实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不是客气话，其实，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现在我们都认为，邓小平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当时显然也“热”，这就说明，当时有“热”倾向的人确实是大多数。
第二点是：李井泉在发现了放卫星的问题后，还是能够改正的。我在《两个问题》中交代温江“放卫星”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积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过了几天，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窝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陶铸同志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第二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同志（省委常委，主编省委《上游杂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整理者注：上述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从中可以看出三点：一是，李井泉同志在毛主席发表《党内通讯》后，虽然思想上有一些斗争，但最后还是采取了下面的意见，避免了一些损失。二是，李当时并不仅仅是主观上一意孤行，他还布置了几个试点做比较，要用事实观察是不是可能“放卫星”。顺便说到，李井泉同志在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后，后来很重视试验田工作，他甚至在省委院子里种了一块试验田，这种做法恐怕各省中也不多见吧？三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说当时广东的领导（编者注：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陶铸，赵紫阳当时是广东负责农业的省委书记）比较实事求是，而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连眼下被说成是最热衷于“放卫星”的李井泉都开始怀疑了，要向陶铸同志了解情况，而广东那边却还在“加温”，还说“密植”没问题。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热”李井泉并不是“特例”，而是像邓小平说的，是当时全党所共同犯下的错误。顺便说一句：虽然我对“放卫星”有一些抵制，但开始头脑也有过发热的时候，这我在《两个问题》中也有交代，只是我们比较接近基层一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更多一点，所以发现问题比较早一些。
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事实求是，要历史地看：李井泉同志开始的确比较“左”，甚至试图压服我们接受“左”的东西；但他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到后来，他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左”，至少比一些人们现在认为比较能实事求是的人甚至还要谨慎一些。
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幸福社和太阳升社的时候指示说，每一个社明年都应该指定一两个耕作区作大面积丰产试验。可以把现有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邓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
另外浮夸风最早就是陶铸、赵紫阳搞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比烂的文章。
算起来是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署区、一个重庆直辖市、一个西康省合起来的，人员有来自二野的、晋绥的、本地地下党的，这整合工作量确实不小。
邓公视察东北、华北、西南（贵州）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前，从贵州回重庆后才接通知参加郑州会议后半段。布置千万亩万斤田应当是李井泉陪同视察贵州时布置的任务。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这是大面积平均亩产指标，和小块试验田性质完全不同。
从宋的博客里可以看到，当时大面积亩产指标比纲要目标高的并不多，广东报1000斤，实际只有800斤，这点李井泉是知道的。
四川1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地区分了400万亩，当时温江总的水稻面积不过500多万。
好像有谁提过一句：四川饿死人，是因为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那时他是不是支援了其他省市，才有如此评价，才得到邓的力保？
原因有二，1是确实减产了；2是粮食外调了。
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2亿斤，平均每年32.54亿斤，尽管数字不小，但每年外调加上内销后尚有结余，从当时四川粮食生产较好的情况看，还是可以承受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6亿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4亿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2.54亿斤增长一倍还多。
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粮食库存被挖空，省内农村粮食返销严重不足，以致农民实际留粮水平锐减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猛降为278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的留粮水平。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也压低到每月21斤，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平均27斤的水平，后来还要求机关厂矿职工每月节约两斤，只有19斤。
外调粮食过多，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严重缺乏，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讨论粮食分配问题。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就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
看来他左是左，大局观还是有的，不像现在的官儿那样“守土有责”。——只是苦了四川的百姓了。
一哭！
正经党头，难道不是中央委员会来决定？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党的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选的，也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罢免，政治局只能向中央委员会提建议。赫鲁晓夫那次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以前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驳回过政治局的建议，但那次，中央委员会发飙了。
朱可夫本人与此没什么关系，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共同做出的，他们凑够了要求召开全会的人数，朱可夫只不过是奉命把散在各地的其他中央委员运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