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人怎么了？ -- 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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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一个小吏都可以不交税，这就是特权在经济上的最大体现。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假设其他都是公平的，有甲乙二人，占有土地相同，一个交税（甲）一个不交（乙），如果遇到灾年，土地减产，不交税的就会多出一部分，那么如果灾年正好使甲必须卖点地才能度过灾荒，那么乙的就可以把甲的土地买下来。那么下次遇到一个更小一点的灾年，乙又可以从甲那里买走一点地，这样不断加速，用不了多久甲的土地就都到了乙的手里了。而因为乙不交税，乙土地越多，国家为了维持税收就会向甲多收税，这样就加速了上面的过程。历史上，特权阶级还可以使用其他手段加速，通常100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改革就是试图延缓这个过程，比如类似提供小额贷款的办法帮助甲不卖或少卖，但是最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中央一层不清楚，就地方各级而言，据我的观察，这十年权力分散是大趋势，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被削弱了。
有几个现象可以印证，一个是削减副书记职数，书记办公会被常委会取代；二是票决制。
资本主义现在在中国真是方兴未艾的上升段。现在推动去打断？这就是逆潮流的事情。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其生产力的边界呢。
我说的是打破固化，你说的是打破资本主义上升。这似乎不是一回事。
以世界之资源养米帝3亿之人口，可以。以世界之资源养13亿之人口，可以么？这是核心的问题。要过好日子，就意味着要占用有更多的资源。以石油为例，米帝一国，使用10亿吨石油。中国现在是5亿吨，达到与米帝同样的力量和地位，从世界拿到10亿吨石油。能支持多少中国人分蛋糕呢？这是显然的事情，之需要想一下就知道。所谓只要国家强盛就可以的说法，是要实物来支撑的。为了支持这样的力量，必然就要压缩国内人民的蛋糕，这一点，前苏，德日，都是例子。
画个大饼是可以的，但是拿了充饥，就未免说服力不足了。当然，总有人能够拿到自己那块。但是，决计不是底层人民就是了。宣言国企改革是为了工人好的时候，决计不会告诉工人其实你会下岗挨饿。这种同样的故事，一遍遍的重复而已。信者自有信的来处，不信者自有不信的缘由。
说到底，本阶级的利益必然被本阶级维护的道理罢了。所谓屁股决定论，其实是最朴实的道理。
革命总在危机的时刻发生。
固化想要打破，必然就是天翻地覆的。这种，并不是欣欣向荣的时代可以看到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的是工作机会，有的是赚钱机会。比如说，如果愿意出海捕鱼，一个月保底一万，根据捕获还分红。
有这种机会，他不愿意去，宁可在家打游戏，真的是因为社会不公？我看反倒是因为他们被惯坏了，习惯了依靠父母，没有责任感，跟社会不公有屁个关系。
现在许多拆迁上访就是这样产生的，凭什么老实人吃亏？为什么听党的话早走反而吃亏了？现在拆迁越来越难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都明白当钉子户有好处。
米帝拿10亿吨，凭什么我们不能拿30亿吨或者更多？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米帝拿3亿吨我们拿10亿吨也可以，这才公平。资源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可以公平的买，如果有人想玩不公平那我们不是没有手去抢！这叫你不仁我不义。
难道为了让米帝过得舒服，所以我们要社会主义的道德高标让米帝在腐化的资本主义中堕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从道德角度我们也应该帮助米帝提高境界吧。我们社会主义的高标人士忍心看着米帝在资本主义的深渊中糜烂？不帮一把让他们走上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大道？国际主义精神呢？
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论我们过得好还是不好，如果我们成了霸主，这个世界就不能有人比我们过得更好，石油价格就拉到天上去又如何，不是要消灭落后生产力和无效需求吗？这时候就忘了？
我承认中国现在还拼不过米帝，所以我们计划生育减少人口从而也间接的减少了需求压力，但不等于我们以后（20年后）还是拼不过米帝，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阶级斗争总是会斗来斗去，屁股也总是会坐来坐去，无非是分多分少的问题。你不做一个比米帝大三四倍的蛋糕，想投机取巧搞个小蛋糕分得平均一点就能解决问题？这样做要行得通世界上的聪明人早就这么干了...不是没试过。
连大牙自己都承认了，她第一选择是毛左，第二选择是希右。
刚被右派大牛踩完,现在左派新贵又来踩了.
您是老老年就说了江朱比古月给力的,现在人家说了,那是现在才说的势利眼.
俺们这算酱油党把,哈哈.所谓酱油党,就是比大棋党悲观,又比革命党乐观,黑里透红那种,现在两头不讨好了.
运程里看了一眼,说:羊日冲牛,辛不合酱---果然不适合酿造事业.哈哈.
老朱这个人啊。
当年分税制以后，中央财力上升，说起来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所谓“中央也不是叫花子”，如果中央弱小而地方做大，对整个国家的安定都是极其不利的，甚至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不要说新疆西藏，难道当年某些富裕的省份真的一丝一毫独立出去的念头都从来没有过么？从这一点上来说，老朱这件事确实是有魄力。不过，中央把钱收上去了，怎么花钱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央的钱多了，是不是相应的义务也该跟上？
当年老朱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其实倒也不算错。８０年代一直到９０年代初，公务员包括教师在内，工资确实是太低了，以至于不少人把心思都放在了偏门上；军队当年也是待遇太差，结果人心浮动，投敌的，下海的都有。“高薪养廉”这句话说起来不见得正确，可如果是极端的“低薪”，那么廉洁也是很难指望的上的。老朱加工资，对公务员系统包括中央部委的人来说，确实还是提振了不少士气的。不过这对地方就不好说了，这地方公务员，可是好像钱还是要从地方财政来吧？
九十年代后期，国内经济有一段时间萧条很严重的。那时候连东部沿海的一些富裕省份经济都受到很大影响，财政极其吃紧。东部尚且如此，中西部的一些不发达地区就更不用说了。有个例子，当时中西部的某个县（忘了名字了），全年正常财政收入全部加起来，还不够全县教师（可不包括所有公务员，只包括教师）的工资总额。
像这样的情况有很多，这些地方的县委书记们该怎么办？当然是拖欠了不少行政人员包括教师的工资。老朱视察以后，当然是像他一贯作风那样，怒气冲冲地说：“不准拖欠教师工资！”。可一个地方财力就那么多，中央把容易收的大头都拿走了，于是地方自然就只能从歪门邪道上入手，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都有。甚至有的地方计生的罚款都是“预算内”的财政来源。当时不少地方的农民真是苦啊！不到地方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真正看一看，是绝对想象不出的。那时候连抱着炸药包同归于尽的故事都听说过。老朱视察，地方把这样的情况向他反映，当然老朱又是大发雷霆：“不准对农民乱摊派！”
我倒是一直很好奇，对大力吹捧老朱的精英来说，如果自己是老朱的“心腹爱将”还可以理解，毕竟地方死活跟自己没关系；可如果不幸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当上了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倒是该怎么办才好？在拖欠教师工资与乱摊派之间，到底要选那一个？
当时地方的手段五花八门，最后基本上除了摊派收费罚款这样的歪门邪道，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卖地卖国企。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国企卖的越是“干干净净”。这里面国有资产流失自然是极其严重的。
而卖地这条路子，则是经济发达地区也不得不干的。其实九十年代的时候，大连的薄熙来书记与青岛的俞正声书记好像都卖过地，就是先搬迁市政府到郊区无人的地方，然后把市区繁华地带的老市政府卖出去。以后全国的地方政府纷纷效仿，于是仿佛各地的市政府省政府都在搬迁，而且搬迁一次还不算，有的地方已经是几十年内的第二次，第三次搬迁了。市政府省政府搬过去之后，不是就把郊区不值钱的地段炒起来了么？再搬一次，又能卖个好价钱了。没办法，不搬迁财政不来钱啊。
当然，以后房地产大发展，政府也不一定非要搬迁才能卖钱，地铁，高速，车站都是炒地皮的好手段。说来说去，都是财政啊。要挣钱也要先有钱，财政没钱，就很难发展经济，经济搞不上去，说不准老朱视察的时候再来一次大发雷霆：“再搞不好经济就把你撤了！”，那时候可就悲剧了。
突然想起来９０年代开始的希望工程２０年好像累计是５０亿，那么每年就是两三亿。是希望工程重要性太低，还是说就算分税制以后中央还是很穷，连两三亿也拿不出来？想一想希望工程本身，这可不是国家的荣耀，而是国家的耻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