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我们都被宠坏了 -- 副将

你认识太后？

http://news.wenweipo.com/2011/03/28/IN1103280035_p2.htm

不过是香港报纸的报道，真实性先打一五折观望吧。

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很容易被导到沟里去的。

我们这边穷一点的地方村级选举是500一张票，发达的地方是2000一张。选个村领导，需要投入100多万的人民币以上。

这福利发的，你说拿还是不拿呢。

实际上大家都是拿的，不拿以后日子恐怕更难过。

农村基层选举其实已经实行很多年了，90年代后期体制内对农村基层选举的得失就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总结，宗族垄断，钱财贿选，暴力当选都提到过。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甚至一度有农村基层选举是否坚持下去的争论，当然最后还是坚持下去了，但也并没有向上一级推广。但是否因农村基层选举的弊端就可以推而广之，而得出民主无用民主黑暗的结论，还是要更深入分析。

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区一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国的权力核心是党委，人大从来都橡皮图章。可橡皮图章好歹也是“图章”，至少这道程序还是不能少的。别的不说，人大代表真的联合起来的话，在表决的时候如果不按照上面的“引导”来投票，总是会让上面下不来台的。而且中国实行的是有层层障碍的间接选举，区一级人大代表几乎是天朝的子民们唯一可以参与的选举。然而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区一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度仍然很低，以至于不少地方几乎要用命令的方式强拉着选民去投票？

其实原因未必很复杂，按老百姓的说法，主要就是“没意思”。第一，区人大代表可以参与的过程太短。一年才开一次，总共只有几天时间。而在这宝贵的几天时间里，被动的听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报告就占了95%，而比较让人感兴趣的各种表决一般只有短短的半天时间，开会的时候打个盹可能就错过了。第二，区人大代表可以参与的事务太少。中国是个自上而下的社会，不管是房价还是公务员工资，都得由最上面国务院颁发的命令才可能有些管用。就算区人大真的通过了要降低房价的决议，像万科那样的房产巨头难道就会怕了一个小小的区人大不成？在这样的形势下，区人大代表要表决的事务与自身相关度不大，自然缺少参与的动力。夸张地说，区人大代表要花费芝麻大的时间，又只能讨论芝麻大的事务，那么代表们自然也只有芝麻大的兴趣。

然而因此得出结论，选民在参与国家主席选举的时候仍然会像对待区人大选举那样热情不高，就未必正确了。就以西西河为例，河里面讨论的主流，还是所谓“国家大事”多，“街道小事”少；键盘“政治局”多，键盘“区人大代表”少。甚至经常出现一些河友幻想“假如我是下任总理”的情形，却从来没有人幻想“假如我是下任街道居委会主任”的例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其实是有积极的意愿的，主要还是因为房价物价等重要利益要由国家高层政策影响，基层对自己真正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原因。

再拿美国的选举做个对比。美国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大不相同，地方的权力是很大的。然而就算是这样，地方选举中凡是与总统选举不在同一天的时候，投票率也同样是非常低。可以说，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子民同天朝子民一样，对国家事务的关注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地方事务的关注。

再来看农村基层选举的例子。承包制以后带来的是集体制度的瓦解，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对农民利益关系最大的还是粮食收购价格以及化肥种子等成本，而这都是需要国家决策的。对村民而言，反正村长也决定不了粮食收购价格这样的大事，那么经过权衡之后，用自己的选票来换取眼前看得到的钱财，或是主动投票给宗族恶势力防止打击报复，就是很现实的考虑。正因为这样，决不能因此而一厢情愿的认为农民都是愚昧无知的；实际上，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精于算计的。

总结起来，最下层的农村基层选举与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弊端与失败，不能说明将来国家主席的选举也会有同样的弊端与失败。曾经有调侃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关注国家大事”，“农民侃侃而谈伊拉克局势”，不正是说明人民有强烈的参与国家事务，参与民主的意愿么？

再多说两句关于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问题。民主政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民众的意愿，完全由多数民众决定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与前进方向。而精英政治，就是由少数理智的专家决定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与前进方向，多数民众的声音不会对少数专家形成压力。如果一个社会完全由多数民众决定社会的方向，一方面民众的意愿未必愿意考虑将来，很可能社会的长远利益让位于短期利益；另一方面有可能形成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而一个社会的运行由理智的专家或精英来决定，可以考虑得更长远一点，也可以兼顾与多数对立的少数的利益，防止多数暴政，然而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仅仅由少数人决定，自然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出现脱离“民意”，沦为少数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宋朝就是精英政治的典型。社会的运行由士大夫而不是“贩夫走卒”们决定，士大夫自认为要比“贩夫走卒”高明，只有他们可以做出对社会“最正确最理智”的抉择。虽然多少要兼顾到“民意”，毕竟不是主流。就是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像陈寅恪的精英士大夫思想比较重，自然对推崇士大夫的宋朝更认同，也因此而盛赞“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的典型。雅典选民（奴隶与外乡人被排除在外）并非选举民意代表，而是直接参加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就是直接民主。就算选民的决议是荒谬的也必须执行，就是纯粹的民主政治。受古代条件的限制，直接民主效率不高，最终演化为寡头政治，但仍然不能否认雅典在民主政治历史上的重要性。

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都离不开，总是相互博弈的。到了现代社会，雅典式的民众已不可见，任何社会一般都是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体。美国的制度民主政治的成分大，精英政治的成分小，但也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民众不直接参与各项政策，而是投票选出总统与议员，由总统与议员决定各项政策。相比起来，日本民主政治的成分就比美国小得多，主要是精英政治---日本的民众可以投票选出议员，却不能决定首相。当然对中国来说，民主政治的成分更小，而精英政治的成分更大，中国的民众既不能决定政治局委员（从权力上来说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参议员），也不能决定总书记（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总统），甚至连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决定不了。

但如果说中国完全是精英政治也未必符合现实。政府还是要注意民意（民主政治）的。通货膨胀了政府也要涨最低工资（还包括军队的工资），房价高了国务院多少还是要表达一下“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度。甚至股市跌了政府也得关心，而在一个纯粹的精英政治体系中，股市根本不应当是有远见的精英或者专家要考虑的范围，毕竟政府强行干预股市通常是以损害国家长远利益为代价的。以此类推，就算是如沙特等专制国家，在动乱的时候涨工资，发福利等行为，也说明民主政治或多或少都是存在于每个社会中的。

今天的中国只怕还是需要多一些民主政治的成分，以对官僚化的精英政治多一些制约的。别的不说，发改委经常下令，不管种地成本如果，都不允许蔬菜粮食价格上涨；而发改委却从来没有对地产商下令，不允许房价上涨。如果民众的意愿可以更大程度的影响政治局委员们，这样的情况还会出现么？

体制内的官僚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精英群体。而这些年以来，高素质人才除了少数流向经济领域，绝大多数还是流向体制的。不信的话，将中央及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平均素质与社会上做个对比就比较明显了。高素质的人群，自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的精英。深青社的记者们其实是处于绝对少数的几个体制外精英而已，体制内力量庞大的最高层以及省部级、司局级精英们，才应当是民众最应警惕的。

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有的是官僚化的精英政治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然而比较奇怪的时西西河不少自诩的左派们，即强烈反对民主政治，又不允许“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将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所有途径，包括民主与造反在内都完全封死，仅仅靠“理智”的体制内精英自觉地来决定中国的前途，这不就是彻头彻尾的毫无制约的精英政治么？更有甚者，仅仅因为极少数人对外“勾连”，就将民众当年自发上街表达自己意愿的诉求完全抹杀，不允许民众发出声音，这不就是高高在上的冷血的精英视角么？抱着精英的思维却又大谈“人民力量”，不是滑稽之极么？

• 忍不住厚着脸皮再一次自我引用自我吹捧自我表扬

通过家族的内部“民主”（形式多样的选拔方式），该族群可以发出最强音，选出代理人。这难道不是民意？

通过贿选（如果没有政府预防和介入，那选举成本难以想象），财阀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难道不是民意？

独裁是利益集团的利器，民主难道就不是利益集团的利器吗？

我们应该看结果，而不是理论的超然。

您的宏论，只是解决了：“虽然基层民主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还是要坚持搞下去”。但是依然没有解决“该怎么搞下去”。

实际上，我们不用多说，就看急于推广民主的美国，肯不肯让10亿中国人民参加美国大选。如果这做不到，起码让联合国搞一人一票决地球事务定。如果不答应，那这个民主究竟维护什么群体的利益？是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还是小群体的利益。

“虽然基层民主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还是要坚持搞下去”，这是体制内经过调查，看到基层民主的弊端以后的结论，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虽然基层民主有这样那样的不好，这并不代表当选举总书记或是政治局委员的时候，会有同样的弊端。因为我相信人民群众在国家最高层的选举的时候会有更大的热情与参与感。而在这种热情与参与感的影响下，宗族垄断，钱财贿选，暴力当选等弊端的影响将会降到最小。

设想一下，选举村委会的时候，一个村子的宗族在村子里的力量相对很大，那么在选举总书记的时候，一个宗族难道还可以影响全国？选举村委会的时候，既然村委会即决定不了粮食收购价格，也决定不了化肥种子的价格，村民经过仔细比较之后，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换一张选票，那么在选举总书记的时候，当粮食收购价格与化肥种子的价格一涨一跌都可能涉及到上万元的利益的时候，几百块钱还能换一张选票么？村委会选举揭晓的时候，涉黑团伙可以从最后谁当选看出村民是否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进而可能打击报复全村的村民，那么总书记选举揭晓的时候，难道涉黑团伙还有力量报复全国人民不成？

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很难说哪一种形式更好。实际上现代社会，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中国也好，沙特也好，都是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结合。美国人民可以选出总统与议员，日本人民只能选出议员，不能选出首相，而中国人民既不能选出政治局委员也不能选出总书记，只怕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中民主政治的成分更少一些，而精英政治的成分更多一些。

宗族垄断，钱财贿选，暴力当选，正是民主政治的形式，也是民主政治的弊端。不仅如此，民主政治还可能出现多数暴政，另外还可能出现过分注重短期利益而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的现象，就像是美国日本现在庞大的政府债务就是例子。

反过来，精英政治是由少数“理智”的精英（或专家）来决定这个社会前进的方向。但精英政治也有两个问题。既然是少数，自然有可能少数人的利益至上。如何对这种现象进行制约？其次，由谁来选出或是决定领导社会的“理智”的精英？当前的体制下，官员的晋升主要是靠上级的赏识，这是否是最好的形式？显然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是处在不断博弈的过程的，两者是相互制约的，而没有制约的社会形态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官僚化的精英政治，“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宋朝就是最好的例子。对古代官僚化的精英政治的制约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朝代没落了，那么就用一个崭新的朝代来代替他。

今天的土共相对来说也是以官僚化的精英政治来体现的。不管是所谓六百万人头的“天赋神拳”也好，又或是象土共自己所说的那样“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好，人民都有权力要求对官僚进行制约。也就是说，要么扩大民主政治的成分，允许人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进来制约官僚；要么允许人民有最终造反的权力，当土共不再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可以起来将他推翻。人民可以在这两者中选择，这是人民不可剥夺的绝对的权力。

• 忍不住厚着脸皮再一次自我引用自我吹捧自我表扬

那么，也许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怎么样使得世界人民广泛的参与进联合国以便制约五常的官僚们。

毛泽东当时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没有寄托于占世界人口数量优势的第三世界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制约少数集团。人民没有这个选择，也谈不上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力。

事实上，凭什么联合国只有五常呢？为什么不能扩大这个民主机制呢？为什么只对少部分人民主呢？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这一权力是怎么被剥夺的呢？为什么前五常之一是一个小岛台湾而不是大陆呢?

也有人起来说，既然不民主，我就造反吧。比如伊拉克，比如塔利班。他们实践了造反的权利。大陆实践了造反的权利，把小岛取而代之。小岛现在很愤懑，不知道这个权力应由谁来保障。造反行不通，靠民主人口无优势，你说怎么办？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为什么民主总是少数人的民主。为什么总是多数人被剥夺了民主。谁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多谢！

这样对民主的解读是不正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讲的还不太清楚。民主正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这是毫无疑义的。假如中国实现了彻底的、纯粹的民主政治，那么多数人的意志就要得到执行。即使是多数人的意志看起来是不合情理，比如说有51%的人决定，将49%的人全部毁灭，那么在彻底的、纯粹的民主政治下，这一条决议也是要执行的。不存在“少数人的民主”的问题。

民主政治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民主政治的所谓“多数暴政”，就像上面提到的，51%的人是否有权力毁灭49%的人？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太合理的。其次就是民主可能由于民众的短视而只顾及短期利益，损害长远利益。比如说假如民众一致投票要把粮食种子全部吃光，这样的决议是否要执行？这看起来似乎也是不符合长期利益的。

柏拉图强烈反对民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民主政治下，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因激怒多数陪审员而被判死刑。在柏拉图看来，由无知的民众简单多数做出抉择未必是正确的，甚至是最坏的。

正是因为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弊端，有的社会选择精英政治。在精英政治中，是假设社会由理智的精英或专家来领导要比民众的简单多数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更好的选择的。从道理上讲，理性的精英作出的决策可能更合理一些，51%的人毁灭49%的人，或者将粮食种子吃光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而自己身为精英的柏拉图也是断然不会判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死刑的。这样的社会，似乎是很多人期待的。

中国的传统中，士大夫阶层就是扮演着理智的精英，他们在官僚体系中起着社会最终决策者的作用。显然，精英政治正是中国的传统。也因此，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颇为推崇的，甚至以为来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

然而精英政治也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既然是少数人的决定，不可避免的就有可能从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暴政”转化为对少数人的利益输送的问题。“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令人瞠目结舌的奢华，是以贩夫走卒不断加深的赋税为代价的。其次，谁来决定哪些人属于理智的精英，也是个不容易说得清的问题。从柏拉图的角度，他本人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应当都属于精英的行列，可那些陪审员们却未必这么想。在官僚体制中，上司的赏识总是占了最重要的地位，结果就是裙带关系也成为官僚体制最大的弊端。这样的例子，不论是中国的古代，还是土工领导下的现代，都不缺少。

总结起来，很难讲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那一个更正确。也因此，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总是在博弈的，而我们也最容易找到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共存的例子。比如说美国也不全是民主政治的。民众可以选出来总统与议员，然后总统与议员作为“理智的精英”做出未必与大多数民众意愿相符合的决策。在这里，选举总统与议员的过程就是民主政治，而此后总统与议员的决策则可看作精英政治。

甚至联合国成立时的思路，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结合。如果按照民主政治的思路，联合国的51个创始会员国应该每个国家都有投票权，任何决议都要按照简单多数。如果按照精英政治的思路，联合国应当完全由国家中的精英比如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来做出决策，领导全世界人民才对。美国、苏联、英国是由当时的实力决定的，而中国则是由于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以及巨大的潜力决定的。

将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结合起来，就是罗斯福提出的联合国的基础。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再加上若干个其他国家组成，最高一级为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

这样的提议经过演化，逐渐成为现在联合国的结构，就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样初看起来很完美的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结合，在现实中却遇到了重大的问题，从几十年来的历程来看，运作并不成功。联合国本身也广受质疑。

然而如果因此而将问题的源头推到民主政治或者精英政治的头上，也是很不公平的。联合国遇到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引起的。

首先，联合国是建立在成员国平等的基础上的，但每个成员国的人口却有巨大的差别。成员国的平等就暗藏着地球上每一个公民的不平等。有十几亿人口的印度同爱沙尼亚的平等，就是每一个印度公民与每一个爱沙尼亚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不拿中国作例子是因为中国毕竟是常任理事国）

而且，从力量上来讲，国家内部每个人之间的力量差别并不大，但每个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上差别却很大。美国的军事预算是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就相当于美国的力量是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这样的差距，可以让美国完全抛弃简单多数而不予遵守。所以即使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也并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国家也是可以退出联合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两个居民如果愿意“自绝于人民”而脱离自己的国家，其影响并不大，但如果美国与中国都脱离联合国，则结局不再是美国与中国“自绝于世界人民”，而是联合国的解体。

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巨大的不平等，才是联合国问题的根源。拿联合国的例子来证明民主政治的错误，或是精英政治的错误，以及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