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有明袁大将军 作者napolen -- 萨苏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②。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④。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④《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⑤《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⑥《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⑦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ず颓寰?立约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勃办，沈?は掠?。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
⑧《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①。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
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③。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被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
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④。
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
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
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⑤。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
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⑥。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⑦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
“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
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
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这个“椴”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Ｐｉ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
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⑤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
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⑥《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⑧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挛?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①。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③。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④，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⑤。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⑧。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们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⑨。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BC，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BD。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BE。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BF。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Ｃ．Ｐ．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ｉｎａ，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Ｐ．４６３－４６４。③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BC《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BD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BE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BF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獾腊自┦栊吹迷蛊?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p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玫劝钢杏忻?，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
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BC。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BD。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①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②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讠盒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③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⑤见《明季北略》。
⑥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⑦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⑧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⑨《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BC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BD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②。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跋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⑦……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来BC……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①见余大成《剖肝录》。
②《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灾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
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③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④“君非甚轱e，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⑤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ａｎｔｉ－ｃｌｉｍａｘ），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⑦《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⑧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⑨《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BC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
写在前面
收到林洛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欣喜。林洛先生在文中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比如他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 ，写道：“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分析李自成失败原因时，作者写道：“李自成 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对抗清英雄史可法作者的评价是：“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不顾实力，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最后，作者回顾中国历史写道：“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希望此文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亦希望今人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中国》主编时寒冰2002年2月1日
1.萨尔浒大战战略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当时刘□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明经略杨镐闻知叁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叁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叁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叁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
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吴叁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叁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叁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叁桂机会，吴叁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十年内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6.崇祯战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叁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他对面临的问题开展怎样的战略呢？
其时崇祯面对叁大难题。
6.1.一为内忧
李自成、张献忠屡败屡战，总是无法剿灭。而且贼是愈剿愈多。
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其时赋税已经很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很重，再加税就是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叁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那个时候的税重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叁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叁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流民也要吃饭，也要活下来。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叁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6.2.二是外患
满清日益强大起来。
自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死，明、满清间又发生过几次战役，满清先后攻取沈阳、辽阳、广宁等重要据点，从辽河以东扩张到辽河以西地区，明军节节败退。
满清继续向明进攻，在皇太极时期，清军曾四次入关攻明。
所谓入关攻明，是指清军不由山海关，而由间道越过长城，深入明之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不久，清军又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击溃明军十余万。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起用名将袁崇焕。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于是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不久，崇祯帝杀袁崇焕。这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牟退还沈阳，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祟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西洋葡萄牙大炮。此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武器，金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N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N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叁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几年后，明清之间又发生规模巨大的松山之战。先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明朝即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叁桂等八总兵，领兵十叁万来援，集结宁远。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密敕刻期进兵。洪承畴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洪承畴抵松山后，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口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叁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解送沈阳，投降清朝。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作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叁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叁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这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葬昭陵，其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辅政。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
6.3.叁是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叁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崇祯缺乏用人的才能而已，这个倒不是崇祯的错。
崇祯个性上的缺点，加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这一堆烂摊子任谁也难以处理。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有点儿冤。但是既然身为大明皇帝，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崇祯为自己的江山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也没必要苛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至少能够做到用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因为个性、劣根性犯下大错。
7.皇太极战略
满清入关前，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满清君王的器量和战略。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叁桂投降。吴叁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天聪实录稿》元年叁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皇太极对明朝及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叁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国。
8.明朝最后战略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叁桂手下的叁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叁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叁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叁月初，崇祯帝诏封吴叁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可是吴叁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起义军。可是明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想死还不容易吗，可是最后为明朝而死的又有几个人呢？
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9.吴叁桂的叁个选择
吴叁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满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独立支撑。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
这个时候崇祯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叁桂的叁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叁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吴叁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叁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这个时候，吴叁桂该向谁效忠呢？吴叁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
当时他可以有叁个选择。
一、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叁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
二、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叁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叁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叁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叁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吴叁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叁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叁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叁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吴叁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叁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叁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叁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叁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叁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叁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叁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叁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叁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崇祯也有过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破“贼”的旨意。
谓之吴叁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叁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国又岂是吴叁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也太抬高吴叁桂了。
10.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叁、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叁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叁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叁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叁桂之父安抚吴叁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叁桂的大笔财产、将吴叁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叁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叁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吴叁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叁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叁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叁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叁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叁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叁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叁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叁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叁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叁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叁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叁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叁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叁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叁桂各个击破。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叁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13.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这一段是为吴叁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叁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叁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叁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叁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杀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还多得多呢。史可法爱国，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战不是爱国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军事统帅必须要有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对国家和士兵不负责任。战败的过错不是爱国和殉国可以抵消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如果还要去表扬他的行为，就难以苟同。毕竟战争的成败决定于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懂军事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却指挥部队，就是失败。史可法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但是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任何人。我对史可法，一个字，“敬”。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历史的战略
相对于神宗、熹宗，他们身为君王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样的不称职和瞎胡闹的事情来说，这还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行为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至少还能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的向这样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并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百姓”是中国的特色叫法，现在我们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时代制度、皇权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概念。中国家国特征是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所谓“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种家族。
封建时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所以看待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立场。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今天我们能够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够从宪法保证公民的权利，并且从宪法引申出整个国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进步。可以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无法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看待历史，但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相信历史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一天。看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看待，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和非议的。他们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了解历史人物的战略观，并且从中体味到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悲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或多或少的改写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了解过去，那个时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落后，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会比古代人高明什么，如果对历史不能正确看待，对教训不能够汲取，我们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了？难道需要后人来消化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吗？不过这样也很正常，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孙子兵法》，上千年来人人都读，可是总是有大量不懂军事常识统帅犯下简单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因为我们对军事的思维一定高过孙子兵法的范畴吗？未必。到今天，很多贫困者的生活也不会比千年以前贫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样冤。那么今天我们的进步表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以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识和思维方式的教育。常识是我们判断的基本条件，思维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独立的、开拓的，不受定式影响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将常识学习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教育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学生只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外一种奴隶，但是被奴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如果不能用战略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还谈得上什么“知己”，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样不多，一点点见识全来自于仇恨的历史，又怎么谈得上“知彼”。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世界格局的战略中判断形势，制定良好的应对之策，从而强大自己呢？难道凭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执、狂妄和无知的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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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老兄！以后我发文会常将此诗附上的。另外转载minidust兄的几首关于拙作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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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有明袁大将军读后感(诗四首)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at Dec 16 21:43:03 2000) WWW-POST
祭明袁大将军墓
义园坟上草长青，犹忆百年袁公灵
幽幽翠柏连枝意，黯黯余家守望灯
荣辱错填山海恨，死生何惧一身轻
忠魂万古余音在，荡遍山河几人听?
百年心意
百年故事百年听，幽幽此意伴公灵
年年旧土何人换，岁岁香烛几时更
风刀雨剑逼残叶，晓月孤窗映苦灯
曾经一诺余家愿，种就苍松满目青
另附上网友steve的和诗及对第一首的改诗
和第一首(steve)
雄关铁阙作丹青，漫写精忠百世名
杳杳银霜映赤胆，幽幽碧血现英灵
漫将荣辱平生笑，常把死生此际轻
环首独夫今犹叹，奈何往事不堪听
改第一首(steve)
义园墓上草长青，犹记袁公百世名
凛凛苍松称赤胆，幽幽万姓哭英灵
沉冤帝阙海山恨，却敌辽东生死轻
英烈千秋余响在，悲歌四宇几人听?
发信人: minidust (微尘),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千古奇冤 (诗一首纪念明袁崇焕将军)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un Dec 17 16:26:57 2000) WWW-POST
千古奇冤 (诗一首纪念明袁崇焕将军)
千古奇冤之 宁锦大捷
黑云压天启，噩耗动南京。广宁师溃日，哀鸿遍野鸣
有明袁崇焕，两广一书生。塞北极边地，临危授命行
单骑至宁远，生死一身轻。坚城铸热血，山海结连营
战炮惊敌胆，锐气扫腥风。众志成城下，强虏一夕平
无风战云起，汹涌压双城。锦宁一线系，坚壁野四清
寒夜渡秋水，敌近鸟魂惊。前锋顿城下，决战在黎明
四门轰然开，铁骑出关宁。肃然列高岗，惟待战鼓鸣
同仇对敌忾，广宁恨难平。上下一心许，誓把耻辱清
寂寂辽城外，莽莽平原中。征尘四野蔽，三军狭路逢
猎猎红旗动，呜呜号角鸣。谁敢锊敌锋，铁骑震关宁
风云突变换，野地尘沙狂。炮火连天响，杀声动四方
刀枪遮日月，箭雨似飞蝗。三军人奋死，将士气昂扬
勘勘天已暮，血战未分详。昔日广宁师，今朝抗敌强
太极无可奈，含泪撤兵忙。黯黯归京路，悲恸满山梁
西风绕残月?０?曲荡垣墙。将军无语立，默默祭魂殇
刀兵何日止，杀伐几时央。塞外英雄泪，深闺断人肠
千古奇冤之 五年复辽
宁锦大捷后，蓟辽掌中量。督师兼御史，威名震四方
明皇心相悦，垂首问略长。胸负凌云志，五年定辽疆
古汉平匈奴，历经几世皇。后金犹胜昔，何出此略纲
胸中蕴奇计，帐下有英良。更将碧血献，尽撒照辽阳
计议方初定，主上现容光。唯有心头虑，尚须费思量
昭昭岳武墓，青青武候乡。默默胸中忆，去留两彷徨
三军不可怕，威服有尚方。流言诚可畏，小人踞朝堂
自古成败事，固然在边疆。更有莫须罪，恨断英雄肠
将军念及此，重又进疏章。只盼君臣信，谗语自消亡
忠言心切切，折笺志泱泱。一曲出师表，关山万里扬
俯身催战马，抬手提丝缰。北望辽东路，山海正茫茫
前途多艰险，归程在何方。此去风云动，祸福两难详
千古奇冤之 晴空霹雳
漫漫辽东线，自古烽烟长。三军拔良将，万里现戎装
东江嘶战马，宁锦固城墙。唯有辽西镇，将令不能扬
蓟镇横西北，八旗在辽东。相隔千里遥，更有蒙古挡
将军何所虑，栈道与陈仓。明攻容易守，暗渡最难防
飞书传蓟镇，示警到西疆。令达行不见，总理自骄狂
将军无可奈，屡屡上折章。如石沉大海，唯余叹息长
崇祯二年秋，塞外惊雷响。八旗归一统，横渡草原乡
大军分三路，直指辽西防。可叹城中将，犹自梦还乡
凌晨军号响，万马跃城墙。蹄声震旷野，战鼓动四方
三军一夕溃，城防尽土崩。十年经营苦，今朝顷刻亡
要塞相继陷，主将逃命慌。可怜众儿女，魂断长城长
驱驰向南进，虏骑愈嚣张。合围断遵化，兵锋指明皇
千古奇冤之 碧血忠魂
烽火燃边塞，鼙鼓动渔阳。飞骑进山海，战报呈军帐
督师闻战况，先惊后思量。断然做决策，挥师救明皇
军令排山倒，蓟辽起云风。锦州到山海，万马齐嘶鸣
救兵如救火，分秒必相争。四千轻骑动，驰援遵化城
强行三昼夜，先锋抵屯营。未料营中将，闭门拒开城
率教无可奈，纵骑向西行。只盼遵化地，尚未陷敌凶
再行五昼夜，马骤尘飞扬。遵化遥相望，影影在前方
徒然风云变，平地惊雷响。八旗现四面，孤军落平阳
遵化城既破，将军意已详。马革裹尸地，就在此疆场
下马回身跪，叩首向南方。今生无所盼，唯愿报国亡
上马提丝缰，返身至高岗。俯看众儿郎，肃然列两厢
阵阵西风过，猎猎征袍扬。默默人无语，闪闪现刀光
今日陷死地，远水不相帮。但得三寸气，誓死不能降
将军言至此，珠泪满盈眶，男儿齐声应，热血沸胸膛
擎刀指敌阵，纵马向前方。疾风扫落叶，千骑下平岗
铮铮傲骨在，凛凛刀光扬。此去不归路，碧血炼魂殇...
试问谁无死，轻重有分详。不愿苟且生，唯愿含笑亡
默念英雄意，犹闻铁骨香。绿水青山在，忠魂万古长!
千古奇冤之 最后的大捷
晴空响霹雳，噩耗震心寒。痛失中兴将，断我手足残
宁远结大义，宁锦破敌顽。昔日情犹记，魂兮何时还
只说男儿意，有泪不轻弹。若到伤心处，无语泪痕干
军情急如火，无暇再盘桓。立下三军令，火速入关南
遵化虽已陷，太极仍自烦。不惧百万兵，只怕崇焕拦
孤军入敌后，尤虑八方援。一旦归路断，插翅难生还
念罢思奇计，挥军向南迁。仅把疑兵剩，以将明军缠
破竹向南进，数日抵京边。列阵广渠门，只待号令传
探马忽来报，城外敌踪现。不知何方来，扎营在城缘
太极举首望，区区骑数千。遂下攻击令，欲破之阵前
神兵自天降，铁骑出辽南。飞驰几昼夜，匹马不离鞍
先敌至北京，彻夜扎营盘。五千对三万，拒敌国门前
清晨号角响，两军对阵前。崇焕亲披挂，立马在中间
铁骑分三路，犄角互为联。标营阵于西，左右阵于南
朔朔西风紧，咚咚战鼓寒。三军心里亮，此仗剧为艰
京师矗于后，八旗压于前。沙场有战死，绝无退路还
后金骑兵动，万马震西南。无风黑云起，杀气迫人间
蹄声没耳过，刀光刺目寒。将军手起处，勇士似离弦
兵锋途中遇，战马错于前。杀声传四野，铁骑荡尘烟
敌众对我寡，优劣固了然。已一力当十，死战不回还
重洋陷孤岛，巨浪欲遮天。昏昏天已暮，岛在石更顽
太极心惊诧，急问谁在前。手下齐回秉，未见军旗悬
众寡太悬殊，将军更作难。相持如过久，兵力亦为干
忽来探马报，援军至西南。悄然人待命，铁骑整四千
闻罢飞骑报，将军眉头展。心中出妙计，决胜在当前
回首传将令，中军竖旗幡。大旗随风舞，帅字迫敌寒
烟尘敝日月，八旗鏖战欢。徒然喧嚣作，杀声起西南
前后相夹击，后金军大乱。更有疾风至，吹振大旗袁
大旗惊敌胆，战士信心还。返身挥刀进，跃马复向前
崇焕立高岗，环目四方看。但见两敌将，指挥若定闲
将军回首喝，敌酋在阵前。谁敢擒贼首，孤胆破敌顽
喝声未及已，麾下出儿男。铁骑突营阵，匹马斩敌还
群龙突无首，敌军遂大乱。溃兵如潮水，遍地八旗残
三军气振奋，儿郎意争先。西风催战鼓，漫山旌旗旋
将军无语看，珠泪已潸然。举首向天祭，默祝英魂安
泱泱少年志，三万里河山。铁马雄风过，齐奏凯歌还。
莽莽中华地，自古聚英贤。文韬辅内政，武略镇边关
青山埋义骨，碧水葬忠廉。一曲英雄诵，万代美名传
千古奇冤之 下狱
兔死猎狗烹，鸟尽良弓悬。自古国无幸，最恨己相煎
不惧敌百万，只怕人猜嫌。往昔忧虑事，今日到眼前
太极谋略定，苦意弄离间。夜深传诈语，有意放囚还
不怪群英会，歌舞宴江边。唯恨蒋干愚，代代有人传
惶惶人晋见，惴惴意难安。穴空风来骤，影乱心自寒
偏听信密语，旧怨再重掀。"圣皇"震怒日，将军下狱栏
崇祯常自许，中兴在吾肩。猜疑心未定，何以聚良贤
刚愎犹自用，喜怒不同天。欲加人之罪，何患无辞圆
恶报传城外，三军意共寒。忠良反下狱，古恨似重翻
目睹将军路，沥胆护国安。功高何所用? 不如返辽南
太极闻报喜，回师顿城边。铁骑关宁去，谁可抗敌顽?
大小十数阵，京郊恶战艰。明军皆败北，血泪浸城垣
慌慌圣意乱，无奈授诏单。狱中传崇焕，恳请召兵还
将军心里亮，下笔命悠关。铁骑归京日，今生永难全
默忆平生志，投笔为国安。城郊百姓泪，历历在眼前
"肺腑同生死，安危问去留"。昔年诗句诵，笔落泪盈前...
千古奇冤之 悲风为我从天来
秋来霜降早，户外百花残。朔风吹冷雾，悲意涌寒山
辚辚车架过，攘攘众人观。心魂谁欲送，恨断铁囚栏
将军临刑意，泪眼望河山。犹叹关东梦，一死憾难填
生平逢乱世，正骨陷奇冤。死后忠魂聚，依旧保辽南
半年牢狱苦，生死一息间。绑发西市外，寸寸断身残
犹伤百姓意，食肉寝皮干。可怜身后日，尸骨未能全
黯黯秋云重，瑟瑟西风寒。飘飘长发散，点点泪痕干
昭昭天日下，冷冷世人颜。此生悲已尽，魂恨赴黄泉
无云山海暗，有泪月轮残。悠悠神魄返，眷眷上辽关
依稀往事现，铁马冰河还。此心犹未灭，魂梦断辽南
回首神州地，万里起烽烟。贫国百姓泪，何日有终完
抬首天际动，风雨欲临关。难挥身后恨，泪血漫山南...
岁月无情逝，三百七十年。忠魂仍未散，义园小坟间
年年新土覆，岁岁纸烛燃。悄悄谁祭墓，暗暗余家传
春花几度放，秋露几回残。风霜逼叶落，雨雪透衣单
孤灯伴晓月，苦意渡华年。昔时一诺在，世代卫魂安
事迹传今日，衷情有少年。掩卷心长叹，胸怀几度翻
常读英烈传，自古志难全。百年人共愤，珠泪满衣衫
青青园内柏，款款意通连。幽幽坟上草，暗暗志相牵
不求春日暖，不畏北风寒。永驻英雄侧，万载护灵园
吴三桂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出生，到崇祯2年（1629）不过17岁，本领再大，地位也有限，在当时不可能与祖大寿相提并论。就是他父亲吴襄也是袁崇焕死后才当上的总兵，还是靠了和祖大寿的亲戚关系才提拔上来的。袁崇焕提出的辽东3大将是祖大寿、赵率教和何可纲，没有吴襄的份，更谈不上吴三桂。若是平台召对是按身份召见的话，断然没有见吴三桂不见何可纲的道理。吴三桂28岁做总兵，当然也是年少有为，但这毕竟是11年之后的事情了。
至于兄提到的那段关于吴三桂救父的记载，我没有专门做过研究，不敢妄言有无。但该战是发生在大同，而崇祯二年是后金军第一次经由北边(而不是辽西走廊)入塞，则该次大同之战必然发生在崇祯二年也就是这次平台召见之后的。所以吴三桂不会是因为该战的突出表现而得到召见
关于松山之战吴三桂的表现，我所看到的史料也与兄所举不同。我看到的是洪承畴决定次日突围，而王朴当夜就率军逃走，溃军冲动吴营，吴三桂也随之逃走。接着又冲动其他3镇。也就是说整个明军的突围行动是无组织的，实际上是溃逃。明军中洪承畴的标营以及曹白王（廷臣）3镇未动，其他5镇溃逃，可见并不是统一行动的
吴家和祖家都是辽东大户，其实就是土豪。而吴襄原是毛文龙手下，他在做总兵之前是团练使出身，是当地地方武装力量的主要头目。
当时袁督师军中赵已经身亡，何不在身边，只有祖吴二将，但吴襄子吴三桂是崇祯钦点的武举，所以督师带他是完全可能的。杨宝霖先生名重一时，于此节上当不会出错。
松山大战中吴三桂军的情况，北略有记载，另外吴三桂纪略和不少地方志中也都有部分细节记载。当时洪部队之所以有中军和曹白王三镇不动，是因为他兵分左右两路，王廷臣率领左路，马科率领右路，故而先溃的是马科这路，而他们的先锋就是前去填壕沟的吴三桂军。先是，清军“横截大路，绵亘驻营”，“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等处下营，各处挖濠，断绝松山要路”，而壕沟“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可见不填了这个壕沟，明军确实无法突围，以吴当时和洪的关系以及善战名声，担当此任亦无甚大怀疑。
说点其他的吧，呵呵。
其实督师那次平台召见，崇祯小儿是怕袁督师发作的，实有点人小人之心，所以我对此很是鄙薄。
当时除了前来对质的满桂外，他还招来了满桂部下大将黑云龙在侧侍卫，更埋伏了大批锦衣校尉，记载说当时冲上去按倒捉拿袁督师的校尉竟然有十人之多。而崇祯则始终在平台之上，和袁督师隔着老长的台阶，满桂的血衣是着锦衣卫拿了掷下去的。
想督师当时情形，只怕真是欲哭无泪，其冤其屈不下岳武穆，令人发指。
参见《明史》何可纲传，何可纲的地位毫无疑问在吴家之上。不排除袁崇焕带吴三桂参与召对的可能，但这决不是因为吴三桂的地位已经高到何可纲之上，而与祖大寿平起平坐之故。
关于松山之战，《明史》曹变蛟传记载到“朴先夜遁。通、科、三桂、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弛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由此可见，明军的突围行动是无组织的，是“夜遁”和“相继走”。洪承畴和曹王两镇对此并不知情，因而也没有参加“突围”行动。突围过程中确有填壕的情节，但这只是明军在溃逃中拼命想越过壕沟罢了。后来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这“不战而逃”四字对吴三桂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当时关宁军入卫前锋只到了九千骑兵，还是分两批到的，何可纲带着大批主力在后，在袁督师下狱后，他们才赶到北京，然后由祖大寿率领破山海关而出。
至于松锦大战之结果，明史大致不差，但只寥寥数语仅仅记载了其大略和最后结果，其中详细过程全无记载。
譬如当时洪承畴和张若麟的分歧和争权，导致军中“只知张监军，不知洪督师”，还有二十一日晚突围前的会议内容，会议上张、洪的分歧，最后又如何分王廷臣、马科为左右两路，分头向那个方向突围，甚至大海涨潮水淹明军兵营等等事情，一概无载。
但是，这些内容在清档和朝鲜实录、明实录、贰臣传，以及不少笔记、野史和地方志中，包括洪承畴多份被高起潜扣押的急救求援疏中都颇多涉及。
兄所提到的那些细节我也看过许多。我觉得姚雪垠先生在这方面的考证是非常详实全面的。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松锦之战明军主力（5总兵）的突围是无组织的，本身就已经是某种意义的溃逃。不排除清军在明军退路上掘有战壕，因而造成突围明军的最终崩溃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吴三桂违令出逃的这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不战而逃”了。所以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就是说只要参加了违令出逃，就应该是死罪。
从大家都承认的史实来看，兄所说的情况有几大疑点难以解释。
第一，所有材料都指“朴先夜遁”，其他几个总兵“相继走”。可见首先突围的是王朴无疑，那么何以又会有吴三桂做先锋填壕的说法？照理这种突围行动，应当是集中兵力火力于狭窄正面，力争一举突破对方防御。所以“相继走”的说法倒仿佛是有些道理，说明明军是以梯队前进的。（当然，这里假定突围是有组织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位于后续梯队的吴三桂为何反而超越第一梯队的王朴成了先锋呢？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吴三桂部于夜间在行进间超越了王朴的行军纵队，然而这是背离基本军事原则，只会给自己部队带来混乱的做法，除非是无组织的溃逃，否则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二是明军根本不是以梯队前进，而是各部并肩前出到清军防御正面的，因此可以同时有几个“先锋”撞到了清军的战壕上。发生这种情况要么是明军本来就打算分散突围，而这只是部队在已经处于绝境，集中突围绝无可能，只能到处乱跑，走得一个算一个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当时明军主力尚未与清军主力发生会战，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洪承畴断不会出此下策。所以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突围根本就是无组织的。
第二，明军骁将曹变蛟和王廷臣以及统帅洪承畴根本没有参见突围行动。明史记载“变蛟、廷臣闻败，弛至松山，与承畴固守。”这两人，特别是曹变蛟是辽军中第一流的骁将，其名气不亚于吴三桂，从后来他死守松山和夜袭皇太极御营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如果是有组织的突围，何以二镇竟不参与？而且连后续梯队都不是，因为明史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们参与了“相继走”的行动，他们是“闻败，弛至松山”，而不是“败，弛至松山”。而且，就算是他们是作为突围的后续梯队，当发现先遣梯队受阻时也应当立刻前往驰援，而不是调头跑回松山啊？除非他们是懦弱的将领，但这与他们后来的英勇表现是不一致的。只有在夜间发生突变，情况不明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立刻向主帅靠拢，先稳住阵脚再说。更加离谱的时，统帅洪承畴竟然也没有参与突围。照理说，有组织的突围，统帅应该位于战斗队形的中央，四周都有部队保护。而从明史的记录来看，洪承畴当夜根本就没有离开松山。这合理吗？就算洪承畴自愿殿后，他也应该紧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也不可能自顾自突围，而不管后面的主帅和直属队。由此可见，突围行动不可能是有组织的。
第三，从吴三桂后续表现来看，他也是毫无责任心的。明史说“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从这段记录来看，“三桂、朴”突破清军第一防御地带，“奔据杏山”的时候，部队还没有打光，还有相当力量。此时主帅和一大批部队还留在松山。一个有责任心的将领，或者应当回军接应被截断的主帅，或者应当就地稳住阵脚，争取与主帅取得联系，互相呼应。而吴三桂却继续一股劲的“欲走还宁远”，而且走得还相当狼狈，“遇伏，大败，仅以身免”，把剩下的一点家底也扔掉了。
除了这些疑点之外，兄所提及的史料我也有些疑问，我没有看到原始资料，不敢臆断，这是仅是提出几点供商榷：
第一，兄说“分王廷臣、马科为左右两路（突围）”。但据我上面的讨论，王廷臣根本没有参与突围行动。
第二，兄说清军掘壕：““横截大路，绵亘驻营”，“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等处下营，各处挖濠，断绝松山要路”，而壕沟“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然而，皇太极是8月19日到松山的，20日清军切断了明军的退路，明军于20日夜至21日晨突围。此时清军切断明军归路至多不过一天时间，这一天里能修筑起多么坚固的工事呢？就算有掘壕（清军作战确有此习惯），想必也很简陋吧。兄所说的情况会不会其实是指明军主力突围后，清军为了围困留在松山的明军所构筑的工事？
这个在明清双方的档案里说得非常详细了，兄可以细审两方《实录》。
十九日，皇太极亲自深入松、杏阵地勘察地形，当时明军步兵在松山北和乳峰山之间连立七营，骑兵则驻扎于松山东、西、北三面。
皇太极“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因此马上“横截大路，绵亘驻营”，“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等处下营，各处挖濠，断绝松山要路”，并“遣诸贝勒大臣，各以精兵伏于杏山、连山、塔山及沿海诸要路”。
洪承畴次日发现清军“环松山而营”，就“撤其七营步兵，迎松山城而营”，列阵出战，双方不分胜负，但明军笔架山粮草为清军所夺，退路被断。
这里要注意的是方向问题，明军这个时候是东西向列阵，而杏山、宁远则在西南面……，所以如果王朴的部队在东面，他一退可以冲跨全部在他西面或南面部队的阵形……：）
另外，依照清方档案记载，当时松山附近长达四十余里的地区海水大涨，东南面的明军营地被淹，明军先西向，随即被清军打了回去，在折向南面后为水所淹者不计其数。这也可以说是天意了，明军确实有点晦气，呵呵。
至于说“明军骁将曹变蛟和王廷臣以及统帅洪承畴根本没有参见突围行动”，这个有点问题，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啦，洪分王廷臣率领曹白等是一路，马科率吴等为一路，突围方向不同，并非是在一处，当时约定是初更同时突围，王朴兵溃没有影响到洪王这一路。至于说有司议其“六镇罪同，皆宜死”，崇祯一朝，为败军丧地而死者光是总督就有十一人之多，只要丧地，就是死罪，蓟辽赵、范二总督同时受死就是例子，这不能说明突围时的情况，只是结果的表现。
兄指出“从吴三桂后续表现来看，他也是毫无责任心的。明史说“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从这段记录来看，“三桂、朴”突破清军第一防御地带，“奔据杏山”的时候，部队还没有打光，还有相当力量。此时主帅和一大批部队还留在松山。一个有责任心的将领，或者应当回军接应被截断的主帅，或者应当就地稳住阵脚，争取与主帅取得联系，互相呼应。而吴三桂却继续一股劲的“欲走还宁远”，而且走得还相当狼狈，“遇伏，大败，仅以身免”，把剩下的一点家底也扔掉了。”
关于杏山明军残部撤退宁远，是因为当时已经聚集了万人之多，杏山粮草耗尽，不得不尔，此也有记载可查，兄台不妨细审之。
至于说“一个有责任心的将领，或者应当回军接应被截断的主帅，或者应当就地稳住阵脚，争取与主帅取得联系，互相呼应”，这个事情呢，吴三桂后来果然是继续去营救锦州和松山明军的，当时吴三桂和山海关方向赶到的援兵兵力合计仅二万，可还是帅军东上，到达了杏山取缔与清军对峙，最后是因为配合他们增援的水师先退，吴的孤军无以为继，只得退回宁远。而反观当时的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崇祯下令要他们率军去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上指证吴三桂，不大妥当。
当晚初更分兵突围，应该说是各家共识，相信这点上不会有太大分歧，我所关注只是吴三桂是否不战而逃，这个问题，依照我掌握的资料而言，我认为是需要商榷的，毕竟有资料明清双方的记载都证明他“督众填壕而过，守者射之，矢如雨下，众不能支”，然后就发生了王朴引发的大溃。
对这些，我想大家都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因此也不用务要求同一致，有些问题，还是各自存疑了吧：P
另外说点没什么关系但挺有趣的事情，吴三桂所部在突围途中，还曾经遭遇了多尔衮和皇太极的中军，双方措手不及，而且兵力都不多，吴“从大路杀出。果战将俱在小路，大路惟四王子及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帐幞旌旗盛设，而斗将无多。见王来势凶猛，曰：‘归兵莫遏，纵之可也。’”所以大家最后没有交锋，错身而过。
这个拿来写小说倒是一个大好材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