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没办法， 就这样血淋淋的证据在眼前， 还是一大群SB在感谢蛋炒饭 blahblah. 自作孽不可活。

发现反过来说，也很有现代意义。

还有半句没道出——张主席正候着出这种由头耶！

各位可仔细想想看……

呵呵。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http://news.21cn.com/history/lishijiaodian/2013/02/17/14675282.shtml

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①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其实何畏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余军长自杀了!这消息震动了全军，再没有敢多言的。周围发生了那么多事，人们不敢说，但不等于不去思考。

据新浪博客上于桑的儿子于晋的博文，1969年初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带全家去黑龙江省的公安部农场下放劳动。到了1969年4月下旬九大闭幕招开九大一中全国前，突然被通知从黑龙江赶赴北京，出席中央全会。后来于家了解到当时九大中委的公安部李震是部队名额，周说还应该有一个原公安系统的中委，在场的汪东兴就建议了于桑（于曾任中警局副局），周同意后就这么定盘子了。

按照国家民政部每年颁布的当年优抚金标准，现在的“在乡红军西路军老战士”与“在乡红军退伍老战士”是一个标准了。每年三万多元近四万。而“在乡红军失散人员”，就仅仅是上述两类人员优抚金的几分之一。

“在乡红军失散人员”之中，有多少人是因伤掉队、多少人是因部队全军战殁而失散（如湘江之战那几万人）？他们跟西路军比，谁更冤？

1933年至1934年长征前，毛无权力赋闲，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给博古中央的电报指示里仍然把毛当作中国革命的领袖。高度重视。不过博古的手段太过分了，竟然过滤了远方指示。

所以，即便李、黄二人从新疆去莫斯科告状，也不可能撼动毛。

看看双石推荐的戴克林少将在50年代的红旗飘飘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他是西路军红九军的副营长。要饭半年回到河东以后，第二天就被援西军审干的给恢复了党籍。然后这位副营长就是各种想不通，不认可“张国涛路线”导致了西路军失败，不认可张国涛擅自下令让西路军渡河是违抗中央意图。与遇见的红四老战友、一位红二也姓戴的干部等深入交谈，一谈就是几天几夜。到延安后也是听中央领导作报告（在延安的红四的连职干部），后来又入抗大上干队学习。 对于这些西路军干部、红四干部，事中、事后也没有歧视提防、也没有压服、而是比较充分的给他们言论空间可以在战友间坦诚交流，最后还是在红四自己干部间默默转变到批判张国涛路线的自觉上来。

西路军就三个月经过，毛、朱张、陈徐的整个指挥经过，让这些西路军、红四的中低层干部们搞明白，能有多难。而且这种事是想蒙骗这些中低层干部也蒙混不过去的。又不是高压得让这些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敢乱说乱听、揪辫子

弄得张爱萍、彭雪枫等人很怒。

顺手百度了一下，找到一个帖子：

http://www.fyjs.cn/bbs/read.php?tid=252985

讨论得很火暴啊。主要是罗瑞卿与刘亚楼到陕甘支队二纵队任职，整顿纪律，被二纵队的中高层干部所猜忌，认为是看不起他们甚至有阴谋。

刘师长、邓政委都是红一出来的。对于红四的老毛病：群众纪律与军阀主义，清楚得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以军纪好闻名的是那个纵队？被讽刺为娘娘纵队的那个。可见，源自红四的整体风气。

六纵以自己两头冒尖而自夸。

记得是2001年前后，“数学”就发帖说：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军队在内部的官兵之间要求“不打人骂人”，对外的群众纪律要求和气不打人骂人的似乎倒有。

戴克林，是西路军红九军的副营长。回到陕北后，也是从想不通、公开表示同情张国涛，到与红四的干部、红二的干部广泛深入交谈、在抗大上学听报告，最后弄明白了西路军从渡河命令到最后失败的前因后果。

如果有什么阴谋史学的可能，戴克林这样的干部是能被蒙骗住吗？

更甭说军级干部李先念、程世才、王建安、许世友这些人了。整个西路军全过程的中央、朱张、徐陈的互动，这些人回到延安后应该都很清楚。

就例如中央说是张国涛违抗中央意图擅自命令西路军渡河这件事。想让从西路军的军级一直到副营级、连级干部们相信，就必须把36年10月下旬三军会师后整个西北战场态势、中央要打《宁夏战役计划》的前因后果、西路军的3个军是奉哪个命令渡河，与宁夏战役计划有什么违背，为什么中央自始至终坚决不同意红4军、红31军渡河，都得给红四与西路军干部们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