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看一篇采访产后赵薇的文章，记者的各类问题中有一个是：“能谈谈为什么西方肥胖的黑人女性都充满自信，从容不迫，我们中国女人却总要减肥呢？”
这点儿低的，气得笔者扑哧就乐了：肥胖的黑人女性都从容不迫？君不见美国媒体铺天盖地的各类瘦身广告？君不见美国电视剧肥胖女性纷纷充当喜剧配角儿？
再一看杂志封面，ELLE，果然是娱乐杂志啊。
这种以臆想当陈述的“请君入瓮”类问题实在是有趣，就好像说“能谈谈为什么你偷了钱没埋起来么？”听者都绞尽心思琢磨到底为啥去了，压根不会想到这人可是冤枉的啊。
西方这般，西方那般，西方真的这般那般了么？各种误导充斥了我们的媒体，为民众构建了一个想像中的西方，不信？
请看以下媒体的造句——
“中国房价之高，已经赶超美国”这种论调频繁见诸各色报刊——是，拿着北京上海这种“super city”去跟美国的大玉米地——美国的新疆比房价，那水准是差不多了啊！拿纽约和内蒙比房价，笔者也觉得内蒙老好老便宜了！
“西方母亲生下孩子第二天都会让孩子摸摸水，孩子虽然看不到，但感觉得到。”《家居》杂志——这些年见了几十个妈妈，没一个生了孩子第二天精神地带孩子去玩水儿的！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当今世界，联系紧密，国人同西方有了更多接触，差异导致比较，比较了两秒钟从此终身崇洋的国人一抓一大把——其中与西方并无接触，却由此类媒体处道听途说，自以为了解了“西方”，认了伪爹伪娘，就此投靠的亦不在少数。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但国人为何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力不升反降毫无信心呢？什么样的中国人才有文化自信力呢？
显然，不是国力提升了，开开世博，建建鸟窝，国人出去哗哗买点LV，CHANEL之类，就都自信了。
自信力，不是买来的，也是买不来的。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只知今朝不知史，只看表面不看源，就难免做孙子。而想看到源头和历史，必须好好学习深入钻研。保持冷静态度，发扬理性精神，才是正解。
社会现象，从吃喝用度到社会价值认同等各个方面，都有各种历史和社会原因，先别急着认伪爹伪娘，想想背后道道吧。
其一，吃。
中国人在外最常被人诟病的莫过于去个馆子吃饭太热闹，西方人餐馆文化偏于安静。
某些孙子心态的国人出门一看，恨不能立刻跪下：哎呦妈呀，人咋这文明呢？咱咋吃个面还能出声呢？不行啊！
就算一点没有科学的精神去考察一番历史社会根源，看看最表面的情况吧，西方人一吃饭那是刀叉盘碟一齐上啊，生生要在盘子上咯吱咯吱切肉切土豆啊，声音难道还不够大么？
东亚国家一双筷子动静能跟人家比么？
再考察一下东方的传统，历史上日本人吃碗拉面，正规程序如下：一端详审视，二夹起猪肉片，咀嚼之后开始吃面，喝汤吃面以发出呼噜声为礼貌性标志对厨师高超厨艺的赞扬。
再看看吃饭到底是吃什么。国人聚集一堂吃饭，家庭聚餐社会聚餐信息交流性质远远胜于西方，不仅仅是吃饭满足食欲，更是通过家庭和社会纽带交换信息的场合。吃饭的社会性功能不一样，自然氛围也不一样。
其二，抹布。
西方家庭一般没有抹布拖布，用一卷卷的纸毛巾和需要续买湿巾的湿巾拖布，又有些国人一看，孙子心态“腾”就上来了：哎呦妈呀，难怪人家这么整齐呢？用了就扔，根本见不到嘛！回家立刻扔了抹布拖布，再愤书一段国外如何如何先进。
考察一下：纸毛巾，湿巾拖布原料都是树木，需要续买的湿巾还有多种人工合成的添加剂，二者长期大量使用，产生的浪费是巨大的——绝对是既不可持续，又不环保的资源利用方式。
反之，抹布拖布可持续又环保。
有这么值得引以为耻么？
吃穿用度之外，再来看看社会问题。
国人到西方世界初看，通常会认为西方世界表面总是有序公平的——与国内表面的关系网络形成鲜明对比。
于是又开始诟病国人素质问题，痛心疾首道：国内怎么这么不公平呢？
国内关系网络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是。
但这和西方世界是否真正公平是两个问题。
西方真的不靠关系？凡是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人对此推论不是嗤之以鼻便会哈哈大笑。
先看上学。常春藤学校招生都有“legacy admission”，譬如耶鲁有40％的名额先是录取校友的孩子。进了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通常都有兄弟会，姐妹会，为什么要加入？因为会里这些人脉都是对个人将来至关重要的，怎么加入？兄弟姐妹会前辈的影响是巨大的。什么样的人加入？表面上任何学生都可以。实际呢？笔者曾经教过的学生描述他们的兄弟会暑期活动是租游艇去佛罗里达玩儿，圣诞活动是租花花公子集团的场地和兔女郎party。这些高昂的费用都是算在兄弟们头上的，不是这个圈儿的学生即使偶尔能加入，真能呆下去么？都是私校的常春藤实质不过是美国权贵阶层巩固其阶层统治的制度。
无数长期的西方社会调查指向同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世界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而最关键原因便是富者的network不断吸收更多富者，更加吸金，而穷者的network却越来越下沉和狭隘。
关系之重要就连中小学也不例外。笔者某女友身为私校高中老师，经常讲述学校给予某学生警告，但其学生父母与校方董事会某人相识，一番活动之后校方取消警告之类的趣闻轶事。
再看找工作，投投简历是否能找到工作？能。和认识人相比，哪个效果更好？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出来。
笔者多年耳濡目染硅谷公司的招人经历可为佐证。这些美国公司招工招谁呢？招创立人的同学，同学的朋友——这是硅谷最普及的模式，笔者一朋友自2007年创立公司，至今此公司以及和合作的两公司还没有过看简历招人的例子。也曾有某公司创始人在一次聚会中对笔者直言，公司最重要岗位的招人要求，实际上是私下里先确定了要谁，然后为那个人量身打造的所谓“要求”。
事实上，从上学到工作，美国普及的推荐制度，不过就是制度化了的关系网络。
又有人说了：“西方如何如何真实自我，从不攀比，”然后愤而诟病攀比是国人的劣根性云云。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攀比既然是社会现象，自然有各种地理历史社会原因。第一，西方人口密度低的聚居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联系相对松散，通俗点说，你出门见到人的机率都小了很多，你可攀比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人归根结底是群居动物，需要社会反馈来纠正自身行为。社会反馈少了，自然纠正就少。
在中国社会，人口密度高，互动大，人们受到别人的关注度更高，反馈更多，自然对周围的预期更在意。
请不要忘记，国民性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第二， 当人们反复听到一个貌似笃定的陈述句的命题时，是不经常去质疑陈述的事实本身的——西方人真的不攀比么？
记得某次曾近和一个年逾五十的美国人谈起中国人经常说美国人不互相攀比，他听了哈哈大笑，随口举例：“是么？我有四个孩子，从上高中到小学都有，学生家长聊的都是你孩子哪门考了多少分，他家考了多少分；我们这个暑假去斐济度假了，他家没有之类。”然后语重心长：“任何社会，只要你扎了根，社会关系越多，越发现实际大家都一样，美国人，中国人，大家都会攀比，随时在比。”
社会现象无所不包，再说说影视文化。
《盗梦空间》的横空出世，可以预见地地再次掀起了不少国人对美国的新一轮“认伪爹伪娘”活动：“哇，看人家美国人的想象力啊！”
“哇，看看人美国的电影都拍成这样了，国产电影什么样？！”
“美国文化是全球领先的！中国文化太落后了！”
“中国人就是没有想像力，没有创新精神！”
个个声色俱厉，恨不能把国人脑袋都拧下来，把“美国思维”装进去，再安放回脖子上才好。
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同的影视文化背后的社会土壤吧。
笔者的先生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大学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
于是笔者两年前隆重推介《奋斗》辅助其中文学习。那是他第一次看中国电视剧，看了一会儿，非常不解地按暂停发问：“我发现，这个电视演的就和你们实际生活一样啊，为什么中国人愿意看这种跟生活一样的呢？要是拍这种剧，美国肯定没市场，因为美国人生活本身就这么无聊了，上班下班，没什么意思，再拍这样的剧肯定没人看。”
——确实，在生活节奏缓慢，变化甚少的社会氛围下，美国人朝九晚五，下班回家，没有多少跌宕故事。
美剧如《绝望的主妇》即使表面打着写实的旗号，诸多情变凶杀，华服豪宅——都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美国影视，唯有与生活差异越大，才越有市场。
而中国人热爱写实的电视剧电影，越与生活接近，越有共鸣，越爱看。说到底，写实的影视文化的诞生也是市场需要。
既然二者两种影视文化都是市场催生的产物，在某些国人眼里，为什么写实主义就这么值得诟病？反映想象力的就那么高贵呢？
又有人说了，“大家都这么喜欢现实主义作品，这和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直接挂钩！”
中国人有没有创新力，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答案，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也不试图对此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在此试图讨论的是关于创新精神本身的问题。
创新精神好不好？好。——那是不是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就那么可恶？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就那么高贵呢？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文化从根上不是一个“特立独行，力图不同”的文化，我们看看老庄，就能很快发现中国根儿上的东西——“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居下，柔弱居上。”
说到底，怎么活下来才是根本——这是一种以最终结果论英雄的实用主义文化。这恐怕也是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包容别的文化，在四大文明中成为唯一一个五千年延续不断保存下来的文明的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中国人看求新求异这事而本身价值很小，除非求新求异可以达到长生不灭，世代兴旺的目标。这种价值取向达尔文老人家也会同意，他说的可不是“新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以老为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活得久了，才有悟道的可能。
而美国的历史决定了美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恰恰相反，是一个青年文化，大量媒体信息宣扬的是青春，求异，试错，不论结果的主旋律。
在当代的国际竞争中，民族和国家是否需要创新？自然。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西方的很多学者纷纷指出，正是中国在制度架构和具体实践方面的创新把中国带上了“崛起”之路。
影视文化的创意固然值得赞赏，但究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虚心学习的精神要有，妄自菲薄则不可取。
最后看看教育。蔡美儿一篇《为什么中国妈妈是世界一流的》横空出世，让东西方从教育界专家到平民百姓都打了鸡血般兴奋。《虎妈的战歌》销量大好，也引来国内“虎妈好还是羊妈好”的激烈论战。
正方高声疾呼东方教育太严格，压抑孩子个性摧残孩子身心，虎妈做法不可取，要以满口赞赏把孩子一路当成小超人赞大的“西方鼓励教育”为新的战略方针。
反方寸步不让，拿出虎妈女儿的成功之处，例举严格教育的好处，做足了虎妈后备军的架势。
笔者坐观双方旷日持久的论战，情节跌宕，大有看头。
这其中被默认继而被忽视的问题是，“西方教育”被等同为“鼓励教育”，真的就是“鼓励教育”么？
笔者幻想如果把一位正方辩手送回五十年代的美国，他可能吃惊得地嘴巴都合不上——因为这对当时的美国父母与中国父母可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会夫妻之间经常有这样的对话：
“做了错事，该好好揍一顿屁股了！”
“不打孩子，怎么能教育好他？”
“小孩子知道什么？我们必须严格要求，做对他未来最好的选择！”
云云云云。
我们研究一下历史会发现，“鼓励教育”8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盛，与当时美国压倒苏联，国力一时达到顶峰，经济繁荣，就业机会增多直接相关——80年代父母开始大肆宣扬“只要做你自己就好”“孩子开心最重要”——为什么？因为终于远离了30年代的大衰退和40－50年代的二战，60—80年代的共产主义威胁，社会压力陡然减轻，工作机会陡然增加，开心最重要？那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有“孩子不出色找不到工作会养活不了他自己”的担心。
“鼓励教育”有多成功呢？80年代出生的美国孩子，大多数都是一路受到“鼓励教育”成长起来的，现在已进入20多岁，为人夫妇为人父母，他们怎么看待教育？现实是，金融危机之后社会工作机会骤减，他们经常谈起“小时候爸爸妈妈总说我是独特的，从来不说我很平凡，大学毕业以后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不是，我就是非常普通一个人——非常失落。”
笔者的小姑子即为较典型的例子。小姑子心地善良，年方24，患有先天性糖尿病，从来没有男友，现注册了网上相亲网站，希望找到另一半。某天，她突然找笔者倾诉：“我今天发现一个网站，大家都是糖尿病病人，在这个网站讨论和讲述是否应该在相亲时候告诉对方自己有糖尿病，什么时候告诉，对方介意与否之类。我看了特惊奇，因为从小爸妈都跟我说我跟别人一样，别人能做什么我都能做，我从来都没想过有糖尿病是个问题，还用考虑相亲要不要告诉对方之类？我看还有因此分手的——这太让人吃惊了！”
——确实，笔者有幸曾与这位小姑子同住半年，她是每日必吃蛋糕冰激凌——父母从来都说她和别人都一样嘛！为什么别人能吃冰激凌她不行？再增加点胰岛素量就是了。父母一点没改变“你独特，因此将来肯定有人欣赏你爱你”的鼓励套路，现在与现实撞车，怎能不让她吃惊？
亚洲社会从来人口密集竞争激烈，大部分家长要孩子认清现实顺应大势，走好正规的那条路以保证基本的就业和更上层的问题，本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现在大国崛起，大部分家庭有比从前更充足的资源养育孩子，这与美国80年代的国情有极大相似之处，这才是“鼓励教育”大行其道的社会土壤。
看清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我们就会明白，家长用何种方式要如何养育孩子，这个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长对孩子长大后的世界形势的判断。世界形势和社会氛围的不断变化，决定了任何一种方式都不是万灵仙丹。鼓励教育虽然有优点，但也不乏可商榷之处。冷静思考，理性抉择才是可取的。
以上一番探讨之后，回到文化自信力的问题，水到渠成的结论便是：文化自信力源自个人的阅历、学识和理性。
归根结底文化是个人的集合，文化自信力是个人自信力的汇总和折射。一个人走过四方见多识广，读万卷书知史知今，能思能辩有条不紊，就很难盲目迷信任何一种价值观和社会体制。
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成长，我们有的只是不同；我们的祖国家乡，有的也只是不同。差异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更优越和高级。
不同文化有各自的来龙去脉，各自的优劣强弱。一个人越知己知彼，越容易心平气和地做自己，自尊自信，取长补短。一个民族知己知彼，对世界了解越多，对自身了解越多，才可能真正明确自己的目标，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新浪博客：“移民中国” http://blog.sina.com.cn/yiminzhongguo）
香港人麦兆辉、庄文强编导的影片《关云长》票房已经逼近2亿，在商业上可以说获得了很大成功。但这并不影响我认为它是一部烂片——一部阵容豪华的烂片。
“豪华”，是在演员阵容和打斗场面上。主角由姜文与甄子丹来扮演，足以让许多粉丝不管内容是什么就大力追捧。该片的武戏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都是门面功夫，掩盖不住该片精神的贫乏与虚弱。
对于众多关二爷的崇拜者而言，这个片不仅不是对关二爷的赞美，反而是一种亵渎。编导在为影片造势时大谈“忠义”，开拍的时候也专门去关帝庙拜过关二爷，但最终塑造出来的关二爷形象极其怪异，用古代的道德观去衡量，不仅没有忠义可言，甚至应该杀头灭族。
什么叫“忠义”？我们在此不费尽心思下定义，谈谈“忠义”的底线就可以了。一个为了女人，就大骂“昏君”，并将刀架在皇上脖子上的人能叫“忠”吗？一个明知道兄长在黄河以北，却为了所谓的“和平”，把嫂子送到黄河渡口，就要告辞，让嫂子自己渡河过去的人，算是有“义”吗？
但这就是《关云长》里面出现的骇人的情节。关羽暗恋大嫂或者大嫂暗恋关羽，类似这样的“戏说”，近年的古装剧中已经太多，我们也早就已经麻木了。但实在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编导们居然把“戏说”推到这样一个程度，让关羽抛弃了他的时代的价值观，而公然信仰起当代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来。
当代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爱情。从本片来看，这两个价值的关系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要替怕死的小资维护和平，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谁动了英雄的马子，英雄发动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资怕死，尤其是怕暴死。当代各种“人权”，其基础是生命权，而“生命权”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假设人普遍怕死，这正是伟大的霍布斯奠定的理论基础，尽管霍布斯自己还是保留了许多贵族的趣味。小资们自己既然怕死，他们所塑造的英雄，那就是为他们争和平的，最终也要为和平而死。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惯常情节：一位霸主接近统一天下了，和平似乎指日可待，小资们的英雄可能会放下刀剑，为霸主让道。张艺谋的《英雄》让大慈悲的无名为了“天下”放下了剑，麦兆辉、庄文强的《关云长》也让关二爷为了“和平”，放弃了去找大哥。前者是为了“和平”放弃了性命，后者是为了“和平”可以放下兄弟之义。为了渲染这种和平信仰，编导们甚至搬出了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多大影响的佛教，让僧人与曹操、关二爷谈经论道。佛教与小资的相互利用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佛教通过诉诸小资趣味而赢得市场，小资通过佛教符号而获得升华。看看达赖和尚在西方文化小资那里受到的欢迎就明白了。
但这种“和平主义”绝非儒家价值观。儒家推崇和平，但绝不将和平作为绝对价值。对儒家来说，为了道义，是可以发动战争的。当年孔子曾经几次请求鲁君出兵讨伐无道之国。在实证法无法实现正义的时候，儒家并不禁止复仇，主张对合乎道义的复仇从轻发落。《春秋》有“大复仇”之义，在经学兴盛的汉代影响极大，如果关二爷真如《三国演义》所说喜读《春秋》，必定恪守此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霸道而非王道，有道者伐之，名正言顺。
今人翻拍古片，往往要谈点“人性”，所谓“人性”，最终都落到儿女情长上去。一个人可以没有国家，没有兄弟，没有朋友，可以背叛一切，但绝对要有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爱情成为证明一个人有人性的核心标志。古人绝对不是这个谈法。《诗经》开篇“关关雎鸠”，谈的就是爱情，但古人讲的是“发乎情，止乎礼”，谈恋爱与结婚都是有礼法的，爱情最终是要镶嵌到“五伦”的结构里来处理的。《关云长》这个片走的纯粹是现代路线。先说孙俪演的女主角：让孙俪来演这个古代角色绝对是失败，因为她的气质过于“霸气外露”（黄四郎语），根本没有古代女人的娴静端庄，也根本演不出这个女人内心的挣扎。其次，剧情安排也令人匪夷所思，身为大嫂竟然直接和二叔表白（补充说明：电影里大嫂口口声声叫“二哥”，这是错误的。古代女人要跟孩子叫，应该叫“二叔”），说要请自己的夫君将自己嫁给二叔，搁在那个时代，这简直就是妇德沦丧。关二爷一开始尽管内心挣扎，行动上还是守礼法的，但一到大嫂死掉，就彻底方寸大乱，竟然拿刀去杀皇上，这是公然的大逆不道，连曹操都不会干的事情，关二爷干了。
当然，这里有一个伦理困境：假设皇上是个昏君怎么办？孟子说君主无道，人民可以起来造反的。但这一理论过于极端，不可能成为官方学说。关二爷作为朝廷和民间都认可的道德模范，碰到皇上是昏君的情况，大可行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绝不能干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弑君的事来。这会毁掉刘备匡扶汉室事业的正当性，更会砸掉关二爷自己的道德牌位；但它符合小资价值观：你动了我的马子，我自然要怒，管你是皇上还是平民？
关二爷在和平与爱情两个价值之间挣扎，他为了和平放弃了大哥，但为了爱情又选择了战争，甚至拿刀对准了皇上。前者失了“义”，后者又失了“忠”。为了和平作的牺牲，似乎表明关二爷境界之高，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追求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青史留名的英雄武士，几乎接近了《英雄》里的无名了。但为了爱情而表现出来的这一系列失态，又表明关二爷境界之低，几乎是普通小资的投射。其实，这只不过是小资编导把自己想像的保护者与自己内心的欲望拧在一起造成的错乱。
这个片在情节上当然还有许多令人错愕之处。比如说，关二爷能在几招之内诛杀颜良、文丑，却居然跟籍籍无名的孔秀打了十几分钟还分不出胜负，孔秀一跃而成为华夏名将。比如说，曹操居然带着汉献帝和文武百官一起去田间收割，简直就是一幅“南泥湾”军民大生产的景象。关二爷与曹操一语不合，居然拿镰刀逼着曹操脖子。而这个非常像黑社会老大的曹操，竟然用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黑社会伎俩，干出给关二爷下春药的事情来 …… 这些问题其实都只是小节，哈哈一笑即可。真正重要的是它们折射出编导对于庙堂的无知。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既和编导个人的原因有关，更与香港电影的普遍弱点有关。在我看来，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长于表现江湖，而拙于表现庙堂。江湖是快意恩仇、儿女情长，可以披着古装而尽情地在举手投足中展现自由、平等与个性。庙堂则不然，穿上哪个朝代的盔甲或者朝服，就活在哪个朝代的礼法之中，人的一举一动就必须体现出礼法的规训——而这是被英国人统治多年的香港市民们不熟悉的；由于远离政治中心，香港市民们也很难想像权力中心的人们都在思考什么、争夺什么，他们能按照江湖的逻辑，将政治理解为权力和利益的争斗，却始终难以把握政治本身的崇高感。我相信金庸先生是难得的既理解江湖又理解庙堂的港人，但像他这样的能把握政治崇高感的港人恐怕寥寥无几。因此，《汉武大帝》、《雍正王朝》不可能出现在香港，《走向共和》、《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也不可能出现在香港。当香港编导们硬是要搞点和庙堂有关的名堂的时候，我们始终会嗅到浓重的江湖气。而当编导们硬要去表现庙堂英雄们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嗅到的就不仅是江湖气，同时也有市侩气了。
编导们已经挣了个钵满瓢盈，对本文的质疑，最多也就当放了个屁。但我替他们担心的是，关二爷乐意自己这样被人糟践吗？咱们内地多年“破四旧”，信关二爷的人不多了。在香港，关二爷在民间信仰中仍然保持着显赫的地位，连警察出门办事前都要拜拜关二爷。既然编导们自己多少还信着关二爷，就小心关二爷报应。
宜黄事件中值得反思的地方颇多，但最让人感到惊奇的还是得数媒体。不仅是市场化的大众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宜黄地方政府一通狂轰滥炸，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对“宜黄慧昌”的口诛笔伐。
之所以说让人感到惊奇，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官方媒体与市场化媒体是完全错位的。市场化媒体对宜黄的猛烈炮火倒是完全在意料之中，毫无值得惊讶之处，而一向被视为政府喉舌的官方媒体也对“宜黄慧昌”口诛笔伐，与市场化媒体完全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就让人大跌眼镜了。这是其一。
如果说，在各地的市场化媒体面前，“宜黄慧昌”无论干部级别高低，毕竟都还是干部，还算是政府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而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一贯被基层干部视为代表中央的声音的媒体面前，“宜黄慧昌”自然是小人物。以前市场化媒体以批评政府为有勇气、有胆魄的象征，只要是敢批评政府，批评的级别越高，影响力就越大，广告收入也就越高。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只要是官方媒体上提倡、鼓励的，在大众媒体上往往是出于反面位置的，不是被批评就是被调侃。但这次在批评“宜黄慧昌”的时候，却是官方媒体抢在市场化媒体之前了，而且声音完全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官方媒体的口气要比市场化媒体更加严厉。这是其二。
还有其三。按照中国媒体的分类，现在的市场化媒体多数都可以算作以前的都市类媒体的衍生品，主要受众群为城市居民，内容也多以茶余饭后、家长里短为主，政治问题一般都交给各级负有政治责任的官方媒体去了。也就是说，按照原来的分工，合理的格局应该是，官方媒体讲政治，市场化媒体搞娱乐休闲。虽然后来市场化媒体越来越政治化，但始终将官方媒体视为政治上的对手，即便是市场化媒体自身正在批评的东西，一旦看到官方媒体也批评了，就会转到保护和辩解的立场上去。但在这次的宜黄事件中，官方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完全合流了，官方媒体打头，市场化媒体紧随其后，对“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观点狂轰滥炸了足足有一个月还不肯罢休。
宜黄事件本身的事实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即作为拆迁方的钉子户钟家漫天要价，以自焚为手段与政府进行博弈，玩火自焚，最后导致意外事故。但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媒体真正尊重过事实，而是将报道的重点集中在政府如何威逼利诱钟家拆迁。在媒体上出现的钟家人，完全是一副维权英雄的样子。至于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则无人问津。连当地政府为了对媒体表示沟通的诚意，安排人员陪同记者采访，都被媒体理解为当地政府对他们采访的监视。钟家要进京上访，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为防止事态继续扩大，赶到机场劝说，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也成了“堵截”，但当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如何能算得上堵截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媒体和公众舆论时的公关处境自然十分困窘。一方面是他们释放出的任何善意都会被媒体有意歪曲，一方面他们又苦于有理无处说。在这种情况下，“宜黄慧昌”的出现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这位匿名的基层干部并未以公职身份对此事发表看法，而是以匿名的形式就此写了一篇长达近万字的文章，相对比较完整、客观、理性地阐述了此事的真相及当地群众对此次拆迁的主要看法。但他十分错误地选择了向“财新网”投稿。同样，财新网并未把他的这篇文章当做一次善意的沟通，不仅没有“同情地理解”他的处境，反而在编辑刊发时将该文中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单独摘出，作为全文的标题。而此后围绕这篇文章所进行的讨论全部是对这句话的声讨，对于拆迁的是非曲直甚至连宜黄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都没有进行讨论。在如此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宜黄慧昌”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的计划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迫取消。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被视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官方媒体，尤其是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高级别的中央级媒体，不仅没有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基层干部提供一个起码的说理的平台，反而率先声讨，向当地政府施压，就不仅是缺乏政治敏感性，而且是没有最基本的是非感了。
看起来，这些中央媒体能够批判宜黄慧昌这样的谬论，好像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了。在与大众媒体争夺读者上，似乎也抢了一次先机。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央级媒体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大众化媒体，至今仍能保持着事业单位体制，就在于他们承担者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功能。而这功能的最基本体现，当然就是在面对拆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是简单地站在地方政府那边，也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诉求这边，而是应当将问题的真相摆出来，提供一个双方能够在公众视野的监督之下进行正常的交流甚至辩论的平台。如果像大众媒体那样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鼓励群众与政府对抗，压制公平公开的辩论，那还要官方媒体何用呢？
用汪晖的话说，中央级媒体如此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其实就是去政治化的表现。正如施密特所言，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分清敌我。大众媒体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很清晰地将官方媒体定义为自己政治上的对手，而官方媒体似乎却并没有这样的认识，至少是并不认为在争夺受众的信任方面，他们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在自以为代表“民意”的大众媒体眼里，官方媒体本身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对官方媒体的批评也就是对政府的批评。而敢不敢批评政府，在媒体行业里面一向被视为是不是“有新闻理想”的最主要衡量标准。也正是因此，大众媒体在面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与官方媒体的立场尖锐对立的。正是在这样社会公众与政府的二元对立结构里，大众媒体的政治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公共利益和民意的代言人乃至维护者，并且声言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要成为“第四种权力”。
在面对类似拆迁这样的维权案例时，大众媒体是以高度政治化的态度介入的。在类似的案例中，媒体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府与个体权利的冲突。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惯性，在这样的冲突中，政府自然是强势的，而维权方则处于弱势。所以，在介入这样的案例时，媒体都自认为自己是站在弱者一边的，是在维护公民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所以，在这种的新闻操作案例中，政府的形象越是颟顸、蛮横、不讲理，维权方越是无助、勇敢、坚定，越是符合一般受众对政府的想象，也就越容易被受众认为是“真实”的。而像宜黄事件中的钟家这样漫天要价政府无法满足的事实，当然不符合一般社会公众对维权方的想象。如果社会公众知道政府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高于其他拆迁户的谈判条件，他们对钟家的同情当然会大打折扣，对政府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厌恶了。而对媒体来说，如果政府能够得到大多数公共舆论的信任，他们的存在空间当然就会越小。正是因为公共舆论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才使得媒体表面上的“独立”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正是因此，至今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村干部形象，仍然是一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样子，但媒体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过的却是，在更多的地方，农民对村干部的不满不再是以前那样仇视了，而是抱怨其无所作为，既不能组织村民兴建和维护公共设施，也不能带领大家齐心协力奔小康。类似的案例还有近期发生在浙江温州的钱云会案，媒体几乎运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当地政府谋杀了钱云会，但即使是由诸多“网络意见领袖”组织的“公民观察团”到当地调查取证，得到的信息也未能证明这一结果，媒体坚持不懈地将问题复杂化，硬要将一起交通事故描述为故意谋杀。更早些时候发生在河北的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方在回答治安人员提问时回答了一句“我爸是李刚”，这本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回答，仅仅是让人与其父李刚联系，让其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但媒体硬是将之描述为肇事方仗势欺人的恶性事件，从而使“我爸是李刚”成为2010年著名的网络语言之一。
媒体难道不知道真相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新闻的第一要素是真实吗？当然不会。但他们要的真实不是新闻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符合受众预期的真相。任何一个新闻，只有被硬生生地置入政府与社会公众对立的二元结构之中，才能够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成为公共事件。只有这样能够获得高度社会关注的新闻，才能使媒体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也就是更大的影响力，而更高的影响力对媒体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媒体收入。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目前在大众媒体里供职的采编人员大部分是曾被广泛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80后”一代。当他们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时候，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私有化、市场、法治这些充满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充塞着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常常被他们以这套逻辑简单化处理，从而归罪为政府和体制。所以，他们本身无论是否关心政治、是否有政治抱负，但他们都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即“政府是不能相信的”。这样的预设也会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和写作带来重要影响。而且，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歪曲了事实，而是认为自己在履行媒体天赋的质疑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感、神圣感。但他们忘记了的是，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还太简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了解得还太少，许多事情的复杂性是不能以这套简单的逻辑解释的。比如拆迁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还没有搞清楚，自焚对维权方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一种博弈手段，而不是走投无路的自决。这样，本来十分复杂的拆迁户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就被媒体理解并剪裁为简单的正义的维权和非正义的强拆，并因此连拆迁也一并否定了。
同时，近十年来，中国媒体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大量市场化媒体即都市类、消费类媒体的出现。在此之前，大多数媒体都是官方化或半官方化的，是在体制内的。而近十年来，由于文化传媒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对媒体的监管大幅度调整，从而诞生了大量的市场化媒体。这些媒体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吸纳了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这样，市场化媒体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现象就是具有比较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高度同质化的。因此，在面对一些公共议题的时候，社会公众在不同媒体上看到的往往是立场、观点几乎完全雷同的报道，而且容不得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看到不同意见就马上将其视为“走狗”、“五毛”。
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貌似开放实际上十分封闭的“媒体圈”，或者用学术化一点的说法，就是媒体人的共同体。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这个共同体的联系更加方便，从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实际上，反过来看，在网络上这种虚拟的平等的空间里，媒体采编人员大量参与公共话题辩论，使他们失去了以第三方立场观察和报道的独立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会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观点渗入其采编过程，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他们原有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到来，表面上看似乎媒体变得更加开放，但实际上是在损伤媒体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使媒体的公共性大大减弱了。与此相应，媒体的政治性则大大加强。也就是说，他们更加自觉地维护被当成媒体人共同体的共识的意识形态，而很少检讨这种意识形态自身的缺陷及边界，从而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政治共同体。
也因此，媒体上的声音与普通社会公众的看法完全相背离的现象越来越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央视春晚的评价，尤其是对赵本山的节目的评价。近十年来，几乎赵本山在央视春晚每一年的亮相都会遭到媒体恶评，但在通过短信平台、邮寄方式等多种方式推选的最受欢迎的节目却连续多年都是赵本山的节目。媒体总是倾向于习惯性地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央视造假，但他们从未反思过的是，他们的审美观、娱乐趣味和视听感受已经越来越脱离于普通社会公众。因为赵本山的节目不是为媒体和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而是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至今仍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量身打造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不喜欢，不代表普通老百姓不喜欢。他们从未在类似事例中反思过，他们与真正的民意之间的脱节正在日趋严重。
而在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维权案例中，媒体也没有反思过，当他们自以为反映了民意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没有发现维权方的真正诉求，也没有弄清楚冲突双方的真正分歧，就做了简单而武断的是非评断。这样的评断不仅无助于化解矛盾，使纠纷圆满解决，而且在更多情况下会激化双方的冲突，导致悲剧性结果。这样做也许能够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但从长远来看，伤害的是媒体自身的公共性，而媒体的公共性对媒体人念兹在兹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发挥着关键作用。媒体没有公共性，没有社会公众就一个公共话题或议题进行理性、建设性的讨论的平台，公民社会的建设也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里，官方媒体仍然懵懂地将自己视为一般性的媒体，未免太傻太天真了点。在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公共话题中，官方媒体的用意或许是与大众媒体握手言欢，以示“我们也是媒体，我们是在一个战壕里的”，但对大众媒体而言，这只能被当成一次他们在政治上的胜利。类似的事情如果反复上演，可以预料的结果就是官方媒体完全失去公共影响力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因为，对受众而言，官方媒体就是官方媒体，大众媒体就是大众媒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官方媒体使用大众媒体的语言，表达大众媒体的观点，仍旧不会被当成官方媒体变得更加贴近老百姓，而是会被当成大众媒体的逻辑、语言和观点的胜利。具体到宜黄事件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不敢再为拆迁辩护，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无所作为。
所以，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和传媒体系之下，官方媒体如果说还有存在的必要，恰恰不在于顺着大众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去讲，而是应该有其独特的语言和立场，在必要的时候敢于站出来澄清事实，甚至为基层干部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辩论提供公共平台，使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探讨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宜黄事件中的宜黄慧昌这样的基层干部，能够有对方有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公众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尤其是在今天大众媒体上已经越来越不尊重新闻事实，民粹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完全按照受众的预期去剪裁、编辑新闻的时候，官方媒体更应该发挥正本清源、澄清事实、讲清楚道理的功能，以此来引导舆论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向目前的民粹化、娱乐化倾向发展。
本期在排版和美工上又有较大改动，请河友批评指正。由于四月网人手紧张，我们尝试自己排版，在风格上跟四月网有所不同。本期专题是转基因，下期专题是南海。请各位多多转发，多多建言！
刊首语：认识转基因
【专题】
修 栐：转基因食品的历史和科学争议
赵希渝：国内外反转基因运动概述
刘 夙：转基因争论反映的意识形态之争
【战略】
法语非洲倒向美国
巴基斯坦向东移动
民族党上位：苏格兰的政治变局
南中国海波涛汹涌
重审美国—沙特关系
【读评】
湛 卢：“太平洋共同体”来了
张晓波：建党伟业：一个宽大的历史正面
【时评】
贾晋京：中国人的“幸福感”低于伊拉克人吗？
欧树军：幸福的社区离不开完整的家庭：兼论中国社会政策的未来导向
李广益：中年人为何“不安分”？
【研究】
海 裔：“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民国奠基与民初宪政经历中的欧美模式
甘 阳：从「民主运动」走向「民主政治」——东欧重建宪政之路观察
丁耘谈古今中西问题视野下的中国传统
【图志】
湛 卢：数据与事实：世界与中国（一）
兄弟是做事的人啊。
楼主怎么看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窃听丑闻？
窃听丑闻发生在7,8年前，最近才捅出来。联想到默多克前不久的中国之行，他和他老婆在央视节目中秀恩爱，据说是夫妻唯一一次共同出现在谈话节目中。默多克集团在展示对中国市场兴趣。
是不是有很大的势力在搞新闻集团？
创刊半年，刊物有不少改进，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各位河友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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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卷首语 1
南海考验 1
专题 全球视野中的南海 3
全球视野中南海的战略重要性 3
南海若干基本问题简述 14
越南的中国阴谋论 21
战略 24
站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情报部门 24
克林顿的十四条救国方针 26
欧洲的低生育率：还有理由担忧吗？ 28
时评 32
浅谈苏联海军航空母舰的使用 32
南苏丹问题的由来 40
美国“新政时代”的启示 46
读评 54
基辛格的《论中国》 54
什么样的保守主义支持坐月子？ 57
进化论岂是私有制的挡箭牌？ 59
所谓“国家主义” ——读许纪霖先生的新作 62
走向1921 65
“国王的演讲” 69
特稿 73
死刑存废问题 73
图志 79
世界与中国（二）：社会健康状况 79
《上海国资》：死刑存废问题一直都是法学界比较关心的话题，最近讨论得又比较多。怎样看待废除死刑的观点呢？
朱苏力：现在法学界关于废除死刑的言论我觉得很多都是在欺负老百姓的智商。过去有许许多多的案件，特别是“刘涌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等等，都是这样。法学界有些人完全不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感受，要以废除死刑为理由来实现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还教育老百姓说，废除死刑是人道的、是历史潮流、不能震慑犯罪、有多少学者讲过、多少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等等理由。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什么是历史潮流？凭什么你学者看到的就是历史潮流，我们老百姓看到的就不是历史潮流？而且，为什么一定要遵循历史潮流？真实的历史潮流就是所有人都会死，但是每个人都不愿意死。至于说死刑不能震慑犯罪，你把一个人关起来就能震慑犯罪了吗？同样不能。既然处死也不能震慑，关起来也不能震慑，还要我们法律人干什么呢？我们都去唱歌好了。
有人举外国的例子，但是我想讲的是，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人在小时候可能还会效仿别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是看别人怎么生活我们也怎么生活，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来生活，按照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生活。我们崇拜张国荣，可是我们不会因为崇拜张国荣而张国荣是同性恋，我们就都变成同性恋，张国荣也不会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就变成异性恋。
另外，像学者们说的贝卡利亚等法学家也反对死刑。这种所谓的权威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权威，而是因为你相信他有权威。人在很多时候相不相信一个权威人士，并不是因为她的身份，而是看他讲的话与自己的心理预期是不是相符合，符合了就相信，不符合就不相信。人都是这样，是选择性的。亚里士多德、杰弗逊讲过应该废除死刑，他们还支持奴隶制，我们也能同意奴隶制是好的吗？
至于说死刑可能会出错，但这只是告诉我们对待死刑要慎重，并不是说要废除死刑、禁止死刑。吃饭还可能死人呢，我们也要禁止吃饭吗？
很多学者平时都很喜欢谈论民主，但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又总是寄希望于政府能怎么样、领导人能怎么样，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想法和感受。一开始老百姓还可能很尊重你，觉得你是知识分子，讲话总是有道理的，结果你还真以为自己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个信念。但到后来，他们总是拿自己的信念来欺负老百姓的信念。因此，遇到问题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总是跟老百姓对立，还总是说老百姓嗜血。问题出在老百姓身上吗？不是，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问题是你说话要能让老百姓信服，要能让老百姓接受。
有些死刑是不是可以不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在有些案例中，罪犯是独生子女，在判处死刑的时候就要慎重。虽然我们讲罪责自负原则，但在许多情况下，对罪犯的处置会波及其他人，尤其是他的家人。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按照统计数据，平均一个家庭孩子的数量大概在1.6到1.8之间，西部可能稍微高一些，沿海地区要低一些。如果孩子因为犯罪被处死，就等于他们断子绝孙了。在中国的社会传统意识里，这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孩子犯罪，他们的父母可能并没有什么过错，是无辜者，他们的利益也应当得到法律的关怀。假如说在父母五十岁以上的时候犯了罪必须处死，他父母也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了，他们就没什么希望了，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从另一个角度讲，受害人虽然失去了亲人，但是法律是支持他的、社会和民众都是支持他的，他们也无愧于社会，还是能够继续好好生活下去的。而罪犯的父母就不同了，他们不但老来丧子，而且要背负着社会的谴责生活，这对老人来说是很残酷的。所以我认为，从存留养亲的角度考虑，有些“该死”的情况下，法律上可以不杀。当然，必须要有限制性的条件，在几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杀的，比如叛国、既遂的恐怖犯罪、既遂的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等等。而且，要防止这种规则被有权势的人利用，所以在一审的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而在死刑复核的时候由父母请求考虑。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在当代实际上也有，比如对怀孕的妇女，判了死刑都要缓刑，甚至已经生了孩子正在哺乳的妇女，也很少执行死刑。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比便罪罚殃及无辜，孩子就是无辜的，生下来就没有父母，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残酷的。父母也是一样，一对五六十岁的老人，如果孩子因为犯罪被处死，就没有任何指望了，但他们可能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煎熬，甚至可能会自杀，尤其是母亲。
《上海国资》：近两年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网络上对某个案件的讨论往往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司法。您认为“民意”能否干预司法呢？
朱苏力：对民意必须要有区分，尤其是网络民意，我认为不是真实的民意。上过网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在网络上，你的声音必须要极端才会有听众，才能得到别人的关注，你不极端就没人理你。所以整个网络上的舆论表达是比较倾向于极端化的，比较激烈，因此不能太当真。还要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是，许多研究发现，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愤怒。福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危险个人”的问题。法国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无缘无故的杀人的现象，乃至杀死自己的孩子。大家就觉得这样的人是残忍的，是冷血动物，因此就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也就是杀人狂。也就是说，在我们对一个东西不理解而又必须找到一个理由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付诸道德审判，会说这个人是个坏人。中国法学界在死刑存废问题上没有平等地、公道地、有道理地同民众进行交流，不能说服老百姓，加上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的存在、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原因，老百姓对官二代、富二代犯罪表现得非常敏感。把这些东西都带进对个案的讨论里面去，个案中的人往往会成为替死鬼。而法学家应当尽可能地摒除这些东西的影响，基于个案的具体的真实情况来进行分析。
至于说民意能否干预司法，我不同意民意干预司法，但法律必须建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共识的基础上。道德共识在哪里呢？就隐藏在民意中间。因此，法学家和司法应当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舆论中看到真实的民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民意和今天的民意已经有所变化，而且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所以法学家和司法要在辨别民意的同时去凝聚民意、塑造民意。比如说，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好几个子女，杀一个就杀一个，但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你杀一个整个家庭就会崩溃，这样的情况就需要考虑进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法官要去辨别民意、尊重民意，去重新塑造民意，而不要很轻易地把网络民意当成民意，网络民意往往是极端的民意挟持了真正的、广大的民意。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少数法学家挟持了大多数法学家。其实绝大多数法学家虽然也会讲要尽量少杀，而且未来是要废除死刑的，但他未必真正考虑清楚了。还有一个是政治正确的问题。像我这样公开讲永远不能废除死刑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法学家还是会想，国外都有那么多国家废除了，又有那么多人在呼吁，你要是不同意，你怎么在法学界待下去呢？特别是少数法学家在“刘涌案”、“重庆打黑”这样的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会想，这些法学家、法律人怎么都是替这样的人在讲话？而且，像龚刚模这样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挣几百万，许多老百姓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我们也挣不了这么多钱。所以老百姓会怀疑你的动机，会问你你是在为谁讲话。
所以我讲，要辨别民意，不能被少数人挟持了，因为表达出来的总是少数，沉默的总是大多数。
《上海国资》：这几年公共空间里关于司法问题的讨论往往很激烈，最后成了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的政治化，也即成为一个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领域，而不是在法律、法学的范畴之内谈论问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贺卫方所说的“民意的狂欢”？
朱苏力：法律有技术性的东西，但其实本质上还是政治。我们讲法治法治，就是要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不就是政治吗？只不过法治是用一套技术化、程序化、规范化、规则化的东西去治理国家而已。所以法律本身必定是要有政治考量的，也包括民意，都要考虑在内。但我们长期是把法律包装成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总是说老百姓讲的是实质正义，通过伪装成程序正义来实现自己的实质正义，包括废除死刑、让某个人不死，都是这样。刚开始老百姓可能会相信你这一套，但时间长了，老百姓就会发现，你这一套也是实质正义。比如李庄案，你伪装成程序、证据，攻击检察机关是不是刑讯逼供了等等，但是你光讲程序，正义过吗？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你用自己的不诚实来攻击别人偶尔的一些差错，这样行吗？所以说，法律本身是有政治问题在里面的，但法律人不应该也不能去操弄政治，去欺骗老百姓。
《上海国资》：出现了这些问题，是不是说我们的法学教育存在问题呢？
朱苏力：法学院的学生里面主张废除死刑的比例肯定要比社会上高很多。大学生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社会经验比较缺乏，也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因此他们容易觉得法律就应该怜悯，却不懂得法律在很多情况下也必须残忍。他觉得这样才是善良的。他们没做过父母亲，也不理解仇恨和怜悯是一个人的两面，做了父母亲才会懂得，父母亲往往会因为对自己的孩子的爱，而去仇恨伤害自己孩子的人和事。他以为让这个世界充满爱就一切都好了，这是中国法学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爱必定是歧视性、排他性的。比如说你爱自己的爱人，那么不是你自己的爱人的人，你就没那么爱；你爱这个国家，就不爱其他国家。所以，如果你爱所有人，也就等于你谁都不爱。也就是孔子讲的，爱有差等。奥威尔分析甘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虽然他口头上爱所有人，要当圣人，对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情感，这实际上就是谁都不爱。仅仅把怜悯、仁慈、人道理解为法律的精神，这是法学教育的一个问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学院的学生都比较年轻，没有社会经验。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大学生始终是把自己当做精英的，不能分享社会上的普通人的情感，不能分享父母的情感，他们太相信老师和书，而不相信老百姓，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我以前在给北大法学院的毕业生致辞的时候讲过，中国的大学生上大学的时候才十七八岁，从小是被父母宠爱，上学了老师又告诉他们，你们是天之骄子，是国家的未来，知识会改变命运等等，总觉得他们应该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主张废除死刑，但等他们到社会上工作、生活以后，就会变得跟普通人差不多了，也比较理性地去看问题。
原载《上海国资》2011年第七期。
花上。
估计都没人跟他一桌吃饭
杀人案死刑等本质就是站在受害人这面进行控诉，结果这脑残的居然是法律要考虑罪犯？
这老小子自己家孙子孙女弄死一个看他还给死刑还是啥啥，md这这种掉渣的老货在台面，咱朝廷越来越无能。
朱苏力的态度在法学界已经是很西西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