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萝北战斗的前前后后（1）戴、蔡和入新疆抗联战士的命运 -- 路人癸

仔细想想，这些白俄命也挺苦的

很多老俄沦落为小偷、妓女、盗贼、土匪，许多在中国混不下去就死在中国了……还有在中国军阀混战中丢掉性命的……

为张大帅可是立下了决定性的功劳。

剿匪部队遇上几个老白额，然后这几个白俄问他们谢军长的事情。

敢情这几个老白额对外界的认识在1937-1939年左右，不知道这种现代版桃花源有几个民国范儿的会去享受。

这几个白俄生活在大山林子里头，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人，挖人参换盐，拿兽皮换粮食。

也有混的好的，哈尔滨的消防队长是当年TG点名留用的，还有一些大饭店的厨子也是点名留下的。

白俄混的比较好的时候是抗战，中国人吃橡子面，白俄可以吃面包，只要国籍不是中国，拿中国户口的俄国人一样吃橡子面。

有位抗联烈士的遗孀就是这样，就是不改国籍，拿着中国户口在哈尔滨带着好几个孩子苦熬。抗战胜利后，李兆麟一直找他们，到死也没找着，冯仲云接着找，终于找着了。

这位抗联烈士要算资历还真不好算，人家入苏共的时候，共产党还没在南湖上开会呢。

可能秋林或者马迭尔都留下了不少白俄吧……

跑题了，回到抗联来。

虽然苏联不仅把祁致中、赵尚志和戴鸿斌三个抗联军长关了起来，还把500名骑兵送到了新疆。不过，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这个决策简直昏头到了家——他们没想到，日苏关系很快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38年6月13日，由于担心被清洗，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就是克格勃的前身）远东地区负责人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Генрих Самойлович Люшков/Genrikh Samoilovich Lyushkov，军衔“国家安全三级政委”，相当于当时的军级，后来的中将 ）越境叛逃伪满洲国。

柳什科夫。他是苏联当时叛逃的最高级别的内务官员。到伪满洲国后曾经参与策划了对斯大林的刺杀，后来和谢苗诺夫一块在大连对苏联的报道进行分析，日本投降后死于大连，应是日本人所为。此人的等级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来——揍日本人的时候集团军司令朱可夫是军级，同时期的另一个集团军司令科涅夫也是，在布柳赫尔之后接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施特恩依然只是军级……

6月28日，苏联将在远东红军进行了改组，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基础上组建了远东方面军，司令员为布柳赫尔元帅。后来依次为施特恩[军级，后晋升上将]和阿帕纳先科[上将，后晋升大将]，并在7月在远东组建了红旗第一、二集团军（不过8月31日远东方面军再次被撤销，两个集团军为直属独立集团军，1940年7月才重新组建远东方面军）。——顺便补充一句，当时的红旗第二集团军的第一任司令是伊万·科涅夫（军级），他一直干到41年4月。

[关于科涅夫有个很让人费解的细节。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上）中，红旗第2集团军的条目中，关于司令科涅夫均军衔的介绍是：军级，1939年晋升为二级集团军级，1940年6月晋升为中将。问题是二级集团军级本身就相当于上将的级别，所以我很好奇究竟科涅夫是不是被降衔了？如果是，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1938年7月末8月初，日、苏两军在今中苏朝三国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即张鼓峰战斗，或称哈桑湖会战。日军（和伪满军）试图探测苏联实力，最终关东军战败，国境划分按照苏联方面的意愿决定。

1938年11月9日，“远东军魂”苏联元帅瓦·康·布柳赫尔以“日本特务”等罪名被秘密枪决。

1939年5月-9月，苏联和外蒙古军与日本和伪满洲国军在哈拉哈河发生冲突。这次苏联是派出了大杀器——驻蒙第一集团军军级司令格·康·朱可夫。至于结果，大家都懂得。不过考虑到科涅夫也在远东对付日本人，不得不说，关东军的待遇不低啊，都比得上小胡子了……

最后，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到此时，英法将德国战争矛头引向苏联的威胁暂时消除了，即使和日本动武，苏联也不大可能会出现两线作战的问题了。

一方面是远东地区的冲突加剧，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相对安定，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不得不更加重视对日工作。因此，曾经被他们堪称烫手山芋的抗联这时在此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毕竟，没有人能比得过这些一直在深山老林里和小鬼子作战的партизан（Partizan,游击队）。1938年9月，苏联方面致信周保中，邀请其赴苏解决问题，只是信没有及时送到。

1939年4月15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共同签署了一份命令，明确要求要远东红军“在中国游击队领导请求的情况下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方面的援助以及领导他们的工作。”此外，这份命令在明确说要把苏联方面组建的“小组自由派回满洲，同时接收进入苏联国界的游击队员小组和部分通信员。”为此，远东的NVKD应“把……350名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审查的中国游击队员交给第一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把被扣留的中国游击队领导人赵尚志和戴鸿斌（原文为戴宏彬）交给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

（《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援助的命令》，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17卷）》。后面我会把这篇档案的全文贴出来。不过说老实话，总体来看，这方面的苏联档案资料仍然偏少，而且几乎没有早于1939年的资料。）

至此，被羁押的中国抗联领导人终于获释。（有资料还说，赵尚志等领导人还和科涅夫举行了会晤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073/7/a3b97.html）6月底，苏联将一百多抗联战士派回中国东北，赵尚志被任命为抗联总司令。抗联和苏联的关系也基本建立起来。而当1939年9月冯仲云到达伯力后，红军对他的热情也明显高了很多。而在1940年秋冬季节，抗联在反“讨伐”的战斗中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苏联境内的南北（或称А、В，分别来自俄语“阿穆尔”（黑龙江）和“伏罗希洛夫”（双城子，现称乌苏里斯克）的首字母）两个野营就成为从国内撤出来的抗联战士的落脚之处。

有了苏联的支持，似乎事情就一帆风顺了吧？未必。

为了充[原书为“允”]分利用中国满洲的游击队运动和使它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允许第一、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游击队领导请求的情况下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方面的援助以及领导他们的工作，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

请从扣留的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满洲进行侦查活动并向游击队运动提供帮助。

只允许军事委员会插手有关游击队的工作。

责成内务人民委员不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滨海边疆局局长和赤塔局局长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审查和挑选从满洲方面过来的和被拘留的游击队员，把他们交给军事委员会以做侦查工作并把他们派回满洲。

上述军区各边防军首长要协助军事委员会把军事委员组建的小组自由派回满洲，同时接收进入苏联国界的游击队小组和部分通信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局长格维希阿尼应把现正滞留于滨海边疆区曼佐夫卡车站的350名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审查的中国游击队员交给第一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尼基绍夫应把被扣留的中国游击队领导人赵尚志和戴鸿斌[原书作“戴宏彬”]交给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以作上述目的之用。

[原注“该命令以第7770号密电于1939年4月16日发送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滨海边疆局局长和赤塔局局长以及上述三个军区的边防军司令。]

黄河故人:【原创】你以为当皇军的鹰犬容易啊

囧，看过不记得了……

均出自《苏联历史档案汇编》（17卷）

1、尼基绍夫关于抓获一批日本间谍－恐怖分子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1939年8月22日）

今年7月，一批日本间谍在第63边防总队地域偷越国境时被我擒获：特罗菲莫夫·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1912年生，有太自治州人，1933年逃亡满洲；罗加奇·伊万·叶菲莫维奇，1914年生，哈尔滨人；希任·列昂尼德·阿列克谢耶维奇，布拉戈维申斯克人，1916年生，其双亲1919年侨居哈尔滨，希任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三人都供认，今年4月他们被哈尔滨日本军事使团招募为破坏小组成员，被派往我领土的任务是：进行反对施泰恩[原注：施泰恩，时任第一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员]司令员的恐怖活动，组织颠覆军列等等。在抓捕时，从一恐怖分子身上搜出纳甘手枪一把和子弹若干发、步枪两支和子弹120发。该小组领导人特罗菲莫夫交代了他被告知的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秘密接头的三个地点。审问在继续进行中，目的是弄清他们所知道的在苏联的所有日本间谍。

[关于原注的注释：施泰恩，即施特恩，格里戈利·米哈伊洛维奇，他当时还兼任了远东方面军参谋长。]

2、尼基绍夫关于对日本特工部门开展反侦察工作情况的通报（摘要）

（不晚于1939年8月27日）

第3-150127号

根据谍报机关和对日本侦查员案件的调查得知，日本人加强了它侦查和反侦查机关（日本军事使团、宪兵处和警察队）的工作，积极向我方领土派遣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

最近3个月以来，我们从我边防总队揭露出20多名重要的日本间谍，其中一些人受过专门训练。他们被派遣到我方是带有重要的破坏恐怖任务的。

哈尔滨、佳木斯和瑷珲市的日本军事使团主要从事反对我们的侦查工作，最近补充了日本人和经过考验的俄国白匪。

由警察改编的“国家边境警察队”还招募间谍向我方派遣，警察队里的日本军事使团的代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从我们得到的宪兵局给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看，宪兵局及其下属机构将工作重点从侦查转向了反侦察，其中包括破获我在满洲领土上的侦查网。

上述举措表明。日本人正加紧反对我们的工作。

尽管如此，州内务局和边防总队，无论在侦查方面，还是反侦察方面，尤其是在后一方面，至今仍未采取有力措施。实际上，这一工作尚处在初始阶段，而且进展非常迟缓，行动不够果断。

在日本侦查机关向我方派遣大量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瑷珲市，居住着不少为日本人服务和从事情报工作的白侨（卡尔波夫——原白匪军官，纳马科诺夫——白匪、富农分子，阿穆尔州比比科沃镇人，等等），而他们在阿穆尔州的亲属和有密切联系的人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登记，也未被用来做积极的工作。

在犹太自治州，除白侨的亲属和其他有联系的人外，还住着不少外国人，他们也是日本和其他外国侦查机关的基础，但是对于这些外国人至今尚未进行全面等级，也未做谍报方面的工作。

所以，毫不奇怪，在审理日本和其他外国侦查机关向我方派遣的奸细、特务、破坏-恐怖小组案件方面，今天我们未破获一起重大的间谍案。

[原注：该通报发给阿穆尔州和犹太自治州内务局、内务侦查处处长、哈巴罗夫斯克边防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反侦察局局长。]

正如之前发生的一样，苏联支持抗联的前提条件是——有利于苏联自身的利益。因此，抗联和苏联的合作始终是磕磕绊绊。

首先是关于抗联的领导权问题。早在1940年3月19日的第一次伯力会议期间，苏联方面的王新林就要求将抗联和中共党组织分开的建议，遭到了周保中等人的坚决反对。经过磋商，确定苏联的指导只是临时采取的必要措施，并愿意替抗联党组织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联系。

（注：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驻军的负责人。这里王新林是瓦西里的音译，后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抗联和苏联远东联系人的固定称呼；至于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由于这时远东方面军尚未恢复，又和两个红旗独立集团军首长的名字都对不上，因此暂时还没有发掘出来究竟是谁……）

在第一次伯力会议后，12月，抗联在伯力又召开了第二次伯力会议。这时抗联斗争形势已经比较危险，急切希望接通和中共的联系。因此，当抗联领导人得到通知说会议会有中共代表参加的时候，周保中、李兆麟、赵尚志、冯仲云、金日成、金策等都提前来到了伯力。但是等人到齐了，苏联人却说：中共代表不能来了。反过来，王新林又开始劝抗联接受联共的领导的事情。对此，李兆麟、周保中向王新林声明，“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游记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中国东北共产党组织，必须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意义，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双方就这个问题争了一个多月，甚至到了拍桌子骂人的地步。最后以王新林被调走，中国方面获得胜利而告终。

这还没完。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跳跃》，这一条约对正在苏联境内训练并等着打回国内的抗联队伍来说又是一件气愤的事情——由于这一条约的签订，苏联又一次出于避免苏日冲突的原因拒绝在苏联的抗联大部队回国作战。为此，周保中于5月10日致信王新林，对这一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驱逐日寇出东北是抗联的历史使命。不过他也表示，为顾全大局，尊重苏方意见，暂时不把主力派回东北，但是不能停派，应当继续派遣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争。此后，金日成、季青都曾分别带领小股部队返回东北战斗。

等到苏德战争爆发后，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两线作战的危险，苏联又重新开始重视抗联了。为此，苏联开始对抗联进行整编。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大将分别任命周保中和李兆麟为中国教导旅旅长和政治委员。8月1日，教导旅（也称国际旅，即红军88旅。这个旅除了抗联和苏联军官，还有后来越境投诚的伪满军、苏联招募的在俄华人和当地乌达根等少数民族）组建工作完成。同时，由于南北野营的党组织和吉东、北满省委同时存在的情况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因此，抗联部队的中共党组织被进行了改组。1942年9月13日，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正式成立。

约瑟夫·罗季奥诺维奇·阿帕纳先科大将（41年），卫国战争中曾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在远东拥有绝对权威。1943年6月，不甘寂寞积极要求参展的阿帕纳先科终于获准来到苏德战场，成为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副司令员（司令员瓦图京）。老骑兵出身的阿帕纳先科倒是非常乐于下基层部队学习，但是悲剧的是仅仅2个月后他就在德军的空袭中被炸成重伤后阵亡。可能他是卫国战争中红军最悲剧的将领了。——顺便说一句，他的一把手瓦图京也是没有活到胜利就阵亡的悲剧大将。

就这样，抗联的剩余部队虽然长期留在苏联境内，但是仍然保持了其中共领导下的部队的相对独立地位。不过，抗联的归国还是遥遥无期，要等到1945年，等到希特勒倒台、等到苏联准备对日宣战，这时抗联才能再次打回东北……

　　当时苏联的重点是在西面，东面在中日问题上算中立国，中立国对进入本国的交战双方的武装人员都得缴械扣押，上海四百壮士进入租界一样被缴械扣押。

　　当然中立国也是有倾向性的，对倾向的一方人员扣押后受到的待遇较好。

　　即使不是作战方的外国武装人员进入本国也得缴械扣押。